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华
, 曾灿, 窦银娣
LI Bohua, DOU Yindi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7-09-7
修回日期: 2018-01-18
网络出版日期: 2018-05-28
版权声明: 2018 地理科学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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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李伯华(1979-),男,湖北黄冈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居环境学研究,E-mail: libeny_205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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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关键词：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uman settlement change in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which to some extent can reflect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cess, pattern, and mechanism of chang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of Lanxi Vill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rough analyzing the system coupling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nd based on the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theory, we believe that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hould contain livable living space, coordinated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beautiful ecological space, which accord with the goals and features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system. (2) The living space of Lanxi Village transformed from consanguineous concentration to expansion to the periphery; the production space transformed from agricultural function to tourism function; and the ecological space transformed from external overall contraction to patchy distribution.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of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were intertwined and interpenetrative. Also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of Lanxi Villag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traditional human settlement space to new multiple use complex space. (3) Change i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pattern was caused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that include tourism market dem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patial behavior trans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ing reaction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ocused on the continu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ving space structural features, while the external driving factors were mainly embodied a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pace structures. Seen from the degree of adaptation to change of Lanxi Villag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remain to be solved. So this article suggests reconstitute the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nd explore sustainable human settlement construc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2012年,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了传统村落的概念,即认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冯骥才, 2013),并于同年发布了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标志着我国传统村落保护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胡燕等, 2014; 佟玉权, 2014; 何依等, 2017; 孙九霞, 2017)。传统村落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集中体现了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人居环境,并创造了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是研究现代人类生存条件的典型范例。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城市元素不断侵扰传统村落,多元化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危机,表现为村落空间空心化、生活空间破碎化、生产功能紊乱化、文化基因断裂化和生态环境失衡化等方面(李伯华等, 2011; 李伯华, 2014; 曾菊新等, 2016)。因此,在国家大力保护传统村落的宏观背景下,如何客观地认知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规律,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的特征与机制,有效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更新与改造,其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显得尤为突出。
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其人居环境的多元价值和现代意义一直以来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学者特别重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本土化意义和多元化价值(Antrop, 2004; Lim et al, 2016; Sujarwo, 2016),也意识到城市化与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社区参与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Palang et al, 2005; Lepp, 2007; Ghaderi et al, 2012)。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突破和研究视角的不断创新,学者们充分利用3S技术挖掘人居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Hales et al, 2007; Pizarro, 2009)。实际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古村落的人居环境状态,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数量来看,成果逐年上升,尤其是2012年以后,研究成果增长幅度较大(张浩龙等, 2017)。从研究方法来看,已经从早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除了常用的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外,数理统计、3S技术等现代地理学手段逐渐应用于该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不同学科关注点不一样,建筑学更注重传统村落生活空间的活化途径和建筑风貌的更新改造(陈喆等, 2012; 王琼等, 2017)。社会学学者分析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过程与传统文化传承路径,试图从多元主体的文化自觉视角重构失落的公共空间,达到乡村有效治理目的(李志农等, 2011; 鲁可荣等, 2016)。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演变(陶伟等, 2013; 车震宇, 2017)、空间分布特征(焦胜等, 2016; 康璟瑶等, 2016)和旅游开发影响(席建超等, 2016; 卢松等, 2017; 吴必虎等, 2017)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以上研究都显示,传统村落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空间。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建筑风貌营建、公共空间改造和空间形态优化等方面,关注的焦点问题是传统村落的“生活空间”,缺乏从综合视角关注传统村落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简称“三生”空间)系统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以“三生”空间视角为基础,以中国传统村落兰溪村为例,研究其人居环境演变的基本特征和作用机理,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重构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
