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的时代和不稳定的生活开始浮现，不稳定性(precarity)作为一个概念在近20年迅速成为西方人文地理学备受关注的话题。论文首先基于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阐释了不稳定性在劳动状况、本体论经验和阶层范畴三个层面的基本内涵，进而梳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关于不稳定性的研究脉络，发现不稳定性的地理学研究具有显著的批判主义思维，聚焦关注结构化的不稳定性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在这一环境下的响应，并形成了两条研究主线：一是研究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状况的不稳定性，关注不稳定劳动就业产生的结构化机制与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的能动性；二是研究作为人类生命本体论经验的不稳定性，关注宏观地缘政治和日常城市生活政治产生的不稳定性对居民的影响及引发的政治后果。最后，提出可结合新兴经济、经济新常态、国际政治形势和弹性资本积累等时代背景开展中国语境下的不稳定性地理学研究。综述有助于促进国内人文地理进入不稳定性研究领域，为认识不稳定性带来的社会风险和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好研究准备。

人才和科技创新是新时代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论文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系统研究2010年和2020年间中国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影响的空间非平稳格局。研究发现：① 人力资本与城市创新的地理分布存在高度的空间耦合特征，集中分布在东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强省会城市以及区域中心城市，且在研究期内二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变化较小。② 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但边际影响下降。人口规模、收入水平、金融环境、环境状况、对外贸易等因素也对城市创新产生一定的影响。③ 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平稳关系，2010年人力资本对创新的边际影响热点区集中在东部三大城市群，但在2020年退化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④ 收入水平与对外贸易变量在人力资本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体现出空间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将为新时代推动创新驱动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引才创新政策提供借鉴。

作为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支撑，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不仅为减碳、零碳和负碳的实现提供技术路径，还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发挥着推进作用。论文采用中国城市层面的绿色低碳发明专利授权量时空数据，运用空间分析、Dagum基尼系数、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揭示了2002—2020年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多维机制及其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无论是专利授权量还是城市参与度，化石能源降碳技术一直主导着中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发展。②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沿海集中分布态势；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异程度减弱，全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的非均衡发展受东、中、西地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③ 中国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在减碳领域蓬勃发展，非资源型城市的创新发展状况良好，以减碳Ⅰ型的东部非资源型城市最为典型。④ 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减碳、零碳、负碳三大降碳类型城市层面，人才储备、经费投入、FDI、经济规模、空气质量和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都是提升本地和周边城市绿色低碳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变量，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本地和周边城市具有明显的约束作用。研究结论可为中国高质量实现“双碳”目标和助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理论基础。

企业是区域创新的主体，厘清高新技术企业区位特征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规律，是制定区域创新政策、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前提。论文基于2010年和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数据，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规模城市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模型，揭示了城市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区位选择间的关联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总体呈现向大城市集聚的分布特征，东部地区以超特大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区域性集聚为主，而中西部地区则主要表现为省会城市的极化分布；② 城市规模通过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影响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市场潜力越大、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优势越明显，但这种优势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除此之外，城市规模对高新技术企业集聚的正向影响还会因地区而异，东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受市场力量的影响更大，而政府力量则对中西部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揭示城市规模与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关联机制提供理论补充，为优化城市产业布局与区域创新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并为促进城市规模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大量研究探讨了贸易部门扩张的就业效应，但对收缩城市就业乘数的研究相对缺乏。论文使用2003—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统计数据，以贸易部门衰退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计算其就业乘数及差异性。研究表明：① 收缩城市就业乘数小于扩张城市；② 收缩城市就业乘数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当城市人口规模为101万~125万时，就业乘数达到最大，意味着此类收缩城市就业流失速度最快；③ 与主流经济韧性文献结论不同的是，收缩城市的生产复杂度越高或者在收缩过程中复杂度提升，就业流失越快；④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使得距其较近的城市具有对岗位流失更高的抵御能力，当距离中心城市达到201~300 km时，就业乘数最高。同时，东部地区收缩城市就业乘数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小。研究结论可为收缩城市研究提供统一的分析机制和规划依据，同时对收缩城市长期内生衰退过程中的就业动态演变分析丰富了经济韧性研究。

