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17 , 36 (2): 159-17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3

研究论文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

冯健1, 林文盛2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广东 深圳 510085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old town residents in Suzhou

FENG Jian1, LIN Wensheng2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College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Guangdong, China

版权声明:  2017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57, 4097108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冯健(1975-),男,江苏沛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E-mail:fengjian@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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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老城衰退邻里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的调查,发现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存在环境类型、空间类型、更新类型和人群分异。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影响,其中城市历史社会空间结构奠定了城市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具体设施条件受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原本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了居住满意度,减少了脱贫机会。从微观社区尺度研究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不仅能加深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更新规划和扶贫策略。

关键词: 新城市贫困 ; 老城衰退邻里 ; 居住满意度 ; 居住环境 ; 社会网络 ; 苏州老城区

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s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economy have experienced a great transformation.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is intensified and the new urban poverty phenomenon concentrates in specific population and space. Declining neighborhoods in old towns are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reas of urban poverty.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in six typical neighborhoods in the old town of Suzhou City, satisfaction level of the residents about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s higher tha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in the southern traditional city center commun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rth. Higher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can also be expected in communities with renovated housing and infrastructure but old residents than that without modification or experienced a destruction of the original stable social network contact. With a strong sense of loss and low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low-income local residents who are relatively deprived of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ity are easier to involve in conflict with migrants.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housing conditions, community environments,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ies, and social contact. The pattern of urban historical social space sets the foundation of the urban environment. Time since being built, maintenanc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renewal opportunities affect the condition of specific community facilities. Population replacement caused by urban renewal, emigration or death of local residents, and migrant population will reduc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opportuniti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igh density of population makes neighborhood disputes more likely and the high homogeneity of the place is conducive to community harmony. Research on community scale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neighborhoods in old towns not only can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new urban poverty, but also benefits urban renewal proces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imed at these areas.

Keywords: new urban poverty ; declining neighborhoods in old town ;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 living environment ; social network ; old town of Su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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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 林文盛. 苏州老城区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J]. , 2017, 36(2): 159-17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3

FENG Jian, LIN Wensheng.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clining old town residents in Suzhou[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2): 159-170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7.02.003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经历了巨大转型,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生了深刻重组,出现了许多新的城市空间问题,居住分异加深背景下的新城市贫困问题(贫困与低收入住区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魏立华等, 2010)。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中国农村和城市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城市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却在不断增加,并且在特定社会群体和城市空间上集聚(袁媛等, 2006)。在岗低收入者,下岗、失业和无业人员,离退休人员和农村流动人口是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绝对主体(何深静, 刘玉亭, 吴缚龙等, 2010a);新城市贫困空间上主要在老城衰退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和城中村聚集(Wu, 2004; 刘玉亭, 2005; 刘玉亭等, 2006);基础设施不足且老化的老城衰退邻里是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和无业人员以及流动人口的混合聚居区,退化的工人新村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后数以万计下岗失业工人的聚居地,而城中村则吸引了大量农村移民(何深静, 刘玉亭, 吴缚龙等, 2010b)。

新城市贫困现象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由于市场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欧美发达国家收紧福利政策,企业外迁,大量本地劳动力失业并陷入贫困,由此产生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在业低收入、无社会保障、种族分异和新移民的贫困问题被称为新城市贫困(Silver, 1993)。与丧失劳动能力,完全无经济收入的绝对贫困不同,新城市贫困是一种“相对贫困”。国外学者研究表明,近年来西方新城市贫困现象呈现总量增加和空间扩张趋势,不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位化特征,而且在贫困居民中形成贫困文化,出现贫困代际传递特征(Marcuse, 1996; Small et al, 2001; Wilson, 2012),对城市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Wagmiller, 2007)。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城市贫困问题的宏观空间分布、演变,形成机理和影响(袁媛等, 2008; 刘玉亭等, 2009; 石莹怡等, 2011; 袁媛等, 2015; 袁媛等, 2016),以及中国城市贫困与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袁媛等, 2009; 袁媛等, 2010)。在社区尺度的研究上,袁媛等对大城市低收入邻里进行了社会贫困测度(袁媛等, 2012);吴缚龙等对比了南京传统城市地区不同更新程度对社区建成环境和邻里社区交往的影响(Wu et al, 2005);何深静等研究了广州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和商品房小区迁居后的居住满意度、迁居意愿和影响因素(何深静等, 2014)。另外,就居住满意度而言,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住房和社区宜居性的综合评价,与预期居住条件的差距越小,居住满意度越高(Galster et al, 1981)。已有研究表明,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个体和家庭属性、住房、居住区特征等因素影响(Dekker et al, 2011)。湛东升等(2014)对北京居民的调查发现,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是影响居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且显著性逐渐递减;刘志林等(2015)以北京中低收入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Forrest等(2007)认为,城市更新改造将破坏旧城区的社会网络,影响居住满意度。总体上看,目前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研究主要以宏观尺度为主,缺少针对某一特定新城市贫困区域从微观尺度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结合居住满意度开展微观社区的新城市贫困现象研究。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取苏州市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式探究老城区面临的问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逐步引入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作为自变量,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老城衰退邻里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今后老城区更新改造的规划建议,为理解新城市贫困现象以及社会空间视角下的老城区更新改造策略提供一个重要案例。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在苏州的规划中,一般称1990年以前的城市建成区为“老城区”,大致范围为东西南北环线以内的范围(图1)。将护城河以内地域作为“古城区”,是苏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干将路为界,北部传统上是中下层民众聚居区,南部则是官僚富商集中居住区。按照周一星(2010)的界定,中国城市的“老城区”是指建国前夕的建成区或老城墙所围地域,因此苏州规划中的“古城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城区”。本文“老城区”采用周一星界定的方法,将苏州规划中的“古城区”作为“老城区”。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州开始全面保护古城风貌,加快外围新城建设,大量公共资源和企业向外疏解,但是老城区仍面临着低收入人口集聚、人口密度过高、公共资源布局不合理、外来人口涌入和居住环境恶化等问题。

图1   被调查社区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surveyed neighborhoods

2.2 数据来源

2014年11月,以“居住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为主题,选取苏州6个典型老城社区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共发放问卷350份,回收有效问卷324份,有效率92.57%。问卷根据居委会提供的住户信息利用等距抽样进行入户调查,如无人在家则选择隔壁住户进行访谈。为了保证能够访谈到有全职工作的年轻居民,问卷调查分别在工作日和休息日进行。

选取的6个调研地尽量覆盖老城所有社区类型。北园、阊门和历史街区社区分别代表了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工人配套居住区、衰落工商业区和历史街区,这3个社区都没有经过系统改造。桂花社区代表了1990年代建设的工人新村,道前社区是部分改造的历史街区,定慧寺社区则是完全改造的历史街区。这些社区不仅人口密度高、人户分离严重、低收入和老龄人口比例大,而且建筑老旧、配套设施不足、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表1)。

表1   调研社区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surveyed neighborhoods

调研社区发放问卷/份实际常住人口/人人口密度/(人/km2)人户分离比例/%流动人口比例/%享受低保人员比重/%老龄化程度/%
北园社区5544001100055.5645.452.5027.03
阊门社区5868432073650.0056.163.5024.38
历史街区社区5285001875032.5026.672.2223.58
道前社区5548202957025.0043.570.8116.99
定慧寺社区5250001666621.1925.620.2222.00
桂花社区5248581619319.2430.880.06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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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样本属性

根据苏州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2),苏州老城区女性居民(51.60%)略多于男性居民(48.40%),以本地户籍人口(82.76%)为主,教育水平以初高中为主(61.50%)。除25岁以下人口比例(24.97%)外,老城区人口特征与问卷样本属性基本一致,说明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下根据样本数据总结苏州老城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揭示老城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表2   样本属性