国土空间一直以来是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土空间一般划分为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这一空间划分的依据主要来源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龙花楼, 2012; 李秋颖等, 2016; 吴艳娟等, 2016; 刘继来等, 2017)。人类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空间载体,而生产空间就是人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空间场域,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主要场所。生活空间则是人类居住、消费、交往和娱乐的主要场所,也是地域文化产生的主要场域。生态空间是自然基础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凸显了人类活动的地形地貌、地理区位等场域内容。“三生”空间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并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系统(图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区域内村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质和非物质的有机结合体,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可以分为3大子系统,即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和地域空间环境系统(李伯华, 2014)。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物质平台,社会文化环境系统是社会基础,地域空间环境是空间载体。“三生”空间是人居环境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居环境的3大子系统不断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在空间上实现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充分利用和有机整合,这些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表1)(龙花楼, 2013)。
表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特征兼容性分析
Tab.1 Compatibility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on space characteristics
| 空间类型 | 类型表征 | 兼容性阐释 |
|---|---|---|
| 生产空间 | 具有较高的生产社会化和科学化水平,实现了土地产出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深度统一,实现了生产空间集约高效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融合。 | 地域空间环境系统要求生产空间能够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并随外界环境变化,生产空间结构、功能与效率不断转型升级。 |
| 生活空间 | 合理的农村聚落布局,适度的人口集中居住,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互动的城乡生活空间,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 | 社会文化环境系统重点表达了人们社会空间、居住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结构特征和变化,试图营造一个舒适、便捷的宜居空间。 |
| 生态空间 | 宏观上,具有良好的生态空间格局,微观上,保持良好的生境质量和景观多样性,成为城乡发展重要的绿色空间和生态屏障。 |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是生产生活空间的物质载体和环境基础,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生态功能维系不可或缺。 |
兰溪村位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西南部(图2),包含黄家村和上村两个自然村,共325户,总人口1272人,总面积为11 km2。兰溪村是勾蓝瑶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中心,至今延续了40多代,历经了1000多年,保存了大量的瑶寨古建筑群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2014年成功入选了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新的城市文化和现代元素快速融入乡村,逐渐改变了兰溪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资源环境的利用方式,打破了传统村落原本和谐的人地关系系统,开启了新一轮人居环境重构的过程。因此,选择兰溪村作为研究案例,对于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课题组于2017年7月在兰溪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获取了每一栋住房的建筑年代和居住状态等基础信息数据、土地利用与空间形态等信息资料以及村民居住、生产、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数据。此外,课题组成员参与了该村2014年的保护发展规划工作,保留有《永州市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兰溪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江永县黄家村(兰溪古村)建设规划》、《江永县勾蓝瑶寨旅游开发总体规划》,以及兰溪村传统村落档案资料等基础性资料,丰富的数据资料为本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兰溪村分为上、下两村(1984年成立瑶族乡时改下村为黄家村),唐元和年间(806-820年),蒋姓最先定居于上村,宋治平四年(1067年)欧阳姓氏定居于此,元代先后进入兰溪村的有周、杨、何和黄等姓。兰溪村传统生活空间非常有规律性,他们根据姓氏簇群而居,一个姓氏一个门楼,门楼与主干道垂直,各姓氏村民沿主干道或次级干道向后延伸排列住房,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空间格局(图3a)。兰溪村传统生活空间极具民族特色,由于历史战乱和朝廷压迫,兰溪村生活空间格局的营建非常注重防御功能,修筑了四道防御工事,即石城墙、守夜屋、关厢和门楼。四周高山环绕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在山与山之间的隘口处修建石城墙,守夜屋设在村落的总路口处,关厢建在村落的主要分支路口,门楼则是各家族的防御点。这种安居乐业、积极防御的生活空间格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受计划经济和极左思潮影响,兰溪村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原有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空间破坏严重,居住空间扩张停滞不前(图3b)。
图3 兰溪村生活空间变化
Fig.3 Changes of living space in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1984年,兰溪瑶族乡成立,加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民族政策的落实,兰溪村生活空间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扩张(图3c),但整体上生活空间依然由血缘关系维系,簇群而居的特点依然明显。1992年以来,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兰溪村村民与外界交往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这类群体对日益拥挤的族群式生活空间越来越不满,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空间开始断裂,以自由舒适为标准的生活空间开始重构。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民生活空间扩张受血缘关系的约束力越来越小,村落外围空间扩展趋势非常明显(图3d和图3e)。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与大多数中国村落一样,兰溪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他们开始接受新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向往城市生活,追求更加舒适、自由和富足的生活,不少年轻人选择了城镇居住或者在村落外围居住,村落空心化态势明显(图3f)。
据学者考证,兰溪村明朝以前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与外界联系较少,生产空间局限于聚落周围。明洪武九年(1376年)接受朝廷招安,兰溪村进入了一段繁荣时期,朝廷税赋政策较为宽松,经济发展较快,生产空间扩展较快,农业用地已经扩展到村外五十里外的粗石江。随着农业空间的扩张,兰溪村民文化空间、建筑空间和消费空间用地需求不断扩大,新建了民居82座,牛庄屋10余个,戏台5座,凉亭18座,宫观寺庙68座(辛松峰, 2015),这种繁盛现象持续到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从1812年至1949年,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和“摊丁入税”政策的推行,兰溪村难以维持过密化生产,一些村民开始迁出形城新的聚落,生产空间出现萎缩。新中国成立最初的20年内,在“以粮为纲”的极左思潮下,兰溪村不断扩大生产空间,周边的老人山、马腰山、大木山、龙岩山、车尾山、阳凼脑山和怡山等均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开发,林地破坏严重,由于土壤贫瘠,生产效率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兰溪村生产空间功能演变也经历了3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单一农业功能阶段、90年代的土地闲置与利用并存阶段和21世纪以来旅游功能转型阶段。兰溪村地形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四面环山,两面临水,中间小盆地适合人类居住和农业生产,村落中农地与建筑物间或分布,既方便村民耕作和起居,又兼顾兰溪河的灌溉作用,节省了劳动力,是典型的中国乡村农业发展模式,这种生产模式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1990年代中期,由于外出务工效益远高于农业生产效益,兰溪村青壮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外出务工,兰溪村生产空间边界逐步萎缩,出现了大面积的撂荒,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劳动力,原有生产空间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是因为山边土地贫瘠,产量不高,村民只选择距离最近、土壤最肥沃的土地耕种,生产空间呈现出撂荒与利用并存的局面。2005年,湖南日报报道了《兰溪—勾蓝瑶的“桃源”》一文(陈幼君, 2007),兰溪村神秘面纱才被揭开,在政府积极引导下,兰溪村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随着兰溪村旅游业的发展,村内商业用地不断增加,餐饮、停车场、商店以及旅游配套设施用地需求增加,村落农业生产功能逐渐弱化,旅游产业功能日益凸显(图4)。
