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6 , 35 (11): 1305-1316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1.001

Orginal Article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及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

王开泳12, 丁俊123, 王甫园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Influ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WANG Kaiyong12, DING Jun123, WANG Fuyuan12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版权声明:  2016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178,41471126)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开泳(1980-),男,山东滕州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政区地理,E-mail:wangky@igsnrr.ac.cn

展开

摘要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近几年中国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而且也将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空间格局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人口学的队列元素法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未来总人口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并从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延缓中国总人口的递减趋势、老龄化的趋势以及未来劳动人口不断走低的趋势;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前后,中国的区域人口空间分布均呈现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全面放开二孩将会增加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人口密度,中国人口分布东南集聚、西北相对稀疏的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加剧;③根据各省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15年人口变化强度,可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人口中速变化区、人口缓慢变化区和人口平稳区。

关键词: 全面二孩政策 ; 人口结构 ; 空间格局 ; 影响 ; 中国

Abstract

From the policy allowing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child if one parent is an only child to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fertility policy in China had changed in succession, which had caused extensive social concerns and would have an influence on Chinese demographics in the future. This article projects the trend of total population and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China after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by queue group element method from the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and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on Chines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from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mplementing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an reduce the declining trend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and dropping of working age population. (2) Eastern China has the highest population density,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Implementing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can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 area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Hu Line, but there will be little change to the northwest of the Hu Line. The current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will continue to exist. (3) Based on the provincial-level annual change intensities of population density,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zone, medium-speed population growth zone, slow population growth zone, and stable population zone.

Keywords: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 demographic structure ; spatial pattern ; influence ; China

0

PDF (970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王开泳, 丁俊, 王甫园. 全面二孩政策对中国人口结构及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J]. , 2016, 35(11): 1305-1316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1.001

WANG Kaiyong, DING Jun, WANG Fuyuan. Influe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1): 1305-1316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1.001

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中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将其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40多年来,以“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降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控制快速增长的人口规模产生了显著的作用(陶涛等, 2011)。然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创造奇迹”的同时,国内外学者更多地关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几十年后中国生育率将持续低迷、老龄化程度加剧、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等负面影响(Ahn, 1994; Bogg, 1998; Settles et al, 2002; 郭志刚等, 2002; 叶华等, 2011),并围绕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陈友华, 2008; 王广州, 2015)。大部分学者基本认可了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只是在调整路径与时间选择上存在一定分歧(乔晓春等, 2006; 徐俊, 2014)。

在此背景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这也是4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首次重大调整。此政策一出,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主要针对全国或特定地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调查分析(庄亚儿等, 2014)、“单独二孩”放开后未来人口数量变化的测算与分析(乔晓春, 2014a)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风笑天, 2014)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还有些学者主张并呼吁全面放开二孩,认为“尽快实施城乡普遍允许二孩政策既利国又惠民” (曾毅, 2015),并对放开二孩后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进行了测算,对其可能带来的人口学后果(翟振武等, 2014)展开了讨论。

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5年底,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调整,必将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形势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基数不同,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也不相同,因此这种影响必然具有区域差异性。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人口学者主要关注人口政策调整后的生育行为、人口规模与结构以及人口学效应(马力等, 2014; 翟振武等, 2014; 薛君, 2016),较少关注其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而地理学者虽擅长从地理视角研究人口的空间分布、变动及增长的空间变化(马颖忆等, 2012; 柏中强等, 2015; 刘涛等, 2015),但对于近年来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后区域人口格局的研究较少。为此,本文借助人口学的队列元素法,一方面测算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总人口及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另一方面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以期为中国未来人口的空间变化以及相关区域政策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各省(市、自治区)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5)和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2011-2015),所选数据的人口统计口径均为常住人口。另外,还参考了2013年8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不包括西藏和新疆的29个省(市、自治区)所作的“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这项调查是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的,旨在了解全国及各地居民生育意愿的最新情况,为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特别是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做准备。该调查以20~44周岁的男、女育龄人群为目标,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抽样),选择的样本量为63600人,调查范围广,调查结果较为权威。

2.2 人口预测方法原理

目前,已有较多的人口预测方法与模型,主要包括Logistic回归、Leslie矩阵、灰色系统等数学模型预测方法(陈楠等, 2006; 李永浮等, 2006; 任强等, 2011; 张海峰等, 2013),基于人口本身变动要素和人口学原理的队列要素法(Billari et al, 2014; 苏昌贵, 2014; Wilson, 2016),以及通过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进行关联的社会经济模型法(Ballard et al, 1980; Plaut, 1981)等,每种方法都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其中,队列要素法能结合人口变动因素和人口队列数据进行队列年龄推移,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人口预测值(Stauffer, 2002),因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Lutz et al, 1997)。在一般统计中,育龄妇女的年龄一般为15~49 岁,但由于20岁以下和44岁以上的已婚妇女受生育政策调整的影响较小,几乎可忽略不计,并且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的目标人群也是20~44岁人群,故本文将育龄妇女定位于20~44岁。本文借助队列要素法的思想对中国人口进行预测,并着重分析总人口与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算法原理如下(曾毅等, 2011; 王宏等, 2015):

首先,计算初始预测分年龄人口的未来剩余情况,公式为:

Px+1t=Pxt×(1-Dx)(1)

Pt=x=0120Px+1t(2)

式中: Px+1ttx+1岁的人口数; Pxttx岁的人口数; Dx为从年龄x岁到x+1岁的死亡概率; Pt为各年龄组(除0岁组)人口总数。

其次,计算年度出生人数,公式为:

Bt=x=2044(fx×Wx)(3)

式中: Btt年出生人口数; fx为分年龄生育率; Wx为分年龄育龄妇女数。

据此,可进一步推导年度总和生育率(乔晓春, 2014b),公式为:

Bt=x=2044(fx×Wx)=x=2044β×hx×Wx=β×K(4)

这里, K=x=2044hx×Wx(5)

式中: β为总和生育率; hx为分年龄标准化生育率;K为标准化生育人口总数,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若假定K值近年来保持不变,已知年度出生人数 Bt,则可以得到总和生育率 β的估计值。

然后,计算出生人口的未来剩余情况:

P0t+1=Bt×(1-D0)(6)

式中: P0t+1t+1年年初0岁组人口数; D0为0~1岁的死亡概率。

最后,计算t年年末的人口数:

P=Pt+P0t+1(7)

式中:Pt年各年龄组人口总数。

在以上计算基础上,可根据t年各年龄组的人口总数计算老龄化系数、抚养比等指标的变化来定量表达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Ko=P60+/P(8)

Rd=(P0~14+P60+)P15~59(9)

式中: Ko为老龄化系数; Rd为抚养比; P0~14为0~14岁之间的人口; P15~59为15~59岁之间的人口; P60+为60岁及以上的人口;P为总人口。

2.3 区域人口空间格局分析方法

首先,对各省未来15年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将其分别除以省级行政区划面积即可得到分省的人口密度,进而分析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省际人口总量为人口自然增长量和省际流动人口量之和,其中,人口自然增长量根据队列要素法预测,省际流动人口量按照邓羽等(2014)的方法进行预测。然后,以分省未来15年人口密度变化标准差作为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判别指标,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人口中速变化区、人口低速变化区和人口平稳区4类。最后,对各种人口格局类型区的特征和变化态势进行分析,计算公式为:

DPnt=TPntAn(10)

SDn=t=20162030(DPnt-DPnt¯)215(11)

式中: DPnt为省份nt年的人口密度; TPnt为省份nt年的总人口; An为省份n的行政区域面积; DPnt¯为人口密度平均值; SDn为人口密度标准差。

3 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总人口及人口结构的影响

3.1 全面放开二孩后人口总量的预测步骤

前文介绍了基于队列要素法通过年龄移算来进行人口预测的基本原理,但在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预测未来人口还必须考虑更多的因素。全面放开二孩意味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由于中国已推行了4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期间积累了众多被原生育政策限制但符合现在全面二孩政策条件的潜在生育人群。政策调整后,这些潜在生育人群会在之后的几年进行生育释放,从而使得政策调整后的最初几年的生育数量和生育水平产生较大变化。因此,生育释放期间的人口预测是重点,并且其预测方法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3.1.1 潜在生育人群的估计

