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国土面积1707.54万km²,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2019年初总人口1.467亿,由194个民族构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85个联邦主体,8个联邦管区。虽然中俄两国国情不同,但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加深两国地理科学的相互了解,进一步推进双边合作是非常有益的。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是在国内外各个时期地理科学及其重要分支——经济地理学学术思想与实践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曾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20世纪中后期,在地理科学现代化的国际思潮冲击下,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界并未排斥“人文化”“社会化”“生态化”等学术观念与先进技术方法的引进与应用。进入21世纪,社会经济地理学面对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国家、区域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对研究领域进行了重大调整,政治地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空间组织、区域地理、文化地理、旅游休憩地理、信息技术等成为关注的重要方面。社会经济地理学的近期发展对削弱人地二元论,改变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割裂对立的状态,加强与社会学、文化学等相关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等均起了较大促进作用。纵观2010年成立的俄罗斯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联合会年度学术会议报告,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实践性。

1983和1984年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出版的《地理译报》(后更名《地理科学进展》)曾连续发表4篇关于苏联经济地理学和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的论述(阿加福诺夫等, 1983; 拉任采夫等, 1983; 中村泰三等, 1983; 阿纳琴等, 1984);19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中国学者(于国政, 1995; 吴淼等, 2009)也先后发表了关于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段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综述研究,这些论述均为中国学者了解和研究上述2个时段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提供了重要参考。近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和相关领域均开始关注“大欧亚”“东向发展”等学术观念与观点的研讨,对中俄两国学者研究该观念、观点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的有关地理学问题提供了重要机遇。但总体来看,目前相关研究尚属薄弱,研究报导也较罕见。本文基于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近30年的发展背景,通过文献资料收集分析,沿着两国学者长期以来的研究思想与脉络,秉承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传承与革新相结合的原则,通过两国学者联手、共同编写,旨在进一步认识全球化、社会化、人文化、生态化变革时代背景下,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近30余年传承革新的路径选择、主流学派学术研究发展动向、以及该学科体系可持续发展存在的困惑与问题,并展望未来发展前景。

1 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基础

1.1 研究范畴

在俄罗斯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2个多世纪中,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基础学科之一的传统地位影响较大,其知识体系建设与不断完善对整个地理科学学术思想以及对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经济地理学一词是由社会学与地理学2个词形成的一个组合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获得学术界认同的用语。在此后的多年间,社会经济地理学与经济-社会地理学或社会-经济地理学被广泛视为同一个知识范畴及研究领域、赋予相同的释义,这也表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走向多领域包容的时代。萨乌什金曾指出,社会经济地理学是关于地域社会-经济系统形成、发展和功能及对其系统管理的科学,涵盖对社会-经济地域系统的整体研究,以及系统内部结构、空间轮廓、现象、分布态势等的跟踪研究(Saushkin, 1973)。当然,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也受欧美人文地理学思想以及方法论的影响。在现今中国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社会经济地理学被划归为地理学2个基本学科之一的人文经济地理学范畴,主要研究人口地理、聚落地理、文化地理等(樊杰等, 2011;金凤君等, 2018);而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领域要宽泛得多,学科地位与作用也相对较高。

1.2 传承与变革

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变革,一方面是承继近2个世纪地理科学和经济地理学理论与方法的积累,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情境的巨大变化以及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 1983, 1987)。本文综合考量该学科的理论体系、方法论、研究范畴、对推进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作用与影响等,以20世纪初为起点,将苏联与俄罗斯联邦2个时段的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概括地划为六个重要阶段,并以后4个阶段为重点,分析阐述其代表性领域的变革与发展特点(Druzhinin, 2015),以加深对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思想发展轨迹与路径的全面认识。

(1) 俄国地理学发展黄金时期(1900—1920年)。随着大规模的探险与地理考察,沙皇俄国地理学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流派;而伴随沙皇俄国疆土的扩展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确立与巩固,地理学在国土自然资源利用、劳动地域分工、地域分异、自然与人口、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统计学、地图学以及地理描述等方法得到应用。

