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以及经济发展和政策驱动,中国的乡村空间正在发生剧烈重构。第一,乡村聚落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和组织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动。以人口、土地、产业的变化为核心(Long et al, 2011),乡村的就业结构、土地利用结构、产业结构、建筑景观等均发生相应转变。乡村聚落功能由单纯的居住以及部分农副业生产向居住、工农生产、消费市场、休闲旅游、生态保护等多元化、综合性功能转变(曾山山等, 2011)。乡村聚落空间由“同质同构”转变为“异质异构”,日益差异化和多元化。城市化、专业化、空心化、衰退乃至消亡,构成了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多种场景(李红波等, 2012a)。第二,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创新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乡村资源要素的组合方式,“互联网+”“生态+”“旅游+”不断渗透乡村的各个领域,催生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营模式(毛丹等, 2014),乡村的经济空间正在由生产景观向消费景观改变。第三,伴随技术下乡而来的是技术赋能。现代技术和产业正在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村庄的治理模式。农民之间的交往由注重血缘、地缘关系向注重业缘关系转变,农民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村庄治理模式也由总体性治理向技术性治理转变。中国乡村的社会空间正在发生重构。第四,在技术、产业和文化等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下,乡村文化空间呈现出乡土性和现代性的混杂。
可见,实践中的乡村空间呈现出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多重叠加和混杂,乡村空间成为一个动态的、异质性的、网络化的和意义多元的系统。然而,在理论研究上,以中国知网为平台,以“乡村”+“空间”为主题词,以CSSCI为来源期刊,截至2018年11月30日,共检索到968篇研究论文,研究的主体多为乡村地理学者和乡村规划学者,研究的内容主要以发达地区乡村空间转型、土地利用、空间分异、空间重构、空间规划为主,研究焦点集中在物质空间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从整体的视角对乡村空间系统进行了研究(张小林, 1999; 李红波等, 2018),但总体上对社会-文化空间(Lin et al, 2016)关注不足,乡村空间理论研究总体上滞后于乡村空间重构的实践。而国外对乡村空间“文化转向”的强调(Cloke, 1997)、“乡村性”(Woods, 1998a)和“后乡村”(Murdoch et al, 1993)等理论的提出以及“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方法”(Mitchell, 1998)的运用,能够为中国的乡村空间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因此,本文试图系统梳理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基本理论及趋势,促进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前沿理论与中国多样化、差异化的乡村空间重构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持。
1 何谓乡村空间?
1.1 乡村空间的4层意蕴
国外并未就“乡村空间”的划分达成共识。在英国,乡村地区通常是在当地政府区域的规模内定义的(Champion, 1998),而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乡村被描述为非大都市区的更宏观的规模(Hugo et al, 1998)。界定“乡村空间”,不仅要考虑“乡村”的规模,还要考虑其在文化、竞争、商品化等方面的独特性(Halfacree, 2006)。
Halfacree(2006)从4个层面剖析了乡村空间的内涵。其一,作为物质的乡村空间,即乡村空间的地方性。作为“地方性”的乡村空间是不断被生产、再生产和潜在变化的。要识别乡村地区,至少满足2个条件,一是明确地方空间尺度划定的标准,二是对乡村空间的刻画必须能使乡村从城市中区别出来。总之,必须要有区分标准来界定“乡村”(Hoggart, 1990)。然而,在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影响下,许多学者质疑当今发达国家的乡村地区是否还可以被识别出来(Cloke, 1999)。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空间结构不断被改写,“乡村”规模的重要性不断被多元化破坏。从地方、国家和国际(全球)的角度来看,乡村已经过时了(Mormont, 1990),乡村空间正在消失(Copp, 1972)。其二,作为想象的乡村空间,即“乡村空间的社会表征”。乡村空间只是作为“分析性的区分或修辞手段”(Copp, 1972),摆脱了物质内在性,成为特定群体的共同想象(Mormont, 1990)。乡村空间可能有物质表达,但这并不重要,对乡村空间的认知表征而非它在社会和自然景观中的表现,是研究的切入点。这与乡村地区是否得到承认无关。其三,作为物质和观念的乡村空间。体现在“地方性”(locality)和“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2个方面。作为“地方性”的乡村空间具有以下特征：农业和其他基础生产活动,低人口密度、交通不便以及消费行为。作为“社会表征”的乡村空间则是通过与城市和郊区等其他空间的比较,想象出的乡村景观和社区。其四,作为实践的乡村空间。强调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割的,关注乡村地区的物质空间是如何通过结构过程的实践存在的,以及乡村社会表征的概念空间如何仅通过话语交互的实践而存在,因此,对乡村空间(时间)的研究需要一种强烈的情境方法。
1.2 乡村空间的三重模型