图4 兰溪村土地利用空间格局
Fig.4 Land use pattern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兰溪村四周环山,有大小山7座,植被覆盖率非常高,一直以来是村落防御的天然屏障。20世纪50-70年代,在“以粮为纲”和“大炼钢铁”的极左思潮影响下,兰溪村山上植被被砍伐一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自然水资源一度枯竭,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呈现整体收缩态势。90年代以来,兰溪村实施了封山育林政策,7座山体重新覆绿,植被主要以野生灌木和人工竹木为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兰溪村外围区域生态空间重新呈现整体扩张趋势。21世纪初,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兰溪村生态空间得到进一步优化,群山林地经过人工改造,逐渐转换为地文景观,成为旅游化的生态空间,经济增值效应明显。与此同时,村落内部农用地与建筑用地交错分布,这些农用地在90年代由于维护成本较高撂荒较严重。旅游开发以来,这些斑块化的生产用地被重新利用起来,种植向日葵、郁金香等观赏性植物,原有的生产空间逐渐转化为生态空间,并与外围生态空间形成了“点—面”呼应的生态空间系统。
“三生”空间变化不是孤立的变化,三者之间可以相互转换,兰溪村人居空间的变化体现了这一特征,即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复合型空间结构特征,使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更加复杂。
(1) 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发展态势明显。自2005年被外界熟知以来,江永县和乡政府积极介入,并编制了兰溪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兰溪村先后被评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最美民族村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和全国文明村,2015年成功创建为国家3A景区。在旅游市场需求和政府强势引导下,兰溪村依据规划对传统的生产生活空间进行了更新改造(图5),形成了“产居一体化”的复合型空间,主要体现在：①在主干道两侧集中整治改造了传统建筑空间,增加了部分旅游功能(如餐饮和住宿),减少了部分生活功能(如人畜分离),形成了生活-生产复合空间;②重新修缮了村落公共空间,在村落祭祀场所(相公庙)周边,新建了大量旅游基础设施,结合周边传统建筑改造,形成了娱乐、购物、住宿、餐饮一体化的旅游生产空间,生活功能逐渐被弱化;③在旅游发展带动下,很多村民利用周边农田景观,主动改善了生活空间结构,新建了不少农家乐,形成了生产-生活兼具的复合空间形态。
图5 兰溪村生活空间结构更新
Fig.5 Living space structural renovation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2) 生产—生态空间相互转化趋势明显。从兰溪村发展历史来看,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一直是“你进我退”的变动格局,二者很难兼容。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兰溪村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生产功能转型态势明显,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兼容性特点凸显,主要体现在：①林地生态功能逐渐转化为旅游生产功能,成为游客休憩、休闲空间;②村落中农用地逐渐变成景观用地,形成了旅游-生态复合功能空间;③兰溪自然水体融合了生态-生产功能,兰溪河迂回曲折,流经兰溪村全境,兰溪河上建有众多亭、桥,形成“人行三里观四亭,水流百步过十桥”的景观特征,是重要的旅游-生态空间;④兰溪村利用荒地堆放了400多块碑刻,并对荒地进行了景观化处理,成为游客观赏与学习的场所,实现了生态空间的旅游功能转化。
兰溪村“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实质上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的缩影,是内部驱动与外部诱导的综合体现,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同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动力系统、空间响应、适应性分析和路径重构等一系列内容。基于此,构建了集驱动机制、格局演变和空间重构于一体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驱动机制图(图6)。
图6 基于“三生”空间的人居环境演变机理和重构模式
Fig.6 Settlement environment change mechanism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model based on ecological-living-production space
(1) 旅游市场需求。当前,传统村落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一大亮点,旅游者对传统村落有强烈的体验需求、感知需求和休闲需求。为了迎合旅游市场需求,兰溪村修缮了村内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院落,并成功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了兰溪村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恢复了兰溪村地方风俗、民间礼仪、民间节庆和祭祀活动,如2006年举办了第一次勾蓝瑶寨“洗泥节”,旅游者文化体验和感知效果非常好,已成为兰溪村旅游发展的一张名片。兰溪村的选址充分体现了先民们对该区域山形水系等自然环境的认知和把握,已形成了“群山-植被-流水-人家”四素同构的生态空间复合系统。这种道法自然的人居环境思想和安定求稳的生活理念也吸引了不少旅游者来此休闲娱乐。2015年,该村接待游客5万人,旅游综合收入180万元,旺盛的旅游市场需求使得兰溪村村民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成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推动力。
(2) 政府政策引导。政府政策往往能起到制约或者推动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可以改变人居空间格局演变的速度和方向。2005年以前,已有少量的游客进入兰溪村,但未引起村民高度重视。随着兰溪村被外界熟知,政府成立了江永兰溪勾蓝瑶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村民以土地和房屋入股组建市场主体,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土地资源和传统建筑资源,重新规划了村落生活、生产和生态空间,完善了村落道路、给水、排水、电力、电讯、消防、环卫等工程设施,先后修建集散广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与服务点等旅游服务设施。2014年政府开始对村落建设进行监管和控制,禁止拆除传统建筑,对新建建筑的层数、规模和外立面有严格的规定。同时,成立了勾蓝瑶寨农产品加工、特色农业种植、农家乐和民俗文化表演等各类专业合作社,调整了村民生产结构,丰富了村民日常生活。把改造自然生态与改进生活方式结合起来,采取集中整改,教育引导的方法,发动村民进行整治,实行“包净化、包绿化、包美化”到位的机制,促使村民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政府行为与政策客观上改变了兰溪村用地结构和产业布局,改变了村民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提高了村民环境意识和环境认知。因而政府对村落发展的调控和干预能直接影响人居环境演变方式和建设模式。
(3) 空间行为转变。随着旅游收入的增加,兰溪村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村民中出现了各种适应性空间行为,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空间和生产模式,促使村民从单一产业身份向多重产业身份转型,并在兰溪村旅游发展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兰溪村旅游发展采取了政府引导、市场开发和社区参与的三结合模式,村落主干道两侧村民开始改建传统生活空间,形成商住两用功能空间。村落外围部分村民开始流转土地和林地,用于生态空间营建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村落核心区域部分村民完全退出生活空间,变成旅游经营空间,生产空间也转变为以旅游服务为主的复合空间。这些空间行为的转变使得传统村落商业气氛更加浓郁,传统的“三生”空间均受到侵蚀,客观上也造成了核心景区过度拥挤,文化冲突、环境污染和公共空间失落等问题日趋严重。部分村民开始寻求更为舒适的居住环境,在村落外围新建住宅,客观上也加重了兰溪村土地利用的紧张程度和生态空间的环境压力。
(4) 自组织反应力。大部分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初期很有必要,但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村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反应能力逐渐增强,成为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兰溪村是一个多姓氏的传统村落,利益主体复杂,历来自组织能力较强,旅游发展过程中建立了多项工作机制,实行村民自治管理。先后制定了《勾蓝瑶寨村规民约》《勾蓝瑶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运行管理办法》《星级农家乐准入和管理办法》等管理机制,规范了村民行为,明确了分红机制,细化了准入原则,已成为旅游开发自组织管理的典型代表。村民自组织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客观上为后续的建筑空间改造、生产功能转型和生态环境营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产业发展是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基础,旅游作为兰溪村的支柱产业,其影响力逐渐渗透到其他行业中,带动了“三生”空间格局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基于“三生”空间的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内生变量与外生动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内生动力主要是村民空间行为影响和自组织反应增强,随着与外界交流频率的加大,村民个体意识和自主意识逐渐提升,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空间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三生”空间演变的走向和规模,成为人居环境演变的重要动力。自组织的力量提升反映了村民改变现状、分享旅游红利的迫切愿望,它可起到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协调矛盾作用,是兰溪村人居空间有序发展的核心动力。外力驱动主要表现为市场需求与政策推动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的新型人地关系已成为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的动力源泉。乡村旅游市场持续旺盛是兰溪村人居空间演变的根本诱因,为潜在旅游者领略兰溪勾蓝瑶寨风土人情奠定了市场基础。兰溪村是湖南省的贫困村,也是勾蓝瑶文化的发源地,旅游开发成为脱贫致富的优先手段。政府为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加快旅游项目建设,加大力度完成传统建筑修缮、改造、改善工程,促使传统“三生”空间结构发生改变,尤其是为了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先后将一些荒地、林地和部分农地进行了景观化改造,转变为旅游用地、生态用地和农产品加工用地,形成了新型的生活—生产和生产—生态复合空间。此外,为了规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政府制定了若干产业引导政策、土地利用政策和空间规划政策,在政府引导和法规制约下,村民居住空间行为和生产空间行为受到多方约束,空间矛盾日益突出,用地需求不断增多,为追求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很多居民将生活空间迁移到村落外围区,加快了村落“三生”空间演变。
