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与收入的不断增加，家庭能源消费日益成为中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增长点，把握家庭能源消费时空特征，判别家庭能源消费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有助于加快构建现代能源体系、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的实现。基于此，论文将家庭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进一步借助空间计量模型、灰色预测、情景分析等方法，对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从时空特征来看，1995—2021年家庭能源消费呈现上升趋势。同时，城乡家庭能源消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其人均家庭能源消费呈现趋同态势。② 从家庭能源消费的占比与结构来看，家庭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10左右，且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清洁化发展趋势。③ 从影响因素来看，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家庭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城镇化率与汽车拥有量是家庭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④ 从未来趋势来看，至2040年中国家庭能源消费量将持续增长，且在稳健发展情景下增速较慢，表明政府政策的落实与居民绿色消费理念的普及等对控制家庭能源消费增长表现出积极效果。因此，研究认为应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优化乡村家庭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能源发展政策与转变居民消费观念，以控制家庭能源消费过快增长。

音乐地理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方向，相比于国外成熟的音乐地理研究，国内音乐地理研究仍然非常滞后。论文试图通过文献分析系统梳理国外音乐地理研究进展、发展历程、核心主题、理论分支与方法，从而为完善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提供参考借鉴。首先，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经历了从单一文化地理学视角到多学科交叉融合、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其次，国外音乐地理研究的主题大致可分为音乐区域和文化扩散、音乐产业集群与网络研究、音乐表演的时空间现象和影响、基于音乐的身份认同与文化政治、音乐作为城市特殊声景的地理学研究5个核心议题；在理论视角方面，国外音乐地理研究可分为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及城市地理4个主要分支，分别受到新文化地理学“非表征理论”、流行地缘政治和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等重要思潮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借鉴国外音乐地理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音乐地理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具体建议。

新质生产力是作为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先进生产力，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理解其内涵与现状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论文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实践要求出发，借鉴“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构建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探究2008—2021年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进程与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及四大区域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区域内差异有所缩小；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东北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不同行政等级、不同人口规模、不同人均GDP水平的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局部空间关系变化不大，稳定热点地区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东部、中部地区的自主创新、人才资源水平高于西部、东北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数字技术、新兴产业发展明显优于其他地区。论文通过考察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在时空上的格局演化，可为其优化布局与加快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医疗服务韧性体现了地区面对风险冲击时的医疗应对能力，研究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力能够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参考。论文以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融合韧性理念，构建了城市医疗服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11—2021年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时空分布特征与驱动力。