Tab.2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属性分类样本比例/%老城区比例/%属性分类样本比例/%
性别47.1351.60>6091元6.57
52.8748.40住房类型单位分配17.95
户籍本地户籍87.2382.76回迁房2.56
外地户籍12.7717.24租户29.17
年龄<25岁4.4624.97自购房产46.15
25~44岁37.5826.08其他4.17
45~59岁35.6724.80就业状态/职业下岗或失业7.10
60岁及以上22.2924.15兼职或零散工作6.48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5.966.06离退休38.58
初中24.1429.55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4.58
高中(含中专、技校)37.3031.95国有企业14.74
大专19.1218.26民营企业13.74
本科及以上13.4814.18外资/合资企业3.78
居住时间半年以内1.59个体6.37
半年~2年6.37其他(如家庭主妇、学生等)4.63
2~5年7.96就业地姑苏区80.19
5年以上35.67虎丘区1.89
一直在此居住48.41吴中区4.72
人均月收入*<750元4.15相城区0.94
750~2750元55.02苏州高新区4.25
2750~6091元34.26苏州工业园区8.02

注:*表示750元是苏州市2014年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低于这一标准意味着陷入绝对贫困;2750元是2014年苏州市申请保障性住房标准,750~2750元属于相对贫困区间;6091元是苏州市2014年人均月收入,因此2750~6091元为中低收入水平,大于6091属于中高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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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老城区居民主要由中下层原住民构成

受访居民以本地户籍人口为主,居住时间长,老龄化严重,受教育程度低(表2)。受访居民中本地户籍居民占大多数(87.23%),略高于老城区82.76%的水平。当然近年来随着原住民持续迁出和外来人口涌入,老城区外来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大多数居民居住时间都在5年以上(84.08%),有将近50%的居民一直在此居住。此外受访居民老龄化程度严重,60岁以上受访居民占22.29%;2/3左右居民只有中学以下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居民仅占13.48%。

受访居民收入水平偏低,住房私有化程度不高。本文参照苏州市实际情况将受访居民分为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中低收入和中高收入4种情况。按此划分标准,有4.15%的受访居民陷入绝对贫困,而全市只有0.65%;有55%的人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这个结果可能是受受访者有意隐瞒个人收入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城区居民的贫困状态。同时受访居民住房拥有率不高,不到50%,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单位分配的福利房。

2.3.2 就业问题突出,但职住相对平衡

受访居民失业率较高,且有大量离退休人员,就业部门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的服务业,但职住相对平衡(表3)。如果算上兼职和打零工的就业者,样本中有13.58%的人处于失业或下岗状态,远远高于全市1.92%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同时样本中还有高达38.58%的离退休人员;除了5%左右的人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外,将近1/3的受访居民在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就业,这些企业一般是低收入的服务业部门,如环卫、纺织、餐饮、超市等,经济效益较差,就业岗位不稳定,在外资或合资企业上班的人占比不到4%;就业地点上,80%受访居民选择老城区,并在街道尺度内实现职住平衡。

表3   受访居民主要就业地分布

Tab.3   Main working places of the surveyed residents

调研社区主要就业地比重/%
北园社区平江路街道84.85
阊门社区平江路街道60.61
历史街区社区平江路街道60.00
道前社区沧浪街道77.78
定慧寺社区沧浪街道84.62
桂花社区沧浪街道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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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模型及变量选择

借鉴已有研究和对苏州老城社区的前期调研,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受访者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性质、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回归分析的因变量为居民总体居住满意度,分为1~5级,级度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为探讨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将受访者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住房性质(是否属于回迁房、是否拥有房屋产权)设置为控制变量,再逐步引入4个自变量。其中住房条件是受访者对住房面积、住房质量的评价得分均值;社区环境是受访者对社区治安、绿化、社区服务、卫生条件、物业管理的评价得分均值;配套设施是受访者对社区交通、市场商业、学校托幼、康乐设施的评价得分均值;社会网络包括受访者对邻里关系的评价、在社区内能叫得上名字的邻居的人数(交往规模)以及交往深度加权得分,交往深度根据由浅到深,权重逐渐增加,碰到邻居经常会打招呼(0.1)、经常去邻居家串门(0.15)、希望有新邻居搬进来(0.2)、逢年过节会互送礼物(0.25)、经常和邻居一起家庭出游(0.3)。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纳入回归模型。本文所用变量及定义见表4

表4   回归分析模型的主要变量及定义

Tab.4   Indicators and criteria for the evaluation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变量性质变量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个人社会经济属性性别受访者性别
户籍分为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
年龄受访者年龄,分为4档
受教育水平受访者受教育程度,分为5档
收入水平受访者个人月收入,分为4档
就业状态受访者就业状态,分为5类
职业受访者职业,分为5类
居住时间受访者在本小区居住时间,分为5档
控制变量:房屋性质回迁房是否属于回迁房
房屋产权是否拥有房屋产权
自变量1:住房条件住房品质受访者对住房面积、住房质量的评价得分均值
自变量2:社区环境社区环境受访者对社区治安、绿化、社区服务、卫生条件、物业管理的评价得分均值
自变量3:配套设施配套设施受访者对社区交通、市场商业、学校托幼、康乐设施的评价得分均值
自变量4:社会网络邻里关系受访者对社区邻里关系评价
交往规模受访者能叫出名字的居民人数
交往深度受访者与邻里交往深度加权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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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满意度分异特征

为了对样本总体居住满意度有初步了解,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本文将居住满意度划分为14项衡量指标,不同社区居民在各项指标的平均满意度差异较大(表5),在 95%的置信水平上差异显著。

表5   不同类型社区和人群的居住满意度

Tab.5   Residents`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in different types of neighborhoods and groups

北园社区阊门社区历史街区社区道前社区桂花社区定慧寺社区本地居民外来人口平均满意度
治安3.523.493.793.813.834.463.803.873.97
邻里关系3.753.793.903.623.734.513.833.983.85
社区服务3.493.373.713.833.664.603.734.053.77
交通3.513.533.603.703.854.423.723.773.76
市场商业3.383.353.623.653.514.453.653.693.66
学校托幼2.983.453.563.583.644.293.573.673.58
卫生条件3.243.263.543.633.384.333.523.803.56
小区绿化3.023.133.443.573.544.403.483.733.51
康乐设施3.023.073.333.563.634.523.523.483.51
住房面积3.003.073.173.403.504.463.403.623.43
住房质量2.893.023.233.503.594.273.383.453.39
物业管理2.763.023.103.503.414.313.253.793.32
对本楼和现居所整体满意度3.293.363.403.403.524.503.543.823.58
对所在小区整体满意度3.103.213.373.393.484.373.463.733.50
平均满意度3.213.293.483.583.594.423.573.743.59

注:每项得分1~5,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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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居住满意度的环境类型分异

老城社区建成时间长,以本地居民为主,人口流动性小,外来人口比重相对较低,因此社区均质性高,形成了相对稳定和发达的社会网络。同时老城社区建成年代久远,当初建设标准低,建筑质量较差;居民收入低,缺少维护,设施配套不足或老化,社区整体物质环境较差,因此老城区居民对社区社会环境满意度高于物质环境,住房条件满意度最低。其中治安(3.97)、邻里关系(3.85)和社区服务(3.77)是最满意的3个方面。此外老城区处于城市中心,有便利交通条件、成熟市场商业体系和优质教育资源,居民对交通(3.76)、市场商业(3.66)、学校托幼(3.58)的满意度也高于平均水平。但对康乐设施(3.51)、小区绿化(3.51)、卫生条件(3.56)等社区物质环境的满意度低,而对物业管理(3.32)、住房质量(3.39)、住房面积(3.43)的满意度最低(表5)。

