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更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文旅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文旅发展困境和增强文旅产业韧性的重要着力点。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数字文旅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内涵辨析—研究进展—热点议题”为逻辑主线，从概念辨析、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研究评述和展望等方面系统归纳和总结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梳理结果表明：① 学者们从数字技术视角、文旅消费视角和文旅产业化视角界定了数字文旅基本概念，数字文旅对文旅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消费体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数字文旅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即萌芽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爆发增长阶段，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保持了紧密联系；③ 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数字文旅研究内容，基于“主体—客体—媒介”归纳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④ 数字文旅研究呈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案例研究法是数字文旅研究的主要方法；⑤ 研究区域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尺度，既涉及具体的区域，也涉及具体的文化遗产地或旅游景点。最后从强化理论研究、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区域和创新研究方法几个方面对未来数字文旅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文旅研究理论体系，促进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和贯彻数字中国战略。
21世纪以来，全球区域不平衡发展现象不断加剧，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形成严峻挑战。区域不平衡是经济地理学的经典命题，其概念与研究框架不断被更新，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对区域不平衡研究的系统认知不足。基于此，论文梳理了国外区域不平衡研究发展历程和视角转向，通过国外趋势与国内外对比分析，提出区域不平衡研究方向展望。研究发现：① 区域不平衡研究经历了早期萌芽阶段(19世纪末以前)、单一视角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二元视角阶段(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末)和动态视角阶段(21世纪以来)4个阶段，研究视角从趋同、趋异转向动态开放；② 随着区域融入全球化程度日益上升，区域不平衡研究发生了由经济不平衡转向多维度不平衡、从静态均衡到外生冲击、由地方化到“全球—地方”互动的视角转变，研究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③ 当前区域不平衡研究范式变化趋势体现为衡量方法的改进、与现代经济地理学流派的融合和对尺度效应的关注；④ 未来区域不平衡研究亟需融合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区域不平衡的内外因素协同作用、动态演化趋势和周期效应、多尺度力量交互和多元主体互馈机制等问题。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收缩效应作为城市收缩的“因”与“果”而同时存在，是深入揭示城市收缩形成背景、作用机理与科学制定治理策略的前提和基础。针对当前学术界尚未就城市收缩效应形成一个体系化的概念认知与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围绕城市收缩效应的概念内涵及其中国逻辑展开了理论探讨，并就中国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展开效应诊断。研究表明：① 城市收缩效应是指在城市收缩这一特定语境下，城市人口、资金、工厂企业等相关发展要素在城市与区域、与周边城市及乡村空间关联耦合作用下“再区位”所带来的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的结果反馈，具有综合性和多维表征性、尺度与维度的正负效应之分、路径传导性和发展语境关联性特征；依据关联主体，可将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内容划分为区域关系、城市内部运行效率和城市居民生活幸福指数发展变化三个维度。② 中国化城市收缩效应研究宜强调解析城市收缩效应生成逻辑的中国化，响应收缩效应治理目标的区域统筹发展观以及响应收缩效应治理手段的以人为本和差别化路径设计。③ 东北区域性城市收缩所带来的收缩效应有正有负，但整体表征出弊大于利；单纯将城市收缩看成是一个人口外流现象并强调单方面的收缩效应显然是不合理的，至于说收缩促进了东北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与集约化发展在目前看来尚缺乏相应的依据与事实支撑，其反而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城对乡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促使城乡关系向低水平均衡方向发展。研究结果是对现有城市收缩研究的扩容及其中国化思考，可为中国收缩城市治理与东北全面振兴提供参考借鉴。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然而已有研究仍缺乏对城乡融合发展参与主体的探讨。近些年，日本学界与政界提出“田园回归”理念，关注人的主体性，提倡以城市乡村化为前提的城乡融合发展主体多元化，并以此尝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论文首先介绍了田园回归的提出背景及概念内涵。随后，从主体视角出发，通过对日本相关政策、时代背景、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舆论等内容的梳理，分析了田园回归理念下日本城乡融合发展的多元主体变迁过程，总结出“定居人口→移居人口→交流人口→关系人口”的变迁路径，表明参与日本城乡融合发展事业的相关社会群体范围在不断扩大。此外，田园回归理念还践行不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的发展观，注重社会主体价值的实现，为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空间是地理学基础概念，是地理学经典思维传统。随着信息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对空间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流空间概念应运而生，成为理解新时期全球化、世界城市和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变革的新视角。论文梳理和分析了流空间概念的提出、内涵演化及其在地理学领域中的拓展，通过全球、国家、城市和个体4个不同地理尺度的应用案例，展示了流空间对理解现实世界问题的独特解释力。流空间突破了过去地点空间的局限，强调了各种“流”在城市体系和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中的重要性，深化了对空间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对于新时期现代地理学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动地理科学的跨学科整合。
