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群落地方性重构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贵州雷公山32个村寨的定性比较分析
Influence path of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of mountainou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32 villages in Leigongshan, Guizhou Province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22-10-12 修回日期: 2023-06-1
基金资助: |
|
Received: 2022-10-12 Revised: 2023-06-1
Fund supported: |
|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雨凤(1999— ),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E-mail:
地方性是民族村寨发展旅游的根本所在。论文立足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影响因素,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多要素路径关系出发,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索由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组成的民族村寨地方性强弱影响的前因条件构型。研究表明:① 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与其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机制效应,单一条件变量均无法构成影响地方性水平的充要条件,需要通过条件组态发挥作用;② 影响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水平的因素组合路径共8条,总体一致性为0.900,总体覆盖率为0.890,居民、社区、企业及游客共同构成的组合产生了原始覆盖度和一致性最高的路径;③ 从路径类型看,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过程及其强弱的8条组态路径呈现出4种类型,分别是传统氛围驱动型、主客互动驱动型、旅游生产驱动型、价值共创驱动型,它们共同在地方性重构的历时态和共时态机制下解释了各条件要素组合如何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与效应。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地方性研究的内容,可为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特质的深度挖掘和旅游地的可持续实践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
Placeness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for ethnic villages to develop tourism.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of mountainou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strength and weakness level. We used the fsQCA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antecedent condition combination of placeness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ethnic villages, which consists of physi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residents' emotional value and behavior, enterprise 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and tourists'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and behavi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laceness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and their antecedent conditions, and individual conditional variables cannot constitute sufficient condition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It is affected by a combination of the factors. 2) There are eight combination path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placeness level of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with an overall consistency of 0.900 and an overall coverage rate of 0.890. The path with the optimal original coverage and consistency is combining residents, communities, businesses, and tourists. 3) There are four types and eight combinations of paths that affect the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level of mountainou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namely traditional place atmosphere driven, host-guest interaction driven, tourism production driven, and value co-creation driven. Together, these paths explain how conditional factors affect the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of mountainou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under the mechanism of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 of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theoretically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placeness research, which provides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mountainou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practice of tourism areas.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李雨凤, 杨洋, 殷红梅, 徐颖儿, 周星.
LI Yufeng, YANG Yang, YIN Hongmei, XU Ying'er, ZHOU Xing.
山地型民族村寨自然环境、民族文化与风俗习惯等地方特质逐渐演化为独特的旅游产品[1⇓⇓-4],这些地方特质既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的体验诉求,也彰显了村寨地方性的标志和符号[5]。在现代化进程中,众多民族旅游村寨呈现出“地方全球化”“乡村绅士化”“旅游商业化”“民族现代化”等问题[6⇓⇓-9];同时,旅游将政府、企业、居民与游客等多元主体注入不断演变的村寨,成为民族村寨地方性重构与实践的核心要义。一方面,村寨传统地方性正逐渐消解、演化并呈现空间异化;另一方面,旅游资本推动了生产要素在村重聚,使得多元行动者的地方意识、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嵌入民族村寨“新内生性发展”的场域[10]。因此,在旅游对民族村寨产生影响的现实背景下,这就需要我们从动态视角出发聚焦影响村寨群落地方性重构的复杂机制和路径,以深化和完善旅游推动山地型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方略。
在理论层面,地方性(placeness)是一个地方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所具有的特质[11⇓-13],被认为是一套符号表征系统,依附于景观、文本、情感等表征载体之上,它既能被描述,也能被建构[14]。“全球—地方”背景下,地方性重构的机制一方面源于地方自然与文化脉络分层、再分层和去层的历时态过程[15];另一方面也受到多元参与者携带的资本、权力、制度和文化想象等结构性力量的塑造,是共时态下特定时空活动与人地互动的过程[16]。以往地方性与旅游话题的研究多关注3个方面:首先,研究重点对地方性重构与形成的物质化、载体化过程进行分析,如开展对建筑、服饰、音乐、文本等有形物质的地方性生产、演变及建构的研究[9,16-17];其次,景观和符号方面,学者大多关注地方性与旅游景观设计以及符号建构等内容[18];再次,旅游地居民和游客等主体的地方感、认知或情感等也是主要关注点,具体包含地方性感知[13]、地方认同[10]、情感归属[16]等内容。总体来看,过去研究多以单一案例的质性阐释为主,较少从群落角度去关注不同旅游影响程度下民族村寨地方性重构的差异性过程与机制;同时,研究多探索部分因素对地方性重构的独立影响,而影响民族村寨地方性重构的多重因素交织路径及其复杂机制的探索仍显不足,亟待从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全要素及多元主体的实践角度综合开展分析。
综上,本文以贵州省雷公山地区32个典型苗族村寨群落为案例,围绕山地物质环境、社区、居民、游客和旅游企业5个内容构建测量体系和指标,结合多种调研方法获取的数据对民族村寨地方性水平进行评估,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究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强弱的影响要素及其多元组合路径,以期为民族村寨旅游、地方资源与社会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价值。
1 理论基础与评估变量
1.1 地方与地方性
以往研究在阐释或评价地方性时通常涉及如下几方面:首先是物质景观。独特的地理环境,如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是构成一个地方景观格局以及居民生产生活的根基,同时,不同地理环境上的人地互动造就了特殊的地方历史传统与地方精神,而自然和人文物质景观融合效果成为评判地方性的重要策略[18]。其次是地方文化。文化承载着居民在此地方中形成的感知、想象、记忆、思考等意义和价值[23],不同地区、民族以及群体所形成的文化差异是彰显和评价地方性的重要形式之一。再次是社会结构与生活氛围。文化渗透和参与到地方社会空间实践,并塑造了居民血缘、婚姻、邻里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组织网络;良好的人际关系、社区氛围能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的幸福感[24] ,居民独特的生活理念与氛围造就其地方特质,而这些均能有效反映地方性的强弱。最后是地方情感与价值。地方性的形成有赖于“人—地”动态遭遇,促使人们将地方情感扎根于此[25],因而地方性也能通过人的地方依恋和认同、情感和态度、群体的生存观和价值观等给予评价。
