始自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逐渐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扩展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外延,反思并重新认识自身的意义,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世界越来越向着多样化、个体性、动态化发展,人们的空间行为决策、选择的差异与个性越来越明显,空间与行为的交互越来越强,为行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论文通过梳理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基础,提出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内涵外延,并指出行为地理学已经呈现出面向动态人地关系、面向个体生活质量及面向社会可持续发展3个前沿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行为地理学面临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的挑战进行讨论,并展望行为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以期为中国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启示。
行为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因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对人地关系的深入阐释而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发展。但是,目前缺少关于行为地理学学科框架的系统界定,对于行为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独特性和学科分工的讨论尚不够深入,这既不利于人文地理学其他子学科的研究者正确认识行为地理学研究的价值,也不利于行为地理学者之间凝聚共识、构建学术共同体。恰逢中国行为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之际,论文尝试进一步厘清行为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定位,在回应当前行为地理学面临的一些学科属性和理论路径选择方面的困惑的基础上,指出行为地理学的一些拓展路径。行为地理学兼具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的定位,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了理解人地关系的个体视角、主观视角和过程视角;未来行为地理学应该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立足尺度理论推动微观尺度研究与宏观尺度研究的对话整合,进一步拓展对行为的心理机制解释和相关因果机制的检验,并立足中国的地理背景加强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应用价值。期待更多学者积极投身行为地理学研究之中,共同推动中国行为地理学的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以来,人文地理学研究开启了微观个体视角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备典型微观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的行为地理学研究。然而,当前研究对微观人地关系的探索仍然存在不足,理论上呈现宏观和微观尺度割裂的态势,已经成为限制微观人地关系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的主要障碍。因此,论文在总结当今行为地理学方法论进展的基础上,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梳理了区域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不同理论思潮下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比宏观和微观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的差异,认为行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具有探索微观人地关系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可通过建立与其他研究范式的接口,立足人地关系研究微观化的基本内涵和目标,重构微观研究的人地观与方法论,并搭建从微观到宏观的跨尺度研究范式,以期为行为地理学和微观人地关系的发展给予启示。
行为地理学围绕空间与行为间的关系这一学科核心,不断完善理论基础、深化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议题,逐渐走向多元化和社会化,发展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相应的成果也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论文首先对行为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的跨学科基础进行梳理,进而从城市规划与设计、移动性规划与管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治理3个方面阐述行为地理学与不同学科相结合的应用,试图探讨行为主义思想对于地理学和相邻学科产生的影响,厘清围绕行为地理学开展应用研究的学科交叉脉络,进一步推进行为地理学的跨学科发展,探索未来的研究与应用方向。
全生态综合世界观和人地互动过程与复杂性的系统研究是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也是行为地理学关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构建的关键问题。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是新时间地理学的最新发展。论文围绕企划—活动系统及其变化、企划交织下的活动系统与社会互动、企划实现过程中活动的地方秩序构建等3个方面对时间地理学理论发展和研究前沿进行综述,系统梳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出行、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学、康复医疗与健康、资源能源利用等领域的跨学科应用。未来呼吁更多学者关注时间地理学,积极开展跨学科应用和时间地理学创新应用的国际比较研究,将时间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创新并发展中国城市研究的行为范式,丰富和完善中国城市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为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时间地理核密度估计是经典核密度估计(KDE)基于时间地理的一种扩展,主要是将标准核函数的定义域扩展至时间地理的时空可达域,以通过增强定义域在时空方面的物理意义来避免非零密度被分配到可达域之外的问题。时空可达域包括时空碟和由时空碟复合而成的潜在路径区域(PPA)。这2类可达域用作核函数的定义域能解决上述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基于时空碟构建的核函数能叠加成PPA上的概率密度,但敏感于时空碟的时间点。而基于PPA构建的核函数相较于理想布朗桥模型缺乏双峰特性,且也不能生成时空碟上的概率密度函数。因此,时间地理与KDE相结合的研究还处于应用前的理论探索阶段,论文的目标就是对这一进程进行梳理并引出未来的发展趋势。论文围绕时空轨迹不确定性量化这一目标,首先回顾了时间地理与核密度估计的不同功用,然后对两者相融合的意义、框架和模式进行了阐述。最后,认为时间地理的可达域代替核密度估计的定义域是改进时空轨迹不确定性测度的重要手段,但距离目标的落地还有一定的距离。
