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背景，论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和绿色环保行业为例，利用截至2023年企业对外投资数据构建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功能网络，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网络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研究发现：① 与以往城市网络研究相比较，新质生产功能网络未出现明显的“菱形结构”，中高强度联系呈现出以北京为核心的放射型空间特征；② 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省际边界对三种网络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地理距离的负向作用未发生在智能制造网络中，在中国重大区域高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下，地理距离对于要素空间流动的抑制作用相对弱化，但行政壁垒仍然发挥着显著影响；③ 城市节点属性变量在三个细分网络中影响效应存在差异，体现出不同行业发展尤其是在异地投资的空间选择行为中，对目标城市发展水平与功能特征的针对性要求。研究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背景下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变化特征，丰富了城市地理学积极响应国家发展重大战略需求的研究视角，对于完善新发展背景下中国城市体系空间结构演化一般规律的科学认识具有学术意义。
医疗服务韧性体现了地区面对风险冲击时的医疗应对能力，研究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力能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论文以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融合韧性理念，构建了城市医疗服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力。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布上总体表现为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区域差异有减弱的趋势，个别城市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局部极化现象；②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格局，期间表现出了较强的抵抗韧性和调整适应能力；③ 根据动力要素组合差异划分出4种医疗服务韧性驱动模式，即医疗资源主导型、经费主导型、环境依赖型和科研依赖型；④ 医疗服务韧性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韧性呈负相关关系，市政环卫能力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医疗服务韧性具有正向影响。论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驱动力模式，能够为不同类型地区医疗服务建设及韧性提升提供现实借鉴。
2014年以来，以一般性制造业为主要抓手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要领域之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地区内经济差距不减反增。论文利用2017年京津冀地区间投入产出表和2003—2019年京津冀三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地区间投入产出分析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京津冀三地间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互动关系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已形成显著的双向互动关系，整体从“供给主导”阶段步入“互动”发展阶段；但从投入产出联系来看，产业间互动水平较低，这可能是目前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欠佳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相比之下，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对津冀地区制造业的推动作用较制造业更强，因此，加强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内流动，将是促进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③ 高级服务要素在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业升级中发挥作用较弱。未来应继续加强京津冀三地在高技术产业领域的合作，特别是提高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投入水平。研究可为促进京津冀地区两大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发展提供经验证据，为缩小区域产业发展差距提供思路。
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发展，快递物流联系网络已经成为城市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基于不同月份(6、8、11月)的城市快递物流数据，运用PageRank算法、节点对称性、链接对称性、QAP分析法等方法，从城市联系、城市节点的层级差异特征、空间平衡格局，城市联系网络的影响因素方面对长三角城市快递物流联系网络进行了探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长三角城市快递物流联系网络的时空差异特征明显，其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层级性，呈现以苏州—上海、上海—苏州、杭州—上海、上海—杭州、金华—杭州、金华—上海等城市联系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格局；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波动性，11月的城市联系强度大于6月与8月。② 根据三个时段的城市节点PageRank平均值大小，长三角城市可划分为三个层级，以上海为中心的包含杭州、苏州、南京、合肥、金华、宁波等城市在内的第一层级城市在空间上呈“弓”字形分布。③ 从城市节点空间平衡格局来看，长三角城市节点平衡类型以流入型为主，三个时段中流入型城市占比均超过60%。④ 从城市链接空间平衡格局来看，不同平衡等级下城市链接的空间分布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在一级平衡的城市链接中，区域南北方向间的平衡程度大于东西方向间的平衡程度；在五级平衡的城市链接中，区域中形成了以金华为主的快递物流辐射中心。⑤ 根据QAP分析结果，年末常住人口、第三产业增加值、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城市快递物流联系具有正向影响。研究可为有向加权的城市网络研究及长三角快递物流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是一个持续演进并有序发挥作用的复杂、有机的运作系统。为拓展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相关理论体系，进而指导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论文构建了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模拟并分析了4类驱动情景(包括基准情景和内生动力、外生动力、基础动力三类动力因素驱动情景)下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不同维度水平以及综合水平随时间的动态演变特征，并讨论了城乡融合发展动力机制中的关键问题。研究发现：① 现状延续型发展模式下，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不同维度及综合发展水平的总体趋势向好；② 三类动力因素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路径各不相同，但相互之间能够弥补彼此在城乡融合发展不同维度方面驱动力不足的劣势；③ 外生动力和基础动力对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驱动效果明显弱于内生动力。