Halfacree(2006)认为“地方性/社会表征”二元性定义下乡村空间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地方性是被感知层面的物理空间,定义方法偏学术,而社会表征产生于主观头脑的构想空间,定义方法偏世俗(引自李红波等, 2018)。然而,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是2种类型的话语,而且是介于世俗和学术之间的一系列话语(Jones, 1995),说明了乡村空间的混杂性,甚至是无限性。因此,只有通过对语境的关注,才能揭示乡村空间的“真相”。空间不仅是一种产品,也是生产发生的媒介(Gottdiener, 1985),必须注意更多的人文维度。因此,Halfacree(2003)认为应当从协同的视角对空间的结构作出更全面的描述,从而建立一个体系结构,使乡村空间的整体性可以得到更好地呈现。Halfacree(2006)在Lefebvre(1991)“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基础上建立了“乡村空间的三重模型”,即乡村地方性(rural locality)、乡村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和乡村日常生活(everyday lives of the rural)。乡村地方性指通过生产或消费等空间实践刻画的乡村地区;乡村的表征指的是人们对乡村的认知与意象等主观空间,以及乡村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方式;乡村日常生活包含了对乡村生活理解和认同的个人和社会文化因素。相比于“地方性/社会表征”的二元性定义,“乡村空间的三重模型”从乡村主体出发,强调了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引入了体验的、生活的空间,弥补了二元性定义下乡村空间概念的不完整性。该理论是目前国外乡村空间研究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对国内学者深化乡村空间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3 乡村空间研究的3种视角
20世纪,国外乡村研究领域发展出3种不同的理论视角：一是1970年代的功能主义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该理论认为乡村性包含3个特点：被广泛的土地利用(特别是农业和林业)支配;包含小规模的、低层的定居点;形成环境友好型的、高品质的生活方式(Cloke et al, 1984)。二是19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将乡村与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动态联系在一起,强调社会生产的权力领域和机构,追踪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社会关系的转变(Sauer, 1990)。三是1990年代的社会建构主义视角阶段,强调文化在乡村空间独特性中的作用。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成为乡村研究的重点。Halfacree(1993)认为,由于乡村地区日益多样化的社会表征性,乡村的标志(乡村性)越来越脱离意义(乡村意义)。此外,符号和意义越来越与他们的指称(乡村地理空间)脱节。因此,社会建构的乡村空间变得越来越脱离其地域功能,Murdoch等(1993)称为“后乡村”。社会建构主义可能导致未来的乡村、社区和景观作为一种超真实商品存在(Cloke, 1997),呈现出虚拟的田园风光。
2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历史演进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实现了由“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理论研究的转型。二战后到1970年,西方国家意识到自由市场和自由放任的政策不能保证充足的粮食生产,从而延续战时的规划和干预政策,基本采用生产主义制度的政策范式,食品自给自足和收入平等成为整个发达国家的政策当务之急,因此,对乡村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上。这一阶段,“农村即农业”,“农业即农村”。1970—1990年的20 a间,对生产主义的过分强调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遭到破坏。随着环境压力增大,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乡村研究的焦点。20世纪90年代,乡村空间研究实现了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学者们开始从人文维度看待乡村问题,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空间研究兴起。
2.1 生产主义的乡村空间
二战后到1970年,是农业生产主义(productivism)理念占主导的时期。这一阶段,西方国家处于战后重建的恢复期,各国出于粮食安全考虑,对乡村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大(Holmes, 2006)。在生产主义理念的主导下,学者们对商品农业进行了大量研究,讨论技术变迁、全球化以及政府宏观调控合力下的农业生产(Wilson, 2001)。生产主义建立在农业景观之上,以食品生产为导向,追求农业生产最大化(Marsden et al, 1993)。关键的是,生产主义不仅受到农业社区的影响,而且渗透到乡村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是乡村地方结构一致性的基石。生产主义时期乡村空间具有3个特点：首先,乡村地区是通过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实践而被铭记的,包括农民的日常和季节性活动,多元化和专业化的支持服务以及日益工业化的粮食生产模式。其次,在农场之外,这种表现得到了持续和加强。从收获节日和村庄的其他庆祝活动到集镇的服务角色,整个乡村地区的活动和功能都是围绕农业开展的。例如,与农业有关的非农业机构倾向于承认并接受农业的领导(Newby, 1987)。再次,生产主义农业与更广泛的乡村社会相联系,乡村的日常生活主要通过产品主义的视角来实现。
2.2 生产主义乡村空间的危机
1970—1990年的20 a间,对农业生产的过分强调引发了生产过剩、土地退化等问题,可持续农业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主题。生产主义农业面临“结构性危机”,无法通过技术修复来解决(Drummond et al, 2000)。乡村地区受到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重组的双重影响(Cloke et al, 1992),农业实践被迫作出调整,从应付盈余和生产过剩转变到应对公认的环境破坏的后果(Harvey, 1997)。个体农民及其家庭生活越来越受到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高水平的债务和抑郁是最尖锐的表达(Simmons, 1997),使农民作为乡村卫士的作用以及财政支持的影响越来越受到质疑(Seymour et al, 1997)。乡村的其他商品化方式已经出现,这是因为：在乡村休闲方面,1985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发表了题为“快乐,休闲和工作：旅游业”的报告,预示了企业化阶段的开始,其重点从关注社会福利转向了通过私营部门满足市场需求。这种更加多元化的商品化表征也冲击着农业文化(Veal, 1993),使农业文化变得更具竞争力、多样性、灵活性和对环境负责(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2003)。在宪法上,2001年英国由新的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取代农业、渔业和食品部,取消了“农业”在乡村政策中的突出地位。1990年代,英国乡村集中在后生产主义转型的讨论上,减少了粮食生产和国家支持,以及在更自由的全球经济市场中实现食品工业的国际化,并由此出现了3个两极维度的变化：从强化到扩展,从集中到分散和从专业化到分化(Ilbery et al, 1998)。这种对多样性的强调不仅促使人们讨论后生产主义的转型,而且引发了对后生产主义乡村的讨论(Ward, 1993)。农业被认为存在于乡村空间和社会之中,而不是相反。
