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2): 2396-2409 doi: 10.18306/dlkxjz.2022.12.016

研究综述

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展望

浩飞龙,1,2, 张杰,1,*, 王士君1,2

1.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 130024

2.长白山地理过程与生态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24

A literature review of urban amenity and its research prospects

HAO Feilong,1,2, ZHANG Jie,1,*, WANG Shijun1,2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of Changbai Mountai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angchun 130024, China

通讯作者: 张杰(1998— ),女,新疆阿勒泰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研究。E-mail: zhangj414@nenu.edu.cn

收稿日期: 2022-05-26   修回日期: 2022-07-3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9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412020FZ001)

Received: 2022-05-26   Revised: 2022-07-3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98)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412020FZ001)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浩飞龙(1989— ),男,甘肃庆阳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研究。E-mail: haofl587@nenu.edu.cn

摘要

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理念,西方发达国家已有近70年的研究历史,而中国相关的研究甚少。新时期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已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而城市舒适性理论为此提供了较好的视角。论文首先从城市舒适性概念的提出及内涵探讨、理论形成、水平评价以及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的梳理入手,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进行系统分析;其次,从舒适性概念引入与评价、舒适性与人才流动、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4个方面系统总结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前沿进展;最后,在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从城市发展的前瞻性视角提出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人才迁移及城市规划研究中借鉴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实证经验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 城市舒适性; 城市发展; 人才流动; 创意产业; 综述

Abstract

Since the 1950s, the urban amenity theory, which was proposed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cities to enhance talent attra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urban amenity, as a new concept to explain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has been employed in Western countries for nearly 70 years, while China has carried out little research in this area. Currently, since China has entered the "new normal"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driving urban development by innov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and realistic challenge that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must face. The theory of urban amenity provides a bett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meeting such challenge. This study used CiteSpace to analyze research on urban amenity. First,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urban amenity based on its conception and discussions on its connotation, the formation of urban amenity theory, the establishment of urban amenit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its impact. Second, progress of research in China on urban amenity was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from four aspects: the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amenity concep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nity and talent fl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nity and innovation output,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amenities configuration. Finally,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review of the progress of urban amenity research,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in-depth research on urban amenity in China.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d the prospects of using for reference the international urban amenity research ideas and empirical experience in the study of China's urban economic transition, talent migration, and urban planning.

Keywords: urban amenity; urban development; talent flow; creative industries; review

PDF (6283KB) 元数据 多维度评价 相关文章 导出 EndNote| Ris| 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浩飞龙, 张杰, 王士君. 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2): 2396-2409 doi:10.18306/dlkxjz.2022.12.016

HAO Feilong, ZHANG Jie, WANG Shiju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urban amenity and its research prospect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2): 2396-2409 doi:10.18306/dlkxjz.2022.12.016

城市的发展与其本底环境、历史演化等密不可分,长期以来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总结聚焦于对城市内在特性的挖掘。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将人的需求与城市发展相结合的需求导向型的城市发展理念应运而生。作为知识经济时代解释城市可持续发展新动力的新发展理念,城市舒适性(urban amenity)理论自提出以来,一直被西方国家关注,并应用于城市规划实践。舒适性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Ullman[1]于1954年提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令人生活愉悦的条件。随着讨论的深入以及实证案例的研究,地理与经济学者从区域发展驱动力的角度探寻城市舒适性,逐步形成统一的概念内涵认知,并凝练出城市舒适性理论。城市舒适性的内涵主要包括城市自然舒适性、人工舒适性以及社会氛围舒适性。城市自然舒适性主要是指城市所在地理位置的自然本底,包括气候、河流等自然环境;城市人工舒适性主要是指城市中居民生活依赖的各项生活服务设施以及城市发展以来的历史文化遗迹等由人工打磨和影响的设施;城市社会氛围舒适性着重关注居民生活的实际心理感受,包括城市的包容性、多样性等[2]

在城市舒适性理论的研究和形成的70年历程中,国外学者主要就城市舒适性的内涵、理论发展、评价方法,舒适性与人才流动、企业落户以及城市和区域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究。目前在理论研究方面,城市舒适性的概念和内涵明晰,评价指标体系架构成熟且符合西方发达国家语境,且大量的实证案例研究表明城市舒适性在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创新型企业落户以及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显著的推动作用[2]。在实践方面,城市舒适性理论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为人才落户、区域经济发展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创新驱动城市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通过城市舒适性提供地方特有的、人工打造的优良生活条件,增强城市竞争力,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有效推动城市与区域的经济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和区域发展面临的契机与难题。在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城市规划如何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最大程度地保留城市地方特色并发挥人工建造环境的优势,从而满足居民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乃至精神需求,是当代城市规划师应当积极思考的问题。因此,对城市舒适性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同于往常依赖劳动和资本高投入的模式,区域经济发展已开始转向依赖创新促进技术进步的新局面[3]。如何在新一轮的世界创意产业分工中抓住机会并促进城市创新发展成为该时代背景下需要思考和关注的热点问题[4]。城市舒适性理论作为西方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城市发展理论,为当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供良好的视角和解释机制。目前,中国学者已在理论方面开始探究中国语境下的城市舒适性并开展相关实证案例研究;在实践方面,“宜居城市”建设、城市体检评估等工作也在探索舒适性环境在城市发展中的应用。但整体来看,国内当前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引入与实证应用的探索阶段,存在以下不足:① 国内仅有温婷等[2]少数学者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总结,综述研究相对较少,且对近年来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进展介绍不足;② 国内的城市舒适性研究缺乏有效的文献梳理,对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及其与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的差异性探索不足;③ 现有的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且不成体系,多关注舒适性对高素质人才的影响等方面,舒适性理论的应用不足;④ 在概念内涵等方面,舒适性与城市宜居性等混用,未辨明其差异,概念内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进展,在比较国内外研究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文献述评,并展望城市舒适性理论在中国的研究趋势与实践应用,以期为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及城市与区域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1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

国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城市舒适性的概念及内涵、城市舒适性理论提出及发展、城市舒适性评价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4个方面展开,其内容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图1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urban amenity


1.1 城市舒适性概念及内涵

20世纪20年代,伴随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进程的快速推进,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得以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同时,城市内部用地混杂、住房紧缺、环境恶化、犯罪率攀升等问题愈演愈烈,促使社会阶层开始分化。40年代,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良好的经济基础条件为人们对生活品质的关注和追求提供了支撑。二战后,美国的产业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人口不断向37°N以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城市迁移,该时期特殊的人口迁移现象催生了舒适性概念的提出。20世纪5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Ullman[1]首次提出上述人口迁移并非经济因素所主导,而是迁入地的气候舒适性吸引人口集聚,并将舒适性定义为令人愉悦的生活条件。美国郊区化的后期,城市便利的人工设施吸引人们返回城市,如何打造舒适的城市环境以吸引更多人口的回流成为研究的热点。于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就城市舒适性的概念和内涵展开了探讨(表1)。城市舒适性的内涵伴随着人的需求的提升而变化,90年代之后,城市舒适性内涵中由城市提供的教育、社区组织等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城市的消费职能逐渐被强化[5]

表1   城市舒适性概念与内涵的探讨

Tab.1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 amenity

学者年份概念
Ullman[1]1954令人愉悦的生活条件
Bartik等[6]1987一个地方具有特殊的物品、服务或者其他可以愉悦的特征
Power[7]1988舒适性是无法市场化的本地特色,这种特质能够吸引人来此居住或工作
Gottlieb[8]1994舒适性是地方特有的、不能出口的产品或服务,能使就业者作为居民或者通勤者从中受益
Luger[9]1996城市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生产的复合“产品”
Glaeser[10]1998提出城市具有消费型职能;对舒适性类型进行了划分,包括餐馆等体验性消费场所、城市的自然本底条件与文化氛围、公共服务(教育等)
Clark等[5]2002后工业时代文化活动日益成为城市经济活力的关键,尤其应注重娱乐休闲设施与消费空间的发展
Scott[11]2010城市舒适性来源于一种精神层面的满足感,当劳动力身处某种城市氛围与环境中,受到城市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文化娱乐休闲以及良好的邻里社会气氛而产生的满足感
Mulligan等[12]2011舒适性是对生活或工作而言具有吸引力的特定区域的商品和服务
Zheng[13]2016定义城市舒适性时应考虑排除物价、工作、经济机会等收益性因素后其他对人才产生吸引的地域性特征

新窗口打开| 下载CSV


1.2 城市舒适性理论发展

后工业时代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美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愈发发达,用以解释工业制造时代中城市发展的传统理论亟待更新,学者就区域发展驱动力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展开激烈的讨论。该时代背景下,文化和城市各项设施对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针对城市发展驱动力的研究,不同学科、学派持有不同观点。芝加哥城市社会生态学派认为城市的发展取决于良好的区位选择;现代城市经济学派认为集聚经济推动发展;还有学者从产业发展和人力资本的角度探讨城市竞争力。在此过程中,城市舒适性理论逐渐发展并形成,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R. Florida、E. L. Glaeser和T. N. Clark。该理论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服务经济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城市通过吸引人才集聚以促进自身经济创新发展,成为面向高品质生活的新的城市发展理论[2]

