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8): 1298-1309 doi: 10.18306/dlkxjz.2021.08.004

研究论文

基于要素视角的城乡关系演化理论分析

杜国明,1,2, 刘美,2,1,*

1.东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哈尔滨 150030

2.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30

A factor-base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change

DU Guoming,1,2, LIU Mei,2,1,*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通讯作者: *刘美(1993— ),女,河北衡水人,博士,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E-mail:hebeiliumei@126.com

收稿日期: 2020-11-11   修回日期: 2021-05-6  

基金资助: 黑龙江省博士后科研启动金资助项目.  LBH-Q17018

Received: 2020-11-11   Revised: 2021-05-6  

Fund supported: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rt-up Found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LBH-Q1701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杜国明(1978— ),男,内蒙古赤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农村区域发展。E-mail:nmgdgm@126.com

摘要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是城乡关系演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论文基于城乡地域系统理论,从要素视角深入揭示城乡关系的本质与内涵,厘清城乡关系演化阶段及其特征,进而提出其调控机制。主要结论有:① 城乡关系是城乡人口关系、土地关系、经济关系等关系的集中体现,产生的根源在于城乡之间的功能差异性与互补性,表征是城乡间要素的流动;② 从分化到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其演化过程一般分为城乡分化、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4个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类型、方向、方式、强度及自由度等具有明显差异;③ 在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的作用下,多种要素的流动不断推动着城乡关系的演进,城乡关系的调控亦应不断完善和优化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

关键词: 城乡关系 ; 演化 ; 要素流动 ; 调控机制

Abstrac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hile the reasonable flow and optimal allocation of urban-rural elements are the keys to the chang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urban-rural regional system,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lements, clarified the stages and general feature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change, and then put forward its regulatory mechanism.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the concentrated embodiment of urban-rural population relationship, land relationship, and economic relationship. The found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s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the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is the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2) The patte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s from differentiation to integration. Its evolution process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urban-rural differentiation, urban-rural oppositi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re are clear differences in the type, direction, ways, intensity, and degree of freedom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 flow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regions. 3) Under the effect of economic mechanism and political mechanism, the flow of various elements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 adjust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should also continually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echanisms.

Key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 change ; element flow ; regulatory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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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杜国明, 刘美. 基于要素视角的城乡关系演化理论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J], 2021, 40(8): 1298-1309 doi:10.18306/dlkxjz.2021.08.004

DU Guoming, LIU Mei. A factor-base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change. Progress in Geography[J], 2021, 40(8): 1298-1309 doi:10.18306/dlkxjz.2021.08.004

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重塑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内在要求[1]。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必须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在农村,难点在于建立完善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以实现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2,3]。因此,基于要素视角分析城乡关系及其演化,对于推动城乡融合理论研究、制定城乡融合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城乡关系伴随着脱胎于乡村的城镇的出现而产生,其演化历程与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发展及体制机制等密切相关[4]。自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便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乡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关系及其协调发展受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领域的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理论。从16世纪初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方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再到田园城市理论、有机疏散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论等,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体系不断完善。至20世纪80年代,研究的焦点开始转向城乡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形成了基于城乡均衡发展的“城乡联系流”分析框架[5,6]以及“区域网络发展”模型[7]。中国有关城乡关系及其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展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思想,研究重点相继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向“城乡融合发展”转变,推动着城乡关系不断发展。综上,学者们对于城乡关系的认知在探索中不断提升和深化,并逐渐认识到城乡关系的本质是通过“资金、商品、信息”等一系列的“功能流”相互依赖和促动。

本文基于城乡地域系统理论,从城乡要素视角,深入挖掘城乡关系的本质与内涵,进一步揭示要素驱动下城乡关系演化阶段及其特征,并重点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剖析城乡关系的调控机制,旨在为城乡关系及其调控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城乡地域系统的形成