认知地图作为人对人地关系复杂系统进行抽象化和秩序化的内在表征,是个体空间行为决策、空间认知与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也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论文通过CiteSpace文献学分析方法并结合经典文献回顾,从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认知地图1948—2020年共70余年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研究认为,认知地图在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认知空间与城市意象、空间扭曲与空间偏好、空间知识与决策行为等方面丰富了地理学内涵。近期与地理学有关的认知地图跨学科研究出现3大转向：大数据时代重新定义认知空间与城市意象的数字转向,以特定群体或事件的空间偏好为切入点的情感转向,以第一人称视角解译空间知识与决策行为的神经转向。最后指出认知地图空间分析的地理学在跨学科融合发展中的角色与应用前景。
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化浪潮正在剧烈地改变城市经济、社会与空间系统,日常生活中也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数字化行为。尽管以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为基础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对这些新现象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但仍然有较大潜力发展出新的框架与方法。论文在时空间行为研究制约的基础上,引入环境可供性以及动态交互等理论,从信息、主体及发生场景等维度分析了数字社会下时空间行为逻辑的重构过程,归纳了动态供给下的决策信息增强、他方为我背景下的主体增强以及行为发生的时空增强等机制。面向数字社会下人类时空间的变化,研究认为需要降低行为研究颗粒度,分析时空行为情境的动态性,探索支持时空间行为实现的场景设计,关注社会资源的时空间可获得性,提高数字社会下时空间行为的响应性。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对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而时间地理学及时应对了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向。论文梳理了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基本特征,包括破碎化、多任务与时空替代等方面。相关实证研究试图回答ICTs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日常生活,但是忽略了对其内在机制的阐释。时间地理学应对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最新研究包括理论扩展与可视化及分析工具发展等方面,这为理解与刻画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有效工具。研究发现,首先,经典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可扩展应用于虚拟空间中的行为。时空间去耦合是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内在机制。其次,基于GIS开发了物质—虚拟混合空间行为的可视化和测度方法。最后,新时间地理学对日常活动复杂情境的分析直观揭示了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时空去耦合机制与破碎化、多任务、时空替代等基本特征,并提出前后台活动、ICT介导的活动束、ICT介导的秩序口袋等理解移动ICTs影响下日常活动转型的创新概念。最后,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提出以实虚活动系统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研究框架,并从数字生活、智慧社会和安全城市等方面讨论未来研究议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社会空间分析、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比较研究等,形成了基于空间和基于人群的2种研究范式。但关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仍然缺乏对空间与行为互动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有效论证,迫切需要从地理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时空间行为入手,厘清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论文梳理了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式与测度方法,重点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阐述了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构建时空间和行为互动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为消除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障碍、建构多尺度社会融合路径、建设更为包容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持。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迅速发展,高铁站可达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问题。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论文首先系统揭示了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然后通过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高铁站可达性指标,并选取2010—2017年全国地级市数据,基于邻近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开展了高铁站可达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分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层面,高铁站可达性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② 区域层面,高铁站可达性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对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则不明显;③ 时间维度,分2010—2014、2010—2015、2010—2016、2010—2017年几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2017年的空间溢出效应开始减弱。优化新增高铁站区域布局、统筹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缩小的重要途径。
