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多重权力空间影响下的特殊脆弱地带。科学总结边境研究发展历程有助于厘清边境研究脉络,为实现边境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论文以中国知网(CNKI)和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人文地理学相关视域下的中国边境研究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分析了1990年以来中国边境研究历程、趋势及热点等基本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边境研究经历了“开放探索—社会建构—战略引领”的发展历程,研究热点区域逐渐由东北地区转向西南地区,“边境贸易”“边境旅游”“边境口岸”“一带一路”是4个核心关键词聚类。边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边境贸易与开发开放、边境旅游资源开发、社会建构与和谐发展、边境口岸与城市功能,以及地缘环境与边境安全。当前,中国边境研究在规律探索、定量总结等方面仍然不足,论文在构建多要素—多主体—多尺度集成的边境地理研究框架基础上,提出未来应加强边境风险与安全、跨境合作机制、边境效应理论、边境可持续发展等研究,为后续边境研究提供参考,支撑中国边境安全与现代化治理。

近年来频发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其灾害过程往往源自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给区域安全和风险防范带来诸多挑战。论文结合文献计量，在系统梳理复合极端事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复合极端事件的概念内涵、类型特征和主要驱动因素，并归纳了复合事件时空关联分析和危险性评估的主要方法。结果表明：① 近年来研究的事件类型丰富多样，不同时空关联、不同要素组合类型事件的研究不断涌现；② 研究内容体系日益完善，概念特征、关联关系、成因机制和危险性评估的研究持续推进；③ 研究技术手段不断发展，以Copula为核心的联合概率统计建模实现由二维向多维、由静态向动态发展，以耦合水文水动力学模型和海洋模式为代表的数值模拟精细度不断提高。但在部分重难点问题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包括时间继发型和空间异地型复合事件复杂时空关联结构的诊断建模，天气系统、大尺度环流因子和人类活动多因素对复合事件综合影响的研究，复合事件危险性情景及多维联合概率分析等。此外，未来亟需探究气候变化下复合事件边缘分布和关联结构的非平稳变化及其对复合事件风险的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中国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民营企业投资视角的相关研究罕见。论文运用统计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通过分析2013—2021年兰西城市群民营企业投资网络的演化过程，研究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尝试进行机制探讨。结果表明：① 兰西城市群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但民营企业投资网络仍表现出明显的省际“双核分离”结构，青海省部分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城市群内不同产业的企业投资网络存在较大差异；② 民营企业投资网络“双核分离”结构的形成主要受到当前区域所处发展阶段的影响，省会城市仍以极化作用为主，导致企业跨省投资联系极弱；③ 行政区经济与制度厚度分别通过外部环境与内部决策对民营企业跨省投资施加阻滞作用。根据上述结论，从兰西城市群较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出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推动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省际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