1.1 乡村和城镇的起源与形成

1.1.1 乡村的起源与形成

随着地球气候环境的变化,部分古猿从森林转移到林缘草原地区,在外界环境的刺激下,迫于生存需要,逐渐学会直立行走、使用工具,能够进行劳动生产,即出现了人类[17]。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主要靠狩猎、自然采摘为生,一般选择靠近水源、地势较高、不易受洪水猛兽袭击的地方成群而居,居住形式以天然洞穴为主,且随环境变化进行季节性迁徙[18],无固定居所。直到约公元前7000—8000年前,人类从旧石器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劳动工具发生改变,人类学会了种植,产生了最原始的农业。农业的出现促进了整个人类的进步,社会出现第一次大分工,农业从自然采摘、狩猎中分离出来,人类开始依靠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家畜为生[19],选择在适宜生产生活的地方长期稳定集聚居住,并搭建简单宜居的窑洞、木屋、竹屋等建筑物,逐渐形成最初的“农村聚落”,后来多称之为“村落”“村庄”,即出现了乡村[20],也称为“农村”。学者们认为农业和建筑物的出现,是真正意义上乡村形成的标志,畜牧业形成的乡村多以游牧为主,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相对而言,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居住地点则较为固定,乡村地域系统也较为成型。

1.1.2 城镇的起源与形成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不断走向成熟。到了中石器时期,由简单的聚居演变出氏族公社,公社之间不断进行商品交换、物质财富和劳动力的争夺,逐渐形成原始形态的政治与军事。为更好地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人们开始挖环壕、筑高墙,形成“城”[21]。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分工更为明确、人口更为集聚,出现纺织业、制造业等手工业,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劳动产品出现剩余并用于交换,即出现最初的商品交易。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促进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商人阶级的产生,逐渐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22]。在劳动产品相互交换的需求下出现了“日中为市”,经济和政治开始出现利益对立,使得原始的农村聚落分化,由此出现了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非农村聚落,即“城镇聚落”[23]。随着纺织和制造业的进步及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在人口和经济集聚效应的推动下,城镇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城市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特大城市、卫星城市、城市群、城市带等不断涌现,城镇的类型及地域形态更加多样化。

1.2 乡村和城镇的区别与联系

1.2.1 乡村和城镇的区别

乡村是乡村地理学的核心概念[24],“乡”是一个区域,包括城镇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村”是一种空间聚落类型,是县域之内的村屯集合[25,26]。总的来讲,乡村是指相对于城镇而言的城镇以外的空间地域系统,包括中心村及自然村屯,是农业人口聚居及其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基本单元。乡村是城镇的发展腹地,地域功能较为单一,主要是居住和农业生产功能,以农业为主导产业,人口规模较小、密度较低,土地利用粗放,生态环境较好,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基础公共服务设施较为简单,社会关系以家族、氏族为主,文化以传统性、地方性的乡村文化为主[27]。但乡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不断实现要素重组,乡村结构和功能也在不断优化,第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更趋明显,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更加配套[25]

城市源于“城”与“市”的组合,“城”是政治军事的中心,“市”是交易的场所。经过社会经济不断地发展,城市已经成为由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而成的地域综合体。城镇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等级的城市和乡镇,城镇内部包括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等,通常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及文化中心[21]。城镇功能全面多样,具备生产、生活、行政、文化、教育、服务、管理等多种功能。城镇内部人口、信息及资本等高度集聚且超过一定规模,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产业,生产效率高,土地利用集约、多样。城镇交通相对拥堵,生态环境相对较差,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高,基础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善,社会关系复杂,文化多元且代表主流。

1.2.2 乡村和城镇的联系

乡村和城镇是人类生产生活的2类异质地域单元,城镇源于乡村,乡村是城镇的依托[10],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相对分散和高度集中是乡村和城镇最显著的差异。城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演变,城乡差距也在不断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较小,而发展中国家城乡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然而,乡村和城镇又是一个有机整体,城乡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28],两者相互依存和影响、功能各异但又缺一不可[29]。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城镇的辐射和带动,城镇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乡村的支持与促进,城乡之间存在经济联系、政治联系、生态联系及文化教育联系等。城乡之间显著的区别与密切的联系是城乡关系不断演化的推动力。