2.3 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空间
199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关注乡村的消费转向。受后生产主义与乡村多功能性理念的推动,乡村空间由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向工业生产和服务功能拓展,乡村旅游、乡村消费、乡村文化景观保护等领域蓬勃兴起(Holmes, 2006),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样化的、非线性的商品和服务(Marsden, 1999)。随着乡村空间的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对乡村消费的关注已经从物质空间拓展到非物质领域和多样化的群体(Phillips, 1998),并出现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研究视角,如Murdoch等(1993)以后现代的视角提出后乡村(post-rural)的概念,强调“意义的生产”;Hopkins(1998)认为乡村正在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实体性场所转变为以符号和精神为主的建构性场所,外来者在乡村品牌化宣传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Rigg et al, 2002);Woods(2010)引入社会学空间本体理论,探讨“乡村性(rurality)”的内涵和外延,认为乡村性是由乡村居民和乡村迁入者、游客和旅游景点、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学术研究者等共同表现的,因此,乡村不再是没有竞争的地方(Woods, 1998b),而是由参与者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经验社会性建构的异质性空间。Marsden(1998a)将异质性的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概括为4种理想类型,即保护性村庄(preserved countryside)、竞争性村庄(contested countryside)、家长制村庄(paternalistic countryside)和代理人村庄(clientalist countryside)。后生产主义乡村概念体现了超生产主义、消费性田园生活、去田园风光等激进的空间想象,将乡村想象成一个人人都可以接触的多样化家庭的表现形式,以及庆祝当地和个人意义的日常经历(Schwarz et al, 1998)。但是,后生产主义乡村往往表现为混杂性,因为它们集中表现了新产生的差异与(乡村)资本主义现有空间的斗争。
3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综合多维性
1970年代以后,随着生产主义乡村空间遭遇危机,乡村空间研究开始了社会-文化转向,强调社会文化在乡村空间形成中的独特作用。此后,乡村空间研究在内容上实现了多维拓展,由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研究扩展至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研究,形成了包含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乡村空间研究系统,实现了从具体空间到抽象空间、由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的深化。聚落空间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土地利用、建筑景观、生态环境、聚落起源和结构等问题的研究;经济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生产实践和经济空间分异研究;社会空间研究形成了社会变迁、社会差异和乡村权力3大研究主题。文化空间研究主要关注制度政策、田园意向和价值观念等议题。下面将具体阐述国外在这4个乡村空间方面的研究。
3.1 聚落空间
国外乡村聚落空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李红波等, 2012b)。一是19世纪至1920年代的起步阶段。主要研究了聚落形态、聚落的成因与条件、聚落的类型、聚落空间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初步提出了乡村聚落的理论基础,总体上研究内容单薄,研究方法以描述为主。二是1920年代至1960年代的初步发展阶段,乡村聚落研究逐渐丰富和拓展,研究内容涉及乡村聚落的区位特点、形成过程、发展条件、职能和规划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小规模的实地考察为主。三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拓展变革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3次重要的理论变革。首先是鲍顿(I.Burton)的“计量革命”口号,极大地推动了乡村聚落研究。其次是道温斯(R.M. Downs)的“行为革命”口号,重视“空间的行为”与“空间的感应”,强调人类决策行为对聚落分布、形态和结构的作用(McGrath, 1998)。再次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促进了西方乡村地理学的“再生”(rebirth),乡村聚落研究内容极大丰富,几乎触及到乡村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张小林等, 2002)。这一阶段研究方法出现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趋势。四是1980年代以来的转型重构阶段。这一阶段受到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激进地理学、人本主义地理学等哲学思潮的影响,乡村聚落研究开始向社会和人文方向转型,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乡村冲突(Woods, 1998b)、乡村人口迁移(Hall, 1996)、地方政府和乡村话语权(Woods, 1997)、环境可持续发展(Whatmore, 1993)、乡村重构(Kiss, 2000)、乡村社区类型与老年人居住区域的关系(Burholt et al, 2005)等。在这一阶段,已有多种学科(如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景观生态学、城乡规划)和技术(RS、GIS、GPS、景观模型等)综合运用于乡村聚落研究中,扎根理论、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不断发展与应用(Pini, 2003)。此外,Q方法论在打破定性和定量研究区分上取得了明显进步(龙花楼等, 2012)。