精细波浪数据是研究岛礁珊瑚分布和地形地貌结构的基础。目前，珊瑚礁体内部及更小尺度上开展的长时间序列精细化波浪模拟研究还很缺乏，不足以获取岛礁区域精细化的波浪特征。论文以中国南海西沙群岛的永乐环礁为研究区，基于SWAN模型自嵌套波浪模拟和16 m分辨率地形数据，开展2017—2021年永乐环礁高分辨率精细化岛礁波浪模拟，并基于地貌、方位和岛礁分析了研究区有效波高、浪向、波浪能流密度等的精细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模拟波浪与实测波浪Pearson相关系数为0.95，显著性水平P<0.01；永乐环礁5年平均有效波高和能流密度随月份呈现“U”型变化趋势，NE向的平均浪向频率为20%；深潟湖和礁坡的5年平均以及最大有效波高和能流密度最高；平均能流密度呈现南部暗礁最高、西南部次之、北部和西部最低的规律；自外海传播进潟湖的波浪，各方位上礁坡到礁坪的能流密度衰减高于30%，岛礁南部衰减最多达72.7%。研究可为珊瑚分布规律探讨、珊瑚礁保护与恢复和海岸工程建设等提供方法和理论支撑。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是支撑中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强有力支撑。论文基于2010—2019年1832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人(简称杰青人才)的履历信息，建立杰青人才流动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杰青人才流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 拓扑结构特征上，学习阶段网络主体以国内城市相互流动为主，呈现以北京、上海双核心的网络拓扑结构，工作阶段网络主体以国内与国外城市之间流动为主，呈现以北京、上海为双核心的网络拓扑结构，并展现出国外向国内一线城市集聚式流动的迁移特征，人才回流效应显著。② 核心—边缘特征上，相较于学习阶段，工作阶段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更为显著，强半边缘城市、弱半边缘城市及边缘城市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更迭特征。地理空间特征上，杰青人才国内流动网络呈现以北京为核心的轴辐式网络结构特征，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孔雀东南飞”的地理迁移特征。③ 城市属性要素回归结果表明，各阶段人才迁移的驱动因素具有一定差异性，其中教育资源、经济水平是影响杰青人才流动的关键要素。④ 邻近性因素上，“硕士—博士”阶段，人才的流动主要受文化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的影响，“杰青立项前一次工作—杰青立项”阶段，人才的流动主要受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的影响，“杰青立项—现工作”阶段，人才的流动主要受地理邻近性的影响。
节奏分析(rhythmanalysis)作为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已受到广泛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论文系统地梳理了节奏分析的概念与理论内涵，系统回顾了国外地理学界在主体、地方和移动三个维度的节奏研究，展现了节奏分析在理解人类活动与地理空间相互作用中的独特视角。进一步探讨了节奏分析研究的两种理论视角：地方性的时间(a localized time)和时间化的地方(a temporalized place)，阐释了它们在研究重点上的差异与联系。最后，节奏分析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研究视角，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国时代背景下的生活节奏、文化节奏与生态节奏等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节奏分析理论的本土化和时代化将为中国人文地理实践的理论创新提供科学指导，对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促进区域空间优化重组等的重要抓手。其中，撤县(市)设区作为1997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中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从撤县(市)设区的演进脉络、发生逻辑、评估方法和多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撤县(市)设区数量经历了先波动增加后急速减少，又快速增加再逐步减少的变化过程，整体呈现“M”型，其中2000—2002年和2014—2016年是撤县(市)设区调整的高峰期；国家政策倾向提供了撤县(市)设区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撤县(市)设区的直接动力，最终能否实现撤县(市)设区是多元主体博弈后的结果；撤县(市)设区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已有研究关于撤县(市)设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论不尽一致，而关于生态效益的影响相对较统一，即撤县(市)设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上，论文认为未来亟须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深入揭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正负效应；强化撤县(市)设区的驱动机理分析并探究撤县(市)设区触发条件，为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国家行政区划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乡村地区的螺旋式衰落逐渐成为全球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论文系统梳理回顾了乡