城市舒适性理论有三大代表性思想。其一,Florida[14]提出“创意阶层”,认为创意阶层对区域经济活力至关重要。创意阶层促进当地“创意”的产生,通过高水平的创新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扩张的形式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那么,为什么创意阶层选择集聚在某个区域范围内呢?Florida[14]认为是城市中的便利设施、社会氛围的包容性和城市的多样性促使创意阶层集聚。其二,Glaeser等[15]提出消费城市(consumer city),认为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的各项设施以及个人偏好的复杂权衡,包括考虑城市的气候、生活质量、住房成本、工作薪酬等。其三,Clark等[5]、Bartlett等[16]则将城市看作娱乐机器,承载高技能劳动力对于休闲活动的追求功能,突出强调城市的人工舒适性;他们认为在后工业时代,信息化城市意味着休闲之城,并且居民对于休闲的追求比工作普遍,高技能劳动力在享受城市中休闲活动相关基础设施以及服务的同时,促进城市休闲活动发展、增强城市吸引力,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1.3 城市舒适性水平评价

舒适性理论建立后,学者开始探究如何测度和反映城市舒适性水平,方法主要有3种:其一,经济学家普遍使用租金、房价、工资水平等来反映城市舒适性,并利用特征价格模型进行量化;其二,应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来关注微观个体心理层面的感受;其三,依据舒适性的内涵构建指标体系评估舒适性水平。

微观经济学家于1970年开始探索使用模型来衡量城市舒适性。在众多经济学模型中,由Rosen[17]率先使用的基于不动产价值和工资建立的Hedonic价格模型应用较为广泛,大部分学者普遍接受使用房租和工资水平表征城市舒适程度,即当一个城市具有极高的舒适性时,人们就愿意支付相对高的房租并忍受相对低的收入来获取舒适性。继Rosen之后,Hedonic模型法在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18-19]。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常应用于研究城市舒适性对个人或企业选址决策的影响,Rik等[20]利用问卷调研荷兰时装设计企业家在城市内部的选址决策,结果显示,设计师关注包容的社会氛围、丰富的文化设施、激发灵感的场所以及时尚城市的名声,于是阿姆斯特丹成为最佳选址。Reuschke等[21]探究爱丁堡的创业型小企业家选择办公地点以及家庭住址是否会被城市舒适性要素中的波西米亚风格(开放、多样性)所吸引,并与普通工作人员做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型企业家倾向于居住在配套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郊区或者是国际化社区,工作场所选址于国际大都会或高素质专业人士高度集中的场所。

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也常与特征价格模型结合使用,将舒适性水平的量化特征与微观个体心理层面的感受结合,能够更全面地探究舒适性水平及其影响机制。在经济学模型和问卷调查访谈的基础上,学者依据城市舒适性的内涵,不断探求能表征舒适性水平的多样化要素,并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Boyer等[22]首次建立起较为全面的城市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将城市舒适性分为生活成本、犯罪、医疗、工作、交通、教育、艺术、休闲和气候等9个指标。之后,城市学家通过多个实证案例得出社会氛围舒适性,即多样性和包容性有助于城市的增长和发展的结论。2002年,Florida[23]提出波西米亚指数(Bohemian Index),认为波西米亚人在某一地区的存在和集中创造了一种开放、包容以及多样性的环境氛围,吸引着其他类型的人才或高人力资本的个人。人力资本的累积又吸引着以技术为基础的产业或促进创新产出,进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同年,Florida[24]还提出多样性指数,使用研究区域内总人口中同性恋家庭所占的比重来表征城市多样性和包容程度。也有学者在POV Magazine中提出使用“coolness factor”,该指标包括年轻人的占比、城市夜生活(例如酒吧的数量等)状况以及拥有文化设施的数量等[23]

1.4 城市舒适性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 (WoS)的核心数据集进行检索,以urban amenity和amenity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并选择urban studies、geography和regional urban planning三个领域,时间尺度获取为1997年至2022年6月,除去重复、书评、会议回顾以及无关主题的文章,共检索到516篇文献。通过对文章的关键词分析得出,热点词主要包括:模型(model)、移民(migration)、增长(growth)、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集聚(agglomeration)等(图2a)。结合文献共被引聚类结果(图2b)以及关键词共现的分析(图3),进一步归纳出城市舒适性影响的实证方向,包括人口迁移与高素质劳动力、创意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和区域发展3个方面。可以看出,城市舒适性理论以需求为导向进行发展,伴随社会生产力提高,居民开始追求高质量生活,愿以低收入、稍高的租金换取舒适性较高的生活环境;随后,经济学家探寻舒适性的资本化,使用公式模型来刻画城市舒适性;同时,高舒适性的城市吸引人才、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的集聚,促进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

图2

图2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关键词图谱与共被引网络聚类

Fig.2   Keywords map and co-citation network clustering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urban amenity


图3

图3   国外城市舒适性关键词共现时区

Fig.3   Time zone map of co-occurrence keywords from international urban amenity research


1.4.1 人口迁移与高素质劳动力

舒适性迁移现象是国外学者在人口迁移问题中重点关注的方面,主要就迁移的人群类别、迁移动因、迁移关注的舒适性要素以及迁移后对当地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究。诸多研究表明舒适性迁移中迁移人群主要是企业家、退休人员以及愿意使用收入换取生活质量的人[25-26]。迁移的动因主要包括城市便利人工设施吸引的外力因素以及个人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等的内力因素。迁移关注的舒适性要素由于人群年龄、职业阶段、家庭状况、爱好和兴趣、收入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高素质劳动力人群是人口舒适性迁移的主要群体,有研究表明,人才倾向集聚于舒适性高的城市[27]。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技能劳动力利用其社会资本传递知识能力的显著提高,成为产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企业家等高技能劳动者具有高流动性,迁移时均倾向于选择拥有宜人气候、休闲娱乐设施丰富、公共基础设施完备、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种族更加多样化、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城市[28-29]。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人群迁移过程中会考虑城市形象,例如:时装设计师倾向于选择拥有时尚之都美誉的城市[30];退休人员进行舒适性迁移时更关注自然舒适性[31-32]及气候、蓝绿空间、充分的户外休闲场所。舒适性迁移对当地的影响是目前国外学者关注的热点,由于发生舒适性迁移的人群大多是富裕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与原住地居民存在一定的文化冲突,社会阶层分隔、不平等的现象浮现,学者用实例探究了现象存在的广泛性及可能解决的办法[33];此外,跨学科的研究成果显示,舒适性迁移对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34]

1.4.2 创意产业发展

1996年Arthur[35]发现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不同于传统的资源加工业,已出现收益递增的现象。学者们开始注意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支柱产业从传统制造业逐渐向高新技术产业等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因不仅是产业集群的促进作用[14]。2002年Florida[23-24]提出的“3T”理论(Talent, Technology, Tolerance)解释了城市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即一些具有高水平技术、人才和包容性的领域提供了吸引创意活动和高技能劳动力的“创意环境”,从而促进创意阶层、创意企业的集聚。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高科技企业普遍选择多样性高、具有创意阶层集聚的城市,以便激发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提高工资水平[36-37];在城市中,落址于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如交通、零售服务)以及易与同行交流、学习的CBD[38]。但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舒适性偏好的异质性,IT服务业、航天航空制造业等涉及研发的企业偏好布局于高校、研究中心附近,以便获得知识溢出和熟练劳动力[39];生物医药企业最关注当地是否具有合适的劳动力、犯罪率以及部分城市公共设施(如学校质量、交通可达性等)[40]

创意产业是一组以知识为基础的活动,它们起源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才能,并具有通过知识产权的产生和利用来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潜力,主要包括以下活动: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设计师时装、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和软件[41]。通常选择拥有建筑、历史文化氛围的地点,关注一切与生活、工作空间相关的生活品质[42]。生活品质通常表现在土地混合使用、交通便利、适合步行和设施丰富的社区——包括餐馆、酒吧、咖啡馆、博物馆、公共场所、公交、电影院、医疗中心、书店和健身中心等。此外,通勤时间短有利于增加面对面的交流和计划外的社交机会,从而促进创意产生[43]。目前已有学者就设计师时装等行业的企业选址决策时的舒适性要素偏好做了实证研究。荷兰的设计师时装企业集中于具有包容性社会氛围、创意环境以及临近同行并具有多样性相关产业(如广告、摄影等)的阿姆斯特丹[20]

1.4.3 城市和区域发展

城市舒适性通过多个维度推动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影响区域范围内的人才流动、公司企业选址决策,进而通过增加城市的收入和财富促进区域和城市增长。从宏观角度来看,创业城市、娱乐机器、消费城市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便利设施和高标准公共服务在吸引创意阶层、企业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等方面的重要性,人才的集聚提高了区域创新能力并形成和深化创业精神,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就业集聚,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1989年Harvey[44]提出在产业转型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定位城市即创业城市,城市必须是一个创新的、令人兴奋的、有创意的和安全的居住或参观、休闲和消费的地方,文化活动艺术应该被重视。2001年Glaeser等[15]提出消费城市,之后Clark等[5]阐述城市舒适性与城市增长之间的关系,均表示城市具有多样的服务和消费品(咖啡馆、艺术画廊等)、美学(建筑美学)和自然环境、良好的公共设施(教育、公园等)、便利的交通,为创新提供环境。

