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1990—2020年29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市域经济增长划分为1990—2012年和2013—2020年两个阶段，进一步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不同阶段生产要素变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经济始终保持增长趋势，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区已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内陆地区，增长格局由明显的“东西”差异向“东西”和“南北”差异并存转变。② 生产要素变动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差异。资本存量比重大的区域由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连片分布逐渐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同时在中西部的核心城市零星分布；从业人员增量格局中东南高、西北低的局面始终存在，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资本深化水平和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总体上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深化程度和效率较高的地区仍为几个核心城市群。③ 生产要素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段有一定差别，两个阶段对区域经济增长起主要促进作用的要素分别是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从业人员数。研究结果可为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加强城市间功能分工对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至关重要。论文从都市圈视角出发，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个都市圈面板数据，运用区域功能分工指数、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和Tobit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都市圈功能分工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其对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绝大多数都市圈功能分工水平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逐渐形成“中心城市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外围城市以发展制造业为主”的空间功能分工模式；中国都市圈功能分工水平区域差异显著，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都市圈功能分工处于较高水平，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功能分工水平较低；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都市圈功能分工形成的积极效应大于消极效应，进而提高了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效率；都市圈功能分工对大规模都市圈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小规模都市圈甚至因为功能分工引起的多样化经济的丧失以及交易成本的增加而抑制其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由于中心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方面存在显著优势，因而都市圈功能分工对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能够深化都市圈视角下区域分工的认知，可为都市圈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前瞻性地探讨交通一体化驱动下可达性对产业空间演化的作用规律，将为产业选址布局和功能定位及其相关政策体系制订等工作提供参考依据。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为例，构建可达性空间模型测算县区可达性值，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测度可达性对产业空间格局的作用强度及其变化趋势，揭示交通一体化驱动下可达性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演变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① 2010年和2020年全部和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高值区和高增长区呈现出等级分布和中心城市邻近分布。