村发展模式的演替过程，认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根植于地方又面向外部，能够实现“上下联动、内外共生”，更符合新时代乡村发展内涵，展示出较强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为当下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构建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实证框架，重点总结了乡村新内生发展模式在主体与网络层面的主要实证研究，指出现有研究仍无法解决特定现实命题和理论命题上的操作性问题，缺少系统性行动框架指引；因此未来可从多学科视角展开乡村新内生发展的行动框架及评价研究，探索乡村新内生发展的差异化转型路径及机制，以便更好地指导乡村地理学者推进乡村新内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创新网络与区域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探究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21年合作创新专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刻画了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及经济韧性时空演化特征，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合作联系程度日益提高，且逐渐演化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和凝聚子群结构。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均呈现逐年稳步上升态势，但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长三角城市数字技术创新网络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中介中心度则对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稳健性检验也表明该结论成立。③ 相较于中心城市，边缘城市的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对其经济韧性提升影响更大，且中介中心度更加显著，这一效应与核心城市差异较大。研究结果对于厘清数字技术创新网络和经济韧性之间的关系、探索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路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区域发展差距是经济地理学永恒的研究主题。论文以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长三角作为研究对象，在刻画长三角一体化空间范围扩展过程中区域内经济差距动态演进的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实施对区域内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一体化空间范围扩大造成了区域内经济差距加剧，但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政策的推进，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并呈现经济差距缩小的长期演变趋势；② 从地理区位视角来看，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对规划范围内地理区位偏远、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③ 从边界视角来看，长三角一体化政策产生了明显的边界效应，降低了长三角周边有着类似的地理位置但不在长三角一体化规划范围内城市的战略、交通地位，对其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④ 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实施主要通过交易成本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优化效应等途径缩小了区域内经济发展差距。在建设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等议题的背景下，研究能够为进一步完善长三角一体化推进框架、探索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模式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已成为文旅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论文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江苏和浙江两省内部，大城市之间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长三角核心区之间及核心区和非核心区之间，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而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并无显著关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提升市场潜力等渠道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各城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差距，而非都市圈城市“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文旅产业的不平衡态势。研究结论对各类主体将数字经济培育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优化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开放性、多样性和弹性化的宜居社区生活圈，成为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与幸福感的重要环节。在社区生活圈尺度进行服务设施时空优化是城市更新改造的重要方向。论文以北京近郊当代—怡美社区生活圈为例，将空间句法模型与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间特征相结合，开展城市社区生活圈尺度的空间环境评价并提出生活圈空间优化建议。研究发现，空间句法测度出可用性较高的空间通常因门禁管理、居民行为偏好、工作安排等因素而在居民日常活动中较少被使用；居民使用其他社区设施揭示了社区间空间共享的需求；社区生活圈内存在设施配置不合理、公共空间不足的短板，购物设施距居住区较远而较少被居民使用，休闲空间不足迫使居民将大型交通枢纽的开敞空间作为休闲活动空间。未来，从人的时空间行为需求与社区建成环境空间结构特征出发，提倡社区生活圈内的社区间更多开放和共享公共空间、增加弹性化活动空间等，从而营造更加宜居和谐的生活活动空间。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正在日益加剧。