从微观角度来看,城市舒适性设施的分布影响高技能劳动人员选择工作地点以及家庭对于住房设施的偏好选择,进而影响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工;同时,城市舒适性影响城市内部人口密度,通过资本化影响房租或房价,进而影响家庭对于居住地的选择偏好[45]。在城市内部自然舒适性设施,尤其是公园绿地的空间配置与公平问题得到广泛关注;舒适性设施可以探讨其数量、质量的差异,居民通常从种族和民族、收入和住房使用权等几方面进行划分和讨论,大多研究表明居民中占少数的族裔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相较于优势群体在享受舒适物时存在不平等的问题[46-47]。Rigolon等[48]以美国丹佛为研究区域,探究舒适性设施公园空间公平问题及其形成机制,认为公园在城市内空间分布不均,相较而言,社会经济优势群体更易获得服务水平较高的公园。这一结果除因为优质公园更易吸引富裕阶层入住周边外,因种族歧视的土地使用和住房政策塑造了低收入有色人种居住的地方,该类政策使得弱势群体在享受公园时存在严重、持久的不平等。

2 国内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

国内有关城市舒适性的研究起步较晚,本文首先利用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检索,以城市舒适性、城市便利性、舒适物为主题词进行搜索,时间尺度为2005年至2022年6月,去除重复、书评、会议回顾及与主题无关的文章,共检索到76篇文献。其次,利用CiteSpace对web of science的核心数据集进行检索,以urban amenity和amenities为主题词进行搜索,并选择urban studies、geography和regional urban planning三个领域;然后从检索结果中选取研究对象为国内城市或区域,作者为中国学者的文献,共检索到94篇文献。通过对以上2个部分检索文章的关键词分析得出,热点词主要包括:舒适性、城市发展、人口迁移、人才流动、创意产业、房价、绿地和公园、可达性等(图4)。

图4

图4   国内城市舒适性研究关键词图谱

Fig.4   Keywords map of Chinese research on urban amenity


总体来看,国内城市舒适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舒适性或某一舒适物的价值评估,舒适性的理论应用及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部分国内学者较早关注到舒适物的价值评估以及舒适物对房价影响的作用机制,舒适性与人才迁移、创新的关系等,但现有成果尚未成体系,目前国内城市舒适性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结合研究成果数量来看,无论是在WoS还是CNKI,中国学者就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成果数量均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在2016年以后研究成果数量上升趋势明显(图5),可见,国内对城市舒适性的相关研究处于快速增长的态势。根据文献综合分析,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在理论层面多关注城市舒适性理论的引入、述评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应用层面较多关注城市舒适性对人才流动等的影响、舒适性与城市创意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发展与舒适性设施的空间配置等方面。

图5

图5   国内学者城市舒适性研究的成果数量变化

Fig.5   The number of publications by Chinese scholars on urban amenity


2.1 城市舒适性的概念引入与评价

伴随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居民愈发关注生活的品质,国内学者逐渐就城市舒适性展开探索。目前,主要是从国外引入较为成熟的舒适性理论体系,剖析其概念内涵,并通过中国的实证案例来丰富城市舒适性的内涵,建构适合评析中国城市的舒适性指标体系。温婷等[2]、吴文钰[49]引入城市舒适性理论,就其概念、内涵、国外研究脉络进行梳理,针对国外研究热点及争议问题作出展望,并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提出建议。虽然国内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张文忠[50]较早地关注了宜居性的相关研究,其概念内涵中包括了舒适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舒适性与宜居性无论从概念性质、内涵,还是作用、目标等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差异性:① 二者关注的主要对象不同,宜居城市服务于城市中的所有居民,注重宜居环境的打造与居民的生活质量感受,而舒适性是西方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城市发展理论,旨在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关注的是对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吸引;② 二者内涵不同,舒适性和宜居性均关注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舒适性,但舒适性作为独立研究对象时关注的内容更丰富、细致,尤其是对社会氛围舒适性的关注;③ 二者就其作用、目标而言,宜居性主要用以指导改善城市居住环境,而舒适性则通过高品质人居环境吸引人才与创意产业落户城市,进而提升城市竞争力,以推动城市区域发展为目标。除此之外,在对舒适性概念的引入过程中,国内学者形成了“舒适性”与“舒适物”翻译方面的差异,经济学者多采用“舒适物”的概念,强调其物品的属性,而地理学者多采用“舒适性”的概念,强调地方特征的属性;虽然二者有一定的区别,但从舒适性理论内涵来看,其差异并不绝对,二者仍相互联系[51]

在内涵讨论的基础上,对城市舒适性水平的评价及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国内学者关注的另一重要方面。学者依据城市舒适性的内涵选取自然环境、城市公共服务、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卫生条件、休闲游憩环境、社会氛围6大要素以及30多个指标构建中国城市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关注自然舒适性和社会氛围舒适性,中国居民更注重人工舒适性,尤其是交通便捷程度、文化教育设施以及医疗服务水平[52-54]。周京奎[55]构建城市舒适性与住房价格、工资理论的关系模型以探讨舒适性特征对房价、工资影响的区域性差异;Jim等[56]关注了城市绿地、公园等舒适性价值的评价,并采用特征价格模型研究了其对城市房价的影响。此外,部分学者分析城市竞争力、高素质人才迁移、城市创意产业集聚等实际案例时,城市舒适性作为强有力的解释因素之一,指标体系的建构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和探究。其中,温婷等[57]研究城市竞争力时强调以人本需求为导向,探究居民对于城市生活的真实需求,再结合城市可供给的角度来建构城市舒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评价结果作为判断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依据。

2.2 城市舒适性与人才流动

国内地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对舒适性与人才流动关系进行了探索研究。地理学重点关注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关注高学历劳动力流动的空间偏好,包括“千人计划”学者、毕业大学生、某一行业技术人才等,结果表明,高舒适性以及部分经济要素成为人才关注的重点要素[58-59]。从空间格局来看,宏观尺度上,人才倾向于流动至中国东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高吸引力地区[60],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以及西安、成都等新一线城市成为炙手可热的选择;微观尺度上,个人选择就业单位时多选择企业、高校等,相对更关注家乡位置、工作发展前景等问题[61]。林静霞等[62]就人才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城市舒适性是城市吸引人才的重要方面,其中,城市的自然舒适性(气候等)以及人工舒适性(生活便利设施、教育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等)是人才流动时较为关注的。值得注意的是,高素质人才迁移过程中各城市出台的人才优惠政策的作用不容忽视,部分学者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舒适性以及人才政策3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以此来判断城市吸引力与人才迁移的空间特征关系[63]。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则着重从城市舒适性的视角探究城市吸引人才的政策体系该如何建立健全[64]。扈爽等[65]基于舒适物视角分析人才的需求,得出中国城市应在营造绿色健康居住环境、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如教育和医疗)、落实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提升。朱迪[66]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区域的选择研究表明,因北上广的高房价、低居住满意度对毕业生的流入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流向北上广的大学生比例有所降低;而二线城市因其相对舒适的环境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成为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建议政府着重关注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包括交通、居住条件、教育资源等在内的人工舒适性要素的打造。

2.3 城市舒适性与创意产业集聚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发展城市经济成为城市发展关注和提升的方向,创意阶层在舒适性较高的城市中崛起,城市也因创意阶层和创意产业的集聚而快速发展。创意阶层概念最早于2005年由任雪飞[67]评析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的崛起》引入,并对其与创新空间、城市可持续发展等的关系作了一定的探讨。此后学者就创意阶层在中国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68-69]。He等[70]研究了品牌设计等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城市舒适性对创意产业的集聚具有强解释力,并在构建舒适性指标体系时发现中国语境下某些国外常使用的舒适性因子解释力反而不强。浩飞龙等[71]以长春市城市内部空间为研究区域,使用2009—2018年的专利授权数刻画城市创新产出,描述创新产出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以舒适性的角度探索影响因素,发现城市舒适性促进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其中休闲舒适性影响因子对创新的空间集聚解释力最强,同样在中国语境下,关于夜生活、快餐馆等因子的解释力不强。值得注意的还有,具有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吸引创意阶层入驻和促进城市创新产出的积极作用。

2.4 城市发展与舒适物配置

城市舒适性理论认为舒适性吸引人才、公司企业等的流动与集聚,由此驱动城市的创新发展。近年来部分国内学者从城市舒适性的视角出发,探究舒适性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或将舒适性纳入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研究结果均表明城市舒适性在吸引高素质劳动力以及促进创新成果产出、产业升级转型等方面作用显著[72],高舒适性的城市具有高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更易积累人力资本、提高城市发展水平。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舒适物的空间配置以及居民获取并享受舒适物存在一定的不平等问题。国内学者对城市公园、绿地等自然舒适性设施和医疗、教育等人工舒适性设施的空间配置与不平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结果表明,舒适性设施的空间配置不均衡现象普遍存在[73-75]。王宁[76-77]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城市内部舒适物配置的公平与平等问题,并基于住房连带的视角,以广州大学城为例解释了集体舒适物配置的社会不公平现象,鼓励政府将集体摄取的舒适物配置在市中心,增大市民对舒适物使用的次数,提高舒适物享受的质量以及公平性。江海燕等[78]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居民享受开敞空间的次数以及质量更高,存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公平问题,建议城市规划时基于现状公园服务水平的空间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供给规划,建成完善的公园体系。Lan等[79]研究了西安公共服务舒适物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对不同社会阶层空间集聚的影响,结果表明,各项公共服务舒适物分布不均,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社会精英阶层集聚,便利的交通设施促进从事社会生产与服务的人员集聚。