3.2 经济空间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有任何有特色的乡村空间,因为所有的空间最终都会被资本殖民化。尽管如此,受资源禀赋、文化价值观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城乡之间、乡村内部呈现出经济空间分异的格局,且不同经济空间之间进行着要素、信息的流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Marsden(2003)明确指出,政策既需要摆脱严格地理定义的乡村观念,又需要认识到乡村空间在地区、国家、国际供应链、网络和监管动态中的分化。
(1) 城乡之间的经济空间分异。乡村经济空间一般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常与落后、贫穷、缺乏机会、传统主义和孤立联系在一起。城市经济空间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常与财富、机会、现代化和集中联系起来。现代化进程促使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同时,城市化的速度和强度又加剧了城市的过度拥挤、阶级冲突、道德腐化和环境污染。因此,对理想化乡村环境的怀旧开始在城市兴起。1870年代中期,基础设施和电信技术的发展、资本对廉价劳动力的追求、开发新市场的动力、更好的生活和抚养子女的需要,促使商品和机会向全欧洲和北美许多乡村地区流动(Stockdale et al, 2000)。地域被彻底地渗透,并且被与他们相距甚远的社会所塑造(Giddens, 1990)。全球化导致了所有空间可能同质化,乡村地区通过建设自己独特的生态位以吸引远郊移民,马斯登(Marsden, 1999)称之为消费乡村。资本和机会的流动对乡村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方经济呈现出多样性和混杂性,文化成为当地经济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Harrison et al, 2000)。
(2) 乡村内部的经济空间分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资源禀赋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乡村经济空间形成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圈层结构,即创业型经济(entrepreneurial economy)、依赖型经济(dependent economy)和寻租型经济(rent-seeking economy)。① 创业型经济收入主要来自当地资源的价值,通过当地社会的隐性知识来满足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对高质量商品的需求。通过将传统商品(当地美食、家具、乡村旅游等)整合到现代营销结构中,使它们具有了后现代的特征(Buller et al, 1994)。这些乡村特色以及现代基础设施会吸引逃离城市的工业(Luloff et al, 1990)。此外,本地企业依靠文化因素(Terluin, 2003)和社会资本(Zeckeri et al, 1994)形成合作网络,实现规模经济(Piore et al, 1984)。② 依赖型经济指收入主要依靠外部来源的地区。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带来的“友好”的环境,构成了当地吸引外部资源的能力。然而,由于控制不了投资来源而导致依赖型经济具有脆弱性,但其脆弱性可以通过劳动力学习企业家的技能和态度,使当地经济走向“创业型经济”而加以缓和。③ 寻租经济以农业和采掘业为主,依靠自然资源优势获得“租金”,地主无需投资就可以获得剩余。然而,寻租策略会因投资不足而导致经济增长受阻(Lindsay, 2000)。此外,这些地区阶级结构两极分化,地方文化封闭孤立,(寡头)垄断的所有制结构不仅会减少地主对当地经济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容易构建零和博弈,导致地方极不稳定,难以吸引外部投资。经济力量的社会结构和地方价值体系的特征使寻租经济体处于低收入地位和边缘地区(Freudenburg, 1992)。在城乡经济空间格局中,大都市区位于领土空间的核心,它们从位于最边缘地区的寻租经济体提取原材料和商品,从依赖经济体中提取制成品,从创业经济中汲取高质量的商品(Marini et al, 2006)。类型的变化导致了乡村空间日益差异化和区域化。不同类型的经济体还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关键在于当地社区是否愿意或能够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越来越多机会作出回应。
3.3 社会空间
乡村社会空间研究试图了解人们如何体验和组织乡村生活、家庭如何经营农场、社区如何建构文化认同、边缘群体如何针对不平等进行协商,从而实现对社会形态或系统的概念化,对影响农村生活实践的过程和关系进行识别。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形成了3个关键分析主题,即变迁、差异和权力。
(1) 社会变迁是农村社会研究最持久的主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记录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Bergman,1975),主要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和人口迁移,主导方法是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然而,解释学认为单一的实证和定量方法无法解释社会经验和过程的多样性(Bolton et al, 1990),倡导运用民族志来解释变迁中的农村社会是如何实现多样化的(Richling, 1985)。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则通过对农业生产及其关系的研究来阐述社会变迁,为农业和农业结构调整提供批判性的评论和案例。总的来说,变化的研究一直是农村社会不变的分析主题。对社会制度和关系的宏观关注,使学者们能够对改变农村生活、制度、文化和景观的物质和文化变迁进行解释。在研究方法上,1970—1980年定量研究居多,1980—1990年激进研究居多。最近,更多地运用后结构和后现代方法开展研究(Mitchell, 1998)。
