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在出口环境下行的背景下,出口市场多样化成为应对贸易冲击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央的重要政策方向。近年来,经济地理学界开始关注产业多样化对于产业出口拓展的影响。基于以上背景,论文利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构建产业相关多样化和非相关多样化指标,从HS四位数产业尺度分析区域产业多样化对于区域出口市场多样化的影响,并进一步构建中介变量来分析其中的影响机制。此外,考虑产业多样化对于不同产业影响的差异,将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3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产业多样化显著促进了区域出口市场多样化的提升;② 产业多样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的出口沉没成本来促进区域出口市场多样化,且产业相关多样化的促进作用更强;③ 相反,产业多样化会抑制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抑制产业的出口市场多样化;④ 产业多样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产业异质性,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从两类产业多样化中获益,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仅能从产业相关多样化中获益。研究一方面为区域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提升本地产业多样化来强化区域的市场拓展能力;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地理学理解产业多样化对于产业出口拓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考。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化娱乐业日益成为居民现代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主城7区63个街道作为研究单元,采用核密度分析、Ripley's L(d)函数等方法探测西安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形态特征、集聚水平和等级结构,并利用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功能,基于步行、小汽车、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构建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可达“时空圈”,从而揭示基于可达性的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模式图谱。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块状集聚—轴向延伸—等级圈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主城区业态空间的密度热点主要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2大集聚组团。咖啡厅茶馆、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酒吧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圈;网吧、公园游乐园和健身中心则于城市二至三环之间呈跳跃式镶嵌。②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以一级核心为主的多核心发育结构,各等级核心邻近交通网络的布局特征显著。③ 文化娱乐核心的交通可达圈在不同出行方式的约束下沿交通走廊向外延伸,呈现不同方向的“点—轴”扩展趋势,产生了不同层次的规模效应和圈层结构。④ 各文化娱乐业态类型的空间可达模式主要表现为“轴向对称”型、“轮毂对称”型和“叠合依附”型。与此同时,城东北和城西南地区的文化娱乐配置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郊区化进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有利于乡村转型发展。论文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特色村落农村居民点空间系统形成机制,提出“遵循有序性—延续精神性—落脚物质性”的重构框架,并以贵州省江口县坝梅村为例,选用规模指数、基因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解译了村域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特征,提出重构模式。研究表明：① 行为主体、文化基因及民居建筑构成坝梅村居民点内部系统,并分别呈“多元主体行为诱发空间变化、文化基因丰富但延续较差、用地结构与功能多样化”的特征;② 坝梅村居民点系统外部特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居民点起约束和导向作用,表现为距离点状、线状基础设施及河流越近,村域居民点数量、规模越大;③ 基于特征认知和重构框架,按照“分区—分类”方法,划分了核心区、重点区、提升区和保育区4种治理区以及完好型、受损型、缺失型、失真型4类民居提升类型,并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2种模式下的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为推动特色村落空间治理与转型提供参考。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开展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乡村研学旅行产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皖南地区典型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从游客体验视角,构建了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因素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递、宏村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的旅游体验因素有文化认知、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和学习认知4种类型;从路径系数来看,案例地研学旅行者的文化认知(0.510)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大,情感体验(0.340)和审美体验(0.224)次之,学习认知(0.212)位居最后;论文构建的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西递、宏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和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是解决乡村衰落的重要抓手,乡村振兴是国家破解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论文通过对现有乡村发展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从研究范式、演进过程、机理探析和路径探索等4个方面总结了国内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的研究现状及展望。发现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研究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多元融合的研究内容、综合多样的研究方法与手段。未来需重视不同类型村域转型发展与重构中乡土文化的研究,加强欠发达区不同类型村域转型发展与重构的实证研究,深化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研究,优化不同发展模式下乡村转型发展与重构的路径。
在当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背景下,边界被赋予了“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边界效应理论备受关注。旅游的跨边界活动,在促进地区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界渗透、旅游流动、空间失衡、安全防范等系列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迫使边界效应理论与内涵不断发展。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边界效应概念差异、共识、产生原因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归纳。结果显示,边界效应在旅游中是普遍且独特存在的,具体表现为边缘旅游地、旅游一体化、边境旅游社区等实践;虽然在旅游研究中,边界效应在评价、干预、利用方面存在新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适用性不强、解释性不足等问题,边界的阻碍力、吸引力、渗透力和扩散力的综合作用常常被忽略;边界效应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更应充分考虑边界与旅游的特殊互动关系;文章深度解析并构建了旅游中边界效应的研究框架,认为可以充分利用边界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通过主动干预、转换利用等手段实现对边界问题的管控。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口的规模不仅快速扩大,而且异地迁移也逐渐增多。老年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家庭福祉,而且对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目前聚焦于这一现象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尚有不足。论文从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梳理既有国内外文献,发现：① 空间格局上,老年人口迁移存在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和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② 决策机制上,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受到经济、健康、舒适和归属等需求因素的驱动,而迁移能力则受到生理、经济与社会基础等因素影响;③ 影响效应上,老年人口迁移对个体身心健康、社会融入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基础,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友好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全球变化背景下,社区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基础单元,既面临着可能或已经出现的冲击性干扰,也发生着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趋势性变化。以社区为基础的适应(community-based adaptation, CBA)便为社区缓解变化甚至抓住时机转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为了把握当前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途径的机理,论文梳理了近20 a来关于社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的研究。在CBA过程中,资助机构、权力机构、研究机构和执行者是参与行动的主体。适应主体所要适应的对象有冲击性的一阶影响,也有伴生的二阶影响。适应途径具有层次,对应的步骤包括明晰适应对象、清算适应资产、评估适应能力、摸清适应需求、确立适应目的、划分适应阶段、制定适应措施和采取适应措施8个步骤。物质障碍、资源障碍和社会障碍的负向作用则会诱发适应不良。基于此,论文提出优化以社区为基础的适应途径的研究方向展望,包括完善监测和评估体系以搭建长期社区适应的指标框架、以社会—生态网络为抓手强化多主体决策和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整体提升社会—生态系统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