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优化行政管理体制、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和促进区域空间优化重组等的重要抓手。其中，撤县(市)设区作为1997年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行政区划相关研究中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论文从撤县(市)设区的演进脉络、发生逻辑、评估方法和多重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撤县(市)设区数量经历了先波动增加后急速减少，又快速增加再逐步减少的变化过程，整体呈现“M”型，其中2000—2002年和2014—2016年是撤县(市)设区调整的高峰期；国家政策倾向提供了撤县(市)设区的必要条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推动撤县(市)设区的直接动力，最终能否实现撤县(市)设区是多元主体博弈后的结果；撤县(市)设区的研究方法日趋多元，但相关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相对薄弱，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较大差距；已有研究关于撤县(市)设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结论不尽一致，而关于生态效益的影响相对较统一，即撤县(市)设区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综上，论文认为未来亟须加强行政区划设置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深入揭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正负效应；强化撤县(市)设区的驱动机理分析并探究撤县(市)设区触发条件，为提高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以及国家行政区划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参考。

建设具有韧性的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络，是推进区域安全和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科学认识灾害风险在城市网络中的传导机制并评估网络韧性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论文立足于城市网络的基本概念，首先提出了包含设施网络和功能网络的复合城市网络模型，探讨多层网络之间的物理关联、功能关联和地理关联关系；其次，从结构和功能、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解析复合城市网络韧性的内涵；再次，从传导路径、传导过程和传导影响三个视角揭示灾害风险在复合城市网络中的多维度传导机制，建立了灾害风险和网络韧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复合城市网络模型建立、网络中的风险传导模拟、指标体系构建及韧性评估”三个步骤的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洪涝灾害下武汉都市圈“公路—人流”复合城市网络韧性评估案例来验证框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成果可为考虑灾害风险传导的城市网络韧性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一种新探索。

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等地区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升物流发展质量和效率，对于推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西部陆海新通道核心覆盖区30个城市单元为研究区，基于长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西部陆海新通道主通道建成后各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物流量，利用改进引力模型模拟未来通道能力条件下各城市间物流联系量，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开展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前后铁路、高速公路物流网络结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①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有助于缩短核心覆盖区城市间铁路和高速公路距离，提高各城市的货运总量；②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成后，防城港、昆明等面向东南亚的海港、陆港城市与重庆及各省会城市间的物流联系得以较大程度强化，并促进各类货物流向一般地级市，物流网络格局呈现层级化和一体化发展的特点；③ 无论是距离缩减效应、货运量变化还是物流网络结构变化，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对铁路物流网络的影响均强于高速公路物流网络。通过对比新道建设前后陆路物流网络格局变化，可为优化通道布局、升级物流网络及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探究城市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城市规划和改善热环境的关键。论文以典型的高密度城区——天津市南开区作为研究区，借助建筑和遥感影像数据，量化社区尺度的城市形态和夏季地表温度，并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集成应用，探究城市形态对地表温度的空间异质性影响并对其进行聚类分区。结果表明：① 天津南开区夏季地表温度呈展现“北高南低”分布及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形成“高—高”与“低—低”聚集模式。②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拟合和解释城市形态与地表温度关系方面显著优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③ 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的影响存在多尺度空间异质性，其影响力依据平均大小顺序可排列为：建筑密度>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容积率>建筑体积密度。其中，建筑密度和建筑体积密度促进地表温度的升高，而归一化植被指数和容积率则对其起到显著的降温效应。④ 基于城市形态指标对夏季地表温度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进行聚类，可将研究区划分为三个显著不同的区域，并制定差异化的规划策略。研究结果可为社区热环境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K-means聚类方法的有效集成，为城市热环境研究和相关领域提供新视角和方法学框架。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极端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频发，全球粮食供应链风险愈发凸显，提升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成为保障全球粮食供应链安全稳定的根本途径。论文基于复杂网络视角，通过构建多维度供应链网络韧性测度指标，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韧性演化特征及节点抗干扰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水稻和玉米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较高，其次是小麦全球供应链，大豆全球供应链韧性水平最低；② 4种粮食产品的全球供应链网络类型均为韧性网络，具有快速恢复和适应能力，且韧性水平均有所提高，但其提升水平存在差异，从高到低依次为大豆、水稻、小麦、玉米；③ 在4种粮食产品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中国的抗干扰水平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低于美国，且小麦和玉米抗干扰水平有待提升。研究结果对于明晰全球粮食供应链韧性水平及韧性演化特征、提升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网络中地位及抗干扰性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已成为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研究其生产供应关系对于优化新质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2023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核心企业—供应商数据，论文采用帕累托分析、k-核分析等方法，从生产供应联系、生产供应网络、生产供应组团三大维度探究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生产供应关系的空间演化特征。结果显示：① 企业联系数量和强度递增，700~1800 km是全国尺度上智能制造装备企业生产供应联系的普遍距离。城际生产供应联系格局由双核心放射形、三角形演变为弓箭形，城际生产供应联系的优势流存在相似与差异。企业间强生产供应联系逐渐从市内转向城际，外向性城市的数量快速增长。② 10余年间中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结构日益紧密和复杂。2015年后基于城际生产供应网络的城市等级体系由“金字塔”迈向扁平化。③ 中国智能制造装备生产供应组团的数量由21个增至29个。长三角生产供应组团始终保持领先，珠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生产供应组团稳步发展，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生产供应组团地位显著提升。组团内部的节点关联格局可分为单中心、一核多副、两核多副、多中心和低水平均衡5种，10余年间各生产供应组团内的节点关联格局产生时空异质分化。

