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指导全球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理念和中轴原理[1],对国际社会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导向意义。“可持续的城市和社区”作为SDGs的重要版块,对城市可负担住房供应、公共交通系统完善、文化遗产保护、环境质量提升、绿色空间建设和自然灾害防御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2]。当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可持续城市更新能够充分挖掘存量建筑和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和提升城市韧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城市更新不仅能增强社区面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弹性和适应性,而且有助于打造新的城市增长极进而促进国内大循环。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并将其作为国家层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抓手。
城市更新诞生于全球城市化进程伊始,从早期的物质改造逐渐成为综合的城市管理手段,对全球城市演化的重要性日益提升[3]。二战前后,大规模的推倒重建改善了城市环境面貌,但也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社会不公和文脉消失等问题。继而在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城市更新先后迈入国家福利主义色彩的社区更新阶段和地产开发导向的旧城更新阶段[4]。更新活动有效缓解了住房紧缺和经济衰退等城市问题,但付出了惨痛的资源环境代价[5]。由于城市更新存在目标单维、手段单一、成效失衡等历史局限性,加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渐入人心,人们意识到城市更新本质是一种资源再利用和土地再开发的人地系统动态优化过程,根本目标是综合构建可持续城市[6]。因此,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应将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有机结合[6],但缺少对二者内在关联机制的研究;其次,现有研究在单一尺度,特别是项目实施尺度取得诸多进展,但可持续城市更新是涉及多尺度转换的复杂过程,因而为建立长效调控机制需要进行跨尺度研究;此外,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科学决策和系统实现依赖于对驱动机理的科学认知,学者从土地利用[7]、政府管控[8]、公众参与等维度展开分析,但其研究视角、背景和目标各异,导致影响因素遴选各有侧重,鲜见系统性的驱动机理研究,较难科学认知可持续城市更新过程并合理支撑方案优化。
鉴于此,为了形成可持续导向下城市更新研究的理论视角,实现从理论构建到更新实践的有效转换,建立从宏观概念到微观机理的多尺度分析框架,本文运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文献分析和筛选,梳理全球视野下不同阶段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城市更新的耦合关系,凝练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时空演进路径及区域差异,从影响因素、作用机理和空间响应模式等维度综合分析可持续城市更新驱动机理,并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进行展望,以期在理论上为城市更新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提供有益视角,在实践上为制定因地制宜的更新策略和可持续城市建设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1 可持续城市更新内涵解析与研究概述
1.1 可持续城市更新内涵解析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强调代际公平的发展模式,包括了经济、社会和环境3大核心要素,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目标。城市更新是指通过重建、修缮、复兴等行动,改善城市地区的物质、社会、经济和生态等方面环境的综合手段[6]。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首先,城市更新作为一种资源再利用和土地再开发的手段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二者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其次,城市更新常被理解为城市发展中重要的“新陈代谢”过程,它可以通过优化城市物质和功能空间增强城市有机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等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目标[9]。研究表明,可持续发展目标能有效引导城市更新的政策和实践[10]。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城市更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更新的目标牵引。
基于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本文将可持续城市更新界定为可持续导向下的城市更新,即在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下开展的更新活动。由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阶段性和时空异质性,可持续城市更新需要基于不同目标遴选出差异化的更新方式,并优先选用符合可持续性原则的更新模式和更新手段,因而其相比其他概念更加注重目标的明确性、决策的合理性,以及过程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1.2 可持续城市更新研究概述
本文通过CiteSpace和HistCite软件进行研究概况总结、概念内涵解析和经典文献计量与筛选。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SCI-Expanded和SSCI数据库,语种为英语,时间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兼顾主题贴合性和常用性原则[6],将关键词设置为TS=(urban renewal OR urban regeneration OR urban redevelopment OR urban rehabilitation),结果检出5851篇文献。其次,为了探究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内涵,保持其他检索条件不变,将sustainable development和sustainability纳入关键词再次检索,结果检出927篇文献。