3 总结与展望

3.1 研究总结

对于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国外已形成较为广泛接受的城市舒适性概念和理论认识,对城市舒适性水平衡量的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建立起较全面、系统的舒适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不断进行实证研究。尽管国外就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 城市舒适性理论内涵核心在于人的需求,但随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并积极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在面对现阶段舒适性主体的需求变化时,舒适性理论的内涵仍需不断完善与提升。② 现有实证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缺少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而当下部分发达国家的欠发达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已进入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亟需基于城市舒适性理论的人才吸引与创新发展依据;而发展中国家也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来形成特有的、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理论认识。③ 现有城市舒适性水平评价方法主要通过指标体系来评价,但受传统数据获取能力的限制,对舒适性评价的精细度不够,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如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手机信令数据等大数据能够更加精准地刻画城市舒适性的评价内涵,提升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与适用性。

国内有关舒适性研究相对较少,整体看有如下特征:① 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舒适性概念的引进、中国语境下舒适性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以及舒适性与人才迁移、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的关系,目前各方面内容均有涉及,但研究内容深度尚浅,未成体系,未来应进一步探究舒适性对于中国高素质劳动力集聚与流动以及创意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机制。② 研究尺度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是在宏观尺度的地级市层面,较多的关注发达地区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而对其他城市的关注度较低;在微观层次方面,对城市内部的舒适性环境的打造、舒适性空间的发展及其对人才、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探究不足;未来应进一步从多尺度结合的视角,在探究舒适性水平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舒适性环境对人才迁移、创新产出等的微观作用机理,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区域发展政策。③ 研究对象方面,集中于人才、创意产业与舒适性整体关系的研究,缺乏不同人才类别、创意产业门类的细分研究,未来可关注如科研人才、各类设计人才等对于舒适性环境的差异性需求。④ 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或城市尺度进行实证研究,极少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进行微观尺度舒适性环境和人才心理层面的影响因素探究。

比较国内外城市舒适性的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舒适性的研究框架、概念及应用方向基本一致,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对城市舒适性内涵的理解以及部分舒适性要素对于人才集聚、创新产出等的作用机制并不完全一致。内涵方面,国外舒适性迁移人群更关注自然舒适性、社会氛围舒适性,而国内人口迁移更关注人工舒适性,尤其是城市所提供的教育以及医疗资源。此外,国内城市制定相关人才引进以及企业落户的优惠政策在舒适性迁移中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作用机制方面,人工舒适性要素呈现显著差异,国外高素质劳动力以及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受咖啡厅、酒吧等的数量以及空间分布的影响明显,而国内则受中餐馆等舒适性因子影响更大;国外在城市更新时将历史文化遗迹等舒适性因子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为人才提供交流空间、激发创作灵感,提升周围地价、改善生活环境品质以吸引高素质人才与企业集聚,而国内的历史文物遗迹大多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作为景点供人欣赏,成为居民娱乐休闲的好去处,二者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3.2 研究展望

当今伴随着世界外部环境与内生动力的巨大转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将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促进城市发展和转型,国内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正探索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发展的模式。在此背景下,城市舒适性作为支撑城市创新发展的理论或将具有以下新特征:从概念内涵来看,舒适性内涵将涵盖城市软硬环境的各方面,尤其注重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包括文化、环境、包容性等各领域;从研究方法来看,宏观层面舒适性指标体系的建构与微观层面问卷调查、访谈相结合将是未来研究方法使用的主要趋势,而地理大数据的机遇也有助于我们在研究尺度、对象、内容等方面更加精细、深入地刻画和挖掘;从理论应用来看,伴随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有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证案例来支撑、印证城市舒适性理论的合理性,也将建构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的舒适性理论本土化解读。同时,从全球和地方、宏观和微观结合等视角,基于城市舒适性理论解释人才、创意产业等集聚机制的实证研究也将会越来越丰富。

3.2.1 创新驱动

城市舒适性已成为众多城市发展理论学派之一,创新成为新时期驱动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创意阶层、创意产业、创意空间是城市创新创意发展的3个层面,城市为创意阶层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创意空间,并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中国已开始注重创新发展并且正在参与全球的创意产业分工,创意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驱动因子及其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关系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创意产业的集聚不是传统的集聚效应驱动,城市舒适性成为新的解释机制。中国目前创意产业的发展不完善,仅有几个国内一线城市创意产业较发达,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但以政府主导的创意园区为主,后续研究可倾向于中国语境下创意产业驱动因子的探讨,细分创意产业并探究不同门类创意产业的发展差异以及所需的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在微观城市内部探究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差异性与机理等。

3.2.2 人才迁移

中国今日的城市发展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端人才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必不可少的部分,各个城市展开激烈的人才抢夺大战。美国芝加哥作为以舒适性指导城市转型,吸引高端人才的典型案例具有借鉴意义。芝加哥制造业衰败,中心城区的中产阶级纷纷迁往美国阳光地带和郊区,城市荒芜且四处沦为贫民窟。为积极实现城市转型,恢复往日盛况,芝加哥一方面通过城市规划顶层设计,以舒适性为主导打造城市高质量空间,实践中依据规划指导,清理贫民窟,利用城市废弃码头、滨水空间打造城市会展中心及其配套设施,形成城市高质量空间,积极发展服务业,城市环境与高新技术岗位双双吸引人才[80]。另一方面,人才的集聚促进技术升级,提高了原先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产业的多元化,城市舒适性、人才、产业、城市发展实现了循环促进。国内的城市人才吸引政策中,应注重软硬环境的打造,制度环境方面,注意住房、户籍等鼓励人才落户政策的制定;规划实践要以需求为导向,注重开发城市的消费功能并积极打造城市名片,营造创新氛围,以吸引人才,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

3.2.3 城市规划

当下中国的城市环境仍然面临高密度、拥堵,城市发展方式粗放及城市软环境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81]。面对创新驱动发展的今天,如何打造城市舒适性环境,吸引人才驱动城市经济发展?面对居民追求生活质量的今天,如何合理安排舒适物的空间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减缓社会空间分隔?从城市规划的实践角度,应关注如下方面:第一,城市的自然景观相较于农村匮乏,一定的自然景观和户外空间是城市自然舒适性可提升的方面。城市建设时应注重自然景观的利用和规划,关注非生产性的自然景观的设置,尽可能地满足市民对开敞空间的需要,也应关注城市周边户外空间的开发。第二,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度面临“千城一面”的尴尬境地,注重城市的特色挖掘,既是延续城市文脉肌理的方式,又是吸引高端人才的方法。中国城市发展历史悠久,应充分发掘并展示城市深厚的文化底蕴,注重文化遗址、历史街区的保护,打造文化IP,使市民充满文化自豪感,提高城市人工舒适性,可借鉴学习历史文化舒适性较高的城市,如柏林、巴黎等。第三,国外的高端人才关注城市中的咖啡厅、酒吧等社交舒适性设施,而中国的高技能劳动力者更关注城市的教育、医疗等人工舒适性资源,城市规划建设宜结合中国学者在中国语境下研究的舒适性要素进行设施的合理配置。第四,无论是面对高素质人才的流动或是退休人员对于气候舒适物追求而产生的迁移,城市规划应及时关注到以消费为导向的人口迁移新现象,并着重关注城市内蓝绿空间的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关注教育以及医疗等舒适性要素的合理配置及公平、便利享受。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逻辑框架、观点梳理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

Ullman E L.

Amenities as a factor in regional growth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54, 44(1): 119-132.

DOI:10.2307/211789      URL     [本文引用: 3]

温婷, 蔡建明, 杨振山, .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2): 249-258.

DOI:10.11820/dlkxjz.2014.02.011      [本文引用: 5]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 Wen Ting, Cai Jianming, Yang Zhenshan, et al.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overseas urban amenity research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2): 249-258. ]

DOI:10.11820/dlkxjz.2014.02.011      [本文引用: 5]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urban development have been outmode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economy, and urban amenities are now considered as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factor promoting urban growth. Urban amenities have become an increasingly hot topic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which the researchers in China seem to have not paid too much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ims at obtaining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oversea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urban amenit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urban amenity research in China. By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gives a systematically review of overseas research on urban amenities from several aspects: (1)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cluding human demand theory, capital theory and sci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 (2) concepts of urban amenities defined by different researches, and three types of urban amenities, i.e. natural amenities, modern amenities and social amenities; (3) urban amenities and amenity migration; (4) the influence of urban amenities on location decisions of talents, companies and urban growth; (5) commonly used research methods of urban amenities including survey, Hedonic price model and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After that, the author makes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trend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is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n urban amenities are also discussed. The main conclusions from the review are as follows. (1) Quite a few of Western scholar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urban amenities work as an promoter to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attracting talents and companies, whereas the concept of urban amenity has been studied just as a component of the livability of a city, which has not been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 development; (2) the focus of the scholars on urban amenities has changed from natural factors previously to modern elements now, such as restaurants, museums and bars, because a city, after all, is man-made; (3) the theory of urban amenities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needs of talent and the creative class, so it is a demand oriented developmental theory, which can not only help make a city successful i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facilitate continuous urban development. Wit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there is a strong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studies on urban amenities in China from the three aspects: (1) it has been widely proved that urban amenities have a strong relation with urban growth, and China will lose more profit if we ignore it, especially for super cities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ore people come to urban areas,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ake urban amenities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2) urban planning system can also benefit from urban amenity studies, since it is concerning people's needs; (3)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of China has proposed to speed up economic restructuring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high-tech industries. Considering that the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urban amenities lies in attracting human capital and technical enterprises, it may very well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of the cities in China. Above 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th perfecting related research and promoting urban growth, the research of urban amenities in China is needed.

孙彪, 杨山.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及趋同格局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 147-160.