(2) 苏联经济地理学形成期(1921—1950年)。苏联时期计划经济、大规模工业化及土地开发等为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诸如经济区划、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地理综合研究等成为研究的热点方向。苏联经济地理学派创始者巴朗斯基(Baransky)关于经济区划、地域生产综合体、经济地理区位、地域社会组织、社会经济地域系统理论与观点是该时段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思想。

(3) 苏联经济地理学活跃发展期(1951—1990年)。计量革命以来,苏联在实现计量化、社会化、生态化变革方面,相对滞后于欧美等国家。地理学者摒弃地理学的“二元论”,把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变革性的学科体系来发展(Saushkin, 1973)。建设地理学的提出标志着统一地理学思想在试图解决国家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以及社会发展目标优先等突出问题上所进行的学术探寻(Gerasimov, 1976),这是统一地理学对自然和社会经济过程加强深层次联系的必然选择。20世纪50至70年代是经济地理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活跃发展时段,经济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与工业枢纽、能源生产循环、地域生产综合体等理论与实践取得明显进展;60至70年代,经济地理学内部学科分支、研究方向与命题等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地理学整体上不再作为以极端“经济化”为特色的科学体系(Saushkin, 1980),学科体系的分化表现在研究内容的拓宽,如对经济、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配置、人口、居住区、文化、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开展研究;1970年前后,社会上出现科学发展“新阶段”的提法,之前的经济地理学被称为经济-社会地理学,这种变化是以萨乌什金为首的主流学派集体智慧与技能的结晶。由于急剧城市化助推了对人口、居民点网络等研究领域的开发,加之服务圈地理、人文圈地理、旅游休憩地理、生活方式研究方向等相继出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政治-地理学研究趋势,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经济地理学在国家或地区重大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研究领域的地位与作用,为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地理学在这些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土壤。欧美地理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以及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在此阶段得到较广泛应用。

(4) 科学发展的危机期(1991—2000年)。伴随苏联的解体,在国家政体与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境下,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危机状态,俗称“惰性轨迹”阶段,仅仅在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方面出现了某些研究选项。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需要顺应新的发展态势,在坚守长期形成的学术传统与走欧美地理学发展路径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因此,积极参与和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变革与建设新的学科架构成为该时期的重要挑战。

(5) 社会经济地理学术活跃征兆期(2001—2014)。这一阶段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地缘关系研究的开拓,新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与文化研究以及国境线地理和邻境区域地理研究的崛起;二是国家整体和各联邦管区不同尺度地域社会空间组织、一体化与逆一体化过程、地域管制等研究的主导地位日益凸显;三是从社会经济地理视野研究文化、人类行为、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居民健康、生态环境等新方向不断出现,对弥补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社会层面问题的不足显示出明显的效果;四是社会经济地理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始触及实体经济(大型企业或集团)、电子产业、市场变化、创新等经济领域。当然,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模拟模型等新技术应用也是该阶段发展的重要方面。

(6) 学科发展与成长危机并存期(2014年之后)。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地缘冲突的加剧,诸多领域转向东方发展,俄罗斯之前形成的经济地理空间组织和地缘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迫切需要加强国家或区域空间重组的研究,为社会经济地理学新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大环境变化的背景。另一方面,受2012年国家科研系统和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国家经济下滑影响,科研系统和高校内部的教学研究机构通过整合、重组、关停,科技研究群体的规模大大缩减,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影响着国家青少年一代对地理学的求知热情。

