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地球上,北半球的富裕国家常要应对来自南半球国家移民的不断涌入。最近的欧盟难民危机又将移民、移民控制、移民以及政府的决策再次提上日程。在其他地区,跨国移民同样是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这部分移民群体既包括深感自己生存受到危险而离家别国的人群,也包括那些想摆脱贫穷、希望找到工作、向往更好生活的群体。这些都发生在一个边界正在消解的国际社会中。在事关货物、资本以及移民时,很大程度上边界似乎是消失了。然而,移民危机和反恐战争表明,在事关人民切身利益时,实实在在的边界再次被抬上政治议程。

在欧洲或是申根区,跨国旅行很容易。但无论是欧盟还是非欧盟公民,跨越欧盟边界去外部旅行和移民都更为复杂了,需要护照、签证、其他旅行及留守许可等。通常,一个人意图在某个地方留守的时间越长,出发地与目的地的社会经济差异越大,对于旅行者而言跨越边界的意义就越深远。因此,许多人决定久居一地,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人口的大约97%仍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全球人口的增长,许多人仍要离开居住地。当前世界人口以每年8000万的速度增长,流动人口量每年也会增加约250万,占人口增长的3%。此外,当人口要流动时,这种流动往往具有很高的指向性。正如Faist(2000)所说的：“为什么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寥寥无几,而来自少数几个地方的移民数量却如此庞大?”

在大规模定向人口持续流动的背景下,本文希望介绍并以实例说明我们设计的移民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人口(非)流动的动态性和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称这种方法为门槛法(Van der Velde, 2015)。总的说来,这种方法可应用于研究各种类型的人口流动性,但是本文将其限于对跨国人口流动的探讨。文章第一部分将探讨这种方法;第二部分将介绍欧盟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案例;第三部分将就门槛法对于流动性和移民的政策及治理启示作出论述。

2 门槛法

绝大多数有关跨境移民成因的理论,侧重于探讨移民决定移出的因素。例如,推动或吸引人群流动的宏观结构性因素(社会和经济),或是微观层面的主体因素(如作出去留决定的家族或家庭)。由于移民本身是主角,本文将焦点放在移民(准移民)的心理过程。这些心理过程涉及认知,包括理性因素也包括情绪因素。一个人在决定移民前必须克服若干心理门槛。这些壁垒或障碍最后会导致迁移或不迁移的决定。因此,门槛法将明确地包含不流动这一话题。鉴于这个过程的地理性,我们会特别注意门槛的地理维度。在门槛法中,我们区别出三个与门槛相关的地理性障碍：①想要迁移的意图;②(潜在的)目的地;③到达目的地的空间轨迹或途径。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迁移的场景(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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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因素场、门槛和空间移动决策资料来源：Van der Velde, van Naerssen, 2015

Fig.1   Field of factors, thresholds and decision-making in spatial mobility

在人口迁移的场景中,地理因素并非自主地起作用。该场景由“力场”“围绕”,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对确定迁移或最终确定不迁移的决策施加影响。核心箭头为到达(最后的或中间的)目的地而必须作出的决策集。较小的箭头形象地显示区位与路径门槛之间的可能关系。在这里,路径可能影响最终目的地,但反过来预设目的地也可能影响路径。路径的复杂性以较小的虚线箭头表示。为了进入这个场景,必须首先超越一个心理门槛,超越一个我们定义的无差异门槛,表示成为愿意流动的人口。其次,有必要区分区位和路径有关的门槛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代表移民对这些门槛的感知,外部是客观的物理或地理因素。内部因素与决策过程更为相关,而外部因素则与实际迁移过程更为相关。

在图1中,区位门槛和路径门槛被有意并列放置。如果认为移民目的地能决定移民路径,这未免将移民决策过程简单化了。在许多情况下,正式移民的决策过程是这样。但当涉及到没有登记在案的非正规移民时,情况却往往不同。有时路径能够决定(中间的)目的地,但反之目的地却无法决定路径。下一部分将更详细地分解说明图表的不同部分。

2.1 推力和拉力

目前,大多数关于移民决策的研究与(外部)力场有关,即与人口移民的原因有关,同时认为社会因素将影响移民决策。在19世纪末,Ravenstein(1885, 1889)发表了《人口迁移规律》,在该书中,作者认为距离、人生阶段和经济环境在人口迁移中起主要作用。在上世纪60年代,Lee(1966)将这种观点转化为推拉模式,例如,人们因为祖国贫穷而迁移(即推力)或因其他国家经济前景更好而迁移(即拉力)。有关推拉模式的论述很容易得到扩充,比如,自己祖国的动荡和其他国家的安全等。

在宏观层面上,这些因素与国家、经济和体制(如司法系统)有关。在中观层面上,区域因素则起作用。试想尼日利亚北部与尼日利亚南部相比,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Boko Haram)正发生暴乱,而尼日利亚南部则相对平静。在微观层面上,家庭和个人起到决定作用。移民的决定被视为由家庭制定的策略,因为家庭成员参与了能提供不同收入的经济活动,而使整个家庭的生计得到了保障(Stark et al,1985)。例如,一些家庭成员在农村工作,而另一些家庭成员在城市甚至海外工作。这样,家庭贫困的风险就会减少。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迁移的决策是由家庭而非个人作出的。当然,最终决定是否迁移的仍然是个人。