为了揭示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对应急响应服务功能的影响,论文基于高精度城市洪涝模型(FloodMap)和增强型两步移动搜寻法(E2SFCA),对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下上海市中心城区消防服务可达性进行精细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 百年一遇暴雨内涝情景下,内涝最严重时积水深度超过50 cm的淹没范围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态势,淹没总面积约1.5 km2,可导致471条路段(约占路网全长5.11%)通行受阻。② 上海市中心城区消防服务可达性的空间差异比较显著,大体呈现出由黄浦江两岸向西北和东南方向递减态势,但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并不明显。③ 与正常天气条件相比,暴雨内涝情景下不可达单元(250 m×250 m)数量显著增多,夜间低峰、早高峰、白天平峰和晚高峰时段分别增加36.32%、35.89%、39.07%和32.01%;从暴雨内涝的过程(全程120 min)上看,在雨峰后半段((30, 45] min)不可达单元数量最多,消防服务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程度最大。④ 消防服务可达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值聚集区(“高—高”型)主要位于黄浦江两岸以及浦西边缘地区,低值聚集区(“低—低”型)主要位于西北和西南区域,这2类聚集区呈“团块状”分布,而“高—低”型和“低—高”型集聚均不显著。⑤ 研究区内消防服务可达性与需求的空间失配现象(“低需求—高可达”或“高需求—低可达”)较为明显,而暴雨内涝会加剧空间失配问题。研究结果可为提升城市洪涝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服务的精细化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复杂的开放人地地域系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论文以2000—2020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源,构建一套定量分析与定性认知相结合的文献分析判读体系,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概念内涵、研究主题、技术方法等方面综述城市复杂性研究成果并开展讨论。过去20 a来,中国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逐渐从单尺度的格局、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向于多尺度下复杂交互过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城市设施网络、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经济活动以及城市空间治理4个主要主题,在数据方法上逐步转向于空间技术及社会计算支持下的全景式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撑的多维场景化分析。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周期信息采集能力,加深对城市生态经济体系的综合测度及监控,增强跨区域发展机制影响下的城市流空间研究。
从地理学视角理解干旱传播时空维概念内涵,沿着“概念界定—特征量化—过程描述”这条主线全面揭示干旱传播特征、模式与机制及其研究现状,对于深刻理解干旱发展始终全过程中干旱演变过程与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首先从地理学时空完备性进行干旱传播概念界定;分析干旱传播的时空两维特征并归纳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探究干旱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归纳出基于“特征—过程—机制”的干旱传播研究框架与展望。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并综述表明,干旱传播具有时空维概念与特征,其主要受下垫面因素(水系特征)、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土地利用行为)控制。目前,干旱传播主要集中于干旱传播时间维度上的滞后性特征及传播概率研究,在探索其空间维度特征、演绎干旱传播过程并揭示其驱动机制方面尚有不足。揭示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至社会经济干旱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机制和规律是干旱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制定高效的御旱抗旱措施的首要前提,从地理学视角揭示干旱传播概念内涵并探究其特征与过程机制应是干旱研究的题中要义。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集合体,系统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直接关乎系统运行,稳定有序的系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保障。论文在充分解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各要素作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寻求共性指标、政策文本分析寻求个性指标,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表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强度,同时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予以检验并因地施策提出其产业振兴路径。结果表明：从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的空间表征呈“圈层”分异;从夯实产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振兴人才培育体系、产业升级增效3个层面提出了推动重庆市产业振兴的路径。
宅基地再利用类型的选择受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论文以天津市静海区为例,构建基于“村—地”耦合视角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村庄特征、宅基地利用特征等测度模型,选取静海区56个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从村庄特征和宅基地利用特征2个方面分类判定村庄宅基地再利用类型,为乡村空间治理提供思路。研究发现：① 村庄特征识别为产业主导型、资源主导型和均衡发展型3类;② 宅基地利用特征以村庄为单位识别为单功能主导型和多功能主导型宅基地2类;③ 基于“村—地”特征构建关系函数将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识别为多元主体类、要素流动类和特色资源类3类。研究认为,利用多源数据基于“村—地”特征对宅基地再利用类型进行识别和选择是有效途径,可为宅基地再利用提供指导。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② 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③ 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沿海地区极易受到极端降雨和高潮位引发的复合洪涝灾害影响。研究风暴增水和累积降雨同时发生的概率,设计雨潮联合分布函数,对提升沿海城市防洪除涝应对措施的有效性、减少城市复合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1979—2014年中国沿海逐日最大风暴增水和邻近雨量站日累积降雨数据作为统计样本,采用Copula函数构建雨潮联合概率模型,并利用Kolmogorov-Smirnov检验、赤池信息准则、贝叶斯信息准则评价雨潮联合分布拟合优度,优选中国沿海雨潮联合概率分布函数模型。基于此模型,定量化设计中国沿海雨潮复合灾害情景。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中国沿海雨潮复合灾害频次呈现明显的“两头多中间少”格局,其中,广东西部沿海、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山东及辽宁沿海频次相对较高;在50年一遇联合重现期下,北部湾、海南岛北部、浙江沿海、渤海湾部分沿海表现为极端降雨和较高的风暴增水,雨潮遭遇的复合灾害事件十分值得关注。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沿海地区雨潮复合灾害的时空变化规律,并为复合灾害情景预测提供了定量化评估方案。