城乡接合部的经济空间是地理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论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相关国际研究为参照，系统梳理了中国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研究的阶段与进展：包含城镇化起步期的国外理论借鉴、城镇化加速期的现实问题关注、城镇化中后期的多元价值探讨三个阶段。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呈现出经济类型的包容混杂、形态演化的动态破碎与经济动能的二元并存三个特征。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存在两种路径：第一种由自上而下力量主导，呈现“城郊农业—集中大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路径；第二种在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前期呈现“城郊农业—乡镇工业”路径，后期因区域差异分化出不同分支。演化机制方面，城镇化是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本动力；技术要素是其演化的核心因素；政府、市场、社会在其演化过程中均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基于上述综述提出城乡接合部经济空间未来研究有尺度与区域差异、后工业时代特征、跨边界网络特征、治理引导等4个维度的研究方向。

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致性，探讨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耦合协调特征与影响因素对“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3—2021年湖南省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和ArcGIS技术揭示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态势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湖南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且随着时间演变持续向好，逐步向高级协调阶段发展。省内四大区域耦合协调度基本呈现了与湖南省整体较为一致的态势。② 耦合协调度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呈现以长沙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发展格局。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表现为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北部地区大于南部地区；但西部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和北部地区。③ 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的耦合协调关系受到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规模、绿色研发投入、数字化基础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其中绿色研发投入和金融发展规模的解释力度大于其他因素，是绿色金融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并为因地制宜地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鉴于近今地理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进展除部分领域外尚无系统总结，论文基于文献梳理，参考科学史研究思潮的演变，讨论了其主要进展及未来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梳理表明：① 地理学史是中国地理学中一门具有标识度的学术领域，研究成果丰硕、领域覆盖面广、研究群体稳定；② 领域体系初步建构，形成了学科史、思想史、社会史、编史研究的研究体系，基本与科学史研究领域相对应；③ 地理学史研究思潮多样，基本与当代科学史主要思潮相切合，但对知识社会史、语境论、概念史、阅读史等科学史思潮的借鉴不够，新近地理学思潮下的研究成果较少；④ 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分支领域、主体差异明显，主要体现为聚焦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在中国地图学史与近现代历史地理学史，中国近现代著名地理学研究机构、社团、学者方面成果丰硕，与之相应的其他空间范围、分支领域、主体的研究则有所弱化；⑤ 中国地理学史专门的研究集中在古代阶段，近代阶段逐渐兴起，现当代研究主要是进展回顾、综述文献。未来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① 关注研究的薄弱对象，更为全面地展现中国地理学发展脉络，特别是近百年学科史；② 强化科学史中知识社会史、语境论、概念史、阅读史等思潮的借鉴，关注现当代地理学思潮下的地理学史研究；③ 留意现当代中国地理学史的社会价值阐释，拓展地理学的社会认知；④ 注重与国外地理学史研究的对话，提升中国学者地理学史研究的国际话语。

