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已经关注到区域外部联系对于产业演化的影响，而战略耦合作为全球生产网络框架的重要变量，值得引入演化经济地理领域对区域产业演化的讨论。鉴于此，论文采用2003—2016年珠三角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战略耦合的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进入动态的影响机制，并实证本土产业的技术关联对此机制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① 战略耦合模式对产业进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依附式耦合对于区域产业发展新路径的形成随时间逐渐减弱，而自主式耦合和互惠式耦合对区域产业进入的影响更加长远；② 技术关联对于战略耦合对区域产业进入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并且战略耦合对区域产业动态的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发生转变，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研究对珠三角9个城市的战略耦合模式进行了量化探索，并基于该区域数据实证了区域对外联系及其战略耦合模式对产业进入动态的影响，对推动关系经济地理和演化经济地理两支流派的融合具有探索意义。
准确把握城市内部人口动态变化规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空间结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人口总量及分布变化，对于城内迁居导致的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缺乏关注，其测度方法、特征规律等尚待探讨。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构建人口动态变化的“规模—方向—动静”三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解析城内迁居带来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特征，探究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及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心城区到近郊区的人口动态变化具有“高活跃→中活跃→非活跃”的规模特征、“出入大致平衡→严重失衡”的方向特征以及“静态为主→动态为主”的动静特征；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共有5类，其中高活跃增长动态型和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主要穿插分布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组团的核心区，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主要分布在上述两类的外围，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与低活跃平衡动态型分布于中心城区边缘和近郊区组团外围；③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具有“中心—外围”嵌套结构，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之间人口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主要与区位、居住环境品质有关，中心城区内部、近郊区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异则主要与产业发育及类型有关。研究拓展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变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为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精细化制定居住空间供给政策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居住空间分异是城市内部公共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市场化表现。但长期以来，学界对租房群体租住空间居住分异关注不够。事实上，租住作为大城市外来人口与青年群体的重要居住方式，其在空间上的分异所反映出的空间剥夺、空间排斥以及不同社会经济阶层间的隔阂等问题可能会阻碍大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论文以北京市10个核心行政区作为实证案例，将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按服务范围分为本地层级和区域层级，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分别分析了两个层级的公共服务供给对租房群体居住分异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研究范围内相当一部分街道/乡镇存在严重的居住分异。② 租金水平和租房群体居住分异在空间分布特征上显著不同。租金水平呈现由中心向外逐渐递减的圈层状分布，租房群体居住分异指数则呈“内高—中低—外高”的夹心状分布。③ 不同层级公共服务设施对于租房群体居住分异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地层级公共服务中，幼儿园密度、轨道站点可达性与租房群体居住分异存在负相关性，而中学密度与租房群体居住分异具有正相关性。相比之下，区域层级的体育休闲、公园广场、医疗卫生和示范性高中等4类公共服务设施密度与租房群体居住分异的关系均不显著。基于研究结论，论文针对租房群体提出了优化居住选择和公共服务供需的政策建议，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租赁住房的空间规划合理布局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家庭化流动模式的变迁对于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演变规律和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年和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描述性分析和多层多项Logit回归模型，对中国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正不断扩大，家庭化流动已经并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化流动模式变迁呈现出延续性，表现为半家庭化流动的下降和完整家庭化流动的上升。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家庭化流动的过程也更为复杂，流动人口家庭团聚需要更多的流动批次才能实现；家庭规模越大、家庭化流动程度越完整，所需流动批次越多。③ 模型结果表明，家庭化流动受到流动人口特征和流入城市特征的共同影响。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一直是影响家庭化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特征层面，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从不显著向正向显著的重要转变；此外，完整家庭化流动一直受到城市住房市场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半家庭化流动则主要受到城市等级的影响。
凝聚乡村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于一体的乡村工业遗产作为乡村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见证着乡村工业发展的重要历程。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文旅产业与乡村工业遗产的创造性联结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思路。围绕乡村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模式正是多元主体交互下空间实践的当代表征。论文以河北彭城镇为案例地，提出“主体—空间”以探索性案例的研究方法解析新内源式发展模式的具体内涵，结果表明：① 多元主体的交互突破了传统熟人社会的稳定结构，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多维实践中重构了乡村工业遗产地独特的“主体—空间”互构关系；② 乡村工业遗产地的空间生产是政府权力、文化资本等外部力量与地方社群的文化主体价值的多方合作实践，将乡村工业遗产地打造为文化旅游消费空间，推进乡村工业社会整体更新的过程；③ 新内源式发展路径赋予乡村社会全新的内涵，主体与空间的链接互动跳出了传统地方价值循环演绎的困局，更多叠加了外围元素的内化糅合，乡土社会实现新维度的更新与再造。文化旅游加持之下乡村工业遗产地的演变，既是乡村振兴的一种新的典范，也是工业遗产在乡村地区活化的科学示范。
