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2个典型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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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uble repairs":A case study of two typical villages in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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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4-26 修回日期: 2019-05-2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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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19-04-26 Revised: 2019-05-29 Online: 2019-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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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伯华(1979—),男,湖北黄冈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学研究E-mail:libeny_2058@163.com 。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乡村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这份“乡愁”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和通道皇都村为例,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视角,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模式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变路径和空间特征。研究显示:①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缺乏一定的实效性。②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双修”理念下沉发展较好,创新与适应能力强,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内生力量较弱,理念下沉较差,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低。③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路径。④ 自组织模式在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能够稳固延续;他组织模式下,虽短期内可以延续,但随着内外主体的强弱转化,最终将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关键词:
Traditional villages carry the genes and blood of the Chinese nation. Retaining this "nostalgia"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gene repair and culture gene repair and taking Zhangguying and Huangdu villa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hanging path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under the self-organization and hetero-organization modes, and constructed a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Under the self-organization mod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is flexible and has high long-term stability.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under the hetero-organization mode has strong integrity and short-term stability, but lacks certain effectiveness. 2) The leading factor of self-organizing development comes from the endogenous forces dominated by village residents, who have strong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Most of the hetero-organizing developments are dominated by external forces, with weak endogenous force and low a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adaptation. 3) Under the guidance of self-organization model,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ransformation mostly takes cultural gene repair as the first step, and landscape gene repair as the second step.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hetero-organization mode is in contrary to self-organization, showing a ladder-like development path. 4) Self-organizing model is easy to produce and preserve cultural genes, and stable cultural genes are also beneficial to maintaining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self-organizing system. However, the impact of hetero-organization mode is mostly concentrated on the landscape of the villages.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n independent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within the villages, and the ability to repair cultural genes is weak. 5) Self-organization mode is easy to form effec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stable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concept of "double-repairs" is easier to imple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Because of the lack of endogenous motiv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n independent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development concept within the village with the hetero-organization mod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double-repairs". 