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逐渐走向多元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扩展自身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外延,反思并重新认识自身的意义,成为了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世界越来越向着多样化、个体性、动态化发展,人们的空间行为决策、选择的差异与个性越来越明显,空间与行为的交互越来越强,为行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论文通过梳理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基础,提出行为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与内涵外延,并指出行为地理学已经呈现出面向动态人地关系、面向个体生活质量及面向社会可持续发展3个前沿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论文对行为地理学面临的方法论、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的挑战进行讨论,并展望行为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以期为中国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提供启示。
行为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因其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对人地关系的深入阐释而在20世纪70年代快速发展。但是,目前缺少关于行为地理学学科框架的系统界定,对于行为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独特性和学科分工的讨论尚不够深入,这既不利于人文地理学其他子学科的研究者正确认识行为地理学研究的价值,也不利于行为地理学者之间凝聚共识、构建学术共同体。恰逢中国行为地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之际,论文尝试进一步厘清行为地理学的学科特色与定位,在回应当前行为地理学面临的一些学科属性和理论路径选择方面的困惑的基础上,指出行为地理学的一些拓展路径。行为地理学兼具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的定位,其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了理解人地关系的个体视角、主观视角和过程视角;未来行为地理学应该在坚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立足尺度理论推动微观尺度研究与宏观尺度研究的对话整合,进一步拓展对行为的心理机制解释和相关因果机制的检验,并立足中国的地理背景加强中国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应用价值。期待更多学者积极投身行为地理学研究之中,共同推动中国行为地理学的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革命以来,人文地理学研究开启了微观个体视角的探索,逐渐形成了具备典型微观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的行为地理学研究。然而,当前研究对微观人地关系的探索仍然存在不足,理论上呈现宏观和微观尺度割裂的态势,已经成为限制微观人地关系理论发展和指导实践的主要障碍。因此,论文在总结当今行为地理学方法论进展的基础上,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梳理了区域主义、实证主义、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等不同理论思潮下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通过对比宏观和微观人地关系研究范式的差异,认为行为地理学研究范式具有探索微观人地关系的理论与方法论基础,可通过建立与其他研究范式的接口,立足人地关系研究微观化的基本内涵和目标,重构微观研究的人地观与方法论,并搭建从微观到宏观的跨尺度研究范式,以期为行为地理学和微观人地关系的发展给予启示。
行为地理学围绕空间与行为间的关系这一学科核心,不断完善理论基础、深化研究方法、拓展研究议题,逐渐走向多元化和社会化,发展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其理论、方法以及相应的成果也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中。论文首先对行为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的跨学科基础进行梳理,进而从城市规划与设计、移动性规划与管理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治理3个方面阐述行为地理学与不同学科相结合的应用,试图探讨行为主义思想对于地理学和相邻学科产生的影响,厘清围绕行为地理学开展应用研究的学科交叉脉络,进一步推进行为地理学的跨学科发展,探索未来的研究与应用方向。
全生态综合世界观和人地互动过程与复杂性的系统研究是时间地理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核心,也是行为地理学关于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构建的关键问题。企划和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是新时间地理学的最新发展。论文围绕企划—活动系统及其变化、企划交织下的活动系统与社会互动、企划实现过程中活动的地方秩序构建等3个方面对时间地理学理论发展和研究前沿进行综述,系统梳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出行、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学、康复医疗与健康、资源能源利用等领域的跨学科应用。