1.3 城乡地域系统

城乡地域系统作为一种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包括城镇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2个功能各异的子系统(图1)。2个子系统之间通过人口、土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交互作用与影响,共同推动整个系统的运行和发展[4]。城乡地域系统不仅具有普通系统的关联性、结构性、层次性等基本特征,还具有整体性、地域性、动态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城镇地域系统包括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和乡镇,是要素集中、结构复杂、功能完备的地域有机体[30],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交通及文化中心。乡村地域系统是乡村地域学的研究核心,是城镇地区以外的特定乡村范围,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开放系统,是由中心村、自然村屯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乡村空间体系[31,32]

图1

图1   城乡地域系统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the urban-rural regional system


2 城乡要素的构成与流动

2.1 城乡要素的构成

要素是构成客观事物存在并维持其运动的必要的基本单元,若干要素按照一定秩序和结构进行组合,便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系统[33],要素的类型组成及其结构对系统功能具有决定性影响。城乡地域系统由若干城乡要素构成,包括人口、土地、资金、商品等物质性要素,以及服务、文化、信息和技术等非物质性要素,其中人口、土地和资金是传统的核心要素[3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服务、信息和技术等其他新型要素[35]

乡村与城镇的各要素之间在类型、规模、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导致城乡性质与功能上的明显差异[36]。人口是创造和产生价值的主体,是城乡最为核心的要素,决定城乡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人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根本动力。乡村主要是从事种植业的第一产业人口;城镇以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为主,高素质人才集聚。土地是经济社会的环境载体和空间投影,是其他要素存在和流动的空间载体,城乡土地利用类型是城乡职能分化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居民点用地、水域、交通用地等。土地要素是乡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具潜力的自然资源,乡村土地是以耕地、林地、牧草地等农用地为主体,居民点用地零散分布;城镇土地则以居住、工业、商业、行政等建设用地为主体,建筑物高度密集,公园、绿地、水域等少量分布。资金是指资金资本,即货币,包括政府财政资金、生产资金、工商资金、社会资金及信贷资金等,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商品与服务要素的出现是城乡经济进步的表现,乡村产出的商品主要包括粮食、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以及少量的手工业制品;而城镇地区则生产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商品,包括电子类、化工类、五金类、食品类、药品类等,其中包括很多经农产品加工后的食品及其他工业产品[11]。服务要素包括医疗、教育、商业、金融、社会保障、旅游等,城乡之间服务要素配置不均、水平不一,服务能力的巨大差异是人口、商品等要素城乡间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要素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中物质文化包括饮食文化、居住文化、服装文化、交通文化等;非物质文化即精神文化,包括制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书法等,乡村往往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城镇往往是新兴文化、工业文化的发源地。技术要素是指生产技能、手段和方法,是经过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获得的经验、知识和技巧[37],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城镇地区在高素质人才、大量资金及公司、科研院所的支持下,集聚了工业、电子、信息、智能等新型技术,是技术的研发与扩散地。而当前乡村农业大量应用的新型技术也多来自城镇。