(2) 第二个核心分析主题是对农村社会差异的研究。大量的研究证明了农村社会群体在经济、文化、政治活动、经验和兴趣方面的差异。早期的差异研究运用财产和劳动关系分析人们的社会地位,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阶级研究中。近来,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性别被认为是区分人们的劳动、社区生活和农村空间经历的重要分界线,导致对农村性别不平等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多。阶级和性别的研究是理解农村社会分化的核心解释变量,但也要承认其他类别的社会差异的存在。有学者基于年龄和代际关系、贫困和剥削以及种族和残疾,对农村社会差异进行了记录,为1990年代的农村社会研究评估奠定了基础。
(3) 第三个分析主题涉及对权力的考虑。传统的乡村权力研究集中在正式的政治话题、多元化的权力和政治利益观念上。因此,对农业政治利益和政治意识的分析最为普遍(Bergman, 1975)。对资源以及权力运作过程的研究表明,统治集团、阶级或利益集团如何不均衡地掌握或动员权力,以“掩盖、压制或抢占”可能挑战统治地位的利益和集团(Saunders, 1978)。这些著作关注的是财产和资本等资源,以及劳动关系、赞助和慈善等过程,这些过程维持了(有时还掩盖了)占主导地位的少数群体的合法性(Newby, 1977)。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方法则对农业社会组织的权力进行批判性分析,表明财产和经营的阶级和性别特征。同样,社区研究也关注到维持社会差异(如阶级和性别)和特定利益的制度和关系(Dempsey, 1992)。可见,权力在理解乡村变化,空间和社区规划以及政治斗争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Cloke et al, 1990)。近来,乡村社会中权力关系的研究范围从保守或历史霸权(Tonts, 2001)扩展到新约集团等新的政治单位(Mertig et al, 2001)。
3.4 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是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表象活动、秩序观念之上的人类所独有的一种空间形式,是非现实的、理想的社会空间(冯雷, 2017)。对许多乡村研究人员来说,社会建构主义的支持代表了文化的转向,意味着乡村研究偏离了对乡村社会经济变化关注的基本核心。其他人则认为,乡村研究尚未接受文化转向的完全解构主义力量。从总体上看,对文化的重新定位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社会科学的意义、身份、表现、差异和阻力等前景文化问题上,产生了文化转向的多种表现形式：从文化文本的增加使用和对语言角色的高度反思,到引入后结构认识论,强调非表征理论。总体来说,对文化转向的评价褒贬不一,更加赞同文化项目的人对文化转向的评价可归纳为四点：第一,文化转向使社会科学脱离社会,开始研究结构、空间和不平等。Gregson(2003)称这是“撤离社会”。第二,文化转向关注非物质过程、主体间性以及超越身份政治,是非物质化的社会科学。第三,文化转向使社会科学非政治化。后结构主义的争论导致了政治沉默和学术上的理智化(Mitchell, 1995)。第四,文化转向不够解构主义。社会科学的文化焦点过度保守,仍然以建构主义方法为主导。
在Journal of Rural Studies的一篇社论中,Cloke(1997)认为乡村研究已经开始进入文化转向的过程,反映了乡村对自然-社会关系重新概念化研究的潜力、对乡村经验和想象话语的高度敏感性、对乡村文化符号文本的精辟考虑,以及突出强调流动性(而非固定性)的乡村生活和景观。乡村空间的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一方面,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Murdoch, 1997)和混杂性研究(Whatmore, 2002)构建了非人类行为者及其网络和乡村环境关系的创新见解。ANT关注网络如何超越空间和时间,乡村行为者如何牵涉到遥远和突发的事件中。另一方面,使用“栖居”(dwelling)概念(Wylie, 2003)展示了动植物和人类如何共同构成特定地点。文化转向方面的智能激发在乡村研究的其他领域也有出现,包括使用富有想象力的文本来调查乡村的表征性,对乡村美学和乡村诗学的话语理解日益重要。重新强调了与乡村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性倾向、残疾和儿童相关的身份和主体性,以及对乡村中的差异和被忽视的“他者”的研究(Cloke et al, 1997)。
4 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维度拓展
4.1 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
乡村社会表征是描述人们对乡村的认知与意象等主观空间(Halfacree, 1993)。以往乡村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土地利用、景观建筑、生态环境等乡村物质空间(本文中的聚落空间和经济空间)。物质空间是由真实事物组成的现实而具象的空间,是认识乡村空间最基本的抓手。1980年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兴起以及“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出现,人们开始关注由人类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并不是具象的物理空间,而是人类各种社会行为间的空间关系(冯雷, 2017)。19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建构理论的兴起,以及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取向,乡村文化空间研究兴起。文化空间渗透于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之中,并通过影响社会实践改造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介于物质空间和文化空间之中,是抽象的物质空间,也是进入文化空间的突破口。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层层递进,实现了由具体到抽象,由客观空间到主观空间,由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的转换(李红波等, 2018)。乡村空间研究由此实现了由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的转变。
4.2 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
