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是从个体到社区和城市必不可少的中间层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家庭视角的时空间行为，但更多将家庭的特征和分工作为背景和解释性因素，对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考虑得相对较少，尚未厘清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和效应，难以为家庭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生活空间的优化提供有效抓手。论文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聚焦家庭与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构建研究框架。首先，构建“时间—空间—社会”的研究框架，提炼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模式；其次，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深入揭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与效应；最后，以家庭生活质量提升为导向，提出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方案。研究旨在补充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家庭尺度，推进行为地理学研究转向个体间的互动；为生育、养老等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为社区生活圈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推进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走向“家庭友好”。

GRACE卫星反演的水储量信息为研究水循环过程提供了高精度数据，但如何把GRACE卫星水储量数据同化到现有分布式水文模型的径流模拟过程，已成为限制GRACE数据应用于水文模型、提高径流模拟精度的关键科学问题。论文在综述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归纳总结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的常用方法、现有数据同化方式的原理及优缺点，以及不同数据同化方式提高水文模型精度的程度。进而，总结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存在的难点问题，并展望可能的破解途径。梳理结果表明，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面临的难点问题包括水文模型精细的建模需求与GRACE数据粗糙时空分辨率的矛盾问题，以及水文模型单独模拟水储量分量与GRACE数据表示陆表总的水储量变化的矛盾问题；综合前人在不同流域的研究结果表明，通过GRACE水储量数据同化，水文模型水储量模拟值的均方根误差减少了约5%~40%，相关性系数提高了约10%~50%，但径流模拟精度的提高幅度比较有限，相关性系数提高了约2%~16%。研究结果将为推动GRACE卫星水储量数据同化的水文模型开发及应用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参考。

建成区用地是城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从城市科学的视角出发，将建成区域视为一种遵循一定自然规律的研究对象，分别使用传统的和等级重构的位序—规模分布模型分析其面积与人口规模分布，并且检验了建成区规模增长是否服从Gibrat定律。研究发现，建成区域的面积规模在两种模型下都服从位序—规模分布，而人口规模仅在重构的模型下才服从位序—规模分布。而使用两种规模测度的建成区域体系，都不适用Gibrat定律。结果表明，中国建成区内部建成行为与人口流动动力机制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建成行为具有中心化管理的趋势，而人口流动具有去中心化特征，因此面积的扩张易于人口增长。在算法意义上，相比于传统的位序—规模表达，等级标度模型具有给数据降噪的功能，可以作为大样本量位序—规模分析时的优化算法；在理论上，等级标度模型从宏观结构上给位序—规模提供了一种解释，即位序—规模图式是一种宏观的、隐藏的秩序，需要在经验数据的重构中重新发现规律。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化的宜居社区生活圈，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重要环节。在社区生活圈尺度进行服务设施时空优化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论文以北京近郊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将空间句法模型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相结合，开展城市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环境评价并提出生活圈空间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出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居民行为偏好、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活动中较少被使用；居民使用其他社区设施揭示了社区间空间共享的需求；社区生活圈内存在设施配置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足的短板，购物设施距居住区较远而较少被居民使用，休闲空间不足迫使居民将大型交通枢纽的开敞空间作为休闲活动空间。未来，从人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与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结构特征出发，提倡社区生活圈内的社区间更多开放和共享公共空间、增加弹性化活动空间等，从而营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活动空间。