城市更新首篇论文出现在1956年,可持续发展理论在1987年正式提出后,于1992年进入城市更新领域。可持续性话题在城市更新文献中的占比明显上升,2020年已达到22%(图1)。可持续发展原则逐渐成为城市更新理论和政策的核心。相比英美,中国更注重城市更新的可持续性研究,中国的快速城市化道路对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进入城市转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对城市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研究诉求。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可持续城市更新比传统城市更新更加关注棕地更新、遗产保护、气候变化,以及更新的系统性和更新决策的合理性等方面。
图1
图1
“可持续城市更新”文献的时间变化趋势与地区分布
Fig.1
Temporal trend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literature
由引证关系图可知(图2),城市更新相关文献存在复杂的引证关系,同时也具有明显的研究组团和发展脉络。从早期开创性的重要文献来看,研究方向包括：更新中的伙伴关系、政府与城市更新、市场与城市更新、绅士化研究、中国城中村研究等,除绅士化和城中村2类特殊现象外,其他核心组团均与城市更新驱动主体及驱动机制密切相关。从总结性的综述文章来看,Zheng等[6]指出可持续城市更新由规划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构成,但二者间的内在关系尚未明确,可持续城市更新驱动机制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通过解析可持续城市更新演化路径和特征,探究地理要素与利益相关者对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协同驱动机理,为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更新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图2
2 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时空演进路径与区域差异
构建可持续发展与城市更新之间的理论关系,首先需要建立二者时空发展轨迹的内在关联,本部分试图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视角解析城市更新的时空演进路径和区域差异(图3),揭示可持续发展导向下城市更新的关键要义,形成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理论基础。
图3
图3
可持续城市更新时空演进路径
Fig.3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h of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2.1 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时空演进路径
(1) 物质空间优化是可持续城市更新的起源和载体
城市更新源于工业革命,是以物质空间更新为切入,实现城市内部功能结构平衡的过程[4]。在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背景下,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城市规模持续膨胀,城市功能结构局限性日益凸显,需要通过城市更新实现城市内部功能平衡,引导城市良性发展。更新方式既包括城市层面的全域改造,如乔治·欧仁·奥斯曼主持的巴黎大改造,又包括街区层面的局域重建,如欧美城市开展的土地置换和贫民窟清理等重建计划[4]。这些更新活动都体现了决策者以空间手段建设理想城市,避免城市问题的可持续性思想。随着人们意识到粗犷的更新方式会导致城市特色丧失和资源浪费,物质更新逐步从拆除重建转化为改造、修缮等有机更新方式,城市更新也不再单纯停留于物质环境改善与城市功能的重构,而是强调促进城市内涵提升的空间再利用。物质更新已经逐渐从城市更新政策的核心演变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支撑手段[11]。
(2) 社会福祉改善是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根本诉求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但出现了社会衰退、贫穷、种族歧视等社会问题。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有义务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12],政府开始实行以公共资源为基础、以内城社区改善为目标、带有福利主义色彩的更新政策[13],从强调改善居住环境,到提供社会福利住房,再到全面提升社会福利。美国的“现代城市计划(Model Cities Program)”为大城市提供解决贫困问题的综合方案,英国的“城市计划(Urban Program)”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培训以及为社会项目提供财务支持以解决城市社会问题[4]。城市更新指导理论由发展瓶颈倒逼的形体主义,转变为由可持续愿景牵引的人本主义[14]。更新活动以居民利益为出发点,为其创造平等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谐的邻里关系和参与规划的机会,从而实现改善居民社会福祉这一根本诉求。
(3)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关键牵引
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面临调整,城市更新作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13],转向以市场为主导,以房地产开发为主要模式[15],以促进产业转型、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内城吸引力为目标的城市再开发,催生了大量商业地产旗舰项目[16]、水岸振兴工程[17]等项目。到了90年代,为应对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以及全球经济重构,以新经济和以文化为载体的城市更新成为主要模式[18],它们多发生于城市原有工业用地,并随着产业服务化转向和文化转向而衍生出新兴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成为城市更新的关键目标[19],政府通过放松制度管治、弱化规划作用、促进公私合作等引导私人部门实施城市更新活动[20],期望市场化的城市更新通过“涓滴效应”缓解社会问题[21],即只要经济增长和物质环境改善,衰落地区的失业、教育、贫困等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4) 安全、包容、富有韧性是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空间愿景
近年来,城市更新产生了多元化的新目标。首先,随着全球生态问题日益严峻,自然灾害频发,城市更新需要对城市中的土地、水资源、植被等进行专门的生态修复,以保障经济发展中的环境可持续性[22]。其次,历史文化资源逐渐上升到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产的定位高度,以遗产资源价值延续为目标的城市更新应运而生[18]。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通过文化设施建设[23]、文化活动举办[24]、文化产业化发展[25]带动中心城区、滨水区和工业区发展。再次,新冠肺炎疫情为城市安全和健康敲响警钟,可持续发展概念中的安全防御性受到关注。城市和社区对改善公共卫生和减轻人类面对灾害的脆弱性至关重要[2],新时代城市更新需以韧性城市为目标提升旧城的综合防灾能力、建设绿色健康的公共空间、加强土地利用的韧性和弹性等[26]。城市更新的多元目标共同指向城市可持续发展。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细化了可持续发展远景目标,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具体指导[2]。