节庆旅游强化了民族节庆的现代性建构。论文从现代性视角切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思路，采用田野调研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土家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特征与逻辑。研究表明：① 土家女儿会在旅游驱动下的文化重构模式具有典型的现代性实践特征，可分为依托原生地的在地型、依托城市的异地型和流动型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恩施女儿会的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也具有典型的异质性；② 民族节庆的三种文化重构模式经过现代行动者的利益赋予、吸纳联盟、行动动员等一系列过程，呈现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重构过程；③ 在地型、流动型和异地型三种文化重构模式也分别形成了以“祛”失范的生活延续、以“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以“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的现代性实践特征；④ 在时空分离、脱域和知识反思在内的现代性动力下，民族节庆的物理空间、节庆规则、节庆功能与意义等得到更新与重塑，且乡村与城市不同维度的文化重构逻辑存在差异。研究可为理解现代性与文化重构、传统与现代等关系，以及破解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承等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日渐活跃并受到不同学科的广泛关注。基于地理学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有助于增强学科间对话，深入理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时空过程、影响因素和效应。论文通过总结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相关理论，构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且内部差异显著，总体呈现由乡进城、自西向东和省内迁移流动为主的格局特征；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因素既有全国人口的共性，也体现了民族特征的作用；作为特定群体的地理空间行为过程，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通过城镇化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但其对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体系中的选择和分布、民族特征在人口迁移决策中的作用机制、迁移流动对民族地区及个体的影响效应等。

近年来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蓬勃发展，成为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研究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对推动农产品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2012—2022年淘宝、京东的农产品电商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平均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分析中国农产品电商产业的发展趋势、空间分布格局，并结合地级市宏观数据，使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探索其驱动因素与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产品电商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人文、自然地理格局高度吻合，呈现出区域集聚特点。② 产业发展方向呈现出“东北—南(略偏东)”的分布态势，形成了中心向外围梯度扩散的多核心圈层式结构，产业演进和布局表现出对既定发展路径的依赖性，呈现出不均衡的空间分布。③ 各类因素对于农产品电商产业的驱动存在明显空间分异性，产业结构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市场潜力因素的驱动作用存在从东向西递减、从北向南递减和从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递减的趋势，政府支持因素大致呈现由东向西增高的趋势，基础设施因素的驱动作用则是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各地区应把做好市场对接、稳定产销关系作为发展农产品电商的首要任务；应进一步发挥政策引导的积极作用，为西部电商发展提供更多正外部性投入；应进一步加强农产品集聚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发展产业时不同地区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精准施策，避免资源浪费。

基于自然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是一种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生态系统并行的行动，可解决当今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挑战，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生态系统管理前沿方法之一。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用于乡村空间重构，不仅能够有效缓解乡村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还可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潜力，促进乡村地域的全面振兴。论文梳理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概念演进，并基于地方政府、村委会、村域经营主体和村民等不同利益主体视角，从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4个方面探讨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概念内涵。随后，分别从生态保护和生态景观优化、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空间优化和土地整治与农业转型、自然景观商品化以及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期望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生态空间、实体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研究进展。最后指出，未来可着重从NbS理念的本土化改造、多部门协同合作机制构建、资源与资金配置的优化策略探究、社会经济影响的阶段评估、社会经济效益量化方法的应用等方面深入开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乡村空间重构研究。

