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8 , 37 (12): 1597-160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12.002

专栏: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赵晓斌1, 强卫1, 黄伟豪2, 线实3*

1. 香港大学中国发展研究中心,香港 999077
2. 明德学院,香港 999077
3.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006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ZHAO Simon Xiaobin1, QIANG Wei1, WONG David Waiho2, XIAN Shi3*

1.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hina Development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Centennial College, Hong Kong 999077,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通讯作者:  通讯作者:线实(1984-),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治理、社会隔离,E-mail:geoshixian@gzhu.edu.cn

收稿日期: 2018-11-30

修回日期:  2018-12-15

网络出版日期:  2018-12-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香港研究资助局主题研究计划项目(T31/717/12R)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27)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赵晓斌(1957-),男,中国香港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研究,经济与金融地理,E-mail: sxzhao@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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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 ; 先进制造业 ; 全球生产网络 ; 金融与创新

Abstrac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s a new geographical concept arising from the enhanced cooperatio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Zone under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new global bay area, how to make a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neoliberalism framework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athway in line with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s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policymakers and planners need to think about.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xisting theori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regional growth pole theory, the cluster theory in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eory, this article seeks fo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ground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issu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n line with the existing advantag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pathway for the area, and argues that creating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indigenous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development priority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That is, through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u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ree tariff zone," the Greater Bay Area could first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cure a strategic position as an important regional hub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Second, the Greater Bay Area should also use its own strengths in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to develop China's innovation hub and glob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strong property rights, compliance, and rule-based economic system.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 finance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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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斌, 强卫, 黄伟豪, 线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12): 1597-160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12.002

ZHAO Simon Xiaobin, QIANG Wei, WONG David Waiho, XIAN Shi.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12): 1597-160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8.12.002

1 引言

“湾区”概念起源于美国旧金山湾。在历史的进程中,该地依托硅谷形成了汇聚科技、创业以及人力资本的全球化集聚港湾。如今,全球已先后形成诸如纽约湾、东京湾等世界级的湾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持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也逐渐成为了培育新兴湾区的承载体,以优良的贸易港湾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其中,珠三角地区依托珠江冲积形成的广阔平原与优良港湾,为新兴湾区的构建提供了卓越的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正式进入国家战略部署层面,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该区域则已成为地理学、经济学以及创新研究的新兴实践场所。然而,在现有文献中,尚缺乏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研究。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现有发展理论剖析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模式与成长路径,打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湾区战略规划是值得学界进行探讨的新议题。

粤港澳大湾区并不是纯粹的地理概念,也不是完全新兴的区域概念,而是在珠三角城市群发展基础上进行升华的一个多领域概念(Yang, 2006; Zhang et al, 2016)。本文对适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策略进行讨论,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粤港澳大湾区的适配理论框架

学界迄今尚无严格匹配的湾区理论体系,但可适用的发展理论却建树颇多。在早期的文献中,极化理论指出了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市场和要素禀赋中的位置差异问题(Storper, 2011)。Perroux(1950)、Myrdal(1957)、Hirschman(1958)和Friedman(1966)等的研究都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肯定,认为增长的涓流是随着经济增长从一些关键经济产业向落后的发展产业扩散的,并将空间引入了增长极的概念之中。这些增长极对区域腹地经济活动的辨证平衡决定了其最终影响。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或区域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的重要节点,关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或“全球城市区域”发展的学术争论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升温。根据Friedmann(1986)的世界城市假说,“世界城市”是跨国公司控制和连接正在建立的“新国际分工部门”的“指挥中心”。同样,Sassen (2001)将全球经济体系中具有指挥和控制功能的城市主要节点描述为“全球城市”。在Taylor(2001)先导性的互锁网络模型基础上,城市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和主导作用得到了确定,并且创建了在功能和关系方面上更为复杂的世界城市等级(Taylor et al, 2002; Taylor, 2004; Taylor et al, 2009; Lee et al, 2013; Taylor et al, 2013)。随着全球化进程变得更为明确,Scott(2001)特别突出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城市区的全球构建反映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如商业场所和生产网络的全球化、运输和信息基础设施的进步、资本的全球转移、在城市区域发展中引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以及越来越多且广泛的跨国经济活动等(Scott et al, 2001)。此外,Zhao等(2017)的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大城市在规模和数量上都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口将定居在特大城市,特别是那些位于全球城市地区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关于城市化研究的文献聚焦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以及“全球城市区域”,而对位于自然海湾地区附近的城市区域发展的考察与研究尚显不足(Koizumi et al, 2015; Walker et al, 2015)。