6) Self-organization mode can continue steadily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lthough hetero-organization mode can continue in a short time, eventually it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self-organization mod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bjects.
Keywords:
本文引用格式
李伯华, 郑始年, 窦银娣, 刘沛林, 曾灿.
LI Bohua.
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胡燕等, 2014; 李伯华等, 2017)。作为农耕文明的产物,其人居环境蕴含着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研究现代人类生存条件的典型范例。随着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村落逐渐进入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阶段。在内部因素和外部驱动力共同作用下,村落原有的社会风俗、建筑景观、空间格局和生态环境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受不同区域传统村落的内部要素、结构与功能等的巨大差异影响,传统村落的转型发展模式日趋多样化,转型模式与发展现状的不协调引发了一系列传统村落人地关系危机,村落人居环境所蕴含的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不断遭受“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破坏,面临着特色消失的巨大风险。如何选择合适的转型发展模式,已成为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实施乡村振兴和建设美丽乡村,一定要保留乡村建筑风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坚决不能搞“大拆大建”,特别是传统村落要保护好,这为新时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指明了方向。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域的独特地理单元,其人居环境演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关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研究起步较早,多从景观学、建筑学等角度对其文化、可持续发展、景观风貌和生态环境等方面展开研究(Crouch, 1992; Marschalek, 2008; Chen et al, 2010; Yu, 2013)。在村落历史风貌保护和空间规划治理方面研究较为深入(Adrian et al, 2011; Grace et al, 2011),但多集中于微观层面,中观特别是宏观层面则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研究理论的不断创新,以“3S”技术为代表的空间信息科学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探索人居环境系统之间的发展机制和耦合逻辑(Sakamoto et al, 2004)。国内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从建筑学、历史学等角度探讨了传统村落的价值(管宁, 2014; 林祖锐等, 2017)。2012年以来,传统村落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相关研究成果迅速增加,学者们开始从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景观格局、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等角度对传统村落进行广泛研究(钟国庆, 2009; 魏峰群, 2010; 刘沛林, 2014; 杨忍等, 2018)。随着城乡融合的不断深入,传统村落面临着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转型,其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迅速成为研究热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涉及的研究内容较为广泛,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空间形态演变与重构(陶伟等, 2013; 焦胜等, 2016; 康璟瑶等, 2016; 杨贵庆等, 2016)、社会文化变迁与传承(陶琳, 2011; 吴向阳, 2016)、生态环境特征与适应(刘沛林, 1995; 傅娟等, 2013; 顾康康等, 2014)以及人居环境更新与营建(王路, 1999; 陈喆, 2012; 郭锐, 2013)等领域。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虽有所涉及,但多为个案分析,且集中于单一模式局部表象空间的微观刻画,缺乏对整体系统空间的宏观机理分析,对不同转型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对比研究相对较少,亟需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因此,本文以中国湖南省2个传统村落张谷英村和皇都村为研究对象,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视角出发,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不同模式,并比较分析其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优化路径和演化特征,为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1 研究区及数据来源
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县渭洞以东的笔架山下,沿龙形山和渭溪河之间的河谷,自东南向西北蜿蜒铺陈超过1 km。村落由先祖张谷英始建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历经明清2代600余年多次建造而成。张谷英村主要由当大门、王家塅和上新屋3大建筑群组成,现有房屋1732间,总建筑面积5万多m2,被誉为“明清湘楚民居的活化石”(刘锐, 2012)(图1)。皇都村位于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西南部,由头寨、尾寨、盘寨、新寨4个侗族村寨在1995年合并组成。4个侗寨始建于元末明初,历经清代、民国2次大规模扩张,遂有今日格局。坪坦河自南向北贯穿村寨东部,村寨沿河依次向外布局,形成了“三水抱四寨,三宅共一场,四寨成盘龙”整体景观格局。村寨内的建筑布局为“人”字形街巷组织,街巷层次分明,建筑形式由侗族民居建筑和南方乡村建筑混合而成,充分体现了侗族古寨的独特审美意境和历史文化价值(图1)。张谷英村和皇都村无论是历史文化底蕴还是景观风貌都具有不可替代性,二者先后入选国家第一批和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是中国传统村落中的佼佼者。2个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实施模式和人居效应等均可看作是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选择张谷英村和皇都村作为案例村,比较分析不同发展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图1