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水平保持逐年增长的态势，空间分布上总体表现为沿海高、内陆低的格局，区域差异有减弱的趋势，个别城市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局部极化现象；② 新冠疫情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格局，期间表现出了较强的抵抗韧性和调整适应能力；③ 根据动力要素组合差异划分出4种医疗服务韧性驱动模式，即医疗资源主导型、经费主导型、环境依赖型和科研依赖型；④ 医疗服务韧性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人口老龄化与医疗服务韧性呈负相关关系，市政环卫能力和互联网普及率对医疗服务韧性具有正向影响。论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医疗服务韧性的驱动力模式，能够为不同类型地区医疗服务建设及韧性提升提供现实借鉴。

以布莱恩·哈利为代表的学者开启地图“知识—权力”议题以来，相关研究日渐丰富，相较于从原始地图及编绘者视角入手的研究，对于从地图传播过程中广义地图使用者(读者)视角的考察较少。论文以一张号称“1910年”由“德国”绘制的青岛城市规划地图为案例，借助地理配准、图纸内容对比分析等手段，尝试解译地图表征背后隐藏的规划史实。结果表明：地图使用者通过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地图复制和重组等参与行为，造成了地图表征失真，并通过权威教科书的广泛传播形成了颠覆原图认知的全新规划“史实”。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地图使用者在参与过程中作为特定社会阶层潜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地图表征之间的关联。希冀从地图使用者视角来完善布莱恩·哈利的地图权力相关议题，并以城市规划地图这一特定地图类型丰富地图(学)史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在一系列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地理格局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和乡之间的联系正变得愈发紧密，带来更加多元的人口分布格局。但目前仍鲜有研究同时涉及城、镇和乡三类地域空间分析人口分布在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演变规律及机制。因此，基于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论文探索了2010—2020年江苏省城、镇和乡人口分布的时空演变，并揭示了城—镇—乡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2010—2020年，江苏省仍保持着“南密北疏”的梯度格局，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规模在城、镇和乡三类地域类型空间的变化已部分跳出这一格局。② 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的变化在三类地域空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该比重在城区普遍增长，在镇的增幅明显地区主要集中在苏中和苏北，而在乡村有所增长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③ 对城—镇—乡人口构成的综合探查发现，尽管常住人口在城—镇—乡共同增长的趋势不明显，但超过半数县市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呈现城—镇—乡共同增长特征；苏中和苏北城—镇—乡流动人口综合吸引力指数的增幅甚至超过苏南。④ 政府公共投入和地区工业发展显著正向影响城—镇—乡流动人口综合吸引力，该影响在发达地区和工业基础优势区有更强效应，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仅在苏南有正向作用。基于人口在城—镇—乡三类地域空间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为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建议。

城市活力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直接影响着居民福祉、企业发展和城市竞争力。论文从城市有机生命体视角，借鉴“活力三角”概念模型，从生长代谢、多样性和流动性三个关键维度筛选指标，整合兴趣点、社交平台、夜间灯光、百度指数、人口迁徙、企业数据库、环境监测、土地利用、人口普查、统计年鉴等多元数据，设计了包含人口、经济、社会、政府、环境和对外联系6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2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活力水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活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高活力城市在长三角地区最为集聚，其次是城市群地区和省会城市，东北地区的低活力城市分布最广泛，华北平原城市普遍属于中低活力水平；城市活力得分遵循幂律分布，即仅有少数城市处于高活力状态，大部分城市活力水平较低；人口规模越大的城市普遍越有活力；城市活力6个维度的发展具有协同效应，其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性和集聚性；根据不同维度的得分，全国城市可分为整体高活力型、整体中高活力型、整体中低活力型、政府活力导向型、环境活力导向型。研究结果是对城市活力研究框架的有益补充，可为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活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近年来，机器学习模型因其优越的预测性能和灵活性，被广泛引入时空出行行为建模与预测研究中，但其基础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尚未明晰。