首先,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通过队列要素法估计2015年全国除新疆和西藏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20~44岁分年龄已婚育龄妇女人数,结果为21149.35万。

然后,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可计算出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占所有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45.56%(详细计算过程见乔晓春(2014b)的研究),即9636.08万。其中,有48.1%的人表示“要第2个孩子”,13.6%表示“说不好”(庄亚儿等, 2014)。若假定“全面二孩”目标人群的生育意愿与此一致,那么如果把“要第2个孩子”的人群作为最低估计(占比48.1%),而把“要第2个孩子”和“说不好”之和作为最高估计(占比61.7%),则潜在生育人群数量的最低估计为4631.71万,最高估计为5940.85万。

最后,考虑全国“单独二孩”实施情况的影响。由于从2013年11月-2015年底实施了2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在此期间,“全面二孩”政策的潜在生育人群会释放一部分。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2015年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国共约200万对独生子女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新华社, 2016)。由此可以估计,经过“单独二孩”政策2年的释放,到2015年底,“全面二孩”的潜在生育人群数量最低估计约为4431万,最高估计约为5740万。

3.1.2 新增出生人口及出生人口总数的测算

由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所有的潜在生育人群并不会选择在政策开放后的一年内集中生育,而是在数年内逐步进行生育释放的。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普查数据的计算结果,可知中国妇女生育一、二胎的平均间隔时间在4年左右,那么可以假设全面开放二孩后累积的潜在生育能量会在之后的4年内逐步释放,并且释放的比例分别为20%、35%、25%和20% (乔晓春, 2014b; 翟振武等, 2014)。那么,就可以计算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未来4年每年新增出生人口数量的上限和下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近年来对中国总人口的统计及变化趋势,2011-2015年,每年出生人口数依次为1604万、1635万、1640万、1687万、1655万,因此,假设未来4年每年全国正常出生人口为1700万,再加上每年新增的出生人口数量,即可得到未来4年每年实际出生人口总量的上限和下限。再根据每年出生人口的总量及式(4)-(5),进而可以估计出未来4年的总和生育率。2016-2019年各年新增出生人口、出生人口总数及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生育释放期间的出生人口数会有大幅提升,在2017年峰值时达到3251.1~3709.3万;总和生育率较2015年的1.66左右也有大幅提升,2016年达到2.57~2.84,在2017年峰值时达到3.24~3.69,到2019年又回落到2016年的水平。

表1   2016-2019年新增出生人口、出生人口总量及总和生育率估计

Tab.1   Estimation of added newly-born population, total newly-born population, and total fertility rate, 2016-2019

估计指标2016年分布比例20%2017年分布比例35%2018年分布比例25%2019年分布比例20%
出生人口增量/万
下限886.341551.101107.93886.34
上限1148.172009.301435.211148.17
均值1017.261780.201271.571017.26
出生人口总量/万
下限2586.343251.102807.932586.34
上限2848.173709.303135.212848.17
均值2717.263480.202971.572717.26
总和生育率
下限2.573.242.792.57
上限2.843.693.122.84
均值2.713.462.962.71

新窗口打开

3.1.3 未来15年总人口及年龄结构的预测

由于全面放开二孩后,历史上累积的潜在生育量的释放会导致短暂的出生人口数量和总和生育率波动,之后会回落到一个稳定水平,因此,未来15年总人口的预测需分2个部分进行。

(1) 2016-2019年生育释放期间的预测。该时间段根据上一步骤估计出的每年出生人口总量,再通过队列元素法经年龄移算即可得到2016-2019年的总人口及年龄结构。

(2) 2019年之后的预测。从2020年开始,由于历史累积的生育能量已释放完,全国妇女的生育水平会稳定在某个水平。至于稳定在多少,有的学者认为总和生育率会在1.8左右(蔡昉, 2015),也有的学者认为会达到2.0~2.1左右(乔晓春, 2014b),尚未得出统一的结论。本文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以全国理想子女数1.93作为2020年及以后的总和生育率。该结果是经全国范围内调查得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代表性。得到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后,再根据队列元素法即可估计当年的出生人口数,进而估计出历年的总人口及年龄结构。另外,由于本文所用的方法较适合于短中期的预测,进行长期的预测会有一定的误差,因此预测的年限至2030年末。

3.2 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总人口的影响

表2为未来15年总人口的预测结果。由于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人群较多,历史累积的潜在生育能量较大,政策放开后,会导致年度出生人口和妇女时期生育水平的急剧增加和波动,从而影响中国未来15年的总人口规模。由表2可知,从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总人口迅速增加,到2020年,总人口最低估计14.558亿,最高估计14.688亿,人口均值为14.623亿;到2030年,总人口最低估计增加到15.225亿,最高估计增至15.355亿,人口均值达到15.29亿。从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全面放开二孩前,2010-2015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6.1‰;全面放开二孩后,以人口估计均值为例,2015-2020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2.5‰,2020-2025年为5.2‰,2025-2030年为3.8‰,2015-2030年为7.2‰。可以看出,全面放开二孩后,中国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呈现“快升快降”的增长规律,并且放开后的整体增长速度快于放开前的增长速度。

表2   全面放开二孩后15年(2016-2030年)中国总人口预测结果

Tab.2   Estimation of total population in China after a transition to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2016-2030

年份总人口/亿
下限上限均值
201613.90613.93313.919
201714.13514.20714.171
201814.31614.42014.368
201914.47114.60114.536
202014.55814.68814.623
202114.64114.77214.707
202214.72214.85214.787
202314.79814.92814.863
202414.87115.00114.936
202514.94015.07015.005
202615.00515.13515.070
202715.06615.19615.131
202815.12315.25315.188
202915.17615.30615.241
203015.22515.35515.290

新窗口打开

为进一步刻画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总人口的影响,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通过队列要素法模拟了生育政策维持不变情况下的人口未来走势,并将其与全面放开二孩条件下的人口未来走势(估计均值,下同)进行对比(图1)。由图1可以看出,若维持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不变,到2030年中国总人口仍会持续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和幅度都逐渐放缓,2020年将达到14.093亿,到2030年将达到14.523亿。全面放开二孩后,可明显地改变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轨迹,在一定时期内提升人口增加的速度和幅度。到2020年,总人口达到14.623亿,比维持政策不变多出5300万;到2030年,总人口将达到15.29亿,比维持政策不变多出7670万,差异十分明显。再从2030年以后人口的走势来看,若维持政策不变,中国将马上进入人口负增长时期,而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地延缓中国总人口的递减趋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孩后多出生的人口也将给中国未来的资源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并对就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产生更大的需求,这些都应该成为未来制定相关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图1   放开二孩政策前后(2010-2030年)中国人口总量变化趋势对比

Fig.1   Projected population trends in China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2010-2030

3.3 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

全面放开二孩不仅能改变中国未来总人口的发展走势,而且也会对中国未来人口的年龄结构产生较大影响(表3)。为了进一步刻画全面放开二孩对中国人口结构的影响,通过队列要素法模拟生育政策维持不变情况下未来15年的人口结构,并将其与全面放开二孩条件下未来15年的人口结构进行对比(图2)。

表3   全面放开二孩后的2000、2025、2030年中国人口结构预测结果

Tab.3   Demographic structures after a transition to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2020, 2025 and 2030