3.2 居住满意度的空间分异

当下的城市社会区、社会空间结构和居住空间分异往往与城市历史遗存紧密相关(袁媛等, 2008)。老城区空间受城市历史空间结构影响,作为传统城市中心的城南社区满意度高于城北区域。明清至民国时期,苏州老城区社会空间结构大体呈“南贵北贱,南富北穷”的格局,南半城多行政机构及由官僚富商兴建的私家园林,其中西南部是苏州传统的政治中心区,集中了巡抚衙门、布政使司衙门、府署、吴县署、长洲县署及其他附属机构,东南部曾是当时的海货水产市场,20世纪70、80年代兴建了一批工人新村,1990年代以后老城房地产开发项目也主要集中在这个区域。而北半城多生产部门和工商业组织,其中东北半城是丝织专业区,北园社区所在区域直到文革时期仍是大片的稻田桑树,西北的阊门地区靠近京杭大运河,分布着大量商行会馆和码头工人居住区(曾琳, 2007)。总体来说城北地区人口、建筑密度高,建成时间长且缺少维护,环境质量低于城南地区。

3.3 居住满意度的更新类型分异

更新程度和更新类型的差异也会影响居住满意度。改造程度越高,社区的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越好,同时回迁原住民,社会网络破坏程度越低,满意度越高。定慧寺社区是全国古城改造示范点37号街坊所在地,1995年由苏州市政府牵头完成改造并回迁原住民,因此不论是物质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满意度都是最高的,均在4分以上;桂花社区作为1990年代开发的新村,物质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平均满意度仅次于定慧寺社区;道前社区经历了部分商业化改造,对物质环境满意度高于北园社区、阊门社区和历史街区社区,但是这种改造也破坏了其原有社会网络,邻里关系比这3个社区要差;北园社区、阊门社区和历史街区社区作为从未经历改造的老旧职工配套居住区、衰败工商业区和历史文化街区,除邻里关系外社区居住满意度最低。

3.4 居住满意度的人群分异

居住在老城区的本地居民年龄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低,许多人在国企改革中下岗,属于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被相对剥夺的一群人,失落感强烈,特别是外来人口的涌入加剧了这种失落感。同时,由于苏州老城区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外省市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生活条件是进入城市的主要目的,对自身生活条件要求并不高,而且城市的物质环境已大大超过其农村老家。除了住房面积,外来人口不管是对社区物质环境还是社会环境满意度都要高于本地居民(表6)。

表6   不同收入水平本地居民的居住满意度

Tab.6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in locals with different incomes

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中低收入中高收入
治安4.173.743.903.95
邻里关系3.923.843.864.16
社区服务4.083.733.854.05
交通3.923.663.983.68
市场商业3.833.613.763.89
学校托幼4.083.453.773.79
卫生条件3.923.413.793.79
小区绿化3.833.413.633.84
住房面积4.083.353.664.00
康乐设施4.083.283.623.53
住房质量3.833.223.554.00
物业管理3.753.203.423.74
对本楼和现居所整体满意度3.923.463.703.95
对所在小区整体满意度3.923.363.633.84
平均满意度3.953.483.72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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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居民内部,失落感最强的是处于中下阶层的相对贫困和中低收入居民,中高收入和绝对贫困居民受冲击较小。如表6所示,按收入水平划分,老城区本地居民居住满意度呈两边高中间低的倒“U”型特征。高收入水平居民经济实力较强,有能力改善住房条件,对住房面积(4.0)和住房质量(4.0)等物质环境满意度较高,同时享有老城区良好社会环境;绝对贫困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各种福利待遇,受剥夺感不强,居住满意度反而是所有人群中最高的;处于相对贫困和中低收入的人群受教育水平低,缺少专业技术,就业竞争力较差,容易被外来青壮年劳动力挤占工作岗位,居住满意度最低,更希望严格控制外来人口。

实际上,老城区原住民对外来人口抱着“既爱又恨”的矛盾态度(图2)。一方面,外来人口从事着原住民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劳动,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30.62%),另一方面外来人口也增加了老城人口密度(30.08%),挤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公共资源,影响了他们的出行(19.24%)和邻里交往(18.43%)。

图2   本地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

Fig.2   Attitude of local residents toward migrants

4 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与机制

4.1 影响因素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以受访者总体居住满意度为因变量,在控制受访者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性质的基础上,先后引入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进行回归,自变量为分类变量,需引入虚拟变量参与回归。模型调整后R2=0.689,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10,容忍度都大于0.5,拟合效果较好。如表7模型5所示,总体上苏州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受到以住房条件、社区环境、设施配套为主要因素的居住环境和以邻里关系、交往深度、交往规模为主要因素的社会网络影响,住房性质和受访者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也会影响居住满意度,以下一一对其进行分析。

表7   居住满意度与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7   Linear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变量性质变量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
个人社会
经济属性
性别(男性#)0.0120.0080.0060.0030.001
户籍(本地户口#)-0.091-0.085-0.08-0.069-0.045
年龄(60岁以上#)
25岁以下0.0440.0260.0250.0200.028
25~44岁0.0740.0500.0460.0250.016
45~59岁-0.131*-0.130*-0.127*-0.125*-0.122*
受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上#)
小学0.0310.0260.0490.0460.031
初中-0.098-0.065-0.061-0.07-0.028
高中-0.075-0.066-0.09-0.064-0.048
大专0.0240.0180.0490.0100.012
收入水平(中高收入#)
绝对贫困0.0850.0490.0360.0400.037
相对贫困-0.132*-0.990-0.880-0.0790.136*
中低收入-0.059-0.0430.0180.0200.046
就业状态(有全职工作#)
兼职或零工-0.045-0.0230.024-0.019-0.016
离退休-0.025-0.021-0.019-0.017-0.018
下岗失业-0.136*-0.127*-0.101*-0.087-0.117*
家庭主妇或学生-0.035-0.01-0.018-0.008-0.004
职业(个体#)
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0.0850.0570.0790.0590.046
国有企业0.167**0.145*0.131*0.128*0.113*
民营企业-0.060-0.005-0.0150.0040.003
外资或合资企业0.0720.0500.0200.0110.019
居住时间(一直在此居住#)
半年以内0.0330.0310.0130.0080.006
半年~2年0.127*0.1190.0890.0870.780
2~5年0.0580.0500.0400.0350.028
5年以上0.060.0440.0300.0170.009
住房性质是否属于回迁房0.172**0.171**0.170**0.165**0.158**
房屋产权(私房#)0.160**0.146*0.144*0.124*0.123*
居住环境住房条件0.442***0.419***0.366***0.303***
社区环境0.255**0.245**0.229**
配套设施0.223**0.214**
社会网络邻里关系0.181**
交往规模0.133*
交往深度0.14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表示参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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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居住环境

根据居民日常活动空间范围和使用频率,可将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的居住环境因素分为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配套设施。模型2在控制受访居民社会经济特征和住房性质的基础上引入住房条件,发现住房条件对居住满意度具有高度显著性(表7),随着居民活动范围的扩大,模型3引入社区环境,模型4引入配套设施,都具有较高显著性。对比居住环境的3个具体因素可以发现,居住条件的影响作用最大(0.303) ,其次是社区环境(0.229)和配套设施(0.214)。这是由居民的日常活动习惯决定的,住房是居民日常活动的最小空间尺度,也是使用频率最高和最稳定的场所(张艳等, 2014),例如睡眠,与家人互动等活动都发生在“家”这一场所内(柴宏博等, 2016),因此对居住满意度有最重要的影响;居民在社区范围花费的时间精力要小于住房内部,显著性要低于住房条件,社区配套设施与居住满意度的显著性则进一步降低。