2 社会经济地理学的新近发展

2.1 地缘变化研究的社会经济地理视野

苏联解体后,俄联邦面临空间秩序与地域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联邦国土面积减少为苏联时期的76%,经济总量减少1/3,人口规模几乎是原来的一半。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及积极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种族分化、民族分裂、移民潮大起、不平等与非均衡等经济社会危机问题凸显,对社会经济地理学者选择研究论题产生重大影响,需要重新研究与构建顺应大环境变化的理念或观点。其中,最首要的任务是研究沿国境线区域、特别是边境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科洛索夫 (Kolosov, 2008)提出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应将沿波罗的海区域、环黑海区域、亚洲-太平洋区域、俄罗斯-乌克兰边境区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边境区域作为优先研究对象,重点关注这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性适应新的内外发展环境的路径。欧亚同一化和凝聚化思想观念是俄罗斯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基础理论,适用于全俄和不同层级的区域,该观念包含以下3个方面内容：一是研究俄罗斯在欧亚空间、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Sushhiy et al, 1994);二是研究俄罗斯地域空间结构,包括国家社会经济体系、大城市网络、城乡相互作用、地域生产分工、临境区域形成机制、行政区划与社会经济现实需求的适宜性、交通网络体系演化与建设等;三是研究俄罗斯不同类型区域或居住地发展的驱动要素。特鲁仁宁认为,应把欧亚整体化思想作为俄罗斯地缘政治学的理论之一(Druzhinin, 2016a);斯密尔尼亚金则以俄罗斯联邦境内各个区域相互作用为原则,以联邦主义理念作为地缘政治的基本理论(Smirnyagin, 2005)。地缘经济研究的发展始于21世纪以后,主要面向欧亚经济“平衡”的变化,以及地缘经济变化对边境和沿海区域的影响分析。

2.2 区域经济网络研究

1990年代推行的经济,私有化政策导致原有的部门经济构成彻底瓦解,企业倒闭破产、失业率急剧上升、人口危机、收入不平等等社会矛盾凸显,这是社会经济地理学界开展研究国家或各类区域社会经济空间结构重组的缘由。在原来工业企业“遗存”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地域产业集群结构,能源工业综合体与国防工业综合体是2个核心集群。21世纪初经济增长的重要标志是大型产业实体从莫斯科向外围地区扩张,80%的重要资产都被非本地的产业实体所占有;以此为背景,开始形成地域经济网络结构与布局(Baklanov, 2007)。区域经济网络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若干企业以产业链某些环节的生产或运营为主形成的集群,集群内部企业间以及与另外地域集群之间存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相互关联,共同组成相互依存的地域产业集群的空间网络结构,网络的核心区域应是产业结构特色鲜明、龙头企业实力强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完备的城市化区域或专业性生产基地。莫斯科之所以能成为区域经济网络的核心区,主要是全俄大型经济产业集团或实业总部的所在地,具有各类区域经济代表机构以及跨国公司总部等集聚的优势;此外,圣彼得堡、喀山、叶卡捷琳堡等也是区域经济网络的核心区。区域经济网络结构与布局的形成和发展对所在地区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当地自然资源依存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Alekseev et al, 2000)。区域经济网络产业链式的相互协作机制,并不排斥竞争与合作的博弈。目前发展较好的区域经济网络有莫斯科州的食品工业网络、由圣彼得堡市与列宁格勒州共同组成的芬兰湾湾区港口运输网络、环黑海地区的旅游休憩经济网络等。

2.3 多尺度地域空间组织与过程研究

俄罗斯地域广阔、行政区划复杂、经济-人文和自然生态条件各异,社会经济地理的区域研究具有多尺度特点,在各类地理科学出版物中,85%~90%的文章是以某些具体地区数据为基础、针对相关社会经济地理问题开展研究。围绕俄联邦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逐渐显露出的社会经济区域分异化趋势,以祖巴列维奇(Zubarevich, 2019)的国家空间优先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为代表,提出了区域发展空间重组的概念、研究与实践。近年的研究也多以经济、社会、自然或生态耦合共生的地域类型划分为主要倾向,如从发生学视角建构“自然-居民-经济”三合一区域体系、自然-经济区划、大区与地理生态分异、地域生产综合体、地理技术系统、自然-生态文化以及自然-资源潜能、资源循环利用等,并高度重视对传统理念进行革新与发展(Baburin, 2002),对加强社会经济地理与自然地理相互交叉的探索与研究具有较大影响。

过程研究是近10余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在区域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选题之一,区域一体化与离散化(逆一体化)过程是影响俄罗斯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Treivish, 2009)。2017年,在彼尔姆市召开的“俄罗斯及其多尺度区域空间一体化与离散化过程”国际研讨会上,欧亚区域空间一体化与离散化过程的时空驱动要素(Kaledin et al, 2017)、俄联邦非黑土地带农业空间极化现象及一体化与离散化过程(Nefedova, 2017)、俄罗斯及其区域多尺度空间一体化与离散化过程——运行轨道断裂背景下的空间自组织(Shuper, 2017)等主旨报告引起较大关注。此外,联邦远东管区的一体化过程、克里米亚旅游与俄罗斯经济空间一体化的经验、欧亚一体化与离散化的地缘政治冲突等方面问题也成为近年的重点研究对象。