1.2 地方性评价体系
当前学界尚未明确构建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整体评估体系,鉴于已有研究认为要从具体案例的实际文化事物和现象去研究地方性[26],本文基于地方性理论及上述讨论内容,使用Scannell等[27]提出的地方特质量表,围绕山地型民族村寨自然景观特征、历史文化以及民族民俗等实际特征[23],从物质景观、地方文化、社会结构与生活氛围、地方情感与价值4个方面构建地方性强弱的评价指标(表1)。另外,本文将指标转换为测量量表,量表采用Likert-5级量度(“非常弱”“弱”“一般”“强”“非常强”分别对应1~5分),并通过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以及德尔菲法对17个题项对应的内容与重要性分别赋值,结合因子分析确定指标权重,该体系将为地方性作为结果变量的评估给予支撑。
表1 地方性评估指标体系
Tab.1
维度 | 测量题项 | 权重 | 参考文献 |
---|---|---|---|
物质景观 | (1) 社区建筑与文化基因融合程度 | 0.0532 | [13,18,23] |
(2) 社区历史遗迹保护程度(包含梯田) | 0.0600 | ||
(3) 村寨景观和谐程度 | 0.0470 | ||
地方文化 | (1) 地方方言土语交流程度 | 0.0649 | [10,15,19,28] |
(2) 当地名人名言或重要事件流传程度 | 0.0617 | ||
(3) 社区传统非遗文化(苗绣、苗银等)传承程度 | 0.0617 | ||
(4) 社区传统风俗习惯或节事活动传承程度 | 0.0575 | ||
(5) 社区族群或祭祖文化传承程度 | 0.0575 | ||
(6) 当地居民的自然崇拜或信仰行为 | 0.0636 | ||
社会结构与生活氛围 | (1) 当地居民的互动程度 | 0.0604 | [5,14,16] |
(2) 当地居民之间的信誉程度 | 0.0613 | ||
(3) 当地人的家族关系或者邻里结构稳定程度 | 0.0633 | ||
(4) 居民幸福程度 | 0.0410 | ||
地方情感与价值 | (1) 当地居民地方依恋程度 | 0.0593 | [22,25,29] |
(2) 村寨事物对于当地居民生活的联系紧密程度 | 0.0643 | ||
(3) 当地居民对地方仪式的态度与继承行为 | 0.0640 | ||
(4) 村寨对于当地居民的吸引程度 | 0.0592 |
1.3 影响地方性的解释变量
正如前文论述,地方性及其重构机制既受到地方传统自然与历史文化风貌分层演化的影响,又被多元主体实践下的资本、权力、制度等结构性力量所形塑[16]。因此,本文将从物质地理环境、社区、居民、企业、游客5个方面构建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强弱的影响指标并明确对应的解释变量。
第一,物质地理环境因素。以往研究指出民族村寨的地方性受到自然环境的先决影响[30],自然地理要素在时间的沉淀中将“人”的活动固化在一定的地域中,这使得地方性具有明确的地域标记[31]。例如学者揭示了民族旅游村寨的物质地理环境涉及海拔、相对高度、坡度等,不同山地自然环境因山区高梯度差异导致村寨的建筑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32],因此,可达性、海拔、坡度等是探索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强弱的重要地理环境因素。第二,社会结构与功能因素。人口构成、生计方式与社区管理方式会影响村寨地方性演化[33]。随着旅游发展,企业和外来移民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产业结构的改变,这推动了地方内部秩序和权利关系的转变[34],进而影响地方性的重构。另外,旅游商业治理水平关联着社区空间内部原有的互惠制度、居民道义和集体认同[35],也影响着各类地方资源生产和利用的质量、价值与有效性等[36],因而需要将民族村寨的人口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商业治理水平作为影响因素纳入考察。第三,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因素。研究已证实,个体的地方依恋会影响自身参与地方活动的态度和行为[37],尤其是居民社区参与和支持影响着地方性的传承与发展,而居民与地方互动程度亦会影响社区文化氛围的维持、营造,这些均会触发居民对地方性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地方性的维持与传承[30]。第四,企业运营与生产要素。已有研究认为,旅游企业的生产实践对于地方特质的彰显、改写或消解能产生较大的推动作用[38],尤其是强势资本的注入、营销与宣传能强化并展演一个地方的特质,但同时,过度商业营造亦可能对某些地方特质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39-40];因而旅游企业运营状况及其合理性、责任感会影响到地方性的塑造效果。最后,游客参与、体验和行为要素。研究表明,游客与旅游地交互过程是主体理解地方场域、地方价值及其人地关系的关键要素[41];地方性生产需要迎合游客的建构和诉求[42],反之,游客也会推动地方空间意义和价值的重塑[43];另外,游客参与及其责任行为会不断影响当地居民的意识,进而借助居民这一行动主体干预地方环境、文化与氛围的塑造[10] ,因而需将游客参与、体验和责任行为对地方性的影响纳入分析中。
据此,本文从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以及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5个方面构建条件变量组成体系,每个条件对应的测量内容与判断依据如表2所示。
表2 影响地方性的条件要素与变量
Tab.2
条件 | 变量、测量与依据 | 参考文献 |
---|---|---|
物质地理环境 | (1) 海拔高度 (2) 地面坡度 (3) 可达性 | [31-32] |
社会结构与功能 | (1) 当地主要族群人口占比 (2) 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3) 产业结构高极化水平 (4) 产业发展突出地方特色程度 (5) 社区对民族村寨旅游中各主体现有权利与责任的认可度 (6) 政府政策和规划对村寨文化建设、商业发展的保障水平 (7) 业态(民宿、街区等)兼顾地方特色情况 | [33⇓-35,44] |
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 | (1) 居民旅游积极影响感知程度 (2) 居民地方依恋程度 (3) 居民从事旅游活动人数占比 | [30,45-46] |
企业运营与生产 | (1) 企业中社区居民参与比重 (2) 企业返哺社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情况 (3) 企业旅游产品凝聚地方特色的程度 | [27,39,47] |
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 | (1) 游客体验质量 (2) 游客意象感知 (3) 游客对于社区传统文化保护的态度与责任行为 (4) 游客对于社区旅游产品地方特色价值的责任态度 | [42-43,48] |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fsQCA 3.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具体而言,fsQCA在检验判断某一条件是否具有必要性时,其判断参数为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一致性用于判断某一集合被包含于另一集合的程度(
2.2 问卷设计
研究中条件对应的变量测量均采用成熟量表及对应题项,并根据实际调查情境进行问卷设计。其中,社会结构与功能部分的题项参考了杨毅等[28]、王金伟[35]、董宝玲等[44]的研究,调查对象主要为村寨管理者;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有关的测量主要参考余志远等[30]、孙佼佼等[45]、张圆刚等[46]的研究,调查对象为村寨居民;企业运营与生产部分的题项参考了Wang等[47]关于旅游企业实践或社会责任的研究,调查对象为村寨旅游管理者或企业员工;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的测量参考了凌欢等[48]、马天等[52]、黎耀奇等[53]关于游客体验或责任行为的研究,调查对象为游客。所有问卷题项均为正向表达,采用Likert-5级量度测量(“非常弱”“弱”“一般”“强”“非常强”分别对应1~5分)。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图1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研究者于2021年7月14—25日、2022年7月9—16日期间赴雷公山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第一阶段调研小组走访了32个案例村寨,进行实地观察、测算海拔高度,通过ArcGIS软件计算其坡度,并结合国道、乡道等交通线路情况计算各村寨可达性,综合评估其物质地理环境。第二阶段主要针对村寨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居民、游客分别进行问卷调查,所有被调查者均被告知调研目的,同意参与调查的对象最终被选取。最终,我们向32个村寨的管理者发放90份问卷,收回86份,有效问卷80份,有效率为93.02%;向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发放问卷100份,收回93份,有效问卷88份,有效率94.62%;向村寨居民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84份,有效问卷261份,有效率为91.9%;向游客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68份,有效问卷257份,有效率为95.89%。
本文使用SPSS 23对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变量地方性强弱水平与5个解释变量(“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的Cronbach's α值分别为0.865、0.927、0.806、0.892、0.946、0.925,均满足大于0.7的要求;各潜在变量测量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介于0.754~0.962之间,满足不低于0.6的标准;组合信度(CR)值介于0.812~0.966之间,符合大于0.7的要求;平均方差提取值(AVE)介于0.783~0.874之间,符合大于0.5的标准,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说明各潜在变量间含义存在差别。
鉴于原始变量的数据一般无法满足布尔逻辑的运算,通常在fsQCA运算中需要对赋值后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校准。将所有变量标准化为取值范围为0~1的模糊集,以此定义它们的成员隶属度,其中,1代表完全隶属关系,0代表完全非隶属关系,并通过设置3个有意义的阈值,将变量转换为校准集,即完全隶属、完全非隶属以及交叉点。根据Ragin[51]的建议,本文变量以分位数5%(完全非隶属)、95%(完全隶属)和50%(交叉点)的标准确定数据的锚点。通过使用RERCENTILE函数求出各个变量数据的锚点(表3),并将锚点代入fsQCA分析软件进行校准,若校准后的值恰好在0.5隶属度,则该案例会被删除。本文采用Fiss[55]的建议在隶属度为1以下的所有变量中加入0.001的常数以保证更多的案例被纳入分析。
表3 变量校准的锚点
Tab.3
变量类型 | 变量 | 5%(完全非隶属) | 50%(交叉点) | 95%(完全隶属) |
---|---|---|---|---|
结果变量 | 地方性 | 1.4 | 3.7 | 4.5 |
条件变量 | 物质地理环境 | 1 | 2 | 4.4 |
社会结构与功能 | 0.9 | 3.1 | 4.8 | |
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 | 1.2 | 3 | 4.7 | |
企业运营与生产 | 1 | 2.4 | 4.9 | |
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 | 1 | 3.5 | 5 |