功能多中心是城市群本质特征的反映，也是构建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新型城镇化格局的重要举措。论文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腾讯人口迁徙数据，分析了城市群在全国与区域尺度上的人口流动网络结构特征与功能多中心时空演化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功能多中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群整体的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大于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并朝多中心方向发展；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和培育发展三种发展类型城市群的全国与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均存在较大差距。② 大部分城市群的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大于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符合尺度越大多中心指数越小的规律性；各城市群的功能多中心类型稳定，但演化方向具有差异性。此外，城市群功能多中心类型与城市群发展类型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城市群功能多中心类型具有复杂性。③ 人均GDP的提高降低了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并且与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呈现“U”型关联；二三产业总值之比提高促进了全国功能多中心指数的提升；常住人口规模增加和互联网用户比重降低促进了区域功能多中心指数的提升。研究结果可为城市群空间结构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相关参考。

全球变暖背景下，北半球夏季陆地昼夜复合高温频发，天尺度连续性降水减少，短历时、强降水致灾强度增加，昼夜降水组合关系正在改变。与年代、季节尺度相比，黄土高原夏季昼夜尺度降水时空变化规律尚不明晰。论文基于1970—2020年逐日降水数据，辅以经验正交分解、趋势分析等气候诊断方法，对黄土高原夏季(6—8月)4种昼夜降水类型(昼晴夜雨、昼伏夜雨、昼夜连雨和昼雨夜晴)降水量、天数和强度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0—2020年，黄土高原夏季和夜雨雨量显著增加，并未改变夏季和夜雨“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② 受降水量波动与降水日数下降的影响，黄土高原昼晴夜雨、昼夜连雨、昼雨夜晴的降雨强度呈现显著增加趋势，而昼伏夜雨降雨强度在20世纪90年代后维持稳定；③ 宁夏中部干旱带、河套平原东部、山西北部、汾渭平原—伊洛河平原，是昼晴夜雨变化的敏感区；昼伏夜雨变化敏感区为：土石山区、黄土高原西南高海拔地区。黄土高原东南部河谷平原区，是昼夜连雨、昼雨夜晴变化的敏感区。研究结果启示：夏季白天和昼夜连雨降水强度增加，正在改变黄土高原昼夜极端降水态势，未来需要加强夏季昼夜极端降水变化机理研究，为构建区域综合风险防范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城际铁路属于一定区域内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对促进城市群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制订城际铁路建设规划中，在确定线路网规模和布局的基础上，还需初步划分各条线路的建设阶段。由于各条城际铁路在城市群轨道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同，科学规划其建设次序，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时空布局，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效益。论文基于预测的“人口—经济”远期分布，计算城际铁路的空间交互可达性，构建城际铁路连接价值模型，并提出“逐轮比选—动态递进”的城际铁路建设次序评估方法。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案例，对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城际铁路线路进行评估排序。分析结果呈现了价值较高的关键线路和部分价值增量不大的普通线路，总体上较好地印证了大湾区城市群近期建设项目安排，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该连接价值模型可以为规划方案的编制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手机信令数据在时空行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缺乏活动目的的语义信息，限制了其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潜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论文提出一种改进方法，用于推断手机信令数据中非就业活动目的。该方法融合了居民交通出行调查数据和活动地到访频率等多源数据，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探究活动目的与个体属性信息、活动时间特征和活动地空间属性之间的关联规律。此外，论文创新性地引入了反映长周期行为模式的到访地频率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加入到访频率后，模型拟合优度从0.265提高至0.442，整体预测准确率从58.0%升至69.2%。这种方法在保持模型解释性的同时，提升了非就业活动识别的准确率，为深入理解居民时空行为需求提供了新的途径。研究成果可以为公共设施规划、交通需求预测和商业布局优化等领域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北方的重要生态屏障。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驱动下，21世纪以来内蒙古植被动态过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植被变化位置、程度、是否发生突变，及其不同驱动因子的贡献尚缺乏系统的定量研究。论文选取6种遥感植被指数，利用Theil-Sen趋势、Mann-Kendall检验和季节趋势断点检测方法对2000—2022年内蒙古植被变绿和褐变的时空格局进行监测；并利用改进后的残差趋势法、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定量分析了自然和人为因素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2000—2022年内蒙古29.62%~36.96%的区域出现了植被变绿现象，仅有0.36%~0.51%的区域发生褐变；正突变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草地(35.9%)和东部地区的森林(25.7%)，42.7%的负突变发生在赤峰市、呼伦贝尔市西部等草地地区。② 气候变化主导了研究区88.8%的植被变绿和62.8%的植被褐变，5.8%的变绿和14.8%的褐变受到土地利用主导，二者对植被变绿区域作用均以正向为主，对褐变区域则产生负向影响。③ 对于植被变绿和褐变区域，温度直接效应、土壤湿度、人口密度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大部分区域产生主导作用，在空间分布上各因子直接和间接效应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可为内蒙古地区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指导。