家庭对个体的制约是国内外行为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缺乏大规模数据及效应测算。论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家庭对通勤距离的制约指数(下称制约指数)，用以定量衡量家庭制约对成员个体通勤距离的影响，并以武汉市都市发展区为例，运用2019年6月联通手机信令数据，通过社会网络模型进行家庭样本识别并检验，计算家庭对不同年龄、性别、单多职工成员的制约指数，定量分析家庭制约对个体通勤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首先，家庭对男、女性成员通勤距离都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女性的制约指数均为“正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女性的通勤距离小于无家庭制约的女性，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向制约”，即受到家庭制约男性的通勤距离大于无家庭制约的男性，总体上女性较男性受到家庭的制约作用更强，多职工家庭男性所受到的制约作用最弱；其次，从制约指数与年龄段的关系来看，单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随年龄逐渐提升，并与多职工家庭女性逐渐持平，单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多为负值，多职工家庭女性的制约指数也是随年龄逐渐提升，而多职工家庭男性的制约指数则稳定在0.03左右。研究基于大数据所提出的方法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通勤行为研究拓展了思路，同时为开展各类家庭制约理论研究以及家庭影响个体行为的精细化建模提供参考。

当代中国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独特意义，揭示乡村社区空间演化机理能够为此提供科学依据。论文立足江汉平原京山市乡村居民抽样调查与实地访谈数据，从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空间组织三个方面构建综合测度指标体系，主要运用系统动力学方程从生活服务设施构件数量和匹配关系双重视角解读乡村社区空间演化特征与机理、解构乡村社区空间优化目标及路径。结果表明：① 2012—2022年，江汉平原乡村社区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水平显著提高、地区差异趋于减小，乡村社区空间综合指数由0.2205增至0.3742，空间变异系数从0.1700降至0.0545；居住环境维度主导乡村社区空间演化进程，贡献率达到67.07%，其中居住条件要素发挥主要作用，贡献率达到43.30%。② 同期，江汉平原乡村社区空间协调性不足、总体协调度指数为0.0114，结构匹配不够合理、空间组织协调度仅为0.0001，基础设施—居住环境(β₁₂>β₂₁>0)和居住环境—空间组织(β₃₂>β₂₃>0)相互抑制可能阻碍了乡村社区空间系统的协同演化。③ 江汉平原乡村社区空间具有系统进化特性，阶段性优化目标为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空间组织三个分维指数值分别提升至0.4510、0.6867、0.2846，总体协调度提升至0.3400，据此从乡村生活服务设施构件数量和匹配关系两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衡量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成效的重要指标，对于新时代贯彻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从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二元分析视角出发，对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展开研究，并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东南沿海和青藏高原地区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偏低，北部、中部和川渝地区则相对较高，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空间格局与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相似；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受到个体内部和城市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个体融入意愿在华南和西北地区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山东及周围地区表现为负向影响，感知接受程度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全局正向影响，同时主观社会融入还受到年龄和流动距离的全局梯度影响及性别、民族多样性和经济水平的局部显著影响。各变量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差异明显，个体融入意愿、感知接受程度和性别的空间异质性更加突出。③ 个体融入意愿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流动时间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感知接受程度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婚姻状况和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的空间不平稳机制，为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各地区流动人口治理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建议。

人口是区域发展的基础要素。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论文以“胡焕庸线”为参照，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相匹配的区域层面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与多层Logit回归模型，分析中国西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约三成的西向流动人口选择长期居留，总体上居留意愿较低。在流入地分异上，城市规模越大，其居留意愿越高。② 不同强度居留意愿流存在明显地域分异。自中原地区流向西北半壁中省会城市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高。③ 居留意愿受到经济与非经济要素的共同作用。个体层面上，居留时间、家庭规模、家庭收入、雇主身份、拥有产权住房、积极的社会交往和心理融入以及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对居留意愿具有积极作用。流出地为东南半壁中的北方城市，其居留意愿更高。区域层面上，海拔高度对居留意愿存在抑制作用，地方发展活力和城市规模发挥积极作用。基于研究发现，论文提出稳定提高经济收入、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营造包容性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发挥城市群引领带动作用的政策建议。