文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实地调研和文献查阅。本课题组于2017年5月12—14日、2018年4月21—23日、2018年7月28日—8月5日对张谷英村和皇都村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实地访谈、调查问卷和拍摄影像资料等方法,获取了当地传统文化、地理环境、民居形态和建筑风格等资料。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级地方政府(县、乡、村等)提供的地方史志和当地居民提供的相关文献(如诗歌、族谱等)。此外,还通过RS、GIS等获取遥感影像,分析了地理环境与空间布局特征。
2 传统村落“双修”理念分析
2.1 传统村落“双修”理念的产生与发展
“双修”理念最早是针对城市问题提出的,意为“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雷维群等, 2018)。1978年后,中国城市在改造、开发、整治、更新等建设模式下,先后历经了起步、扩张、转型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中国城市建设才开始由粗放式扩张向内涵式提质转变。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提倡城市修补,开展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要求大力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城市环境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屈秋谷等, 2015),城市“双修”理念由此产生。
与城市发展历程相似,当前中国乡村也进入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期,乡村地区的经济、人口、文化等要素的快速变迁,引发了乡村地区社会结构破碎、“三生”空间功能失衡、乡村传统文化遗失等一系列问题,乡村人居环境转型已成为时代趋势(李伯华, 周鑫等, 2018)。传统村落作为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结构、历史演进和文化信仰等方面与一般乡村存在较大差异,但随着乡村转型的不断推进,许多传统村落在转型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传统”,变得“泯然众人矣”。201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要统筹保护、利用和发展的关系,努力保持村庄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因此,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中如何有效保存和延续村落的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显得尤为重要。借鉴城市“双修”的理念内涵,结合传统村落在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并参考前人研究(杨贵庆等, 2016; 翟洲燕等, 2017; 李伯华, 曾灿等, 2018),将城市“双修”的理念进行内涵延伸,提出传统村落“双修”,即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
2.2 传统村落“双修”理念的内涵与意义
传统村落“双修”的理论基础源自Richad Dawkins在《The selfish Gene》中创造的Mene(文化基因)(引自吕程平等, 2015)和中国学者刘沛林在《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一文中提出的景观基因理论(刘沛林, 2003)。Richad Dawkins将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的传递过程比作基因在生物体内的进化过程(吕程平等, 2015),探究文化基因在聚落精神文化的保护传承问题。刘沛林认为景观基因是景观“遗传”的基本单位,是一个景观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景观的可代代传承的内在文化因子,它对景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是传统村落特征识别的重要依据(胡最等, 2012)。传统村落“双修”是指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中既要注重合理规划、保护传统村落景观风貌和空间肌理,也要注重保护、发展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习俗与技艺(图2)。从表现形式来看,传统村落“双修”包含物质和非物质2个层面,景观基因一般以“胞-链-形”形态的物质形式存在,主要包括历史建筑、图腾标志、空间布局、参照性环境因子等显性内容;文化基因多为隐性内容,主要包含宗法礼制、节庆习俗、风水学说等综合影响所呈现的内部规则。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中,景观基因与文化基因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村落的“精神文化地理”,形成了一种乡愁。因此,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视角,可从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进行优化,使之朝着有序、有机的方向不断进行。
图2
图2
传统村落“双修”内涵示意图
Fig.2
Connotation of "double repai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3 “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分析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是推动其转型发展的2种最主要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化路径和空间特征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表1)。自组织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意为在无外界指令影响下,系统内部大量微观元素之间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按照特定系统机制产生一定的结构或功能的有序现象(何跃等, 2017),它属于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而他组织则无法自主地实现系统从无序到有序演化,只能通过外界特定指令来推动系统的有序演化,系统科学理论认为在系统外部,任何集群相对于其发展环境而言都是他组织(胡剑芬等, 2016)。传统村落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多数会产生自己独特的内部结构和发展理念,这种结构和理念往往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因此多以自组织模式为主,村民是村落人居环境有序发展的适应主体。但随着外部适应主体的积极介入,部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他组织模式日益凸显。
表1 自组织与他组织对比分析
Tab.1
| 模式 | 概念 | 适应主体 | 发展逻辑 | 主要功能 |
|---|---|---|---|---|
| 自组织 | 无须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的系统 | 村民 | 内生型,自下而上 | 个体需求、家庭需求、生活需求、环境需求等 |