必须指出,与地理学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经济学关于“核心-边缘”的空间结构学说对研究俄罗斯不同层级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是有明显影响的。莫斯科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较为成熟,主要得益于首都的特殊功能、发展条件优越以及区域集聚效应明显,该区一体化的范围包括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及毗邻的俄罗斯中部地区,通过就业人口流动和旅游休憩产业链接,使莫斯科市与莫斯科州以及俄中部地区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对助推莫斯科市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人口规模增长较快,是城市化加速的重要驱动因素,2000年时,莫斯科市人口总量比苏联解体前增长了37%;同样情况,圣彼得堡增长11.3%、喀山11.4%、罗斯托夫9.4%。因此,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优先发展特大城市与城市群至关重要,就业人口的区际流动、城市郊区第二居住地(乡间别墅)布局等问题已成为新的关注点;而从国家或大尺度地域(西伯利亚、远东、南部区域)来说,这类地区对经济危机是否具备稳定的应对基础、经济和人口向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转移”等问题都是当下值得深入研究的方面。波罗的海的芬兰湾湾区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重要地缘疆土,涵盖圣彼得堡市、列宁格勒州以及形如“飞地”的加里宁格勒地区。后者受周边国家包围,仅能通过波罗的海海岸带和邻近的俄罗斯地区有空间关联,该大湾区域一体化过程研究,目前主要围绕俄联邦对外商贸基地地位与作用的加强、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洲大型海港功能整合以及与世界大洋、沿海区域等的连接路径等方面,波罗的海大学已经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中心。西伯利亚地区占据俄联邦欧亚大陆面积的18.8%,区域一体化研究主要围绕地域生产综合体转型,新的发展背景下资源利用条件与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展开。远东太平洋地区则是以区域内部空间发展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相互作用关系、临境区域基础设施联通以及新工业化引导等作为研究重点。对俄联邦中部、南部、北极、乌拉尔、波罗的海、西伯利亚、远东等区域的空间组织研究,已有专著出版。未来区域空间组织与过程研究不应限于俄联邦本土范围,还有可能与相关国家合作、共同开展世界大洋沿岸区域、大的海湾区域发展基础、问题、人口与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的有序化研究。

2.4 “大欧亚”与“东向发展”构想的社会经济地理学思考

伴随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发展变化,俄罗斯周边的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全球化地位与作用的提升,是俄罗斯重新调整其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缘由之一,面对发展环境的新变化、新格局,国际关系学与地理科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两个新的构想或新观点：俄罗斯应走构建“大欧亚”和“东向发展”之路,社会经济地理学者围绕这一构想提出的研究问题,如全球化进程中俄罗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抉择有哪些、在“大欧亚”架构中的作用与影响、“大欧亚”正负向效益如何博弈等。2015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等5国成立了“欧亚经济联盟”,这是在5国间实行商品保障、服务、资本、劳动力自由流通的经济组织,预期发展成为拥有1.8亿人口规模的统一市场;有可能成为“大欧亚”建设构想的实践范式。围绕“东向发展”的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主要侧重国家东部区域对外经济关系的重新定位、优先开发建设地区的遴选,特别是远东、西伯利亚等俄罗斯东部边疆地区油气输送干线基础设施功能提升、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现代化改造出新路径、与临境地区交通运输网络的链接等问题。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现代化改造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路网建设并不构成互相对立的局面;相反,而是互补互利,促进区域交通运输体系整体有序化与合理化发展的重要条件。