4.1.2 社会网络

居民对社区居住环境的评价不仅通过对住房条件、社区环境和配套设施等硬件设施的感知实现,还需要在空间中实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冯健等, 2016),因此,邻里网络关系、邻里交往能够促进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融入,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一方面,社会网络的维持、邻里间的信任使居民产生基本的安全感;另一方面,通过邻里互助和社区参与可以增强居民主体意识并提高社区归属感,进而提高居住满意度(刘志林等, 2015)。从模型5可以看出,邻里关系(0.181)、交往规模(0.133)和交往深度(0.145)对居住满意都有显著影响。

交往规模的扩大不仅能促进邻里和谐,提高居住满意度,对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也有显著作用。通过ANOVA(方差分析)检验发现,p=0.029<0.05,不同交往规模在收入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从0~1人到10人以上,随着交往规模的扩大,绝对贫困比例从22.2%下降到9.8%,相对贫困比例从55.60%下降到41.20%(图3)。

图3   交往规模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ct scale and income level

4.1.3 受访者社会经济特征

(1) 性别、户籍、受教育程度对居住满意度并没有显著影响(表7)。这与何深静等对广州3类迁居社区、刘志林等对北京中低收入社区的研究认为本地户籍人口有更高居住满意度的结论不同,其原因可能与外来人口在三地享受的户籍待遇差异有关。北京、广州作为一线特大城市,实行严格的户籍管控,外来人口无法享受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福利待遇;苏州作为制造业发达的二线城市,为吸引外来人口放松户籍管制,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外来人口融入本地社会,因此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在户籍政策待遇、社会融合上差别较小。

(2) 下岗失业居民与有全职工作的居民相比,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居民比中高收入居民相比,居住满意度更低,这与前文结论一致。另外,45~59岁与60岁以上居民相比,居住满意度也更低。按照时间推算,这批人主要是1960年代后期至1970年代初 “下放”回城的“知青”和1990年代国企改革的下岗工人,受剥夺感最强。70年代末市政府为安置这些“知青”和工人,在城区边缘修建了大规模的工人新村,新村多由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为节省建设成本,这些住房建设标准低,面积小,密度高,配套不足,居住环境差,北园社区就是典型。这些知青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缺少完整的中学教育,配偶也是农村户口,难以找到理想工作岗位(陈涌, 2000),收入水平低,经济负担重。

(3) 与一般认为居住时间越长,感情越深,满意度越高的观点不同,居住半年~2年的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反而比本社区的本地居民要高。这可能是因为老城区环境质量差,而在此居住的多为中低收入居民,居住时间越长的本地居民期望脱离的愿望越强烈,但现实又与此相反,因此对生活环境和居住满意度较低。居住半年~2年的主要是外来人口,对他们而言,老城区就业机会较多,交通便利,房租低廉,是理想的“生活空间”,与上述“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显著”相符。

(4) 国有企业职工居住满意度较高,这与其良好的配套设施有关,属于有贫困无剥夺区域(袁媛等, 2009),比如桂花社区。该社区是由苏州房地产建设集团开发的福利房小区,主要供给水务集团、市医院、立新小学等机关单位职工。社区建筑质量较高,配套设施齐全,并定期维护,加之国有企业职工社区内部同质性高,邻里关系较好,居住满意度也较高。

(5) 相对于自购房产居民,回迁居民具有较高居住满意度。与未进行改造的社区相比,回迁房小区明显改善了居住条件;与商品房为主的自购房社区相比,回迁房小区仍然保持完整的社会网络。

(6) 住房产权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0.123),拥有完全住房产权的居民满意度要高于其他居民。受调查的6个社区中,居民住房拥有率不到50%,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居住在单位分配的福利房或市属的公房,这些房屋缺乏维护,老化严重,无法拥有完全产权的住房不仅意味着每月要多一笔租房支出,而且其居民也无法分享房产增值成果,影响居住满意度。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差异影响了具体居住区位选择,导致住房条件、居住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差异,进而影响居住满意度。

4.2 老城衰退邻里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

老城衰退邻里居民居住满意度首先受居住的环境影响。一方面住房是居民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居民花费的时间最多,住房条件的好坏将对居住满意度整体评价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这次调查的6个社区居民户均不到2间住房,人均建筑面积在20 m2左右,不仅远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更比老城区人均水平(25 m2)要低。同时这些住房建设年代跨越明清到20世纪70年代,有许多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即使是“文革”后期专为产业工人修建的工人新村也没有独立的厨房、厕所或洗澡设施,建筑质量较差。另一方面社区环境不仅包括小区硬件环境如绿化水平、卫生条件,也包括“软”环境如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水平、治安条件。软硬件设施的改善能为社区居民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提高居住满意度。当然配套设施配置决定了居民能够享受公共资源的多少和生活便利程度,具有良好交通条件、便利商业设施、优质教育资源和充足娱乐设施的社区往往具有更高的地产溢价。其次,良好的邻里关系、社交网络的扩大和交往深度的增加能使居民产生安全感、信任感和社区归属感,提高居住满意度(图4)。

图4   苏州老城社区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示意图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level in neighborhoods of Suzhou old town

4.2.1 居住环境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具有历史延续性,历史上苏州老城区“南贵北贱,南富北贫”的特点奠定了城南区域高于城北区域的整体格局(图4)。同时社区居住环境质量受建设年代、维护水平和人口密度的影响。苏州老城区保留了大量建于民国乃至明清的传统建筑,这些建筑不仅面积狭小且老化严重,无法满足居民的现代化生活需求,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先生产后生活”的号召,老城许多新建小区建设标准低,配套简陋,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化以后,商品房小区出现,住房质量和配套设施才大幅改善。

老城区是在岗低收入、下岗、失业和离退休人群的聚集区,收入水平低,无法承担住房修缮成本。社区所属单位性质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设施条件。1956年公私合营后成立的国营供销社、纺织厂、食品厂等产业部门行政级别低、规模较小,员工无法享受专门配套的居住区,一般被安排在老式社区内,如阊门社区、历史街区社区。国有企业改革后,大部分市属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单位无力维护,社区环境进一步恶化甚至沦为危房。而大型企事业单位不仅可配套建设专门居住区,即使企业改制,因为行政级别高、规模大,拥有话语权,社区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维护。同时企事业单位内部同质性高,社会网络发达,居住满意度较高。

人口密度不仅决定人均公共资源拥有量,还影响居民日常生活感受。老城区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资源相对新城区虽然总量上较为丰富,但人口密度高,人均资源有限。密集的人群及活动也给居民带来压迫感,降低居住舒适度。外来人口不断增长加剧了这种紧张局面,导致邻里冲突升级。

更新机会的差异也将影响社区居住环境。1990年代中国实行土地有偿使用之后,城市住房商品化速度加快,加上城市政府有意改善内城形象,旧城改造受到开发商青睐。但不同地块获得的改造机会是不同的,在复杂的产权关系、漫长的开发周期、高昂的拆迁成本和古城保护的限制背景下,能得到开发的往往是区位条件优越、拆迁成本低和开发利润高的少数地块。虽然改造愿望更迫切,但苏州老城区仍有大量类似北园社区、阊门社区的区域等待更新改造。