“全球城市区域”的兴起,引起了学界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对地理发展不均衡、集聚经济形成以及区域间和都市间经济极化表现等话题的关注,并特别关注发达国家的情况(Scott , 2001; Storper et al, 2002; Martin et al, 2018)。在全球范围内,为了解决地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尤为盛行,并主导着全球北部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然而,新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有限的政府干预和控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Stiglitz, 2002; Harvey, 2007)。由于采用了前苏联国家的休克治疗战略,许多国家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充分显示了金融监管不足的风险。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但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如量化宽松和巨额债务证券化,使希腊、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家经济可能濒临崩溃。新自由主义的功能失调明显地加剧了地区不平衡以及地区或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极化(The Economist, 2018)。

在微观层面上,一些研究者试图研究集聚是如何在特定区域或产业的内外部开始的。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所产生的两种外部性往往被认为是在知识生产和扩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类外部性是本土化经济(或专业化外部性),是在同一行业内的公司集聚时引起的,其好处主要表现为可在同一行业的特定企业集群中进行(Glaeser et al, 1992)。相反,另一种外部性是城市化经济 (或Jacobs外部性),强调产业多样性是创新的主要引擎。在特定的地方,所有商业活动的集聚将产生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一般优势(Jacobs, 1985)。

在两种外部性中,大量的研究考察了集聚经济的表现。一些学者认为,运输成本的降低(Krugman et al, 1995)、小而纯的随机事件(Krugman, 1999)、特定于行业的局部溢出(Ellison et al, 1997)、自然成本优势(Ellison et al, 1999)和工业的共同定位(Ellison et al, 2010)有利于集聚经济的形成。而另一些学者明确指出,关系资产的流行、非交叉的相互依存关系(Storper, 1997; Scott et al, 2003)、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以及嵌入特定地区的代理人和制度的相互联系网络可以促进动态外部性的产生(Amin et al, 1992; Cooke et al, 1998)。尽管学术观点多种多样,但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共识:更大的集聚导致积极的外部性,从而使大城市和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Duranton et al, 2001; Henderson et al, 2001)。此外,学者们还认为,通过降低跨区域环境和企业网络知识传播的障碍和成本,集聚可以带来更大的创新(Duranton et al, 2000; Storper et al, 2004; Wang et al, 2012)。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产品多样化和各种形式的生产系统已经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Storper, 1997; Beaudry et al, 2009)。

从宏观角度看,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学方法揭示了经济极化理论的探索路径。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区域间劳动力与资本流动的壁垒较少,要素流动和完全竞争因要素成本过高及拥挤,使得大区域规模报酬恒定或递减,最终的结果是繁荣扩散到其他地区;而通过地理上赢利企业和家庭的各种优惠、工资和福利,导致实际人均收入趋同或某种公用事业最大化(Glaeser et al, 1992)。然而,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给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见解。由于技术的飞速进步、贸易成本的革命性变化以及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动,规模经济主要体现在经济活动的区位集中度、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专业化以及其间的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等方面(Helpman et al, 1985; Krugman, 1991; Zhao et al, 2007; Zhao et al, 2012)。此外,Krugman等(1995)强调历史轨迹的影响可能是重要的。一旦一个集群建立了,就很难被夺走。更大的集群更有效率,因为有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更专业的高级商业服务供应和更密集的知识溢出(Moretti, 2012)。如果经济活动分布严重不均匀,那么强大的外部经济和体制能力的整合效应将加剧开放市场的两极分化(Storper et al, 2002; Iammarino et al, 2018)。

