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重塑创新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创新主体跨城合作关系视角出发,运用时序指数随机图模型(tempora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TERGM)探究中国城际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的内生结构、城市创新禀赋及多维边界效应对网络演化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时空演变特征上,创新网络呈现“东密西疏”、以五大城市群为端点的“钻石型”结构,网络核心节点多为城市群经济及科技中心;网络链接模式由长距离主导转变为兼顾邻近扩散的小范围团体式创新;网络在不同区域、城市群及省份间存在群派林立的现象。影响机制中,内生结构的择优链接效应阻碍网络成长,闭合及中介效应促进网络演化,网络具有路径依赖性;城市创新禀赋的扩张效应与同异配效应驱动网络演化;城际关系变量显示,地理距离和行政边界显著阻碍网络演化。研究从地理维度可视化了数字技术创新要素的虚拟聚集实况,并兼顾网络内生结构对数字技术创新网络进行驱动机制分析,为实现创新空间虚拟集聚与地理集聚的宏观融合布局提供了实证支撑。
中国耕地非粮化现象日趋严峻,全面把握耕地非粮化演变规律及其形成机制,对于加强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耕地非粮化的内涵和测度方法丰富多样,但测算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论文采用荟萃分析方法对207篇有效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揭示了2000—2021年中国耕地非粮化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非粮作物面积占比法、复种指数法和秋粮面积法的使用频次较高、范围广泛,在全国、区域及省际尺度上具有可比性,可作为耕地非粮化测度方法的优选。② 研究期内中国耕地非粮化率总体稳定在30.0%左右,并呈小幅度波动下降;九大农业区中,东北平原区、黄淮海平原区和黄土高原区耕地非粮化率低于30.0%且相对稳定,华南区耕地非粮化率高于50.0%且涨幅较大,其他地区处于30.0%~50.0%区间且基本上增长了10.0%~20.0%,北方粮食作物种植制度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低于南方地区;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到主销区的耕地非粮化率和增幅均逐渐提升,省际层面的耕地非粮化呈现集聚式递增和阶段性分化的动态过程。③ 中国耕地非粮化受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活动和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共性和差异性因子的基础性、双向性、推动性和调控性等作用,形成耕地非粮化的本底、催化、增强和阻滞等驱动效应。论文支持和补充了已有研究的观点,为深入开展耕地非粮化影响效应分析提供了数据参考,也为科学推进耕地非粮化治理提出了优化对策。
培育并引导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论文将新质生产力纳入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后,基于2010—2022年中国东北地区2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基准回归模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 新质生产力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显著,且这种效应表现出地域差异性、发展阶段差异性和结构异质性特征;② 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优化资源要素配置等多重渠道,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了坚实基础,其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明显;③ 新质生产力对邻近区域资源型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在学理上厘清新质生产力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理论关联,从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视角丰富新质生产力的可持续评估框架,还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指导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为协调新质生产力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任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揭示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影响的异质性,为协调流域城镇化与低碳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对实现“双碳”目标和城市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长时序夜间灯光和LandScan人口数据对城市蔓延程度进行测度,并结合2004—2021年黄河流域9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黄河流域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及空间效应,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碳排放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碳排放总量虽逐年增长,但增速逐渐放缓。② 城市蔓延不仅显著增加本地碳排放,而且会拉动邻近城市的碳排放。③ 城市蔓延扩大工业企业数量及其规模、延长居民通勤距离、增加家庭能源消费等,进而使得碳排放增加。④ 时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呈增加趋势,且存在均一化—差异化—均一化的动态演变特征;空间异质性上,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以正相关为主,影响系数呈“中游高、上下游低”的分布特征。从空间演变上看,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整体呈逐渐增加态势。城市蔓延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明显的时空分异格局,其影响强度随时间演变和空间区位而变化。建议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规划,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碳减排目标的实现。