在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并行背景下，中国城镇体系的层级结构与流动网络相互交织、交互作用。论文基于改进的引力场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城镇层级与人口流动(“层级—流”)交互下的武汉城市圈经济效能。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城镇经济效能呈现显著的中心—外围格局，“武汉—鄂州—黄石—黄冈(武鄂黄黄)”经济高效能轴带初步形成。城镇经济总量会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实现超线性增长，但城镇经济规模以及效能差距有缩小趋势。人口跨尺度流动能促进城镇经济效能的增长，不同维度城镇层级对城镇经济效能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规模层级对城镇经济效能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大城市人口流的加剧能削弱规模不经济；功能层级对城镇经济效能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其能通过跨尺度人口流动进一步促进集聚经济；行政层级能促进城镇经济的高效能增长，高行政层级城镇人口流的加剧会促进层级扩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行政层级的集聚效应。“层级—流”交互拓展了城镇经济增长的研究视角，深化了对不同层级单元经济高效能增长机理的认知，为都市圈城镇经济协调高效能发展奠定了基础。

数字经济已成为当前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化影响下的价值链空间重塑对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基于中国网络游戏业2010—2022年生产服务时空数据，从数字创意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的空间格局，并使用加权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的“金字塔”型层级结构和“强三角+弱菱形”的空间结构基本成型，核心联系与中小城市嵌入同步强化，跨城市网络呈现路径依赖和等级吸附特征；② 不同价值链环节的产业网络空间格局存在异质性，其中生产—运营网络逐渐形成“三角+菱形”网络结构，运营—出版网络演变为以京津冀为核心的“放射状”结构；③ 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网络主要受到行政等级、新经济、制度邻近、社会邻近以及传递效应的影响，网络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影响因素均存在差异。研究为准确分析数字化时代下的城市网络特征与影响因素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也为合理布局数字创意产业、促进价值链协同互动与升级提供参考。

在快速城镇化与活态遗产旅游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村落作为传承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地理单元，村落地域空间系统空心化态势日渐显著，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兼具的多维空间异化。基于此，论文以湖南省湘西侗族坪坦村为例，运用指标构建、质性研究及制度分析与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IAD)框架，构建了“空心化现状量化评估—空心化空间异变剖析—空心化形成机制探究”的研究框架，探讨了坪坦村空心化的现状表征、空间异变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显示：① 从空心化量化结果来看，坪坦村空心化呈现出传统建筑外观保护尚好、但人口空心化和建筑空心化问题依旧显著的特异性；同时，新村、商业街与传统村落的空心化程度存在微观地域分异特征。② 从空心化具体特征来看，坪坦村人口空间呈现出就业非农化和流动保守化的趋势，建筑空间表现为宏观层面的空间肌理破碎化和微观层面的住宅建筑低能化，文化空间则面临表征脱域化与传承断层化的挑战。③ 从空心化形成机制来看，坪坦村空心化是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局限空间共同催化以及外源性主体与内生性主体联合驱动下，呈现出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异化的复杂演变过程。研究旨在探索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心化特征与形成机制的一般规律，以期为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在同类型微观地域空间的有效落地提供科学依据，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活态存续。