| 他组织 | 无法自主地从无序到有序演化,而是通过外界的特定指令来推动系统向有序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到有序 | 政府企业 | 外生型,自上而下 | 产业管理、规划管理、土地管理、税收管理等 |
3.1 自组织模式下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
自张谷英建村以来,传统儒家文化的痕迹就烙印在村落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张谷英村形成了以当大门、王家塅和上新屋为核心建筑群的“龙形”景观格局,也形成了包含礼制思想、生态理念、道德规范、礼仪习俗等在内的一套完整的传统文化理念。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经济政策和基层组织结构的调整使村民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得到了极大释放,旅游业成为驱动村落发展的新动力,张谷英村进入了大规模的旅游开发和乡村建设时代。尽管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但受根深蒂固的宗法礼制和传统的内生型发展模式影响,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几经周折,最后依然选择了以村民为核心主体的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模式(李伯华, 曾荣倩等, 2018)。在自组织模式影响下,村民人居环境建设行为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即与村民个体利益关联性越强、参与程度越强的非物质文化修复效果较好。具体表现为在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文化基因修复在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文化基因修复带动景观基因修补的发展逻辑关系(图3)。
图3
图3
张谷英村人居环境“双修”流程图
Fig.3
Flow chart of "double repair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Zhangguying Village
3.1.1 张谷英村文化基因修复
传统村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和艺术等价值,其文化基因修复突出表现为传统文化习俗与技艺的延续。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新生文化持续输入加剧了张谷英村文化基因的异化趋势,如何在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中延续与传播文化基因,成为传统村落文化基因修复的关键。在传统习俗方面,借助旅游开发的东风,张谷英村立足于村内的传统美食、传统工艺、曲艺表演、书画、节庆活动及家风民俗等,进行传统文化的整合和创新,推出了八大传统民俗项目,并开展“孝友”文化系列活动,积极宣传推广传统家风;在建筑技术与传统手工艺品方面,村委会以组织村民学习班等形式,推动传统建筑技术的传承与发展;针对传统手工艺品,在保留传统风格和技术的前提下,积极开发新的样式,改良制作技艺,将其作为旅游文化商品赋予其新的内涵。在一系列措施下,传统文化习俗和工艺技巧逐渐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文化基因获得了较好的修复。
文化基因修复一方面需要保护原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与技艺;另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对接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传统村落自组织系统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旅游业的发展打开了张谷英村对外交往的大门,村落原有封闭、僵化的文化态被打破。首先,家族及家庭观念逐渐淡化,家族和家庭的权威性和至高性在人们心中地位下降,人们的空间行为也逐渐摆脱了家庭观念的束缚。其次,社会交往空间发生巨变,由封闭走向开放,交往空间圈层扩大,由传统村落内部逐渐转向外界城市。最后,受外来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村民的消费空间和居住空间发生改观,其消费需求变得日益丰富,符号消费逐渐成为消费热点,人们对生活空间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娱乐性和情趣性的需求也开始出现。在此背景下,村民开始接触外来文化,对其有选择地吸收和利用,使之成为张谷英村传统文化发展演化的能量源泉,为文化基因注入新的血液,推动村落传统文化上升到一种新的文化态。
3.1.2 张谷英村景观基因修补
文化基因的快速修复一方面延续着传统村落的历史文脉,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村民对村落人居环境的重视,进而推动村落景观基因的修补。张谷英村景观基因修补是在文化基因修复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景观基因主要蕴含在以“胞-链-形”为主的节点空间、线空间和面空间所构成的空间网络中。村民通过对节点空间、线空间和面空间的各级空间关系梳理以及物质场所的保护与改造,推动村落景观风貌保护和空间逻辑的传承,从外在景观和内在逻辑上修补张谷英村的景观基因。
在村落节点空间中,多以建筑实体保护、传统功能改造为主,重点关注原始建筑风貌的恢复与保护、新建建筑风格的历史延续与空间组合。一方面禁止原址拆旧建新,并对古建筑进行修缮维护;另一方面,加大对破坏村落景观行为的打击力度,积极宣传古建筑保护观念,并制定张谷英村《村规民约》,以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推广传统建筑的工艺和理念。在村落线空间中,首先制定了河道治理与沿岸生态保护规划,对村内的渭溪河和玉带河进行生态治理,将河道加深拓宽,并铺设污水管网,防止生产生活污水随意排放,同时加强村后龙形山的景观生态保护,恢复原始植被景观,着力打造张谷英村景观生态链。其次,投入资金修复村内桥梁、廊道等公共建筑空间,恢复其原有的空间联通作用,并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大屋巷道的修缮、疏通,在提升建筑内部通达性的同时,再现大屋院落空间尺度的转换功能。在村落面空间中,为解决村民日益增长的空间需求,并降低旅游活动对村落核心区的压力,村落空间开始呈跳跃式延伸,原有的“龙”形结构之外逐渐出现新的聚居点。此过程中,作为旅游景点的村落核心区生活功能不断弱化,旅游生产功能持续加强,村落新聚集点逐渐成为村民生活的主要活动空间,张谷英村由“龙”形单核结构转变为功能互补的双核结构。
3.2 他组织模式下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稳定性表现为一种动态平衡,转型发展过程中,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不断进行着适应与耦合,不协调的人居环境转型往往会导致系统内部各元素无法及时适应与更新,造成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的紊乱、断层。1995年,通道县政府将头寨、尾寨、新寨、盘寨4个侗族村寨进行合并,组建皇都侗文化村,将其作为民俗景点开发经营。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经济、产业等一系列变革,为村落生产、生活水平的提升注入了活力,加快了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随着外部主体介入的力度持续升级,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内生力量在外部力量的冲击下不断弱化,仅靠自组织力量难以继续保持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稳态发展,村落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的保护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亟需外部力量的协调和调控。基于此,皇都村人居环境建设结束了数百年的村民自组织发展模式,正式进入了由政府主导的他组织发展时代。受适应主体自身能力和角度的影响,在他组织模式下,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呈现景观基因修补在先,文化基因修复在后,景观基因修补带动文化基因修复的发展逻辑关系(图4)。不同于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渐进式的转型发展措施,他组织模式下,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在各阶段均具有明显的结构性,适应主体在各阶段通过提供转型发展动力、修正转型发展轨道、修补转型发展缺陷等3个方面对皇都村的人居环境转型施加影响和控制。