论文通过回顾2010—2022年相关领域发表的重要文献，梳理了机器学习算法的应用对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范式的影响，总结了当前研究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及影响时空出行选择行为建模效果的潜在因素和作用机理，展望了未来研究中需要重点突破的方向。将机器学习算法有效应用于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不仅需要与决策场景相契合的模型架构和决策机理支撑，还应克服诸多机器学习过程及方法的固有缺陷，并充分考虑外部研究条件对时空选择行为模拟和预测效果的影响。现有的机器学习模型已能够契合大多数出行选择决策场景，多元化、高效率的机器学习算法必将有力推动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发展。有限的可解释性仍然是学者们难以广泛信任基于机器学习的时空出行选择行为模型的根本原因。面对大数据时代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充分融合机器学习算法和经典决策理论及模型各自的优势，同时提升时空出行选择行为的模拟精度和模型可解释性是重要发展趋势。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IBS)作为提供知识和技术服务的产业，被视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KIBS的空间分布与知识扩散过程，以及在促进产业融合、区域创新、经济转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推动了KIBS在国家及区域创新、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等地理学领域的应用研究。然而，在当前全球化新形势和经济地理学新研究范式下，学术界对KIBS与经济地理学各研究范式的融合、KIBS对新信息技术革命及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机制、KIBS对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产业升级与区域转型、全球—地方生产网络、多尺度创新空间重构等的影响机制等研究相对不足。针对上述问题，论文梳理了国内外KIBS在地理学领域的关键研究文献，概括KIBS的时空分布特征，利用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 6.2.R6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总结KIBS的研究热点内容与研究动态趋势。结合全球化新形势及中国经济地理的现实问题，提出未来KIBS地理学研究应关注全球化新趋势下KIBS与区域发展转型、KIBS与新质生产力及国际—区域科创中心、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KIBS与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研究、KIBS与多尺度创新空间耦合研究的展望。

中国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山岳连绵、峡谷交错，严酷的地理环境成为开展军事活动的限制性因素。1841—1842年，这里曾发生西藏抗击查谟入侵的战争，与当前中印两国边界争议息息相关。论文借助多学科的研究路径和军事地理分析框架，分析军事地理格局与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战役的时空机制与结构机制。研究认为，清代后期，西藏阿里地区的军事地理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东提、楚舒勒和什布奇山口三处位置，由后方的交通要道变为军事前沿，其军事地理价值凸显。战争初期，查谟军队通过秘密集结、隐蔽意图，快速通过各险要隘口，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藏军被迫以空间换取时间，在多玉重创查谟军队，进而收复全部失地。但由于藏军的主要作战基地均位于廓尔喀(尼泊尔)方向，从前藏、后藏出击的藏军在到达列城时，已经远离自己的作战基地超过2000 km。从时间和距离因素上分析，都难以长期支撑其作战行动。因此，当藏军的攻势超过“顶点”时，“核心—边缘”结构发生转化，藏军由优势转为劣势，不得不从拉达克撤退。论文通过军事地理分析，揭示了军事地理环境与战争间的关系，提出了准备和实施战争的关键区域，对于当前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是城市交通规划的基础数据，是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最权威记录。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以手机信令数据为代表的位置大数据，在时空行为研究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然而，手机信令数据能否取代出行调查数据却存在较大的争议。焦点在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出行准确性难以评估，其识别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可信、能否较为准确地测度居民出行特征等问题有待回答。论文利用上海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时间相近的手机信令数据，比较两类数据在出行强度、出行时间分布、出行空间分布、出行目的等出行特征的差异，并分析归纳两类数据产生偏差的程度及原因。研究揭示手机信令数据在描述出行人口人均出行次数及街道以上尺度的出行OD分布等方面准确度较高，在出行时耗、通勤出行比例方面准确度较低。研究认为手机信令数据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由手机信令数据位置记录不完整等数据质量、停留时间阈值、基站密度不均与空间阈值的影响，以及职住地识别偏差引起。研究认为可通过样本筛选、数据链修复、识别方法改进等手段提高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精度。

