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要素及旅游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规模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彰显于旅游作为一种“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实践进程。论文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层面系统梳理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① 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学科发展环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塑造着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呈现方式以及知识生产主体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② 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面临着内外部的双重自主性困境，外部自主性困境表现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地位不相称、发展优势与议题优势不相称、学术霸权实践等层面；内部自主性困境表现在旅游地理学学科建制边缘化、研究成果碎片化、理论滞后于实践等层面；③ 以学科问题意识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旅游发展实践、以学术创新意识框定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取向、以话语对话意识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自主叙事体系，是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突破自主性困境的有益方向。

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现有研究多采用回归分析识别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其主要关注单变量的净效应，难以揭示多条件交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路径，同时也缺乏中美贸易摩擦等新时代背景下的探讨。论文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道国多维距离、市场潜力与要素禀赋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① 贸易摩擦前识别出4条路径，而贸易摩擦发生后识别出3条路径，中美贸易摩擦发生前后的区位选择路径存在差异。② 贸易摩擦发生前创新水平最为重要，而贸易摩擦发生后，市场规模和自然资源成为重要因素。政治距离和市场开放的重要性上升，而创新水平与经济自由的作用有所弱化。③ 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及政治距离对资本密集型OFDI的影响更强，而技术密集型OFDI主要受到自然资源和经济自由的影响。该研究既弥补了传统研究未能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中国OFDI区位选择路径的理论空白，也为新时期中国高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光刻机是半导体制造的核心设备，在科技革命与经济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论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7—2022年光刻机贸易数据，结合网络结构分析方法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讨了全球光刻机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网络整体结构层面，研究期全球光刻机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呈现出密度、连通性与平均度先降后升、聚类系数持续上升以及平均距离与网络直径缩短的演化特征。② 网络个体结构层面，贸易在进出口环节高度集中于少数核心经济体，并呈现进口多元化、出口次核心扩展的趋势，其中中国崛起为最大进口方，荷兰和日本的出口主导性增强，而美国出口影响力有所减弱。③ 网络空间组织上，全球光刻机贸易联系呈现“北强南弱”、空间重心持续东移、区域内贸易联系显著增强的空间特征。同时，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由美国单极主导向“中美双极”并立演变，半核心层与核心层之间的贸易联系增强，但外围联系较为稀疏。④ 在驱动因素上，网络受内生结构、节点属性和关系属性的共同驱动，呈现出互惠性、路径依赖性和“马太效应”。信息与通信技术水平、创新产出和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促进进口与出口，而研发投入主要促进出口；地理、语言和制度邻近性具有促进作用，“瓦森纳安排”则显著抑制其发展。整体上，驱动因素由“能力驱动”逐渐转向“结构驱动”，内生结构效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研究不仅为理解全球光刻机贸易格局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在光刻机领域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创新空间对推动地区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论文基于沿海地区2019—2023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专利数据，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两个维度对“小巨人”企业的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刻画其空间和行业分布特征，并揭示不同城市“小巨人”企业创新发展的类型特点。研究表明：① “小巨人”企业的创新数量不断增长，其创新空间呈非均衡性特征，主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城市群为集聚核心。创新数量同时具有明显的行业集中性，主要以机械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主。② “小巨人”企业创新质量不断上升，创新空间较为均衡；不同行业的创新质量呈上升态势，但存在较大差异。③ 沿海各城市“小巨人”企业的创新发展可分为低数量—低质量、低数量—高质量、高数量—低质量和高数量—高质量4个类别，各类型城市的主导产业也存在差异。研究认为，沿海地区“小巨人”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数量集聚、质量均衡、行业分化”的特征，不同城市应结合自身类型，以“小巨人”企业为抓手，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及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性使得资源型城市在面对内外冲击与干扰时呈现异常的敏感与脆弱，科学测度资源型城市的经济韧性水平并识别障碍因素是提升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思维、新途径。论文基于2010—2022年110个资源型城市相关数据，构建“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转型与发展能力”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的时序变化、空间格局及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实现了由0.0679至0.1249的稳步提升，呈现“再生型>成熟型>成长型>衰退型”的特征，但成长型城市的增速处于领先位置，存在“追赶效应”。② 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水平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呈现“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不断上升而东北地区则出现升降反复的异常；热点区域分布于以徐州、济宁等为中心的黄淮海地区，冷点区域则由西南、西北地区向东北地区转移。③ 系统层方面，抵抗与恢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是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指标层方面，居民财富积累不足、需求拉动疲软、财政政策欠科学及产业结构刚性约束是制约经济韧性的重要因子。研究可为提升资源型城市经济韧性以及制定韧性发展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人海经济系统韧性是检验海洋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论文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核心引入社会生态系统韧性思维，界定环境敏感力、适应循环力、变化转型力三重属性韧性结构加以潜力、连通度、韧性维度的适应循环机制构建评估框架，应用熵权TOPSIS法、适应循环判别模型、空间联系引力模型分析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适应循环与韧性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12—2022年，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适应循环“潜力—连通度—韧性”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分布差异性趋同；② 2012—2022年，环渤海地区处于适应性循环中的开发阶段与保护阶段，处于正向循环，其中南部山东省城市带由开发阶段r向保护阶段k演进；③ 环渤海地区人海经济系统韧性时空上呈现平稳增强与集中分布的特点，空间联系上逐步形成多区域发展网络结构模式，以中、南部城市格局联系加强趋向整体化。研究可为沿海城市海洋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案例支撑。

