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被夏季生长峰值期和峰值是植被极为重要的物候和生长指标，对年生产力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论文利用2001—2020年MODIS EVI数据和双Logistic四参数模型，识别北半球中高纬度植被生长峰值期与EVI峰值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对气候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① 在过去20年间，植被生长峰值期主要发生在6—8月，并随着纬度的升高呈先提前后推迟趋势，但如果忽略70°N以北地区的少部分陆地，植被峰值期随着纬度升高呈提前趋势。植被EVI峰值主要介于0.2~0.6之间，整体上高纬度的值低于低纬度。② 区域平均植被生长峰值期呈不显著提前趋势(0.12 d/a，p>0.05)。在空间上呈提前趋势(60.3%)的像元占比大于呈推迟趋势(39.7%)的占比。EVI峰值以0.01/10 a(p<0.01)的速率呈显著增加趋势。在空间上，研究区74.5%地区的植被EVI峰值呈增加趋势。③ 2001—2020年间，春夏季气温、降水量和云覆盖对植被生长峰值期(EVI峰值)的影响最广泛，其中气温对植被生长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最强，在高纬度地区对两者产生不对称作用，在低纬度地区气温的升高可能通过干旱等事件将降低EVI峰值。而降水量和云覆盖对峰值期和EVI峰值的影响在空间分布上相对复杂，空间异质性强。研究结果可为阐明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植被物候和生长变化规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过程和预测提供数据支撑。

基于欧洲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生命周期理论，把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分为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4个阶段，得到后续实证研究的支持和广泛应用。然而，这一理论因对人口数量之外的其他城市要素，以及城市演化特征、演化阶段和演化顺序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而遭到批判和质疑。尽管对这一理论已有不少修订、补充和完善，但仍存在若干突破和发展的空间，未来要纳入新城市现象以拓展理论的普适性；细化城市类型以归纳演变多样性；考虑人口结构要素来增强城市空间分析的深刻性；以及整合多个城市系统提高城市空间演化理论的综合性。

提高陆地生态系统固碳增汇能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最为经济、绿色的途径之一。土壤颗粒态有机碳与矿物结合态有机碳作为重要的土壤有机碳组分，是精细诊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变化的关键。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改变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同时对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输入产生影响，但关于土壤有机碳组分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有统一结论。论文系统介绍了土壤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有机质分组框架；阐述两种组分形成、转化和稳定过程；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土壤颗粒态有机碳和矿物结合态有机碳对气候变暖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制定土壤有机碳管理措施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极大地激发了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研究的兴趣。但当前地缘经济研究仍缺乏清晰的理论和概念界定以及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难以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基于此，论文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发现：① 西方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和理论初创两个阶段；② 形成了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三大理论学派；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分别基于“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并相互纠缠；④ 主要实证研究议题涵盖了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等方面。最后，论文指出地缘经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地缘经济学作为其对应的理论总结，是基于资本逻辑的政治地理学，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它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既是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论文认为未来可以从地缘经济韧性、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等5个方面展开研究。研究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

汽车制造业百年一遇的大变革带动中国兴起“造车热”，重塑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格局。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采用区位商指标比较2013年和2021年中国汽车制造业空间集聚特征，分析新能源和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特点，评估中国城市汽车、电子、电气三大产业共同集聚情况；使用负二项回归方法研究影响中国汽车制造业区位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汽车制造业企业整体上趋向产业历史基础较好的城市集聚，产业布局具备延续和变化双重特征。② 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并存，一方面，传统汽车制造业集聚的城市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上仍具有潜力；另一方面，深圳等传统汽车制造业薄弱的城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突破。③ 在2021年，中国只有上海市、合肥市、苏州市等11个城市实现汽车、电子、电气三大制造业共同集聚，重庆市等汽车制造业发达的城市并未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领域取得专业化优势。④ 制造业多样化指数、制造业知识复杂性、常住人口数量、汽车制造业区位商有助于汽车制造业企业集聚。传统汽车制造业选址趋向外资工业企业集聚的城市，偏离电子制造业企业集聚的城市。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区位商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产业区位论，并为汽车制造业企业选址和政府产业布局规划提供依据。