因此,许多全球化及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区域相对于较小的城市或区域获得了众多优势(Zhao et al, 2003; Zhao et al, 2017)。其中一个普遍的优势是对规模报酬递增的实现。一旦这些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MNEs)将其产品销往全球,它们就会在产品需求更旺盛、运输成本最低、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的地方建立生产工厂(Krugman, 1991)。此外,庞大而有效的劳动力供给,以及良好而充分的信息和运输基础设施的提供,是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必不可少的条件。大的城市地区能更好地提供基础设施、政策激励、高技能劳动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员,因为那里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Lucas, 1988)。大型城市企业规模效益的提高,也促进了企业自身的技术进步。正如Romer(1986)所言,资本存量投资产生知识溢出,通过外部性效应,技术进步成为特定城市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过程。由于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和城市群的鼓励,因此强调技术发展的公司更倾向于选址于大城市(Storper, 1997; Martin et al, 1998)。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生产规模,提高盈利能力。因此,大城市是通过地方化和城市化经济而产生一系列协同效应的活动集群。

与此同时,金融产业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对城市发展产生显著影响,提高了城市区域的竞争力。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在积极寻找全球低成本的金融资本,寻找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市场(Zhao et al, 2004; Zhao, 2013)。金融公司大多希望集中于主要客户的总部附近,而主要客户可能会选择资金来源附近,因此,许多跨国公司总部及高端金融和生产者服务业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大城市地区,而非小城市(Sassen, 2001; Scott et al, 2001)。由于许多大城市地区大型跨国公司对土地和建筑物的需求不断增加,金融产业集聚盛行,这也加快了房地产的集聚(Porteous, 1999)。

正是由于这种协同效应,许多全球领先企业可在全球基础上与这些大城市区域共同协调生产网络,特别是在中国(Wang et al, 2016)。全球生产网络(GPN)的竞争动态可以表现为与全球生产系统复杂的产业联系、外资本地化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本地产业的升级和多样化(Henderson et al 2002; Coe et al, 2004; Yang, 2012)。此外,跨国社区的出现、产业组织的变化以及国家和机构的倡议,可促进地方和区域行动者与全球公共网络的主要公司进行战略结合。这些战略耦合过程和机制也可以通过国际伙伴关系、当地企业的自主创新以及国家机构建立的生产平台而实现(Wei et al, 2007; Yang, 2007; Yeung, 2009)。加之先进生产者服务网络的全球化效应,则可通过大城市地区的高附加值与先进生产者服务提供商来促进GPN的建立Taylor et al, 2012; Zhang et al, 2016)。由于生产系统网络错综复杂,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者服务公司,金融部门重要性的提高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提升了城市区域的竞争力。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积极寻求全球低成本的金融资本,并寻找流动性最强的资本市场(Zhao et al, 2004; Zhao, 2013)。

通过上述分析,可梳理出适配大湾区发展的理论线索,包括增长极理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与“全球城市区域”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以及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基础离不开以上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这些重要的理论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形成,但将其直接应用于融合了不同制度与体制的粤港澳大湾区并不完全可取,亟需通过辨证的视角,识别能用于新湾区理论构建的思想,并将其从新自由主义的内核中剥离出来。同时,探究粤港澳大湾区自身的区域特性对于理解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概念以及对于寻找构建适配的新理论亦显得格外重要。因此,本文首先将从探讨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出发,聚焦其区域特性,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从制度、创新,以及融合发展等视角进行分析。

3 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特殊背景下提出的政策性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探讨,本质上离不开对珠三角这一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内外部条件下不同发展路径导向的分析。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依托优良海湾对接全球高端网络,作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带一路”应发挥活力与潜力的区域性枢纽。该区域在先进制造、创新与知识经济、高校及研究机构、人才资源等多方面已具有独特的突出优势,尤其又叠加了“一国两制三关税”特殊的区域体制背景,形成了这一地区独特的区域优势,以及粤—港—澳间多方合作的诉求。而这些内容正是这一区域战略定位的优势所在与有针对的创新之处,同时,也恰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应聚焦的独特概念内涵。