图4
图4
皇都村人居环境“双修”流程图
Fig.4
Flow chart of "double repair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Huangdu Village
3.2.1 提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动力
旅游开发初期,通道县政府积极投入相关扶持资金,完善皇都村的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并制定旅游发展政策,引导皇都村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旅游业转变,保障村落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在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中平稳过渡。但随着皇都村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者的模糊定位使得部分规章制度无法实施,加之政府在旅游开发方面存在诸如人才短缺、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进程。2010年,为了理顺旅游开发管理机制,政府引入企业化的经营管理理念,由通道皇都民俗旅游开发责任公司进行开发经营。旅游公司进驻后,借助企业灵活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依托独有的景观风貌和传统文化资源,将皇都村打造成为集文化、观光、生态、养生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新主体积极推动了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升级,旅游核心吸引力进一步增强,为村落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平稳传承和过渡提供了必要动力。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形成了许多具有人文、生态、艺术等价值的空间,这些具有地域特色或人文精神的空间蕴含着丰富的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政府和企业通过对现有空间进行改进和疏通,完善了整个村落的人居空间结构。具体而言,皇都村保留有大量蕴含丰富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建筑景观和公共空间,比如钟鼓楼、风雨桥、吊脚楼、欧氏祠堂(皇都村多姓欧)和飞山庙等。政府和企业对村落这些核心元素进行修缮保护,并将其作为村落发展的重要基核,通过这些基核带动村落整体景观风貌的保护工作。同时,对诸如戏曲、饮食、服饰等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推动传统文化产业化、商品化,促进了皇都村人居环境“双修”的协调发展。
3.2.2 修正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轨道
由于企业化运作往往缺乏足够的前瞻性,加之对村落人居环境复杂性认知不足,往往使得人居环境建设变得片面。通道县政府及时介入,遵循他组织介入不应消除复杂性的原则,在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中,逐渐摒弃过往制式化的“整齐划一”,在尊重皇都村景观风貌现状和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对村内数百户家庭进行调查走访,梳理出村落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所蕴含的具体内容。根据调查内容,“对症下药”制定一套多样化的村落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方案,例如根据村落内外旅游发展的不同程度制定旅游“核心—边缘区”发展规划,根据历史传统制定“四寨一体”的空间规划等,延续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地域性、丰富性、灵活性、协调性等特征,推动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3.2.3 修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缺陷
1995年之前,皇都村内部呈以4个侗寨为核心的独立状态,皇都村组建之后,政府不断加大对村内交通网络的投入,4个侗寨之间的壁垒逐渐打破,随着村落内部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村落各空间的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不断交融,人居环境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在村落“一体化”的过程中,受旅游业发展影响,村落人居环境空间格局逐渐由4个侗寨为核心的团聚状向以旅游核心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演化。各环状空间内部存在较高的空间相似性,但各环之间则存在较大差异,由内向外分别为旅游景点、旅游配套设施(纪念品店、餐厅、民宿等)、亦农亦商(农闲时从事旅游业,农忙时种地)、农业,村落内部由此形成了新的人居环境壁垒,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再次出现空间割裂。基于此,通道县政府首先从村落的完整性出发,制定村落整体旅游开发规划,将村落边缘区纳入皇都旅游开发区,加大边缘区的传统民居、公共建筑等历史建筑的修缮维护,改善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促进村落人居环境内外协调发展。其次,通过为外围村民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和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落旅游开发,提高居民对村落“双修”的认同感,减小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阻碍。最后,对传统文化习俗进行保护发掘,以举办传统侗族节日、侗绣、饮食为主题的民俗活动为契机,加强村落内外居民的交流,消除村民之间的文化隔阂,推动文化基因有序传承。
4 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典型模式的对比分析
4.1 适应主体分析
采用自组织模式的张谷英村和他组织模式的皇都村在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中,最大区别在于主导其发展的适应主体不同(表2)。受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2个村落早期人居环境系统封闭且独立,均呈现出以村民为主导的自组织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因外界环境和内部文化变化,张谷英村和皇都村逐渐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转型发展道路。
表2 张谷英村与皇都村“双修”对比分析
Tab.2
| 传统村落 | 发展模式 | 动力来源 | 发展路径 | 发展优势 | 动态演化 | 系统结构 | “双修”效果 |