以抖音为代表的现代新媒体技术工具为“新农人”参与乡村文旅和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手段，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新农人”的空间分布特征，对“新农人”主播的文旅转化潜力也缺乏合理客观的评判。论文以蝉妈妈网站的抖音“新农人”主播数据为研究基础，从指向度、认可度和传播度3个方面综合测度“新农人”主播的乡村文旅转化潜力；并运用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粉丝量、主营产品等基本特征，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模式，从空间维度揭示了“新农人”主播及其文旅转化潜力的区域差异，以期为更好地发挥“新农人”主播的文旅带动能力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① “新农人”主播呈现明显的南多北少、男多女少的特征，主播规模与文旅转化潜力的空间布局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河南、山东2个主播大省的文旅转化潜力十分有限。② 以川渝为中心的西南片区，在“新农人”主播的数量规模、直播带货与文旅转化潜力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优势。③ 普通新媒体用户中具备文旅转化潜力的主播数不足40%；“乡村守护人”尽管规模有限，但带来了显著的文旅转化潜力。④ 乡村文旅转化潜力的优势特征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南片区的“新农人”主播具有较强的文旅宣传理念，其短视频对文旅内容的指向度更高；而东南片区的文旅视频在认可度和传播度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文旅视频的内容质量更胜一筹。⑤ 不同身份的“新农人”主播，在创作动机、叙事方式及叙事内容方面均存在差异，其文旅的带动模式可以划分为基层干部—直接带动型、乡村守护人—间接带动型、普通自媒体用户—潜力带动型。总体来看，抖音“新农人”主播以个体创作为特色，在突破东中西部差异，促进中西部与东部并重发展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但显著的南北方差异和有限的文旅转化潜力，仍需要进一步关注。

高质量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夯实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基础的重要抓手。论文运用缓冲区分析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探究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分布上，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集聚的主要地区，其次是省会城市和沿江沿海城市；行业构成整体上呈“非均衡”态势，机械设备制造业与高新技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占比较高，但不同区域有差异。② 在集聚特征上，圈层差异和尺度效应明显。省域内，各省市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域上，整体呈“一极多核”的空间分布格局。上海是专精特新企业主要集聚区，省会城市及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为专精特新企业次级集聚区。③ 自然地理、政府、市场及社会四大维度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具有尺度效应。土地开发程度作用尺度较小，是局部变量，对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差异较大；高程、政商关系、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物流水平、创新环境等因素的作用尺度较大，是全局变量，且除市场化程度、企业数量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余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都显著为正。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为专精特新政策制定与产业规划提供参考。

梳理中国农业地理学的研究进程，明晰农业地理学研究的主题变化，探讨各时期农业地理学研究发展的特征，总结其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对于推动中国农业地理学研究发展、满足农业生产与乡村现代化需求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论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比分析法分析中国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阶段特征。研究发现：① 从农业地理学研究历程看，大致可以将农业地理学研究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历史记述时期、农业集体化时期、改革发展时期和现代变革时期；② 从中国现代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领域来看，主要涉及4个研究领域，分别是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农业与乡村地理综合研究；③ 未来农业地理学研究将围绕气候变化、城乡融合、自适应韧性和数字化技术等主题展开，并运用到发展决策实践中。

旅游竞争力评价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多源数据和机器学习方法能够从地理空间角度高效揭示相关要素特征，为乡村旅游竞争力的科学评价提供新视角与新手段。论文以杭州市临安区为例，基于多源遥感与互联网数据，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逻辑回归、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极限梯度提升树共4种机器学习模型在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上的精度，并选取最优模型以揭示临安区村域尺度的乡村旅游竞争力格局。结果表明：① 运用随机森林模型进行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其预测精度优于其他3种机器学习模型。② 旅游资源、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政策条件是影响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的主要指标。③ 高竞争力类村庄以条带状分布在临安区北部、西部地区，发展条件优越；中竞争力类以团块状分布在临安东部、中西部地区，在旅游资源品质、服务设施等方面存在欠缺；低竞争力村庄以斑块状分布在临安区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优越、土地禀赋较好，但缺乏资源开发与政策支持。研究可为推动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与方法借鉴。