2.2 城乡要素的流动

长期以来,城乡在要素集聚程度与状态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形成一定的势能差;城乡在要素组合特征及地域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使得城乡之间各种要素的流动与再分配成为必然。要素的流动与互动,既带来城镇与乡村各方面的变化,也使城乡之间形成密切的联系[29],且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及信息化的发展,乡村与城镇之间要素的交流更加频繁,各种特征也更为凸显[38]。城乡要素流动在方向上可以分为单向流动和对向流动,前者是某类要素从城到乡或从乡到城的单向流动,后者是某类要素在城乡之间相互流动、循环流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在强度上也存在高、中、低的显著区别,流动的强度越高,证明城乡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人口流动是城乡要素流动的核心,能够带动其他要素的集聚、扩散与流动[15],是引起城乡土地变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中国古代,人口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部分人口通过科举考试进城做官、经商等长期在城内居住,但他们年老之后便会告老还乡,人口的流动虽然缓慢,但是双向的,城镇化水平提升较慢。工业革命以后,大量乡村人口进城,而城镇人口极少返乡,人口单向流动,促进了全球范围内的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也造成了乡村的快速衰落。中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城镇化步伐大大加快。当前,中国通过政策鼓励和制度约束等手段促进人口双向流动,使得一定量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返乡创业、党政干部到乡村基层工作。乡村人口进城的流动可以分为日常性(购物、医疗、旅游等)、短期性(打工、上学)、长期性(就业、迁户)等,其中长期性的流动影响较大。土地要素的流动本质是权属的改变或功能的转变,也基本是单向流动,无论是中国公有制下的土地征收、城市扩张,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下城市蔓延,基本都是城镇用地不断扩张、乡村用地被占用;也有部分相对发达地区的乡村转变为城镇,即村镇化。再者为资金流动,即货币的流通,多是伴随着商品、服务等流动而流动的。由于资金具有逐利性以及农业天然的弱质性和低效性,资金要素由乡进城的强度高于由城下乡的强度,导致城镇地区资金聚集,乡村地区资金相对短缺,制约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和服务流动也是城乡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寻求高质量生活水平、实现自我发展的重要突进。城镇多为乡村地区提供多种多样的工业商品和服务,乡村地区多提供较为低端的农产品和服务,现阶段部分乡村地区可以提供乡村旅游服务,其他服务较少[39]。文化和技术的扩散也存在于城镇和乡村之间,文化大部分是从城镇向乡村扩散,乡村生活方式等多受城镇的影响,也有一些服装、饮食等传统文化由乡村扩散到城镇;技术的扩散大多是通过商品、服务等来体现的,伴随人口、资金和商品的流动而流动。近现代以来,城镇是技术创新中心,新技术一般优先在城镇出现并传播。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动下,一些生产生活技术也在快速向乡村扩散,促进了乡村技术变革。

3 城乡关系及其演化

3.1 城乡关系的概念

城乡关系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政策背景下,城乡之间通过要素流动和功能耦合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共生关系[40,41]。城乡关系是广泛存在于乡村和城镇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42],是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关系[25],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的特殊关系。城乡关系伴随着城镇的出现而产生,产生的根源在于城乡间的差异性与互补性[43],本质是基于不同要素及其流动与互动建立起来的城乡联系。城乡要素的流动与互动贯穿城乡关系发展的全过程,要素状态差异及其流动的类型、方向、方式、强度及自由度的差异是城乡关系的反映[36]

3.2 城乡关系的构成

从城乡要素的视角下,城乡关系可以分为城乡人口关系、土地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及文化关系等,这些关系共同反映城乡关系发展状况[44]。其中城乡经济关系是基础,人口关系是核心,土地关系是关键,以上三者对其他关系的存在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纽带,文化关系则附属于其他关系而存在。

城乡关系可以归于“以人为中心”的关系[45],城乡人口关系是劳动力、人才等在城乡之间流动所形成的关系,其和谐发展是城乡地域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46]。城乡土地关系是指土地这一区域空间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所形成的关系。随着城镇的大规模快速扩张,各国城乡土地关系经历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主要体现为乡村土地非农化[47]。城乡经济关系既是一种区域经济关系,也是一种产业经济关系,是以产业分工和商品交换为表征、城乡之间资金要素和产业要素的流动及经济功能耦合的状态。城乡之间存在密切的经济关系,包括商品经济、服务经济等,现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存在源于农业与工业的互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工农业关系进行表征。城乡政治关系是由于国家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不同,导致城乡间的政治地位、利益分配及居民政治权利不同而形成的一种关系,是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的城乡关系在政治层面的集中体现。从政治关系上讲,乡村基本上是城镇的附属,城镇作为政治中心对乡村进行管理和统治,只有在中国革命战争等特殊时期,实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战略时城镇附属于或脱离于乡村。城乡社会关系是基于城乡人口的社会地位和依存关系而呈现出的不同社会形态,是社会等级的空间结构,经历了由构造到融合、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的社会关系是根据劳动分工的确立所形成的群体内部管理者与生产者间的简单关系。在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下,随着城乡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改变,城乡社会关系类型也在不断丰富,演化出雇佣关系、亲属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等[48]。城乡文化关系是指各具特色的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下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主要体现为伴随人口流动和商品流动的文化要素扩散。