未来呼吁更多学者关注时间地理学,积极开展跨学科应用和时间地理学创新应用的国际比较研究,将时间地理学的最新研究进展与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创新并发展中国城市研究的行为范式,丰富和完善中国城市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为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时间地理核密度估计是经典核密度估计(KDE)基于时间地理的一种扩展,主要是将标准核函数的定义域扩展至时间地理的时空可达域,以通过增强定义域在时空方面的物理意义来避免非零密度被分配到可达域之外的问题。时空可达域包括时空碟和由时空碟复合而成的潜在路径区域(PPA)。这2类可达域用作核函数的定义域能解决上述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基于时空碟构建的核函数能叠加成PPA上的概率密度,但敏感于时空碟的时间点。而基于PPA构建的核函数相较于理想布朗桥模型缺乏双峰特性,且也不能生成时空碟上的概率密度函数。因此,时间地理与KDE相结合的研究还处于应用前的理论探索阶段,论文的目标就是对这一进程进行梳理并引出未来的发展趋势。论文围绕时空轨迹不确定性量化这一目标,首先回顾了时间地理与核密度估计的不同功用,然后对两者相融合的意义、框架和模式进行了阐述。最后,认为时间地理的可达域代替核密度估计的定义域是改进时空轨迹不确定性测度的重要手段,但距离目标的落地还有一定的距离。
认知地图作为人对人地关系复杂系统进行抽象化和秩序化的内在表征,是个体空间行为决策、空间认知与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也是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论文通过CiteSpace文献学分析方法并结合经典文献回顾,从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认知地图1948—2020年共70余年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热点。研究认为,认知地图在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认知空间与城市意象、空间扭曲与空间偏好、空间知识与决策行为等方面丰富了地理学内涵。近期与地理学有关的认知地图跨学科研究出现3大转向：大数据时代重新定义认知空间与城市意象的数字转向,以特定群体或事件的空间偏好为切入点的情感转向,以第一人称视角解译空间知识与决策行为的神经转向。最后指出认知地图空间分析的地理学在跨学科融合发展中的角色与应用前景。
科技革命带来的数字化浪潮正在剧烈地改变城市经济、社会与空间系统,日常生活中也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数字化行为。尽管以行为地理学和时间地理学为基础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对这些新现象已经有较深入的研究,但仍然有较大潜力发展出新的框架与方法。论文在时空间行为研究制约的基础上,引入环境可供性以及动态交互等理论,从信息、主体及发生场景等维度分析了数字社会下时空间行为逻辑的重构过程,归纳了动态供给下的决策信息增强、他方为我背景下的主体增强以及行为发生的时空增强等机制。面向数字社会下人类时空间的变化,研究认为需要降低行为研究颗粒度,分析时空行为情境的动态性,探索支持时空间行为实现的场景设计,关注社会资源的时空间可获得性,提高数字社会下时空间行为的响应性。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对日常生活产生重要影响,而时间地理学及时应对了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向。论文梳理了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基本特征,包括破碎化、多任务与时空替代等方面。相关实证研究试图回答ICTs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日常生活,但是忽略了对其内在机制的阐释。时间地理学应对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最新研究包括理论扩展与可视化及分析工具发展等方面,这为理解与刻画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与有效工具。研究发现,首先,经典时间地理学的理论和概念可扩展应用于虚拟空间中的行为。时空间去耦合是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内在机制。其次,基于GIS开发了物质—虚拟混合空间行为的可视化和测度方法。最后,新时间地理学对日常活动复杂情境的分析直观揭示了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的时空去耦合机制与破碎化、多任务、时空替代等基本特征,并提出前后台活动、ICT介导的活动束、ICT介导的秩序口袋等理解移动ICTs影响下日常活动转型的创新概念。最后,以时间地理学为基础,提出以实虚活动系统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数字化转向研究框架,并从数字生活、智慧社会和安全城市等方面讨论未来研究议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建设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包括理论研究、社会空间分析、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比较研究等,形成了基于空间和基于人群的2种研究范式。但关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群体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仍然缺乏对空间与行为互动的内在因果关系的有效论证,迫切需要从地理空间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时空间行为入手,厘清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和作用机理。论文梳理了交通与社会排斥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式与测度方法,重点从时空间行为视角阐述了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研究的内在逻辑和实证结果,并结合中国实际,试图构建时空间和行为互动的交通与社会排斥研究框架,为消除交通维度的社会排斥障碍、建构多尺度社会融合路径、建设更为包容和公平正义的城市提供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持。