“大欧亚”建设与“东向发展”构想的提出为中国地理学者探讨“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区域发展对接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路径提供了一定启示。“一带一路”涵盖由中亚腹地和北极两条线路包围的俄罗斯广大国土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大欧亚”、走“东向发展”之路是可以相互对接的,当前应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视角深入研究构建“大欧亚”、走“东向发展”之路与中国“一带一路”对接的必要性、可行性与风险性问题。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证实中俄两国经济规模与竞争实力差距较大,1992年中俄两国经济总量基本相近,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是俄罗斯的4.7倍,到2015年已增长到8.3倍;在全球竞争力排名方面,2015年中国位居第28位、俄罗斯第45位,尽管差距较大,中国依旧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首先解决自己国家及边疆地区的发展建设问题,并不以牺牲邻国利益为宗旨,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大欧亚”建设和“东向发展”是相向而行、互利互惠的 (刘卫东, 2015; 宋长青等, 2018)。本文认为,俄罗斯参与“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两国的临境地区,还应包括“大欧亚”空间整体,建议通过加强科技合作,共同探索“大欧亚”和“东向发展”观点与“一带一路”理念与实践的融合共促问题(Druzhinin, 2018)。

中俄两国社会经济地理学界应联手协作开展临境地区资源、环境、人口、基础设施等现状与问题调查研究,优先聚焦在能源、农业、大通道建设等领域,揭示与预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演变趋势,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共融共享机制和对策措施。在大通道建设方面,中国学者董锁成等(2019)通过对中俄蒙跨境高铁建设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提出促进中俄蒙经济走廊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除了中俄蒙高铁东西线外,还可从中国西北、东北和中俄沿海3个方向规划建设跨境交通走廊,东北高铁线路为哈尔滨-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西北高铁线路为新疆乌鲁木齐-阿尔泰-巴尔脑尔-新西伯利亚与中俄蒙高铁东西线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沿海高铁通道为长春-珲春-海叁崴-哈把罗夫斯克;中俄蒙三国学者也同时关注大通道建设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影响以及规避风险的对策研究。与此同时,还应重视俄罗斯北极区域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建设的探索;还应加快开展对俄罗斯联邦南翼诸国融入“大欧亚”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课题研究, 俄罗斯联邦南翼分布有中亚国家、巴基斯坦、伊朗和南高加索阿塞拜疆、阿尔明尼亚、格鲁吉亚3国以及近中东国家,人口总规模达53.8亿,人口潜力之大远远超过俄罗斯。南翼各国与俄罗斯的“大欧亚”建设构想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范围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区域发展的需求较旺、相互对接有一定基础,特别是缓解地缘战略风险、维护区域安全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关于俄罗斯各沿海地带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构想,本文建议社会经济地理学应加强对海洋运输价格优势与海上贸易市场发展前景进行预判,包括俄罗斯的黑海沿岸、波罗的海沿岸及太平洋沿岸港口区融入丝绸之路海上经济带建设的可行性、存在问题等的研究与探索(Druzhinin, 2016b)。如考虑到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将欧洲次大陆仅仅作为它们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则中俄两国的任务不仅是加快建设东西向的交通大走廊,还需重视南北向(经度方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就要求两国学者共同承担随之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社会安全与稳定等方面的相关研究课题。

2.5 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包容性与实践性

众所周知,关于地理学“二元论”结构的争论,已经持续许久(Harvey et al, 1981; 郑度, 1994; 白光润, 1995)。20世纪后半叶,由于社会经济与自然资源利用综合研究的加强,对维护统一地理学思想与观点影响较大。苏联解体后,受国内外社会化、人文化、区域化、智能化等思想影响,社会经济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相互作用日益加强,二者在地理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基本处于均势状态,其中,社会经济地理学在发展进程中更加重视与相关学科或领域的交融互动。2010年,由本文第一作者发起并得到俄罗斯科学院系统以及主要高校学科带头人支持,成立的俄罗斯地理学者与社会学者联合会(АRGО),是俄罗斯地理学界一个比较活跃的民间学术团体。联合会现有34个分会,每年在不同的城市召开学术年会,以维护统一的地理学思想、扩大社会经济地理学“人文化”“社会化”“区域化”“生态化”倾向为宗旨,团结广大地理学者、社会学者、文化学者等共同参与国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联合会紧跟国家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因需确定年会的主题,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俄联邦一年之后的2015年,在克里米亚共和国首府辛菲罗波尔市召开了年会,主题为“基于全球化、区域化情境的多尺度‘核心-边缘’系统理论与实践探索”;2016年,在车臣共和国首都格罗兹尼市召开的年会主题是“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变化情境下区域发展战略及影响要素”;2018年,在“大欧亚”和“东向发展”构想与观点影响下,在西西伯利亚南部巴尔脑尔市举行的年会主题是“当代空间发展趋势及社会经济地理学使命”;年会的学术报告一般涉及范畴较广泛,除地理、经济、社会学界外,政府机关的相关研究中心和会议举办地的代表参加,体现了社会经济地理学思想的包容性与实践性。