② 在交通一体化驱动下，长三角地区外围地区城市和核心城市可达性水平大幅度提高，可达性格局呈现东西扁平化的“核心—外围”结构，它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产生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在直接作用中，综合交通可达性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作用加强，高铁可达性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格局影响显著；在间接作用中，可达性通过空间集聚、空间竞争和市场潜力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③ 邻近县区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竞争因素对本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格局的正负向作用增强。市场潜力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选址布局的主导因素，县区只有在具备足够市场潜力的基础上，高水平可达性才能在吸引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落地上起到关键作用。④ 可达性不但具有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扩散的“离心力”，也包含促进企业集聚的“向心力”，二者共同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空间选址与区位迁移决策。据此，面对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的日趋提升，各地可以根据不同行业对可达性的敏感程度和区位偏好差异，因地制宜地规划布局交通枢纽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集群。
愈发重要的城际要素流动和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体系使城市群等区域组织兼具网络化与层级性特征。论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综合考虑空间连续性、节点连接性和长三角一体化演进态势划分中心层和外围层，借助多层指数随机图模型(multi-level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ML-ERGM)，从企业联系的视角剖析长三角城市网络化与层级构造共存的模式，并从结构层面的基础结构效应与复杂结构效应，以及外生动力层面的城市经济规模、城际物理距离、城际交通可达性、行政边界效应探讨该模式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群的城际联系网络整体呈现出层级结构，且在城际联系强度上表现出明显的“首府引力效应”；② 长三角城际联系网络受到结构效应驱动显著，具体表现为中心层闭合、外围层传递和层间扩张的动力机制；③ 城市经济规模是城际联系网络的重要影响因素，此外，相近的地理距离、便捷的交通网络及位于同一省份均能促进城际企业联系，但三者对不同层级网络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研究可为长三角城际联系网络的优化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快递物流直接反映城市间物质流动，是城市联系的重要表征形式。论文以粤港澳大湾区63个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基于物流网点数据，构建63×63的物流联系矩阵，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粤港澳大湾区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各区县网络中心性与社会经济及城镇规模的宏观格局基本一致，区县间物流非均衡性显著，白云区物流职能突出；② 物流网络整体形成以“穗莞深”为主、佛山与中山为辅的“三核两辅”多中心结构，物流联系集聚与极化现象显著，网络连接优先在“穗莞深”等核心城市；③ 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可划分为4个凝聚子群，呈“散点状分布、圈层式扩展”特征，为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物流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常住人口数量和GDP影响，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对丰富城市网络理论、促进物流协调发展、提升物流服务水平和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意义。
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创新方式，其土地利用是其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A园区是通过商务部确认考核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其土地利用以及合作种植模式对其他海外园区以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采用访谈、实地调研以及演化博弈方法，以A园区为例，对征地过程中园区和当地农户的行为动机进行博弈分析，探索农业产业型海外园区的最佳土地利用模式。研究发现：① 种植园土地需求量大，投资成本高，回收周期长，投资的风险性和敏感性高；② A园区形成“一区多园、合作开发、全产业链构建”开发和发展模式；③ 双方的征地博弈和印尼政府针对种植园的特殊政策共同驱动使A园区最终形成80%自营地和20%联营地的合作种植土地利用模式；④ 印尼土地征用难度大，影响因素多，如私有土地制度、土地权属确定困难和西方“新殖民主义”舆论等因素。A园区在海外土地投资探索中形成的发展经验，对中国农业型园区在其他土地私有制国家进行土地征用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农民占用耕地栽树的耕地林化现象，与严禁耕地“非农化”、耕地“非粮化”的要求背道而驰，威胁了国家粮食安全。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快速非农化与耕地利用方式转变密切相关。