在内外驱动作用下,兰溪村人居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来看,生活空间多功能化趋势突出,生产空间旅游化转型特征明显,生态空间景观化态势良好。但从兰溪村适应程度来看,依然存在较多问题,反映在文化冲突显性化、土地利用粗放化和生态空间不平衡等方面,为此,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了空间重构方案,为可持续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模式提供借鉴(图6)。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兰溪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兰溪村“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研究表明：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因而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兰溪村“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使得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趋向复杂化;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在内外驱动作用下,兰溪村人居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但从兰溪村适应程度来看,依然存在较多问题,需要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空间重构方案,探索可持续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模式。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不断转型升级,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转型发展困境,迫切需要在“三生”空间上寻求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机制和建设模式。作为湖南省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和精准扶贫的典型代表,兰溪村“三生”空间格局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不仅可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依据,还可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提供样本参考和经验借鉴。尽管兰溪村旅游开发已有10多年,基于“三生”空间的人居环境建设卓有成效,但也面临着发展后劲动力不足,“三生”空间发展不平衡,文化资源整合强度不够,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产居空间冲突还需化解等问题。从空间重构视角来看,可以从生活水平增质化、生产效益最大化和生态环境高质化等方面,重构“三生”空间系统(龙花楼等, 2017)。针对兰溪村用地日益分散化的现实情况,立足于现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和文化习俗,可适当加强传统聚落的空间聚集,优化聚落的空间结构,构建情理合一的公共空间、文化对接的社会空间和设施完善的生活空间。针对兰溪村日益增加的旅游用地需求,可选择区位条件较好、基础设施较完善的地区集中布局,引导旅游产业集聚发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构建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生态环境是兰溪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保护兰溪村自然山水格局基础上,优化村落内部生态系统廊道,完善环境社区治理体系,从管理体制、技术手段和环保意识等角度,全方位打造优美的生态空间。
但从兰溪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来看,对此类具有文化独特性的传统村落旅游地,可依托现有文化资源,加大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农业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兰溪村是勾蓝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属于稀缺资源,具有活态性、多功能性和社会经属性等特征。因此,加快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保持文化资源的原真性,正确认知勾蓝瑶文化的演替性,确保旅游产品的高附加值性。在兰溪村文化景观基础上,充分挖掘勾蓝瑶文化资源,以创意农业文化为载体,找准与旅游产业的融合点,提升兰溪村传统文化资源价值,最终将兰溪村打造成为一个集农耕文化体验区、休闲度假区和特色商品消费区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并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功能区进行整体营销。
尽管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驱动机制,但由于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三生”空间只是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重要内容尚未涉及或者研究较为肤浅,比如社会空间是人居环境系统中的重要内容,传统村落“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实质上也是村民社会关系网络断裂与重构的过程,社会空间演变的过程、特征与影响等内容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强化。此外,由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文对“三生”空间的量化表征还存在数据支撑不足、微观刻画精度不够等问题,相关研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验证。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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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演变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托传统的村落形态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许多传统村落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有别于其他产业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在空间形态方面，既要保护和利用好原传统形态，又随着保护与开发出现新的形态变化。从近30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看，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演变是较为明显的，以周庄为例，其在1984年还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上的传统村落，现在已发展为一个水陆相通、功能完善的小城镇。
Lvyou fazhan zhong chuantong cunluo xiang xiaochengzhen de kongjian xingtai yanbia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7.01.0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依托传统的村落形态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许多传统村落成为了旅游目的地。旅游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推动了当地文化遗产保护，形成有别于其他产业主导的小城镇发展模式，如在空间形态方面，既要保护和利用好原传统形态，又随着保护与开发出现新的形态变化。从近30年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看，传统村落向小城镇的演变是较为明显的，以周庄为例，其在1984年还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屿上的传统村落，现在已发展为一个水陆相通、功能完善的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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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南勾蓝瑶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 [J].
湘南江永县兰溪勾蓝瑶古村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具有唯一性、可创新性、内涵丰富性的宝贵资源,同时又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旅游资源.该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保护古文物,传承民族文化,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议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加强对古村落旅游资源的规划,科学开发与保护,突出特色,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
Exploit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of the Goulan Yao nationality in Jiangyong, Hunan [J].