郊区化进程中，大型居住区的居民消费生活在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背景下出现新特征。论文基于空间行为视角，构建“社会群体—消费场所—消费行为”的多维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大型居住区消费居民群体、行为与空间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探讨北京市望京地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① 以望京为代表的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既表现出教育文化娱乐类比重高的群体性特征，也呈现出个人基础消费型、自我发展消费型、家庭发展消费型和休闲健康消费型4类差异化消费需求；② 在居住和商业功能完善的望京地区，市级购物中心失去中心性的特征仍在持续，居民社会性的消费需求与空间性的场所认知评价共同推动了不同等级消费场所的差异化消费行为选择；③ 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行为呈现时间“就地化”和空间“近宅化”的消费模式，居民的职住、城市和虚拟消费空间分别呈现均衡性、区分性以及便捷性的服务功能特点；④ 居民的工作通勤时长、居住时长和年龄对职住消费空间的行为有较强解释力，月收入和职业类型相关的影响因素对城市消费空间的行为有较强影响。研究通过揭示大型居住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机制，为郊区化背景下的城市商业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准确量化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住宅价格的复杂关联效应，有助于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和改善居民福祉。论文以兰州市为案例地，基于多源异构数据，提出一种融合Optuna优化的XGBoost模型与可解释性技术SHAP-PDP相结合的方法，以探究地铁特征对住宅价格的作用机制，并定量解析地铁特征与关键影响因素间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① XGBoost的拟合效果优于决策树、随机森林、梯度提升决策树和CatBoost，其解释能力达到77.29%。② 小区物业费、介数中心性、植被覆盖率、交通设施密度和金融机构设施密度是对住宅价格贡献最大的5个特征，累计重要性高达46.07%。在地铁特征中，地铁站网络中心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远大于小区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③ 至地铁站的距离、介数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均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具有明显的阈值效应。④ 除小区物业费外，地铁特征与植被覆盖率、功能性设施密度和建筑年龄存在复杂交互关系，且在特定区间内才表现出正向交互效应。因此，将各类特征要素控制在合理范围是捕获土地溢价效应的有效途径。研究结果可为科学评估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提供理论参考，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决策盲区，同时为实现房价稳健调控与提升城市空间治理效能提供政策启示。

新质生产力是城乡经济均衡发展的桥梁。论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分析2011—2021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演变格局，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讨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2011年来，中国地级市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新质生产力各构成要素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② 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③ 中介效应检验证实，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影响城乡收入差距；④ 空间计量结果显示，新质生产力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在缩小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具有缩小邻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效果。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优化区域布局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应将城乡统筹发展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相结合，着力发挥新质生产力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拐卖人口犯罪古来有之，且延续至今，给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破坏。基于网络开放数据，论文采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可视化等方法分析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探究其地域类型和形成机制。研究发现：① 1970—2018年，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年际变化为“中间高、两端低”的倒“V”型，其与生育政策、打拐力度和观念转变等密切相关，而月份变化则呈明显的季节分异，春季和夏季是高发季节，这多受气候、农忙和假期等影响。②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分异明显，其东北部的滑县、原阳县、兰考县和中部的二七区是犯罪的热点区域，而西北部、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区县是低发区域。③ 河南省拐卖儿童犯罪的地域类型以拐入男童主导型、拐入女童主导型和拐出男童主导型为主。分阶段看，拐入男童主导型数量呈下降趋势，拐出男童主导型呈上升趋势，而拐入女童主导型则呈小幅增长。④ 计划生育约束下，河南省重男轻女严重、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较差的地区，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儿子离世时，出于“传宗接代”和“养老送终”的目的多拐入男童，形成拐入男童主导型；而重男轻女较轻的地区则期望“儿女双全”，或部分条件较差的男性希望通过买妻进入婚姻，面临生育受限、无法生育或婚姻失配时，出于照料养老和生育子女的目的多拐入女童，形成拐入女童主导型。在买方市场旺盛、犯罪动机充足和监管力度不足等作用下，犯罪市场化选择和便利的运输条件促进河南省拐出男童主导型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