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的转向大有启发。不同于社会建构主义话语以社会关系为中心,自然和非人类只被当做人类活动的场所和背景。行动者网络理论意识到自然和非人类也是乡村建设合法且活泼的主体,强调社会的本质是由许多异质要素构成的网络联系,自然与“非人类”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客体转为行动者网络中的主体。社会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新诠释。Latour(2005)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体现了人类与非人类主体,以及本地、国家、全球等不同范围的利益主体的乡村性,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主体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对乡村世界多元行动者主体地位的承认。物质和行动不再是认识乡村的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力量得到肯定,因此,对乡村空间的认识实现了由客体性空间向主体性空间的深化。
4.3 从静态单维空间到动态多维空间
早期的理论视角把乡村空间看作是静态的、同质化的、既定的和绝对的。1990年代以来,乡村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Halfacree, 2006)、从生产景观到消费景观(Smith et al, 2001)的转变,乡村空间不再被视为单纯的物质空间,而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多重空间的叠加。社会建构主义的文化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网络、联系和流动的宣扬,乡村不再被认为是静态、封闭的地理实体,而被看作是复杂的权力关系、社会交往、话语实践和制度力量的交织,它们不断地结合和重组,由此被称为“后乡村”。“后乡村”被视为“混杂的和网络化的空间”(hybridand networked space)(Murdoch, 2003),具有多样性、差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是一个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乡村发展不再被视为单一要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牵涉多元主体、跨越多重尺度、交织流动关系,镶嵌于混杂的社会建构、空间实践和网络互动当中(Marsden, 1998b)。因此,对乡村的认识实现了由静态单维性到动态多维性的转变。
5 启示与借鉴
本文梳理了国外乡村空间研究在不同视角、不同时间、不同维度上的拓展。国外乡村空间研究是由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组成的研究体系。总体来说,国外乡村空间由静态的、同质化的、既定的和绝对的系统,转变为动态的、异质性的、不确定的、混杂的、网络化的和意义多元的系统,相应地,国外乡村空间研究也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到社会表征、从客体性空间到主体性空间、从静态单维空间到动态多维空间的转变,形成了层层递进、不断深化的研究过程。此外,国外乡村空间研究也具有多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城乡规划、公共政策)、多视角(功能主义视角、政治经济学视角、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多维度(聚落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多方法(RS、GIS、GPS、扎根理论、半结构化访谈、参与者观察、Q方法、后结构和后现代主义方法等)的特点,形成了一个丰富的研究图景。与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相比,国内乡村空间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在以下3个方面加强：
(1) 壮大研究群体,实现多种学科和方法论体系的融合
目前,中国乡村空间的研究群体主要是地理学者和城乡规划学者,经济学、社会学、公共政策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展了积极的探索,但总体来说,跨学科的研究仍然有待加强。乡村空间不仅包括聚落空间、经济空间,还涉及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因此,只有吸引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加入,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观察乡村空间,将不同维度的研究有效融合,才能构筑起乡村空间研究的完整体系。在研究方法上,应规范定性研究,补足定量研究,实现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结合。
(2) 拓展乡村空间研究内容,关注“社会-文化”空间
中国乡村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乡村空间转型、土地利用、聚落空间、空间分异、空间重构、空间规划等方面,研究视角以功能主义视角为主,研究对象以生产景观为主,研究的焦点集中在物质空间方面。十九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践上,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领域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需要理论界作出积极回应。首先,要从功能主义视角转向政治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将乡村空间研究放在地区、全国乃至全球的背景中,关注权力和文化因素对乡村空间塑造的影响;其次,要从以生产景观为主的研究扩展到消费景观方面。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休闲产业、电子商务等在乡村地区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乡村景观。国内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关方面的研究,如有学者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研究了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和效应(陈培培等, 2015; 杨燕纯等, 2018)。武前波等(2016)从消费空间生产的视角研究了杭州市美丽乡村发展的特征。但是相比于蓬勃发展的实践,理论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和薄弱。再次,要实现向“社会-文化”空间领域的拓展。中国乡村空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质空间上,尤其是对乡村聚落空间的研究(杨忍等, 2016),对社会-文化空间关注不足。虽然张小林、李红波等对乡村空间系统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但这样的乡村空间系统研究实属凤毛麟角。接下来尤其要关注乡村的权力和文化转向以及乡村中“被忽视”方面的研究,如乡村空间中的阶级和性别、代际关系、贫困和剥削等。