3.3 城乡关系的演化

随着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要素之间流动的方向与强度不断变化,城乡要素之间的状态及其差异不断调整,城乡地域功能不断革新,从而使得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不断发生演化。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发展理论,结合中国城乡实际发展状况,根据城乡要素状态差异、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功能差异,将城乡关系划分为城乡分化、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4个阶段(表1),并重点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演变进行梳理。

表1   城乡关系演化过程中的要素状态差异、要素流动与城乡功能差异

Tab.1  Differences in the state of elements, elements flow, and urban-rural func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城乡关系演化阶段城乡要素状态差异城乡要素流动城乡功能差异
城乡分化乡村人口远超过城镇人口;城镇数量少、规模小,乡村居民点数量众多、广泛分布;经济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人口、农产品低强度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城镇的主要功能是政治、军事功能;乡村的主要功能是农业生产功能
城乡对立城镇人口数量超过乡村人口,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城乡经济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差距逐渐增大;城乡之间建立起不同的管理制度人口、农产品中高强度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工业产品由城镇向乡村输出,城镇文化缓慢向乡村扩散城镇功能不断增加,在承担政治、军事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工业生产、商业、服务等功能;乡村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
城乡融合乡村人口、乡村居民点用地及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不断降低,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均收入等的差距逐渐缩小,城镇人口、城镇建设用地和二、三产业比例不断增加多种城乡要素的高效率双向流动城镇功能进一步完善,是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及交通的中心;乡村功能也不断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除生活功能和生产功能外,还承担重要的生态功能和文化功能
城乡一体乡村居民点普遍村镇化,农业人口职业化,城乡基础设施互联、公共服务共享,城乡人均收入差异较小,经济社会一体化同步发展城乡要素实现自由、平等、双向的良性互动,要素配置均衡城乡功能等值化,仅在服务规模、半径、层次上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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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乡分化阶段

城乡分化是指在工业革命之前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镇逐渐从乡村中分离出来,成为2个相对独立且封闭的子系统,城乡之间互动较少。城镇主要是基于政治、军事目标而存在,乡村则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在该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城乡要素以乡村人口、乡村土地和第一产业为主,乡村人口远超过城镇人口,由于从政、从军等,有少量乡村人口流向城镇。城镇数量少、规模小,乡村居民点数量多且广泛分布。乡村经济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并为城镇提供必需的农产品,城镇几乎没有要素流向乡村,城乡要素处于相互隔离或缓慢的单向流动状态,城乡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

(2) 城乡对立阶段

随着工业革命或者工业化的迅猛推进,城镇快速发展、乡村停滞不前,从而形成先进与落后、高效与低效、集聚与分散的2类对比鲜明的地域系统,即为城乡对立阶段。城镇功能不断增加,在承担政治、军事功能的基础上,增加了工业、商业、服务等功能;乡村仍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该阶段城镇地区掠夺式发展,乡村地区大力支持着城镇发展,不断打破乡村原有的经济体系,逐渐形成城乡二元结构[11],城镇人口数量增加甚至逐渐超过了乡村人口,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经济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水平差距逐渐增大,城乡建立起不同的管理制度,城乡矛盾凸显。该阶段城镇资本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资金及技术等生产要素[12]。同时,农业生产率和生产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乡村地区大量的闲置劳动力从农业产业中释放出来,城镇工业的发展吸引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地区集聚,土地、资金、农产品等要素以相对低端的价格流向城镇,由城镇向乡村流动的主要是工业产品、生产生活用品。此外,城镇文化缓慢向乡村扩散。总之,城乡要素以由乡至城的高强度流动为主,不断在城镇集聚[2],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乡村则不断萎缩,与城镇的差距不断加大、对于各种要素争夺的矛盾不断加深。