3.1 产业升级与先进制造业崛起

珠三角地区历来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改革开放后,依托香港及东南亚的产业转移积累了强劲的资本与技术基础,伴随有效对接国际领先资源的联系通道效应,珠三角在过去的30多年中制造业发展迅猛,并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驱动、科技驱动的升级转变。如表1所示,2015年珠三角现代产业增长迅速,其中先进制造业增加值达12561.5亿元,在工业中占比达53.0%,较2012年增长29.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7116.99亿元,占工业比重30.1%,较2012年增长36.7%,无论从工业占比还是从增长率上来看,珠三角均引领全国,其中尤为突出的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等(表2),以及电子产品出口总值(图1)。涌现出一批诸如华为、中兴、美的、格力、大疆、腾讯等的优质企业。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 (①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c/2018-07/19/content_311045.htm.),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达到20家,其中现代制造及先进技术产业占比30%,远超过长三角的15%及京津冀地区的23%。伴随着自主制造能力与创新竞争力的逐步提升,珠三角的先进制造业引领全国,产业呈现出不断向现代化、高级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升级,并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原生性发育潜力。因此,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与先进制造业优势构成了大湾区独特湾区优势的第一重内涵。

表1   主要地区现代产业增加值及其占工业比重

Tab.1   Value added of modern industry and its share of industry

珠三角北京上海
2012 20152012 20152012 2015
先进制造业/亿元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9668.83
(51.9%)
12561.56
(53%)
1396.1
(7.81%)
1681.3
(7.31%)
高技术制造业/亿元
(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5211.67
(28%)
7116.99
(30.1%)
3031.6
(19.44%)
3499.4
(20.05%)
6824.99
(21.4%)
6809.93
(21.7%)

数据来源:历年广东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表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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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珠三角先进制造业产值/亿元

Tab.2   Output valu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Pearl River Delta/100 million yuan

行业2010年2015年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5061.541203.2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8573.0829463.6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8819.6511532.47
仪器仪表制造业1372.56814.82
专用设备制造业1307.202191.89
医药制造业639.591026.73
合计(占工业总产值比重/%)35773.62(49.61%)46234.84(45.48%)

数据来源:历年广东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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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2015年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的电子产品出口总值
来源:2005-2015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

Fig.1   Total export value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n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2005-2015

3.2 科技创新、知识经济优势凸显

在中美贸易竞争的大环境下,全球供应链正重新架构,在这种挑战之中,科技创新愈发成为关键所在。近年来,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目标下,大湾区城市对科技创新愈加重视,不断加强研发(R&D)活动的资金与人力投入,大力鼓励自主研发和创新,通过资源的高效集聚与共享流通,促进湾区R&D价值向产出端转化,知识经济优势日益凸显。

数据显示(表3),2017年广东省R&D经费投入2343.63亿元,同比增长15.2%;R&D活动人员87.99万人,同比增长19.7%(②http://www.gdstats.gov.cn/tjzl/tjkx/201807/t20180725_403281.html),均位居全国各省区首位。纵观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虽然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在R&D资金投入上表现较为突出,但近年来增速不及广东省;而北京市、天津市的研发投入力度虽然居于全国前列,但与河北省的差距巨大,城市群的融合发展存在较大的阻碍。从科技成果的转化来看(表4),2017年广东省专利申请量达62.78万件,专利授权量达33.26万件,均居全国首位,其中深圳市的专利申请(授权)量直逼北京、而广州直逼上海。若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计,粤港澳大湾区较长三角及环渤海地区引领优势明显(图2)。大湾区科技创新、知识经济优势的日益凸显得益于区内高校林立,科研机构众多,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加之港澳作为对接国际前沿社会的重要节点,使得活跃于全球社会的创新资源在此高度集聚,经由科学发明、先进智造而产出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与高效的应用价值,培育出具有国内外重要影响力的知识经济产业基地。并且,随着这一区域自主研发能力的逐渐提升,带动了整个大湾区的创新协同建设,使其科技创新与知识经济优势进一步凸显,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湾区优势的第二重内涵。