年龄段/岁2020年2025年2030年
人数/万比例/%人数/万比例/%人数/万比例/%
0~413765.649.4149660.626.4389660.626.318
5~98195.405.60513728.959.1509632.226.300
10~147520.655.1438183.455.45413708.988.966
15~197066.464.8327508.555.0048170.325.343
20~247462.545.1037051.194.6997492.264.900
25~299939.846.7987442.094.9607031.934.599
30~3412663.878.6609906.146.6027416.914.851
35~3910020.036.85212604.898.4019859.426.448
40~449601.926.5669951.326.63212519.258.188
45~4911597.887.9319501.366.3329847.216.440
50~5412146.928.30711408.427.6039347.006.113
55~5910146.326.93911854.887.90111130.527.279
60~647384.405.0509769.016.51111405.117.459
65~697338.355.0186915.434.6099173.446.000
70~744929.233.3716568.524.3786169.424.035
75~793040.782.0794082.542.7215436.403.555
80~841963.151.3432194.181.4622955.391.933
85~891013.500.6931149.450.7661287.010.842
90~94344.180.235440.500.294496.650.325
95+88.430.061125.100.083161.730.106

新窗口打开

图2   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15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

Fig.2   Demographic structur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y in 2020, 2025, and 2030

3.3.1 对未来15年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2015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即老龄化系数)约为16.41%。全面放开二孩后,老龄化系数在2020年将达到17.85%,在2025年将达到20.82%,到2030年将达到24.25%。可以看出,快速老龄化是中国今后要直面的人口问题之一,全面放开二孩并不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老龄人口规模的变动,未来30~50年老龄化的形势依然严峻。但是,若考虑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的老龄化系数比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老龄化系数低0.67%,2025年和2030年分别低0.94%和1.28%,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也会逐渐拉大。这是由于全面放开二孩增大了中国总人口的规模,即增大了老龄化系数的分母值,从而延缓了老年人口比重的增长趋势。由此可见,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地降低未来几十年中国老龄化系数的上升速度,延缓中国老龄化的进程。

表4   2016-2030年省际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类型划分

Tab.4   Type of change of provincial-level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2016-2030

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类型划分标准/(人/km2)省级行政区
人口快速变化区SDn>25上海、河南、广东、安徽、北京、山东、天津、江苏、河北
人口中速变化区15<SDn<25浙江、福建、湖南、湖北、重庆、江西、海南、山西
人口低速变化区5<SDn<15辽宁、广西、贵州、陕西、四川、云南、宁夏、吉林
人口平稳区0<SDn<5黑龙江、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新窗口打开

3.3.2 对未来15年及更长时期年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生育政策的调整可对未来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产生潜在的影响。由图2可以看出,2015-2030年期间,无论是全面放开二孩还是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规模和比重均处于下降之中,劳动人口规模从2015年的92029.55万分别下降至2020年的90645.78万、2025年的87228.85万和2030年的82814.82万。虽然2种情况下的劳动人口规模一样,但全面放开二孩下劳动人口的比重均比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比重低。而从抚养比来看(图3),2015-2030年期间,无论是全面放开二孩还是维持生育政策不变,中国人口的总抚养比均处于上升之中,并且全面放开二孩下的抚养比均比维持生育政策不变的高。当然,这2种现象并不会一直都这样。从2031年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的情况将得到明显改善。因为在2016-2030年期间,全面放开二孩增加了少儿人口(0~14岁)的比重,从而使得短期内劳动人口所占比重降低、社会抚养负担加重,并且这期间大规模新出生的人口尚未进入劳动年龄;而从2031年开始,当这些人口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将明显增加未来劳动力的供给,从而使得劳动人口的规模和比重有所回升,抚养比有所下降,可明显缓解中国劳动力资源短缺、社会抚养负担较重的局面。但是,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2030年后中国劳动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仍将持续下降,抚养比也仍将持续上升。由此可见,全面放开二孩虽然会在短期内(前15年)加重社会抚养负担,但从长期来看,可以明显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改变维持生育政策不变情况下未来劳动人口不断走低的态势。

图3   未来15年中国人口总抚养比变化趋势

Fig.3   Trend of total dependent rat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2020, 2025, and 2030

4 全面放开二孩对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影响

4.1 全面放开二孩后区域人口空间格局的变化

省际人口变化由自然增长和迁移增长2个部分构成。根据各省市区的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及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相关数据,按照前文全国人口的预测步骤与方法进行测算,全面放开二孩后的省际人口自然增长的预测结果如图4所示。其中,由于全国生育意愿调查不涉及新疆和西藏,因此这2个地区按照一般的队列元素法进行预测。省际流动人口的迁移增长按照邓羽等(2014)的方法进行预测,结果如图5所示。从省际人口自然增长预测结果来看,全面放开二孩后,各省的人口规模增长明显,广东、浙江、福建、江西、海南等省份2015-2030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均超过了10‰,其中,广东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12.85‰。从省际流动人口净迁移预测结果来看,浙江、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天津和福建等是中国主要的人口净迁入区域,而河南、安徽、湖北、湖南、贵州、重庆、河北等是中国主要的人口净迁出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省的净迁入或净迁出的人口逐渐减少且净迁移方向保持一致,到2030年,省际人口流动接近平衡状态。

图4   未来15年省际人口自然增长预测结果

Fig.4   Provincial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forecas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in 2020, 2025, 2030

图5   未来15年省际流动人口净迁移量预测结果

Fig.5   Provincial-level net mi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20, 2025, and 2030

由省际人口自然增长量和净迁移量预测结果可计算得到各省未来15年人口总量,在此基础上分别绘制全国各省市区全面放开二孩前的2015年以及放开后的2020、2025和2030年几个时间节点的人口密度图(图6),以反映省际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从各省未来15年的人口密度变化来看,全面放开二孩前后,中国的区域人口空间格局均呈现东部人口密度最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全面放开二孩后,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苏4个省份的人口密度均保持在前4位,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4457、1448、1362和840人/km²。山东的人口密度在2030年前均保持在全国第5位,但2030年开始被广东超越而降至第6位。海南是东部省份中位序最末的,始终保持在17位,人口密度均值为282人/km²。中部的河南在2030年前一直名列全国第8位,到2030年超越浙江上升至第7位,人口密度均值为597人/km²;同为中部的人口大省安徽,基本稳定在第9位,人口密度均值为456人/km²;而湖南、湖北、江西和山西4省的人口密度均在250~350人/km²之间。东北三省中只有辽宁位居前20位,其人口密度均值317人/km²,始终名列第15位;而吉林和黑龙江分别稳定在第23和26位左右,人口密度均值分别为156人/km²和89人/km²。西部除重庆稳定在第11位外,其余省区的人口密度基本位居全国20名以后,其中,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均名列全国最末5位,平均人口密度分别为62、23、15、9和3人/km²。总体来看,中国人口密度的区域空间格局基本上较为稳定,东南集聚西北相对稀疏的分布格局将会长期存在。

图6   2015、2020、2025、2030年中国区域人口空间格局演化

Fig.6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China in 2015, 2020, 2025, and 2030

从省际人口密度的变化区域来看,全面放开二孩将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由图6可直观看出,全面放开二孩后,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人口密度不断加大,而西北侧的人口密度无明显变化。这是由于中国原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就具有区域差异性,西部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难、就业难等问题;同时,在微观层面也会对生育家庭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社会抚养负担以及养老保障等产生深刻影响和冲击;另外,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还会对不同地区的资源供给、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和环境保护等区域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应该提前研究,防患于未然。

图7   2016-2030年省际人口空间格局变化类型

Fig.7   Type of change of provincial-level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China, 2016-2030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柏中强, 王卷乐, 杨雅萍, . 2015.