多重因素干扰下加强干旱区绿洲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演化与适应对策研究有利于区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针对既有乡村韧性研究不能充分体现乡村动态演化特征、较少关注尺度效应和空间类型差异的缺陷，论文以黑河中游绿洲甘州区为例，分别构建了县域适应韧性和乡镇应对韧性测度体系，分析了韧性演化特征和类型差异，提出了不同尺度韧性提升的适应对策。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县域乡村要素积累的综合效应呈现“S型”曲线演化过程和“橄榄型”年际变化幅度，社会和经济系统稳定性强于生态系统，乡村发展经历了重组—开发初期(1990—2008年)、快速开发—保护(2009—2016年)和保护—释放阶段(2017—2020年)，县域适应韧性呈现“缓慢上升—快速增长—停滞增长”的演化特征，生态是韧性提升的主要制约维度；② 2011年以来乡镇应对韧性整体波动较大且呈下降趋势，以规模粮食种植和畜牧养殖为主的乡镇抵御风险能力较高，水土资源组合更丰富的乡镇适应调整能力和创新转型能力较强，发展现代规模农业和多功能农业有利于韧性乡村建设，创新转型能力是韧性提升的主要制约维度；③ 县域尺度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强化生态保育功能，乡镇尺度优化调整产业结构体系、挖掘要素多元价值，多尺度结合创新水权分配管控制度、提高乡村用水效率是现阶段乡村韧性提升的适应对策。
促进居民福祉提升是交通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探索出行行为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西方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大量研究表明，出行行为的不同特征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网络在出行和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晰。为弥补这一不足，论文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在出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2019年南京市主城区社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出行、社会网络和主观幸福感三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不同模式的出行频率和出行范围不仅对享乐幸福感有促进作用，对居民的自我实现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 小汽车出行频率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大于公共交通出行频率；③ 社会网络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模式的出行特征与幸福感的关系中，社会网络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不同，社会网络在小汽车出行和幸福感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而在公共交通出行和幸福感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对促进居民福祉提升的城市交通政策优化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
人口流动性增强背景下环境健康问题成为关乎民生福祉、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论文结合环境健康差异研究内涵和时空行为研究范式，实证分析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日常活动中环境暴露与心理健康效应差异，以期改善这两类群体的心理健康并促进环境健康公平。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在控制个体属性后重点分析并对比两类群体日常活动时空间背景内的多维环境暴露(自然、建成和社会环境)水平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差异。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户籍人口。相比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从事生活型(家庭与个人事务)和生存型(工作)活动时间较长，而从事休闲康体型活动时间较短且“早出晚归”和“活动离家较近”现象更普遍。流动人口的日常活动时空特征(频率、活动离家距离)与心理健康显著相关。② 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日常活动多维环境暴露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户籍人口，日常活动环境暴露对流动人口积极和消极心理状态的效应更强。绿地率、康体和休闲娱乐设施密度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均正相关，噪声和公共交通站点密度则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皆负相关，社会交往仅对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发挥显著促进作用。研究为改善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心理健康提供了具有群体针对性和差异化的空间规划策略及环境优化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建议。
降水稳定同位素是研究水文循环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指标，然而，对不同类型降水同位素的昼夜变化研究仍然较少。论文基于2019年4月至2022年10月兰州市实测的降水稳定同位素资料及相关气象数据，利用HYSPLIT后向轨迹模型，系统研究了不同降水类型(对流降水、层状降水)条件下稳定同位素的变化特征和昼夜差异，并对水汽来源进行了追踪。结果表明：① 降水中δ2H和δ18O均呈现出先富集再贫化的趋势，而对流降水中d-excess在白天呈现出先贫化后富集、夜间呈持续贫化的趋势，层状降水中d-excess均呈现出先贫化后富集的趋势。② 夜间对流降水的局地大气水线斜率(8.01)和截距(15.55)最大且更接近于全球大气水线，白天层状降水的局地大气水线斜率(6.81)和截距(4.08)最小，表明层状降水更容易受到蒸发分馏的影响。③ 气温与δ18O值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且对白天层状降水同位素值的影响最显著(r=0.59，P<0.01)；相对湿度与δ18O值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对夜间对流性降水同位素值的影响最显著(r=-0.52，P<0.01)；降水量与降水同位素在白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夜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r=-0.26，P<0.05)。④ 兰州市夏半年(4—10月)产生降水的水汽主要来源于中亚以及蒙古等北方地区，通过西风带与大陆性气团的控制输送至兰州，仅有少部分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探究影响干旱区降水同位素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且对现代气候研究和水资源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通风廊道对于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的缓解以及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以合肥主城区为例，基于气象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卫星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测算城市通风指标，根据指标类型和组合设置4种情景评价体系，包括通风潜力系数(VPC)、通风潜力系数+高温(VPC+LST)、通风潜力系数+雾霾(VPC+PM2.5)、通风潜力系数+高温+雾霾(VPC+LST+PM2.5)，在此基础上利用最低成本路径模型构建通风廊道，并采取Pearson关联性模型对各情景下通风效能展开评估。结果显示：① 提出新的通风廊道构建范式“基于通风潜力系数(VPC)与气候环境指标(LST/PM2.5/LST+PM2.5)组成的复合指标评价体系构建通风廊道”并验证其具有合理性，其中通风潜力系数由天空开阔度与粗糙度长度确定，气候环境指标的选择以城市面临具体的气候环境问题为依据。② 合肥市主城区夏季与冬季主导风向分别为东南与东北风向；天空开阔度与粗糙度长度指标高值区分别分布在二环线外围与二环线内老城区；地表温度指标高值区分布在经开区与包河区；PM2.5浓度指标高值区分布在老城区、包河区、新站区与瑶海区。③ 研究构建范式下的通风廊道能够产生较高效能。其中，基于“VPC+LST+PM2.5”构建范式下的通风廊道中风速等级与地表温度、PM2.5浓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5、-0.85，其绝对值高于传统基于建筑形态指标构建的通风廊道的相关系数-0.68、-0.82的绝对值。④ 合肥市主城区可划分为“1+7”的两级通风廊道管控体系，在一级和二级通风廊道管控区可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方式。研究旨在从建成环境层面为城市气候适应性的提高提供策略指引。