立足地理学视角，开展特大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估研究，对城市高温风险调控和防灾减灾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引意义。论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暴露度—社会敏感性—物理敏感性—适应能力”4个维度构建高温脆弱性评估框架；采用等权重—函数模型法、熵值—函数模型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计算高温脆弱性得分，并结合热相关死亡数据，运用十折交叉验证方法检验不同脆弱性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基于准确性最高的高温脆弱性评估结果，揭示广州市高温脆弱性的空间分异格局并识别其主导因素。 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中心城区的高温脆弱性整体呈现以老城区、老黄埔区和白云区西片区、天河区南片区为四大高地，高温脆弱性高、较高区域沿着城市建成区扩展方向分布，其中老城区内环路环绕的城市中心区域为极高高温脆弱性社区的集聚区域；② 老年人口占比、老年人自评为健康状态占比、独居老年人口占比、住房建成年代在1990年之前的占比和高温日地表温度均值为影响社区高温脆弱性的主导因素；③ 地表温度均值、老旧住房占比和老年人自评为健康状态占比主要作为第1~3位障碍因子，对于抑制社区高温脆弱性发挥重要作用，适应能力相关指标的障碍因子排名相对靠后。
对人地系统资源进行一体化整合能够有效推动院落资源空间科学营建及促进区域生态与经济发展。伴随老龄化与人口缩减加剧，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未来绝大部分乡村居住空间更有可能回归到传统院落式结构。因此，论文基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资源代谢理论等科学基础理论，探讨中国未来乡村院落发展情景，同时耦合资源代谢分析体系与院落微地理—经济—社会—产业系统的基本特征，系统化院落资源空间配置与流动规律，综合考虑未来乡村居民各层级需求，建立了基于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改进的院落资源空间演变概念模型、空间复合结构下的院落全景资源流动模型、院落资源代谢评价指标体系与面向未来的乡村院落资源代谢研究框架，并系统阐释了院落资源代谢研究与空间功能及区域政策的外部科学关联。论文通过创新提出系统规范的以独立院落为研究对象的资源代谢科学基础及研究框架，从中微观尺度评估资源在院落内的流动规律，有助于精确识别区域内资源的最优分配路径，使资源配置、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居民情绪效益均能够被最大化实现，从而为实现院落资源全域化整合与多元化增值提供科学支撑，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决策提供高效指导，精准推动乡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探究城市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城市规划和改善热环境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高密度城区——天津市南开区作为研究区，借助建筑和遥感影像数据，量化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夏季地表温度，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集成应用，探究城市形态对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对其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 天津南开区夏季地表温度呈展现“北高南低”分布及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高—高”与“低—低”聚集模式。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拟合和解释城市形态与地表温度关系方面显著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③ 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的影响存在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其影响力依据平均大小顺序可排列为：建筑密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容积率>建筑体积密度。其中，建筑密度和建筑体积密度促进地表温度的升高，而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容积率则对其起到显著的降温效应。④ 基于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显著不同的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可为社区热环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有效集成，为城市热环境研究和相关领域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学框架。
在旅游与政治地理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南海旅游活动已成为周边国家辐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关注海洋边境旅游作为地缘政治日常化的邂逅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和政策意义。论文以旅游邂逅为理论工具，通过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西沙旅游中政府推动的宏观权力下渗如何和微观个体的具身参与形成共鸣进而推动主权实践的实现，以期全面理解海洋边境旅游中的空间—权力关系生产。研究发现：在西沙旅游中，国家引导了具有政治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通过旅游活动内嵌的社会文化元素，以“人—人”互动邂逅和“人—景观”感知邂逅的双重策略向游客传递地缘政治话语；游客在旅游前基于西沙情怀的边境地理想象，旅游中的具身参与、互动和感知，旅游后情感延续构筑的“主权属我”升华为集体认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西沙主权实践的实现。研究有助于加深旅游地缘政治研究中的“旅游邂逅”“主权实践”等概念的理解，为南海问题提供多样化的分析视角。