(3) 增加对乡村现实问题的关切,用先进理念指导乡村空间重构的实践
国外“乡村性”“后乡村”“乡村空间的三重模型”、后生产主义乡村理论、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等前沿理论为中国乡村空间重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
第一,遵循“人的逻辑”,恢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在中国乡村空间资本化的过程中,乡村沦为资本盈利的工具。农民在与政治、资本的话语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乡村社会的主体沦为被边缘化的角色,只能被动接受城市基于自身的需求和想象对乡村的规训和改造,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边缘化,相对剥夺感增强。农民是乡村“日常生活实践”的主体,其主体地位理应得到尊重。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要迎合资本的逻辑,更要尊重农民对于其生产、生活空间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促进乡村人文性的回归,恢复乡村的温情与关怀。
第二,强调乡村空间的多功能性,打造“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的乡村空间。后生产主义乡村理论对乡村“多功能性”的强调启示我们,乡村不仅是生产空间,更是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乡村空间具有多重意义和价值。乡村独特的地域景观、文化景观和特色农产品,为乡村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农业体系提供了丰富资源;乡村的宁静、休闲与安逸,使之成为城市居民逃离现代性的去处,而乡村农耕文明发展出的一整套生活伦理、人生意义与处世态度,又使乡村具有了“治愈价值”,因此,无论是西方的“乡村绅士化”还是中国的“新回乡运动”,都可以看作是重新发现“乡村生活”的表现;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判断无疑是对乡村“生态功能”的最佳注脚(刘祖云等, 2018)。然而,在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产业经济发展很好的乡村,但是其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生活休闲等功能没有及时跟进,甚至出现了乡村发展中的“反留守”现象①(①2016年10月,在“第四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中国淘宝第一村》的作者陈恒礼先生作为与会嘉宾谈到了淘宝村发展的“反留守”现象。),即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城市,青壮年劳动力“进村务工”。因此,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重视乡村的多功能性,打造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生态宜居的乡村空间。
第三,尊重乡村空间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西方的“后乡村理论”对乡村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强调,对于阐释中国乡村空间所经历的千差万别的剧烈重构、理解中国的乡村性而言具有重要启示(吕祖宜等, 2017)。中国乡村空间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体现在,中华民族是个地域广阔、多民族共处的综合文明体,各民族地理、气候和生态等自然环境差异巨大,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生产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生命意义。乡村空间的乡土性、地方性以及差异性能够有效“对冲”现代社会的高度标准化、格式化与同质化,熨平“现代性之殇”(刘祖云等, 2018)。然而,在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消费需求,乡村景观和乡村文化趋于消解,非本土的文化及生活被移植或象征性地挪用,致使原真的乡村性趋于消逝。因此,只有充分尊重乡村传统,才能使“乡村更像乡村”,从而保持乡村的独特价值。
第四,关注乡村的“社会-文化”转向,恢复乡村的意义生产功能。在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存在着乡村文化景观失忆和传统失落、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伦理衰败、乡村空间异化和空间正义缺场等问题。当然,也有一些乡村,如南京市高淳桠溪镇大山村等,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再是被动的追随者和失血者,而是基于其“乡村性”基础,主动对城市进行“反向文化输出”。在一些集中居住的社区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血缘、地缘、信仰、习俗等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文化,在保持去农业化后依旧亲密的人地关系中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乡村所具有的文化和意义生产功能是乡村的“根”,只有建筑在这一根基之上的乡村现代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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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resilience among rural-urban migrant adolescents of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families in China with the ecological system perspective. Selecting 946 rural-urban migrant adolescents from the China Education Panel Survey, we used latent class analyse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levels of resilience among migrant adolescents from low-SES