DOI:10.18306/dlkxjz.2021.01.014      [本文引用: 1]

近年来,城市创新投入要素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不断增加。论文基于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空间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马尔可夫链等方法,测度创新投入要素的经济溢出效应并揭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创新外溢对区域经济趋同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市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对城市自身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直接效应,创新投入的溢出效应显著且大于其直接效应,而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② 受创新投入要素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但毗邻不同创新投入类型的城市对本地经济增长呈现出“高促进、低抑制”的态势;③ 长三角一体化经济格局呈现由中心区高水平趋同向外围低水平趋同转变的特征,且具有明显的空间转移惰性,创新投入外溢作用将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马太效应”;④ 经济增长类型转移的城市集中于省域边界,在局部溢出作用下表现出复杂的转移机理。基于创新局部外溢促进经济俱乐部趋同的分析结果,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 Sun Biao, Yang Shan.

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s and convergence patterns of urban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1): 147-160. ]

DOI:10.18306/dlkxjz.2021.01.014      [本文引用: 1]

In recent years, urban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 has played an increasingly role in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is study used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Markov chain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spillover effects of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 based on the spatial panel data of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10 to 2017, and revealed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spillovers on the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und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novation fea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how strong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trend of Moran's I value of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are similar, and the Moran's I value of innovation output feature shows an unstable trend in time series. Both innovation input and output featur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economic growth. 2) From the global view, the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 has a significant spillover effect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 is greater than the direct effect, suggesting that innovation investment will affect the pattern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hile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innovation output feature is not significant. 3) From the local view, cities adjacent to higher levels of innovation input are positive for economic growth by local positive spillover, and cities adjacent to lower levels of innovation input are negative for economic growth by local negative spillover. Under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innovation input featur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formed a "club convergence" phenomenon,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is changing from a high level convergence in the center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o a low level convergence in the periphery. 4) The cities with economic growth type transferred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at the provincial boundaries, showing complex transfer mechanisms under the effect of local spillovers. The developed regions and the developing regions tend to be stable and have obvious inertia of spatial transfer,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on will exacerbate the Matthew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that innovation spillovers promote club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proposed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何金廖, 曾刚.

城市舒适性驱动下的创意产业集聚动力机制: 以南京品牌设计产业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9, 39(3): 134-142, 161.

[本文引用: 1]

[ He Jinliao, Zeng Gang.

Dynamic mechanism of creativ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under the driving of urban amenities: A case study of brand design industry in Nanjing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3): 134-142, 161. ]

[本文引用: 1]

Clark T N, Lloyd R, Wong K K, et al.

Amenities drive urban growth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2, 24(5): 493-515.

DOI:10.1111/1467-9906.00134      URL     [本文引用: 4]

Bartik T J, Smith V K.

Urban amenities and public policy

[M]// Mills E S.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Amsterdam, Netherlands: Elsevier, 1987: 1207-1254.

[本文引用: 1]

Power T M. The economic pursuit of quality[M]. New York, USA: ME Sharpe Armonk, 1988.

[本文引用: 1]

Gottlieb P D.

Amenities as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ol: Is there enough evidence?

[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1994, 8(3): 270-285.

DOI:10.1177/089124249400800304      URL     [本文引用: 1]

Luger M I.

Quality-of-life differences and urban and regional outcomes: A review

[J]. Housing Policy Debate, 1996, 7(4): 749-771.

DOI:10.1080/10511482.1996.9521242      URL     [本文引用: 1]

Glaeser E L.

Are cities dy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2): 139-160.

DOI:10.1257/jep.12.2.139      URL     [本文引用: 1]

Scott A J.

Jobs or amenities? Destination choices of migrant engineers in the USA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0, 89(1): 43-63.

DOI:10.1111/j.1435-5957.2009.00263.x      URL     [本文引用: 1]

Mulligan G F, Carruthers J I.

Amenities, quality of lif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 Marans R W, Stimson R J. Investigating quality of urban life.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1: 107-133.

[本文引用: 1]

Zheng L.

What city amenities matter in attracting smart people?

[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6, 95(2): 309-327.

DOI:10.1111/pirs.12131      URL     [本文引用: 1]

Florida R.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5, 35(5): 593-596.

DOI:10.1016/j.regsciurbeco.2005.01.005      URL     [本文引用: 3]

Glaeser E L, Kolko J, Saiz A.

Consumer c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1(1): 27-50.

DOI:10.1093/jeg/1.1.27      URL     [本文引用: 2]

Bartlett A, Clark T N, Florida R, et al. The city as an entertainment machine[M]. New York, USA: Lexington Books, 2011.

[本文引用: 1]

Rosen S.

Wage-based indexes of urban quality of life

[C]// Mieszkowski P, Straszheim M. Current issues in urban economics. Baltimore, US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74-104.

[本文引用: 1]

Blomquist G, Worley L.

Hedonic prices, demands for urban housing amenities, and benefit estima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81, 9(2): 212-221.

DOI:10.1016/0094-1190(81)90041-3      URL     [本文引用: 1]

Roback J.

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2, 90(6): 1257-1278.

DOI:10.1086/261120      URL     [本文引用: 1]

Rik W T, Atzema O, Frenken K.

Urban amenities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he locational behaviour and economic success of Dutch fashion design entrepreneurs

[J]. Urban Studies, 2011, 48(7): 1333-1352.

DOI:10.1177/0042098010375992      URL     [本文引用: 2]

Reuschke D, Houston D.

The intra-urban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locations of small business owners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22, 44(7): 926-948.

DOI:10.1080/07352166.2020.1768103      URL     [本文引用: 1]

Boyer R, Savageau D. Places rated almanac: Your guide to finding the best places to live in North America[M]. New York, USA: Prentice Hall, 1989.

[本文引用: 1]

Florida R.

Bohemia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2, 2(1): 55-71.

DOI:10.1093/jeg/2.1.55      URL     [本文引用: 3]

Florida 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alent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2, 92(4): 743-755.

DOI:10.1111/1467-8306.00314      URL     [本文引用: 2]

Hjerpe E, Hussain A, Holmes T.

Amenity migration and public lands: Rise of the protected areas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66(1): 56-71.

DOI:10.1007/s00267-020-01293-6      PMID:32342147      [本文引用: 1]

Rural amenity migration, or the relocation for quality of life purposes as opposed to monetary enhancement, has been occurring for decades and has been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in the American West where the phenomenon peaked in the 1990s. Researchers have illustrated that some places are more attractive for migrants than others and that certain regional amenities hol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where migrants relocate. Increased migration levels typically result in increased economic growth indicators, making amenity migration an attractiv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ut comprehensive econometric analysis focused on amenity migration in the American West has been lacking. To address this, we conducted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attributes that influenced migration to rural Western counties from 1980 to 2010. Over 20 potential amenity supply categories were collated for 356 rural counties from 11 Western states, with a focus on public land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LS regressions were estimated and interpreted. Traditional amenities of climate, water area, and regional access were highly associated with migration levels, while designated natural amenities of Wilderness and National Monuments were the most influential public lands for migration to rural Western counties. Farming and oil and gas dependency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migration levels.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protected areas, and branding campaigns based on natural amenities, can be a crit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rural communities.

Hansen H K, Niedomysl T.

Migration of the creative class: Evidence from Swede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9(2): 191-206.

DOI:10.1093/jeg/lbn046      URL     [本文引用: 1]

Qian H F, Liu S Q.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in US cities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8, 40(8): 1043-1065.

DOI:10.1080/07352166.2018.1468223      URL     [本文引用: 1]

Rappaport J.

Moving to nice weather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07, 37(3): 375-398.

DOI:10.1016/j.regsciurbeco.2006.11.004      URL     [本文引用: 1]

Motoyama Y, Desai S.

Stickiness of entrepreneur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migration in two mid-sized US citie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2, 58(4): 2139-2155.

DOI:10.1007/s11187-021-00504-6      URL     [本文引用: 1]

Buch T, Hamann S, Niebuhr A, et al.

What makes cities attractive?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labour migration in Germany

[J]. Urban Studies, 2014, 51(9): 1960-1978.

DOI:10.1177/0042098013499796      URL     [本文引用: 1]

Haas W H, Serow W J.

Amenity retirement migration process: A model and preliminary evidence

[J]. The Gerontologist, 1993, 33(2): 212-220.

DOI:10.1093/geront/33.2.212      URL     [本文引用: 1]

Sharma A.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of older adult migration: A case study of North Carolina

[J]. Applied Geography, 2012, 35(1/2): 327-333.

DOI:10.1016/j.apgeog.2012.08.008      URL     [本文引用: 1]

Lekies K S, Matarrita-Cascante D, Schewe R, et al.

Amenity migration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Current issues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5, 28(10): 1144-1151.

[本文引用: 1]

Matarrita-Cascante D.

Moving the amenity migration literature forwar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leve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ositive outcomes after amenity-driven change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7, 53: 26-34.

DOI:10.1016/j.jrurstud.2017.05.004      URL     [本文引用: 1]

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new world of busines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6, 74(4): 100-109.