论文以山东省新泰市735个村庄为研究对象，将劳动力非农化细分为全户外迁型、部分外迁型、住村非农就业型，在分析2009—2019年耕地林化空间特征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方程，分析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对耕地林化的复杂影响。研究发现：① 新泰市村庄耕地林化在空间上呈现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在西部呈现白马山脚下和中部平原两大集聚区，柴汶河流域村庄耕地林化相对较少。② 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三种类型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村庄全户外迁规模、部分外迁规模刺激了耕地林化，其中，全户外迁刺激影响最大，其次为部分外迁。迁移到市外人数越多的村庄，耕地林化面积越大。村庄住村非农就业规模显著抑制了耕地林化，但这种抑制作用与其非农就业地点关系不大。③ 耕地林化在平原、丘陵村庄都普遍存在，坡度2°以上的村庄耕地林化面积较大，耕地林化多占用质量较差的耕地。④ 政府征地显著刺激耕地林化，且耕地林化具有空间邻近效应，但耕地流转对其具有抑制作用。此外，耕地林化受到认为粮食生产非常重要的村干部的抑制。研究结果展示了村庄耕地林化的动因，并为防治耕地林化提出可行途径。
再野化是当前人类世和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保育的重要手段，荒野地作为再野化的基础空间载体，其科学识别与保护对于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青藏高原为案例区，以2020年为研究时点，在解析荒野地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运用再野化适宜性评估、荒野地空间格局分析和形态学分析，从生态因子适宜性和生态系统自然度两个维度综合评价荒野地适宜性，识别荒野地适宜性等级，明确最适宜的荒野化空间。研究表明：① 青藏高原的再野化适宜性指数范围为0.1310~0.9332，青藏高原荒野地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特征，总体上呈现从东南向西北逐渐下降的空间格局。② 荒野地空间结构总体相对简单，形态学特征均呈现分散化和大型化特征。其中优选荒野地主要集中在东喜马拉雅南翼山地常绿阔叶林地带，而备选荒野地和潜在荒野地逐渐蔓延至川西藏东山地针叶林、青东祁连山地草原和青藏高原西北区域的昆仑北翼山地荒漠地带。③ 青藏高原荒野地的优化受到重要生态功能区、尤其是源区分布的影响。受其自然地理条件和人类活动影响，青藏高原荒野地目前集中分布在东部的东喜马拉雅南翼山地常绿阔叶林和川西藏东山地针叶林地带，而西部地区源区较少且规模较小。研究结果可为完善保护生物学理论、促进青藏高原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和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特别是热带国家间地缘合作驱动着边境森林转换等土地利用变化。相较热带特定森林类型扰动，边境森林干扰及其对国家间地缘合作响应机制等研究明显滞后。中南半岛与其毗邻乃至域外大国地缘合作和博弈已逾30年，2020、2021年新冠疫情在迟滞地缘合作与边境发展之余是否对边境森林扰动施加影响?论文利用2017—2021年Sentinel-2 10 m 土地覆被产品，基于森林转换流向与核密度等方法，从农用地扩张与建设用地扩展评估了中南半岛及其邻国边境森林扰动过程与特征。结果表明：① 森林是半岛13条边境地带基质覆被类型，耕草地次之，建设用地在口岸占据优势。② 森林干扰是边境土地覆被与景观变化主导形式，面积占近50%，耕地、草地变化所致农用地扩张与建设用地扩展贡献比为9∶1。③ 农用地扩张与口岸建设用地扩展分别是边境森林扰动主要与次要驱动因素。前者所致森林扰动超7成，后者所致相应占比为3%且呈逐年上升态势，同时其对森林扰动直接和间接影响国别差异突出。④ 新冠疫情致使所有边境森林扰动减弱，柬埔寨居首位，柬埔寨—老挝边境最突出。边境两侧国家森林扰动减弱具有同步和异步影响特征。
在当前城乡空间高度重构的背景下，作为发展的行动者和终极目标的“人”的幸福感的新构建特征及其城乡异质性，对均衡有效地提升中国城乡发展的幸福红利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将资本作为研究工具引入人文地理学的福祉研究，从“经济+文化+社会”三个资本维度设计了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分析框架，通过“水平+结构”双视角探讨高流动性背景下幸福感的建构特征及城乡分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体验处于较高且城乡相对均衡的水平，“水平”视角下的城乡居民幸福感建构呈多元化特征，即经济资本的基础性效应，文化资本的转化性和社会资本的强敏感性均对城乡幸福感提升起促进作用；② 在考虑资本“结构”的整体性和生态位后，多维资本对幸福感建构的影响从单向提升效应演化为不确定性和结构化特征，尤其是局部生态位上的优势或匮乏所产生的强化或缺失等效应使资本维度对幸福感建构表现出更复杂的运行逻辑；③ 居民幸福感对各维资本的响应强度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其中社会资本是幸福感建构中敏感性最强且城乡分异最显著的资本维度，表明中国当前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应重点关注城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有利于揭示幸福感建构在中国的现代性和本土性特征，可为均衡有效提升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政策制定提供研究基础。