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迅速发展,高铁站可达性与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关系逐渐成为学术热点问题。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论文首先系统揭示了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理论机制;然后通过构建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和高铁站可达性指标,并选取2010—2017年全国地级市数据,基于邻近矩阵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开展了高铁站可达性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空间分异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 全国层面,高铁站可达性显著正向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② 区域层面,高铁站可达性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对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影响则不明显;③ 时间维度,分2010—2014、2010—2015、2010—2016、2010—2017年几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高铁站可达性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2010—2017年的空间溢出效应开始减弱。优化新增高铁站区域布局、统筹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缩小的重要途径。
为了揭示城市暴雨内涝灾害对应急响应服务功能的影响,论文基于高精度城市洪涝模型(FloodMap)和增强型两步移动搜寻法(E2SFCA),对暴雨内涝灾害影响下上海市中心城区消防服务可达性进行精细化评估。研究结果表明：① 百年一遇暴雨内涝情景下,内涝最严重时积水深度超过50 cm的淹没范围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态势,淹没总面积约1.5 km2,可导致471条路段(约占路网全长5.11%)通行受阻。② 上海市中心城区消防服务可达性的空间差异比较显著,大体呈现出由黄浦江两岸向西北和东南方向递减态势,但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并不明显。③ 与正常天气条件相比,暴雨内涝情景下不可达单元(250 m×250 m)数量显著增多,夜间低峰、早高峰、白天平峰和晚高峰时段分别增加36.32%、35.89%、39.07%和32.01%;从暴雨内涝的过程(全程120 min)上看,在雨峰后半段((30, 45] min)不可达单元数量最多,消防服务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程度最大。④ 消防服务可达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高值聚集区(“高—高”型)主要位于黄浦江两岸以及浦西边缘地区,低值聚集区(“低—低”型)主要位于西北和西南区域,这2类聚集区呈“团块状”分布,而“高—低”型和“低—高”型集聚均不显著。⑤ 研究区内消防服务可达性与需求的空间失配现象(“低需求—高可达”或“高需求—低可达”)较为明显,而暴雨内涝会加剧空间失配问题。研究结果可为提升城市洪涝灾害管理与应急响应服务的精细化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作为组织结构复杂的开放人地地域系统,一直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之一。论文以2000—2020年相关文献为数据源,构建一套定量分析与定性认知相结合的文献分析判读体系,基于地理学视角从概念内涵、研究主题、技术方法等方面综述城市复杂性研究成果并开展讨论。过去20 a来,中国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逐渐从单尺度的格局、过程和机制研究转向于多尺度下复杂交互过程的集成与综合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城市设施网络、城市人居环境、城市经济活动以及城市空间治理4个主要主题,在数据方法上逐步转向于空间技术及社会计算支持下的全景式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撑的多维场景化分析。今后及未来一段时期,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复杂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及全周期信息采集能力,加深对城市生态经济体系的综合测度及监控,增强跨区域发展机制影响下的城市流空间研究。
从地理学视角理解干旱传播时空维概念内涵,沿着“概念界定—特征量化—过程描述”这条主线全面揭示干旱传播特征、模式与机制及其研究现状,对于深刻理解干旱发展始终全过程中干旱演变过程与驱动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首先从地理学时空完备性进行干旱传播概念界定;分析干旱传播的时空两维特征并归纳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探究干旱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并归纳出基于“特征—过程—机制”的干旱传播研究框架与展望。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并综述表明,干旱传播具有时空维概念与特征,其主要受下垫面因素(水系特征)、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土地利用行为)控制。目前,干旱传播主要集中于干旱传播时间维度上的滞后性特征及传播概率研究,在探索其空间维度特征、演绎干旱传播过程并揭示其驱动机制方面尚有不足。揭示气象干旱、水文干旱、农业干旱至社会经济干旱形成与演变的过程机制和规律是干旱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制定高效的御旱抗旱措施的首要前提,从地理学视角揭示干旱传播概念内涵并探究其特征与过程机制应是干旱研究的题中要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