4.2.2 社会网络

城市更新既能直接改善社区物质环境,也可能破坏本地社会网络,恶化邻里关系。1990年代后期之前,中国城市更新法规要求为原住民提供住房或原址回迁,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出台后,开始允许使用货币补偿,但这些补偿并不足以支持原住民购买原社区住房。老城区作为曾经的城市商业中心,区位优越,往往被开发为大型商业综合体,缺少住房供应,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加上旧城改造高昂的成本,促使开发商将老城区原住民安置到城市偏远郊区。这意味着原住民遭受更严重的公共资源剥夺,就业机会更少,在城市边缘区形成新的城市贫困空间。同时原社区的社会肌理和邻里结构遭到严重破坏,改造后的新住区并没有提供充足的联系交流场所,不同社会阶层和收入的居民缺乏邻里信任(图4)。

社区人口置换还发生在本地人口减少、外来人口增加过程中。一方面本地年轻户籍人口因为老城区缺少合适就业岗位,居住环境差,纷纷到新城安家置业,老一代居民随着年龄增长也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由于老城区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挤占了原住民的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产生邻里冲突。

5 结论与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中国城市内部居住分异加剧,新城市贫困现象在特定人群和空间集聚,本文针对苏州老城区6个典型社区展开问卷调查,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老城衰退邻里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老城居民对社区社会环境满意度高于物质环境,作为传统城市中心的城南社区满意度高于城北区域,经过彻底改造并回迁原住民的社区满意度明显高于没有改造、改造程度低或破坏原有社会网络的社区,本地中低收入居民在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属于被相对剥夺的人群,失落感强,满意度低,与外来人口冲突较多。

居住满意度主要受住房条件、社区环境、配套设施和社会网络的影响,收入水平、单位属性等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对居住满意度也有显著影响。在影响机制方面,城市社会历史空间结构奠定了老城区环境质量的总体格局,社区具体居住环境受到建成时间、维护水平、人口密度和更新机会的影响;城市更新、原住民比例下降和外来人口迁入导致的人口置换过程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网络,降低居住满意度,减少脱贫机会,而且过高的人口密度容易产生邻里纠纷,同质性高的单位制社区则有利于促进邻里和谐。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同时引入居住环境变量和社会网络变量,用定量手段研究新贫困区域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因素,弥补了原有文献偏重定性描述,以及定量分析只考虑物质环境因素或社会资本因素的不足。此外,还进行了影响机制分析,有助于理解影响老城区居民居住满意度的深层次因素。

基于以上结论,对未来苏州老城区的规划改造提出以下建议:

(1) 住房条件是影响苏州老城衰退邻里居民居住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拥有完全产权住房也能显著提高居住满意度,未来旧城改造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被拆迁居民的住房面积,改善住房质量,通过住房补贴或内部优惠的方式帮助其获得完全产权。同时改造过程中应尽量回迁原住民,保护原有社区积累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不受破坏。

(2) 社区环境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居民生活品质高低,社会网络则是影响居住满意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更大的交往规模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脱离贫困。这意味着不仅要努力改善小区物质环境如治安、卫生和绿化条件,提高物业管理水平,还应通过增加社区公共空间供给,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特别要鼓励外来人口融入本地社区,减少邻里冲突和阶层割裂,促进邻里和谐。

(3) 配套设施也是影响居住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针对设施布局不合理问题,未来基础设施规划应在充分了解城市社会空间基础上,优先保障工人新村、历史街区、衰落工商业区等贫困人口集聚区域,合理引导各专项规划配置公共资源到不同类型区域。比如老城区面临突出的老龄化问题,需要整合现有资源,按照老年人口空间分布特点提前规划布局老龄公寓、敬老院等老年服务设施。其次,针对高人口密度问题,目前老城区仍然集中大量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许多年轻人虽到新城居住或就业,孩子仍留在老城区上学,形成“城市留守儿童”,只有将这些优质公共资源疏解出去,老城区的人口密度才能真正降下来,居住环境才能真正改善。

(4) 老城衰退邻里作为城市中低收入贫困居民聚集区,其居民是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被相对剥夺的人群,失落感强,满意度低。应当利用社会福利系统为其生活保障兜底,有针对性地开展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职业培训,提高其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帮助实现再就业。

本文从微观社区邻里角度研究了老城衰退邻里居民居住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和机制,加深了对新城市贫困现象的理解,也有利于未来针对这一区域的城市更新过程和扶贫行动。但是只针对老城衰退邻里这一特定区域展开调查,无法全面反映所有新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区居民的居住满意度情况,今后需要针对城中村和城市边缘区的工人居住区开展进一步研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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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2.00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研究是解读郊区空间的重要方面之一,当前的研究多基于汇总的个体数据,从家庭层面出发的微观研究较少.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选取居住在北京五环至六环之间的3个不同类型的家庭开展实证研究,旨在通过以家庭为单元的行为空间研究,丰富对郊区居民行为空间的理解.研究发现:家庭的生命历程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命历程中的重要生命事件,包括迁居、就业选择、家庭结构变化、家内成员的社会角色变化等,会通过改变地理背景、移动性和家庭内部的责任分工,影响每一个成员的惯常活动模式.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和时间安排形成了家庭成员一段时间内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但当部分因素改变时,家庭也会通过一定的协调机制来响应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制约,以便家庭成员能够更好的完成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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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 space of suburban residents in Beijing based on family lif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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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区位化趋势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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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市贫困的研究论文已有很多。从“描述”的角度来看 ,主要描述了城市贫困人口主体及其地区分布、年龄分布等。从“解释”的角度来看 ,主要从企业方面的因素、个人方面的因素和社会方面的因素作出解释。企业方面的因素如经济结构的调整、市场竞争的冲击导致许多企业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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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J]. 地理科学进展, 35(12): 1447-1458.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12.00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定性地理信息系统(定性GIS)是西方人文地理学定性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集成了定性和空间元素,更全面地阐明空间背景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这种多元要素的整合,可以表达人们生活空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助于展示生活路径的三维可视化细节,实现可视化社会空间过程.本文试图梳理西方定性GIS的方法论并探讨其在基于情感表达的个体数据采集分析、基于混合方法的可视化活动空间研究以及基于多重互动视角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定性GIS包含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多重含义,使得研究者可以从多个有利位置观察问题并参与其中,有助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理论创新,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可探索空间.最后,从学科建设、方法论拓展、研究成果表达和研究议题选择等方面对中国开展同类研究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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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qualitative GIS method in urban socio-spatial struc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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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南京市不同社会群体的贫困集聚度、贫困特征及其决定因素

[J]. 地理研究, 29(4): 703-7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sed on a large-scale household survey conducted in Nanjing in 2005,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overty incidence in a contemporary Chinese city and poverty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nd also profiles poverty groups. Covering not only urban working residents, but also urban unemployed/laid-off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this study reveals a more realistic poverty incidence than the official figure would suggest. To understand poverty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a total of 1370 cases are categorized into urban households without unemployed, urban households with unemployed, and rural migrants. Two types of poverty measures, poverty line and the sense of deprivation, are compared across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to show different patterns of poverty concentration, in particular the variation in three types of households. To capture an initial portrait of the urban poor, the Nanjing study focuses on the most essential elements of their daily lives, i.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ccess to social entitlements, housing conditions, neighbourhood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networks. Urban households with unemployed have a similar poverty incidence to rural migrants; and the latter suffer a series of interrelated disadvantages. There are distinct groups of urban poor, each being affected by a particular set of impoverishing factors. Poor urban-registered households are typically characterised by unfavourable personal or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 large number of dependent household members and prior employment in a state owned enterprise. The impoverishment of rural migrants is largely connected with 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such as lack of rights to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and unfavoura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rural migrants remain as outsiders of the urban society in terms of both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welfare provision on the other.