在数字技术成为城市治理新范式的背景下，如何营造具有数字包容性的空间并促进技术弱势群体的赋权成为一项关键议题。论文基于赋权的视角，以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方法探究空间数字包容性的现状与数字资本的赋权作用。研究发现，人们对城市的空间感知发生了转变，线上与线下空间成为一个交融的连续体，线上空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渗透进入线下空间。数字包容或排斥性导致人们进行“触网”或“断连”的空间选择，数字资本的提升能在福利、资源获取、意识、参与、控制这5个层次上促进技术弱势群体的赋权。论文进而提出数字包容性空间营造的逻辑与行动框架，应通过减少障碍因素来提高数字化迁移的自由程度，使“线下—线上”空间成为“包容的连通体”，并在非正式与正式环境、个体与制度的多种维度上共同采取行动，以发挥技术的赋权作用。论文丰富了数字地理学的实证研究成果，为提升中国城市规划与治理中的数字包容性提供依据。
冲积扇是山区河流(沟谷)出口常见的堆积地貌形态。发育成熟、稳定的冲积扇是山区生产生活的良好区域，但同时也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潜在易发区。研究冲积扇的地貌特征及成因有助于山洪泥石流灾害合理防控和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论文以中国藏东南帕隆藏布流域冲积扇为研究对象，结合Google Earth、遥感影像以及野外踏勘调查，统计分析区域冲积扇地貌发育特征、空间分异及主要类型和成因，并探讨气候影响下区域冲积扇变化，结果发现：① 帕隆藏布流域冲积扇面积较坡降空间波动剧烈，干流冲积扇整体较支流冲积扇小且陡；三大支流冲积扇从上游曲宗藏布到下游易贡藏布面积中值呈增大趋势，而坡降中值呈减小趋势；扇体面积与流域面积呈弱正相关，扇体坡降与流域面积呈负相关且与流域崎岖度呈正相关，4个分析区域冲积扇与流域形态参数之间的拟合关系存在明显差异。② 流域内洪积扇、泥石流扇和坡积扇三类扇体地貌特征差异大，且与其来源流域的联系不同，表现为泥石流扇与流域形态参数之间的拟合相关性均最强，而坡积扇的相关性很弱。③ 扇体发育受降水、物源供给、主导动力机制及主河作用等因素影响，气候变化(如升温、强降雨事件增多等)背景下，流域不断新生冲积扇且原有冲积扇规模(甚至类型)发生变化。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经阶段，当前快速的城镇化进程推进了土地利用转型，也由此引发了多种正面抑或负面的环境与经济效应。开展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利用转型的环境与经济效应耦合研究，旨在基于土地利用转型这一独特视角，分析土地利用转型与环境代价和经济产出间的交互作用规律，以探索通过管控土地利用转型实现区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能途径。论文梳理了现有研究在土地利用转型及其环境效应、经济效应方面的重要进展，探索了多维空间中土地利用转型的概念，提出了转型效应耦合研究中“耦合”的含义及测度途径。从学科前沿看，土地利用转型环境与经济效应耦合研究，其本质是人文与自然过程的耦合研究，如何借助土地利用转型调控好这一过程，是新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研究主题。
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经典议题，演化转向为理解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但经典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具有优势条件且成功发展的核心地区，认为区域新产业的发展建立在历史形成的区域特定因素之上，因而难以解释产业基础薄弱、劳动力欠缺、知识技术水平较低的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形成发展轨迹。为此，论文在综述生命周期、区位机会窗口(空间)、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文献的基础上，总结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演化过程及其与核心区域的异同和联系，并认为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受产业异质性、多尺度联系、进入方式和能动性的共同作用：① 以渐进创新、所处发展阶段成熟、互动学习或特殊需求为特征的产业更可能在边缘区域出现；② 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的出现更多依赖于多尺度相互作用与外部联系的加强；③ 进入方式以路径移植、分化、扩展为主；④ 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与强化过程是多主体参与者发挥能动性的结果，通过感知识别和抓取发展机会、匹配新产业发展需求。最后，论文根据中国转型期语境以及核心—边缘关系动态探讨了未来可进一步研究的方面。论文为指导边缘区域转型升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供理论借鉴。
季节是全球和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遵循的重要气候年内变化规律。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地表气温明显升高，与地表气温相关联的季节起讫和持续时间等参数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首先，论文总结了目前广泛应用的三大类季节定义方式，包括从行星角度出发的固定长度季节定义法、气温的绝对和相对阈值季节定义法、区域地理因素和天气平均态转变的季节定义法；其次，回顾了当前利用不同动态指标定义季节主要获得的历史时期冷季缩短、暖季变长的时空规律，以及气候变暖背景下自然变率和外强迫对季节长度变化原因的解释；最后，从季节定义方法的应用领域和空间上通用性角度评述了各个方法的优缺点，并从数据偏差影响、通用指数发展、气候变暖背景下变化机理三方面对未来进行了展望。研究结果明确了季节划分方式间的差别、季节变化特征及原因，不仅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也可以为妥善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科学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