(3) 城乡融合阶段

当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城乡之间的互补性不断提升,城乡关系开始进入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惠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城镇功能进一步完善,但由于人口拥挤、地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原因,一些产业逐渐向乡村转移,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加强,乡村功能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趋于多样化,部分乡村的二、三产业会超过第一产业产值,成为专业化、特色化乡村。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演化的过程,是指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对立状态,逐步实现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合理流动与优化组合。在这一阶段,城镇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也更加重视乡村地区的发展,乡村人口、乡村居民点用地及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不断降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均收入等的差距逐渐缩小,信息化和科技化水平的提高促使城乡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乡村独特的生态优势和传统文化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人口、资本、商品、服务等要素开始大规模从城镇向乡村流动。城乡要素流动由以乡村向城镇流动为主转变为高效率双向互动,形成城乡互动、融合发展新格局。

(4) 城乡一体阶段

随着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建设的发展,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基本功能更加趋同,仅在服务规模、服务半径、服务层次等方面存在差距[49],进入了城乡一体化阶段。该阶段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高度配套,乡村居民点村镇化、农业产业化、乡村人口职业化,乡村地区由过去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城乡人均收入差异不断减小。城镇和乡村在权利和地位基本实现平等化,在空间上实现高度嵌套、紧密相连,在经济上密切协作、融合发展,城乡要素流动不再受传统政治制度、服务条件等的制约,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人口、资金等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平等地相互流动,城镇和乡村高度融合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3.4 中国城乡关系的演化历程

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多个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城乡关系伴随着多次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在探寻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由于中国领土面积大,区域间差异明显,不同省域、市域乃至县域之间的发展状况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仅从国家尺度对城乡关系整体的演化阶段及特征进行梳理,基于城乡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根据国家政策战略导向,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城乡要素的流动特征,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划分为2个主要发展阶段(图2)。

图2

图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节点结构

Fig.2   Important event nod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in China


(1) 1949—2002年,中国的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城乡对立阶段,这是生产力发展不完全的结果,也是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导致的。在这一阶段,历经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加固及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的过程,国家以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为建设重点,城镇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巨大,因此,主要实行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镇的发展模式,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城乡土地“剪刀差”、国有企业改革等制度安排,促使人口、土地等乡村资源要素大量流向城镇。该阶段以乡村要素向城镇单向流动为主,流动速度不断波动变化,但整体相对较慢,城乡要素由均衡状态不断集聚,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推动城镇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加固和凸显。

(2) 2003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城乡融合是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面对城乡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和城乡融合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国家政策来讲,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的城乡统筹协调的发展阶段[50],并陆续实施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消农业税等举措,逐步加大“三农”方面的资金投入,并开始注重小城镇建设,出现资金、技术、商品和服务等要素流向乡村,逐渐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局面。确切地说,2003—2010年属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萌芽阶段,2011年才开始正式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全国城镇化率水平首次超过50%。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提出城乡一体化建设目标,国家更加重视乡村地区发展,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城乡互动新格局。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进一步引导城乡互动、工业反哺农业,且要素流动速度、互动频度逐渐加快,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增强[51]。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互动的动能不断积聚、条件也更加充分,加上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城乡要素流动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将城乡关系推向了一个融合发展的新阶段[52]。但是区域间差异较大,东南沿海等部分发达地区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而东北、西北等地区城乡关系仍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现阶段,中国的城乡关系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全面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城乡等值化是未来城乡关系调整的重点,同时要注重区域差异,因地制宜地,将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4 城乡关系演化的调控机制