3 学术机构、出版物、人才培养

当代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机构与团队主要以综合性高等学府和俄罗斯科学院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伊尔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市的研究机构为主,研究方向各有侧重。俄联邦境内共有32所大学参与社会经济地理研究,其中,国立莫斯科大学研究领域比较多向,包括人口地理、部门经济地理、资源利用与区域经济组织、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区划、地域设计与管理、区域整治、世界经济的空间组织、全球地缘政治、国家空间一体化过程等;代表学者有从事空间演变研究的巴布林(Baburin, 2002),研究空间发展战略优先与途径、区域贸易发展战略及社会福祉的祖巴列维奇(Zubarevich, 2005),研究空间发展优选问题的兹涅佐娃(Kuznetsova, 2019)。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主要研究俄联邦西北部地区和北极地带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空间的政治地理、俄联邦边境地理等问题,代表学者有拉奇宁斯基(Latchininsky)与谢苗诺娃(Semenova)。波罗的海大学是近期开展社会经济地理研究较为活跃的单位之一,也是俄联邦研究沿波罗的海区域、临境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地理问题的重点单位,在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领域开展关于俄联邦波罗的海“飞地”区域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加里宁格勒地区参与俄联邦西北部一体化整体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临境区域问题、俄罗斯联邦西部区域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动态变化等问题研究。联邦南方大学以对联邦南部区域社会经济地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文化地理、民族与人口变化等为研究对象,近年优先关注联邦国家沿海地带(俄罗斯环黑海地带、波罗的海芬兰湾湾区)社会经济动态变化过程、联邦在“大欧亚”战略地位的影响要素及特征等宏观尺度问题研究,已具备条件成为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研究的南方中心。联邦克里米亚大学以对克里米亚地理、地缘政治以及旅游休憩地理为研究方向。俄联邦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莫斯科)主要以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空间演化、城市化和城市系统演化、农村聚落体系发展、人口空间流动性、国境线及国家边境区域等问题研究为主导方向;由该所科洛索夫(Kolosov, 2018)主编的《俄罗斯边境地区：邻近区域的挑战》专著,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专著;该所继承关于城市化和聚落系统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传统,由波梁(Polyan, 2014)主编的《地域结构、城市化、聚落：理论与方法论探讨》也是有影响力的巨著。此外,关于俄联邦境内人口迁移的空间稳定性问题研究也是该所近年获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学术成果。俄联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伊尔库茨克地理研究所以从事西伯利亚地区社会经济地理、文化地理以及理论地理为研究方向。俄联邦科学院远东分部太平洋地理研究所承担俄太平洋区域地域生产综合体形成与发展以及邻境国家区域地理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上述机构的研究范畴与方向一定程度地代表着近年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目前,俄罗斯联邦共有11种期刊杂志刊发社会经济地理学方面的文献,分别是地理研究所(莫斯科)出版的《俄联邦科学院院报(地理卷)》和《Regional Research of Russia》,联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地理研究所出版的《地理与自然资源》,莫斯科大学和俄联邦地理学会联合出版的《Geography,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及《莫斯科大学学报(地理卷)》《圣彼得堡大学学报(地质、地理卷)》,以上刊物均为Scopus收录,刊发社会经济地理学范畴论文比重在25%~30%左右;另有,波罗的海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联合出版的《波罗的海区域》,同时被Scopus和WoS同时收录,其中50%文献为社会经济地理学范畴。地理研究所(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大学联合出版的《 区域研究》和俄罗斯地理学者—社会学者联合会通报《社会经济地理》,刊发的文献全部属于社会经济地理范畴;彼尔姆大学出版的《地理通报》和地理研究所(莫斯科)出版的《地理学问题》以及年度专题文集等也会刊发部分社会经济地理学范畴的论文。