湘南江永县兰溪勾蓝瑶古村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具有唯一性、可创新性、内涵丰富性的宝贵资源,同时又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旅游资源.该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有利于保护古文物,传承民族文化,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议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加强对古村落旅游资源的规划,科学开发与保护,突出特色,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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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传统村落更新与新民居建设研究 [J].https://doi.org/10.3969/j.issn.0529-1399.2012.04.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自组织理论,以传统村落的自组织特征为切入点,通过探讨新民居建设的他组织特性对传统村落更新的影响,从二者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在新的建设形势下传统村落如何继续保持活力、逐步更新的原则和策略。
Study on renewal of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new folk house construction by theory of self-organization [J].https://doi.org/10.3969/j.issn.0529-1399.2012.04.02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基于自组织理论,以传统村落的自组织特征为切入点,通过探讨新民居建设的他组织特性对传统村落更新的影响,从二者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在新的建设形势下传统村落如何继续保持活力、逐步更新的原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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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J].Chuantong cunluo de kunjing yu chulu: Jian tan chuantong cunluo shi ling yilei wenhua yicha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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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宗族结构的传统村落院落单元研究: 以宁波市走马塘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为例 [J].A study on the courtyard unit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based on clan structure as exemplified in Zoumatang Village, Ningbo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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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 [J].The concep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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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分布的“边缘化”特征: 以湖南省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伴随快速城市化、城进乡退的进程,呈现出"边缘化"分布趋势。以湖南省723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借助Arc GIS 10.0技术平台,选取影响传统村落的农业资源、经济、空间及交通等四类因素,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对湖南省域进行核心—边缘区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传统村落分布进行叠加,结果显示湖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呈现农业资源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空间边缘化和交通边缘化特征,并分析传统村落分布"边缘化"特征形成机理,提出保护开发建议。
The marginal tendenc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distribution: The case study of Hunan Province [J].https://doi.org/10.11821/dlyj20160801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伴随快速城市化、城进乡退的进程,呈现出"边缘化"分布趋势。以湖南省723个传统村落为实证对象,借助Arc GIS 10.0技术平台,选取影响传统村落的农业资源、经济、空间及交通等四类因素,以县域为统计单元,对湖南省域进行核心—边缘区评价。将评价结果与传统村落分布进行叠加,结果显示湖南省传统村落分布呈现农业资源边缘化、经济边缘化、空间边缘化和交通边缘化特征,并分析传统村落分布"边缘化"特征形成机理,提出保护开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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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2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3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5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6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Analysi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J].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6.07.005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2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3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4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5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6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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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地区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特征: 以湖北省黄冈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4.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 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湖北黄冈二程镇8 个村100 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 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构表明：10 年来，农户消费的平均空间距离 总体上有缩短趋势；农户消费不同类型商品的地点和圈层结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农户消费行为的空间等级结构有 较大变化，除家用电器的消费空间等级没有变化外，其他商品的消费空间等级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趋势是消费 空间等级下移；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制度因素、交通条件和个人消费需求偏好 等；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consuming behaviors in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of Ercheng Town in Hubei Province [J].https://doi.org/10.11820/dlkxjz.2011.04.008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农户消费活动空间是乡村空间结构的一种表现和组成部分，在受到乡村已有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影 响的同时，也不断塑造并形成新的乡村空间结构。在对湖北黄冈二程镇8 个村100 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 上，总结了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构表明：10 年来，农户消费的平均空间距离 总体上有缩短趋势；农户消费不同类型商品的地点和圈层结构变化呈现不同特点；农户消费行为的空间等级结构有 较大变化，除家用电器的消费空间等级没有变化外，其他商品的消费空间等级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总体趋势是消费 空间等级下移；影响农户消费行为空间结构演变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有制度因素、交通条件和个人消费需求偏好 等；农村与城市居民的消费行为空间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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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 [J].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均衡、生态破坏严重、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低下等问题。为实现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基于三生功能的理念,构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子系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基于2012年中国内地省级截面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三生空间利用质量不高,在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的生产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和生活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又高于西部地区;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Evaluation of territorial utilization quality in China: Based on the aspect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J].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均衡、生态破坏严重、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低下等问题。为实现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基于三生功能的理念,构建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子系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基于2012年中国内地省级截面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分析全国层面和省级层面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的特征。结果表明:全国层面的三生空间利用质量不高,在省级层面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综合评价指数则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东部地区的生产空间利用质量指数和生活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又高于西部地区;而生态空间利用质量指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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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23X.2011.04.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Public cultural space in traditional village and the village governance in ethnic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La Si Festival” in Benzilan Village, Deqin County, Diqing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6-723X.2011.04.012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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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7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一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and spatial-temporal analysi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hina [J].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707013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一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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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J].