综上,城市更新作为土地再利用和城市再开发的周期性复杂过程,其目标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阶段的需求紧密相关,同时在各种新主义和新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从“发展瓶颈倒逼”到“可持续愿景牵引”的总体时空演进路径。
2.2 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区域差异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化塑造了城市更新演进的时序化进程。欧美国家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源地,经历了多个城市更新发展阶段[4,13],形成了多样化的更新政策演化路径,引领了全球城市更新趋势[27];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飞速发展,城市更新围绕产业活动需求展开[28,29],并在地域文化特征影响下形成了政府和市场协同、社会和经济目标共存的发展路径;在全球政治格局演化进程中,东欧国家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变,经历了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突变,社会体制转变后的经济转型和社会重构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任务[30];非洲和南美等后进地区城镇化滞缓,正处于以物质更新为主的初始阶段[25]。城市更新全球发展趋势体现了由欧美国家向其他区域扩散,在全球经济政治格局演化中螺旋上升的内在逻辑。
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造就了城市更新演进的本地化过程。城市更新政策演变具有路径依赖,其发展进程受历史环境制约形成一定的制度延续性,而机会和外来冲击是新路径创建的源头,表现出显著的本地化特征[13]。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差异化发展路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城市历史悠久,政府具有较强的管控权力和福利意识,更新政策需兼顾社会、环境、文化等多方面诉求[27];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化盛行的北美国家更强调经济发展,注重将私营部门嵌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税收和就业[12];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城市更新具有鲜明的国家主导特征[31],并受住房文化影响强烈关注住宅更新[32]。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受到了全球变化的影响,但不同地方的响应和应对能力不同,城市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既形成独特的地域特征,又可能产生发展阻碍,是理解城市更新演化路径区域差异的重要理论维度。
面向可持续目标的多尺度协同与多功能融合遴选形成了城市更新的差异化演进历程。城市更新受到众多因素跨越不同空间距离的作用,是一个具有跨尺度特征的综合过程[33]。建筑尺度是更新活动的基本单元[34],邻里尺度的社区复兴可以改善居民福祉,区域尺度的大型更新在政府和市场的双向配合下实现多元目标[21],城市尺度则是政府对城市更新活动进行战略指导和政策引导的重要层次[23]。一方面城市衰败通常由城市整体空间结构性失衡导致[35],而空间响应则需落实在建筑或地块尺度的更新实施;另一方面政府自上而下的管控和市场自下而上的实施存在复杂的空间尺度转换过程[33,36]。此外,城市功能的多样性形成了多种城市更新类型,包括住宅更新、工业区改造、历史文化区保护、韧性空间提升等,不同功能类型更新的融合伴随于城市更新尺度转换过程中[37]。总体而言,多尺度协同和功能融合在城市更新时空演进路径中不断加强,多阶段、多路径、多尺度、多类型的可持续城市更新特征共同形成了复杂的区域分异规律和内在驱动机理。
3 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影响机理与空间响应模式
图4
图4
可持续城市更新多尺度影响因素
Fig.4
Multi-scal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3.1 多时空尺度影响因素体系
3.1.1 综合地理环境影响着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空间模式
区域尺度因素包括位置特征[39]、交通可达性[28,39]、设施便利性[40,41]、自然环境等[41],良好的区位条件是可持续城市更新的重要促进因素[42]。就位置特征而言,大量研究表明：距离城市中心越近,更新可能性越高[42],其中商业更新受中心性影响最明显,而这种影响依赖于交通、经济和商业等邻里效应[43];交通可以改善位置不足,引导交通沿线土地再开发,其中机场、铁路、公路等对外交通仅对工业用地更新产生微弱影响[44],而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共同决定了市内交通可达性,对城市更新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地铁的作用最为广泛和强烈[7]。外部设施的可访问性和质量也是更新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因素,山河湖泊等优质自然资源能够推动高级住宅、旅游度假等高品质更新[45],教育资源提高邻近住宅开发的潜力[45],商业设施既可以集聚商业更新也能够吸引居住更新[42,45]。此外,经历过采矿或工业活动的棕地存在空气、水质、土壤等污染风险,将严重限制维持地面原始生态系统的能力并影响再开发价值[46]。
邻里尺度因素包括邻近地区人口密度[41,42]、人口结构[47,48]、就业率[39,49]、收入情况[47,48]以及邻近效应等。邻里尺度因素作用机制存在空间异质性,同一因素在不同案例中经常呈现不同结果。一方面,更新目标影响邻里尺度因素的作用机制。例如,低就业率和低收入水平既体现了强烈的更新需求[47],又显示了较差的经济可行性[39],在社会导向和经济导向更新中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另一方面,邻里尺度因素受到社会经济背景和区位等相关因素影响,作用机制复杂。例如,人口密度对不同用地类型的正负效应不同,住宅和商业更新倾向于发生在高密度地区,工业更新倾向于发生在低密度地区[50]。也有学者认为,人口密度变化趋势才是真正的影响因素,因为它反映了人口对商业和住房等需求的增加[43]。此外,由于更新活动倾向于在特定的空间集聚发生,邻近地区的更新会增加本地同类更新发生概率[39,41],并且良好的环境和景观能增强邻近效应[51]。
项目尺度因素对更新的必要性和盈利性具有重要影响,是微观决策和实施必须考虑的客观因素,包括地价[39]、建筑年龄[52]、面积[39-40,49]、密度[48]、地形条件[40]、设施和功能[39]、所有权特征[39]等。首先,建筑年龄和功能设施决定了更新的必要性,其中建筑年龄影响建筑功能和设施老化情况,Dube等[52]发现建筑年龄与城市更新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小于100年的房屋更新可能性与年龄正相关,超过100年的房屋与年龄负相关。其次,地价、面积、建筑密度和地形等影响更新的盈利性,面积大、建筑密度小、地形平坦等特征既增加了土地的潜在用途,又降低了拆迁建设的实施难度[53],具有更大盈利空间。地价因素既属于再开发的成本[28],又蕴含开发后的盈利潜力[41],对商业、居住和工业等不同承租能力和盈利模式的土地影响不同。
