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机器学习模型因其优越的预测性能和灵活性，被广泛引入时空出行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中，但其基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尚未明晰。论文通过回顾2010—2022年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文献，梳理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对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结了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影响时空出行选择行为建模效果的潜在因素和作用机理，展望了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将机器学习算法有效应用于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不仅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契合的模型架构和决策机理支撑，还应克服诸多机器学习过程及方法的固有缺陷，并充分考虑外部研究条件对时空选择行为模拟和预测效果的影响。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已能够契合大多数出行选择决策场景，多元化、高效率的机器学习算法必将有力推动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发展。有限的可解释性仍然是学者们难以广泛信任基于机器学习的时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的根本原因。面对大数据时代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和经典决策理论及模型各自的优势，同时提升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的模拟精度和模型可解释性是重要发展趋势。

医疗服务韧性体现了地区面对风险冲击时的医疗应对能力，研究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力能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论文以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融合韧性理念，构建了城市医疗服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力。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布上总体表现为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区域差异有减弱的趋势，个别城市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局部极化现象；②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格局，期间表现出了较强的抵抗韧性和调整适应能力；③ 根据动力要素组合差异划分出4种医疗服务韧性驱动模式，即医疗资源主导型、经费主导型、环境依赖型和科研依赖型；④ 医疗服务韧性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韧性呈负相关关系，市政环卫能力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医疗服务韧性具有正向影响。论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驱动力模式，能够为不同类型地区医疗服务建设及韧性提升提供现实借鉴。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严酷的地理环境成为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因素。1841—1842年，这里曾发生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战争，与当前中印两国边界争议息息相关。论文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和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分析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战役的时空机制与结构机制。研究认为，清代后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军事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战争初期，查谟军队通过秘密集结、隐蔽意图，快速通过各险要隘口，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藏军被迫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多玉重创查谟军队，进而收复全部失地。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位于廓尔喀(尼泊尔)方向，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在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论文通过军事地理分析，揭示了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关键区域，对于当前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作为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的产业，被视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KIBS的空间分布与知识扩散过程，以及在促进产业融合、区域创新、经济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推动了KIBS在国家及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地理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经济地理学新研究范式下，学术界对KIBS与经济地理学各研究范式的融合、KIBS对新信息技术革命及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KIBS对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多尺度创新空间重构等的影响机制等研究相对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梳理了国内外KIBS在地理学领域的关键研究文献，概括KIBS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2.R6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总结KIBS的研究热点内容与研究动态趋势。结合全球化新形势及中国经济地理的现实问题，提出未来KIBS地理学研究应关注全球化新趋势下KIBS与区域发展转型、KIBS与新质生产力及国际—区域科创中心、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KIBS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研究、KIBS与多尺度创新空间耦合研究的展望。

准确把握城市内部人口动态变化规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空间结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人口总量及分布变化，对于城内迁居导致的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缺乏关注，其测度方法、特征规律等尚待探讨。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构建人口动态变化的“规模—方向—动静”三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解析城内迁居带来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特征，探究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及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心城区到近郊区的人口动态变化具有“高活跃→中活跃→非活跃”的规模特征、“出入大致平衡→严重失衡”的方向特征以及“静态为主→动态为主”的动静特征；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共有5类，其中高活跃增长动态型和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主要穿插分布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组团的核心区，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主要分布在上述两类的外围，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与低活跃平衡动态型分布于中心城区边缘和近郊区组团外围；③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具有“中心—外围”嵌套结构，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之间人口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主要与区位、居住环境品质有关，中心城区内部、近郊区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异则主要与产业发育及类型有关。研究拓展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变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为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精细化制定居住空间供给政策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海外园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为探究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的脉络，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梳理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与期刊分布，识别研究团队与研究热点，并从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及生态环境等视角综述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揭示当前海外园区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主要结论有：① 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呈“先升后降”态势，分为缓慢增长、快速上升、回落下降三个阶段；② 海外园区整体研究经历了从企业视角到园区视角再到发展视角的转变，主要对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区位选择、空间规划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③ 提出中国海外园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推进海外园区韧性研究、拓展海外园区的“关系”和“尺度”研究、加强地缘环境与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深化全球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研究、推进园区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城市通风廊道对于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的缓解以及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以合肥主城区为例，基于气象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卫星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测算城市通风指标，根据指标类型和组合设置4种情景评价体系，包括通风潜力系数(VPC)、通风潜力系数+高温(VPC+LST)、通风潜力系数+雾霾(VPC+PM_2.5)、通风潜力系数+高温+雾霾(VPC+LST+PM_2.5)，在此基础上利用最低成本路径模型构建通风廊道，并采取Pearson关联性模型对各情景下通风效能展开评估。结果显示：① 提出新的通风廊道构建范式“基于通风潜力系数(VPC)与气候环境指标(LST/PM_2.5/LST+PM_2.5)组成的复合指标评价体系构建通风廊道”并验证其具有合理性，其中通风潜力系数由天空开阔度与粗糙度长度确定，气候环境指标的选择以城市面临具体的气候环境问题为依据。② 合肥市主城区夏季与冬季主导风向分别为东南与东北风向；天空开阔度与粗糙度长度指标高值区分别分布在二环线外围与二环线内老城区；地表温度指标高值区分布在经开区与包河区；PM_2.5浓度指标高值区分布在老城区、包河区、新站区与瑶海区。③ 研究构建范式下的通风廊道能够产生较高效能。其中，基于“VPC+LST+PM_2.5”构建范式下的通风廊道中风速等级与地表温度、PM_2.5浓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5、-0.85，其绝对值高于传统基于建筑形态指标构建的通风廊道的相关系数-0.68、-0.82的绝对值。④ 合肥市主城区可划分为“1+7”的两级通风廊道管控体系，在一级和二级通风廊道管控区可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方式。研究旨在从建成环境层面为城市气候适应性的提高提供策略指引。