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水热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导致极端水文气象事件频发，特别是复合型极端事件日益增多，严重威胁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长江流域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极端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受全球变暖影响，近年来也经历了更严重的干旱—热浪复合事件(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events，CDHEs)，严重制约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此，论文以长江流域为例，基于长期历史观测资料和CMIP6模式预估数据，采用强度指数(compound drought and heatwave magnitude index，CDHMI)识别长江流域CDHEs，并探讨CDHEs时空演变规律及未来趋势。结果表明：① 历史时期，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在1993年后均呈增加趋势。轻度等级的CDHEs发生频次最高，7月的频次和持续时间均为最高，主要发生在长江流域中下游、横断山区和云贵高原等地区。② 23种CMIP6模式中INM-CM4-8、ACCESS-ESM1-5、NESM3、NorESM2-LM和INM-CM5-0是偏差校正后最适合长江流域的5种模式。③ 未来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是CDHEs频次和持续时间的高值区，5种模式中NorESM2-LM的年均频次和持续时间最高；多模式集合结果表明，不同情景在近期的差异较小，远期差异明显；SSP1-2.6、SSP2-4.5和SSP5-8.5三种情景下轻度等级CDHEs的年均频次均为最高，轻度、中度、重度和极端4种等级事件在SSP5-8.5达到峰值。研究结果可为长江流域缓解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提供科学支持。
行政中心迁移研究融汇了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环境等众多学科视角，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与未来演进趋势，对于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文献梳理和文献计量，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阐明了行政中心迁移的概念属性、研究主题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行政中心迁移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其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形成存在互动关系，有效促进了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此外，行政中心迁移研究领域展现出的历史连续性及跨学科特质，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方法。鉴于国际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行政体制的差异，国际经验对我国而言，意味着需要依据中国特定的国情，运用辩证方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行政中心迁移的效应评估和机理分析，注重对迁移方案的科学评估，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不断深化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通过有效的行政区划手段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对于推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覆盖区3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区，基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成后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物流量，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模拟未来通道能力条件下各城市间物流联系量，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前后铁路、高速公路物流网络结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缩短核心覆盖区城市间铁路和高速公路距离，提高各城市的货运总量；②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防城港、昆明等面向东南亚的海港、陆港城市与重庆及各省会城市间的物流联系得以较大程度强化，并促进各类货物流向一般地级市，物流网络格局呈现层级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特点；③ 无论是距离缩减效应、货运量变化还是物流网络结构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铁路物流网络的影响均强于高速公路物流网络。通过对比新道建设前后陆路物流网络格局变化，可为优化通道布局、升级物流网络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是衡量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成效的重要指标，对于新时代贯彻落实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从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二元分析视角出发，对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展开研究，并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探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东南沿海和青藏高原地区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程度偏低，北部、中部和川渝地区则相对较高，个体融入意愿和感知接受程度的空间格局与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相似；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受到个体内部和城市外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个体融入意愿在华南和西北地区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山东及周围地区表现为负向影响，感知接受程度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全局正向影响，同时主观社会融入还受到年龄和流动距离的全局梯度影响及性别、民族多样性和经济水平的局部显著影响。各变量的空间异质性尺度差异明显，个体融入意愿、感知接受程度和性别的空间异质性更加突出。