由区域、邻里和项目尺度因素构成的综合地理环境是城市更新的客观影响因素,其作用效果受更新目标等影响。各因素之间还存在复杂的叠加、因果和主次等关系,共同影响着不同时空尺度城市更新的空间模式。
3.1.2 利益相关者决定了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组织模式
国家和地方政府长期拥有城市事务的主导权,是城市更新的决策者和推动者[54],尤以东亚国家为甚。首先,政府的更新目标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包括维持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增长、改善生态环境[8]、追求自身政治绩效等方面[55]。其次,更新调控手段具有多尺度性和多样性,中央政府通过金融杠杆[56]、政策干预[55]、制度改革[57]等手段宏观调控土地和房地产市场[12],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在城市和邻里尺度上对城市更新的过程和格局具有决定性作用[31,55]。一是实施相关规划和政策引导资本流动和产业布局[58];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和保障性项目建设提供社会公共资源供给[45];三是对开发商和公众进行监督和支持,引导自下而上的可持续城市更新[54]。而规划和政策是推动更新进行、增加项目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39],包括城市规划、土地开发和监管、经济激励政策等,其中：城市规划管控更新的发展方向、分布格局和功能属性等[7,36];土地开发和监管制度约束再开发活动及其更新手段[55];经济激励政策降低更新成本,从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20,39]。
开发商的作用取决于公私部门之间的职责和权益分配[54],其参与模式分为2种：一是在城市更新由市场主导的地区,私营部门主要寻求项目的盈利性,以项目的风险、投资回报率、预期收益率等作为决策标准[16];二是在政府主导地区,私营部门只是扮演了项目承包商和政府执行者的角色,其投资策略高度依赖于政府信息[8,59]。公众是影响城市更新空间决策和项目实施等阶段的重要参与主体,一方面,公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促使政府或开发商做出更新决策;另一方面,公众的支持、参与和监督是确保改造成功的关键因素[24]。但由于部分地区参与制度和保障机制的缺乏,公众在城市更新中常处于被动地位,难以真正参与到更新决策过程当中[60],使城市更新社会可持续性的实现缺乏对公众根本利益的深入考量。
城市更新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复杂,政府、开发商和公众共同影响城市更新项目实施和空间格局。但城市更新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思维逻辑和运行模式,他们之间的权力博弈结果决定了不同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组织模式。
3.2 驱动机理及其空间响应模式
3.2.1 驱动机理
城市更新旨在通过重建、修缮、复兴、保护等方式来改善城市的物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6],包括地理环境和利益相关者2大子系统[6],城市更新空间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差异性形成了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多种驱动路径。首先,地块本身物质和功能衰退是城市更新的内在驱动力[34],也是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局部地区的衰败不仅降低居民生活品质,而且影响城市活力,需要由居民或城市管理者对其进行更新。有经济条件的产权人通过修缮改善居住环境,在美国建筑修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住宅更新手段[48],但当修缮成本远大于迁居成本时[32],衰败地区将被空置或被置换为低收入人群集聚区,滋生一系列社会问题[19],使政府不得不实施城市更新以缓解社会和环境问题。其次,以土地形式体现出的城市空间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和产出品[16],城市更新本质是经济活动的空间选择行为[28]。更新决策不仅要考虑土地价值与物业价值的比例,更要权衡地价与运输成本之间的动态套利。物质衰败导致的地价下降和城市扩张导致的外围地区运输成本增加是大城市内城更新概率增加的重要原因。内城更新的盈利性是私营部门更新决策的根本动因[58],也是政府获得税收和土地财政以维持城市运营的重要方式[12,29]。此外,城市政府治理结构的空间治理转型强调通过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实现资源利用的合理化和利益最大化[60]。为了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以规划为导向的开发(AOD)等城市开发模式应运而生[61],政府以公共属性的城市更新项目为“触媒”引导空间合理开发,进而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整体竞争力提升[17]。
图5
图5
可持续城市更新驱动机理和空间响应模式
Fig.5
Driving mechanism and spatial response model of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3.2.2 政府主导的空间响应模式
政府将可持续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包括提升城市整体竞争力和保障居民社会福祉2个方面任务[35],进而形成2种典型的空间响应模式。
(1) 政府主导的战略发展型更新
(2) 政府主导的内城衰败型更新
3.2.3 市场主导的空间响应模式
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城市更新是由土地和住房市场的结构及其资本运作决定的,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在城市中投资或撤资,引发了城市的更新和衰退[63]。其中地产项目和产业项目的盈利模式不同,形成了2种空间响应模式。
(1) 市场主导的内城地产型更新
Smith提出的租差理论认为“租差”是城市更新的主要驱动力[64],该理论在东亚国家也存在适用性[65]。“租差”是指“实际地租”与“潜在地租”的差值,其中“实际地租”是现状土地开发下的资本化地租总量,“潜在地租”是土地在“最佳”开发状态下的资本化地租总量,“租差”表示预期收益,当预期收益足够大时市场主体将实施城市更新[64]。在高“潜在地租”的引导下,以商业和住宅开发为主的房地产项目通常发生在城市中心区,以及交通和设施便利的地区[15]。市场主导的内城地产型更新能够促进内城振兴,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但开发商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倾向于选择拆除重建的更新方式,这不利于资源的可持续再利用[35]。此外,市场主导的更新主要发生在优势区位,在缺乏有效管控的情况下会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均衡发展[55]。
