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韧性是指在极端条件下交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抵抗、减缓以及吸收的方式维持其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内恢复原始平衡或者新平衡状态的能力。受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影响，极端事件的风险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城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包括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对其强度的影响)，如何监测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多长时间交通运输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尤其是缺乏气候变化对交通韧性影响的时空动态变化监测。因此，如何精准识别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的状态，提升自然灾害交通防治水平亟待解决。而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预测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为重建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数据集，进而揭示历史极端事件影响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论文对国内外近50年来交通韧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结合国内外交通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交通韧性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旨在为今后开展交通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长江流域2022年夏季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性高温事件，给流域各省生活、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科学解析该次高温过程成因对于提升高温过程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和长江流域699个站点逐日温度资料，研究了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过程的环流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2022年长江流域的夏季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综合强度指数排名第一的高温事件。② 长江流域上空对流层中高层受相当正压结构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是此次高温过程发生的局地环流成因。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相向运动，且在长江流域上空重叠，是导致2022年高温发生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在高压控制下，长江流域上空的下沉运动及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均明显偏强，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共同导致高温极端性强。③ 欧洲西部经贝加尔湖向东频散的Rossby波能量，使得欧亚地区中高纬自西向东维持两脊一槽波列分布，北半球中高纬度表现出稳定的三波型，整个副热带地区为能量辐合区，助力副高维持偏强，同时有助于长江流域上空反气旋的持续，是异常环流长时间维持的原因。

行政区划是国家进行地方行政管理的基础单元，行政区划调整则关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空间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抓手，对经济发展和区域治理产生长期影响。论文对近30年来(1992—2022年)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从历史考证、模式类型、成效评估、影响因素和国内外对比等方面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与相关进展。研究发现，行政区划设置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方向，相关研究与国家政策联系密切，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会激发和拓展行政区划的研究，反过来研究成果又会推动区划政策的完善发展；行政区划研究经久不衰，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兼跨多个学科；发达国家行政区划实践经验和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无法照搬到国内，中国行政区划研究要结合国情，辩证吸收，走出具有本土特色的调整道路。在推进国家行政区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应加强行政区划调整方案的评估论证，增强科学性与合理性；注重发挥多学科优势，丰富和完善行政区划调整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充分利用好行政区划手段，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以全面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基于欧洲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把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4个阶段，得到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因对人口数量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以及城市演化特征、演化阶段和演化顺序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遭到批判和质疑。尽管对这一理论已有不少修订、补充和完善，但仍存在若干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未来要纳入新城市现象以拓展理论的普适性；细化城市类型以归纳演变多样性；考虑人口结构要素来增强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以及整合多个城市系统提高城市空间演化理论的综合性。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近年来金沙江上游区径流变率较1990年代显著增大，出现了百年一遇的极端洪水事件，对流域水资源利用、水库调度带来了新的挑战。金沙江上游地区范围广大、观测站点稀少，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进行单目标径流模拟较传统模型具有优势，但该方法在大尺度高寒山区的径流模拟研究不足。论文应用长短期记忆(long short-term memory, LSTM)神经网络模型对金沙江上游径流年内过程进行模拟，模型由高程分带提取的日降水(GPM，0.1°×0.1°)、日均气温(ERA5Land，0.1°×0.1°)及逐日积雪面积(MODIS，500 m)数据驱动，以径流观测数据为目标进行建模，同时构建集合模型，模拟流域径流并进行模型对比。模型训练期和验证期分别为2001—2014年和2015—2019年。结果显示：2种模型在预见期15 d内模型效率系数(NSE)≥0.80，且在相邻预见期NSE接近，预见期25 d和30 d的NSE均能达到0.70以上，表明2种模型在30 d预见期内的径流模拟效果良好。以高程分带数据驱动的高程信息模型，1~5 d预见期径流模拟显著优于集合模型，7~13 d预见期优势减小，15~30 d预见期二者模拟效果相当。高程信息模型对汛期径流的模拟优于集合模型，展现出其在洪水模拟方面的优势。总体而言，高程信息模型在预见期为3 d的径流模拟中精度最高，尤其对春汛及夏汛的模拟，可为金沙江中游梯级电站水库调度提供参考，但模型对极端春季洪水模拟效果仍有待提升。