PMID:10158472      [本文引用: 1]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markets and businesses operate was passed down to us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by English economist Alfred Marshall. I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diminishing returns: products or companies that get ahead in a market eventually run into limitations so that a predictable equilibrium of prices and market shares is reached. The theory was valid for the bulk-processing, smokestack economy of Marshall's day. But in this century, Western economies have gone from processing resources to processing information,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raw energy to the application of ideas. The mechanisms that determine economic behavior have also shifted--from diminishing returns to increasing returns. Increasing returns are the tendency for that which is ahead to get further ahead and for that which is losing advantage to lose further advantage. If a product gets ahead, increasing returns can magnify the advantage, and the product can go on to lock in the market. Mechanisms of increasing returns exist alongside those of diminishing returns in all industries. But, in general, diminishing returns hold sway in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processing industries. Increasing returns reign in the newer, knowledge-based industries. Modern economies have split into two interrelated worlds of business corresponding to the two types of returns. The two worlds have different economics. They differ in behavior, style, and culture. They call for different management techniques, strategies, and codes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The author illuminates those differences by explaining how increasing returns operate in high tech and in service industries. He also offers advice to managers in knowledge-based markets.

Bieri D S.

Booming Bohemia? Evidence from the US high-technology industry

[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10, 17(1): 23-48.

DOI:10.1080/13662710903573828      URL     [本文引用: 1]

Lee W B, Kim S K.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tion satisfaction of firms and their decision of relocation: Using survey results of firm's satisfaction on various location factors

[J]. The Korea Local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16, 30(3): 3-22.

[本文引用: 1]

Arauzo-Carod J M.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high-tech firms: An intra-urban approach

[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21, 28(10): 1225-1248.

DOI:10.1080/13662716.2021.1929868      URL     [本文引用: 1]

Zandiatashbar A, Hamidi S.

Transportation amenities and high-tech firm lo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high-tech clusters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2021, 12: 820-831.

[本文引用: 1]

Kimelberg S M, Nicoll L A.

Business location decisions in the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Evidence from Massachusett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12, 26(1): 34-49.

DOI:10.1177/0891242411430327      URL     [本文引用: 1]

Coll-Martinez E, Arauzo-Carod J M.

Creative milieu and firm location: An empirical appraisal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7, 49(7): 1613-1641.

DOI:10.1177/0308518X17702646      URL     [本文引用: 1]

Grodach C, Currid-Halkett E, Foster N, et al.

The location patterns of artistic clusters: A metro-and neighborhood-level analysis

[J]. Urban Studies, 2014, 51(13): 2822-2843.

DOI:10.1177/0042098013516523      URL     [本文引用: 1]

Currid E, Williams S.

Two cities, five Industrie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in and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ies i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0, 29(3): 322-335.

DOI:10.1177/0739456X09358559      URL     [本文引用: 1]

Harvey D.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governance in Late Capitalism

[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1989, 71(1): 3-17.

DOI:10.1080/04353684.1989.11879583      URL     [本文引用: 1]

Frenkel A, Bendit E, Kaplan S.

Residential location choice of knowledge-workers: The role of amenities, workplace and lifestyle

[J]. Cities, 2013, 35: 33-41.

DOI:10.1016/j.cities.2013.06.005      URL     [本文引用: 1]

Smoyer-Tomic K E, Hewko J N, Hodgson M J.

Spatial accessibility and equity of playgrounds in Edmonton, Canada

[J]. Canadian Geographer, 2004, 48(3): 287-302.

DOI:10.1111/j.0008-3658.2004.00061.x      URL     [本文引用: 1]

Frey N.

Equity in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amenities: The case of Washington, DC

[J]. Urban Geography, 2017, 38(10): 1534-1549.

DOI:10.1080/02723638.2016.1238686      URL     [本文引用: 1]

Rigolon A, Németh J.

What shapes uneven access to urban amenities? Thick injustice and the legacy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Denver's parks

[J].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18, 41(3): 312-325.

DOI:10.1177/0739456X18789251      URL     [本文引用: 1]

吴文钰.

城市便利性、生活质量与城市发展: 综述及启示

[J]. 城市规划学刊, 2010(4): 71-75.

[本文引用: 1]

[ Wu Wenyu.

Urban amenity, quality of life and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4): 71-75. ]

[本文引用: 1]

张文忠.

宜居城市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探讨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7(3): 30-34.

[本文引用: 1]

[ Zhang Wenzhong.

Study on intrinsic meanings of the livable city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livable city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7(3): 30-34. ]

[本文引用: 1]

薛岚.

国外乡村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2): 2129-2138.

DOI:10.18306/dlkxjz.2020.12.014      [本文引用: 1]

乡村舒适性(rural amenity)是国外乡村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国内学术界一直缺少关注。论文通过对国外乡村舒适性研究的系统梳理,回顾和总结了国外乡村舒适性的概念内涵和4个研究热点:乡村舒适性评价体系构建及其效应,乡村舒适性、逆城市化与乡村重构,乡村舒适性与乡村发展,舒适性移民特征及其影响。通过对乡村舒适性概念的理论思考,进一步比较了“舒适性”和“舒适物”的中文翻译、乡村舒适性与乡村绅士化概念,以及乡村舒适性与城市舒适性的具体特征。最后,探讨了乡村舒适性概念对中国乡村振兴研究的启示。论文强调,随着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乡村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对中国情境下的乡村舒适性展开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Xue Lan.

A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rural amen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2): 2129-2138. ]

DOI:10.18306/dlkxjz.2020.12.014      [本文引用: 1]

Rural amenity is a key concept in rural studies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owever, it has drawn little attention from Chinese scholars, and very little work has been done to date in China's context. One plausible reason is that the longstanding urban-rural divide has left rural regions in China far behind the urban areas and thus lacks the quality to be considered amiable. However, with the recent development, especially under the current nationwide campaign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reas in China has witnessed a rapid improvement of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which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examining rural amen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aimed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rural amenity to the academia in China.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existing studies on rural amenity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s, the study aimed to stimulate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the concept from Chinese scholars. This article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cept adopted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It then focuses on four major research areas on rural amenity: Rural amenity index and its impacts, rural amenity and counter-urbanization, rural amenity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amenity migration. This article further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concept, including comparison of urban amenity and rural amenity, comparison of rural amenity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rural amenity/amenities into Chinese. Finally, this article concludes with four insights that can be drawn from understanding rural amenity in China: First, defining rural amenity in China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econd, building rural attractiveness and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quality of place. Third, improving rural ecosystem and built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needs of a variety of dwellers. Fourth, exploring ways of co-development of rural amenity and rural industries with a focus on synergy.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with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rural amenity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喻忠磊, 唐于渝, 张华, .

中国城市舒适性的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

[J]. 地理研究, 2016, 35(9): 1783-1798.

DOI:10.11821/dlyj201609015      [本文引用: 1]

舒适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基于城市舒适性内涵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决策法测算中国286个地级城市的舒适性水平,并探讨其地域分异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市舒适性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但级差化特征明显;城市舒适性水平呈现明显的东中西地带性梯度,东部高,中西部低;集群化分布特征突出,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为高值集聚区,低和较低等级舒适性城市趋于中西部山区、省际边缘区集中分布,形成四个连片低值集聚区。地理区位通过自然环境的地带性分异和东中西经济梯度主导着中国城市舒适性水平的整体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舒适性水平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第三产业产值占比、旅游业接待量分别通过供给和需求作用于舒适性;公共部门就业人数对中国舒适性水平的影响为负,与预期方向不符,表明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仍相对不足。

[ Yu Zhonglei, Tang Yuyu, Zhang Hua,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hinese urban ameniti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9): 1783-1798. ]

DOI:10.11821/dlyj201609015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he ability of cities to attract labors and population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achieving a successful loc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nit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ability of cities to compete for labors and future residents. Based on the notion of urban amenity, we establish an indicator system, and use it to evaluate Chinese urban amenity in 2010 through the method of mean-squared deviation weight decision. In our study, the urban amenities are divided into five level, namely, the highest, higher, moderate, lower and lowest. Then, we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 with different urban amenity levels. We use the stepwise linear multi-variation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key factors driving urban amenity, and present their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spatial disparity of urban amen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amenity of Chinese cities is at moderate level, and there is relative significant disparity among cities with different amenity levels. There exist evident territorial disparities across the eastern-central-western region, but they are not evident in north-south direction. The urban amenity in eastern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urban amenity of the centra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We also find that the urban amenities present a remarkable feature of clustered distribution. The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and higher amenity leve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Chinese eastern coastal zone. The cities with moderate level are mainly distributed around provincial capitals of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area away from provincial capitals of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lower and lowest levels tend to be agglomer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provincial border-reg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There form three big concentration areas with higher amenities, in particular,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Region, Shandong Peninsul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also three small concentration areas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Kunming metropolitan region. While there also form three concentration areas with low level in mountainous area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from the stepwise linear multi-variation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parities of urban amenities cover the city location (descripted by the distance to Chinese coastline, and distance to the geographical line dividing China's south and north),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scale of tourists, per capita GDP, proportion of productive value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workers in public sector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amenity level is dominat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rough the horizontal zonality dispar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ast-west gradi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also influenced by amenity demand and supply determined by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马凌, 李丽梅, 朱竑.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J]. 地理学报, 2018, 73(4): 755-770.

DOI:10.11821/dlxb201804012      [本文引用: 1]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 Ma Ling, Li Limei, Zhu Hong.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menities index in China: 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26 Chinese major cit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755-770. ]

DOI:10.11821/dlxb201804012      [本文引用: 1]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economy to new knowledge economy, urban amenities ar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w of high-end talents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of urban ame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in addition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ccess to data, the article develops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assessment of urban amenities in China. This system includes 6 categories of urban amenities and 34 indica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amenity indicator system, the research gives the evalu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 amenities of 26 major cities in China. It finds out that: (1) The four cities,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rank top four in overall amenity level among the 26 cities; (2) Business amenity, transportation and speed are most important decisive factors that have impact on overall urban amenity level. Compared to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at the current stage Chinese big citie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built/material environment" of the city rather than "soft" ones, such a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amenities; (3) Because there exists a gap in overall level of urban amenities among 26 Chinese major cities, there are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model in terms of interior urban amenities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 The developed urban-amenity indicator system and its empirical research among the 26 Chinese major cities in this paper can help to understand the disparity in urban amenities development level in different cities. Urban amenity index can be further used for other urban development variabl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alent flow.