(2) 市场主导的城郊产业型更新
3.2.4 多元驱动型更新
随着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代,持续迭代的城市更新活动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多元驱动成为主要的城市更新组织模式[66]。多元驱动型更新通常存在规模大、风险高和商业公共属性兼具的特征[12,21,67],建立合作伙伴、创新融资模式和融入文化力量成为此类项目的重要驱动路径。此类更新主要位于功能多样、利益混杂的内城地区,包括旧城复兴、城中村改造、创意街区更新等类型,它们在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博弈下产生了综合、包容的空间响应。首先,多元驱动型更新是新旧城市空间共生的载体,既保持了历史区域或原始社区的城市肌理和空间模式,又可以通过物质改造或文化活动适应新空间要求[68]。其次,多元驱动型更新充分考虑公众和市场需求,实现了空间正义性和经济性的平衡,能够产生更为广泛的空间效应。再次,此类规模大、社会经济效应强烈的项目容易形成区域创意中心或消费中心[25],进而重塑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
4 面向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研究展望与政策启示
4.1 研究展望
4.1.1 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重点
城市更新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目标随时代背景和需求而变化,当今世界对城市更新研究重点提出了新要求。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层面,对标《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以可持续发展目标11“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为核心,立足多学科交叉特征,构建面向多目标的城市更新理论框架和多要素的耦合提升模型,全面支撑区域人地系统的协调发展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国内高质量发展层面,将宜居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作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发展目标,凝练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宏观格局和微观模式,综合评估城市更新在完善城市空间结构、实现绿色发展、塑造城市风貌、优化居住环境、增强城市韧性等重点任务中的实施绩效,为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的综合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4.1.2 定量厘清面向可持续城市更新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和协同机理
驱动机理研究是城市更新政策制定、选址决策、项目实施等的关键科学支撑,但许多因素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或有争议的,定量厘清其中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和协同机理是保证城市更新可持续性和科学性的必由之路。首先,加强效果未知的驱动因子研究,例如人口结构、对外交通、医疗资源等,它们大多由于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尚未形成确切的结论。其次,加深正负效应兼具的复杂因子研究,例如就业和收入状况、人口密度、土地用途等,它们在不同案例中表现出不同的影响机制和结论,辩证分析此类因素,有利于对可持续城市更新驱动机理的综合认知。再次,逐步展开多因素的交叉研究,定量识别主控因素,厘清其内在协同机理,定量识别在不同利益相关者模式下或不同可持续目标导向下,驱动因子效应和强度变化,实现系统化、动态化和精细化的协同机理表达。
4.1.3 建立保障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城市更新管控方法库与政策集
可持续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存在紧密互促关系,在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需求驱动下,应建立一套集技术方法和政策制度于一体的,多要素、多尺度、多过程的综合管控系统。在方法层面,需要建立定量与定性结合、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结合、多元数据融合的城市更新管控方法库,构建一体化的城市更新观测、解释、预测的综合管控系统,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有力决策提供科学支撑。在政策层面,通过建立城市更新政策创新试点区,探索适用于不同地区、面向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路径,全面构建科学性和实践性兼具的城市更新管控政策集和实施案例库,提升城市更新政策的效率和精准性。进一步加强人类活动与物质空间多要素,从区域到项目多尺度,从决策到实施多过程的综合管控体系构建,实现方法库与政策集的双向集成,从而为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路径支撑。
4.2 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提质的更新时代,本文厘清了全球可持续城市更新演进路径和驱动机理,可为中国城市更新政策提供借鉴。首先,健全“国家—区域—城市”的多尺度管控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发展历程中,较早形成了国家层面法律法规和地方层面行动方案结合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并将可持续性作为城市更新政策的核心原则。中国目前仅限于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局部探索,亟需以城市更新多尺度影响因素体系为基本框架,在国家层面建立制度体系,在区域层面建立具有针对性的引导和激励政策,在城市层面编制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其次,建立可持续目标导向的城市更新精细化管理系统。可持续城市更新存在目标多元化、影响因素多样化、响应方式差异化等特点,需要基于对城市更新过程机理的综合认知,建立“规划—决策—实施—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科学推进可持续城市更新。中国城市陆续设立负责规划编制的城市更新机构,却在决策、实施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尚待完善,亟需建立分类型和分尺度的综合管控体系。最后,完善多主体协同的可持续城市更新参与机制。对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多元驱动等不同城市更新模式进行差异化管理,优化政府主导型更新的资源配置效益,完善市场主导型更新的利益分配制度,建立多元驱动型更新的公共参与机制,通过城市更新达成面向社会、经济、环境等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目标。