3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3.1 单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表4 单项因素的一致性与覆盖率
Tab.4
条件变量 | 一致性 | 覆盖率 |
---|---|---|
物质地理环境 | 0.758 | 0.726 |
社会结构与功能 | 0.784 | 0.843 |
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 | 0.844 | 0.632 |
企业运营与生产 | 0.851 | 0.759 |
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 | 0.852 | 0.718 |
3.2 地方性重构的路径组合分析
fsQCA得出的前因条件组合通常基于频数和一致性两个标准进行精简,其中,频数是适用于某一前因条件组合产生特定结果条件的案例个数,而一致性是案例与解决方案中表示的集论关系相对应的程度[57]。参考Ragin[57]的研究,选择组态分析的一致性水平设定为0.800,频数阈值为1,输出结果包含简单解、复杂解与中间解。根据过往研究建议,中间解和简约解的分析结果被考虑(表5)。同时,结合Ragin[51]对于覆盖度(>0.20)和一致性(>0.75)临界值的界定,本文分析得出8个条件组合路径的覆盖度和一致性达到了较为满意的水平。另外,各路径原始覆盖度介于0.171~0.390,说明任一组合路径较难单独解释所有案例,即表明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因素存在着复杂组合关系。
表5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
Tab.5
路径 | 条件要素 | 原始覆盖度 | 唯一覆盖度 | 一致性 | ||||
---|---|---|---|---|---|---|---|---|
物质地理环境 | 社会结构与功能 | 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 | 企业运营与生产 | 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 | ||||
路径1 | — | — | ⚫ | ⚫ | ◯ | 0.239 | 0.074 | 0.888 |
路径2 | ◯ | ⚫ | — | ⚫ | ⚫ | 0.212 | 0.036 | 0.927 |
路径3 | ⚫ | ⚫ | ⚫ | ◯ | — | 0.221 | 0.005 | 0.857 |
路径4 | — | ⚫ | ⚫ | ◯ | ⚫ | 0.174 | 0.022 | 0.937 |
路径5 | ◯ | — | ⚫ | ⚫ | ⚫ | 0.328 | 0.047 | 0.935 |
路径6 | ⚫ | ⚫ | — | — | ◯ | 0.171 | 0.024 | 0.913 |
路径7 | ⚫ | ◯ | ⚫ | ⚫ | ⚫ | 0.267 | 0.043 | 0.913 |
路径8 | — | ⚫ | ⚫ | ⚫ | ⚫ | 0.390 | 0.009 | 0.953 |
总体一致性:0.900 | ||||||||
总体覆盖度:0.890 |
注:“⚫”表示条件存在该组合中;“—”表示该条件不存在于此组合中;“◯”表示该条件在此组合中没有影响。
从表5可知,8个条件组合路径的总体覆盖率为0.890,总体一致性为0.900,这说明条件要素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度有89.0%的比重均包含在这8条路径组合中,即8个条件组合能有效地揭示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的多元路径关系。
对得出的8条路径组合进行归纳,共总结出4大类型。第一类为“传统氛围驱动型”,以民族村寨物质场景、传统文化或地方脉络等相对客观“真实”的氛围为核心,包含路径3与路径6,其中间解分别为“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与“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①(①为在文中方便表述表5的内容,用“*”表示“和”或“并且”的集合关系,“~”表示“非”或“否定”的集合关系。),分别能够解释22.1%和17.1%的个案。传统氛围驱动型组态反映了山地物质环境和族群文化为本底的地方脉络及其表征出的景观、符号等仍然是影响地方性强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血缘、亲缘为社会结构关系的村寨场域中,即使旅游参与程度较弱,民族村寨原有的山地环境及其凝聚的文化基因依旧能够呈现出其较强的地方属性。
第二类为“主客互动驱动型”,包含路径4和路径5,中间解分别为“~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与“~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分别能够解释17.4%和32.8%的个案。主客互动驱动型组态反映出民族村寨居民旅游参与程度,游客体验、地方认知以及后续行为等对民族村寨地方性强弱水平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主客互动过程中“人”的感知、认同进行展演。民族村寨居民在旅游参与和游客互动中不断加深对地方“独特性”“异质性”“我者/他者”的感知,进而由历时态下塑造的“地方认同”转变为共时态中重构的“地方性认同”[27]。
第三类为“旅游生产驱动型”,包含路径1和路径2,中间解分别为“~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与“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分别能够解释23.9%和21.2%的案例。旅游生产驱动型组态反映的是旅游企业对地方资源及其特质的规划、营造与生产模式,是对民族村寨文化产品设计、利用与传承所融合的理念以及产品开发创造的价值体现。民族村寨地方性重构过程中要兼顾旅游产品质量、“社区+居民”融合经营模式以及地方独特文化价值存续的问题。
第四类为“价值共创驱动型”,包含路径7和路径8,其中,“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条件共同存在于两条路径中并发挥作用,差异在于路径8更加强调“社会结构与功能”要素的作用,该路径一致性和原始覆盖度分别达到了0.953和0.390,在8条路径中解释力度最高。这也说明要从社会空间生产与动态实践、表征视角看待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效应,即在多元主体行为的场域中,社区、旅游企业、居民等参与者需要共同围绕村寨的经济发展、地方特色营造以及社会文化传承等多维价值进行创造与实践。
总的来看,以上组态路径揭示了不同条件要素组合对地方性强弱的影响具有非对称与复杂交互的作用(图2),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影响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因素既包含传统的地方物质环境与文化因素、旅游实践过程中的生产要素,也包括多元主体参与和“人地互动”关系形塑下的“人”的认同和情感因素。这些条件要素在地方性重构的历时态和共时态双重机制下“杂糅”与组合,共同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的过程与效应。
图2
图2
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强弱影响因素逻辑与重构机制
Fig.2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evel of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in the mountainou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and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立足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影响因素,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背景下多要素路径关系出发,采用fsQCA分析方法,探索由物质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功能,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组成的民族村寨地方性强弱影响的前因条件构型。总体可知,地方性重构过程及其效应并非任何单一要素作用的结果,共存在8条要素组合,形成了4大类型的驱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 对于独立的条件要素而言,“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的一致性相对较高,对民族村寨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效应产生了明显作用,但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与其前因条件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效应,任何单独的条件变量均无法直接构成影响地方性水平的充分必要条件,其影响因素必须以组态构型的形式出现。
(2) 从组态视角看,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强弱的因素组合路径共8条,且影响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效应的因素89.0%都落入了以上8条组合路径。在8条组态路径中,居民情感、价值与行为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社会结构与功能”“企业运营与生产”“游客参与、体验与行为”,因而民族旅游村寨的地方性重构受到多元行动者的共同作用,居民、社区、企业及游客的组合产生了原始覆盖度和一致性最高的路径。
(3) 从路径类型看,影响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过程及其强弱的8条组态路径呈现出4种类型。一是传统氛围驱动型,它反映了山地物质环境和族群文化为本底的地方景观或文化符号对于地方性的影响;二是主客互动驱动型,揭示了旅游实践中居民与游客互动遭遇时个体的认知、态度与行为结果对地方性的影响;三是旅游生产驱动型,它呈现出民族村寨企业旅游规划、地方营造与开发模式等对地方性的重构及其效应所具有的较强塑造作用;四是价值共创驱动型,该路径说明了多元主体行为的场域中,社区、旅游企业、居民等参与者围绕多维价值和目标的共创发展能够影响地方性的重构与强弱水平。这些组合路径进一步阐释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了民族旅游村寨的地方性的建构。
4.2 讨论
总的来看,以往研究多从微观视角、单一案例或线性的定量分析出发,对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话题展开探索。本文基于地方性重构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双重机制,以贵州省雷公山地区32个民族村寨群落为研究对象,立足组态分析视角,从民族旅游村寨自然、社会和文化等全要素角度揭示影响地方性重构及其强弱水平的复杂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传统氛围驱动型的典型案例地包括乌杀、白高与白岩等村寨。这类民族村寨海拔较高,位于可达性较差的山区腹地,自然风貌以及文化景观(如吊脚楼、梯田等)保存良好,受商业氛围影响较小。村寨地方性仍延续了自身历时态发展主要路径,村寨景观、地方符号以及社会空间结构仍以地缘、血缘和族群关系为稳定的特质[24]。本文有效揭示了历时态重构机制对于地方性的作用,它是村寨自然风貌、文化脉络和居民生活共融中历史分层、再分层和去层过程的体现,因而,要着力保护自然物质和文化景观,传承苗族的传统工艺(如苗银制造),保护村寨居民尤其是工艺人的权益,培育村寨人地情感。
其次,主客互动驱动型的案例主要有麻料、控拜以及乌东等村寨。这些村寨仍然保留着相对传统的地方景观,同时受社交媒体或背包客的影响,村寨部分房屋被置换为民宿或苗家乐等,由于尚未完全受到旅游市场化的干预,这类村寨以主客互动为主,游客在地方氛围感仍然较为浓郁的村寨中不断塑造地方归属,同时,居民好客的地方风俗提升了游客的地方认同;反之,居民对游客建构的地方性逐步吸纳并将地方认同转化为独特的地方性认同,以此加强主客互动。因而这需要将传统演化的地方与游客建构的地方有效融合,适度开展地方营造,减少旅游者真实地方体验与建构想象地方之间的落差。