开展新形势下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集疏变化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城市群、原连片特困区和边境区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口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比值仍约为94∶6。目前中国分县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负增长。② 2000—2020年城市群人口增长1.53亿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90%，是承载中国人口的主体区域。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而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负增长。③ 原连片特困地区在2000—2020年人口持续减少，20年间人口减少了1100万人以上。新疆南疆三地州和西藏区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明显，2010—2020年人口增幅超过15%。④ 边境地区县域2000—20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但2010—2020年人口集聚度和人口密度略微下降。其中，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人口下降明显，2010—2020年减幅均超过了15%。新时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和国防安全建设要参考区域人口增减的现实情况，对不同类型地区要统筹谋划、分类施策。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文基于全球238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1988—2018年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变,并引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构建粮食贸易的引力模型以解析其影响因素,以期揭示全球粮食贸易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全球粮食贸易规模在波动中呈快速上升态势,贸易增速年际波动较大;贸易商品结构不断多元化,但仍以小麦、玉米和大麦为主。② 全球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局部核心节点存在极化现象,但整体贸易网络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国家尺度,粮食贸易网络结构由“东西轴线”转向“多点放射”,逐渐从极化转向多元;其中,粮食出口网络核心节点不断增加,但区域粮食出口网络仍受几个核心国家主导;进口网络的集中特征逐渐弱化且更加均衡。③ 土地资源禀赋、农业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是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的核心驱动因素,价格差异水平、语言邻近性、空间物理距离、社会治理水平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粮食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较小。该研究能丰富贸易地理相关研究,提升对全球粮食贸易的科学认知,并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交通韧性是指在极端条件下交通系统能够通过自身抵抗、减缓以及吸收的方式维持其系统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或者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和成本内恢复原始平衡或者新平衡状态的能力。受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以及快速城市化的影响，极端事件的风险日益增加，从而导致城市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衡量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包括不同极端天气事件强度对其强度的影响)，如何监测其时空分布特征和演变趋势，以及多长时间交通运输系统能够恢复正常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测方法，尤其是缺乏气候变化对交通韧性影响的时空动态变化监测。因此，如何精准识别极端事件下城市交通韧性的状态，提升自然灾害交通防治水平亟待解决。而随着大数据挖掘技术和时空预测深度学习方法的发展，为重建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数据集，进而揭示历史极端事件影响下城市交通韧性强度时空演变特征、变化趋势以及影响机制提供了可能。论文对国内外近50年来交通韧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结合国内外交通韧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已有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气候变暖情况下交通韧性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旨在为今后开展交通韧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城乡融合是指导中国城乡转型的全新思路，探究城乡融合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是突破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等现实困境的迫切需要。论文基于“基础—动力—结果”过程性框架，构建了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评价模型、kernel密度估计和地理探测器模型，测度2000—2020年中国的城乡融合水平，探究城乡融合水平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异质性演变。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乡融合水平整体较低，呈先降后升的“√”型演变趋势，空间差异趋于缩小。② 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城乡融合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高值区中心极化特征突出，呈“带状”聚集趋势;中等水平区“集群化”特征有所减弱，且呈现由东部向中西部蔓延的趋势;低值区团簇于西部地区，其数量趋于减少。③ 全国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的核心因素为人口流动、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支持，潜力因素为产业结构优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投资成效和政府干预“阈值”效应显著;区域尺度城乡融合水平的核心因素空间异质性明显，2020年东部地区为经济发展水平、投资成效、政府干预等，中部地区为投资成效、对外开放水平、城乡收入差距等，西部地区为教育支持、政府干预、产业结构优化等;各驱动因素交互作用对城乡融合水平的影响程度远超单因素，交通通达性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强。中国城乡融合时空演化及机理研究可为乡村振兴以及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近60 a江淮流域梅雨特征量及梅雨期分级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还不明晰。论文采用江淮流域1961—2020年239个气象站逐日降水、气温和NCEP/NCAR再分析资料识别梅雨过程，研究梅雨入出梅日期等特征量及梅雨期不同量级的雨日数等指标的时空特征，计算城市化对梅雨期强降水的贡献。结果表明：Ⅰ区(江南区)平均入出梅最早，Ⅱ区(长江中下游区)次之，Ⅲ区(江淮区)入出梅最晚，梅雨期长度依次为30、30和24 d，入出梅日和梅雨期长度趋势性均不明显。Ⅰ区平均梅雨雨强最大(367.6 mm)，Ⅱ区次之(298.4 mm)，Ⅲ区最小(253.5 mm)；Ⅱ区梅雨雨强显著增加、平均梅雨强度指数最大，最易发生暴力梅，Ⅲ区梅雨强度指数变化最剧烈。江淮流域梅雨量Ⅰ、Ⅱ区中部较大，Ⅰ区雨日数最多，Ⅱ区次之，Ⅲ区最少。梅雨期小雨日数最多、降水发生率最高，中雨、大雨和暴雨依次减少。绝大多数站点小雨、中雨日数趋势性不明显，Ⅱ区中东部大雨、暴雨日数显著增加。绝大多数站点大雨、暴雨降水发生率趋势性不明显，Ⅱ区较多站点小雨、中雨发生率显著下降是其东部梅雨期降水发生率显著减少的原因。暴雨量占梅雨量比例最大、降水贡献率也最大，大雨、中雨和小雨依次减小。Ⅰ、Ⅱ区东部站点大雨、暴雨量显著增加是该区梅雨量显著增加的原因。绝大部分站点的不同量级降水贡献率趋势性不明显，只有Ⅱ区中东部17个站点小雨、中雨贡献率显著降低。城市化加剧了强降水指标上升，城市化对R95P和R99P的贡献率分别为10.59%和17.39%。研究结果可为江淮流域梅雨期暴雨洪涝事件预警、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调度提供参考。