③ 个体融入意愿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和流动时间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感知接受程度对主观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受到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的负向空间调节效应以及婚姻状况和公共服务的正向空间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入的空间不平稳机制，为基于社会融入视角的各地区流动人口治理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建议。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区域国别的投资环境评价是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支撑，但已有研究难以满足现阶段企业投资的现实需求。论文基于实地调研和二手数据，从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6个方面评估越南投资环境，刻画其地域分异特征，分析重点投资区域及其主要投资领域。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格局方面，越南投资环境呈现空间非均衡格局。要素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空间分布特征为局部高值、整体低值。胡志明市、河内市、海防市、平阳省、同奈省和巴地头顿省的投资环境优于其他省(市)。② 在类型区方面，越南投资环境可划分为优先投资区、关键投资区、一般投资区、潜力投资区和谨慎投资区。优先、关键、一般和潜力投资区的分布范围与北部重点经济区和南部重点经济区相吻合。③ 在投资重点方面，越南重点投资区域在产业发展和投资偏好上存在差异。越南北部重点经济区的重点投资产业为电子信息产业、机械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南部重点经济区则为纺织服装业、食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④ 在政策建议方面，构建多层次中越投资机制，建立多方参与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分区有序规划，培育以“粤港澳大湾区—北部湾经济区—河内北部重点经济区”为核心的中越沿海经济带；优选投资产业，发挥境外产业园区的功能，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依据企业特性，权衡投资目的地的区位优劣势。研究为越南投资区位选择、中越经贸合作以及未来构建更具韧性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定的科学决策依据。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空间基础和物质载体，实现乡村土地利用优化成为破解乡村土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在城镇化中后期，城乡治理进入“深水区”，乡村土地利用优化需要以系统性研究为支撑。论文从系统科学视角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及机理分析框架，全面梳理乡村土地利用问题，并结合问题类型提出乡村土地利用优化路径。研究发现：① 乡村地域系统由水、土、气、生、岩石、矿物等内核性要素和资金、技术、信息、数据等外缘性要素，以及人、基础设施等双重属性要素构成，不同数量和品质的要素形成乡村地域系统结构，其本体结构与主体结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并承担调节乡村要素、优化乡村结构、提升乡村功能的双向传导作用。② 当前土地利用问题包括资源与环境结构制约发展用地需求的本体结构约束问题、社会结构中政策和组织体系与更高水平的经济结构发展需求不匹配制约土地利用效率和质量的主体结构失衡问题、本体结构客观支撑条件与社会经济组织利用不协调影响土地持续利用的综合性问题。③ 土地利用优化策略包括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策略、空间优化管理提升策略和土地生态价值转化策略。研究可为破解乡村土地问题、提升乡村土地利用效益，推进乡村转型振兴提供参考。
作为可持续的低碳出行模式，城市积极交通出行在实现“双碳”目标和“健康中国”战略过程中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积极交通出行如何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受到地理和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有关其影响心理健康与福祉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鉴于此，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期刊文献，系统总结了城市积极交通出行影响居民心理健康与福祉的作用效应。结果表明，大部分研究证实了积极交通出行对心理健康与福祉的正面影响，但也强调不同人群和空间之间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此外，论文归纳出积极交通出行影响心理健康与福祉的5种主要路径，包括：① 内在特征的直接作用；② 生理功能的中介作用；③ 物理环境的调节作用；④ 社会环境的中介作用；⑤ 心理状态对积极出行的反馈作用。研究结果为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措施促进积极交通出行、推动中国健康城市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启示。
就近城镇化是相对于异地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深刻影响着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空间布局。论文利用泰尔指数嵌套分解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模型，深入分析中国就近城镇化发展的总体差异及其分解，详细刻画中国就近城镇化发展的区域趋同格局，重点探讨了空间效应对就近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就近城镇化水平的总体差异呈持续缩小趋势，其中，本省城镇化率的总体差异最大，本县城镇化率次之，本镇城镇化率最小。② 从尺度分解来看，中国就近城镇化及其三个细分类型(本省城镇化、本县城镇化和本镇城镇化)表现为省内差异最大。比较中国东、东北、中、西四大板块内的省间差异，西部的省间差异最大，其他板块相对较小；比较四大板块的省内差异，西部和中部各省的省内差异较大，而东部和东北较小。③ 从趋同格局来看，中国就近城镇化及其细分类型存在空间上的趋同俱乐部。中国就近城镇化发展与周围环境具有明显的空间联动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为全面把握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合理提出城镇化差异性措施提供科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