表3   R&D资金投入(内部经费支出)

Tab.3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capital investment (internal expenditure)

2010年/亿元2010年占GDP百分比/%2015年/亿元2015年占GDP百分比/%2015年比2010年增长/%
广东省808.751.741798.172.43122.34
广州118.771.11209.801.1676.64
深圳333.313.41732.394.18119.73
香港182.700.76
澳门
上海481.702.76936.143.6594.34
浙江省494.231.781011.182.36104.60
江苏省857.952.101801.232.57109.95
南京75.091.50136.831.4182.22
杭州101.831.71302.193.01196.76
宁波85.701.66177.852.22107.53
北京821.805.691384.005.8468.41
天津229.562.49510.183.08122.24
河北省155.400.76352.101.18126.58

数据来源:历年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河北统计年鉴以及香港统计年刊;—表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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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17年全国部分省区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

Tab.4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nd patent granted of selected provinces and areas of China, 2017

专利申请量/件专利授权量/件
广东省627834332652
浙江省377115213805
江苏省514402227187
河北省6128835348
广州11857560270
深圳17718494292
香港39072888
澳门206139
上海13174072806
南京7559132225
杭州7593842311
宁波6210436993
北京185928106948
天津8699641675

数据来源:国家专利统计年报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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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2016年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情况
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来源:2009-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

Fig.2   Number of valid patent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above designated size in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2008-2016

3.3 新经济与贸易竞争背景下大湾区内生竞争优势潜力的形成

对于珠三角而言,诚然其外向联系一直是这一区域的优势所在,也应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政策概念导向下应延续的竞争优势,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的新经济背景下,尤其在中美贸易竞争的大环境下,外源性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制约,相应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一方面是企业层面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也关乎国家层面的经济贸易安全。而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优势也呈现出由外生向内生转化的潜力优势。首先,这种内生性的潜力优势表现在产业层面上:随着珠三角从过去的“三来一补”模式向如今自主创新驱动的现代制造业引领者转型,在其外源性优势的促进下,这一区域表现出愈发强劲的原生性发育潜力。其次,在企业层面上正如,Rondinelli等(1997)所指出的,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该地企业的本土化程度,这是因为当危机到来时跨国企业可能由于投资环境的变化改变其投资战略而随时撤出,但本土企业往往更愿意留在当地与地区共渡难关。如前所述,粤港澳大湾区正涌现出一大批优质的本土企业,一方面将市场从本土向外扩展,在全球新经济产业格局中成为愈发重要的中国力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这一区域内生竞争优势的形成。此外,在金融建设上,广东省通过南沙、前海、横琴三个国家级平台的建设,使得港—深—穗共同组成超级极,共同打造这一地区的新经济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依托珠江湾联结珠三角与港澳地区,与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不同的是,其中“一国两制”、“三关税区”的体制背景差异孕育了错综复杂却又活跃丰富的新经济与科技创新发展环境,在新经济与贸易竞争的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湾区内生潜力优势,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湾区优势的第三重内涵。

因此,基于以上理论和现实的梳理,在特殊的宏观政治与经济背景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战略定位应是凭借其原有的外源性优势,通过粤港澳三地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达为: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此外,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进行“一国两制、三关税区”通力合作,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在规则建设、市场经济等方面利用香港和深圳的示范性优势,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这不仅符合这一地区独特的发展路径、顺应其内外部发展条件,也与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政策性概念对于湾区内部粤—港—澳间合作促进的导向相吻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主体、以法制为规则导向的体制的打造。

4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产权制度,促进合规和规则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新自由主义思想已成为地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广泛讨论的话题。然而,学界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并不清晰,甚至有一部分西方学者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进行杂糅,试图证明中国选择性地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选择性地将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观点与中国类似的发展现实连接在一起,但并未考虑到中国独特的社会实践与政治策略。