基于乡镇尺度的中国25省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J]. 地理学报, 70(8): 1229-124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尺度特征,精细尺度的人口分布是当前人口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乡镇(街道)是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开发布的最小行政单元,乡镇级人口密度计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更客观、精细地刻画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态势,为促进中国人口的合理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本文收集处理了2000年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行政边界数据,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人口统计数据,计算了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采用Lorenz曲线、空间分析及样带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研究区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疏密结构、空间集聚性、纬向和经向规律。利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分省探究了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夜间灯光指数表征)等4个因素对于乡镇级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能够有效区分出县域内部的人口密度高低差异,整体不均衡性高于基于县级平均人口密度的研究结果;②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总体规律是西北稀疏东南密集,同时,东南密中有疏,西北疏中有密;③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经纬向规律变异较大,既受中国三级阶梯地貌大势的影响,也受局部微地形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并和海岸线、交通枢纽及大江大河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耦合性。④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夜间灯光指数等显著相关,省级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56、0.28、0.61、0.69。⑤ 在乡镇尺度上,地形条件及区域发展水平对辽、吉、京、津、沪、冀、豫、陕、晋、鲁、皖、苏、湘、鄂、赣、浙、闽、粤、琼等省份的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决定作用。⑥ 对于藏、青、蒙、滇、黔等5省或自治区,需要引入更多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来解释其人口分布的特殊规律。本研究扩充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尺度和维度,并引入了新的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所构建的覆盖中国25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人口分布科学数据集丰富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2000年本底数据资源。</p>

[Bai Z Q, Wang J L, Yang Y P, et al.2015.

Characterizing spatial patterns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ownship level across the 25 provinces in Chin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8): 1229-1242.]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8004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尺度特征,精细尺度的人口分布是当前人口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乡镇(街道)是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开发布的最小行政单元,乡镇级人口密度计算及其分布特征研究能够更客观、精细地刻画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态势,为促进中国人口的合理优化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本文收集处理了2000年中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行政边界数据,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人口统计数据,计算了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采用Lorenz曲线、空间分析及样带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研究区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疏密结构、空间集聚性、纬向和经向规律。利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分省探究了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夜间灯光指数表征)等4个因素对于乡镇级人口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能够有效区分出县域内部的人口密度高低差异,整体不均衡性高于基于县级平均人口密度的研究结果;②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总体规律是西北稀疏东南密集,同时,东南密中有疏,西北疏中有密;③ 乡镇(街道)人口分布的经纬向规律变异较大,既受中国三级阶梯地貌大势的影响,也受局部微地形及区域中心城市的影响,并和海岸线、交通枢纽及大江大河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耦合性。④ 乡镇级平均人口密度与地形起伏度、水网密度、路网密度及夜间灯光指数等显著相关,省级平均相关系数分别为-0.56、0.28、0.61、0.69。⑤ 在乡镇尺度上,地形条件及区域发展水平对辽、吉、京、津、沪、冀、豫、陕、晋、鲁、皖、苏、湘、鄂、赣、浙、闽、粤、琼等省份的人口分布具有较强的决定作用。⑥ 对于藏、青、蒙、滇、黔等5省或自治区,需要引入更多的自然环境及社会因素来解释其人口分布的特殊规律。本研究扩充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尺度和维度,并引入了新的定量分析和空间分析方法,所构建的覆盖中国25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乡镇(街道)级人口分布科学数据集丰富了中国人口地理学的2000年本底数据资源。</p>
[2] 蔡昉. 2015.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N]. 经济日报, 2015-11-12(03).

[本文引用: 1]     

[Cai F. 2015.

Cujin renkou junheng fazhan

[N]. Economic Daily, 2015-11-12(03).]

[本文引用: 1]     

[3] 陈明星, 李扬, 龚颖华, . 2016.

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与城镇化格局趋势: 尝试回答李克强总理之问

[J]. 地理学报, 71(2): 179-19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2001      Magsci      摘要

<p>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向社会和科学界提出了关于"胡焕庸线"的问题,很多媒体称之为"总理之问","胡焕庸线"也因此成为时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就此开展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针对这样的认识困境,本文首先梳理了胡焕庸线的由来,是由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对国内人口是否过剩的大讨论.基于"一普","五普"和"六普"等人口数据和ArcGIS平台,分析了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规模,比重和密度变化,数据显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并没有改变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据此提出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同时,本文认为总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有解"的,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和更好质量的城镇化,中部亦然.</p>

[Chen M X, Li Y, Gong Y H, et al.2016.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trend of urbanization pattern on two sides of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A tentative response to Premier Li Keqiang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1(2): 179-193.]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02001      Magsci      摘要

<p>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向社会和科学界提出了关于"胡焕庸线"的问题,很多媒体称之为"总理之问","胡焕庸线"也因此成为时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就此开展了热烈讨论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见解.针对这样的认识困境,本文首先梳理了胡焕庸线的由来,是由著名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提出的背景是当时对国内人口是否过剩的大讨论.基于"一普","五普"和"六普"等人口数据和ArcGIS平台,分析了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人口规模,比重和密度变化,数据显示人口城镇化和人口迁移并没有改变胡焕庸线确定的人口分布格局.据此提出胡焕庸线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在较长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胡焕庸线不可破的原因是由气候等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同时,本文认为总理关心的核心问题是"有解"的,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和更好质量的城镇化,中部亦然.</p>
[4] 陈楠, 林宗坚, 王钦敏, . 2006.

基于灰色理论的中国人口空间分布模式预测

[J]. 经济地理, 26(5): 759-76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5.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灰色理论对我国各个省市未来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应用GIS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未来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做出预测。研究认为,从2005年到2020年中: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始终保持与周围省市人口密度的高高关联关系,围绕这些省市的省份区域形成了相对人口聚集区域,西部许多省份及东北几省与周围的省份人口密度是维持着低低关联模式。广东省始终保持与周围省市人口密度的高高关联关系,即本省只是单独形成了一个聚集点。2014年是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较大的时期。

[Chen N, Lin Z J, Wang Q M, et al.2006.

The forecast on the popul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based on the gray theory

[J]. Economic Geography, 26(5): 759-76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462.2006.05.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运用灰色理论对我国各个省市未来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应用GIS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和方法对未来人口空间分布模式做出预测。研究认为,从2005年到2020年中: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始终保持与周围省市人口密度的高高关联关系,围绕这些省市的省份区域形成了相对人口聚集区域,西部许多省份及东北几省与周围的省份人口密度是维持着低低关联模式。广东省始终保持与周围省市人口密度的高高关联关系,即本省只是单独形成了一个聚集点。2014年是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较大的时期。
[5] 陈友华. 2008.

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若干问题

[J]. 人口与发展, 14(1): 24-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8.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Chen Y H.2008.

Several problems on adjustment of fertility policy

[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14(1): 24-3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8.01.0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育政策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允许生两个,就会生三个”的思维逻辑、就业压力、人口规模、政策生育率和实际生育率、人口预测与生育政策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与分析,并就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以及生育政策调整与计生部门职能转变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人口发展中的越南与海外华人现状作了考察分析。
[6] 邓羽, 刘盛和, 蔡建明, . 2014.

中国省际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与实证

[J]. 地理学报, 69(10): 1473-148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0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2011 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91 亿人,城镇化率攀升至51.27%.按2030 年城镇化水平到70%计算,还将有接近3 亿人口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与此同时,由于总生育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减少,&ldquo;单独二胎&rdquo;政策即是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自然增长与空间迁移正在且必将持续重塑人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的区域差异、准确地把握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趋势,对于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和制订流动人口、区域协作等各项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两种影响因素,着重对一级单元(全国) 和次级单元(省级) 在2010-2050 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进一步研判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情景和演化特征:从各省人口密度变化来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继续保持了东部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东部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苏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一至四位,最末三位依次是新疆、青海和西藏.根据本文提出的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及其主导类型的测算指标和量化结果,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净迁入主导型、净迁出主导型、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低速变化区(净迁入型、净迁出型) 以及人口平稳区.净迁入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将吸纳99%的未来新增流动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浙江至2030 年时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广东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到2035 年;净迁出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包括河南、安徽、重庆、湖北,75%的新增流动人口将由此类型区域迁出;辽宁和山东同属于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其新增流动人口比重极小,由人口自然增长变化主导区域的人口快速变化态势.在低速变化区中,除福建和海南作为少有的流动人口净迁入型省份,其余省份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则缘于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逐渐走低的生育率;大部西北和西南省份属于人口平稳区,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稳中有减的态势,人口密度平均值大多在100人/km<sup>2</sup>以下.