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作为连接生态资源供给与人类社会需求的桥梁，是人类从生态系统中实际获得的非物质利益，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国家公园是促进典型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价值化和普惠化的空间载体，其将生态保护、科研宣教和游憩利用作为管理目标，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优良生态产品、优质生态服务的需求。开展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研究对于发挥国家公园生态—社会效益和满足公众非物质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辽河口国家公园为案例区，基于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不同空间尺度研究范式，构建文化服务流空间多尺度集成框架，结合遥感、社交媒体等多源数据，应用MaxEnt模型和ArcGIS平台等空间分析工具，探究研究区游憩、生物多样性、历史和科教4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与服务流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总体来看，在区内尺度，各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大于区内服务流，4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主要集聚在河口及东部海岸地区；在区际尺度，各类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分布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主要分布在沿海省市。② 不同空间尺度下，影响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空间分布的因子作用强度存在差别，其中距国家公园距离和经济因素在不同尺度间差异显著，前者在区内、省域和全国呈现“强—弱—强”变化特征，后者则呈现“弱—强—强”特点。论文所构建的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空间多尺度集成框架，不仅是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流分布格局与流动机制的探索性研究，而且可为提高国家公园管理效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国家公园保护地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水热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导致极端水文气象事件频发，特别是复合型极端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长江流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极端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受全球变暖影响，近年来也经历了更严重的干旱—热浪复合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events，CDHEs)，严重制约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此，论文以长江流域为例，基于长期历史观测资料和CMIP6模式预估数据，采用强度指数(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magnitude index，CDHMI)识别长江流域CDHEs，并探讨CDHEs时空演变规律及未来趋势。结果表明：① 历史时期，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在1993年后均呈增加趋势。轻度等级的CDHEs发生频次最高，7月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均为最高，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中下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等地区。② 23种CMIP6模式中INM-CM4-8、ACCESS-ESM1-5、NESM3、NorESM2-LM和INM-CM5-0是偏差校正后最适合长江流域的5种模式。③ 未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的高值区，5种模式中NorESM2-LM的年均频次和持续时间最高；多模式集合结果表明，不同情景在近期的差异较小，远期差异明显；SSP1-2.6、SSP2-4.5和SSP5-8.5三种情景下轻度等级CDHEs的年均频次均为最高，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4种等级事件在SSP5-8.5达到峰值。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提供科学支持。

区域国别的投资环境评价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支撑，但已有研究难以满足现阶段企业投资的现实需求。论文基于实地调研和二手数据，从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6个方面评估越南投资环境，刻画其地域分异特征，分析重点投资区域及其主要投资领域。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格局方面，越南投资环境呈现空间非均衡格局。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局部高值、整体低值。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平阳省、同奈省和巴地头顿省的投资环境优于其他省(市)。② 在类型区方面，越南投资环境可划分为优先投资区、关键投资区、一般投资区、潜力投资区和谨慎投资区。优先、关键、一般和潜力投资区的分布范围与北部重点经济区和南部重点经济区相吻合。③ 在投资重点方面，越南重点投资区域在产业发展和投资偏好上存在差异。越南北部重点经济区的重点投资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南部重点经济区则为纺织服装业、食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④ 在政策建议方面，构建多层次中越投资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分区有序规划，培育以“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河内北部重点经济区”为核心的中越沿海经济带；优选投资产业，发挥境外产业园区的功能，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依据企业特性，权衡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劣势。研究为越南投资区位选择、中越经贸合作以及未来构建更具韧性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决策依据。

犯罪地理研究始终存在重视客观犯罪、轻视主观感知的缺憾。论文以北京为案例，采用深度学习中的图像回归算法，大规模识别不同街景环境下的犯罪恐惧感，以弥补社会调查在空间覆盖率、空间分辨率以及信度效度等方面的不足。研究表明：① 犯罪恐惧感的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中心向郊区逐渐递增的圈层式、多组团、放射状结构，盗窃及暴力犯罪量的空间分布与之大相径庭。② 由犯罪恐惧感与犯罪活动的空间分布匹配关系可见，在北京市中心，主客观安全性具有低匹配度且客观形势比主观感知更危险；至近郊，两者匹配度提高；至远郊，两者仍具低匹配度但客观形势比主观感知更安全。③ 主客观安全性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高密度、混合型环境有利于降低恐惧感却会诱发犯罪；增设尽端路、提升围合感、增加绿视率、整治物理失序则能发挥抑制恐惧感和犯罪量的双重功效；弱势社区兼具高恐惧感与高暴力犯罪量，人员流动性有助弱化恐惧感，居民异质性仅会加剧犯罪行为。研究结果有助于厘清经典犯罪地理理论对主客观安全性的差异化解释力，以全面评估环境干预政策的安全性后果。