再者,旅游生产驱动型的案例主要有平寨、南贵等村寨。在地方实践中,这类村寨依靠景区化运营模式将村寨地方特色资源进行挖掘与生产。本文也有效揭示了共时态重构机制对于民族村寨地方性演化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通过发展“专业化”的旅游生产,民族村寨吸引了外地人员的回流,居民逐步参与到旅游实践中,这也使得鲜活的生活氛围得以延存,族群的地方情感与集体记忆得以凝聚。在苗族传统地方特质与旅游实践隐含的权力、资本等融合生产与重塑过程中,苗族历时态承载的特色地方属性(如“长桌宴”“拦门酒”“嘎歌”等)被重构为“高山流水”“嘎歌古巷”等具有地方性的旅游体验产品,苗族地方性得到强烈的显现与表征[58]。可见,旅游促使景区和企业运用策略、知识和逻辑不断对地方性进行建构[59] ,当地大多数居民均参与到旅游服务中(如表演、管理或接待等),人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在旅游实践中“层累”起来[60],并处在新的制度、权力以及文化想象等结构性力量的形塑中。
最后,价值共创驱动型主要代表的村寨包括郎德、东引与羊排等。这类案例中,政府、企业、社区居民以及游客的参与共同推进了村寨的地方性重构。社区和居民着力为游客营造一个“原真”的生活场景,如苗族古歌、芦笙舞以及鼓藏节有关的展演帮助游客快速识别村寨的地方性,而鼓藏头家、苗绣坊或蜡染坊等地方性符号也被强化与表征,同时在政府、企业和居民利益分配制度下(如文物保护费、门票提取分成等),保护较好的传统建筑景观以及农业景观加强了游客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遭遇,这些景观、文化在被保护的基础上被赋予宣传苗族文化的工具价值,其地方性因旅游反而得到增强,因此,游客对苗族村寨的地方认同更多来源于这些重构后的地方性感知及其行为决策。另外,随着居民地方性认同的增加,重构中的地方性改变了当地人对地方的价值认知和情感归属,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居民对村寨地方的再认同,也加深了其对游客等多元主体的接纳与认同,居民也更愿意参与到社区价值共创以及自发的文化保护中来[61]。
从多元主体参与的动态视角来看,在山地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重构过程中,地方性并非完全处于绝对的、被旅游所驱动的重构进程,传统物质文化脉络与生产实践要素充分融合、“杂糅”,并呈现出复杂的组态影响路径,历时态演进中的地方性与共时态再构中的地方性“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调和以及再创造。本文为地方性理论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民族旅游村寨可持续发展方略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受限于篇幅等原因,在更广泛的条件要素和深入的机制阐释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后续研究可从多学科、多方法角度交叉探索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议题。
参考文献
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
[J].
Review of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DOI:10.11820/dlkxjz.2013.10.010
[本文引用: 1]
A community with an ethnic minority group as the majority of the residents is a special type of community. The unique nationality, culture and regionalism within ethnic communities attract the attentions of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origin and the history of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abroad, summarizes the key areas in urban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and discusses rural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from the aspects such as influences, types, transitions of the communities, and tourism and perception studies. Domestic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mainly includes the studies on connotation,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impact on tourism.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erms of field, method, object,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ntent. (1) From research field aspect, domestic studies focus on community types, influencing factors, spat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from ethnologic, sociological and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while the studies abroad emphasize on organization, social formation and social problem, from micro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2) From research method aspect, majority of domestic studies adopt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models, together with questionnair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nd satellite image. Foreign research is prone to study power center and relations between communities by us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sociology, psychology, political economics; (3) From research object aspect, domestic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rural ethnic communities, while development of urban ethnic communities is a key research area abroad, especially communities of different races within mega cities; (4) Foreign studies utilize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typology and then expands to functionalism theory, human ecology theory, urba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rights. Domestic studies adopt differential pattern theory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functionalism theory; (5) From research content aspect, domestic studies value connotation, influence factors, evolution features (traditional culture, land use, livelihood and language, etc.),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impact research. Foreign researches study the education, medical treatment, employment, health, conflicts and crime problems of different races within an ethnic community. As discussed above, domestic research on ethnic community emphasizes on geographic and historic factors and pays less attention to social-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e perspective hasn't been transformed from nature oriented to economy and society oriented. The research paradigm still lies at the level of spatial analysis and hasn't been shifted toward humane direction. The existing studies rest on the geographical concept of "community", focus on a single community, and ignore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communities. Meanwhile, the studies lack in-depth analysis on residents' development from policy-making perspective.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n future focuses for domestic ethnic community research, including, (1) factors influencing ethnic community evolution, (2) dynamic evolution mechanism, (3) residents' livelihood, (4)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5) economic structural coordination, (6) spatial form evolu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7) policy mak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国山地民族旅游研究回顾与前瞻
[J].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ethnic tourism in mountainous regions of China
民族村寨旅游中社区参与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基于武陵山区两个民族旅游村寨的比较研究
[J].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ethnic village tourism: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in Wuling Mountains
民族村寨的保护与活化
[J].