城市内涝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之一,深入剖析其影响因素并进行风险评估对内涝防治具有重要意义。以往研究表明,城市内涝是由自然因素(如地形)和人为因素(如土地利用)共同引起的。在土地利用方面,相关学者主要关注二维空间因素对内涝的影响,较少顾及土地利用的三维建筑格局。此外,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尽管已有学者利用随机森林、神经网络等模型对内涝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然而传统方法在负样本(不发生内涝的地点)的选取上存在不确定性。为解决这2点不足,论文引入最大熵(MAXENT)模型,以深圳市为研究案例,通过MAXENT剖析各潜在影响因子与内涝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影响内涝风险的主导环境因子为不透水面比例、绿地比例、人口密度、暴雨峰值雨量、地表起伏度。而对内涝发生有重要影响的三维因子为容积率、建筑形状系数、平均高度。通过MAXENT评估的内涝风险结果可知,深圳潜在高风险区的面积约为491 km²,占市域面积的24.58%,主要位于龙华区、南山区、龙岗区北部、光明区、福田区。进一步对潜在高风险区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过往并不存在内涝点的南山区北部、福田区西部、罗湖区中部等部分区域风险概率出现高—高集聚现象,表明上述地区的内涝风险会受到周围地区的正向影响,因此在内涝的监测与防治中应当重点关注高风险地区以实现更精准的防控。由于内涝风险评估是城市灾害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论文提出的相关建议不仅可作为防灾减灾的重要参考依据,还能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优化提供新思路。
科学判断一个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质疑,国内学者从国别比较等视角出发论证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缺乏从全球尺度分类视角的回应。论文基于多面体法、洛伦兹曲线分类法等方法,从经济、社会、环境、治理等方面构建经济体的多维发展水平分类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将全球190个经济体划分成发达经济体Ⅰ~Ⅲ型、发展中经济体Ⅰ~Ⅴ型和过渡型经济体共9种类型,并探讨了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发展水平特征、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分类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研究发现：① 不同类型经济体在经济、社会、环境、治理等分维度发展水平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性。② 发达经济体各维度发展水平排名普遍较高,总体呈现“并驾齐驱”特征;过渡型经济体在很多维度的发展指标与发达经济体Ⅲ型接近,多数经济体处于逐渐向发达经济体过渡的发展阶段;发展中经济体在分维度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③ 中国属于发展中经济体Ⅰ型类别,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在第64位,在139个发展中经济体中排在第13位。④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多维发展水平排序、各维度发展水平差异等方面具备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特征。该研究洛伦兹曲线分类法等方法的应用可丰富区域发展分类理论,相关结论可为回击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提供借鉴。
陆海统筹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针对陆海统筹核心区域——海岸带地区开展协调发展水平评价对推动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陆域和海域2个维度构建海岸带复合系统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利用耦合协调度、信息熵和有序度模型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并探析海岸带开发对温州市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陆域和海域子系统的发展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陆域子系统的高值区集中于温州主城区,低值区集中于温州中南部;陆域和海域子系统内部协调发展程度逐步上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海岸带复合系统耦合度接近甚至达到1,趋于良性共振耦合状态,耦合协调度也不断提升,达到良好协调状态。② 2010—2018年间海岸带复合系统信息熵逐步下降,有序度不断上升,协调发展趋势良好。③ 海岸带开发对海岸带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为提高陆海能源资源运输与利用能力、改变陆海生态环境、促进陆海产业集聚和加强子系统关联、推动陆海社会文化发展4个方面。
随着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的不断增加,海归就业难的情况引发了一系列公共讨论,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论文借助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场域、共知、惯习、资本等作为概念工具,基于33位硕士归国人员与73位雇主的访谈资料,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了留学归国人员的求职困境。结果表明,留学归国人员和雇主分别处于国际教育场域和本土就业场域。国际教育场域以西方机构发布的全球院校排名为主要表征,根植于西方为主导的全球高等教育等级体系。因而留学人员往往认为留学获取的资本在本土就业场域具有可转换性,有利于个人及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upward social mobility)。而雇主的招聘实践受到本土就业场域内一系列本地化规制的影响,近年来对海外资本的需求和认可度逐渐降低,更加重视本地化文化资本和植根于本地场域的具身体验。论文的分析兼顾本土地方实际、全球教育结构以及个人能动性,为留学归国人员和雇主之间关于海外资本价值的非对称认知与相关实践提供了理论解释,揭示了资本在社会流动性、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地方动态转换过程,并强调移民语境下的资本、共知、惯习等具有明显的地方根植性特征。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①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②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③ 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机动交通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日益严峻,道路网络作为影响区域交通流与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的关键因素,对区域交通事故的数量、类型和空间分布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从道路布局形式与几何拓扑特征2个方面归纳总结城市道路网络特征对交通事故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梳理道路网络与交通出行行为的关系分析其对交通事故的潜在影响。研究指出,格网型、平行曲线型、回路尽端型等道路网络布局形式以及中心性、连通性等道路网络拓扑指标,对交通事故的类型、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和空间尺度效应;合理的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街区密度等道路网络几何特征对于提升交通安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运用复杂网络理论刻画道路网络的结构、功能等特征,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的基础上,从交通出行行为视角深入分析复杂道路网络对交通事故的作用机制与非线性影响,同时考虑道路网络特征与建成环境的潜在交互作用。