警察盘查对犯罪时空分布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现有研究对警察盘查与犯罪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讨论不足，亦未对大城市中央商务区警察盘查的时空模式及犯罪防控效益进行深入探讨。因此，论文以位于中国南方大城市ZG市HT区中央商务区派出所为例，利用精细化的警察盘查与街面盗窃时空大数据，对盘查与街面盗窃的时空模式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份额移动法构建工具变量精确衡量警察盘查对街面盗窃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 中央商务区内警察盘查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集聚趋势，其时空模式主要表现为持续热点、连续增强热点、历史热点、新增热点与分散热点，不同热点类型中警察盘查与街面盗窃的时空互动关系存在差异；② 内生性问题会影响警察盘查对犯罪的因果效应评估，考虑工具变量后，发现中央商务区警察盘查对街面盗窃的发生起到显著的威慑作用，上周的警察盘查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单位，本周的街面盗窃案件量将下降约0.243起。论文聚焦警察日常活动与犯罪行为时空关系的定量研究，相关结论可为精细化规划警察盘查时间、提升盘查效率、合理配置警力资源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犯罪防控的主体，警务部门的活动对犯罪活动的空间态势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以浙江省海宁市2019年5—12月警务检查活动数据与盗窃犯罪数据为研究对象，以网格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警务检查与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构建空间回归模型分析了普通治安检查、公共复杂行业检查和重点单位检查等不同类型的警务检查活动对盗窃犯罪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警务检查活动与盗窃犯罪在空间上均表现为聚集性特征，且两者热点区域存在部分重合，其中普通治安检查、公共复杂行业检查和重点单位检查的分布大致相同，但又存在一定的差异；② 公共复杂行业检查及重点单位检查活动与盗窃犯罪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普通治安检查与盗窃犯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③ 邻近地区的普通治安检查与本地区盗窃犯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复杂行业检查与重点单位检查对盗窃犯罪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邻近地区的普通治安检查可能会导致犯罪转移现象。本研究对于厘清警务活动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评估警务活动的犯罪防控效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文明传承与文化自信重要载体的中国文物古迹屡遭不法分子盗掘，极大地妨害了华夏文明的考古探源和国家文物安全及文化自信建设，值得社会各界重点关注。鉴于当前缺乏地理学视角下针对此类犯罪高发地域的聚焦探究，论文以中国盗掘文物犯罪重灾区之一的河南省为研究区，综合利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其域内盗掘文物犯罪的案件特征、空间格局与形成机制，以期为打击、预防盗掘文物犯罪工作提供参考。研究发现：① 犯罪人多为省内居住的低学历、低收入中老年男性；被盗掘古迹以缺乏守护措施的秦汉及夏商周时期在野古墓葬为主，被盗掘古迹文物涉及陶器、砖石制品、青铜器、铜器、瓷器等类别；被盗掘古迹所处微观环境涉及乡野环境、地面古迹环境和建设环境。② 空间上，集聚于河南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存在安阳和洛阳两个高发市域，郑州、开封和驻马店三个次高发市域；县域尺度上呈“高—高”和“高—低”集聚，高发区和热点区的分布均与市域尺度分布一致；随时间推移，高发区由南部向西北部转移而后转至东北部。③ 古迹分布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是主要影响因素；古迹分布与犯罪人居住地、作案地高度重合，遗址区住民就近作案特征明显，这与区域历史、经济、人口、社会因素有关，可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