西方国家在近几十年中以该思想制定了一系列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过去的许多研究显示,透过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全球性产业转移,使得全球经济呈现出一定的均衡化趋势。然而,在更为精细的空间尺度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大量基于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事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同时也导致区域发展失衡与社会极化等内部负面效应(Stiglitz, 2002; Liu et al, 2016)。一些西方学者也逐渐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核,是为解决西方国家的滞涨危机而定制的,该理论在处理凯恩斯主义政策遗留问题同时,也为新的矛盾埋下了种子。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及金融资本自由化,使得西方国家依托资本攫取利润的本性进行全球化扩张,并促使西方的企业家们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向。由此促使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不断寻求Harvey所说的“空间出路(spatial fix)”(Harvey, 1975; Harvey, 1981)。根据Harvey的研究,国家的政策取向作为空间出路的闸门,把持着资本在全球化扩张中的动向。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政府一味的自由化政策,并未正确引导资本,直接导致了资本一味满足空间扩张的需要,而非满足发展的核心需求,造成了严重的全球发展不平等。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更为先进的全球化方案,从解决全球化的外部性入手,探寻新的治理模式,引导资本与人民的现实需要相匹配,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Liu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8)。因此,在进行粤港澳湾区的发展理论研究时,既要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又要与新自由主义中的体制性优点结合,并在实践中采取合理的治理手段为资本寻求符合现实需要的空间出路,以实现更为长远的发展目标。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产权制度进行深刻理解十分重要。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帮助降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成本。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产权制度的不确定,微观主体利益界限模糊,直接导致了潜在的社会交易成本过高,经济效率低下以及物质资料短缺。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合理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促进要素在市场间的流动,实现高效配置(洪银兴, 2018)。因此,制定符合发展要求的产权制度应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主要政策愿景。

明晰的产权制度,建立规则导向经济(rule-based economy)和合规(compliance)企业行为是大湾区至关重要的体制建设。没有这一体制和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大湾区难以成功。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系,需要政府调整其角色定位和行为模式,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成为市场的保护者而非竞争者。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和更为活跃的私营经济。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应通过完善市场经济的法治氛围来明晰产权界限,树立明确的市场规则,为湾区的集聚发展打下制度基础。在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与完善法治的市场经济方面,香港能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有效参考样本,尤其在市场经济,诸如合规、问责、反腐以及治理等适配湾区整体发展的有益经验方面。

5 立足先进制造业,完善产业链升级转型,成为全球供应链重要枢纽

虽然许多特征显示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知名湾区的相似性,但其内在的成长却有着不一样的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可看作是以制造业与出口贸易深化协作为基础,打造金融、科技以及创新增长极的新尝试。不论从人口还是国内生产总值上,粤港澳大湾区都远超其他世界级湾区,这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加工制造能力和密集的劳动力集聚。在诸多的未来实践中,新工业革命最符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诉求。

2018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提出,在新工业革命中壮大世界经济新发展和新动能的理念。在科技不断延伸的今天,一味地追求效率不再是新工业革命的目标。如何通过创新使得工业的生产变得高效与灵活,成为当下中国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而粤港澳大湾区则是最具有前景的试验田。大湾区拥有非常齐全的产业链与优良的贸易港湾,成为其核心竞争力。珠三角庞大的城市群,为大湾区输送了优质的人才与资本,也形成了许多巨型城市,为湾区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初期成长过后,整合并完善整个湾区的制造业生态成为当前湾区培育的重中之重。在特殊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与外源性优势受限的制约下,制造业是整个湾区发展的根本。中国正面临艰巨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短板是本土内生型增长模式的不足。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关注的重点应聚焦于如何引领全国发展模式的转型,探索出一个原生型、本土化的创新与增长模式。与以往的路径不同,这种转型不完全是外向型的,而是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以现代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创产业更新换代、平衡外生与内生的关系,成为真正的创新制造大国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