[Deng Y, Liu S H, Cai J M, et al.2014.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evolution of Chinese provincial popula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10): 1473-1486.]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410007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镇化过程,2011 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6.91 亿人,城镇化率攀升至51.27%.按2030 年城镇化水平到70%计算,还将有接近3 亿人口从农村流动至城市.与此同时,由于总生育率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环境以及社会思潮的共同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正在减少,&ldquo;单独二胎&rdquo;政策即是国家对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战略调整.由此可见,对正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加速推进的中国而言,人口自然增长与空间迁移正在且必将持续重塑人口空间格局,因而科学地认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的区域差异、准确地把握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趋势,对于科学编制城镇化发展、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各类空间规划和制订流动人口、区域协作等各项空间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构建了一种全新的自上而下的人口预测方法,考虑人口自然增长和空间迁移两种影响因素,着重对一级单元(全国) 和次级单元(省级) 在2010-2050 年间的人口总量进行预测,并进一步研判我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情景和演化特征:从各省人口密度变化来看,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密度继续保持了东部高、中部次之、东北再次、西部最低的总体格局.东部省份中上海、北京、天津及江苏的人口密度始终保持在一至四位,最末三位依次是新疆、青海和西藏.根据本文提出的省际人口变化强度及其主导类型的测算指标和量化结果,可将中国划分为人口快速变化区(净迁入主导型、净迁出主导型、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低速变化区(净迁入型、净迁出型) 以及人口平稳区.净迁入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将吸纳99%的未来新增流动人口,其中上海、北京、浙江至2030 年时人口密度达到顶峰,而广东的人口密度持续增加到2035 年;净迁出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包括河南、安徽、重庆、湖北,75%的新增流动人口将由此类型区域迁出;辽宁和山东同属于自然增长主导型人口快速变化区,其新增流动人口比重极小,由人口自然增长变化主导区域的人口快速变化态势.在低速变化区中,除福建和海南作为少有的流动人口净迁入型省份,其余省份人口密度不断降低则缘于大量的劳动力输出和逐渐走低的生育率;大部西北和西南省份属于人口平稳区,其人口密度呈现出稳中有减的态势,人口密度平均值大多在100人/km<sup>2</sup>以下.
[7] 风笑天. 2014.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

[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5): 57-6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9314.2014.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一种使所有独生子女在生育方面都受益的政策,同时它还承担着开始调整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改变我国人口总体结构的任务。提前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除了人口学方面的内容外,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可能形成的"人口同期群"的影响、以及为走向"全面二孩"提供政策准备等都是值得提前关注的内容。

[Feng X T.2014.

"Dandu erhai": Shengyu zhengce tiaozheng de shehui yingxiang qianzhan

[J]. Journal of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5): 57-6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9314.2014.05.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是一种使所有独生子女在生育方面都受益的政策,同时它还承担着开始调整我国人口的生育率、改变我国人口总体结构的任务。提前开展对新生育政策社会后果的研究,可以为实践中避免和减少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提供理论的和经验的支持。除了人口学方面的内容外,政策调整对城乡家庭和年轻夫妇生命历程的冲击、可能形成的"人口同期群"的影响、以及为走向"全面二孩"提供政策准备等都是值得提前关注的内容。
[8] 郭志刚, 刘金塘, 宋健. 2002.

现行生育政策与未来家庭结构

[J]. 中国人口科学, (1): 1-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探讨"四二一"家庭数量研究的操作性困难入手,提出了"X二"家庭的研究命题,提高了分析的操作性,并使该研究具有一般意义.本文抓住独生子女属性这一关键,以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子女一代队列的终身独生子女比例进行了估计,进而计算了不同时期成年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例,在此基础上估计出时期城乡成年人口按独生子女属性划分的不同类型婚姻组合的期望概率,借以描述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Guo Z G, Liu J T, Song J.2002.

Present population policy and the future family structure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1): 1-1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从探讨"四二一"家庭数量研究的操作性困难入手,提出了"X二"家庭的研究命题,提高了分析的操作性,并使该研究具有一般意义.本文抓住独生子女属性这一关键,以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数,对中国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条件下子女一代队列的终身独生子女比例进行了估计,进而计算了不同时期成年人口中的独生子女比例,在此基础上估计出时期城乡成年人口按独生子女属性划分的不同类型婚姻组合的期望概率,借以描述现行生育政策对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和未来家庭结构变化的程度.
[9] 李永浮, 鲁奇, 周成虎. 2006.

2010年北京市流动人口预测

[J]. 地理研究, 25(1): 131-14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样本数据量小、不连续等特点,本文采用Logistic曲线拟合和等维递补灰色预测理论,预测&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情况。首先,通过Logistic曲线拟合与外推,掌握流动人口增长的总趋势;其次,选定不同长度的人口序列以建立多个等维递补灰色模型,检验并分析各种预测结果的合理性与不足;最终确定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预测的高、中、低方案。实践表明,灰色等维递补预测法对&ldquo;小样本&rdquo;、&ldquo;贫信息&rdquo;的人口预测是切实可行的。</p>

[Li Y F, Lu Q, Zhou C H.2006.

The prediction of Beiji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0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5(1): 131-140.]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样本数据量小、不连续等特点,本文采用Logistic曲线拟合和等维递补灰色预测理论,预测&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北京流动人口的增长情况。首先,通过Logistic曲线拟合与外推,掌握流动人口增长的总趋势;其次,选定不同长度的人口序列以建立多个等维递补灰色模型,检验并分析各种预测结果的合理性与不足;最终确定北京市流动人口增长预测的高、中、低方案。实践表明,灰色等维递补预测法对&ldquo;小样本&rdquo;、&ldquo;贫信息&rdquo;的人口预测是切实可行的。</p>
[10] 刘涛, 齐元静, 曹广忠. 2015.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 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J]. 地理学报, 70(4): 567-58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p>

[Liu T, Qi Y J, Cao G Z.2015.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Uneven landscap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4): 567-581.]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504005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p>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p>
[11] 马力, 桂江丰. 2014.

中国完善生育政策战略研究: 基于“十二五”期间放开“单独”的思考

[J]. 人口与发展, 20(2): 53-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具有先导性、递延性,生育政策通过调控出生人口,渐次影响人口发展全局.须在科学预判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不同时期制定不同导向的生育政策.通过测算表明,放开“双独”、“单独”、“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分别有占总人口4.1%、18.8%、24.0%的人群获益.应遵循“公平性、时机性、渐进性、均衡性”的原则,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Ma L, Gui J F.2014.

Strategic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f China: Based on the thinking of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2-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

[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2): 53-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生育政策对人口发展具有先导性、递延性,生育政策通过调控出生人口,渐次影响人口发展全局.须在科学预判人口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不同时期制定不同导向的生育政策.通过测算表明,放开“双独”、“单独”、“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分别有占总人口4.1%、18.8%、24.0%的人群获益.应遵循“公平性、时机性、渐进性、均衡性”的原则,逐步完善生育政策.
[12] 马颖忆, 陆玉麒, 张莉. 2012.

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J]. 地理科学进展, 31(2): 167-175.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2.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江苏省为例,选取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为研究指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人口密度、空间自相关、不均衡指数、重心移动及偏移—分享分析,描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近20 年来,江苏省人口密度有“南高北低”的特征,该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江苏省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在长江中下游各县市形成空间人口密度高的集聚区域,在苏北平原形成空间人口密度低的集聚区域,随时间推移人口集聚趋势不断减弱;江苏省人口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且不均衡趋势加强,人口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江苏省人口增长速度在变慢,集聚人口能力在3 大区域之间有明显差异,苏中相对不足,苏南不断增强而苏北不断减弱。

[Ma Y Y, Lu Y Q, Zhang L.2012.