|---|---|---|---|---|---|---|---|
| 张谷英村 | 自组织 | 村民为主导的内生力量 | 文化基因修复为先,再带动景观基因修补,整体呈现波状起伏路径 | 居民参与度高、对村落传统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熟悉程度高 | 能动性强,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较高 | 人居环境系统长期稳定性和发展实效性较高,但其短期稳定性和整体性较差 | 文化基因修复效果较好,景观基因修补缺乏科学规划,相对滞缓 |
| 皇都村 | 他组织 | 政府、企业等外来力量 | 景观基因修补在先、文化基因修复在后,呈现阶梯式发展路径 | 政策、资金、管理 | 转型机制固化,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较弱,缺乏实效性 | 人居环境系统短期整体性和稳定性较强,结构稳定,长期稳定性多受制于外部力量干预 | 景观基因修补效果好,文化基因修复多以商业化为导向,修复效果流于表面 |
张谷英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具有高度延续性和稳定性。其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虽然受到多方因素影响,但能够始终保持以村民为主导的传统村落发展模式(期间政府和旅游公司等主体虽然多次介入,但均在以村民为主导的前提下进行),并不断加强。皇都村作为整体存在时间较短(1995年组建),各侗寨原有的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迅速走向融合,村落内部原有的身份特征逐渐弱化,村民作为村落人居环境主体适应力量较弱,村落尚未形成成熟的管理机制和稳定的发展脉络,整体发展理念较为混乱。基于此,通道县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先后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成为推动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期间村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不断下降,对于村落发展的影响也相对较低。
4.2 发展逻辑分析
得益于成熟且稳定的发展脉络和营建理念,张谷英村村民在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传统的饮食、服饰、节日、礼制和信仰等与村民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文化基因在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被挖掘和传承。相反,无法对村民日常生活造成直接影响的村落风貌和建筑格局等景观基因则很少引起村民注意,直到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才将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转向景观基因修补上来。总体来讲,张谷英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表现为长期平稳,短期紊乱,整体呈现出波状起伏态势。
皇都村组建时间较短,内部尚未形成成熟的发展理念和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自1995年起,皇都村人居环境建设整体上实行了他组织模式。在政府和旅游公司的组织管理下,村落的景观风貌和空间肌理等景观基因率先受到关注,村落景观基因因此获得了较快的修补。而相对抽象的文化基因则是在他组织力量介入一定时间之后,才能逐渐被管理者感知、认识,并在景观基因修补的带动下逐渐进入文化基因修复阶段。此外,他组织模式下,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因受主导者的影响,对村落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均带有极强的主导者色彩,各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呈阶段性的梯形上升结构。
4.3 自我选择与动态演化能力分析
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在不同模式下,适应主体对外界的反应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经济、文化和认知能力的制约,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的“双修”发展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自组织模式经过持续的尝试、体验,在不断的“肯定”与“否定”中发展,因而具有较高的实效性,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指导,阶段内的稳定性较差。以村民为主导的适应主体面对外界环境刺激时的行为缺乏一致性,仅小部分村民会率先作出反应,而大多数村民因缺乏有效的引导,反应相对滞后。
皇都村人居环境的他组织转型发展模式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但因自身角色和体量等因素制约,对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较弱,其时效性相对较差,也造成了村落“双修”的相对滞缓。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制定的政策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往往需要不断论证和协调,这也使得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失去了先机。当然,后期引入的旅游开发公司凭借其更为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雄厚的资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滞后这一问题。
4.4 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旅游开发推动了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的明显改善,村民也普遍获得了发展红利。村民逐渐意识到景观基因和文化基因对于村落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价值,文化基因修复和景观基因修补的理念先后为村民所关注,“双修”理念获得了高度认同。此过程中形成的内生动力,为村落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了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但自组织模式下的村落发展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效率低下,加之缺乏长期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的转型进程。
皇都村的规划和管理均由政府和旅游开发公司控制,依托资金、管理政策等方面的优势,皇都村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受制于外部力量自身的角色和能力限制,村落“双修”多集中于景观基因层面,较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较少涉及。加之村民参与感普遍较低,“双修”理念认可度较低,村落内部并未形成独立而有效的运行机制和发展理念。一旦失去外部力量支持,村落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工作或陷入停滞,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将会面临巨大挑战。
4.5 未来发展路径分析