准确把握流动人口就业特征是制定相关就业政策的重要基础。论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划分传统第二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等就业行业，分析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差异，建立多层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从个体层次和城市层次揭示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流动人口在就业市场处于弱势地位，其就业选择仍以传统服务业和传统第二产业为主，从事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就业的比例较低。(2)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存在空间差异，东部地区流动人口选择传统第二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就业的比例较高，且以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等发达地区最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就业选择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部分城市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但传统第二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就业比例均较低。(3) 流动人口就业选择是流动人口嵌入城市就业结构的结果，产业结构、城镇人口规模等因素主要影响城市就业结构，而就业竞争及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则影响流动人口嵌入城市就业结构的过程，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行业选择。研究结果能够深化对流动人口就业选择机理的认知，特别是流动人口就业选择与城市产业发展的关系，可为流动人口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支撑。

空间生产将马克思主义与空间理论范畴系统地整合为兼具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唯物论体系，开拓了解读和分析空间实践过程的新视域。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空间生产研究的热潮，城镇化是理论应用的主要场域。论文运用CiteSpace文献计量方法，结合典型文献的深入阅读，梳理国内城镇化研究领域空间生产理论应用的进展，总结研究概况，挖掘研究重点及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结合中国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需求提出理论应用的展望，即从生产性空间分析到生活化空间关注、从空间问题分析到中国理论体系建构以及从空间理论的解读到空间实践的指引。

森林虫害是中国森林生态系统面临的严重威胁。论文以“基础资料完全来源于地面调查”为标准，遴选了316篇森林虫害主题的研究论文，从中提取森林虫害的时间、地点、面积等信息，采用Meta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森林虫害的时空特征。论文共计提取了可分辨至县域单元的森林虫害962次，时间跨度1985—2018年，涉及299个县(市、区)。研究发现：① 1985—2018年期间共计发生242县次重度森林虫害，年均7.1县次，1985—2005年重度森林虫害县次数以0.4县次/年的速率增加，而2005—2018年转为减少趋势，速率为-0.6县次/年；② 从空间差异看，东南部的武夷山区和西北部的祁连山中东段各县的中轻度虫害频次较高，而重度虫害县次数自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武夷山为全国森林虫害的典型区；③ 气象因素是影响森林虫害的首要因素，北方半干旱区南半部和暖温带半湿润区森林虫害县次数年际波动与前冬季温度显著负相关，而南方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地区则与春季温度显著负相关。研究揭示了中国森林虫害的地理差异，为更好地研究森林虫害的成因及其气候环境效应提供基础。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开展黄河“几”字弯都市圈的区域社会经济联系与空间格局的系统研究，可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与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将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流空间动态数据与城市自身综合发展实力的静态数据相结合，构建了都市圈多层次空间结构算法，对“动—静”结合视角下的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多层次空间格局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发现：①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内人流、物流和信息流联系强度存在一定差异，其中信息流联系最强，且信息流与其他要素流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② 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形成了以鄂尔多斯为主导城市，以银川、呼和浩特、太原等为次主导城市的多层次空间格局，并形成了以这些核心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内小型城市团。未来，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应着重发展鄂尔多斯、太原、呼和浩特、银川等核心城市，加强核心城市辐射能力，并强化各城市间联系强度，推动“几”字弯都市圈由“点”到“轴”再到“面”的城市网络进程。

地理环境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地方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是社会文化转向下新健康地理学关注的焦点。在旅游与健康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康复景观的理论框架，突破当前视觉思维主导下的研究局限，以南京紫金山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案例地，综合利用扎根理论法、多重对应法等，对游客网络评论进行分析，围绕人地互动的中心议题，全面探索旅游地多维康复景观的构成要素，揭示其健康效应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显示，旅游地康复景观具有多维感官的表现形式，紫金山多维康复景观资源体系具体包括视觉类、听觉类、嗅觉类、触觉类4个维度，且各维度的康复景观要素并不完全遵循视觉中心主义的等级秩序，具有各自独特的属性特征和健康意义。同时，紫金山多维康复景观要素之间具有复杂的关联，其内涵意义可以聚类为“自然”“宁静”“协调”三大主题，为旅游地健康效应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营造多重健康体验，并充分体现了旅游者与旅游地和谐的人地关系。论文所提出的“多维康复景观”概念，阐释了地方要素与人类多维感官的健康实践在空间各个层面的互动，为理解地方与健康的复杂关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视角。研究结果有助于促进旅游地理学和健康地理学的交叉，丰富地理学景观研究的理论内涵和方法体系，推动具有多维康复景观的旅游目的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随着5G、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产业已经进入视频社会化时代。论文以抖音数据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特征，并利用参数最优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基于本地与非本地联系划分的不同类型城市的不均衡分布模式与长期存在的“东—西”差距基本吻合，基于抖音社交平台的城市等级并不完全遵循传统的城市等级体系；② 整体网络呈现出了“三棱锥结构”，与“十四五”规划中城市群的发展格局具有极大的相似性；③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主要影响因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发展水平，次要影响因素为物流发展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④ 不同地区由于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出了较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南地区受物流发展水平影响更大，东北地区除此之外受旅游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西北地区除此之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较大。研究结果可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且对不同地区的城市中心性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提升建议。