郊区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与生活要素向郊区的加速集聚，郊区生活方式快速发展。作为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美两国展现了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郊区生活方式演进的典型特征，深入研究两国郊区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演进特征，有利于中西方郊区理论的对话和为中国城市规划提供参考。论文从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美郊区生活空间组织的演变，通过比较中美郊区居民的居住、出行与活动特征变化及其与郊区空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的演进，总结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差异性特征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均体现出三阶段发展的特征，从单中心城市生活方式向郊区生活方式转变。中国郊区生活方式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快、转变多，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混合、向心通勤、公交出行、中心依赖的特征；而美国郊区生活方式发展较早，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元郊区生活方式，并逐渐展现出人口组成多样化、居住社区区隔、侧向通勤、机动化出行、生活郊区的特征。比较发现，中美郊区生活方式的共性在于居住多样化和出行机动化，而差异性在于居住融合程度、机动化程度和日常生活郊区化程度，这一差异的形成受到城市化发展阶段、都市区空间组织、交通发展和空间品质差异的影响，是居民行为主观决策与外部客观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

科学探究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对于重构乡村发展路径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要素支撑力—结构抵抗力—功能适应力”分析框架，以豫东平原区商丘市睢阳区为例，挖掘乡村地域系统韧性特征，进而建立“数理—机理”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韧性适应性类型识别定位方法，甄别系统韧性类型，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影响乡村地域系统韧性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乡村地域系统韧性、要素支撑力、结构抵抗力和功能适应力指数空间分异明显，存在显著正向聚集性，其中要素支撑力正向空间聚集性最为显著。② 类型识别发现，优势发展型行政村30个，规模占比为9.74%；稳健提升型行政村67个，规模占比为21.86%；整治改善型行政村88个，规模占比为30.32%；传统控制型行政村118个，规模占比为38.08%。③ 商丘市睢阳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强弱是由多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扶持力度、人均收入和区位优势度是主导因子。同时，在外源扰动和内核驱动的双重作用下，乡村地域系统韧性通过政策调控机制、内生动力机制、区位催化机制和生态约束机制四维驱动差异引致乡村发展路径分化。

传统村落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突显传统村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极为重要。论文以湖南省通道县皇都侗文化村为例，基于景观符号概念、景观基因理论与空间生产分析框架，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其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景观基因从多原则多层次识别传统村落整体文化风貌的过程，也是对传统村落景观符号归纳、提炼的过程；② 皇都侗文化村分别通过空间编码、景观修复、文化塑造，将其由农耕型传统村落转向文旅融合型传统村落，构建出满足多元主体需求的景观化、艺术化、生活化、地域化的景观符号，实现对景观符号的情感联系与互动和景观本身的符号化；③ 皇都侗文化村旅游产业发展的推动机制，将村民文化自觉、旅游市场需求与政府政策支持等内外驱动力连接至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节点中，实现现代多元生活需求功能与侗民俗文化的融合，推动皇都侗文化村景观符号的空间生产。研究以传统村落的活化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究传统村落景观符号空间生产的过程与机理，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与实践借鉴。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① 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② 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③ 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④ 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业重构实践提供机制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北极日益加剧的气候与环境变化对当地社会经济造成了系列影响。从第三产业视角认识北极变化的影响，能为北极/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域外国家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参考。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系统梳理了北极变化对第三产业典型行业的影响途径与效果。结果发现，以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冰层消融、冻土退化为代表的各北极变化均以多种途径广泛影响着第三产业，并对大部分行业要素产生了利害并存的影响。这些影响为相关研究和中国提供了多项启示。未来研究需要：① 填补影响途径的认知冷点，综合北极变化的致利与致害效应；② 探究北极变化的间接和级联影响；③ 融合多源数据。中国可以通过提高对北极规则制定的参与度，改善“冰上丝绸之路”的运输设施和运输保障，丰富北极旅游产品并创造贸易增长条件，进而把握北极第三产业变化的机遇。