[He S J, Liu Y T, Wu F L.2010.

Poverty profiles and poverty determinants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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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7年在中国6个大城市开展的大规模家庭户调查,采用FGT指数法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低收入邻里及其居民的贫困集聚程度和决定因素。研究发现,老城衰败邻里的贫困集聚度最高,同时承受多重不利状况的下岗/失业人员的贫困集聚度也是最高;事实贫困、被剥夺感与社会福利分配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在贫困的决定因素方面,制度保障和市场薪酬对城市贫困的发生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对不同低收入邻里和不同社会群体又表现出不同的关联性。随着市场作用的加强,市场薪酬机制正在成为贫困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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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三类社区居住满意度与迁居意愿研究

[J]. 地理科学, 34(11): 1327-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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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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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nts of relocation satisfaction and relocation intention in Chinese cit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ree types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in Guangzhou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4(11): 1327-133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广州三种不同类型居住区即传统老城区、城中村、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情况,利用线性回归和多元Logistic回归,对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决定因素和居民迁居意愿产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迁居后居住满意度的影响因素不同,总体上受社区归属感、住房所有权、设施完善程度影响较大,且与在本居住区居住时间呈负相关关系;迁居意愿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居住区迁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所差异。传统老城区家庭总月收入越低,居民对现住房越满意,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男性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高学历者更容易产生迁居意愿;城中村居民迁居意愿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结果,其中社区归属感越强烈,越不可能产生迁居意愿;商品房小区居民的迁居意愿受户主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影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西方的迁居理论,如生命周期理论并未能完全适用于中国,这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复杂的住房构成和住房市场机制相关。
[7] 刘玉亭. 2005.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本文引用: 1]     

[Liu Y T.2005. Chinese new urban poverty and its spatiality under market[M]. Beijing, China: Science Press.]

[本文引用: 1]     

[8] 刘玉亭, 何深静. 2009.

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研究

[J]. 南方建筑, (6): 79-8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32.2009.06.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低收入人群在某些城市住区的空间聚集导致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并引发城市低收入住区发展及其居民生活和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文章对国内、外有关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中国城市低收入住区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问题。

[Liu Y T, He S J.2009.

The cre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low-income settlements and its impacts

[J]. South Architecture, (6): 79-8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32.2009.06.019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低收入人群在某些城市住区的空间聚集导致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并引发城市低收入住区发展及其居民生活和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文章对国内、外有关城市低收入住区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指出中国城市低收入住区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问题。
[9] 刘玉亭, 吴缚龙, 何深静, . 2006.

转型期城市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和产生机制: 以南京市为例

[J]. 地理研究, 25(6): 1073-108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检查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着 重分析贫困人口集中的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及其产生机制.研究表明,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在邻里或社区层面上的集中.城市贫困人口在 邻里层次上的集聚,导致三种类型低收入邻里的产生,包括老城衰退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和农民工集聚区(城中村).分析表明,这些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源于国家 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并在住房市场化和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化.基于南京市的实证分析和实地调查,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 分布状况和低收入邻里的特征被检查,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机制得以验证.

[Liu Y T, Wu F L, He S J, et al.2006.

Typology,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5(6): 1073-1082.]

https://doi.org/10.3321/j.issn:1000-0585.2006.06.01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检查转型期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着 重分析贫困人口集中的低收入邻里的类型、特征及其产生机制.研究表明,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在邻里或社区层面上的集中.城市贫困人口在 邻里层次上的集聚,导致三种类型低收入邻里的产生,包括老城衰退邻里、退化的工人新村和农民工集聚区(城中村).分析表明,这些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源于国家 导向的城市发展政策和国家福利住房供应制度,并在住房市场化和房地产导向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得以强化.基于南京市的实证分析和实地调查,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 分布状况和低收入邻里的特征被检查,低收入邻里的产生机制得以验证.
[10] 刘志林, 廖露, 钮晨琳. 2015.

社区社会资本对居住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北京市中低收入社区调查的实证分析

[J]. 人文地理, 30(3): 21-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所居住的住房和社区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重构与居住分异背景对社区邻里关系、社会互动及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已有研究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之间因果机制的探讨,缺乏合理的指标构建和实证依据。本文结合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构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城市转型背景的社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市九个中低收入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尽管低收入居民对于邻里信任因素的重视大于对社区组织的信任、邻里互助和共同价值,其在社会资本的几个维度中得分最低。因此,打破社区内的分异与隔阂,建立邻里信任,应当成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中首先解决的问题。

[Liu Z L, Liao L, Niu C L.2015.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middle and low-income residents in urban Beijing

[J]. Human Geography, 30(3): 21-2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居住满意度是居民对所居住的住房和社区宜居性的综合评价。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重构与居住分异背景对社区邻里关系、社会互动及居民的社区满意度的影响,已有研究对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之间因果机制的探讨,缺乏合理的指标构建和实证依据。本文结合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政治学相关理论,构建了一套适合于中国城市转型背景的社区社会资本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市九个中低收入社区的实证研究表明,社区社会资本与居住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然而,尽管低收入居民对于邻里信任因素的重视大于对社区组织的信任、邻里互助和共同价值,其在社会资本的几个维度中得分最低。因此,打破社区内的分异与隔阂,建立邻里信任,应当成为社区社会资本建设中首先解决的问题。
[11] 石莹怡, 刘玉亭, 王林盛. 2011.

广州市扬仁东低收入社区的内外部影响及其发展策略初探

[J]. 南方建筑, (1): 53-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32.2011.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广州扬仁东社区作为研究个案,简要归纳老城衰退型低收入社区的形成因素与机制;并通过现场踏勘、问卷、访谈等多种调查方法,结合现状与未来发展趋 势,重点分析了扬仁东社区对自身及周边城区发展所造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对扬仁东社区的发展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包括物质形态上的社区风貌重 塑、公共空间营建、居住环境优化等,以及非物质形态上的旧城改造制度建设、产业发展的引导、社会保障完善等.

[Shi Y Y, Liu Y T, Wang L S.2011.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ects of old city low-income commu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east Yangren community of Guangzhou

[J]. South Architecture, (1): 53-5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232.2011.01.01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以广州扬仁东社区作为研究个案,简要归纳老城衰退型低收入社区的形成因素与机制;并通过现场踏勘、问卷、访谈等多种调查方法,结合现状与未来发展趋 势,重点分析了扬仁东社区对自身及周边城区发展所造成的正面与负面影响.最后,本文对扬仁东社区的发展提出相应的策略建议,包括物质形态上的社区风貌重 塑、公共空间营建、居住环境优化等,以及非物质形态上的旧城改造制度建设、产业发展的引导、社会保障完善等.
[12] 魏立华, 刘玉亭. 2010.

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的研究述评

[J]. 国际城市规划, 25(6): 70-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10.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各类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同社会群体需求的复杂性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城市规划面临的核心难题,"试图以增长来解决一切城市问题的发展观"已难以奏效。城市规划应及时从单纯重视物质空间规划转向对社会空间的关注。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这一复杂背景下,城市规划应关注几个关键性的社会问题,即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下的居住分异问题,就业——居住的空间不匹配问题以及贫困与低收入住区问题。

[Wei L H, Liu Y T.2010.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social space"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5(6): 70-7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9493.2010.06.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各类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同社会群体需求的复杂性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是城市规划面临的核心难题,"试图以增长来解决一切城市问题的发展观"已难以奏效。城市规划应及时从单纯重视物质空间规划转向对社会空间的关注。在社会经济快速转型这一复杂背景下,城市规划应关注几个关键性的社会问题,即社会阶层日趋分化下的居住分异问题,就业——居住的空间不匹配问题以及贫困与低收入住区问题。
[13] 袁媛, 古叶恒, 陈志灏. 2016.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差异特征

[J]. 地理科学进展, 35(2): 195-2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Yuan Y, Gu Y H, Chen Z H.2016.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urban poverty of Chinese cities

[J].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2): 195-20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14] 袁媛, 李珊. 2012.