以抖音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技术工具为“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农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新农人”主播的文旅转化潜力也缺乏合理客观的评判。论文以蝉妈妈网站的抖音“新农人”主播数据为研究基础，从指向度、认可度和传播度3个方面综合测度“新农人”主播的乡村文旅转化潜力；并运用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粉丝量、主营产品等基本特征，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模式，从空间维度揭示了“新农人”主播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区域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能力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农人”主播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男多女少的特征，主播规模与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布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河南、山东2个主播大省的文旅转化潜力十分有限。② 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在“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直播带货与文旅转化潜力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优势。③ 普通新媒体用户中具备文旅转化潜力的主播数不足40%；“乡村守护人”尽管规模有限，但带来了显著的文旅转化潜力。④ 乡村文旅转化潜力的优势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片区的“新农人”主播具有较强的文旅宣传理念，其短视频对文旅内容的指向度更高；而东南片区的文旅视频在认可度和传播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文旅视频的内容质量更胜一筹。⑤ 不同身份的“新农人”主播，在创作动机、叙事方式及叙事内容方面均存在差异，其文旅的带动模式可以划分为基层干部—直接带动型、乡村守护人—间接带动型、普通自媒体用户—潜力带动型。总体来看，抖音“新农人”主播以个体创作为特色，在突破东中西部差异，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并重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显著的南北方差异和有限的文旅转化潜力，仍需要进一步关注。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①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②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③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④ “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① 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② 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③ 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④ 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业重构实践提供机制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当前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论文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机理，并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并从时间和区域维度做了拓展分析。结果表明：① 数字经济能够直接促进居民消费；② 数字经济促进消费的间接作用表现为在供给侧提升产品多样性，在需求侧提高居民收入，在市场侧促进市场一体化；③ 数字经济不仅驱动了本地消费，还对经济水平相近省份的消费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④ 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驱动消费的作用随经济水平提高而增强，具有时间可持续性，同时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强于东部地区，呈现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益贫式特征。研究结果拓展了数字经济驱动居民消费的研究视角，并为依托数字经济提振消费需求提供了决策参考。

全球变暖背景下增温导致区域气候要素变化组合与气候风险类型复杂多样。南亚—东南亚因其热带季风气候特征而受到更多关注。探索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变化规律，对评估其对区域人类活动(如活跃火发生发展)的影响意义重大。论文基于1980—2018年全球气候要素数据集CHELSA V2.1(30″×30″)，采用线性拟合、Mann-Kendall检验等数理统计方法，从整体变化趋势、区域差异特性等方面揭示了南亚—东南亚温度和降水量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趋势。主要结论有：① 近40年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呈显著增加趋势，降水量变化趋势于2005年发生突变。② 南亚—东南亚降水量变化呈增加趋势区占近2/3。南亚与东南亚雨季降水量变化显著性相近，但东南亚旱季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较南亚更突出。③ 近40年南亚—东南亚温度呈显著上升趋势，月际升温较均衡。④ 南亚—东南亚温度变化呈上升趋势区占到99.13%。东南亚雨季温度变化较南亚更显著；南亚旱季温度上升显著性大于雨季，而东南亚则相反。⑤ 南亚—东南亚近40年气候变化表现出暖湿化发展特征，且东南亚温度与降水量变化的显著性与幅度均要高于南亚。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沿海地区复合洪涝灾害频发，研究相关灾害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的香港为例，选取自1962—2021年影响大湾区的223场台风事件作为统计样本，分析在台风影响下，香港的雨潮复合灾害风险。采用Mann-Kendall法分析台风事件的特征变化，发现大湾区近60年来的台风总体呈现“低概率、高致灾”特征。通过多种统计检验方法确定了台风事件下最大风暴增水与累积降雨量的最优边缘分布函数，并采用Frank型Copula函数拟合雨潮复合灾害的联合分布。通过对单一致灾因子以及复合灾害的风险评估和设计值推求，发现“或”重现期的风险率偏高，“且”重现期的风险率偏低，最终认为大湾区在进行海岸工程设计时，选用二次重现期下的最大风暴增水与累积降雨量设计值为最优。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湾区的复合灾害风险特性，可为相关的灾害情境构建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