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研究常以创设情境的方式调查旅游地客源变化的影响要素，结合尺度概念可丰富客源演化的实况情境。为了增强忠诚度概念在时空尺度上的有效性，论文以淄博为例，通过访谈法、文本分析法梳理“进淄赶烤”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尺度概念演绎分析游客、本地居民在流量来之前、之中、之后3个时间段上对淄博烧烤的忠诚度。研究发现：① 尺度视角下的忠诚度分析能够从地方承载的产业结构、政策治理、文化符号等维度综合地分析多主体忠诚态度、行为发生的原因与可能性，通过多时段分析展现旅游目的地忠诚度发生的实况情境；② 通过梳理“流量”所涉及的尺度实践，在案例中探索淄博地方政府、各级媒体借助“流量”将淄博烧烤升尺度为淄博市的文化标签，游客、本地居民将共同认同的人性之“善”降尺度为淄博市域内的多维消费体验；③ 在政策方面，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以节事的形式维持品牌热度，但需让游客感受到无阶层、无标准化、无约束的节事狂欢特点，节事期间可叠加大学生、相关企业、地市事业单位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以增强游客进淄的可能性。论文结合尺度与旅游目的地忠诚度的概念搭建学术分析框架，为“网红”现象冲击下旅游客源的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建议。

冻土水文要素变化及关键参数的确定是黄河源区水文过程分析和模型模拟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为进一步认识冻土冻融影响下黄河源区冻土水文关键要素变化及特征，论文选取玛曲季节冻土观测站和康穷多年冻土观测站进行对比分析，结合降水、蒸散发、冻土土壤水分的野外观测，采用HYDRUS-1D模型冻融模块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① 冻土冻融过程会改变土壤水力参数，季节冻土饱和含水率θ_s冷季大于暖季，残余含水率θ_r冷季小于暖季；多年冻土饱和含水率θ_s冷季大于暖季，残余含水率θ_r仅深层冷季小于暖季。② 季节冻土与多年冻土在年内冻结期间土壤含水量呈“U”形变化；在冻结稳定时期季节冻土储水量减少比多年冻土快。③ 冻结稳定时期季节冻土与多年冻土底部渗漏通量都不断减少，而多年冻土由于底部冻土层的存在，底部渗漏通量减少到0后保持不变。④ 季节冻土与多年冻土在地下20 cm处存在冻结锋面，冻结开始期间土壤水双向流向冻结锋面，融化开始期间土壤水由冻结锋面双向流出。研究对于深化黄河源区冻土水文过程的认识，优化水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论文基于中国280个地级以上城市2011—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影响，且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邻近地区的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存在“U”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深化数字经济助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经验证据。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的自然和人文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灾害地理学则主要聚焦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特征、孕灾环境与发生过程，为制定科学的防灾减灾对策提供支撑。随着灾害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队伍力量的逐渐壮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21年在地理科学(D01)首次设立了“环境地理与灾害地理”二级申请代码(D0104)。基于此，论文归纳了灾害地理的内涵及特点，总结并分析了两年来灾害地理相关面上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资助概况，并结合关键词对灾害地理包括的11个研究方向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灾害地理申请代码的设立优化了该学科的申请与资助渠道，其申请量获得了显著提升。② 灾害地理表现出聚集特征，其中的科学问题属性契合“需求牵引、突破瓶颈”，但属性相对单一；研究力量集中分布在华北地区，科研群体则以中国科学院为主。③ 灾害地理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及其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相关灾害事件，灾害类型相对单一，其关键词库需及时更新和优化；学科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较为丰富。④ 灾害地理细分研究方向的覆盖内容获得初步明晰，且申请量主要集中在 “灾害风险分析与管理”方向。总之，灾害地理应丰富科学问题属性，强化拓展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科研队伍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方向与申请项目的匹配度，进而促进灾害地理的学科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旅游活动是乡村旅游地景观变化的重要干扰因素，研究旅游干扰下的休闲农业景观格局演变规律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休闲农业景观是婺源乡村旅游的核心要素之一，论文从旅游驱动的视角，利用景观转移矩阵及景观指数法研究分析了2000—2020年间婺源县休闲农业景观格局的演变规律，并通过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自然、社会经济及旅游因素等驱动力。