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仍缺乏重要抓手和空间支撑平台,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亟需通过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重构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搭建新平台。本文在界定了乡村空间重构,即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综合作用下导致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乡村地域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调整乃至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及其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和资源利用集约3个方面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探讨了乡村空间重构的土地整治类型及助推机制;结合农用地整治、"空心村"整治和工矿用地整治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模式与途径,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根基的乡村空间其重要性和基础平台作用应受到足够重视,乡村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宜居适度的生活空间和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的优化重构,有赖于区域农村土地整治工程技术、政策机制与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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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重构 [J].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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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 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J].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294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开发已成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有效途径，使得传统村落地域土地利用、就业方式、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旅游发展成为传统村落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土地、产业、人口等方面探讨了旅游驱动下地域城镇化的过程。结果表明：1）宏村的土地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景区外围，表现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2个方面，申遗前宏村的土地开发主要集中在景区内小规模的扩展，申遗后发展方向转移到与宏村隔河相对的际村，土地开发速度快且规模较大。2）经过近30年的旅游发展，宏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第三、二、一产业结构为68∶21∶11；同时旅游小企业快速发展，国际奢华度假品牌企业开始进入。3）宏村人口地域集中化趋势较为明显，主要是在旅游利益吸引下本地居民的返回以及外来投资者和劳工人口的流入，当地居民就业结构向非农化（旅游接待业）方向转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社会行为方式及居民思想观念等方面日趋城市化。最后，简要讨论了影响宏村旅游城镇化的因素。
Tourism-driven urbanization in Ancient rural area: A case study of the Hongcun Village [J].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294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旅游开发已成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有效途径，使得传统村落地域土地利用、就业方式、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旅游发展成为传统村落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土地、产业、人口等方面探讨了旅游驱动下地域城镇化的过程。结果表明：1）宏村的土地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景区外围，表现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2个方面，申遗前宏村的土地开发主要集中在景区内小规模的扩展，申遗后发展方向转移到与宏村隔河相对的际村，土地开发速度快且规模较大。2）经过近30年的旅游发展，宏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第三、二、一产业结构为68∶21∶11；同时旅游小企业快速发展，国际奢华度假品牌企业开始进入。3）宏村人口地域集中化趋势较为明显，主要是在旅游利益吸引下本地居民的返回以及外来投资者和劳工人口的流入，当地居民就业结构向非农化（旅游接待业）方向转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社会行为方式及居民思想观念等方面日趋城市化。最后，简要讨论了影响宏村旅游城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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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 以浙江三村为例 [J].Change of traditional rural public space and inheritance of rur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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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 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一、我国传统村落面临严峻的存续危机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农村地区的传统村落陷入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一方面,传统村落大多年代久远,位居相对偏僻、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的人口外流和空间荒废导致大量村落出现"空心化"与"自然衰退",村落发展主体缺失,造成村落的"文化失落"。另一方面,不科学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开发导致"建设性破
Chuantong cunluo: Lilun neihan yu fazhan lujing [J].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6.12.001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正一、我国传统村落面临严峻的存续危机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农村地区的传统村落陷入了一系列的发展困境。一方面,传统村落大多年代久远,位居相对偏僻、落后地区,长期以来的人口外流和空间荒废导致大量村落出现"空心化"与"自然衰退",村落发展主体缺失,造成村落的"文化失落"。另一方面,不科学的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开发导致"建设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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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
Spatial form and spatial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in syntactical view: A case study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J].https://doi.org/10.11821/xb201302006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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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IS的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异研究 [J].
以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国家四部委联合评审认定的646家"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理信息系统(GoodyGIS)定位村落的地理坐标,确定海拔高程等属性。利用Arcgis10.1和GeoDa技术平台,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在各省份间具不均衡态势,呈现出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闽西北、晋—冀—豫和滇西北等四个核密度高值区。传统村落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大多数村落处在40—100km的直线范围内。全局及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高程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明显存在着高高(HH)、低低(LL)集聚现象,缺乏低高(LH)、高低(HL)区域,反映出传统村落在空间选址上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
以201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国家四部委联合评审认定的646家"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谷歌地理信息系统(GoodyGIS)定位村落的地理坐标,确定海拔高程等属性。利用Arcgis10.1和GeoDa技术平台,对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村落在空间上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在各省份间具不均衡态势,呈现出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闽西北、晋—冀—豫和滇西北等四个核密度高值区。传统村落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大多数村落处在40—100km的直线范围内。全局及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高程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明显存在着高高(HH)、低低(LL)集聚现象,缺乏低高(LH)、高低(HL)区域,反映出传统村落在空间选址上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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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保护与活化的动力学研究: 基于3个福建村落保护与活化模式的探讨 [J].
基于＂遗产动力学＂理论,以3个福建村落保护与活化的得失为例,分析其所采取的不同的保护与活化模式,以及不同主体下动力根源与作用力的关系,探寻适宜乡村保护与活化的主体与合理的动力根源关系、保护模式。
A study on the dynamics of the preservation and vitalization of villages based on three cases in Fujian [J].
基于＂遗产动力学＂理论,以3个福建村落保护与活化的得失为例,分析其所采取的不同的保护与活化模式,以及不同主体下动力根源与作用力的关系,探寻适宜乡村保护与活化的主体与合理的动力根源关系、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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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与旅游活化: 学理与法理分析 [J].
传统村落是乡民的家园更是民族的遗产。在现代性冲击和裹挟下,传统乡土陷入似断非断、支离破碎的窘境,空间生产机制的扭曲和无序是深层次原因。城乡规划通常倾向于现代(理性)主义范式,难以引导乡村实现真正的发展。村落规划建设的根本出路和中心环节是要构建一套让乡村社会在延续传统中合理获益的自洽机制,培育村民成为村落保护和利用的自觉主体。旅游活化通过渐进的、沟通的、网络的方法和手段,促使地方发展机制和现代发展动力有机融合,推动传统村落复兴和可持续发展。存续村落传统肌理、激活传统特质活力、构建持续自洽机制、制定精致利用方式是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基本程式。现行法律体系对村落发展和旅游活化存在多方面不当制约,有待调整。
Tourism-oriented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 explorative research [J].