familie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s to identif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resilience and to examine the cumulative risk and protection model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arental expectation, teacher support and organised neighbourhood are salient resilience-promoting factors; and resilience happens only if protective factors accumulate enough at multiple systems to compensate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umulative community risk. The study describes the importance of a protective environment in the domains of family, school and neighbourhood on the resilience of this group, and suggest intervention programmes should extend the paradigm from child-centred approach to environment-focused approach to potentia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is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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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waves and Saharan dust outbreaks have been acquiring more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in the Canary Islands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Both climatic hazards are known to produce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such as mortality (due to heat waves) and morbidity (due to dusty weather). This work addresses possible climate adaptation policies in Tenerife assuming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heat waves and Saharan dust outbreaks in the island under a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It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setting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ning in Tenerife and evaluates the statu quo of adaptation planning in the island through the engagement of key social actors. An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local and regional press articles and legislation, an in-depth round of interviews, together with questionnaires to the main social actors allows fram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in which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Tenerife is embedded. Key social actors were engaged,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tmospheric research centres, local Universities, regional and insular governments, trade unions, and environmental NGOs, among others. The main obstacles mentioned by the social actors that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an effective climate adaptation policy address scientific knowledge, data collection and policy making, focusing on the uncertainty of climate models, the lack of epidemiological data and contrasting opinions regarding the existing climate adaptation policies. Public participation, mainstreaming of climate policies an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etwee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lans were identified as key policy issues. The outcome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meaningful for climate adaptation initiatives at local or regional level, such as the Global Covenant of Mayors, that intend to promote climate resilience through the setup of climat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plans at municipal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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