研究发现：① 婺源县的休闲农业景观与旅游地分布高度契合，休闲农业景观面积呈先增后减特征，但总体上休闲农业景观面积减少。② 在景观尺度上，景观破碎度与分离度呈“N”型波动起伏特征，景观优势度与干扰度呈先增后减特征。在类型尺度上，水田景观破碎度、分离度较为稳定，草地和沼泽地破碎度、分离度呈先增后减特征，其余休闲农业景观总体呈增长特征；旱地、有林地及其他林地最大斑块指数(LPI指数)呈先增后减特征，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景观LPI指数总体呈上升特征，其余休闲农业景观总体呈下降特征。③ 旅游综合收入、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A级景区数量、农家乐数量、旅行社数量等旅游因素是各项景观格局指数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对景观优势度与干扰度产生重要驱动影响，自然因素驱动力较弱。研究结果可为婺源县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优化布局及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这将有助于推动婺源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非粮化耕地是耕地补充来源和用途管控的重点区域，科学识别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并对其进行分区调控是落实新时期耕地保护目标的重要基石。论文以成都平原为研究区，遵循“内涵界定—潜力识别—分区调控”的研究思路，基于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系统解析，统筹资源环境适宜性和社会经济约束性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评价体系，明晰非粮化耕地理论和现实整治潜力阈值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借助两维图论聚类算法构建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区并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理论整治潜力面积为2461.14 km²，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② 研究区非粮化耕地现实整治潜力约束系数对不同县(市、区)的影响强度存在差异性，规划管控约束、耕作条件约束、经济支撑约束和社会意愿约束下的非粮化耕地整治潜力分别为2348.31、1347.89、1676.52和1292.74 km²；③ 按照“约束类型+时序引导”的规则可划分5类整治潜力分区，不同分区之间的约束类型组合与整治时序安排可为差异化调控策略提供依据。研究结果可为成都平原强化耕地“非粮化”治理和保障耕地“进出平衡”制度实施提供科学支撑。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失引发乡村人地关系失衡，加剧了村庄空心化问题。科学测度乡村空心化、提出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空心村整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基于人口转移率测度了乡村空心化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村庄发展潜力水平，将二者结合识别了村庄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的空心村整治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 拜泉县乡村空心化水平均值为0.6529，空心化程度明显。乡镇层面的空心化处于中度和高度水平，村庄以高度和重度空心化为主。农村人口流失主要归因于城乡建设不均衡、农村就业机会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② 村庄发展潜力均值为0.2279，整体水平偏低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县城周边、沿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主要河流的村庄发展潜力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的村庄。产业兴旺(0.5026)水平显著高于乡风文明(0.2703)、生态宜居(0.1472)，治理有效(0.0317)、生活富裕(0.0482)水平较低，成为村庄发展潜力的短板。③ 拜泉县村庄类型划分为Ⅰ类——高潜力低空心化、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Ⅲ类——低潜力低空心化、Ⅳ类——低潜力高空心化4类，整体以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为主，且县域南部村庄发展状态好于北部地区。未来村庄发展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重心向Ⅰ类、Ⅱ类以及南部村镇转移，并完善宅基地、生态用地、耕地等相关制度体系，促进村庄内部结构调整；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探索特色产业规划与升级道路；构建“中心镇—中心村—农民社区—村庄”的新型村镇体系，加强城乡互动，促进要素聚集、资源共享；同时加大环境整治，增强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回归，实现空心化治理与县域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