企业区位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基于注册地址判断企业(总部)地理位置和所属地区的主流做法使得大量学术研究中的数据和结论失真。论文基于真实总部和注册地址分别开展北京市2023年A股上市公司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部与注册地址跨市分离和市内跨区分离的公司数量较多,总部地大多比注册地更加发达,因为前者主要受经济类因子影响,后者容易被欠发达地区的低税率等政策所吸引;② 基于注册地址判断北京市及其各区的上市公司结果存在明显误差,区级误差程度显著高于市级误差程度,样本误差程度显著高于数量误差程度,其中朝阳区的误差最严重;③ 与实际情况相比,使用注册地址研究北京市上市公司的空间相关性出现相反结果,集聚程度被显著低估,空间分布形态、走向和圆心发生明显偏移,而影响因素分析中的自变量系数及其他参数也误差明显,不少数值甚至正负相反。因此,研究认为有关实证研究的数据和结论存疑,特别是与企业地理位置直接相关的区位理论研究。
伴随轨道交通站域由交通过境功能向城市服务功能转型,关注其建成环境与空间活力关系具有较强现实意义。论文以广州中心四区地铁站为例,基于细分站域单元明确空间活力分布特征,依托拓展“节点—场所”理论优化建成环境变量体系,采用极限梯度提升模型(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XGBoost)与SHAP解释模型测度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表明:① 站域空间活力水平整体呈低活力围绕高活力的空间分布,高活力站域单元呈组团式散点分布且多集中在站点核心圈层。② 场所维度变量影响多强于联系维度与节点维度。消费类POI密度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最为明显,且与多变量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③ 站点缓冲区内,各建成环境变量对站域空间活力影响异质性明显,多数站域单元建成环境对站域空间活力的维系作用有限。研究旨在为提升站域空间活力及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和建议。
中国海外园区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探究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一区多园”开发模式驱动机理与效益水平,有助于揭示贸易型海外园区具体运作机制,为未来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论文首先识别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对中匈双边贸易的贡献水平,同时构建园区“一区多园”模式框架,梳理“多园”间及“多园”与周边区域联动耦合机制,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园区近年投入产出效率进行评价分析。研究发现:① 2017—2023年园区贸易额占中匈贸易总额比重的波动性显著,中匈贸易商品结构较为集中;② “一区多园”模式下,中资产品进入园区后,物流园将货物分拨至匈牙利乃至欧洲各国,商品交易展示中心则以商展响应欧洲商民需求反馈,推动形成中国品牌溢出效应,“多园”间分别以商贸驱动、物流分拨与服务保障环节互动耦合;③ 2017—2023年园区综合效益与规模效益逐年波动明显,技术效益则普遍较高。据此,论文提出调整投入产出结构,规避经济、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数据安全水平等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研究结论对完善海外园区“一区多园”类型研究以及“一区多园”模式推广应用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推进同邻国的跨境铁路设施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邻国的地缘战略却导致跨境铁路合作屡遭挫折。已有研究多以同一理论框架解释不同国家的地缘战略,不利于明晰跨境铁路在不同国家呈现差异化状态的原因。论文根据国家政权特征,提出一个对冲理论、双层博弈论和地缘破碎带理论并列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通过案例分析分类探究邻国地缘战略对跨境铁路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基于对冲理论,邻国在安全威胁与经济利益间的权衡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哈萨克斯坦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维持中立对冲,老挝加强与中国的积极对冲以缓解越南影响,中哈铁路和中老铁路顺利通车。中越铁路则受越南“竹式外交”的影响,反复摇摆,进展曲折。② 基于双层博弈论,政治精英在国内、国际两个层级的博弈影响跨境铁路建设。尽管中国积极地推进合作,中吉乌铁路、中巴铁路、中尼铁路和中泰铁路均受到受援国国内政权更迭频繁和外部大国干预的影响,进展缓慢。③ 基于地缘破碎带理论,邻国的不统一且不稳定状态导致跨境铁路项目被搁置。随着缅甸的破碎化态势加剧,中缅铁路缅甸段建设处于停滞状态。据此提出政策建议,对积极和中立对冲的国家应加大援助力度并引导中立对冲的国家向积极对冲转变,对消极对冲的国家在加强“软联通”过程中应防范其战略回摆;适用双层博弈论分析的国家,建议加强其国内深耕以谋求共识并做好防控地缘风险的准备;适用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的国家,应优先“以经济稳政治”来谋共识并适时采取安保措施保障跨境铁路安全。研究结果可为推动中国与邻国的跨境铁路合作提供经验参考。
跨流域调水工程是缓解区域水资源短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一过程也改变了受水区生态系统的碳汇效益,因此合理制定碳生态补偿标准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管理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能值理论和InVEST模型,选取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受水区济南市为研究对象,结合2005—2020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水资源数据及碳密度数据,定量分析跨流域调水对受水区碳储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碳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跨流域调水背景下绘制受水区的能量系统图,计算得济南市2020年能值/货币比率为8.57×1011 seJ/$,基于能值理论得南水北调工程实施下济南市碳储能值价值增加0.174亿元;② 基于CA-Markov和InVEST模型对济南市自然增长情景和调水情景下的碳储量变化进行模拟和核算,结合碳固持价值、通货膨胀率和市场贴现率,计算得济南市得益于南水北调工程的碳储价值为1.04亿元;③ 建议南水北调实施下受水区济南市的碳生态补偿标准为0.174亿元至1.04亿元之间。跨流域调水受水区碳生态补偿核算方法的研究有助于推动生态补偿多样化实现,促进水源区和受水区生态经济的协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