传统村落是乡民的家园更是民族的遗产。在现代性冲击和裹挟下,传统乡土陷入似断非断、支离破碎的窘境,空间生产机制的扭曲和无序是深层次原因。城乡规划通常倾向于现代(理性)主义范式,难以引导乡村实现真正的发展。村落规划建设的根本出路和中心环节是要构建一套让乡村社会在延续传统中合理获益的自洽机制,培育村民成为村落保护和利用的自觉主体。旅游活化通过渐进的、沟通的、网络的方法和手段,促使地方发展机制和现代发展动力有机融合,推动传统村落复兴和可持续发展。存续村落传统肌理、激活传统特质活力、构建持续自洽机制、制定精致利用方式是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基本程式。现行法律体系对村落发展和旅游活化存在多方面不当制约,有待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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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 以宁波市为例 [J].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11.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序开发对城市实体空间布局、土地功能组合、国土空间秩序开发、引导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资源的三生功能视角出发,以宁波市为例,提出了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框架;运用GIS技术,采用国土空间综合分区“千层饼”方法,以30m×30m栅格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估了宁波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从分类到综合,多尺度揭示了宁波市国土开发的建设适宜规模与开发潜力。研究表明：①2012年宁波市生态空间面积为5872.33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60.35%,主要分布在宁波南部宁象片区;生产空间面积为2442.34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25.10%,集中分布在宁波市中部与北部平原;生活空间面积为1415.78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14.55%,多集聚在宁波市核心六区;②宁波市不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多,达5655.34km<sup>2</sup>,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占比约为34∶9∶1;临界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中,为2279.84km<sup>2</sup>,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2∶1;比较适宜空间为1526.71km<sup>2</sup>,以生产与生活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1∶2;一般适宜空间居后列,为268.56km<sup>2</sup>,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比约为2∶1∶13;③宁波市北部余慈与南部宁象板块开发潜力较大,未来可有序拓展开发空间;中心城区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较好,但开发历史悠久,开发潜力有限,未来开发宜以盘活存量,提高效率为主要途径。
Land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suitability for c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ecological-living-industrial space: Take Ningbo City as an example [J].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11.06 URL Magsci [本文引用: 1] 摘要
三生空间的合理布局与有序开发对城市实体空间布局、土地功能组合、国土空间秩序开发、引导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土地资源的三生功能视角出发,以宁波市为例,提出了基于三生空间的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框架;运用GIS技术,采用国土空间综合分区“千层饼”方法,以30m×30m栅格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估了宁波市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从分类到综合,多尺度揭示了宁波市国土开发的建设适宜规模与开发潜力。研究表明：①2012年宁波市生态空间面积为5872.33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60.35%,主要分布在宁波南部宁象片区;生产空间面积为2442.34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25.10%,集中分布在宁波市中部与北部平原;生活空间面积为1415.78km<sup>2</sup>,占宁波市总面积的14.55%,多集聚在宁波市核心六区;②宁波市不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多,达5655.34km<sup>2</sup>,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占比约为34∶9∶1;临界适宜城市建设空间居中,为2279.84km<sup>2</sup>,以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2∶1;比较适宜空间为1526.71km<sup>2</sup>,以生产与生活空间为主,二者占比约为1∶2;一般适宜空间居后列,为268.56km<sup>2</sup>,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比约为2∶1∶13;③宁波市北部余慈与南部宁象板块开发潜力较大,未来可有序拓展开发空间;中心城区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较好,但开发历史悠久,开发潜力有限,未来开发宜以盘活存量,提高效率为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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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 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实证 [J].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Restructuring and optimizing production-living-ecology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Gougezhuang Village at Yesanpo tourism attraction in Hebei Province [J].
优化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是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新型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论文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技术和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典型旅游村落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28 a来聚落"三生"空间的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因旅游业导入村落正经历着加速的空间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传统乡村生产生活空间逐步减少,生活-生产和生态-生产复合新型功能空间逐步增加,具体表现为生产空间由村外向村内转型发展,生活空间由分散到集聚的立体扩展,生态空间由斑块分割向整体利用的全面扩展。与传统乡村聚落"空心化"空间重构过程产业发展集聚、农民居住集中、资源利用集约不同,旅游乡村聚落则以乡村聚落空间融合、立体扩张和适度集约为基本特征。这种空间重构过程和演进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与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导向一致,代表着未来乡村城镇化进程的一种理想模式。当然,作为旅游城镇化空间演化路径,其发展必须遵循旅游城镇"外向型"发展导向,在生活空间中要重视公共空间扩展和重建,生产空间中要关注服务功能模块化提升,生态空间要重视景观生态整治和历史文脉挖掘,并以配套综合制度体系建构作为保障。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中国新阶段旅游城镇化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和规划建设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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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勾蓝瑶社会经济状况演进的分析 [J].
湖南省江永县勾蓝瑶寨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瑶族村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微型社会,遗存丰富、民俗独特、内部结构完整。其人口变迁、自我管理、自然经济状况的演进以及数量众多的风雨桥、民居、城墙、寺庙等,为研究者进行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活标本。我们通过入户走访、实地勘察、查阅文献等方式,接触到了族谱、碑刻、私人文字记载等资料,认为地理环境和外部行政力量是影响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未来的发展,则应在加强资源整合、扩大宣传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引进投资方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Analysi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evolution about Gou Lan Yao [J].