伴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绿色转向”逐渐成为全球城市更新的基本原则。然而，城市更新的绿色倡议与实践通常只关注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忽视了在社会层面可能引发的绿色绅士化现象。论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城市农业公园的绿化实践为例，探究城市更新背景下绿色绅士化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城市绿化实践隐含着绅士化的行动逻辑，其所营建的后现代审美与体验型景观成为绿色绅士化的地方表征；② 以服务城市精英为导向的绿化实践引发了景观隔离与阶层分化的结果，但在中国土地制度的保障下，原住民不仅没有流离失所，反而获得了土地再资本化的红利；③ 政府、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开发商分别出于城市治理、土地租金与经济利益的目的，组建了满足各自政治与经济诉求的绿色增长联盟，最终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绿色绅士化运作机制。论文将发源于西方社会的绿色绅士化置于中国的制度语境与社会情境中开展实证分析，拓展了绿色绅士化在多元地理背景下的概念内涵与解释效力，也为理解中国城市更新背景下的人地关系变迁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与实践启示。

地图是地理学的基本语言,也是空间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长期以来,地图一直被视为一种客观中立的科学成果。受批判地理学的启发,批判制图学/GIS应运而生,其目标是阐明制图实践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挑战地图表征中未经检验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假设。经历40余年的争论与磨合,这一研究领域初现轮廓,批判制图学/GIS大致形成2个研究方向：解构路径主要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2个方面出发,分别剖析制图术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建构路径主要借助协作制图和反制图手段以实现地图数据的再生产。国内批判制图学/GIS研究刚刚起步,需要继续吸收批判地理学成果,开展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地图的解构研究,也需要加强建构路径与解构路径的深度弥合,并面向公众开展更加开放、公正的地图应用研究,将研究成果积极应用于社会实践。

水资源、能源、粮食安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可持续发展各目标存在紧密联系。论文基于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EF nexus)系统相关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最新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时空尺度，考虑系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重新解析了WEF nexus系统的定义与组成、内部相互作用过程、输入与输出、影响因素；阐明了气候变化对水、能源、粮食3个子系统及其纽带关系，以及不同类别人类活动对WEF nexus系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一步分析了水、能源、粮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联性，以“研究主题—学科理论—技术方法—实践应用”为主线，提出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WEF nexus系统研究框架及其3个核心研究内容：WEF nexus系统内部纽带关系和总体状态评估、系统变化的驱动因素识别和系统的外部性影响分析。最后，针对WEF nexus系统跨学科分析的需求，基于纽带关系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不足的现状、系统时空边界的多样性特点，剖析了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的具体思路；提出了基于纽带关系的综合性分析指标与计算方法的研究设想；指出了多尺度研究成果耦合应用的必要性和方式。研究可为WEF nexus系统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为全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分析提供思路和方法借鉴。

长江流域2022年夏季遭遇了罕见的持续性高温事件，给流域各省生活、生产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科学解析该次高温过程成因对于提升高温过程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NCEP/NCAR逐日再分析资料和长江流域699个站点逐日温度资料，研究了2022年夏季长江流域高温过程的环流特征及成因。结果表明：① 2022年长江流域的夏季高温过程为1961年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持续时间最久、综合强度指数排名第一的高温事件。② 长江流域上空对流层中高层受相当正压结构的异常反气旋环流控制，是此次高温过程发生的局地环流成因。南亚高压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相向运动，且在长江流域上空重叠，是导致2022年高温发生的大尺度环流成因。在高压控制下，长江流域上空的下沉运动及达地面的太阳辐射均明显偏强，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共同导致高温极端性强。③ 欧洲西部经贝加尔湖向东频散的Rossby波能量，使得欧亚地区中高纬自西向东维持两脊一槽波列分布，北半球中高纬度表现出稳定的三波型，整个副热带地区为能量辐合区，助力副高维持偏强，同时有助于长江流域上空反气旋的持续，是异常环流长时间维持的原因。