5 结论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城市更新发展的重要牵引,可持续城市更新逐渐成为优化空间结构、协调人地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解析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总结了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时空演进路径及区域差异,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其多时空尺度影响因素、驱动机理及典型空间响应模式,最后从理论和政策维度展望未来。
可持续城市更新经历了从“发展瓶颈倒逼”到“可持续愿景牵引”的演进路径,其中,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化塑造了可持续城市更新演进的时序化进程,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依赖造就了其本地化过程,多尺度协同及多功能融合遴选形成了其差异化演进历程。
综合地理环境影响着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空间模式,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开发商、公众及其构成的伙伴关系或增长联盟,它们共同决定了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组织模式,地理环境子系统和利益相关者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反馈和调控关系形成了可持续城市更新的驱动机理。必要性、盈利性和特殊性是城市更新的3种驱动路径,开发商追求盈利性,公众强调必要性,政府须三者兼顾。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多元驱动3种组织模式作用于不同时空尺度的功能空间形成了5种典型响应模式。
可持续城市更新未来研究需聚焦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国内高质量发展目标,定量厘清面向可持续城市更新的驱动因子、主控因素和协同机理,建立保障可持续城市发展的城市更新管控方法库与政策集。同时,中国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政策实践亟需健全“国家—区域—城市”的多尺度管控制度,建立可持续目标导向的城市更新精细化管理系统,完善多主体协同的城市更新驱动机制,为有效实施可持续城市更新提供科学支撑与决策支持。
参考文献
探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论基础、指标体系与区域实践
[J].
Preface: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basis, indicator system and regional practice of the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0
[R].
城市更新之研究
[J].
Studies of urban regeneration
Three generations of urban renewal policies: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DOI:10.1016/S0016-7185(99)00012-3 URL [本文引用: 5]
城市更新相关概念的演进及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J].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regeneration and the practical connotation in today's society
A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J].DOI:10.1016/j.habitatint.2013.08.006 URL [本文引用: 7]
Effects of urban planning in guiding urban growth: Evidence from Shenzhen, China
[J].DOI:10.1016/j.cities.2018.06.014 URL [本文引用: 4]
Modes of land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6.12.006 URL [本文引用: 3]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s: Novel selection model based on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d zero-one goal programming
[J].
Sustainability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Turkey: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orth Ankara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J].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进展与展望
[J].
DOI:10.18306/dlkxjz.2017.05.002
[本文引用: 1]
城市物质空间更新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转型期的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速度与范围正在逐渐加大,且深度作用于社会经济空间重构过程。本文首先全面总结了国内外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相关理论与研究成果,凝练了在城市物质空间更新背景、演替脉络、更新模式及策略方面的核心思想与评判方法,总结了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成功做法和经验。其次,从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空间判定与时空组织模式、建筑资产拆损、更新模式与综合评估、影响因素与机制定量研究方面对中国未来的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研究进行了展望。最后,本文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大背景下,有必要加强中国城市物质空间更新的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和定量研究,进而为制定因地制宜的物质空间更新优化调控政策和方案提供依据。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urban regeneration research
The changing state of gentrification
[J].DOI:10.1111/tesg.2001.92.issue-4 URL [本文引用: 5]
Thirty years of urban regeneration in Britain, Germany and France: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 and path dependency
[J].DOI:10.1016/j.progress.2010.12.001 URL [本文引用: 4]
西方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和政策演变
[J].