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作为乡村空间价值重塑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受到极大关注。论文从乡村旅游绅士化影响效应这一视角切入，依据实地调研数据及空间解译结果，剖析徐州市汉王村在旅游绅士化发展不同时期空间所呈现出的重构特征，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数据，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空间重构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依据旅游建设和发展历程，可将汉王村旅游绅士化进程划分为传统农业转型、观光农业开发、乡村旅游发展和文旅融合转向4个阶段，不同阶段空间重构呈现出不同特征；② 旅游驱动下的乡村绅士化过程改变了汉王村的用地分布、产业结构、人口构成和文化氛围，缓解了乡村空心化的部分问题，并对空间产生深远影响；③ 各级政府、村民、游客、投资商、艺术从业者、旅游资源等异质行动者利益目标的转变以及彼此间的联结与合作对汉王村空间重构产生作用。研究可为理解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发展、引发乡村绅士化效应与破解空心村难题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人口空间均衡作为人口均衡在空间上的表现，对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政策路径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进而改变中国的人口空间均衡分布格局。论文基于CMIP6中7个典型情景，将气候变化视角纳入人口空间均衡分布研究，基于“可能—满意度”模型提出了“等可能—满意度”的人口空间均衡概念，构建了多区域计算模型。在模型的基础上，论文对气候变化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2035年和2050年中国分省人口空间均衡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 达到人口空间均衡时，可能—满意度最高的情景是SSP1-1.9和SSP1-2.6，表明可持续发展路径最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求；最低的是SSP3-7.0，表明激烈的区域竞争将以低质量发展为代价。② 受单因素制约时，相较于2020年真实的人口分布，SSP2-4.5情景2035年和2050年在人口空间均衡状态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口占比下降，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人口占比相对上升。与SSP2-4.5相比，其他情景的均衡人口分布呈现东升西降的趋势，此时粮食、林地和水资源等自然资源是形塑人口空间均衡分布格局的核心。③ 而在多因素综合模式下，SSP2-4.5情景在2035年和2050年达到均衡状态时，中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被削弱，人口较2020年有所下降。相对单因素制约状态，多因素模式下整体的均衡人口分布格局进一步向东倾斜。其余情景人口分布相较于SSP2-4.5变化较小。④ 在所有情景下，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占比均不会发生大幅度变化，表明未来的气候变化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并不影响胡焕庸线对中国人口地理的基本分界意义。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未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海外园区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抓手，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支点，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为探究中国海外园区研究进展的脉络，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为数据源，利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梳理中国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与期刊分布，识别研究团队与研究热点，并从经济与贸易、制度与文化、地缘政治、布局与规划及生态环境等视角综述海外园区的研究进展，揭示当前海外园区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主要结论有：① 海外园区研究的发文量呈“先升后降”态势，分为缓慢增长、快速上升、回落下降三个阶段；② 海外园区整体研究经历了从企业视角到园区视角再到发展视角的转变，主要对海外园区的发展模式与特征、区位选择、空间规划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③ 提出中国海外园区未来的研究方向，包括推进海外园区韧性研究、拓展海外园区的“关系”和“尺度”研究、加强地缘环境与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深化全球海外园区空间布局研究、推进园区的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准确把握城市内部人口动态变化规律，有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社会空间结构。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尺度的人口总量及分布变化，对于城内迁居导致的人口动态变化过程缺乏关注，其测度方法、特征规律等尚待探讨。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以武汉市为例展开实证分析，构建人口动态变化的“规模—方向—动静”三维测度指标体系，运用聚类分析方法，解析城内迁居带来的街区尺度人口动态变化特征，探究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及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心城区到近郊区的人口动态变化具有“高活跃→中活跃→非活跃”的规模特征、“出入大致平衡→严重失衡”的方向特征以及“静态为主→动态为主”的动静特征；② 武汉都市发展区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共有5类，其中高活跃增长动态型和高活跃流失弱动态型主要穿插分布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组团的核心区，中活跃微流失弱动态型主要分布在上述两类的外围，低活跃微增长强动态型与低活跃平衡动态型分布于中心城区边缘和近郊区组团外围；③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动态变化综合类型具有“中心—外围”嵌套结构，中心城区与近郊区之间人口动态变化的空间分异主要与区位、居住环境品质有关，中心城区内部、近郊区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异则主要与产业发育及类型有关。