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严酷的地理环境成为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因素。1841—1842年，这里曾发生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战争，与当前中印两国边界争议息息相关。论文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和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分析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战役的时空机制与结构机制。研究认为，清代后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军事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战争初期，查谟军队通过秘密集结、隐蔽意图，快速通过各险要隘口，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藏军被迫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多玉重创查谟军队，进而收复全部失地。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位于廓尔喀(尼泊尔)方向，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在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论文通过军事地理分析，揭示了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关键区域，对于当前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作为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的产业，被视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KIBS的空间分布与知识扩散过程，以及在促进产业融合、区域创新、经济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推动了KIBS在国家及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地理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经济地理学新研究范式下，学术界对KIBS与经济地理学各研究范式的融合、KIBS对新信息技术革命及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KIBS对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多尺度创新空间重构等的影响机制等研究相对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梳理了国内外KIBS在地理学领域的关键研究文献，概括KIBS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2.R6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总结KIBS的研究热点内容与研究动态趋势。结合全球化新形势及中国经济地理的现实问题，提出未来KIBS地理学研究应关注全球化新趋势下KIBS与区域发展转型、KIBS与新质生产力及国际—区域科创中心、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KIBS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研究、KIBS与多尺度创新空间耦合研究的展望。
海外园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为探究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的脉络，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梳理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与期刊分布，识别研究团队与研究热点，并从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及生态环境等视角综述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揭示当前海外园区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主要结论有：① 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呈“先升后降”态势，分为缓慢增长、快速上升、回落下降三个阶段；② 海外园区整体研究经历了从企业视角到园区视角再到发展视角的转变，主要对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区位选择、空间规划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③ 提出中国海外园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推进海外园区韧性研究、拓展海外园区的“关系”和“尺度”研究、加强地缘环境与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深化全球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研究、推进园区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近年来，机器学习模型因其优越的预测性能和灵活性，被广泛引入时空出行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中，但其基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尚未明晰。论文通过回顾2010—2022年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文献，梳理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对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结了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影响时空出行选择行为建模效果的潜在因素和作用机理，展望了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将机器学习算法有效应用于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不仅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契合的模型架构和决策机理支撑，还应克服诸多机器学习过程及方法的固有缺陷，并充分考虑外部研究条件对时空选择行为模拟和预测效果的影响。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已能够契合大多数出行选择决策场景，多元化、高效率的机器学习算法必将有力推动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发展。有限的可解释性仍然是学者们难以广泛信任基于机器学习的时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的根本原因。面对大数据时代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和经典决策理论及模型各自的优势，同时提升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的模拟精度和模型可解释性是重要发展趋势。
气候变化速率在日尺度和季节尺度上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呈现出非均匀增温的特点。特别是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夜间的升温速度超过白天，而冬季的升温速度超过夏季。准确评估非均匀增温对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是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一项重大挑战。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地分析了冬季非均匀增温、积雪变化以及光周期对春季植被物候特征的影响，同时探讨了这种影响存在的物种特异性、地理位置异质性以及季节补偿效应。研究认为，当前对非均匀增温影响的研究在观测实验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光照、温度和水分耦合作用的理解和认识尚不充分，且模型模拟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未来研究应重视开发新型观测和实验方法，例如精心设计控制实验，以深入探究温带地区光照、温度和水分对植物物候的潜在调控机制。这将有助于加强对非均匀增温影响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并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模型模拟中，从而提升对季节性气候变化如何塑造植被动态过程的认知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