数字经济已成为文旅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论文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江苏和浙江两省内部，大城市之间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长三角核心区之间及核心区和非核心区之间，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而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并无显著关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提升市场潜力等渠道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各城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差距，而非都市圈城市“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文旅产业的不平衡态势。研究结论对各类主体将数字经济培育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优化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健身运动场所作为体育建成环境的空间载体，对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及民生福祉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结合高斯修正两步移动搜索可达性和多层线性模型等方法，探讨居民健身运动现状的年龄分层特征和商业、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的空间特征，进而揭示各年龄段群体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差异，为健康城市规划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发现：(1) 老年群体几乎不运动的比例最低，具有较高的低强度和中低强度运动需求，青年群体则存在几乎不运动和中高强度运动比例均较高的两极化现象；(2) 商业和公共两类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较高的社区周围场所数量较少，社区与商业健身运动场所的邻近距离更低，可达性随场所数量递增；(3) 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对满意度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的影响更高，学历、健康、婚姻状态和户籍等属性所导致的满意度降低在老年群体中更加显著；(4) 两类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在青年和老年群体中重要性更高，公共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对中年群体影响较小，且商业健身运动场所可达性影响不显著。

气候变化速率在日尺度和季节尺度上表现出差异性，并且呈现出非均匀增温的特点。特别是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夜间的升温速度超过白天，而冬季的升温速度超过夏季。准确评估非均匀增温对陆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是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一项重大挑战。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地分析了冬季非均匀增温、积雪变化以及光周期对春季植被物候特征的影响，同时探讨了这种影响存在的物种特异性、地理位置异质性以及季节补偿效应。研究认为，当前对非均匀增温影响的研究在观测实验能力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对光照、温度和水分耦合作用的理解和认识尚不充分，且模型模拟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未来研究应重视开发新型观测和实验方法，例如精心设计控制实验，以深入探究温带地区光照、温度和水分对植物物候的潜在调控机制。这将有助于加强对非均匀增温影响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并将这些影响因素纳入模型模拟中，从而提升对季节性气候变化如何塑造植被动态过程的认知和理解。

节奏分析(rhythmanalysis)作为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论文系统地梳理了节奏分析的概念与理论内涵，系统回顾了国外地理学界在主体、地方和移动三个维度的节奏研究，展现了节奏分析在理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中的独特视角。进一步探讨了节奏分析研究的两种理论视角：地方性的时间(a localized time)和时间化的地方(a temporalized place)，阐释了它们在研究重点上的差异与联系。最后，节奏分析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研究视角，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生活节奏、文化节奏与生态节奏等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节奏分析理论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将为中国人文地理实践的理论创新提供科学指导，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家庭化流动模式的变迁对于认识中国人口迁移流动演变规律和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年和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利用描述性分析和多层多项Logit回归模型，对中国人口家庭化流动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正不断扩大，家庭化流动已经并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家庭化流动模式变迁呈现出延续性，表现为半家庭化流动的下降和完整家庭化流动的上升。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家庭化流动的过程也更为复杂，流动人口家庭团聚需要更多的流动批次才能实现；家庭规模越大、家庭化流动程度越完整，所需流动批次越多。③ 模型结果表明，家庭化流动受到流动人口特征和流入城市特征的共同影响。流动人口个体及家庭特征、流动特征等一直是影响家庭化流动的重要因素；城市特征层面，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发生了从不显著向正向显著的重要转变；此外，完整家庭化流动一直受到城市住房市场状况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半家庭化流动则主要受到城市等级的影响。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化的宜居社区生活圈，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重要环节。在社区生活圈尺度进行服务设施时空优化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论文以北京近郊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将空间句法模型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相结合，开展城市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环境评价并提出生活圈空间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出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居民行为偏好、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活动中较少被使用；居民使用其他社区设施揭示了社区间空间共享的需求；社区生活圈内存在设施配置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足的短板，购物设施距居住区较远而较少被居民使用，休闲空间不足迫使居民将大型交通枢纽的开敞空间作为休闲活动空间。未来，从人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与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结构特征出发，提倡社区生活圈内的社区间更多开放和共享公共空间、增加弹性化活动空间等，从而营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活动空间。

行政中心迁移研究融汇了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环境等众多学科视角，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与未来演进趋势，对于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文献梳理和文献计量，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阐明了行政中心迁移的概念属性、研究主题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行政中心迁移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其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形成存在互动关系，有效促进了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此外，行政中心迁移研究领域展现出的历史连续性及跨学科特质，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方法。鉴于国际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行政体制的差异，国际经验对我国而言，意味着需要依据中国特定的国情，运用辩证方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行政中心迁移的效应评估和机理分析，注重对迁移方案的科学评估，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不断深化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通过有效的行政区划手段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