而在这一层面,德国的工业发展路径与日本东京湾的港口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创新为德国长期的工业领先奠定了基石。熊彼得的创新理论认为(Schumpeter, 1911),科技驱动创新以创造性破坏的方式展现出来,而这种创新与变革的过程离不开科研与教育的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东德与西德统一后,由于德国东部的经济发展远落后于西部,因此政府制定了一套长远的东部发展规划,并以市场经济对东部的教育科研机构进行重组,使得德国的东西部地区在科研领域逐渐走向统一。而在创新发展的路径上,德国选择了集群式创新促进东部的区域增长。德国于1999年在东部施行了创新区域(innoregio)规划,试图通过创新网络激发企业的创新发展,并加速东西部创新集群主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陈强等, 2011)。该方案极大地提升了德国的工业创新能力,并推动了东西部的协调发展。同时,在不同的德国城市中,各个城市及乡镇集中发展独特的制造产业,以达致互补效应(Brenner, 2006)。而粤港澳大湾区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如何通过构建集群创新来协调大陆与港澳地区的创新合作,就成为需要不同集群主体进行共同协调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集群创新不是无目的的,过度泛滥的集群策动会导致政府资源的浪费,通过有效的规划,对创新网络进行统筹管理,能够有效避免这一问题。日本的湾区实例则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分工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模式。东京湾通过统筹规划,已经形成了鲜明的分工体系。一些小的地方港口逐渐演化出区别于特大港口的独特职能,如千叶港主要负责能源输入,而木更津港则负责旅游与地方服务。这使得东京湾形成各具特色的港口群,协调了各个港口之间的发展,并使得区域内部的发展与港口分工相匹配,演化出良好的区域集聚模式。这一模式,同样也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拥有许多优良的港口,可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基础。然而,如何确定各个港口独特的湾区职能,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框架,成为更有效地促进湾区制造业腾飞的焦点。

6 利用香港优势,打造世界级“广—深—港”金融与科研创新走廊

在特殊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下,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失灵问题提供了新方案和新理念,并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在中国构建新的治理策略的大环境下,改革以往的工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成为至关紧要的任务之一。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探索新工业革命的先锋,亦应是中国对外引领世界工业格局重构的先锋。然而,2018年中美产生贸易摩擦,国际关系发生剧变。受此影响,中国多项出口贸易下降。这对以出口加工为导向的中国工业影响颇为强烈,尤其是在高精尖的工业领域,许多与芯片、半导体等业务相关的企业都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因此,在外源性优势受限的局势下,在新国际贸易秩序下的湾区发展中,香港可成为平衡外源性优势与内源性优势转变的缓冲地,并成为中国新一轮成长的引领者。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应着重关注区域发展模式,尤其是创新对于区域发展转型的影响作用。许多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经济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在讨论区域发展时,应当选择合适的路径以解决当前的发展模式锁定问题。在大湾区的视角下,如何承接海湾的港口优势、利用庞大的人力资本与创新资本、从外源式创新转型至内源性创新,是需要研究的重点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香港能够提供制度与创新上的便利。在法律制度以及金融领域方面,香港能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转型提供符合国际要求的制度规范。采用欧美法系的香港,能在国际化的法律框架内,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内源性创新成长的制度环境,这对于那些涉及对外合作的创新活动显得尤为重要。在制度层面,香港能够通过大湾区建设这一契机,成为规则建设、市场经济等制度的优秀示范。在金融层面,联系汇率制度、完备的股票市场以及成熟的金融监管制度,使得香港可成为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制度培训学校。香港政府独特的中介模式,也为大湾区其他地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出色的治理经验。此外,在大湾区中有许多优质的教育科研资源,可以进行多领域合作,共同打造中国的科创中心和全球金融中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真正核心是融合、创新而非单纯模仿。香港在金融制度上虽然具有独特优势,但在科技与工业层面上,由于香港长期的产业转型使其缺乏足够的地理空间与人文空间,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科技创新活动。在这一状况下,加速粤港澳大湾区走向融合、培育打造协同创新的金融科技增长极显得尤为必要。如何将香港的法律、金融与治理经验融于大湾区的科技、工业与制度实体,应是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着重探索方向。