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

[J]. 地理学报, 67(10): 1353-1361.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大典型地域、6个代表城市、3类邻里的1809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选取13个相关指标,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6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大类邻里中,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内城居住区次之,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Yuan Y, Li S.2012.

The measurem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social deprivation in Low-income neighborhoods in Chinese large cities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7(10): 1353-1361.]

https://doi.org/10.11821/xb201210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大典型地域、6个代表城市、3类邻里的1809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选取13个相关指标,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6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大类邻里中,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内城居住区次之,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15] 袁媛, 吴缚龙. 2010.

基于剥夺理论的城市社会空间评价与应用

[J]. 城市规划学刊, (1): 71-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社会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和新贫困问题涌现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公共资源分配和设施布局不能仅建立在物质空间评价基础上,还应考虑社会问题的空间分布和社会需求特征,关注城市社会空间的基础评价。首先综述了西方学界社会指标和空间评价研究,以剥夺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和地域政策评价;再分析了中国规划领域内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基础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以广州市为例,借鉴西方研究尝试构建城市社会空间评价的指标内容、指标处理、综合和空间分析评价方法,并探讨规划启示。

[Yuan Y, Wu F L.2010.

The evaluation of urban soci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rivation theory

[J]. Urban Planning Forum, (1): 71-77.]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3363.2010.01.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在社会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加剧和新贫困问题涌现的背景下,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公共资源分配和设施布局不能仅建立在物质空间评价基础上,还应考虑社会问题的空间分布和社会需求特征,关注城市社会空间的基础评价。首先综述了西方学界社会指标和空间评价研究,以剥夺理论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和地域政策评价;再分析了中国规划领域内以物质空间为主的基础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以广州市为例,借鉴西方研究尝试构建城市社会空间评价的指标内容、指标处理、综合和空间分析评价方法,并探讨规划启示。
[16] 袁媛, 吴缚龙, 许学强. 2009.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J]. 地理学报, 64(6): 753-763.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6.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 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 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 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 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Yuan Y, Wu F L, Xu X Q.2009.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y: Analysis of area-based indicators and individual data

[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4(6): 753-763.]

https://doi.org/10.3321/j.issn:0375-5444.2009.06.012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 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 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 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 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17] 袁媛, 伍彬, 古叶恒. 2015.

重庆市城市贫困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兼论东西部城市的异同

[J]. 人文地理, 30(1): 70-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重构背景下,城市贫困空间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西部城市重庆为例,探讨贫困空间的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并兼论与东部城市的异同。研究显示,在重庆市层面,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扩大,都市区得到较大程度改善,渝东北偏远县城则逐渐恶化。在都市区层面,贫困空间分布非均衡性较强,与老城区、工业及其配套居住区耦合。这种特征受到"体制"和"市场"因素的系统作用,体制因素是历史空间继承、早期住房政策与分配制度、城市规划对保障住房的布局引导;市场因素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内城选择性更新等。根据西部城市的贫困特征,反贫困政策应该重点促进都市区局部地区和偏远辖县区的发展。

[Yuan Y, Wu B, Gu Y H.2015.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 poverty of Chongqing City: Discussion 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ties in China

[J]. Human Geography, 30(1): 70-77.]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中国城市社会经济转型与重构背景下,城市贫困空间特征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西部城市重庆为例,探讨贫困空间的分布、演变和影响因素,并兼论与东部城市的异同。研究显示,在重庆市层面,贫困空间分布差异扩大,都市区得到较大程度改善,渝东北偏远县城则逐渐恶化。在都市区层面,贫困空间分布非均衡性较强,与老城区、工业及其配套居住区耦合。这种特征受到"体制"和"市场"因素的系统作用,体制因素是历史空间继承、早期住房政策与分配制度、城市规划对保障住房的布局引导;市场因素体现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地产开发和内城选择性更新等。根据西部城市的贫困特征,反贫困政策应该重点促进都市区局部地区和偏远辖县区的发展。
[18] 袁媛, 许学强. 2008.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地理的实证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J]. 地理科学, 28(4): 457-46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4.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研究辨析了综合贫困(Multiple Deprivation)与贫困概念、总结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评述国外地理学对综合贫困空间的研究内容。再利用广州市最低保障数据和五普数据 构建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总结贫困主因子,并求得各街道综合贫困得分。发现广州市内城区和外围局部地区存在综合贫困累积型分布的状况,呈现 “圈层+局部放射”的综合贫困空间总体形态,内外城贫困特征有一定差异,是历史、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对拓展中国转型期贫困地理 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裨益。

[Yuan Y, Xu X Q.2008.

Geography of urban depriv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

[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8(4): 457-46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0690.2008.04.001      URL      [本文引用: 2]      摘要

研究辨析了综合贫困(Multiple Deprivation)与贫困概念、总结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评述国外地理学对综合贫困空间的研究内容。再利用广州市最低保障数据和五普数据 构建综合贫困的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总结贫困主因子,并求得各街道综合贫困得分。发现广州市内城区和外围局部地区存在综合贫困累积型分布的状况,呈现 “圈层+局部放射”的综合贫困空间总体形态,内外城贫困特征有一定差异,是历史、政策和市场等多种力量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对拓展中国转型期贫困地理 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有一定的裨益。
[19] 袁媛, 薛德升, 许学强. 2006.

转型期广州大都市区户籍贫困人口特征和空间分布

[J]. 热带地理, 26(3): 248-2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6.03.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广州市户籍贫困人口总量增加,贫困阶层种类由单一走向多元,新增种类中的下岗失业无业、在业低收入者成为救助对象主体。救助对象从基本没有收入的个体为主拓展到有少量收入的家庭为主,贫困深度降低。受到历史继承、单位制和丁业企业改革、住房市场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户籍贫困人口区际空间分布和集聚的相对差异增加,贫困人口在内城外围区集聚程度明显增加,并在大都市区形成绝对改善区、相对缓解区、变化微小区、相对加重区和绝对加深区5种地域类型。对少数贫困人口集聚的区域需要展开微观深入研究,以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缓解贫困措施。

[Yuan Y, Xue D S, Xu X Q.2006.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istered urban poor in Guangzhou metropolitan area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in China

[J]. Tropical Geography, 26(3): 248-253.]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5221.2006.03.01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广州市户籍贫困人口总量增加,贫困阶层种类由单一走向多元,新增种类中的下岗失业无业、在业低收入者成为救助对象主体。救助对象从基本没有收入的个体为主拓展到有少量收入的家庭为主,贫困深度降低。受到历史继承、单位制和丁业企业改革、住房市场化和住房制度改革等因素的影响,户籍贫困人口区际空间分布和集聚的相对差异增加,贫困人口在内城外围区集聚程度明显增加,并在大都市区形成绝对改善区、相对缓解区、变化微小区、相对加重区和绝对加深区5种地域类型。对少数贫困人口集聚的区域需要展开微观深入研究,以制定更具可操作性的缓解贫困措施。
[20] 曾琳. 2007.

明清苏州休闲空间研究[D]

. 上海: 同济大学.

[本文引用: 1]     

[Zeng L.2007.

The research on the leisure space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D].

Shanghai, China: Tongji University.]

[本文引用: 1]     

[21] 湛东升, 孟斌, 张文忠. 2014.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J]. 地理研究, 33(2): 336-34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12      URL      摘要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一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Zhan D S, Meng B, Zhang W Z.2014.