科学认识经济转型换挡期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异速增长关系，对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与旅游强国意义重大。论文构建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异速增长关系视阈，采用Super-EBM模型、异速增长关系模型和随机森林回归算法等方法，剖析2011—2021年中国省域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的异速增长关系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在2011—2019年均呈现波动提升态势，但其后有所下降，分别形成东部引领与中部凸起的空间格局；其中文化产业效率均值更大、波动更小。② 纵向异速增长标度系数呈现“下降—上升”波动变化，形成了文化产业效率增长强型异速关系。横向异速增长在前后阶段均以负异速类型为主，文化产业效率增长强型与文旅产业效率有所收缩省域分别集中分布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③ 文化与旅游产业效率异速增长受内外源因素共同驱动，其中内源因素贡献率得到提升，尤其是资源禀赋与劳动供给；外源因素中的政府调控在前后期都维持高贡献率，交通设施贡献率得到大幅提升。内外源因素对异速增长存在非线性效应，基本在波动后趋向平稳。研究可为理解文旅系统内在逻辑与演化差异、促进文旅提质增效与深度融合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撑。

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发展到高级化阶段的产物，空间属性是其最突出的特征，而现有研究中较少关注到突破行政边界的空间要素检验问题。针对这一不足，论文以北京市高技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微观企业位置信息，引入DO指数、双变量映射、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构建“识别筛选—水平测度—因素分析”的综合方法体系，以期实现产业协同集聚现象的量化与可视化，并得到地形、距离、交通和政策4个空间要素在城市内部的作用程度和内在机制。结果表明：① 经过识别筛选，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在“产业关联—空间互动”二维体系中位于第一象限，即产业关联强且空间互动度高，适合做进一步研究；② 水平测度结果中，呈现较高水平的协同集聚主要分布于城市中心地区，在外围区域呈现小规模的组团分布，在城市内部出现了小幅度的“蛙跳”现象；③ 影响要素探测中，交通要素的影响力为0.2450，发挥着主导作用；距离要素次之，为0.1372；地形与政策要素较弱，分别仅为0.0541和0.0955。同时，任意两个要素的交互影响都强于单一因子的作用，交通与距离要素之间的影响力为0.2828，交互作用最显著，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也反映了北京市产业向外疏解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实现了产业协同集聚研究由宏观地区视角向企业微观视角的转变，也为政策实施提供了定量化、科学化的依据。

尼泊尔是中国在南亚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深入解析尼泊尔对外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对强化中尼合作、打造中尼印经济走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01—2022年尼泊尔对外贸易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及面板回归模型对尼泊尔的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1—2022年尼泊尔对外贸易规模呈波动上升态势，总体经历了低速增长期、恢复发展期、波动发展期三个阶段。② 2009—2022年，尼泊尔进口商品结构均衡且稳定，以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导；而出口商品结构较单一，以资源密集的初级产品为主导。③ 从时空格局看，尼泊尔对外贸易高度依赖邻国印度，其贸易伙伴较为集中且主要为周边邻国和世界贸易大国；其进口格局由“周边集聚”向“南北均衡”转变，出口格局则由印度“单核心”转向印度—美国“双核心”。④ 从贸易流看，尼泊尔—印度是核心贸易流，除个别商品外，尼泊尔的主要进出口商品均主要流向和来自印度；其从重点进口国家的进口贸易流各有侧重但商品结构较为稳定，对重点出口国家的出口贸易流始终以纺织原料和产品为主。⑤ 从影响因素看，语言、组织、地理、政治倾向和贸易政策构成了多维邻近性体系的主导因素，而其他影响由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政治稳定水平所驱动。

在快速城镇化与活态遗产旅游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作为传承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地理单元，村落地域空间系统空心化态势日渐显著，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兼具的多维空间异化。基于此，论文以湖南省湘西侗族坪坦村为例，运用指标构建、质性研究及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构建了“空心化现状量化评估—空心化空间异变剖析—空心化形成机制探究”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坪坦村空心化的现状表征、空间异变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从空心化量化结果来看，坪坦村空心化呈现出传统建筑外观保护尚好、但人口空心化和建筑空心化问题依旧显著的特异性；同时，新村、商业街与传统村落的空心化程度存在微观地域分异特征。② 从空心化具体特征来看，坪坦村人口空间呈现出就业非农化和流动保守化的趋势，建筑空间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空间肌理破碎化和微观层面的住宅建筑低能化，文化空间则面临表征脱域化与传承断层化的挑战。③ 从空心化形成机制来看，坪坦村空心化是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局限空间共同催化以及外源性主体与内生性主体联合驱动下，呈现出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异化的复杂演变过程。研究旨在探索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心化特征与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以期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同类型微观地域空间的有效落地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活态存续。