俄罗斯32个城市的46所高等学府承担社会经济地理专业人才的培养,学历层级分别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助教、博士生,通过相应层级论文答辩可以取得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学位。截至目前,获得博士学位的社会经济地理学者约100人,副博士学位的约900人,其中,72名博士和300名副博士均集中在高校。虽然65%的博士和60%的副博士均是1991年后培养的人才,但当代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的首席科学家们大多是20世纪70-80年代社会经济地理主流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近年在各大学实施的机构改革大大缩减了社会经济地理专业方向教授与教学人员的编制,社会经济地理教研室数量明显减少;另一方面,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等问题,致使地理学的社会影响和公众认知度日趋下降。

4 结语

30余年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既显现出俄国、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经济地理学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的传承,也受到国际上“现代化”“人文化”“社会化”“计量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解体引起的国情变化成为社会经济地理学求变求新的重要缘由,高度重视政治地理与地缘关系研究方向的发展。在近30余年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影响下,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界适时地调整了学术视野、广泛运用“全球化”“社会化”“区域化”等理念,逐步形成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研究领域,提出关于国家或国内多尺度区域战略观、地位观、功能观的地理学释义和内涵。从本国与邻国利益、地理环境、人地关系出发,开展地缘关系变化与边境与邻境区域发展等问题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对俄罗斯北极地区、西部、南部、东部等新的边境区域形成与发展研究,也应成为不久将来的重要选题方向。

多样化的研究选题范畴。21世纪以来,伴随国内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生产与消费需求日益增加,社会经济地理学领域相继出现了诸如：地理区划与战略空间规划相互衔接问题、全国经济空间规划、季节休憩引起的逆城市化、金融地理、投资地理、基础设施地理、交通及其网络地理、现代数字经济地域空间组织、大型实体经济地理、智能模拟、创新地理、大学地理教育等。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渗透,形成诸如农村与农业圈、地域适应性、地理形象、历史地理遗存、极化景观、行为地理、生态地理、种族地理等新的研究论题,对拓展社会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野、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等,具有一定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地理研究范畴比较宽泛,牵涉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等多学科的相互交叉,其分支方向的界线尚不够清晰,因此,从目前来看,经济地理、人口与聚落地理、政治地理、社会地理、旅游休憩地理、文化地理、地生态和自然资源利用地理是现阶段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学科架构的重要板块或组成部分。

社会经济地理研究的薄弱环节。现阶段联邦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尚未提上日程。近30多年,俄联邦大量资金的投向主要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大型交通设施(海港、油气输送管道)以及为能源外贸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远东太平洋沿岸、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等联邦管区与发达的联邦区域相比,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地区人口锐减、民生福祉和公共基础设施依然滞后,如位于高寒气候条件的马加丹洲1989 年人口总数54.2万,2002年18.3万,2017年仅剩14.6万。涉及上述相对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较为薄弱。苏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经济区理论,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区域发展研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对理论研究兴趣日趋淡化,原因有二：一是折中主义科学方法的影响,二是单一要素过程分解比多要素过程综合有比较优势,因此理论研究的进展较为缓慢(Druzhinin et al, 2015)。此外,社会经济地理学尚未或较少触及对国家地域空间明显出现的社会不公平、贫穷、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的研究。微观或局地层面图表范式的社会经济地理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此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不完整、科研团队编制规模缩减、经费投入不足,以及大幅缩减地理探险、科学考察和定位观测站网等,也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地理学现代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中国国内地理期刊,如《地理学报》《地理科学进展》《世界地理研究》《人文地理》等,曾有过对俄罗斯地理学以及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动态的报导,本文承继之前研究者的学术思想与观点,从更为贴近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概括性地阐述与讨论俄罗斯社会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新近发展态势,但因涉及的范围较广,阐述的内容深度有待提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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