研究拓展了人口迁移和人口变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方法，为优化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精细化制定居住空间供给政策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科学系统地识别乡镇吸引力的内在逻辑，进而制定相应的乡镇吸引力优化路径，对破解区域人口收缩困境、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江苏省为例，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视角剖析了乡镇吸引力的内涵，以此为基础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构建了乡镇吸引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识别了江苏省1100个乡镇(街道)单元吸引力的空间结构和地域类型。结果表明：① 江苏省乡镇经济吸引力与社会吸引力分布格局基本吻合，均呈现“南高北低”的梯度现象；乡镇生态吸引力呈现不均衡的空间格局，与其他维度的乡镇吸引力存在空间异质性。总体上，江苏省乡镇吸引力空间分布集中度高，呈现“苏南—苏中—苏北”分布的梯度差异格局。② 江苏省乡镇吸引力指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乡镇吸引力冷热点极化现象明显，表现出“南热北冷”的空间分布特征。③ 基于乡镇吸引力冷热点分布图以及乡镇吸引力空间分布特征，可将江苏省乡镇划分为优质发展先行区、均衡协同提升区、转型发展滞后区三种地域类型，进而提出了不同类型乡镇吸引力的优化路径，可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双重背景下，乡村多功能性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路径选择。论文在系统梳理乡村多功能的概念内涵及其演进历程的基础上，采用CiteSpace对国内外核心数据库中关于乡村多功能的1385篇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全景式归纳乡村多功能相关的主要研究议题，并从多功能的评价测度、演进与驱动因素、功能间相互作用等方面总结乡村多功能研究的现状进展，进而提出乡村多功能的未来研究展望。总体而言，乡村多功能研究经历了“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转型影响，关注的对象和主题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研究范式上也更加注重视角的多学科交叉和方法的多手段融合。未来仍需进一步强化乡村多功能的尺度综合、乡村多功能评价的多手段融合与社会化拓展、乡村多功能的多区域比较与多主体驱动研究。尤其，通过对不同发展路径下多功能发展和转型的模式总结，提炼不同类型村域多功能转型及其演变规律，支撑不同功能主导下的乡村转型发展与振兴路径选择优化。

无水港体系建设是沿海港口提升腹地货物流通效率与供应链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论文综合运用港口体系演进理论和推拉理论剖析无水港发展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无水港选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对福建沿海港口群腹地无水港选址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探讨无水港体系空间组织优化路径。结果显示：福建沿海港口群腹地无水港选址适宜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差距，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会的选址适宜性较高，适宜性中等城市集中分布于腹地中东部，而适宜性较低等级城市则主要位于湖北省中部和湖南省西部地区。福建沿海港口群腹地无水港体系由区域性和地区性无水港构成，并以一般物流中心为辅，通过北线、中线和南线三条主要运输通道相互联通。最后，完善腹地集疏运体系、优化无水港空间布局、促进设施共建共享等应是今后福建沿海港口群腹地无水港体系空间组织优化的重要方向。

城市通风廊道对于热岛效应、空气污染的缓解以及低碳城市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以合肥主城区为例，基于气象数据、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卫星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测算城市通风指标，根据指标类型和组合设置4种情景评价体系，包括通风潜力系数(VPC)、通风潜力系数+高温(VPC+LST)、通风潜力系数+雾霾(VPC+PM_2.5)、通风潜力系数+高温+雾霾(VPC+LST+PM_2.5)，在此基础上利用最低成本路径模型构建通风廊道，并采取Pearson关联性模型对各情景下通风效能展开评估。结果显示：① 提出新的通风廊道构建范式“基于通风潜力系数(VPC)与气候环境指标(LST/PM_2.5/LST+PM_2.5)组成的复合指标评价体系构建通风廊道”并验证其具有合理性，其中通风潜力系数由天空开阔度与粗糙度长度确定，气候环境指标的选择以城市面临具体的气候环境问题为依据。② 合肥市主城区夏季与冬季主导风向分别为东南与东北风向；天空开阔度与粗糙度长度指标高值区分别分布在二环线外围与二环线内老城区；地表温度指标高值区分布在经开区与包河区；PM_2.5浓度指标高值区分布在老城区、包河区、新站区与瑶海区。③ 研究构建范式下的通风廊道能够产生较高效能。其中，基于“VPC+LST+PM_2.5”构建范式下的通风廊道中风速等级与地表温度、PM_2.5浓度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5、-0.85，其绝对值高于传统基于建筑形态指标构建的通风廊道的相关系数-0.68、-0.82的绝对值。④ 合肥市主城区可划分为“1+7”的两级通风廊道管控体系，在一级和二级通风廊道管控区可采取差异化的管控方式。研究旨在从建成环境层面为城市气候适应性的提高提供策略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