随着乡村转型进程的持续深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转型发展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村落未来发展路径逐渐显现。张谷英村在转型发展中形成了成熟稳定的发展脉络和营建理念,加之村民较强的参与度和适应能力,自组织模式依然能够成为张谷英村未来的发展方式。而皇都村原有的发展理念由于在转型发展中持续削弱,而新的管理机制和发展理念尚未成熟,故而皇都村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为以外生动力为主体的他组织模式。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自组织和他组织并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同时存在,此消彼长、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自组织模式下,张谷英村的转型发展往往表现得较为“短视”,缺乏高效、合理的规划指导,在未来,他组织力量将不可避免地介入张古英村转型发展进程,以弥补自组织模式的漏洞。他组织模式下,皇都村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外生动力始终在不断弱化自身的管理者属性,强化服务者的属性,并积极引导村民参与村落事务,培育村落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内部适应主体不断加强,外部主体持续弱化,在皇都村未来的发展中,他组织模式虽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组织模式会逐渐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5 结论与讨论
(1) 本文立足于乡村转型的大背景,根据传统村落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结合景观基因理论和文化基因理论,提出了传统村落“双修”,即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
(2)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具有较高的能动性,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能动性差,缺乏一定的实效性。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转型发展进程是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动力推动,只是当内生动力大于外生动力时,表现为自组织,相反则为他组织。
(3) 自组织模式下的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能够不断自我优化,创新与适应能力较强;他组织模式下的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内生力量较弱,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较低。
(4) 自组织模式下的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发展路径。
(5) 自组织模式下,“双修”理念能够在村民中获得较好的下沉发展,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双修”理念的下沉相对较差。
(6)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依赖于自身成熟稳定的发展脉络和营建理念,加之强大的内部适应主体,发展模式延续性强;他组织模式下,强大的外部主体使村落原有的发展理念持续削弱,传统村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为他组织模式,但随着转型发展后期村落内部适应主体不断加强,外部主体持续弱化,他组织模式会逐渐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基因是能够代代传承的最本质的东西,本文从“双修”的视角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转型发展的路径、方法以及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为传统村落如何在转型发展中保护和延续血脉与乡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需要说明的是,提出传统村落“双修”理念的目的既不是让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回到过去,也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在保存原有景观风貌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的时代需求进行转型发展,以达到传统村落的活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系统,内容呈现多元化,“双修”概念如何界定也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此外,由于数据收集和研究者学术水平的局限,本文仅从微观视角对研究区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进行了定性分析,不可避免地存在定量分析不足等问题,期望在后续研究中收集更多时间序列的人居环境演变数据,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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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1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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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 1]
在市镇形态理论、生物基因理论等理论方法的启发下, 我国学者在传统聚落的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近年来景观基因理论探索与应用的研究文献, 分析以下基本问题:① 景观基因的基本概念与产生的理论背景;②从景观基因的识别方法、传统聚落景观区划与群系研究、景观基因理论的应用与完善、GIS技术在景观基因信息图谱建立中的探索等方面论述了景观基因理论与应用的研究现状;③ 系统整理了景观基因理论的基本框架并分析了其理论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本研究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的完善和深入发展, 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最后, 展望了今后景观基因理论研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Research progress on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landscape's gene
DOI:10.11820/dlkxjz.201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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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2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3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5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6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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