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乡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数字乡村”已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论文在对数字乡村的文献成果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乡村的定义和内涵，对国内外的研究前沿进行述评，并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进行对比。梳理发现：① 国内以规范研究为主，着眼解决乡村发展的现实问题，促进政策优化。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手段，研究关注点集中在如何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以及数字乡村发展引致的乡村重构等方面。② 国外以经验研究为主，更倾向解释微观社会现象。通过探讨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等具体现象，展现数字化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面向，着重探讨城乡“数字鸿沟”的形成及其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影响。未来中国地理学视角下数字乡村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以下方面：人地关系视角下数字乡村概念的再认知、多空间尺度视角下城乡“数字鸿沟”的量化测度、微观主体视角下的数字乡村发展以及基于地理学综合效应研究范式的“数字乡村建设”正负外部性揭示。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系统并行的行动，可解决当今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态系统管理前沿方法之一。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用于乡村空间重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乡村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还可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潜力，促进乡村地域的全面振兴。论文梳理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概念演进，并基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域经营主体和村民等不同利益主体视角，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4个方面探讨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随后，分别从生态保护和生态景观优化、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和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自然景观商品化以及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未来可着重从NbS理念的本土化改造、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深入开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桥梁。论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分析2011—2021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演变格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1年来，中国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新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②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④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具有缩小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果。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优化区域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应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结合，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农产品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2022年淘宝、京东的农产品电商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地级市宏观数据，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索其驱动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产品电商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人文、自然地理格局高度吻合，呈现出区域集聚特点。② 产业发展方向呈现出“东北—南(略偏东)”的分布态势，形成了中心向外围梯度扩散的多核心圈层式结构，产业演进和布局表现出对既定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③ 各类因素对于农产品电商产业的驱动存在明显空间分异性，产业结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市场潜力因素的驱动作用存在从东向西递减、从北向南递减和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政府支持因素大致呈现由东向西增高的趋势，基础设施因素的驱动作用则是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把做好市场对接、稳定产销关系作为发展农产品电商的首要任务；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为西部电商发展提供更多正外部性投入；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集聚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产业时不同地区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避免资源浪费。
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是考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前瞻性指标，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从流出地视角探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与落户地选择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 当前存量农业转移人口整体的落户意愿偏低；从意向落户城镇层级看，县域城镇(主要是县城)最具吸引力，随后依次是省会及直辖市、地级市；从意向落户空间区位看，呈现以就地、就近落户为主，异地落户为辅的结构特征，二者结合发现近距离县城是农业转移人口最理想的落户地。(2) 家庭特征及与家庭密切相关的流动特征是影响落户意愿和落户地选择的共同因素；城镇住房、回家次数是影响落户决策全过程的关键因素；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对是否落户城镇至关重要，而距县城距离、村庄居住环境在落户地选择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研究结果有益于深化和拓展对既往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决策规律的认识，并对攻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点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政策含义。
患者跨市流动反映了医疗资源的供需关系，揭示其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有利于区域医疗卫生系统的优化。论文采用近50万条患者线上评价数据构建了长江经济带跨市就医网络，并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与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长江经济带跨市就医网络形成了“单核多心”的供给分布格局，需求规模分布呈现出“由西向东”的衰减格局，供需关联呈现出多个“单中心聚集”结构；② 长江经济带城际医疗服务空间组织模式呈现出“一般城市—省会城市—上海”的三层树状结构，但部分城市有所突破；③ 地理、制度、文化和社会邻近性的提升会促进城际患者流动规模。论文提出了一套分析城际医疗服务空间组织结构的方法，构建了患者流动邻近性分析框架，所揭示的长江经济带跨市就医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可为长江经济带医疗资源区域布局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撑。
构建非本地创新网络对于持续提升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网络信息熵，采用Fisher最优分割法将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非本地创新网络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萌芽期(1994—2000年)、成长期(2001—2009年)和成熟期(2010—2020年)，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ERGM)以及比较静态分析法探究各阶段的演化机制。研究表明：①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非本地创新网络现已发展至成熟期，网络内冗余信息增多；② 网络结构呈现出多中心、跨地域的发展趋势，部分城市实现了从网络边缘层向网络核心层的跃迁，“核心—边缘”结构弱化，北京、成都等区域外城市成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非本地创新网络的核心城市，为长三角的生物医药产业提供了重要的知识补充；③ 伴随网络复杂程度的提升，网络结构内生的传递效应、基于创新能力的马太效应以及多维邻近性对非本地创新网络演化的驱动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动态变化过程。现阶段主导该网络演化的关键动力是基于信任关系的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研究认为，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未来应警惕信任关系主导下的创新合作带来的锁定效应，同时应通过消除制度性壁垒扩大合作对象搜索范围。
文化遗产地是由大量的古代建筑、民风民俗、礼仪传统、身份认同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符号与象征所构建起来的综合性空间。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长7.8 km，并不是一条线，而是囊括了多主体，不断进行意义建构、符号想象、叙事传播的多维动态空间，是城市功能的高度聚集地。论文引鉴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理论，通过实地调研、案例对比分析、社会语义网络分析等方法，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三个层面审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地的空间生产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由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要素与力量驱动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实践，对北京中轴线遗产空间和旅游空间进行重新塑造，形成了当前中轴线空间的重要社会化结构。这一进程不仅关乎物理空间的修复与更新，更涉及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然而此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包括遗产保护与管理体制过于复杂、中轴线整体价值阐释创新不足、旅游空间与遗产空间的比例失衡等问题。因此，应当妥善处理权力、利益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在遗产保护和管理上，进一步简化管理体制，建立更加高效的多部门协调机制；遗产价值阐释上，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遗产的触达率和吸引力；公众参与上，进一步优化旅游路线设计，拓展旅游空间，并通过丰富社区活动、教育项目和志愿服务等丰富遗产空间，增强民众对遗产地的文化认同。
为剖析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探索提高居民幸福感的多元路径，论文基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虹霓村回收的220份有效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旅游影响感知的视角，结合主客互动的中介作用和地方依恋的调节作用，探讨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及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旅游影响感知和消极旅游影响感知均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影响方向相反；主客互动在积极、消极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两个路径中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地方依恋在积极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负向调节作用，在消极旅游影响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高水平的积极影响感知和地方依恋同时发生是居民获得主观幸福感最具解释力的充分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机制、提升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