叶晓倩, 陈伟.

我国城市对科技创新人才的综合吸引力研究: 基于舒适物理论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J]. 科学学研究, 2019, 37(8): 1375-1384.

[本文引用: 1]

[ Ye Xiaoqian, Chen Wei.

Research on the city attrac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alent talents: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and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amenities theory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9, 37(8): 1375-1384. ]

[本文引用: 1]

周京奎.

城市舒适性与住宅价格、工资波动的区域性差异: 对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财经研究, 2009, 35(9): 80-91.

[本文引用: 1]

[ Zhou Jingkui.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impacts of urban amenity on house price and wages: An empirical test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hina's cities from 1999 to 2006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9, 35(9): 80-91. ]

[本文引用: 1]

Jim C Y, Chen W Y.

Impacts of urban environmental elements on residential housing prices in Guangzhou (China)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6, 78(4): 422-434.

DOI:10.1016/j.landurbplan.2005.12.003      URL     [本文引用: 1]

温婷, 林静, 蔡建明, .

城市舒适性: 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估的新视角及实证研判

[J]. 地理研究, 2016, 35(2): 214-226.

DOI:10.11821/dlyj201602002      [本文引用: 1]

城市舒适性已经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及其综合竞争力评估的新视角。基于国外城市舒适性内涵、需求理论及中西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差异,对中国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及空间格局分异进行探索性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在分类舒适性中,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健康环境等级最高,自我发展环境以经济基础较好城市为优,休闲环境等级从东部、西部到中部依次降低,社会氛围环境与自我发展环境在空间格局上呈现较高的相似性;② 综合城市舒适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逐渐降低,舒适性最高两个等级所涵盖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包括北京、深圳、上海、南京、广州、厦门和海口,此外,武汉和西安分别是中部和西部舒适度最高的城市;③ 综合城市舒适性水平与净迁移人口之间呈高度相关,其与城市迁入人才之间的相关性更为显著,表明城市舒适性对人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因此,如何从城市舒适性视角摸索出一套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估体系,对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下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打造至关重要。

[ Wen Ting, Lin Jing, Cai Jianming, et al.

Urban amenity: A new perspective and empirical testimony on China's city competitiveness assessm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2): 214-226. ]

DOI:10.11821/dlyj201602002      [本文引用: 1]

Theories on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keep changing with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recent years, urban amenity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garded as a new urban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in West, while only few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is field in China. Taking reference from existing researches in West, this article aims at filling this gap by building a customized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o fit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help the country to improve its urban competitiveness by adopting urban amenity as a new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pursuit. Based 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comprehensive index system, the article carefully evaluates the urban amenity of major cities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amenity and net migration as well as talents migrat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or the four sub-categories of urban amenity, the health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cities is better than that in northern ones, and cities with high level of self-realization environment are mainly with good economic base. Little surprisingly, the recreation environment level of central China is the lowest among the three region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spatial layout of social atmosphere is similar with that of self-realization environment, indicating that they might have a reciprocal causation relationship; (2) The level of overall urban amenity decreases from eastern coastal region to western inland region, and cities in the highest two levels are mainly located along eastern coastal China, including Beijing, Shenzhen, Shanghai, Nanjing, Guangzhou, Xiamen and Haikou. The overall urban amenity performance of Wuhan and Xi'an are the highes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respectively; (3) While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amenity and in-migration in general,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amenity and talent in-migration is stronger. Based on analyses and the finding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wo policy implications: (I) The excessive concent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ig cities in China is largely the consequence of high concentration of urban amenities in these cities, therefore only through reloc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 level public services in medium- and small-sized cities along with their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could it alleviate the overcrowding in those megacities like Beijing, Shanghai and Shenzhen; (II) Given urban amenity is critic for attracting talent, medium and small sized citi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istently improving their urban amenity facilities and management, which will help them to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in gaining high share of development in China's recent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al to innovative and knowledge-oriented economy.

Song H S, Zhang M, Wang R Q.

Amenities and spatial talent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IT industry

[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6, 9(3): 517-533.

[本文引用: 1]

Jiang H N, Zhang W Z, Duan J.

Location choice of overseas high-level young returned talents in China

[J]. Sustainability, 2020, 12(21): 9210. doi: 10.3390/su12219210.

URL     [本文引用: 1]

张艳茹, 喻忠磊, 胡志强, .

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城市规模对中国高学历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影响

[J]. 热带地理, 2021, 41(2): 243-255.

DOI:10.13284/j.cnki.rddl.003331      [本文引用: 1]

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中国300个城市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识别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高学历劳动力规模呈现级差化分异特征,其位序-规模分布符合幂函数特征,在空间上呈现集聚分布和东中西地带性分异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辽中南半岛、哈长城市群及内陆省会城市是主要分布地。2)从高学历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例看,北方资源型城市及东部沿海城市群高学历劳动力优势突出,中部和西南地区存在明显“凹陷”;从高学历劳动力和总就业劳动力耦合的结果看,相对占优型和绝对占优型两类城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和东北的工业城市、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及内地省会城市。3)实证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受城市舒适物、经济机会及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效应共同影响。从全国层面看,经济机会、城市规模、房价主导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格局,凉爽的夏季气候、优质中学教育资源、游憩及交通资源对其也有重要影响作用。4)在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中,高学历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均受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的影响,但舒适物因子在各类型城市中发挥的作用差异较大。

[ Zhang Yanru, Yu Zhonglei, Hu Zhiqiang, et al.

The influence of urban amenitie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ity siz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in China

Tropical Geography, 2021, 41(2): 243-255. ]

DOI:10.13284/j.cnki.rddl.003331      [本文引用: 1]

A highly educated workforce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for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patterns and location determinants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is valuable for designing policies to attract them.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investigated the impacts of economic variables and urban amenities on the patterns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menities and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needs to be investigated further. Moreover,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the impact of urban size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Thus, this study employed a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to examine the pattern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across 300 cities in China, based on 2010 census data. We used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o identify the determinants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locations. The results are numerous. First, the size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varied greatly among cities of different ranks, and its rank-size distribution was consistent with power function characteristics.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spatial convergence and zonal differentiation from East to West.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were distributed mostly across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the central-southern area of Liaoning peninsula, the Harbin-Changchu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n inland provincial capitals. Second, the share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in total employment in the resource-dependent cities of north China and eastern coastal urban agglom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hile it was obviously low in central and southwest China. Comparing the rank-siz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along with their total employment, the cities with rich attractions for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Inner Mongolia, Northeast China,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the Shandong Peninsul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Pearl River Delta, and inland provincial capitals. Third, the estim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was affected by urban amenities,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At the national level, economic opportunities, city size, and housing prices dominat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while the cool summer climat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recre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also played important roles. Fourth,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ly educated labors was affected by both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amenities, but the role of amenities was quit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ize-ranked cities. The main amenity factors for the disparities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in large cities were found to be those of temperature in January and July, high-quality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resources, recreation resources, and traffic conditions. For the medium-sized cities, the dominant amenities included high-quality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cultural and artistic services. Regarding the disparities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among small cities, the main contributing amenity factors were high-quality preschool and middle-school education resources, high-quality medical resources, recreation resources, and air quality. This study supports previous opinion that the amenities contribute to attracting talent. It also reveals the role of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highly educated labors, which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for the location choice of highly educated workers in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study enlightens us in the sense that the policies to attract talent should not only take labor market into account but also work to improve the amenities that such people work in.

陈胜, 马凌.

高素质人才的城市舒适物偏好及其就业城市选择: 以信息产业中的科技人才为例

[J]. 人文杂志, 2014, (9): 114-121.

[本文引用: 1]

[ Chen Sheng, Ma Ling.

High-quality talents' preference for urban comforts and their choice of employment cities: Tak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informatio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4, (9): 114-121. ]

[本文引用: 1]

林静霞, 何金廖, 黄贤金.

城市舒适性视角下科研人才流动的城市偏好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0, 39(1): 59-64, 88.

[本文引用: 1]

[ Lin Jingxia, He Jinliao, Huang Xianjin.

Research on the city preference of the flow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menities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20, 39(1): 59-64, 88. ]

[本文引用: 1]

王一凡, 崔璨, 王强, .

“人才争夺战”背景下人才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1, 40(3): 743-761.

DOI:10.11821/dlyj020200437      [本文引用: 1]

自2017年以来,“人才争夺战”如火如荼,城市步入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高维竞争阶段。作为人才争夺战的主要目标和人力资本的重要承载者,本文聚焦中国“一流大学”毕业生,基于2018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运用Cartogram地图呈现了毕业生的空间流动特征,并梳理政府人才政策文件构建了人才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有向迁移模型剖析毕业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就学地存在粘滞性,但区域差异显著,毕业生向一线城市集聚。② 城市吸引力水平分异明显,部分城市通过发布人才政策以补充地方经济、舒适性吸引力的不足。③ 经济维度要素与城市舒适性均能有效吸引毕业生流入,较高房价收入比会引发“挤出效应”。人才政策中,落户政策对毕业生流入起激励作用。

[ Wang Yifan, Cui Can, Wang Qiang, et al.