科学认知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系统演化过程和系统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对其优化调控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分析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动力作用与城乡融合系统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围绕城乡人口、土地与产业等主控要素，集成运用系统动力学、遗传算法等模型构建“人—地—业”协调的长株潭城市群城乡融合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预测其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研究表明：① 城市群地区城乡地域系统走向融合是多源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呈现城乡空间内生发展动力与城乡空间交互融合动力协同影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耦合关联的复杂运行过程与机制；② 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系统包含多要素非线性关系、多源动力组合与多层反馈结构，城乡“人—地—业”要素间的互馈关系演化动态影响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系统运行状态与城乡国土空间利用格局；③ 多情景模拟结果表明，2035年长株潭城市群城乡总人口规模将可能突破1800万人，城乡GDP可能将增至3.5万亿~4.3万亿元左右。基于统筹协调的综合发展情景可兼顾城乡发展效率与公平，是未来长株潭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可深化城市群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并为长株潭城市群城乡融合发展问题诊断与优化调控提供决策参考。
从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视角切入，探究“两化”协调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联性，对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黔中城市群为案例区，综合运用熵值-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2010—2020年“两化”协调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时空格局，揭示了两者的时空关联性，并对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其他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2010—2020年黔中城市群“两化”协调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协调类型由濒临协调为主转向勉强协调为主；期间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县域间分化趋于收敛，但其差异仍旧明显。② 2010—2020年黔中城市群“两化”协调发展水平低值区主要位于西部毕节一带，高值区集中于中部贵阳；“两化”协调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两者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城乡收入差距与“两化”协调水平的低、高值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重合现象。③ 2010—2020年黔中城市群“两化”协调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且呈增强态势；此外，人力资本水平、道路基础设施密度和教育水平等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驱动因素，多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黔中城市群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
为探究山区耕地利用过程中实现减排增汇与保障粮食安全的发展路径，以典型喀斯特地貌分布的贵州省为研究区，论文建立了山区耕地碳排放量及农作物碳吸收量综合评估的方法体系。该体系使用碳排放系数测算贵州省及各市州耕地碳排放，利用参数估算法测算农作物碳吸收量，并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分析2010—2021年间不同时期贵州省耕地利用碳排放影响因素，揭示山区耕地在自身独特的资源禀赋下，如何在耕地利用过程中减排增汇并保障粮食安全，探索新时期山区耕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研究结果表明：① 贵州省耕地碳排放量近12年来呈先升后降趋势，化肥使用量是贵州省及各市州在耕地利用过程中产生碳排放的主要调控因素，是山区耕地碳减排的关键。② 贵州省农作物碳吸收能力具有较大潜力。虽然各市州作物种植结构存在差异，但水稻和玉米仍是贵州省与大部分市州主要的粮食作物，在耕地作为碳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农作物种植结构对贵州省耕地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农业经济水平与耕地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贵州省在兼顾耕地减排增汇与粮食安全发展的过程中，要减少化肥的盲目投入，在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基础上，加快加深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这对贵州省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乃至助力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和美乡村是乡村振兴发展到新历史阶段的必然指向，明晰和美乡村发展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探索乡村可持续发展新路径。论文基于和美乡村概念多角度深入解析，探究和美乡村与乡村振兴两者内在逻辑，构建“要素—过程—目标—机制”的和美乡村分析框架，以甘肃省1230个乡镇单元为研究区，从和美乡村建设内涵出发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和美乡村基础发展水平，采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研究影响和美乡村发展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和美乡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乡镇之间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同分维度间发展水平也存在差异，其中产业发达指数最高，其次为环境优美指数，村庄富裕指数最低。另外，不同地区和美乡村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空间差异。② 乡镇尺度和美乡村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高发展水平地区对邻近乡镇的和美乡村发展水平提升具有正向影响。和美乡村发展热点区在河西地区张掖市、酒泉市及甘南州部分县域形成集聚，冷点区主要集中分布在天水市、平凉市、定西市、白银市以及陇南市等地。③ 和美乡村发展水平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交通发展条件对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和美乡村发展水平提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根植于自然地理基础的经济社会条件是和美乡村发展的“驱动性重要条件”，自然地理条件约束下的交通发展条件是和美乡村发展的“导向性基础条件”。