Protec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ethnic villages
旅游驱动下民族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过程与驱动因素探究: 以湖南省湘西州竹山村为例
[J].
Study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villages under the tourism impact: A case from Zhushan Village of Xiangx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Hunan Province
全球化与地方化: 世界文化遗产与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J].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Research on the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jiang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
[J].
DOI:10.11821/xb201208004
[本文引用: 1]
乡村绅士化是指移民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 通过对一定的经济资本的利用, 来达到对乡村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氛围的体验与消费的过程。乡村绅士化过程造成了乡村地区人口结构的重构以及物质景观的变迁。本文选取广州小洲村作为研究案例, 对乡村绅士化的时空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 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 两类绅士化过程对当地的物质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两者的发展紧密相连, 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乡村绅士化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困境, 也没有造成对本地居民的置换。但是随着社区住房成本的上涨, 先期迁入的艺术家群体正在被付租能力更强的学生群体逐渐替换。值得注意的是, 本地村民通过积极的寻租行为成为乡村绅士化的重要推动者, 而非被置换者。研究发现, 乡村绅士化现象的中西方差异主要体现在4 个方面: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影响、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的后果、绅士化的推动者。这些差异主要与乡村绅士化发展的社会经济背景、机制和特殊的土地政策等密切相关。这一研究对于探讨转型期中国乡村绅士化现象的特征与机制以及乡村社区发展的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DOI:10.11821/xb201208004
[本文引用: 1]
Rural gentrification refers to a process in which urban dwellers migrate to rural areas, in a pursuit of consuming the unique cultural ambience and a proximity to nature,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economic capital. It can be explained as the cause of multiple processes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local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landscape chang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roces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mporal-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process, as well as its evolvement alongside the changes in local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processes in Xiaozhou's socio-spatial transformation, namely gentrification led by avant-garde artists and studentification led by incoming students. Owing to their different spatial demands, rental affordability, and magnitude, these two gentrification processes bring about different phys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Yet, these two processes are tightly connected, and their socio-spatial evolvement experiences different stages of continuation, overlay, and displacement. While the avant-garde artists highlight the aesthetic values of the old architecture in the village, partially as a way to consume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rural space and rural landscape, the process of studentification places much more emphasis upon the use of newly built residential spa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using spaces. In general, rural gentrification mitigates the economic predicament faced by Xiaozhou Village in a post-productivist era, and does not result in the displacement of indigenous villagers. However, the avant-garde artists are now facing displacement caused by rising housing costs due to the inflow of student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digenous villagers are not the victim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ut become the promoters for the gentrification process through actively engaging in rent-seeking activities. This research also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mainly lie in four aspects, namely economic and physical impa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trification and urbanization, residential displacement, and driving forces of gentrification. These incongruences result from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dynamics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as well as different land ownership and policies. Overall, this research is of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terms of exa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China's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the uniqu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hina's rural community in an era of market transition.
“费孝通难题”: 少数民族现代化与文化转型的现实张力和理论回应
[J].
"The Fei Xiaotong Conundrum": The practical tension and theoretical response of ethnic minority modern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研究: 以周庄为例
[J].
Residential space evolution under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of Zhouzhuang
现代性语境下地方性与身份认同的建构: 以拉萨“藏漂”群体为例
[J].
DOI:10.11821/dlxb201508008
[本文引用: 4]
现代性体验是后改革时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现代性以工具理性与社会进步作为终极价值取向,强调以理性的方式规划和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期实现持续的增长、稳定的发展以及财富积累。然而,现代化过程在赋予人类更大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束缚与压抑。在这一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现代性的束缚,在那些似乎存在于现代性过程之外的、“落后”的地方重新寻找原真性的生存体验。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本文以长期留居在西藏拉萨的汉族“藏漂”群体为对象,探讨在中国后改革时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如何实现对现代性的“逃离”。“藏漂”群体的身份认同,其本质是对西藏的地方性的建构。这一过程包含两个维度,即对西藏的地方性的想象与表征,以及在日常生活的层面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体验。一方面,“藏漂”通过一系列的表征与话语,将西藏想象为一个与内地在社会文化秩序上截然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体现了“藏漂”群体对想象的地方性的践行与展演,对文化身份同样起到重要的正反馈作用。研究认为:“藏漂”对现代性的体验,反映了现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藏漂”对地方性的建构与体验,对理解“他者”与“我者”之间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ness and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emerging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Tibet
DOI:10.11821/dlxb201508008
[本文引用: 4]
The Chinese society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radical transition to modernity. Although the Chinese modernity is not simply a duplicate of what originally rose from the Western context, Chinese people's experiences of modernity are in many ways comparable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The term modernity signifies a historical period in which reason and scientific rationality become the fundamental ideologies to orient social activities and everyday behaviour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a teleology which advocates endless progress and growth. However, although modernity endows social members with greater freedom to pursue personal advancement, it also leads to negative experiences, especially the loss of stable and authentic social life. Against this the background of post-reform social transformation, particular section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have embarked on an endless search of places which seems to be "uncontaminated" by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narrates one of these stories. It investigates Han Chinese "drifters" who dwell in Lhasa, and Tibet in order to enact anti-modernist identities. In particular,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ccount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drifters" in Lhasa imagine, constructs and consumes the placeness and place identity of Tibet. It argues that the question of modernity has an inherently spatial dimen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rifters' identity is contingent upon the place identity of Tibet, which itself is a social and lived construction. The drifters' construction of place identity involves two dimensions, namel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imagination of Tibet's place identity, and the lived practices of the imagined place identity of Tibet.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Han-Tibetan cultural difference is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 and spotlighted via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identity of Tibet. These representations are not objective descriptions of absolute realities, but socially constructed discourses that contribute to identity form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imagined Tibetanness is lived via mundane practices of everyday life, and argues that these practices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drifters' identity.
地方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对旅游研究的启示
[J].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endemic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research
地方性与旅游开发的相互影响及其意义
[J].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ity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
通过旅游解放地方: 对《丽江古城地方氛围的结构与测量》的评与思
[J].
The emancipation of place through tourism: Comments on perception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of place atmosphere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地方性对地理标识性产品垄断利润形成的影响: 以苏州洞庭碧螺春为例
[J].
DOI:10.13249/j.cnki.sgs.2015.011.1357
[本文引用: 2]
以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提出历史事件为地方性的来源。在洞庭碧螺春原产地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和金庭镇(原西山镇)进行访谈调查,了解地方性在洞庭碧螺春生产销售方面的作用。运用级差地租理论和垄断市场理论说明了当地通过占据历史事件发生地的“地方性”而获得了级差地租和垄断利润。研究结论为:① 历史事件和传说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可以成为形成级差地租的因素。② 历史传说赋予地理标识产品的质量无法通过理化手段测量,因此会出现原产地之外的茶叶假冒当地茶叶销售获利。派生的建议是当地政府需要加强对地理标识产品的宣传及法律保护。
The impact of place on the monopoly profit of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A case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in Suzhou
DOI:10.13249/j.cnki.sgs.2015.011.1357
[本文引用: 2]
Place 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of geography. A place is a unique geographical unit created by humans on the earth’s surfa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ce, we carry out the interviews survey in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area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which is located in Dongshan Town and Jinting Town (formerly Xishan Town), Wuzhong District, Suzhou. We analyze the role of place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Using theories of differential rent and monopoly market,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this place obtained differential rent and monopoly profits by being the sit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 The conclusions are the following. First, a historical event happened in a specific place which cannot be moved to other place. This site became a factor that results in a differential rent. The legend of Biluochun Tea is considered equal to the investment by people of the land itself, which associates the local Biluochun Tea with culture quality which other Biluochun Tea does not have. The culture quality attracts some consumers and then forms the market demand which results in higher prices. Second,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features of a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using a physical or chemical test, a feature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 The local tea producers are unable to obtain monopoly profits and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execute a policy to protecting specific geographically indigenous products. Many tea makers and sellers in the past came to Dongshan and Xishan to sell fake Dongting Biluochun Tea for profit. To understand this practice,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assumptions or conditions. First, when calculating the differential rent, we make two assumptions: 1) there are no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labor force and 2) the purchasing price of tea-leaves is equal to cost of planting the original tea. These two assumptions could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estimation of differential rent in this study. Second, when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monopoly profits, we assume that Dongshan Town and Jinting Town can be seen as a tea production group. However, there are so many producers and sellers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market. Because of the many producers or sellers, it is obvious that competition exists in the market. The result is that the Dongting Biluochun Tea's market price is formed based on a “price game” between the many merchants, not determined by the rules in the monopoly market where the monopoly enterprise controls the output and sets the price. If the underlying assumptions or conditions described above change, the results of any analysis would likely be discounted. Further analysis needs to be done and any new conditions that might develop.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bove, our study provides two specific suggestions to local government shopping to successfully market Dongting Biluochun Tea: 1) to strengthen the brand value of Dongting Biluochun Tea and 2) to protect geographically indigenous products through specific laws and regulations.