具有良好法治基础的地区,往往能够吸引大型的金融公司进入,加之完善的金融监管,能帮助资本流入实体经济内部。因此,每个区域的经济中心,实际上都是金融中心。为此,需要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一个可持续的金融制度生态,让企业能够在大湾区内部公平竞争,并在大湾区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稳定的金融支持,形成绿色、包容的营商环境,真正促进三地企业间互相学习、互动以及合作。

在打造金融科技增长极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真正核心应当是人,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充分激发三地潜能,促进区域发展。珠三角地区常住人口近5720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4.2%,却为中国贡献了约9.2%的国内生产总值。适宜的湾区发展理论应强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粤港澳大湾区庞大的城市群和多样的产业分布培育全球创业网络的重要节点,并进一步加速人力资本集聚。为此,需要在粤港澳湾区内部指定人才政策的引导目标,即加速推动外源性创新向内源性创新转变。关于创新,首先应明确研究知识学习(STI)与经验学习(DUI)两种不同的创新模式(Parrilli, 2016)。在一些经济理论中,一般认为,研究知识学习对应一些复杂的、需要深入思考的创新活动(Romer, 1986; Lucas, 1988);而经验学习则对应那些来自经验的、潜移默化的创新活动。这分别对应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两种创新模式。因此在产业发展策略上,兼顾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必要的。因此,需要先确定制造业在湾区发展策略中的主导地位,将研究知识学习创新模式内化至新工业体系中,并以制造业集聚打造实用型科技人才培养基地。而在虚拟经济方面,仅机械地引导人才流入是不够的,应顺应经验学习创新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与科研制度。在这方面,香港拥有多所世界级大学,能与湾区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地合作、加速成果转化,并帮助湾区成为世界级的人力资本集聚中心。此外,许多研究强调了研究知识学习与经验学习的协同效应。因此,以有力的政策引导产学研相结合,打造汇才、聚才的人才培育港湾,应是当前湾区内部的迫切任务。

7 结论与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新的政策概念可理解为在珠三角地区特色的发展路径基础上,为应对新的内外部条件而提出的新的发展路径导向。一个地区的发展必须依赖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外向联系一直是珠三角区域的优势所在,然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在中美贸易竞争的大环境下,外源性优势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制约,因此平衡外生与内生优势已愈发重要。

如前所述,制造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根基,是整个大湾区发展的战略基石。大湾区内部已有较完整的制造业链条并在进行产业升级,先进制造业正日益崛起,科技创新、知识经济优势不断凸显,在新经济与贸易竞争背景下的内生竞争优势潜力正逐步形成,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独特湾区优势的三重内涵。其中,大湾区的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全球供应链环节是其地区优势形成的根本;科研、金融固然也重要,但其更主要的目的是为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服务;其后才是地区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的研发、创新和世界级金融服务业中心。但其工业的创新路径和制造业的集聚模式都尚有提升的空间。当前大湾区在AI、机器人、智能制造方面有着领先的科技创新技术,若能充分利用香港先进服务业和充足的科技人才优势、附加珠三角强大的生产制造与科技创新能力,对于发展本土的创新土壤、从源头创新入手促进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创新中寻找新的发展至关重要。广州、深圳、东莞都位于广东的出海口位置,加强港—深—莞—穗的联系与创新走廊建设,将有利于打造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外企引进的重要平台。而从大湾区内部要素流动来看,若能进一步加强内地和香港在软环境方面的对接,例如金融、税收政策等,将进一步促进在适宜的科技创新及产业驱动下人力资本的集聚和新兴全球创新产业链的打造,并最终聚焦于大湾区人与区域的和谐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整合粤港澳三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强三地联动,不仅能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兴产业发展创造适宜的生长土壤,也符合粤港澳大湾区这一政策性概念的地区合作导向。

综上所述,符合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内涵与政策性导向的焦点在于如何协调“一国两制、三关税”的制度框架与法律体系,促进粤—港—澳间的多方合作,打造以先进制造业、现代制造业为根本的新全球供应链环节,实现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内生性竞争优势,从而探索得出符合实际、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港澳两地先进的治理经验相融合的发展方案,促进生产要素在湾区内外部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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