Evolvement of spati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with data at county level in Jiangsu Province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1(2): 167-175.]

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2.02.00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江苏省为例,选取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为研究指标,以县域为研究单元,通过人口密度、空间自相关、不均衡指数、重心移动及偏移—分享分析,描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江苏省人口空间格局及其演变趋势。结果表明:近20 年来,江苏省人口密度有“南高北低”的特征,该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江苏省人口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在长江中下游各县市形成空间人口密度高的集聚区域,在苏北平原形成空间人口密度低的集聚区域,随时间推移人口集聚趋势不断减弱;江苏省人口呈不均衡分布状态且不均衡趋势加强,人口重心逐渐向西北方向迁移;江苏省人口增长速度在变慢,集聚人口能力在3 大区域之间有明显差异,苏中相对不足,苏南不断增强而苏北不断减弱。
[13] 乔晓春. 2014

a. “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增人口测算方法及监测系统构建

[J]. 人口与发展, 20(1): 2-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Qiao X C.2014

a. Methods of estimation on new born baby and construction of monitoring system under the new fertility policy

[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1): 2-1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1.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后,各地需要测算符合这一政策的潜在夫妇数、可能导致的新增出生人数、由此带来的生育水平变化,以及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测算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新政策正式实施前的准备,确保政策实施风险可控.结合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13年8月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的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了关于新增出生人口和新增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以及相应的未来生育水平估计和人口预测方法.对如何构建政策实施监测系统提出了建议.
[14] 乔晓春. 2014

b. 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后生育水平会达到多高: 兼与翟振武教授商榷

[J]. 人口与发展, 20(6): 2-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6.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翟振武教授估计:如果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1.52亿,有生育意愿的潜在生育人群为9700万,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本文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652.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4642.7万至5955.4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在3224.9万至3684.4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将在3.21至3.67之间.考虑到其他一些具有发生可能性比较大的“损耗”因素后,对其做了进一步估计,得到结果是:潜在生育人群中实际生育的人会在1700万至3100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至2700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会在2.17至2.68之间.文章强调,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的“不反弹”.政府不能由于担心短期反弹,而丧失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适当水平的机会.建议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Qiao X C.2014

b. How high would be the fertility level if implementing "two-child policy": Discussion with Prof. Zhai Zhen-wu

[J].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20(6): 2-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14.06.001      URL      [本文引用: 3]      摘要

翟振武教授估计:如果实施“普遍二孩”政策,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1.52亿,有生育意愿的潜在生育人群为9700万,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总和生育率峰值将达到4.5.本文对这一结果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符合政策的目标人群为9652.2万人,潜在生育人群在4642.7万至5955.4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将在3224.9万至3684.4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将在3.21至3.67之间.考虑到其他一些具有发生可能性比较大的“损耗”因素后,对其做了进一步估计,得到结果是:潜在生育人群中实际生育的人会在1700万至3100万之间,年度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万至2700万之间,总和生育率峰值会在2.17至2.68之间.文章强调,我们真正担心的不是短期反弹,而是长期的“不反弹”.政府不能由于担心短期反弹,而丧失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适当水平的机会.建议在2015年下半年,最晚在2016年开始实施“普遍二孩”政策.
[15] 乔晓春, 任强. 2006.

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

[J]. 市场与人口分析, 12(3): 1-13, 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6.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Qiao X C, Ren Q.2006.

The choices of Chinese fertility policy in the future

[J]. Market & Demographic Analysis, 12(3): 1-13, 6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1668.2006.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近年来社会上对是否应该放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多争论。争论的起因是由于一些调查数据反映的和某些学者估计出的我国目前生育率非常低;鉴于低生育率已经给比较发达的国家带来了很多问题,所以有人呼吁中国的生育政策应该放开。通过对放开生育政策和不放开生育政策两种情形可能导致的人口学后果进行估计,结合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低生育率的长期后果来分析如何合理地选择生育政策。为了避免人口达到零增长后的快速负增长、快速老龄化和人口规模的迅速减少,国家应该密切关注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放开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保持在2.0左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长期的、过快的负增长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更为严重的人口与社会经济问题。
[16] 任强, 候大道. 2011.

人口预测的随机方法: 基于Leslie矩阵和ARMA模型

[J]. 人口研究, 35(2): 28-4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探讨了人口预测的一种随机方法。文章回顾了经典的Leslie矩阵并结合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用时间序列的ARMA模型对未来的生育率、死亡率进行估计,并由此构造Les-lie矩阵,经时间序列的数据中心化,根据自相关函数、偏自相关函数的截尾性或拖尾性,以及贝叶斯信息准则函数方法对模型定阶,实现对ARMA模型的识别。在中国人口预测方面的应用证明,基于Leslie矩阵和ARMA模型的人口随机预测方法是稳健的,具有很强的适用性。由于统计数据可获得性的局限,对模型做了不少假设和近似。随着人口数据的积累,未来将会在此方面有所改进。

[Ren Q, Hou D D.2011.

Stochastic model for population forecast: Based on Leslie matrix and ARMA model

[J]. Population Research, 35(2): 28-4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探讨了人口预测的一种随机方法。文章回顾了经典的Leslie矩阵并结合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用时间序列的ARMA模型对未来的生育率、死亡率进行估计,并由此构造Les-lie矩阵,经时间序列的数据中心化,根据自相关函数、偏自相关函数的截尾性或拖尾性,以及贝叶斯信息准则函数方法对模型定阶,实现对ARMA模型的识别。在中国人口预测方面的应用证明,基于Leslie矩阵和ARMA模型的人口随机预测方法是稳健的,具有很强的适用性。由于统计数据可获得性的局限,对模型做了不少假设和近似。随着人口数据的积累,未来将会在此方面有所改进。
[17] 苏昌贵. 2014.

湖南省未来人口预测与发展趋势分析

[J]. 经济地理, 34(7): 20-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高、中、低三种情形,选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湖南省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研究其人口学的主要特征。结果显示:中方案预测的未来常住人口总量最高峰值出现在2030年,为6 889万人;自2010年起湖南省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抚养比将快速提高并长期高位运行等。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适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适当延迟退休,重视人力资本开发等建议。

[Su C G.2014.

The future population forecasting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alysis

[J]. Economic Geography, 34(7): 20-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高、中、低三种情形,选用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对湖南省未来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并研究其人口学的主要特征。结果显示:中方案预测的未来常住人口总量最高峰值出现在2030年,为6 889万人;自2010年起湖南省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抚养比将快速提高并长期高位运行等。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适度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适当延迟退休,重视人力资本开发等建议。
[18] 陶涛, 杨凡. 2011.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J]. 人口研究, 35(1): 103-11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Tao T, Yang F.2011.

The impact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 Population Research, 35(1): 103-11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19] 王广州. 2015.

生育政策调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J]. 中国人口科学, (2): 2-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Wang G Z.2015.

Rethinking the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djustment

[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 2-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文章对生育政策调整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基础数据、数学模型、参数假设的问题及研究结果的争论与分歧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有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在生育水平、独生子女总量、育龄妇女总量与结构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偏差。作者认为宏观人口模型并不适于单独二孩等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建议采用微观随机人口仿真模型解决数据质量和区间估计问题。文章进一步分析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可能存在的出生人口堆积情况,反思生育政策调整研究面临的问题、困难和解决的办法,指出今后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研究应该注意的主要问题。
[20] 王宏, 马香婷. 2015.

基于队列组元法的人口预测

[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5(1): 13-17.

[本文引用: 1]     

[Wang H, Ma X T.2015.

Research on population prediction based on queue group element method

[J]. Journal of Hebei United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5(1): 13-17.]

[本文引用: 1]     

[21] 王开泳, 邓羽. 2016.