侗族大歌的旅游实践、地方性重构与族群认同: 贵州肇兴侗寨案例
[J].
Tourism practice,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Dong minority chorus: A case in Dong Village, Zhaoxing, Guizhou
中国地域文化与建筑的地方性
[J].
Regional culture and distinctive local features of the dwellings in China
乡村旅游开发对地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例
[J].
Study on the impact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place: Take Hongkeng Village as a case
地方树: 地方性的概念模型及其旅游学阐释
[J].
The conceptual tree-like model of placeness and its tourism interpretation
目的地熟悉度对民族地区旅游者地方性感知影响研究: 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J].
The influence of destination familiarity on perceived placeness in minority regi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Enshi Tujia and Miao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Hubei
“全球的地方感”理论述评与广州案例解读
[J].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基于地方实践的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 逻辑与案例
[J].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local experiences: Logic and cases
论旅游景观
[J].
Discussion on tourist landscapes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促进共同富裕: 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J].
Tourism-driven traditional village habitat construction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l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al path
结构主义视角下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动力机制解析: 以石林大糯黑村为例
[J].
Analysis on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placeness construction in tourism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epctive of structuralism: A case study from Danuohei Village in Shilin County
从格尔茨“地方性知识”理论出发阐释民俗学关键词“地方性”
[J].
An analysis of the keyword "locality" of folklore from Gertz's theory of "local knowledge"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DOI:10.1016/j.jenvp.2009.09.006 URL [本文引用: 3]
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组态效应研究: 基于定性比较分析(QCA)视角
[J].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in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
[J].
DOI:10.11821/dlxb201706012
[本文引用: 1]
慢活的空间体验与追寻是人们对当代社会“束缚与压抑”的抵抗和逃避,其为特定区域的地方性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证案例。本文以丽江古城为研究案例地,基于对原住民、外来经营者、旅游者和政府管理人员的访谈资料,同时以网络日志为分析文本,在构建地方性呈现与形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外部认同的角度对丽江慢活地方性特质呈现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具体维度可由区位、场所、地方感加以呈现,其中,区位包括比较区位与现实区位,场所包括外部环境、内部空间与社交活动,地方感则包括情感与延续行为。丽江古城慢活的地方性形成来源于多元主体的共同建构,其中,原住民经由历史及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慢活理念是丽江古城慢活的精神本底,这种地方性特质被外来经营者加以营造和推广,使慢活特质得以强化并成为地方性表征,这同时满足了旅游者的需求,在旅游者的认同助推下更为显化,三个主体的共同作用使慢活特质成为丽江古城不可或缺的地方性构成。此外,本文还对旅游场域下地方性的特殊性与不同范式下的地方性形成机制进行了探讨。
Study on the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
DOI:10.11821/dlxb201706012
[本文引用: 1]
Recently, people start to seek and experience space of slow living to resist and escape from the "constraint and pressure" caused by modern society. This becomes evident in some particular areas and provides empirical cases to extend the placeness theory. By selecting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aims primarily to explore the manifest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placeness feature of Lijiang from multiple identities.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were collected through interviews of natives, non-native operators, tourist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content analyses of web-blog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ocation, locale and sense of place, jointly build up the dimensions of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To be more specific, location includes relative location and absolute location; locale comprises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nal space and social activity; and sense of place consists of two dimensions of affection and continued behavior. This study has indicated that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 is established by multiple subjects. Natives' slow living philosophy, which ha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festyle in the Old Town of Lijiang; non-native operators popularize the placeness feature and reinforce it to be a place character; at the same time such place character can satisfy tourists' needs and it is further promoted due to tourists' identity with the Old Town. Therefor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ese three subjects has made slow living an indispensable feature of placeness in Lijiang. In addition, the paper has demonstrated the unique features in the touristic place,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under different paradigms.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J].
DOI:10.12054/lydk.bisu.161
[本文引用: 4]
居民地方感领域的研究在深化“人—地”关系认识、旅游目的地地方性塑造、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缺乏对旅游世界中人与场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地方感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郎德上寨村民主诉的旅游参与实践,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感的生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郎德上寨村民的社区旅游参与主要表现为“合作激励型”“自我激励型”“机械被动型”和“利益激励型”4种类型;在社区旅游参与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强烈的地方感,并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内容体现。本研究还发现,居民地方感在不同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表现出差异性;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是双向、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其中,旅游效益感知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The formation of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n ethnic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ourism participation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 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J].
DOI:10.11821/dlyj020200308
[本文引用: 2]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The superscription of spatial meaning and local identity of the last primitive tribe of Wengding Village, China
DOI:10.11821/dlyj020200308
[本文引用: 2]
As a traditional place, Wengding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transformation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 productivism and from production space to mobile consumption space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process, Wengding is embedded in a series of time-space fracture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ss networks shaped by mobility, such as global and local, modern and traditional. The superscription of spatial meaning and local identit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space.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problem puts forward a new demand for the rational consult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space. This study takes Wengding, the last primitive tribe in China, as a case, and takes three cases of "encounter of stone", "lawn of power" and "relocation of new villa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ace as the specific analysis object to analyze the overlap of spatial meaning and local identity of Wengding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Wengding village is experiencing a shift from "local space" to "mobile space" in the practice of growing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localization. The mobile power of tourism and the spatial demands of different subjects are reshaping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relations in Wengding village. The superscription of Wengding's spatial meaning has brought about the local differential identity. Wengding is also changing from "natural identity" to "split ident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national unity and optimization of identity structure, the identity of villagers needs to gradually transit to "understanding identity" characterized by inter subjectivity and inter nationality. The superscription of spatial meaning and local split identity are likely to lead to the dispute of value orientation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even the nihilism of local meaning. Therefore, we need to actively form the value guidance of spatial moral practice to avoid radical rural tourism spatial practice. In the future, the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space should avoid the situation that one kind of subject conceals the o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in public space, the form of space subject, the visibility of place, and the negotiation, compromise and transfer of different subjects' moral norms are dimension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practice of rural tourism space in the new era.
山地人地关系协调优化的系统性基础研究: 山地高梯度效应研究
[J].