当前,学界对生态屏障概念尚未达成共识,对其科学内涵、基本属性以及识别体系的研究不够深入;由于缺乏理论指导,生态屏障建设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生态屏障建设的机制有待完善。为此,论文对生态屏障的内涵、识别体系和建设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厘清了生态屏障的科学内涵,总结了生态屏障建设的经验与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研究指出,生态屏障具有地域和功能的双重内涵,表现为特定的空间区位、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和防护对象,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具备公共产品属性。在生态屏障建设中,首先需要基于生态屏障的地理区位、主导功能、生态胁迫及不同尺度科学识别生态屏障及其范围;其次,应当尊重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和自然规律、推进生态屏障建设跨区域协作;最后,推进生态屏障建设系统治理,统筹生态屏障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流派,也深刻影响了其他学科领域。大卫·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奠基之作。由于该书理论性强,涉及很多大而复杂的问题,因而也很难解读。哈维试图从整体视角理解和剖析城市(化)问题,创新了“社会进程—空间形式”的理论。通过比较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论,得出理论的本质在于方法和哲学的综合,空间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正义的本质取决于社会进程的运行,城市化的本质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结论。该书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知识地基,开辟了城市研究的批判路径,开拓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长点。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密切关注不平衡的城市化,提出新发展阶段的“城市总问题”,坚持和强化思想研究,通过对不同经典理论的症候阅读,围绕时代问题大胆进行理论革命。
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首位目标，厘清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理与成效，可为乡村扶贫开发提供新视角、新路径。论文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探究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机理，并集成多源数据与多元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作用路径与影响的异质性进行了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存在直接与间接双重路径。三维贫困标准下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对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减缓边际效应为67.5%，且减贫效应稳健。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群体差异，因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受教育水平与贫困类型不同而呈分异特征，对深度贫困群体和低受教育水平贫困群体的减贫效应相对较小，对收入贫困、就业贫困、健康贫困与生活贫困均具减缓效应。需要科学识别农村普惠金融与贫困群体/地区的耦合过程，实现普惠金融的差异化供给及其与农村教育的深入关联以提升农村普惠金融减贫的深度、广度与可持续性。
帮扶措施不仅是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更是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客观要求。论文构建了帮扶措施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框架，利用入户调查数据，在辨明帮扶措施及生计策略选择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陇南山区有59.84%的脱贫户享受了多元帮扶措施，其中，享受最多的多元帮扶措施为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扶贫，享受最多的单一帮扶措施为生态补偿扶贫；② 陇南山区脱贫户的生计策略以务工主导型为主，呈农业特色化、非农化和多样化的特点；③ 陇南山区脱贫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整体呈中等水平，其中，川坝河谷区农户、老年农户和低生计资本禀赋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路径依赖性较强，且帮扶措施对其有调节作用；④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区位条件对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产业扶贫和电商扶贫对农户的特色务农型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生态补偿扶贫和就业扶贫对农户的非农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政策建议。
区域紧凑作为紧凑城市理念在更大空间尺度的扩展，指通过城市间有效的相互作用，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地理空间模式。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为实证对象，基于高铁和城际大巴2种交通出行方式构建区域耦合网络，选取最短出行时间和出行路径评估城市间作用关系的紧凑程度，从全局网络复杂性、核心—边缘结构演化、局部模体结构等层面系统考察长三角地区紧凑性的演化特征。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城市紧凑性在全局层面存在明显的分异特征，随着时间推移，紧凑性分布的不均衡现象逐步突出，空间上的集聚特征趋于显著；局部层面上，紧凑性处于从集聚向均衡的成长阶段，稳定状态下易形成低成本的局部高聚类特征，就城市个体而言，由局部结构涌现的角色类别表现出多样性选择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论文将紧凑性与出行网络有机衔接，从关系视角为区域紧凑性探索提供了有益尝试。