产业协同集聚有助于绿色创新，形成1+1>2的效果。但是，关联产业之间可能存在体量不均衡、发展不同步等问题，使得产业协同关系具有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是否影响产业协同对绿色创新的积极作用?论文提出非对称协同集聚将导致其创新效应具有偏向性、非线性、联动性，并以2000—2022年长三角污染和环保产业发展为例，将环保和污染产业协同集聚类比于捕食者—猎物关系，引入刻画捕食者—猎物系统的Lotka-Volterra模型识别协同集聚的非对称性，构建计量模型检验非对称性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80%地市的污染和环保产业发展存在协同关系，以污染产业塑造的市场拉力拉动环保产业发展为主，同时有7个地市的环保产业能够反向促进污染产业发展。② 非对称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具有偏向性。环保产业发展促进了长三角的绿色创新，与污染产业的协同关系能够放大其积极作用。污染产业不直接促进绿色创新，而是通过与环保产业协同集聚，逐步提升其促进绿色创新的能力。③ 非对称协同集聚的创新效应具有非线性和联动性。在市场拉力作用下，虽然两个产业错位发展，但最后在绿色创新上形成合力。在技术推力作用下，产业发展虽然相互促进，但随着市场需求变化，环保产业在绿色创新中的作用将逐步下降。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村全面振兴的主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等方法，剖析了2012—2022年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地域分异规律、协调演变特征与互动响应关系。结果表明：① 吉林省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整体呈现出梯度发展与区域分化。由于对资源禀赋和政策导向的路径依赖，最终形成了农业现代化水平“西强东弱”与农村现代化水平“东高西低”的梯度空间格局。② 二者耦合协调度总体偏低，2018年后在政策推动下有所提升，农村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东部地区普遍优于中西部传统农区。空间上表现出协同低速增长特征，且区域联动性较差，存在较强的空间整合性和转移惰性。③ 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发展均具有一定的自我强化作用和惯性，且存在双向非线性互动响应关系，农村现代化对农业现代化推动作用显著而短暂，农业现代化对农村现代化影响较小却相对持久。最后，立足区域特征，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吉林省及其他粮食主产区制定科学的农业政策和农村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全球化和信息化强化了城市间的联系，个体城市的网络节点位置是其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表征。顺应消费社会发展趋势提出的舒适物理论为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其对城市网络结构演化的影响尚未得到关注。基于流空间和地方空间的互动理论，论文首先提出舒适物影响城市信息网络节点位置的“差异性感知—注意力吸引”机制；然后利用2012—2019年的百度城市搜索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城市信息网络的演化进行分析；最后从自然生态环境、物质环境、文娱环境和社会环境4个维度构建地方舒适物评价指标，并构建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① 2012—2019年间，城市网络结构从北京、上海“双中心”格局发展为“多核心并存”，成都、西安、重庆等城市的网络节点入度中心度表现突出；② 舒适物水平对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演化有显著促进作用；③ 这一作用具有区域和规模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城市更易通过舒适物建设提升城市网络地位，小规模的城市则更多依赖舒适物的自然和文娱环境维度提升网络地位。研究结果为地方空间影响城市网络结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支持，也为今后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地方空间价值、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分析冰雪旅游地演化规律是推动中国冰雪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论文以河北省崇礼区为例，基于Butler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结合四参数Logistic模型与障碍度模型，系统探讨了冰雪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崇礼冰雪旅游地生命周期可分为4个阶段，1996—2005年为起步探索期，2005—2015年为快速扩张期，2015—2022年为冬奥强驱期，2022年至今为高质量发展期，预计2030年后可能进入停滞期。② 不同障碍因子在不同阶段动态塑造了冰雪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的影响机制：起步探索与快速扩张期，民间开发与地方政策为主要驱动力，基础设施薄弱与资源供给不足为障碍因素；冬奥强驱期，服务与资源水平显著提升，制约因素转向设施容量与路径锁定问题；高质量发展期后，产业结构锁定与对冰雪产业的路径依赖问题凸显，制约多元化转型进程。③ 根据实证结果，为冰雪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期提出“建设综合性国际冰雪旅游目的地，推动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构建全季的旅游产品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建设内培外引的人才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地数字化转型与治理”等建议。