Development course and policy evolution of urban renewal in western cities
Urban regen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ritain: The example of the Liverpool Ropewalks Partnership
[J].DOI:10.1016/S0264-2751(00)00008-1 URL [本文引用: 2]
Selling city futures: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urban redevelopment policy
[J].DOI:10.1111/ecge.2010.86.issue-3 URL [本文引用: 4]
Old mega-projects newly packaged? Waterfront redevelopment in Toronto
[J].DOI:10.1111/ijur.2008.32.issue-4 URL [本文引用: 3]
Interruptions: Testing the rhetoric of culturally led urban development
[J].DOI:10.1080/00420980500107375 URL [本文引用: 2]
From 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to a "revanchist city"? On the spatial injustices of Glasgow's renaissance
[J].DOI:10.1111/anti.2002.34.issue-3 URL [本文引用: 2]
Is history repeating itself ? From urban renew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inner-city redevelopment in China
[J].DOI:10.1177/0739456X03261287 URL [本文引用: 2]
Mega-projects in New York, London and Amsterdam
[J].DOI:10.1111/ijur.2008.32.issue-4 URL [本文引用: 4]
可持续发展理论: 概念演变、维度与展望
[J].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evolution, dimension and prospect
Power to the people: When culture works as a social catalyst in urban regeneration processes (and when it does not)
[J].DOI:10.1080/09654313.2016.1259397 URL [本文引用: 2]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rcelona Model': An analysis of culture, urban regeneration and governance
[J].DOI:10.1111/ijur.2012.36.issue-5 URL [本文引用: 4]
Creative cities, creative spaces and urban policy
[J].DOI:10.1177/0042098009103853 URL [本文引用: 3]
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大连市城市韧性评估
[J].
DOI:10.11821/dlxb201812004
[本文引用: 1]
以建设安全城市为目标,依据地理学和景观生态思想方法,构建基于“规模—密度—形态”的三维城市韧性研究框架,并对2000-2016年大连市各县市区的城市韧性进行评估。其中规模韧性利用生态基础设施工具进行度量,密度韧性利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工具进行度量,形态韧性基于源汇景观平均距离指数进行度量。还对各年份三类韧性的组合形式进行综合评判。本文认为,“规模—密度—形态”三位一体的韧性评估方法可有效识别城市的韧性特征,是建立城市规划与城市韧性研究之间有效联系的纽带。研究发现：① 规模安全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约束条件;② 生态承载力是城市密度的安全阈值;③ “源—汇”景观的空间耦合是优良城市形态的基本特征;④ 是“规模—密度—形态”三个韧性的组合状况而不是某一单项指标决定城市的安全性。基于规模、密度、形态韧性及其组合特征判定,为未来大连的城市发展提出建议：① 严格限制中心城区与金州区开发强度,遏制其蔓延式增长趋势;② 严格控制海岸带开发,维持山体和绿色植被斑块的完整性;③ 促进市域均衡开发,提升城市整体韧性;④ 优化新市区开发战略,形成良好城市形态。
Evaluation of urban resilience of Dalian c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ize-Density-Morphology"
Bilbao and Barcelona 'in motion'. How urban regeneration 'models' travel and mutate in the global flows of policy tourism
[J].DOI:10.1177/0042098010374510 URL [本文引用: 2]
Re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ites in the Chinese 'villages in the city': An empirical study of Shenzhen
[J].DOI:10.1016/j.jclepro.2015.09.037 URL [本文引用: 5]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logic of industrial land redevelopment in urban China: I.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7.07.021 URL [本文引用: 2]
Destiny of urban brownfields: Spatial patterns and perceived consequences of post-socialistic deindustrialization
[J].
Residential redevelopment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local state: The implications of Beijing's shifting emphasis on urban redevelopment policies
[J].DOI:10.1177/0042098009345540 URL [本文引用: 2]
Residential relocation under market-oriented redevelopment: The process and outcomes in urban China
[J].DOI:10.1016/j.geoforum.2003.10.001 URL [本文引用: 2]
Rethinking the geography of gentrification: From a scale perspective
[J].DOI:10.1016/j.geoforum.2020.10.004 URL [本文引用: 2]
Does demolition or refurbishment of old and inefficient homes help to increase our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viability?
[J].DOI:10.1016/j.enpol.2008.09.022 URL [本文引用: 2]
Socio-spatial impacts of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on China's urban neighbourhoods
[J].DOI:10.1016/j.cities.2006.12.001 URL [本文引用: 3]
Decision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A multi-scale model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7.09.019 URL [本文引用: 2]
城市功能空间更新研究进展与新时期重点方向
[J].