分析黄河流域交通供给水平特征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适配性，对交通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交通供需适配性具有重要参考。论文基于黄河流域现状综合交通运输与经济社会基础数据，分析了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分异特征，并探讨了交通与县域发展质量的空间适配性。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有待提升，在人口与GDP方面呈现一定错配特征；高优势度县域集中分布在济南—郑州—西安—兰州通道沿线。黄河流域交通供给均衡性水平高于经济社会差异；样带交通优势度呈现陇海—兰新“一”字型样带>“几”字湾样带>南北纵向“1”字型样带的分布态势，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城镇化、经济基础是影响黄河流域县域交通优势度的主要因素。“几”字湾样带和南北纵向“1”字型样带还受到高程、坡度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流域40.05%的县域处于初级适配状态，38.78%的县域为交通劣势型，集中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沟壑区和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亟需提升交通设施对该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与保障能力。
干旱绿洲农业区生态环境脆弱，开展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能为该区国土空间优化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论文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采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移动窗口法、生态贡献率及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干旱绿洲农业区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及分异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0—2020年生产和生活空间持续扩张、生态空间总体减少，结构从“单一农业空间增加”向“转换类型多元化”转变，功能由“生态转生产为主”向“生产与生活、生态与生产多功能相互转换”演变。② 1990—2020年土地利用转型生态环境效应总体为正，耕地面积占比较大的村镇质量指数相对较高；其他生态空间向林草水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型的生态正效应最大，林草水生态空间向其他生态、农业生产空间转型的生态负效应最大，2010—2020年农业生产空间过度扩张挤压林草水生态空间引起的生态环境负效应正在显现。③ 人口密度、地均GDP和植被覆盖度是生态环境质量分异的关键因子，降水量、土地开发强度、耕地面积占比和地均水资源量是核心因子；因子交互作用使农业生产空间增加和林草水生态空间压缩权衡博弈产生自适应稳态机制，从而形成了总体偏低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村镇在面对干扰冲击时的自组织、适应性和转型能力不同，导致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方式不同，进而塑造了村镇分异的生态环境质量格局。
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的双重影响使人类社会面临的极端高温风险日益加剧，给城市人口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科学评估城市热环境下人口暴露风险已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领域。论文基于ECOSTRESS地表温度数据和手机信令数据，以西安市为例，在城市地表温度和人口时空变化分析基础上，构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评价模型，揭示精细化时空尺度上的人口暴露风险时空格局及其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夏季一天内的地表温度呈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昼夜地表温度差异较大，白天平均温度为35.5 ℃，夜间平均温度为21.5 ℃，白天地表温度空间分布相比夜间具有更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且日内所有时刻均存在不同强度的城市热岛效应，热岛分布的变化表现出从聚集状态向离散状态再过渡至聚集状态的特征。② 西安市人口分布呈单中心结构，73.6%的人口都分布在三环以内，且沿中轴线集中的现象显著，昼夜人口形成了“白天向心、夜间离心”的分布特征。③ 人口暴露的中、高与极高风险区主要呈散点式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域，且86.6%的极高风险区位于三环以内，而无风险和低风险区主要集中连片分布在城市外围。④ 导致昼夜人口暴露风险差异的不同主导类型面积占比依次为温度主导型(37.9%)>共同主导型(31.5%)>人口主导型(30.6%)。研究可为城市人口暴露风险区域的识别及制定针对性的适应性策略提供参考。
居留意愿被认为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大城市不断增加的住房负担，日益成为制约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和行为的关键因素。鉴于既有研究中关于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考虑的不足，论文以上海为例，基于2012年和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并探讨住房负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房租收入比增加对于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特别是低教育程度和低技术职业群体更加敏感；② 房价/房租的快速增长加重流动人口的住房负担，增加其实际居留难度，流动人口“想留不能留”将可能迫使其产生居留意愿的改变；③ 城市住房负担持续增加率先对较低劳动技能群体产生“驱离”效应，而压力进一步加剧则将导致更多流动人口迁出或被迫降低生活质量。建议城市政府为流动人口尽量提供更具包容性、可支付和多元化的住房。
可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下，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人的研究范式的时空可达性测度方法受到学者关注，成为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论文通过刻画整日潜在活动空间对个体的时空可达性进行测度，并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基于2017年居民活动日志一手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利用路网分析、二次开发等方法，对个体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潜在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其次以弹性时间、整日潜在活动空间面积和可达设施密度为测度指标，利用GIS三维可视化、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时空可达性的特征及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分异；最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区位因素、时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居民的时空可达性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分异，其中远郊居民面临着更强的时空制约和更大的空间困境；区位因素和时间因素是影响居民时空可达性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是时空可达性的测度方法在郊区中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时空可达性的动态特征和个体间差异，为设施的时空优化配置和郊区新城建设中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实证依据。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