旅游地业态网络演化反映区域协调发展的动态特征，对其核心问题研究成为推动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论文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路径依赖理论和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复杂适应性—路径”研究分析框架。通过整合多源异构数据与多学科理论方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旅游地业态网络构建方法。引入路径依赖度和路径突破度指标，量化分析业态网络演化的路径特征。在此基础上，以井冈山市为例，深入揭示其2012—2022年旅游地业态网络演化特征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旅游地主体业态影响力突出，形成以“吃住行游购娱”等主体业态为主导、其他关联业态协同发展的网络格局；② 业态间的联系强度具有差异，业态网络呈高比例弱连接结构；③ 业态网络呈现“核心—次核心—外围”结构，层级结构持续动态优化；④ 业态网络演化路径特征由“路径依赖”向“路径依赖与突破并存”变化；⑤ 旅游地业态网络演化机制复杂，受到原始动力、创新动力、外部牵引力、外部调控力、内生动力与外部阻力共同影响。旅游地业态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案例借鉴。

频发的极端气温事件给县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从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概念—韧性出发，解析二者间的影响关系更是县域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为此，论文基于2010—2023年湖北省79个县(市、区)的面板数据，在考察极端气温对县域社会生态韧性的直接与间接效应基础上，探讨了多维城镇化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① 以综合指数衡量的极端气温对县域社会生态韧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县域社会生态韧性变化存在“时间惯性”。以气温箱度量的气温变化与县域社会生态韧性总体呈非对称“U”型关系，即在基准区间16~20 ℃两侧，县域社会生态韧性下降的幅度随气温与基准区间差距的增加而变大，在相同气温波动情形下，低温冲击引致的县域社会生态韧性下降幅度更大。② 不同维度城镇化速度下极端气温对县域社会生态韧性影响强度不同，城镇化的经济与社会属性相较于人口与空间属性有助于挤压极端气温的胁迫作用。③ 劳动生产率、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在极端气温抑制县域社会生态韧性提升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着部分中介、调节和单一门槛效应。研究所提供的极端气温影响县域社会生态韧性的经验证据，可为政府积极响应突发性扰动，强化系统韧性以保障县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近年来，极端天气渐趋常态化，严重影响城市居民日常出行。探究极端天气下城市居民出行韧性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城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韧性发展。然而，当前关于出行韧性的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十分缺乏。论文以厦门岛为例，利用出租车出行大数据和可解释机器学习方法(LightGBM建模结合SHAP解释)，考察极端降水事件中居民出行韧性及其与建成环境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极端降水导致居民日出行量减少约14.4%，居民出行对极端降水的响应具有时间滞后性，同时出行韧性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② 土地利用多样性对出行韧性的影响幅度最高，所有建成环境变量均与居民出行韧性非线性相关，且不同建成环境变量之间形成交互效应。最后，基于建成环境要素对出行韧性的影响幅度、影响区间和影响组合，提出了气候适应性环境优化精准规划策略。

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功能体系的核心要素，其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影响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与社会公平。传统粗放式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已无法满足居民日益多元化和高标准的需求，供需矛盾凸显。论文以南京市主城区为案例，聚焦“15 min生活圈”理念，采用核密度分析、网络分析及区位—配置(location-allocation，L-A)模型，从空间分布、覆盖水平及供需适配性三个维度，系统评估南京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并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① 南京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呈现显著的中心集聚与边缘扩散并存格局，医疗与教育设施多核心集聚，文体设施高度集中于中心区，养老设施则边缘化分散；② 覆盖水平存在梯度差异与普惠性缺口，边缘区域尤为不足，形成服务盲区；③ 供需适配性差异明显，中心超载与边缘短缺问题并存，设施配置两极分化；④ 基于L-A最小化设施模型优化后的配置布局显著增强了南京市主城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能力与服务效能。研究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升供给质量与公平性提供了科学依据，有效支撑了15 min生活圈理念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实践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