对青藏高原东部若尔盖盆地内外实地考察,在玛曲瓶颈段黄河二级阶地前沿陡坎,发现了含有古深湖相和古河床河漫滩相地层序列的典型沉积剖面。通过沉积物粒度特征分析和光释光(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OSL)测年,研究结果表明：① 剖面下部淡蓝灰色古深湖相沉积层为深水厌氧环境下形成的湖相沉积物,而覆盖其上的杂色卵石层夹淡黄橙色透镜状沙层则是古河床河漫滩相沉积物,指示了强动力流水作用过程。这2组地层的不整合接触关系,是黄河切开若尔盖湖盆导致古湖水外泄的直接证据。② 剖面古深湖相沉积层顶部和古滨浅湖相沉积层底部的OSL测年结果表明,古黄河在37 ka BP切开若尔盖湖盆,导致湖水外泄,35 ka BP湖水变浅消失,黄河沟通了若尔盖盆地水系。③ 晚更新世东昆仑大断裂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和37 ka 温暖湿润气候的综合影响使得尚处于玛曲断陷谷地草原的古黄河源溯源侵蚀加剧,由西向东在玛曲城南瓶颈段切开了若尔盖古湖盆,导致古湖水外泄,从而沟通了若尔盖湖盆的水系,使之成为黄河源。该研究结果对于深入理解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湖水系演变及黄河水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是促进城市空间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方式,已成为当前国际城市更新与再开发的主要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也大量涌现,有必要进行归纳和总结。论文以Web of Science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1988—2020年间相关文章为分析对象,从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过程、模式、动因与机制、效应等方面对其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对案例地开展描述性分析,研究主题从关注实践需求转向探讨深层次学术问题并逐渐多元化,研究视角越发强调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最后,结合国外研究经验和中国实际指出：未来中国应转变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重视不同区域多案例的对比研究,再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过程,模拟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机制,全面评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效应,以优化和完善中国城市滨水空间的研究体系。

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来营造和发展城市活力是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为例，使用人口热力数据量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特征;选用基于梯度提升决策树的SHAP可解释性模型(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GBDT-SHAP)测算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非线性影响，并提取关键变量的最佳阈值。结果表明：① 双休日武汉市主城区城市活力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时间、空间和功能异质性。城市活力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中心高、外围低”的特征;在时间上，从7:00开始逐渐提升，下午和晚间达到顶峰。② 武汉市主城区建成环境显著影响了城市活力强度，且其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大型商圈的影响阈值大致在3000~4000 m，地铁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内部且地铁站服务范围在1500 m以内，POI混合度超过0.4后会抑制城市活力。SHAP模型弥补了传统多元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③ 到CBD的距离、离地铁站距离、天空开敞度以及商业类型存在时间驱动效应，随时间变化对城市活力的影响重要性会发生相应变化。研究结果可为武汉市主城区城市规划设计提供依据：贯彻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理念，做好地铁交通与大型商圈的衔接，是增强城市活力的有效措施;设置户外开放空间，有利于促进居民晨练和社会活动;增加小型餐饮和娱乐场所也是增强夜间活力的措施。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考察危机后区域经济恢复过程的不平衡性和差异化机制，有利于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论文基于多维韧性测度框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后长江经济带经济韧性动态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抵抗力、恢复力的时序变化特征和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重点考察经济结构特征对不同阶段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遭受冲击后的抵抗力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整体表现为高水平抵抗力，而恢复力呈明显的波动特征；出口韧性的抵抗力和恢复力的波动远大于GDP、工业、消费、就业维度的波动；回归模型表明，多样化和相关多样化、区域创新能力等因素，虽然在危机初期抵御风险的过程中作用有限，但有利于区域在危机过后尽快实现恢复增长。研究有助于探索建立适应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韧性测度框架，可以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交通运输是创新网络中人才流、资本流等知识与技术流动的物理空间承载，其对城市的创新能力影响已成为经济地理学的交叉前沿热点。论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城市尺度数据，以航空和高铁运输为例，构建交通运输对城市创新能力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航空和高铁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多重异质性机制，并探讨了知识传播、资本积累、产业升级在交通运输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① 航空和高铁建设均对城市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高铁对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约为航空的3倍。② 航空和高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创新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城市等级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中心城市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强度高于非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异质性方面，航空对大、中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小城市有抑制作用；高铁运输则对不同人口规模城市的创新能力均有正向影响，呈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态势。区域异质性方面，航空和高铁对东、中、西、东北地区的创新能力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东部地区优势地位凸显。③ 航空和高铁均可通过促进技术转移、风险资本配置、外商资本配置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此外，航空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升级间接促使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多灾种风险评估是制定综合风险防范战略的基础工作之一，而目前尚缺乏一套通用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论文选取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告、全球气候风险指数报告、世界风险管理指数报告、世界风险指数和世界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等5份国际权威风险评估报告，从评估目的、评估内容、模型方法、评估结果等方面对比分析可知：① 5份报告评估目的各有侧重，其中4份评估报告构建了动态风险评估机制，能够实现评估报告的定期更新发布；② 以风险要素的综合为表征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方法易于推广应用，但需要进一步提升指标可用性，并且采取更直观、易于理解的风险表征方式；③ 5份报告评估结果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风险水平略高于全球水平，是全球灾害风险防范的重点；④ 综合来看，5份报告各有自身的优缺点，未来可以结合“多灾种叠加损失”“灾害链损失”等概念丰富多灾种风险评估的模型方法、指标体系与结果表征。