Progress and hot research on urban functional space renewal in the new era
Fostering sustainable urban renewal at the neighborhood scale with a spati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J].DOI:10.1016/j.scs.2017.12.038 URL [本文引用: 1]
Assessing success factors of brownfields re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and inter-stakeholder perspective
[J].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urban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An analysis of 'hardcore' sites in Manchester and Osaka during the economic recession (2009-10)
[J].DOI:10.1068/a43468 URL [本文引用: 4]
A framework of decision-making factors an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for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site planning in urban renewal projects
[J].DOI:10.1016/j.cities.2014.04.005 URL [本文引用: 5]
Exploring spatial patterns of urban brownfields regeneration: The case of Brno, Czech Republic
[J].DOI:10.1016/j.cities.2014.12.007 URL [本文引用: 4]
Neighborhood renewal: The decision to renovate or tear down
[J].DOI:10.1016/j.regsciurbeco.2015.08.001 URL [本文引用: 2]
Factors affecting urban renewal in high-density city: Case study of Hong Kong
[J].DOI:10.1061/(ASCE)0733-9488(2008)134:3(140) URL [本文引用: 1]
Critical issu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housing estat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J].DOI:10.1108/SASBE-09-2014-0047 URL [本文引用: 4]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prioritization of brownfield reclamation attending to urban development potentialities: Case study in a depressed industrial district in northern Spain
[J].
State-led urban regeneration in Istanbul: Power struggles between interest groups and poor communities
[J].DOI:10.1080/02673037.2015.1021765 URL [本文引用: 3]
Understanding gentrific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urban housing renovation
[J].DOI:10.1016/S0094-1190(03)00081-0 URL [本文引用: 4]
Factors affecting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in post-socialist space: The case of the Czech Republic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5.06.003 URL [本文引用: 2]
Sustainable brownfields land use change modeling using GIS-based weights-of-evidence approach
[J].DOI:10.1007/s12061-015-9139-1 URL [本文引用: 1]
Landscape quality and brownfield regeneration: A community investigation approach inspired by landscape preference studies
[J].DOI:10.1080/01426397.2011.647898 URL [本文引用: 1]
Urban residential reconversion through demolition: A land use model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spatial micro-data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8.02.052 URL [本文引用: 2]
Factors influencing land development and redevelopment during 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Evidence from Haikou City, 2003-2016
[J].
Redevelopment of urban villages in Shenzhen, China: An analysis of power relations and urban coalitions
[J].DOI:10.1016/j.habitatint.2010.12.001 URL [本文引用: 3]
Property-led redevelopment in post-reform China: A case study of Xintiandi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Shanghai
[J].
Evaluation of investor behaviour in urban regeneration
[J].DOI:10.1080/0042098992520 URL [本文引用: 2]
State-sponsored gentrification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The case of Shanghai
[J].DOI:10.1177/1078087407305175 URL [本文引用: 1]
Extracting value from the city: Neoliberalism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J].DOI:10.1111/anti.2002.34.issue-3 URL [本文引用: 4]
Spatial restructuring and the logic of industrial land redevelopment in urban China: II. A case study of the redevelopment of a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Nanjing
[J].DOI:10.1016/j.landusepol.2018.01.006 URL [本文引用: 1]
Key variables for decision-making on urban renewal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J].
Greening the rust belt a green infrastructure model for right sizing America's shrinking cities
[J].DOI:10.1080/01944360802354956 URL [本文引用: 2]
The closer the better? Examining support for a large urban redevelopment project in Atlanta
[J].DOI:10.1080/07352166.2017.1319232 URL [本文引用: 2]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DOI:10.1111/ijur.1978.2.issue-1-3 URL [本文引用: 1]
Toward a theory of gentrification a back to the city movement by capital, not people
[J].DOI:10.1080/01944367908977002 URL [本文引用: 2]
基于“租差”理论的城市居住空间中产阶层化研究: 以南京内城为例
[J].
DOI:10.11821/dlxb201712001
[本文引用: 1]
中产阶层化是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前沿领域,而“租差”是解读中产阶层化现象的核心概念。通过对Smith“租差”模型的借鉴与修正,提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转轨背景下,“租差”是由土地公有和房屋贬值产生的“实际租差”和房地产持续快速增值产生的“预期租差”两部分组成。在此基础上,以南京内城和典型中产阶层化区域为例,利用2001-2011年间房屋拆迁及补偿、土地出让与利用方式转变、住宅价格变动等数据,通过刻画城市更新运动中“租差”扩大与资本化实现、物质空间环境改善、邻里社会结构跃升和阶层置换过程,分析南京内城中产阶层化现象和“租差”的核心驱动作用。最后在揭示中产阶层化作为深度城市化手段和空间再生产策略的同时,批评其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破坏”,以及“租差”收益再分配中对被拆迁贫困群体的多重剥夺问题。
Rent gap and gentrification in the inner city of Nanjing
Unravelling the process of 'partnership' in urban regeneration policy
[J].DOI:10.1080/00420989650011997 URL [本文引用: 1]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o renewal authority
[J].DOI:10.1016/S0264-8377(01)00019-9 URL [本文引用: 1]
Con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urban herita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DOI:10.1016/0197-3975(96)00012-4 URL [本文引用: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