A study on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and its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Beijing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3(2): 336-348.]

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402012      URL      摘要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一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2] 张艳, 柴彦威, 郭文伯. 2014.

北京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的社区分异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33(5): 65-7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4.05.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直接反映其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状况及生活质量,从而得到地理学、规划学、社会 学等领域的关注。中国城市在市场化转型、快速城市化等背景下,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日益明显,城市社区无论在社会构成还是在建成环境上都呈现出显著 的空间分异。基于对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借助GIS可视化与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北京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分布、活动空间形 态及面积等特征的比较,揭示不同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的社区分异,试图将基于人口属性、设施供给的社区分异研究拓展到基于日常行为的居民对城市空间利用 的社区分异。

[Zhang Y, Chai Y W, Guo W B.2014.

Community differentiation of residents’ daily activity spaces in Beijing City

[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33(5): 65-71.]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4.05.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居民日常活动空间直接反映其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状况及生活质量,从而得到地理学、规划学、社会 学等领域的关注。中国城市在市场化转型、快速城市化等背景下,社会阶层分化与居住空间分异日益明显,城市社区无论在社会构成还是在建成环境上都呈现出显著 的空间分异。基于对北京城市居民活动日志问卷调查数据,借助GIS可视化与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对北京城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分布、活动空间形 态及面积等特征的比较,揭示不同社区居民的日常活动空间的社区分异,试图将基于人口属性、设施供给的社区分异研究拓展到基于日常行为的居民对城市空间利用 的社区分异。
[23] 周一星. 2010. 城市地理求索[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516-522.

[Zhou Y X.2010. Exploring urban geography[M].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516-522.]

[24] Dekker K, de Vos S, Musterd S, et al.2011.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housing estates in European cities: A multi-level research approach

[J]. Housing Studies, 26(4): 479-499.

https://doi.org/10.1080/02673037.2011.55975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ing and estate satisfaction in post-Second World War housing estates. 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were applied to estimate the impacts of individual, dwelling and estate characteristics on resident satisfaction levels, using a unique dataset from 25 post-Second World War estates in nine European countr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satisfaction with the dwelling is higher for the elderly and residents with higher incomes, and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dwelling has been renovated and is sufficiently large. The presence of children and a longer duration of stay have negative impacts, and renters are generally more negative than owners. Estate satisfaction is highest among immigrant households or when the dwelling is renovated, and among lower educated inhabita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inions on the estate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state characteristics in explaining estate satisfaction. The overall conclusion is that attempts to improve post-Second World War areas may result in new areas, but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25] Forrest R, Yip N M.2007.

Neighbourhood and neighbouring in contemporary Guangzhou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0): 47-64.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0601026736      URL      摘要

There is now a substantial literature on various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urbanization. There are, however, few recent studies of Chinese cities which examine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urban neighbourhood. This paper seeks to fill some of this gap in current knowledge. It draws on a social survey of three contrasting neighbourhoods undertaken in Guangzhou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ally dynamic and rapidly urbanizing areas in the world. The paper explores inter alia the meaning of neighbourhood, sense of local belonging and community, and patterns and incidence of mutual assistance. The paper reflect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market reforms are transforming patterns of local social interaction.
[26] Galster G C, Hesser G W.1981.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Compositional and contextual correlates

[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3(6): 735-758.

https://doi.org/10.1177/0013916581136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A theory of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s developed and used in the specification of a path model wherein compo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households and the context of the dwelling and neighborhood in which they live influence various dimensions of satisfaction. Relationships are estimated for 767 households sampled in Wooster, Ohio, in 1975, using two-stage least-squares techniques. Results show that certain households demonstrate less satisfaction in any residential context, and that certain dwelling and neighborhood contexts elicit dissatisfaction across the full sample. Only a few such contextual factors prove significant in most compositional subsamples, indicating that different household types differently evaluate and/or adapt to similar contexts.
[27] Mingione E, Marcuse P.1996.

Space and race in the post-fordist city: The outcast ghetto and advanced homeless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M]//Mingione E. Urban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Cambridge, UK: Blackwell: 176-216.

[本文引用: 1]     

[28] Silver H.1993.

National conceptions of the new urban poverty: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 in Brita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7(3): 336-354.

https://doi.org/10.1111/j.1468-2427.1993.tb00225.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First page of article
[29] Small M L, Newman K.2001.

Urban poverty after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rediscovery of the family, the neighborhood, and culture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23-4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soc.27.1.2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In what follows we critically assess a selection of the works on urban poverty that followed the publication of WJ Wilson's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1987),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family, the neighborhood, and culture. We frame our discussion by assessing the broad explanations of the increased concentration of poverty in urban neighborhoods characteristic of the 1970s and 1980s. Then, in the section on the family, we address the rising out-of-wedlock and disproportionately high teenage birthrates of poor urban women. Next, we critique the literature on neighborhood effects. Finally, in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e, we examine critically the new efforts at complementing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with cultural accounts. We conclude by calling for more comparative, cross-region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broader conceptions of urban poverty, and a greater focus on Latinos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30] Wagmiller R L.2007.

Race and the spatial segregation of jobless men in urban America

[J]. Demography, 44(3): 539-562.

https://doi.org/10.1353/dem.2007.0032      URL      PMID: 17913010      [本文引用: 1]      摘要

Change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are thought to have concentrated jobless men in low-income, predominantly minority neighborhoods clustered near the center of the city. Using tract-level data from the Neighborhood Change Database for 19702000, I examine how the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of jobless from employed men has changed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 find that jobless men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have become less uniform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metropolis and more isolated, concentrated, and clustered since 1970; but they have also become less centralized. Racial and ethnic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segregation of jobless men are large. Jobless black men occupy a uniquely disadvantaged ecological position in the metropoli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jobless men, they are much less uniformly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metropolis and much more isolated from employed men, they are concentrated in a smaller amount of physical space, and their neighborhoods are more clustered and are located closer to the center of the city. The dimensions of segregation strongly overlap for black jobless men, producing a multidimensional layering of segregation not encountered by other jobless men. Multivariate models reveal that the uniquely disadvantaged ecological position of jobless black men is less a reflection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regional concentration and metropolitan settlement or of differences in group-status characteristics than it is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extreme levels of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1] Wilson W J.2012.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M].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4-185.

[本文引用: 1]     

[32] Wu F L.2004.

Urban poverty and marginaliz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Chinese cit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8(2): 401-423.

https://doi.org/10.1111/j.0309-1317.2004.00526.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No abstract is available for this item.
[33] Wu F L, He S J.2005.

Changes in traditional urban areas and impact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hree neighbourhoods in Nanjing, China

[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6(1): 75-95.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63.2005.00440.x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Sinc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reform, China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 urban landscapes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ities. Recent studies have provided some insightful understanding into urban changes at a macro-scale, e.g. social and spatial segregation, the division between rural migrants and urban households, changes in land uses. To a lesser extent, urban changes are understood at the microscopic level of the neighbourhood. Urban (re)development has created many new urban landscapes. Meanwhile, traditional old urban areas still constitute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Chinese cities, and normally contain large concentrations of marginal population. Possessing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developing history,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and low housing quality, traditional urban areas have also experienced different changes in the post-reform period. This study,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of three traditional urban areas in Nanjing, attempts to reveal the built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which can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different level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More importantly,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neighbourhood-based social interaction to marginal popul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assive urban displacement and rapid redevelop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effect of dismantling neighbourhoods could be detrimental to a sustainable urban society and the positive social objectives should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development. 2005 by the Royal Dutch Geographical Society KN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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