乡村劳动力本地务工可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助推乡村振兴。论文以重庆市189个村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克里金插值法识别村域劳动力本地务工率区域差异，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甄别影响村域本地务工率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揭示了村域本地务工率区域差异的发生机理。结果表明：① 重庆市村域本地务工率分布具有明显地域差异性，呈现出“西高东低、局部突出”的空间格局，“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渝中片区、渝中周边片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偏差的渝东北、渝东南片区。② 本地务工率空间分异格局是宜居、宜业、和美三大维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均可支配收入、村两委受教育程度、乡镇路网密度、村集体收入、乡镇规模企业数量及村民对村委工作信任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镇距离和坡度是负向影响因素，任意两个影响因子的交互作用均会增强本地务工率空间分异的解释力。③ 未来重庆市乡村吸纳更多劳动力在本地务工的重点在于推进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村镇产业发展和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新形势下中国乡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趋势的理解和认识，为科学制定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依据。
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健身运动场所作为体育建成环境的空间载体，对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及民生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高斯修正两步移动搜索可达性和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探讨居民健身运动现状的年龄分层特征和商业、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的空间特征，进而揭示各年龄段群体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差异，为健康城市规划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 老年群体几乎不运动的比例最低，具有较高的低强度和中低强度运动需求，青年群体则存在几乎不运动和中高强度运动比例均较高的两极化现象；(2) 商业和公共两类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较高的社区周围场所数量较少，社区与商业健身运动场所的邻近距离更低，可达性随场所数量递增；(3) 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对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的影响更高，学历、健康、婚姻状态和户籍等属性所导致的满意度降低在老年群体中更加显著；(4) 两类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在青年和老年群体中重要性更高，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对中年群体影响较小，且商业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影响不显著。
“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培育健康活动行为和营造健康活动环境是提升城市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多学科研究热点。论文围绕健康水平、日常活动、活动环境之间实际影响关系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以南京为例，依托多源数据识别具有健康效应的日常活动与活动环境特征，进而提出优化策略。研究发现：① 具有健康效应的日常活动以工作、休闲两大类型活动为主，并集中在活动频率、出行方式、出行时长等维度，以正向促进为主。日常活动的正向健康效应体现在活动机会、慢行和公共交通出行上，负向健康效应则体现在活动出行时长上。② 具有健康效应的活动环境涉及居住地、活动地两大活动空间，主要集中在空间位置、出行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维度，正向促进和负向抑制均较显著，同一活动环境因子影响更为复杂。具有正向健康效应的活动环境因子主要为居住地区位综合便利性、道路连通性、地铁出行便利性、设施环境密集性，及活动地具有在居住邻里程度的便利性、绿色空间的丰富度和经济价值上；而具有负向健康效应的活动环境因子主要为居住地地铁出行便利性，及活动地具有在居住邻里程度的便利性、区位综合便利性、步行便利性和经济价值上。③ 面向健康的城市居民日常活动与活动环境优化，可从增加日常活动健康效益获取的时空机会、充实并联通促进健康的活动环境网络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近年来，青藏高原湖泊的快速扩张引起广泛关注，已有不少研究系统分析了大于1 km2的大型湖泊的变化动态，但对于面积较小的由于多年冻土退化形成的热融湖塘，其在大范围流域尺度上的分布及变化研究尚不多见。论文基于光学和雷达影像，系统分析了三江源区内湖塘(< 1 km2)分布及其变化，以及与多年冻土之间的联系，并且首次揭示了湖塘底部融区的分布情况。结果表明：① 三江源区2020年代(2020—2022年)的湖塘面积达917.03 km2，湖塘总数为61608个。其中长江源区湖塘数量最多，达到48987个，黄河源区12459个，澜沧江源区最少。② 相较于1960年代，2020年代三江源区域面积小于1 km2湖塘数量增加了76%，面积增加了13%。长江源区湖塘扩张明显，黄河源区、澜沧江源区的部分湖塘萎缩。1960年代的湖塘有53%在2020年代依然存在。③ 三江源区80.9%的湖塘底部冬季存在融区，其中长江源有78.2%，黄河源有90.8%，澜沧江源有98.7%。在多年冻土区，有一半底部有融区的湖塘在1960年代就已存在，新增湖塘底部冬季较少存在融区，目前浮冰湖塘范围要远大于触底冰湖塘范围，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多年冻土融化。研究结果可为分析多年冻土退化状态以及多年冻土退化与热融湖塘发育之间的联系提供基础，为高原地区热融湖塘碳排放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随着西方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以及人类世背景下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的现实困境，人类如何更好地利用物质以及探寻不同的制造文化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关注。作为近年来西方地理学研究备受关注的新兴领域之一，制造地理试图通过在不同尺度上关注制造者的身体和物质互动的实践，为应对当前的物质和环境危机提供方法，并希望基于一种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福祉关心的方式，重新审视人类如何与物质联系、制造物品以及围绕物质建构经济和社会等基本问题。论文通过梳理西方制造地理的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采用自我民族志、学徒制等具身参与的研究方法，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制造的多重情境、制造中的身体、制造的物质、制造的实践以及制造的关系等方面。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需要关注的研究话题，包括手工艺人的保护与物质的可持续利用、制造实践的流动性与地方重构、工艺制造与乡村手工艺人的可持续生计、制造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幸福感、友谊等方面，这些工作可以为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乡村振兴等政策的落实奠定基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及工艺制造过程中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等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