新型城镇化能否突破“胡焕庸线”: 兼论“胡焕庸线”的地理学内涵

[J]. 地理研究, 35(5): 825-835.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5002      Magsci      摘要

<p>“胡焕庸线”提出80年来,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对胡焕庸线的研究急剧升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客观看待胡焕庸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界线,这条界线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宜人为去“打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推动下,由于中国区域人口政策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有望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可能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p>

[Wang K Y, Deng Y.2016.

Can new urbanization break through the Hu Huanyong Line?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geograph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Hu Huanyong Line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5(5): 825-835.]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5002      Magsci      摘要

<p>“胡焕庸线”提出80年来,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对胡焕庸线的研究急剧升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客观看待胡焕庸线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研究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界线,这条界线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宜人为去“打破”。同时,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树立理性思维,稳妥有序地推进城镇化进程,不断优化城镇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在全面放开二孩的新政策推动下,由于中国区域人口政策的差异性,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有望实现较为明显的增长,西部地区增长相对缓慢,由此可能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p>
[22] 新华社. 2016.

全国已有约2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

[EB/OL]. 新华网, 2016-07-21[2016-10-02]. . ]

URL      [本文引用: 1]     

[Xinhua News Agency. 2016.

Quanguo yiyou yue 200 wandui dandu fufu tichu zai shengyu shenqing

[EB/OL]. Xinhuanet, 2016-07-21[2016-10-02]. .]

URL      [本文引用: 1]     

[23] 徐俊. 2014.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与展望: 由“单独二孩”引发的思考

[J]. 人口与经济, (6): 109-1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已整整一代人了, 政策施行虽然取得了控制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效果, 但也付出了极高的社会代价.理性反思和科学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 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 更是深化认识人口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鉴于政策长期执行带来的重大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 研究认为, “单独二孩” 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 应摒弃“人口是负担” 的传统思维观念, 尽快放开二胎, 提倡适度生育, 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Xu J.2014.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a's birth controlling policy: Thinking from "couples to have a second baby if either is an only child"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6): 109-1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已整整一代人了, 政策施行虽然取得了控制和减缓人口增长的效果, 但也付出了极高的社会代价.理性反思和科学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是非得失, 不仅关系到如何看待计划生育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导向和利益诉求, 更是深化认识人口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需要.鉴于政策长期执行带来的重大人口与经济社会风险, 研究认为, “单独二孩” 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 应摒弃“人口是负担” 的传统思维观念, 尽快放开二胎, 提倡适度生育, 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24] 薛君. 2016.

用孩次递进比模拟“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 以湖北省为例

[J]. 人口与经济, (3): 30-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6.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Xue J.2016.

Use parity progression ratio method to predict fertility behavior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Hubei Province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3): 30-42.]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6.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以2014年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包括“单独”、“双独”方面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生育政策调整下被压抑的生育潜能释放的规律性和用孩次递进比的方法预测“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初期的生育行为,与意愿分析方法相互比照,丰富了当下生育政策下生育行为预测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假定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湖北省第一年内会新增二孩出生量52621人,占湖北省2014年总出生量的7?41%;三年内最低会新增139262人的二孩生育量。城乡对比发现,农村新增二孩生育占到将近六成,且由抢生而导致的堆积主要集中在农村,40岁后的高龄抢生情况不严重。
[25] 叶华, 吴晓刚. 2011.

生育率下降与中国男女教育的平等化趋势

[J]. 社会学研究, (5): 153-1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兄弟姐妹数的减少,同时也影响了兄弟姐妹的构成,进而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及性别间的教育差异。对2006年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兄弟姐妹越多,女性的受教育年数相对男性越低,尤其是在她们有兄弟的情况下。在中国,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老一代降低了。本研究显示,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不仅受到国家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影响,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Ye H, Wu X G.2011.

Fertility decline and the trend in educational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J]. Sociological Studies, (5): 153-1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1970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兄弟姐妹数的减少,同时也影响了兄弟姐妹的构成,进而影响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以及性别间的教育差异。对2006年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兄弟姐妹越多,女性的受教育年数相对男性越低,尤其是在她们有兄弟的情况下。在中国,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年轻一代的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老一代降低了。本研究显示,性别间教育不平等不仅受到国家促进男女平等政策的影响,还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26] 曾毅. 2015.

尽快实施城乡“普遍允许二孩”政策既利国又惠民

[J]. 人口与经济, (5): 115-12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5.05.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和客观存在的人口规律,以及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和相关近期调查等新数据分析,我们建议尽快在2015年进行摸底准备,2016年在全国城乡实施"普遍允许二孩"政策,即在生育势能大的农村欠发达地区,在实施普遍允许二孩政策前提下提倡适当晚育以避免出生堆积,在自愿晚育少生已成常态的城镇和较发达农村地区则一步到位而无需晚育政策。这既满足民众生二孩愿望,又绝不会导致人口失控,是切实可行的国家百姓"双赢"方案。它在众多方面大大优于只开放单独,大大有利于促进人口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Zeng Y.2015.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as soon as possible is a win-win policy for both the nation and people

[J]. Population & Economics, (5): 115-12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4149.2015.05.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和客观存在的人口规律,以及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和相关近期调查等新数据分析,我们建议尽快在2015年进行摸底准备,2016年在全国城乡实施"普遍允许二孩"政策,即在生育势能大的农村欠发达地区,在实施普遍允许二孩政策前提下提倡适当晚育以避免出生堆积,在自愿晚育少生已成常态的城镇和较发达农村地区则一步到位而无需晚育政策。这既满足民众生二孩愿望,又绝不会导致人口失控,是切实可行的国家百姓"双赢"方案。它在众多方面大大优于只开放单独,大大有利于促进人口经济社会均衡发展。
[27] 曾毅, 张震, 顾大男, . 2011. 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M]. 2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Zeng Y, Zhang Z, Gu D N, et al. 2011. Demographic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 2nd ed. Beijing,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文引用: 1]     

[28] 翟振武, 张现苓, 靳永爱. 2014.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J]. 人口研究, 38(2): 3-17.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自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引发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热烈讨论。文章利用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 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 5 左右。但是,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Zhai Z W, Zhang X L, Jin Y A.2014.

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an immediate transition to a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J]. Population Research, 38(2): 3-17.]

Magsci      [本文引用: 3]      摘要

自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引发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热烈讨论。文章利用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 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 5 左右。但是,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29] 张海峰, 杨萍, 李春花, . 2013.

基于多模型的西宁市人口规模预测

[J]. 干旱区地理, 36(5): 955-96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口是反映国情、国力基本情况的重要指标,是区域研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合理、准确地预测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与区域规划中首先要考虑的基本问题,也是保证规划科学性与可实施性的关键性前提。以西宁市2000-2011年历年总人口为样本数据,分别构建了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马尔萨斯模型、logistic模型及GM(1,1)模型,并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表明:(1)模型均通过模型精度检验且精度较高,GM(1,1)模型拟合度最高,均误差达到0.004%,马尔萨斯模型拟合度最低,为-1.440 8%;(2)分析模型预测精度差异产生原因及适用性,表明深入、准确地分析样本数据特征,恰当选择分析方法对于控制人口预测精度尤为重要。由于西宁市2000-2011年人口样本数据在2005及2009年数据存在波动性,破坏了其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及马尔萨斯模型的拟合度,导致在4种模型中,Logistic及GM(1,1)模型预测精度较高,而GM(1,1)模预测精度最高,所以采用GM(1,1)模型进行西宁市人口预测,得到西宁市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2012年西宁市总人口将达到225.89&times;10<sup>4</sup>人,2015年将达到233.39&times;10<sup>4</sup>人,2020年将达到246.37&times;10<sup>4</sup>人。从结果看,未来9 a西宁市人口将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但随着时间推进人口增长速度将逐渐下降。

[Zhang H F, Yang P, Li C H, et al.2013.