Highland gradient effect study: A systematic and basic study on the optimiz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ghland and mankind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 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
[J].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local knowledge and Yao women's livelihood in the context of ethnic tourism
Co-flourishing: Intertwining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destination communities
[J].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 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Research 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performance in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based on 20 cases
A systems approach to island tourism destination management
[J].DOI:10.1002/(ISSN)1099-1743 URL [本文引用: 1]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J].文章分析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农村外出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经济 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排斥影响他们的回流,同时回流迁移也受到家庭生活、家庭劳动力状况、家庭农业 活动和农地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 是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文章提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具有“回流效应”,回流带来人力资本 的补偿、促进流出地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带来创业的增长。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 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文 章提出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支持“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共同发挥作用。
Determinants and effect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turn migration using data from a sur- vey on rural labour transfer and urbanization in seven provinces in central-west China. Rural return migration is influenced,on the one hand,by employment status,income,and social security exclusion in cities,and on the other hand,by family life,family labor size and land acquisitions in the villages. Return migration is a combined result of“active return”and“passive return”,and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decision making.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return migration,resulting in Brain Gain based on migrants'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during their migration. Returned migrants are more likely to engage in non-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nd self-entrepreneurship. 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jointly help mobilize labor market and promote rural-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旅游对古镇地方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周庄的多案例考察
[J].
DOI:10.13249/j.cnki.sgs.2016.05.015
[本文引用: 1]
综合运用倾听、照相、参与式观察、访谈、笔记等多种调研方法,选择能代表周庄旅游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游憩场所,收集田野调查数据,游客、居民、旅游从业者、旅游管理者的访谈数据,分析周庄古镇地方性多样化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资本权力是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是地方性形成的物质基础;文化知识影响社会空间的氛围,通过对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再生产影响地方性,文化中的艺术扮演了营造氛围的重要角色,间接培育地方性;民俗生活属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软实力,发自内心的民俗活动促进了睦邻友好和相互交流,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对权力和资本规训进行诗意的抵制,增加了地方的日常生活性。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placeness in ancient town: Multiple cases in Zhouzhuang
DOI:10.13249/j.cnki.sgs.2016.05.015
[本文引用: 1]
Placenes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process of local population and social.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way of consuming placeness, a variety of elements are used in tourism industry, having different influence on social relations and placeness. This study uses multi-methods research which included listening, photograp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notes, choose recreational areas represent Zhouzhuang of different stages and different types, collects data from fieldwork, tourists, residents, tourism practitioners, tourism manager. Results show that capital power is the material base in space production and placeness. Culture knowledge influences the atmosphere of social space, and formation of placeness naturally through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relationships, a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atmosphere, breeding placeness indirect. Folk and life belong to soft power of social cultural, folk activities deeply from the heart promote neighbor friendship and mutual communication different from folk culture governed by discipline, life habit is shaped from poetic resistance of local residents to discipline of power and capital.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ourism to placeness in ancient town from macro perspective with variety of factors. Although some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elements research placeness from a single factor, but there are a lot of work to do about the contribution of various elements on placeness re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town is a comprehensive tourist destination, there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Future, it can compare rural tourism, theme park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ark, natural tourist attractions, etc. In additio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ifferent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is not same. The impact on social relations, the 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requires further discussion. Construction diversification of placeness in Zhouzhuang is along with interaction power among local government, developers, tourists, migrant workers, artists, local residents, For them, there are several or myriad order of Zhouzhuang, each order has its own special style and independent existence. There are all kinds of perceptive world, such as history and culture world, commodity world, religion world, science fiction world, art world, myth world, fantasy world, everyday life world. When the world is stared by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they become the authenticity and unique cognitive style. Sometimes they are continuous, sometimes broken. Visitors can jump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 As a rich history and culture town,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ourism industry (from foreign affairs reception period to mass tourism period then mass leisure period), and now it is moving 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urist consumption patterns change. It brings a new opportunities for tow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Government, developers and local residents make appropriate compromises to meet the needs of tourists gaze. A number of new elements are put into the town for diversify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it brings revenue local residents, on the other hand people began to reflect on tourism modern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consequences, re-examine everyday life, cultural practices and significance of local development.
Resident perceptio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Riga, Latvia
[J].DOI:10.1016/S0261-5177(99)00104-1 URL [本文引用: 2]
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影响感知及发展支持度三者关系研究
[D].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attachment and tourism impact awareness and development support
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中国旅游研究反思
[J].
DOI:10.11821/dlyj020190317
[本文引用: 1]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见证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出了诸多令人担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当前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理念。鉴此,本文在考查西方当前旅游发展和研究趋势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和研究的现状,针对旅游研究理念亟待创新的要求,提出“地方场域”这一理论框架。文章基于重构地方本体论的讨论,将旅游、邂逅与地方整合进相互关联的框架中,旅游可以概念化为: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等流动性主体通过邂逅和相遇的过程,所形塑的不断变化的有关经验性的、体验性的、反思性的以及实践性的地方场域(个体旅游场域)。旅游场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交织着权力关系的政治化实践过程,是不同旅游主体所建构的地方场域之间冲突和融合的总体(总体旅游场域)。研究强调了有意义的时空相遇过程,不期而遇(邂逅)和平常的遇见(相遇)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反映旅游的日常生活化真谛。最后,本文从旅游发展自身的改变和旅游研究的改变入手,提出基于地方实践、基于批判反思、基于技术变革、基于参与共建和基于跨学科研究这五种知识生产模式抑或称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打开未来旅游研究的本体论政治议程的对话窗口,并为新时代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Reflection on China's tourism stud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of place
DOI:10.11821/dlyj020190317
[本文引用: 1]
Tourism, as a social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2012 has set up new goals for China's tourism.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think current way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its future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new era. In view of this, this research, based on the stud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tourism in the West, examined China’s tourism featur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bout “field of plac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ontology of place, the article integrates tourism, encounter and place into an interrelated framework to conceptualize tourism as: the empirical, experiential, reflective and practical fields of place that are shaped by the process of encounter of human and non-human. The field of tourism is a dynamic system, and it is also a politicized practice process that constantly changes and interweaves with conflict and compromising. This research emphasizes a meaningful temporal and special process of encounter. Onl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unexpected encounters and daily encounters, can the truth of tourism be reflected. Compared to the classic tourism geography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format, the tourism system is a spatial system in which the tourist-generating areas and the tourist-receiving areas interact through the tourist routes), the field of tourism is actually a dynamic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mobility shap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encountering and meeting where the absence and the presence are intertwined, both of which are composed of human and non-human. The field of tourism model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dichotomy where the tourist-generating areas and the tourist-receiving areas are separated. The version of field of tourism is more a research epistemology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than a research paradigm. Finally, with the change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five kind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and research direction based on local practice, critical reflection, technological change, particip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is paper tries to bring a dialogue on the ontological political agenda and provide a guidance for future tourism research.
游客具身体验视角下传统乡村旅游地的地方重构: 婺源案例
[J].
Studying place re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s'embodied experience in Wuyuan, China
旅游怀旧: 研究现状与展望
[J].
Nostalgic tourism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J].