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全球性的重要议题，通过挖掘乡村地方性来推进乡村地区发展是解决该问题的可行路径。由于政府管理体制的国际差异，中国乡村的地方性呈现出别样的景象。基层政府作为重要的权力主体，在乡村地方性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需要给予更多的学术关注。论文以河南省郏县姚庄乡为例，将文化地理学中的地方视角与社会学中的“结构—行动”范式相结合，旨在探讨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呈现方式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案例地的乡村地方性根植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区位特征以及饮食文化习惯，展现出与城市截然不同的景观风貌；② 案例地的乡村地方性是在基层政府主导下形成的，是权力主体基于特定权力关系对区域本性的不同维度进行选择的结果，也是“权力关系、行动主体、区域本性”三者不断互动的过程；③ 围绕基层政府形成的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结构要素，也是推动地方性形成的主导性力量。研究回应了Allan Pred的地方理论，构建了基层政府主导下中国乡村地方性的分析框架，强调基层政府在乡村“结构—行动—地方”的互动关系中及其地方性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节庆旅游强化了民族节庆的现代性建构。论文从现代性视角切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思路，采用田野调研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土家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特征与逻辑。研究表明：① 土家女儿会在旅游驱动下的文化重构模式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实践特征，可分为依托原生地的在地型、依托城市的异地型和流动型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恩施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也具有典型的异质性；② 民族节庆的三种文化重构模式经过现代行动者的利益赋予、吸纳联盟、行动动员等一系列过程，呈现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重构过程；③ 在地型、流动型和异地型三种文化重构模式也分别形成了以“祛”失范的生活延续、以“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以“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的现代性实践特征；④ 在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反思在内的现代性动力下，民族节庆的物理空间、节庆规则、节庆功能与意义等得到更新与重塑，且乡村与城市不同维度的文化重构逻辑存在差异。研究可为理解现代性与文化重构、传统与现代等关系，以及破解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承等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长久以来，囿于自然—社会的二元对立思想，水一直被认为是具有单一自然属性的一种资源，而忽略了水与社会之间多元动态复杂的互构关系，特别是对水嵌套的权力政治关系尚未明晰。论文借鉴政治生态学的思想，以有“三江汇流、湾区之源”之称的佛山江根村为案例地，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试图展演水—社会领域视角下乡村—水的关系变化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① 水不仅是村民生产生活所需，也是超越乡村社区尺度的政治水，还是协调保护与发展的生态水与旅游水；② 乡村—水关系的动态演变背后主要围绕信仰凝聚下村民主动领域化—政府主导下村民被动去领域化—政府和资本共同驱动下村民“被动的自主”再领域化这一逻辑来呈现；③ 乡村—水的关系的演变实际上是水所承载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主体—空间—权力—资源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剖析了嵌入城市的乡村水治理过程中不同主体的领域化策略，丰富了水—社会领域的研究情境；实践层面有利于促进提出更为公平合理的水治理、水补偿方案。

职住关系的空间异质性受建成环境的影响。为更加深入地理解建成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论文以合肥为例，基于人口普查、经济普查及地理空间大数据，在分析城市职住空间分布格局的基础上，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及其交互作用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合肥老城区人口向城市新区疏散，形成以老城区为中心、城市新区为次中心的居住多中心格局；② 高密度就业空间向城市新区扩展，老城区就业中心持续强化，形成老城—政务—高新就业中心聚集区，而滨湖新区由于其就业中心的“反磁力”不足，未能形成相抗衡的新“磁极”，合肥就业多中心格局尚不健全；③ POI密度、公交站点密度和距市中心的距离是影响职住空间关系最主要因素，建成环境因子之间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存在协同效应。研究结果可为从城市建成环境层面优化职住空间关系提供借鉴。

耕地细碎化是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景观细碎化或权属细碎化，无法全面评估细碎化现象。为构建科学的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系统评估案例区的耕地细碎化特征，论文选取贵州省剑河县白都村和七星关区大地村为研究区，基于无人机遥感影像与GIS技术，结合农户问卷调查，获取耕地的权属和空间信息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耕地细碎化程度。结果表明：① 选取的地块数、地块面积、地块形状指数、地块间距离、耕作距离等5个指标涵盖了地块空间形态和权属信息，相较于Simmons指数和Januszewski指数，更利于精确测定耕地细碎化程度。② 贵州山区耕地细碎化程度高，表现为地块小、形状不规整，农户经营地块多且破碎零散、不便耕作。③ 不同区域的耕地细碎化主导特征及程度差异显著，白都村关键主导特征为地块数与平均耕作距离，大地村为地块数与地块形状指数；白都村下白都寨细碎化程度高于上白都寨，大地村皂角寨细碎化程度高于其他6个自然寨。改进的测度模型可体现细碎化特征的区域差异，有助于因地制宜治理耕地细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