Population prediction of Xining City based on multi-models

[J]. Arid Land Geography, 36(5): 955-962.]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人口是反映国情、国力基本情况的重要指标,是区域研究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合理、准确地预测城市人口规模,是城市与区域规划中首先要考虑的基本问题,也是保证规划科学性与可实施性的关键性前提。以西宁市2000-2011年历年总人口为样本数据,分别构建了一元线性回归模型、马尔萨斯模型、logistic模型及GM(1,1)模型,并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表明:(1)模型均通过模型精度检验且精度较高,GM(1,1)模型拟合度最高,均误差达到0.004%,马尔萨斯模型拟合度最低,为-1.440 8%;(2)分析模型预测精度差异产生原因及适用性,表明深入、准确地分析样本数据特征,恰当选择分析方法对于控制人口预测精度尤为重要。由于西宁市2000-2011年人口样本数据在2005及2009年数据存在波动性,破坏了其与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及马尔萨斯模型的拟合度,导致在4种模型中,Logistic及GM(1,1)模型预测精度较高,而GM(1,1)模预测精度最高,所以采用GM(1,1)模型进行西宁市人口预测,得到西宁市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2012年西宁市总人口将达到225.89&times;10<sup>4</sup>人,2015年将达到233.39&times;10<sup>4</sup>人,2020年将达到246.37&times;10<sup>4</sup>人。从结果看,未来9 a西宁市人口将呈现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但随着时间推进人口增长速度将逐渐下降。
[30] 庄亚儿, 姜玉, 王志理, . 2014.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 基于2013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

[J]. 人口研究, 38(3): 3-13.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2013年全国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 实行一孩、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分别为1.84、1.98、2.01; 双独、单独、普通家庭分别为1.79、1.83、1.95; 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为1.81。全国城乡居民理想子女的性别比为104; 理想子女数为1 个、2个孩子的性别比分别为128、102。单独一孩家庭对生育下一个孩子时间安排,&ldquo;未确定&rdquo;的比例达59. 0%,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比例分别为20.5%、12.1%、8.4%。完善生育政策有助于缩小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全面实施&ldquo;单独二孩&rdquo;政策,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

[Zhuang Y E, Jiang Y, Wang Z L, et al.2014.

Fertility intention of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s in China: Results from the 2013 national fertility intention survey

[J]. Population Research, 38(3): 3-13.]

Magsci      [本文引用: 2]      摘要

2013年全国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当前城乡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为1.93; 实行一孩、一孩半、二孩政策地区分别为1.84、1.98、2.01; 双独、单独、普通家庭分别为1.79、1.83、1.95; 现有一孩单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为1.81。全国城乡居民理想子女的性别比为104; 理想子女数为1 个、2个孩子的性别比分别为128、102。单独一孩家庭对生育下一个孩子时间安排,&ldquo;未确定&rdquo;的比例达59. 0%,明年、后年、大后年的比例分别为20.5%、12.1%、8.4%。完善生育政策有助于缩小居民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差距,全面实施&ldquo;单独二孩&rdquo;政策,全国范围内不太可能出现出生堆积现象。
[31] Ahn N.1994.

Effects of the one-child family policy on second and third births in Hebei, Shaanxi and Shanghai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7(1): 63-78.

https://doi.org/10.1007/BF00160438      URL      PMID: 12287549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uses the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the Chinese one-child policy on second and third births.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he policy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by the sex of previous children are highlighted. First, the urban-rural differentials have increased much after the policy, suggesting a more rapid increase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and stricter government controls in the urban areas. Second, the sex of children has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factor after the policy. The considerably higher risks to a subsequent birth among sonless families indicate the persistent strong son preference among Chinese parents, especially in less developed areas. Although son preferences seem suppressed in Shanghai, the higher risks to a second birth after the death of a son compared to a daughter are indicative of the son preferences even in Shanghai. Relaxation of the one-child policy may increase the Chinese fertility.
[32] Ballard K P, Wendling R M.1980.

The national-regional impact evaluation system: A spatial model of U.S.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activity

[J].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2): 143-158.

URL      [本文引用: 1]     

[33] Billari F C, Graziani R, Melilli E.2014.

Stochastic population forecasting based on combinations of expert evaluations within the Bayesian paradigm

[J]. Demography, 51(5): 1933-1954.

https://doi.org/10.1007/s13524-014-0318-5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procedure to derive stochastic population forecasts adopting an expert-based approach. As in previous work by Billari et al. (2012), experts are required to provide evaluations, in the form of conditional and unconditional scenarios, on summary indicators of the demographic components determining the population evolution: that is, fertility, mortality, and migration. Here, two main purposes are pursued. First, the demographic components are allowed to have some kind of dependence. Second, as a result of the existence of a body of shared information, possible correlations among expert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n both cases, the dependence structure is not imposed by the researcher but rather is indirectly derived through the scenarios elicited from the exper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method is based on a mixture model, within the so-called Supra-Bayesian approach, according to which expert evaluations are treated as data. The derived posterior distribution for the demographic indicators of interest is used as forecasting distribution, and a 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algorithm is designed to approximate this posterior.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questionnaire designed by the authors to collect expert opinions. Finally, an application to the forecast of the Italian population from 2010 to 2065 is proposed.
[34] Bogg L.1998.

Family planning in China: Out of control

[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8(4): 649-651.

[本文引用: 1]     

[35] Lutz W, Sanderson W, Scherbov S.1997.

Doubling of world population unlikely

[J]. Nature, 387: 803-805.

[本文引用: 1]     

[36] Plaut T R.1981.

An econometric model for forecasting regional population growth

[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6(1): 53-70.

https://doi.org/10.1177/016001768100600104      URL      PMID: 12312182      [本文引用: 1]      摘要

"An econometric model for forecasting net migration and natural increase is proposed and then estimated using time-series data for Texas. The model is simulated five years out-of-sample and found to be quite accurate in forecasting future population growth. It outperforms simpler prediction methods, thus indicating that explicit modeling of net migration and natural increase is superior to modeling only total population." excerpt
[37] Settles B H, Sheng X W, Zang Y, et al.2013.

The one-child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families

[M]//Kwok-bun C.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hinese families. New York: Springer.

[38] Stauffer D.2002.

Simple tools for forecasts of population age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ased on extrapolations of human mortality, fertility and migration

[J]. Experimental Gerontology, 37(8-9): 1131-1136.

https://doi.org/10.1016/S0531-5565(02)00084-0      URL      PMID: 12213564      [本文引用: 2]      摘要

Suitable assumptions for the Gompertz mortality law take into account the break in the time development observed recently by Wilmoth et al. They show how a drastic reduction in the birth rate and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s lead to a drastic increase in the fraction of old people in the population, and how immigration of half a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per year can mostly stop this increase.
[39] Wilson T.2016.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 cohort-component models for local area population forecasts

[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35(2): 241-261.

https://doi.org/10.1007/s11113-015-9380-y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by demographers that cohort-component projection models which incorporate directional migration are conceptually preferable to those using net migration. Yet net migration cohort-component models, and other simplified variations, remain in common use by both academics and practitioners because of their simplicity and low data requirements. While many argumen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favour of using one or other type of model, surprisingly little analysis has been undertaken to assess which tend to give the most accurate forecasts. This paper evaluates five cohort-component models which differ in the way they handle migration, four of which are well known, with one—a composite net migration model—being propos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five models in their unconstrained form, and then in a constrained form in which age–sex-specific forecasts are constrained to independent total populations from an extrapolative model shown to produce accurate forecasts in earlier research. Retrospective forecasts for 67 local government areas of New South Wales were produced for the period 1991–2011 and then compared to population estimates. Assessments of both total and age-specific population forecasts were made.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superior performance of the forecasts constrained to total populations from the extrapolative model, with the constrained bi-regional model giving the lowest errors. The findings should be of use to practitioners in selecting appropriate models for local area population forecas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