DOI:10.13284/j.cnki.rddl.003421
[本文引用: 2]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Reproduction of tourism space in ethnic villages under the practice of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A case study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DOI:10.13284/j.cnki.rddl.003421
[本文引用: 2]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relentlessly colonize ethnic areas, reshaping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significant spaces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Due to the influx of capital and the change of power subjects, ethnic tourism villages have become a new realit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decon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The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has led to the alienation and tension of village social relations and structure. To examine the power subjects, spatial forms, spatial relations, and emotion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tourism reproduction, this study, adopting Zhaoxing Dong village in Guizhou Province as a case, uses Lefebvre's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the methods of field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emotion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space and meaning space. This study assesses the "material-relationship-emotion" connection of multiple power subjects and self-consistency with tourism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First, physical space can be replanned with the change of power subject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return of the labor force. The authenticity of villages can be maintained under discipline and control, but the constructed landscape symbol is the misplaced expression of ethnic villages. Second, for conflicts in the social space, local residents adopt the strategy of concession and do not withdraw, reaching a tacit understanding of space use and management at the wrong time with the managers. Zhailao, an authoritarian figure, has become a representative of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promoting the consolidation and cohes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transfer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ourists and foreign operators, it reflects the open and inclusive hospitality and philosophy of local residents. Third, the meaning space can be reproduced through the local residents' emotional injection of festival events and culture,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habits, the inheritance of local conventions, and the memory and imagination of nostalgic th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space reproduction, the study reviews and examines the multi space of Zhaoxing Dong village tourism and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many social problems in Zhaoxing village, which imply many social contradictions. However, under the consensus of sharing interests, positive games,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 multi-power subjects in Zhaoxing villag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After evaluat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potential of local tourism, they will make their own spatial arrangement, spatial compromise, relationship concession, and emotional adjustment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multi-mediation, multi-organization coordination, and multi-relationship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the physical, social, and meaning spaces engender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These changes can help shape the modern local culture, maintain the original rural style, embody ethnic customs, and carry forward rural humanistic and moral values. Moreover, they can provide a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he prosperity and revitalization of beautiful ethnic villages.
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积极感知测度与多元影响路径: 以昆山市周庄为例
[J].
Measurement of multiple influence paths of the residents' positive perception in ancient village tourism destination: Taking Zhouzhuang, Kunshan City as an example
组态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影响路径研究: 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J].
DOI:10.18306/dlkxjz.2023.02.009
[本文引用: 2]
人才是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流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构建地方参与、地方情感、感知获益、风险承受能力、政府信任、支持度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模型,探索居民回流就业的驱动机制与多元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所有单项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必要条件;② 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7条,总体一致性为0.876,总体覆盖率为0.862;③ 在所有路径组合中,支持度和政府信任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地方情感的路径覆盖率较高;④ 7条路径构成了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4大类路径模式;⑤ 当同时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和参与因素时,路径具有最高解释力;⑥ 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回流就业影响路径上显示出差异。研究结论可为鼓励和吸引乡村旅游地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为更广泛的乡村地区鼓励人才回流提供理论依据。
Multiple path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returning home for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DOI:10.18306/dlkxjz.2023.02.009
[本文引用: 2]
Human resources are the basis for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Encouraging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 for employmen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adopted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multivariable interaction and took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to return home for employment as the outcome variable to construct a model with place participation, place attachment, perceived benefits, risk tolerance, trust on the government, and support as the influencing variables, and explored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multiple influence paths of return for employ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None of the individual factors constitut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to return home for employment. 2) There are seven combined paths that meet the conditions, with an overall consistency of 0.876 and an overall coverage of 0.862. 3) In all path combinations, the appearance frequency of support and trust on the government is the highest, and the coverage of paths that include place attachment is high. 4) The seven paths constitute four kinds of path models: attachment dominated path, trust dominated path, support dominated path, and the comprehensive path. 5) When attachment, trust,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factors are includ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h has the highest explanatory power. 6)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show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path of returning home for employment.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couraging and attracting migrant workers from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to return home to participate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more extensive rural areas to encourage talent repatriation.
Commun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Moderating effects of entrepreneurs' demographics
[J].DOI:10.1002/jtr.v20.6 URL [本文引用: 2]
寓责于游: 旅游者的遗产责任行为形成机制研究
[J].
To carry the can through tour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ts'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behaviors
疫情防控中身体距离作用下旅游者幸福感影响路径: 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fsQCA)
[J].
Influencing paths of tourists' well-being under the effect of physical distance in the era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基于模糊集的环境污染治理效果研究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batement based on a fuzzy set analysis
Set relations in social research: Evaluating their consistency and coverage
[J].
DOI:10.1093/pan/mpj019
URL
[本文引用: 3]
Because of its inherently asymmetric nature, set-theoretic analysis offers many interesting contrasts with analysis based on correlations. Until recently, however, social scientists have been slow to embrace set-theoretic approaches. The perception was that this type of analysis is restricted to primitive, binary variables and that it has little or no tolerance for error. With the advent of “fuzzy” sets and the recognition that even rough set-theoretic relations are relevant to theory, these old barriers have crumbled. This paper advances the set-theoretic approach by presenting simple descriptive measures that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set-theoretic relationships, especially relations between fuzzy sets. The first measure, “consistency,” assesses the degree to which a subset relation has been approximated, whereas the second measure, “coverage,” assesses the empirical relevance of a consistent subse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further that set-theoretic coverage can be partitioned in a manner somewhat analogous to the partitioning of explained variation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旅游体验的社会建构: 一个系统论的分析
[J].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experience: An analysis of systematic theory
基于游客与居民视角的遗产地遗产责任量表开发与检验
[J].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heritage responsibility scale: Based on perspectives of tourists and residents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贵州雷公山地区为例
[J].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3.03.2020846
[本文引用: 1]
以贵州雷公山地区24个民族村寨为典型案例地,基于居民地方性感知调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24个民族村寨分为旅游发展程度不同的五种类型,并对其居民地方性感知进行测度;借助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雷公山地区影响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的景观、文本、符号和情感四个维度进行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探索山地型民族村寨地方性感知的流变规律。研究发现:①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存在差异,其中处于稳固阶段的村寨居民地方性感知最弱;②从待开发阶段到稳固阶段,居民对景观、文本和符号维度的感知增强,但对情感维度感知呈减弱态势;③地方性要素功能从待开发阶段至稳固阶段呈现出由日常生活向娱乐休闲再向产业发展的变化;④各阶段村寨的地方性感知维度两两交互后均为双因子增强,且景观维度和符号维度交互作用后对地方性感知的影响最大。上述结论为避免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同质化”和“无地方性”、促进旅游与民族村寨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ness perception of ethnic village resi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velopment: Take Leigong Mountain Area in Guizhou as an example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3.03.2020846
[本文引用: 1]
Taking 24 Miao villages in Leigong Mountain Area of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placeness percep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to divide the 24 ethnic villages into five type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measures the placeness perception. With the help of geographic detector method, this paper makes factor detection and interactive detection on the four dimensions of landscape, text, symbol and emotion that affect village residents' placeness perception in Leigong Mountain are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village residents' placeness percep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which the village residents in the stable stage have the weakest placeness perception.(2)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ge to the stable stage,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landscape, text and symbol dimensions is enhanced, but the perception of emotional dimension is weakened.(3) From the development stage to the stable stage, the function of placeness elements has changed from daily life to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4) The placeness perception of all kinds of villages is enhanced by two factors after two-way interac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landscape dimension and symbol dimension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on placeness percepti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avoiding the "homogeneity" and "non placenes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villages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human land relationship in ethnic villages.
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 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
[J].DOI:10.5465/amj.2011.60263120 URL [本文引用: 1]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s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A new path for management research
Effects of perceived placeness on tourists' authenticity experience via the mediating role of flow experience
[J].
Han Chinese "drifters" in Lhasa: The ambivalent cultural politics of Tibetanness amidst China's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
[J].
Place as historically contingent process: Structuration and the time-geography of becoming places
[J].DOI:10.1111/j.1467-8306.1984.tb01453.x URL [本文引用: 1]
How and why does place identity affect residents' spontaneous culture conservation in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A value co-creation perspective
[J].DOI:10.1080/09669582.2021.1945070 URL [本文引用: 1]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