城乡关系的核心是城乡要素的流动,城乡要素的流动改造着城乡要素结构,决定和影响着城乡关系的发展与演化。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城乡要素流动的影响机制都可以主要归纳为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但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经济机制与政治机制在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作用强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或地区,经济机制在调控城乡要素的流动上占支配或主导作用;在市场经济发展滞后的阶段或地区,政治机制在调控城乡要素的流动上占支配或主导作用。城乡关系演化与调控的核心机制就是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的有效融合。

(1) 经济机制主要包括要素供求机制、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竞争机制和风险应对机制等,经济机制调控下的要素流动符合自由竞争与交换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城乡要素配置过程中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是城乡关系演化重要的内生动力[53]。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金市场、商品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多种要素市场。在多种经济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各种要素主要以追求效率、效益为目的,并随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等向更高效率的部门和地区流动。要素供求机制是经济机制的主体,多种要素的流动主要围绕供求关系进行,供求关系能够引起价格的变化和竞争的开展,同时也受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影响。在要素供求机制的作用下,城乡市场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对要素流动起到重要的推拉作用,例如,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价格形成机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定交易体制和价格调节体制,进一步调控要素的流动,交易方式越简单、价格越低的要素流动速度和强度更大;市场竞争机制包括人才的竞争、土地的竞争、商品和服务的竞争等,也对要素流动起到重要的牵制作用,例如,劳动主体为得到更高的工资及更好的岗位之间的竞争以及用人单位为选择优秀的人才之间的竞争等。此外,在风险机制的作用下,要素会由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流动,而随着低风险区要素的集聚,风险度会提高,从而减缓或逆转要素的流动。

(2) 政治机制主要包括战略规划机制、政策引导机制、立法控制机制等。政治机制是指受国家和政府干预的、更能满足国家政治需求和战略意图的调控措施。政治机制是城乡关系演化的外部动力,在各阶段对调控城乡要素流动均起到重要作用,与经济调控机制相辅相成。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往往会出于一定的目的出台一些重大规划、战略或者政策,如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市町村合并,中国精准扶贫方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都会引导城乡要素大规模地向乡村或城市流动。国家也会出于一定目的通过立法手段制定法律法规,形成特定的社会制度,以调节城乡要素的流动。例如通过制定差别化的城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机制等,以控制或限制城乡要素的流动。

5 结论

(1)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先后出现了乡村和城镇2种结构不同、功能各异的地域系统,2类地域系统之间通过紧密而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政治联系、生态联系、社会联系、文化教育联系等,形成城乡地域系统。城乡地域系统包括人口、土地、资金、商品、服务、文化、信息和技术等要素。这些要素既具有社会经济特性,又具有地理学的空间属性,它们在乡村与城镇的规模与状态上存在的差异,形成势能差;城乡要素的结构差异导致功能差异,使得城乡之间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城乡要素的势能差及功能互补性使得各种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城乡间要素流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塑造着城乡关系。

(2) 城乡关系包括城乡人口关系、土地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及文化关系等,其中,经济关系是基础、人口关系是核心、土地关系是关键、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纽带、文化关系则附属于其他关系而存在。城乡关系随着要素流动而发展变化,经历了城乡分化、城乡对立、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4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城乡的要素状态、要素流动、功能特征均具有显著差异。中国在2003年以前为城乡对立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003年开始进入城乡融合建设阶段,城乡差距不断缩小,逐渐形成城乡互动的新格局,但区域间差异仍然较大,要因地制宜促进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实现。

(3) 城乡关系演化与调控的机制包括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制。经济机制主要包括要素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市场竞争机制、风险机制,政治机制主要包括战略规划机制、政策引导机制、立法控制机制等。二者相辅相成,推动城乡要素流动,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城乡关系调节与演化。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乡互动的动能不断积聚、条件也更加充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引导城乡互动、工业反哺农业。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深入改革,城乡要素流动必将更加合理化、科学化,城乡关系必将推进到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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