2.2 留守

迄今为止,移民研究倾向于关注那些事实上已经作出迁移行动的群体。但正如Arango(2000)所指出的：“在我们的时代,那些试图解释人们为何迁移的理论往往因其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少数人迁移而被弱化”。当然,这里所指的迁移主要侧重于跨国移民,不包括国内移民。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很少有人明确地提出“为什么人们更喜欢留守”这一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宁愿留守在自己的祖国,尽管那里意味着贫穷、缺少社会保障甚至不安全的环境。当我们考虑到移民到未知目的地意味着无保障和危险时,留守是能被部分理解的。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冒这个“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迁移是不得已而为之。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离开,因为这毕竟涉及知识、金钱和与目的地的联络等。一个人手头上能运用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到达的目的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抗拒因素都在发挥作用。

2.3 无差异门槛

上述传统方法或可被贴上更具功能主义或历史结构性的标签(Castles et al, 2014)。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个人决策被视为力场上的原子。其他方法则更关注表达移民本身。当我们考虑移民个体及其就流动作出的决策、目的地和路径时,存在着一个在迁移前其就有意或无意必须接受的门槛。首先,一个个体必须有意向完全愿意离开当前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口具有非流动性,也就是说,他们更加愿意留在自己出生的国家。如前所述,仅有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不同于他们出生地的另一个国家。大部分人非常留恋他们成长的国家,要离开必须有相当的理由。他们选择留守——即使他们真的拥有知识、金钱和社会资源可以离开。很多情况下他们甚至没考虑过迁移,并且即使他们考虑迁移,也宁愿留在所在地附近或在出生国境内。为此,移民的群体首先必须克服(心理的)无差异门槛。换句话说：他们确实把前往其他国家视为一个可行的方案。

2.4 区位门槛

当接受了第一个门槛,潜在的移民逻辑上会考虑目的国家。她/他会/想去哪里?同样重要的还有她/他能够去哪里?她/他必须接受有关区位的门槛。对每个移民来说,区位门槛可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取决于可能的目的地。如前所述,通常移民希望留守在多少都有点亲切感的区域,例如,在语言或宗教上亲近的国家。地理上邻近的区域也会使人们在必要或可能时尽快回到原来的区域。当然,这种迁移所必需的资源也更少。同样,当审视地理因素时,区位门槛可能会有不同的后果。根据国籍,有些区域可能更难以迁徙到其他区域(Van Houtum, 2010)。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可能的目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主要原因是交通更为便捷,同时目的地有更多同胞意味着当地已经存在社交网络,或社交网络的建立相对容易,这将降低迁移的区位门槛。

2.5 路径门槛

移民在确定目的地之后需要对迁移路径作出决策。对于合法的劳工移民,这一环节显得相对容易。当他们拥有工作许可和护照时即可登机。由于欧洲社会把大部分目光投向来自中东的难民,容易被大家遗忘的事实是：目前为止,合法劳工移民构成了全球最大的移民潮。例如,仅在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就有1000多万劳工移民,其中1/5是来自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女性家务劳工。因为非法进入这些国家非常难,所以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劳工移民都是合同工。这些移民会通过最快捷和最直接的途径赶赴目的地,因而,在这种情况下,移民目的地决定了移民路径。对于这部分移民群体来说,跨越路径门槛相对容易。而对于无证劳工移民和难民而言,路径大多数非常复杂,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也是在涉及目的地以及运输模式选择时,路径的决策需要一步步进行的原因。由于这种情况,我们不难理解在旅程开始时决定的目的地(如果存在的话)往往与最终目的地不一样。正如Schapendonk(2009, 2011)通过真实故事所说明的,迁移路径常常会被中断。在每个阶段中,移民又不得不做出决策：我可以去哪里,我将会去哪里,哪条路径适用?最终目的地或许也会因这些决策中的每个决策而变化。

迁移场景的中心区位和有关门槛的附图表明(图1),决策的心理流程是门槛法的真正核心。在我们看来,流动和移民决策是一个被忽略的主题(Koikkalainen et al, 2016)。然而,门槛法也包含了对空间中实际移动现象的讨论。

3 实证研究

本部分将通过一些源自早期研究的实证对门槛法进行阐述。第一个案例试图通过实例对作为心理意向的第一个门槛进行说明。该案例是一个位于德国与荷兰之间的“传统”的欧盟内部跨界劳工流动案例。第二个案例通过金融危机时期欧盟的劳工流动对区位门槛进行实证说明。第三个案例通过所谓的难民危机阐述路径门槛的概念。最后,本文介绍了2个东南亚案例,探讨了无差异门槛和区位门槛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对各类社会群体产生影响。

3.1 案例1无差异门槛：欧盟边界地区的跨界劳工流动

本案例对迁移人员需要克服的第一关,即无差异门槛进行说明。无差异门槛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倾向于考虑迁移到其他地方。