湖南省江永县勾蓝瑶寨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瑶族村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微型社会,遗存丰富、民俗独特、内部结构完整。其人口变迁、自我管理、自然经济状况的演进以及数量众多的风雨桥、民居、城墙、寺庙等,为研究者进行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活标本。我们通过入户走访、实地勘察、查阅文献等方式,接触到了族谱、碑刻、私人文字记载等资料,认为地理环境和外部行政力量是影响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未来的发展,则应在加强资源整合、扩大宣传力度、完善配套设施、引进投资方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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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及影响机制: 以湖北省利川市为例 [J].Research on evolution and influential mechanism for rural human settlement in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A case of Lichuan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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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评述与展望 [J].Research review and prospec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ina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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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 [J].https://doi.org/10.1016/S0169-2046(03)00026-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uropean civilization. It gradually spread from Southeast Europe around 700 B.C., across the whole continent. Cities and the urban networks they formed were alway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development and shaping of their surrounding regions. Polarization of territor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nd accessibility are still important aspects in landscape dynamics. Urbanization and its associate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expressed as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urban places shows a recent but explosive growth reaching values around 80% i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Simultaneously the countryside becomes abandoned. Thinking, valuing and planning the countryside is done mainly by urbanites and future rural development is mainly focused upon the urban needs. Thinking of urban places with their associated rural hinterland and spheres of influence has become complex. Clusters of urban places, their situ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 and changing accessibility for fast transportation modes are some new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s. Urbanization processes show cycles of evolution that spread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space. Urbanization phases developed at different speeds and tim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Europe. Main cities are affected first, but gradually urbanization processes affect smaller settlements and even remote rural villages. Functional urban regions(FURs) are a new concept, which is also significant for landscape ecologists. Local landscape change can only be comprehended when situated in its general geographical context and with all its related dynamics. Patterns of change are different for the countryside near major cities, for metropolitan villages and for remote rural villages. Planning and designing landscapes for the future requires that this is understood. Urbanized landscapes are highly dynamic, complex and multifunctional. Therefore, detailed inventories of landscape conditions and monitoring of change are urgently needed in order to obtain reliable data for good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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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in Iran: A perspective from Hawraman Village [J].https://doi.org/10.1016/j.tmp.2012.03.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paper discusses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rural tourism within the context of Iran. Us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it investigates the experiences of one particular village which is already popular with visitors and has featured in officia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s. The focus is on the reactions of residents and their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 and formal polici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villag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use of local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tourism purposes, recognising negative consequences which seem to them to outweigh positive effects. Participation has been very limited in government rural tourism initiatives which are felt to yield few benefits for village inhabitants. Current policies thus appear ineffective and reforms are necessary if the potential for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embracing community engagement, is to be real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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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for housing, human settlements and public health [J].https://doi.org/10.1515/REVEH.2007.22.4.295 URL PMID: 18351228 [本文引用: 1] 摘要
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human societies. The present---ecologically unsustainable--trajec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fails to provide for the basic needs of a substantial fraction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while diminishing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Human-caused climate change has already begun to affect weather patterns,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phenomena, and vulnerable human communities. Because the social process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have their own momentum, and because carbon dioxide has a long atmospheric lifetime, further climate change is inevitable over the coming century, even allowing for the adoption of mitigation measures. This situation implies that we should also try to reduce, and where possible to prevent,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s by planned adaptation. Will human settlements be able to provide a healthy living environment and shelter from extreme climate events, such as cyclones and heat waves?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nexus between human health,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lanning of housing and human settlements. We conclude that adapting to a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 will be a major challenge,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without increasing pressures on natural systems. Energy-efficient ci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poor countries will be important elements of people centered, ecologic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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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Village, Uganda [J].https://doi.org/10.1016/j.tourman.2006.03.004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in the rural village of Bigodi, Uganda. Bigodi is a village of approximately 385 adults and has been involved with tourism since 1991. Bigodi's primary attraction is a forested wetland managed by a local tourism cooperative. Tourists are guided through the wetland in search of primates and tropical birds. Village life and local culture are also experienced.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qualitative methods. Results show residents have consistently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Positive attitudes result from resident's belief that tourism creates community development, improves agricultural markets, generates income, and finally, that tourism brings random good fortune. Using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it was hypothesized that positive attitudes would lead to pro-tourism behavior. Observations of behavior over 6 months in Bigodi support this hypothesis.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poor rural areas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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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traditional village forest (Ma-Eul-Soop) and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 A case study on the Sachon-Ri Garo-Soop in Gyeongsangbuk-do, South Korea [J].https://doi.org/10.1007/s12374-015-0572-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Prediction of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 (PNV) requires autochthonous species distributions of a benchmark phytocoenosen. In Korea there remained unique forests or groves, i.e. a traditional Ma-Eul-Soop (MES), in the foothill zone which has influenced by the most aggressively anthropogenic activities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Sachon-ri Garo-Soop (SGS) located at the southern-eastern Korean Peninsula has been reputed as the best conserved MES in Korea. We studied SGS for identifying components of the PNV. A total of 1,959 trees in the SGS were measured finescaled GPS locations and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major species were interpreted by using the MES species ranking class (MSRC) framed by a matrix of phytogeographical and phytosociological autochthons. We consequently found that the SGS was composed of 29 autochthonous species. Cornus walteri , Hemiptelea davidii , Quercus aliena , Zelkova serrata , and Celtis sinensi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best matched PNV species to the floodplain behind riverbank. A lot of saplings occurring at the forest floor were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PNV too. By the way many allochthonous species have been consistently introduced into the SGS in terms of a man-made forest of most previous works. We suggested that such PNV-unfriendly managements should be promptly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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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landscapes: Past processes and future strategies [J].https://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03.10.001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article{300152, author = {PALANG, H and HELMFRID, S and Antrop, Marc and ALUMAE, H}, issn = {0169-2046}, journal =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language = {eng}, number = {1-2}, pages = {3--8}, publisher = {Elsevier Science}, title = {Rural Landscapes: past processes and future strategies}, volume = {70}, year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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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tigation/adaptation conundrum in planning for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settlements: Introduction [J].https://doi.org/10.1016/j.habitatint.2008.10.008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This article explores four aspects of the underdeveloped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arization in cities. First, it emphasizes the way in which human mobility transfers not only human capital but also knowledge and material capital, and that these are interrelated. Second, it considers how changes in the nature of mobility have implications for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rd, it develops the concept of enfolded mobilities, as a way of understanding how individual migrations are directly enfolded with those of other individuals, either through associated or contingent movements, or through consequential migration at later stages in the life course. Finally, it discusses how governance impinges on and mediates the key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bility and uneven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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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biomass and carbon storage of bamboo forest in Penglipuran traditional village, Bali (Indonesia) [J].https://doi.org/10.1007/s11676-016-0227-0 URL [本文引用: 1] 摘要
Bamboo forest is an important land use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of Penglipuran, Bali Indonesia. Bamboo growing in the rural areas can be a good choice for capturing CO_2. I harvested selected culms to determine biomass content, and 50 % of dry weight biomass was calculated as carbon content. The Penglipuran bamboo forest supported six bamboo species in a one hectare sampling plot, all of the genus Gigantochloa. The clump and culm densities were 339 and 7190 ha~(-1), respectively.Total above- plus below-ground biomass was87.35 Mg ha~(-1), and carbon storage was 43.67 Mg ha~(-1).Carbon storage estimated in the bamboo forest at Penglipuran offers insight into the opportunity for PES(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through emission trading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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