人口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规律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数据精度和质量的提升，基于公里网格统计单元宏观分析该问题已具可行性。论文以公里网格为统计单元，结合WorldPop数据集和SRTMGL1数据集，分析了2000—2020年间中国人口数量在地形因子(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的分布与变化特征，比较了不同人口空间化数据集、DEM数据源以及网格大小对计算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人口数量分布呈现强烈且持续小幅增强的低地形指向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分布半数平衡点在2000年分别为95.6 m、50.7 m和3.01°，到2020年下降至77.0 m、46.8 m和2.88°。② 相对土地面积分布，人口数量分布呈现范围稳定且强度持续小幅增大的低地形优势性，海拔、起伏度和坡度梯度上，人口主体优势分布上界分别较稳定地位于520 m、137 m和6.84°附近，人口主体优势率分别上升了0.011、0.026和0.038。③ 除DEM数据源差异对人口数量的起伏度分布和坡度分布有显著影响外，其他各项数据差异并未产生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宏观理解中国人口分布与地形的关系提供新的基础参考。

开展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乡村研学旅行产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皖南地区典型的古村落西递、宏村为例,从游客体验视角,构建了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了模型的因素恒等性检验。结果表明：影响西递、宏村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的旅游体验因素有文化认知、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和学习认知4种类型;从路径系数来看,案例地研学旅行者的文化认知(0.510)对游客满意度影响程度最大,情感体验(0.340)和审美体验(0.224)次之,学习认知(0.212)位居最后;论文构建的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游客满意度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跨样本稳定性特征。研究结果可为西递、宏村研学旅行课程开发和传统古村落研学旅行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加速阶段,老年人口的规模不仅快速扩大,而且异地迁移也逐渐增多。老年人口迁移不仅直接影响个体家庭福祉,而且对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但目前聚焦于这一现象的学术与政策研究尚有不足。论文从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梳理既有国内外文献,发现：① 空间格局上,老年人口迁移存在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和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种模式,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特点;② 决策机制上,老年人口迁移意愿受到经济、健康、舒适和归属等需求因素的驱动,而迁移能力则受到生理、经济与社会基础等因素影响;③ 影响效应上,老年人口迁移对个体身心健康、社会融入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均会产生显著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夯实研究的数据和方法基础,并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从而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老年友好城乡建设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