Migration of human capital in the context of vying for talent competi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a's "first-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3): 743-761. ]

DOI:10.11821/dlyj020200437      [本文引用: 1]

Human capital is the key driver of urba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2017, the "vying for talent" competition was initiated by some second-tier cities, since then cities have been competing each other fiercely for recruiting and retaining tal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na′s "first-class" university graduates, who are regarded as the main target of the "vying for talent" competition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uman capital. Based on 2018 Graduate Employment Report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graduates using Cartogram. In addition,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assessing talent polic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analyses of the talent policies issued by different cities. With a directional migration model, the determinants of graduate mobility are explored.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retention rates, with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s of the Y-shaped low-value areas in the northeastern, northwe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and the U-shaped high-value areas covering east coast to southwest. Graduates have been accumulating spatially, and the T-shaped cluster along east coast and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form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neighborhood interaction" and "long-distance unidirectional flow" are presented between the city of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of employment. Moreover, the differences in city attractiveness are remarkable. First-tier cities are preferred by graduates, even though limited talent polici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ere. Some second-tier cities have issued talent policie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attractiveness in economy and ameniti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income leve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well as amenities including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volume of graduates inflow. It has been found that a higher ratio of house price to income has squeezed out university graduates. With regard to talent policies, only relaxed hukou policy has a strong effect on attracting graduates, whereas the effects of housing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are relatively limited. However, it needs to be noted that talent policies may take a longer time to show effects, which requires follow-up investigation. In addition, heterogenei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in terms of place of origin, major, etc. should be explored in the future studies.

郑姝莉.

制度舒适物与高新技术人才竞争: 基于人才吸引策略的分析

[J]. 人文杂志, 2014(9): 106-113.

[本文引用: 1]

[ Zheng Shuli.

Institutional comforts and the competition of high-tech talen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alent attraction strategy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14(9): 106-113. ]

[本文引用: 1]

扈爽, 朱启贵.

城市人才吸引力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舒适物视角

[J]. 管理现代化, 2021, 41(3): 80-82.

[本文引用: 1]

[ Hu Shuang, Zhu Qigui.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mprovement in urban attractiveness to talen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menities

Modernization of Management, 2021, 41(3): 80-82. ]

[本文引用: 1]

朱迪.

北上广还是二线? 大学毕业生就业区域流向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5(11): 96-102.

[本文引用: 1]

[ Zhu Di.

Or the second line of Beishangguang?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employment flow of college graduates

China Youth Study, 2015(11): 96-102. ]

[本文引用: 1]

任雪飞.

创造阶级的崛起与城市发展的便利性: 评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造阶级的兴起》

[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1): 99-102.

[本文引用: 1]

[ Ren Xuefei.

Creative class and urban amenity: A review essay on Richard Florida's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Urban Planning Forum, 2005(1): 99-102. ]

[本文引用: 1]

崔人元, 霍明远.

创造阶层与城市可持续发展

[J]. 人文地理, 2007(1): 7-11.

[本文引用: 1]

[ Cui Renyuan, Huo Mingyuan.

The creative class and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man Geography, 2007(1): 7-11. ]

[本文引用: 1]

段楠.

城市便利性、弱连接与“逃回北上广”: 兼论创意阶层的区位选择

[J]. 城市观察, 2012(2): 99-109.

[本文引用: 1]

[ Duan Nan.

Urban amenities, weak ties and "fleeing back to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the creative class

Urban Insight, 2012(2): 99-109. ]

[本文引用: 1]

He J L, Huang X J, Xi G L.

Urban amenities for creativity: An analysis of location drivers for photography studios in Nanjing, China

[J]. Cities, 2018, 74: 310-319.

DOI:10.1016/j.cities.2017.12.020      URL     [本文引用: 1]

浩飞龙, 杨宇欣, 王士君.

城市舒适性视角下长春市创新产出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

[J]. 人文地理, 2020, 35(5): 61-68, 129.

[本文引用: 1]

[ Hao Feilong, Yang Yvxin, Wang Shijun.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change of innovation outputs in Changchu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menities

Human Geography, 2020, 35(5): 61-68, 129. ]

[本文引用: 1]

王宁.

地方消费主义、城市舒适物与产业结构优化: 从消费社会学视角看产业转型升级

[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4): 24-48, 242-243.

[本文引用: 1]

[ Wang Ning.

Place consumerism,urban ameniti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Industrial upgrading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4, 29(4): 24-48, 242-243. ]

[本文引用: 1]

Cheng Long, Caset F, De Vos J, et al.

Investigating walking accessibility to recreational amenities for elderly people in Nanjing, China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9, 76: 85-99.

DOI:10.1016/j.trd.2019.09.019      URL     [本文引用: 1]

Gu X K, Li Q, Chand S.

Factors influencing residents' access to and use of country parks in Shanghai, China

[J]. Cities, 2020, 97: 102501. doi: 10.1016/j.cities.2019.102501.

URL     [本文引用: 1]

王子琳, 李志刚, 程晗蓓.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4): 621-635.

DOI:10.18306/dlkxjz.2022.04.007      [本文引用: 1]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

[ Wang Zilin, Li Zhigang, Cheng Hanbei.

The equity of urban park green space accessibility in large Chinese cities: A case study of Wuhan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4): 621-635. ]

DOI:10.18306/dlkxjz.2022.04.007      [本文引用: 1]

Urban park green space (UPG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rban ecosystem. Good accessibility of UPGS can promote urban livability and improve residents' well-being. 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 fairness of UPGS accessibility. Taking the central city of Wuhan as a study case and 2020 as the research time period,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accessibility from the supply and demand aspects, evaluat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essibility of UPGS from both the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ssibility and residents'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social equity. Our findings include: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ccessibility of regional, city, and comprehensive level UPGS is better than that of community level UPGS. 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overall accessibility of UPGS in the central city area of Wuhan gradually decreases from the core to the periphery. The communities with more UPGS and higher UPGS density show a higher level of accessibility. 3)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UPGS accessibility and residents'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The communities with higher housing prices also have higher UPGS accessibility. Thereby we identified marked social inequality in terms of the UPGS accessibility for Wuha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be further concerned with the optim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layout of UPGS with more nuance. While implementing the universal strategies, we should adopt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 precise policies for the need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several ways. Using multi-source data and new technology to optimize indicators and data sources, the quality of parks was measured from UPGS area,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ESV), recreation facilities, and safety conditions and various traffic patterns, real-time conditions, and selection preferences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so on were consider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paid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inequality of accessibility, which enriches the empirical content and case materials and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layout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pract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王宁.

城市舒适物与社会不平等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47(5): 1-8.

[本文引用: 1]

[ Wang Ning.

Urban amenities and social inequality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0, 47(5): 1-8. ]

[本文引用: 1]

王宁.

城市的舒适物配置与空间正义

[J]. 旅游学刊, 2017, 32(4): 2-4.

[本文引用: 1]

[ Wang Ning.

Urban amenities configuration and space justice

Tourism Tribune, 2017, 32(4): 2-4. ]

[本文引用: 1]

江海燕, 周春山, 肖荣波.

广州公园绿地的空间差异及社会公平研究

[J]. 城市规划, 2010, 34(4): 43-48.

[本文引用: 1]

[ Jiang Haiyan, Zhou Chunshan, Xiao Rongbo.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social equity of public parks in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0, 34(4): 43-48. ]

[本文引用: 1]

Lan F, Zhang W, Wen H Z, et al.

Stratificati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unequal public services: Case study in Xi'an, China

[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2020, 146(2): 05020004. doi: 10.1061/(ASCE)UP.1943-5444.0000579.

[本文引用: 1]

温婷.

舒适性视角下的传统工业城市更新与转型策略: 以芝加哥中心区为例

[J]. 城乡建设, 2019(9): 72-74.

[本文引用: 1]

[ Wen Ting.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city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amenity: 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hicago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19(9): 72-74. ]

[本文引用: 1]

张文忠, 何炬, 谌丽.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城市体检方法体系探讨

[J]. 地理科学, 2021, 41(1): 1-12.

DOI:10.13249/j.cnki.sgs.2021.01.001      [本文引用: 1]

改革开放40 a来,中国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水平发生了质的改变,但快速城镇化所引发的城市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体检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从国家战略落实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在梳理和解析城市体检背景及其作用的基础上,详细阐述城市体检指标设计的逻辑框架,梳理城市体检各指标间的关系,辨析不同尺度间城市体检的异同,提出中国城市体检的方法,旨在对中国城市体检提供理论依据。

[ Zhang Wenzhong, He Jv, Chen Li.

Method system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1): 1-12. ]

DOI:10.13249/j.cnki.sgs.2021.01.001      [本文引用: 1]

Over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China has undergone qualitative changes, but the urban problems caused by rapid urbanization are still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oncept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arises at the historic moment and is gradually implemented from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and function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is eco-livable, distinctive, diverse and inclusive, innovative, healthy and comfortable, safe and resilient,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clean and orderly. We design the index logical framework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from the above eight aspects and sorts 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indicators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must be a ‘global physical examination’ rather than a ‘department physical examination’, so the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has the dual function of ‘examination of general planning’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a cit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adopt the trinity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third party physical examination and social satisfaction survey, and apply the closed-loop mode of ‘evaluation-feedback-governance’. It also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different scales, proposes the methods of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a research framework and scientific support for future urban physical examination research top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