从认识论角度看,无差异和“真正”的差异是不同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前者是一种决策中的无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做决策的无意识过程。根据有关荷兰—德国边境地区劳务市场搜索行为的小型研究项目的结论表明：无差异与归属理性密切相关(Van Houtum et al, 2004)。通常,人们迫切地宣称某些空间是他们的(Van Houtum et al, 2002),这是源于对归属某地的需求,或他们对感觉熟悉、安全的需求。这种感觉可以被视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共同目的地的信念,并由此而带来的共同、“自然”、内在和一致的行为模式。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遵循这种模式。它强调我们的日常实践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作出解释,而无需评估或刻意地延伸其内涵。

在阐明什么是理性行为时,这些空间框架非常重要。当定义归属空间时,将会产生对不同地方的心理距离。同时,一个便利舒适的空间范围将会产生。必须再次强调,这不等同于决定论的立场,但是,这仍是一个难以忽视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产生一个合理的无差异空间(Van Houtum, 2003)。这种合理的无差异空间无需(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被纳入所有类型的人生过程和决策中,其中包括人口流动。

在上述项目中,当考虑边界另一侧的状况时,至少有4种形式的无差异可被识别。第一种形式的无差异源于无需探讨边界的另一侧,因为本侧有充足的机会。这并非是不想考虑另一侧,而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第二组无差异的求职者由那些根本未曾考虑到海外求职的人员组成,尽管这些人员可能很难在自己的国家找到工作。对于这组人员而言,无差异的程度与他(她)能够获得的信息程度密切相关。如果提供准确的信息,本组求职者将有可能考虑在海外的工作机会。第三和第四种形式的无差异或多或少可被贴上“有意”的标签(在严格意义上,并非真正地“无差异”)。这些形式的无差异被标记为有意行为,因为,虽然存在向自己区域之外找寻工作的需要,但是边境之外的区域没有被视为一个选项。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这些有意的无差异可明确地被区分为2种不同形式：第一组求职者根据“道听途说”和“内心感受”行事,他们没有海外的第一手资讯,同时他们也不认为有收集相关信息的必要。第二个“有意”求职组别已通过各种途径得知了必要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在理性选择过程中他们没有认为跨境(不管正当与否)区域是值得被纳入考虑范畴的。最后一组明显区别于那些将境外区域放到考虑名单中但根据“理性选择”最后却没有接受境外工作的人,而后者超越了无差异的门槛。

从政策角度看,当试图理解迁移尤其是迁移方向性时,上述区别被证实为非常有用。对于有些人而言,迁移或许完全不在考虑范围内。这可能是由对所有可能目的地无差异的门槛造成的。如果考虑流动,无差异同样能解释移民对目的地的选择,并进一步能够回答开篇提出的Faist(2000)的问题,为什么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寥寥无几,而来自少数几个地方的移民数量却如此庞大。

3.2 案例2危机时期的流动：扩张后欧盟的区位特殊性

第二个关于门槛的实证案例涉及到达可能目的地的关卡。本文引用了在21世纪初金融危机之前、期间及之后欧盟内部的人员流动状况(Van der Velde, 2015)。通常,很难提供欧盟境内人员流动状况的概貌,尤其难以跟踪正在进行中的移民流动情况。因此,这个项目更多地局限于关于永久性移民的指标,这样操作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就永久性移民而言,我们使用了两大指标,即外国国籍(作为一个更静态的指标)和跨国移民(作为一个更动态的指标)。当查看外国国籍时,会发现欧盟28个成员国中约2600万15~64岁的居民除了拥有居住国国籍外,还拥有其他国国籍。这个数字稍少于活跃人口的8%。欧盟中有1000万居民来自28个成员国中的另一个国家,亦即是约3%的活跃人口被认为在欧盟28个成员国内部进行迁移。这个比例仍在增加,但增速适中。但从区域角度对其进行分类时,会有很大的差异。大部分中欧国家处在移民名单的底部,而拥有大型国际机构的国家,如比利时、卢森堡等,则排在名单的前列。

表1中有3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欧盟内部移民具有一个相对集中的模式。在大部分情况下,某几个国家的外国公民占欧盟外国公民的大部分。其次,欧盟内部移民是一个短距离现象,许多移民的来源国都是邻近国家。第三,如果发生远距离移民潮,通常与历史和传统的渊源有关,例如,罗马尼亚人移民到地中海国家。

因此,通过上述简短的描述,可作出以下结论：区位门槛根据不同的目的地以不同的方式达到效果。与常识相符,距离是区位门槛的主要构成要素。目的地的距离越远,门槛就越高。其次,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区位门槛可通过两地之间相隔甚远的(历史)关系和网络等抵消。

为了更动态地认识,我们使用年度移民数据来佐证。由于数据可得性的原因,我仅选取了部分国家。经分析发现：国家移民潮中通常存在相当强的互补现象,即,那些成为移民中心的国家的移民目的地,常常也会成为重要迁出国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后成为迁出国。这说明迁徙回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考虑外向迁徙/回流迁徙时,对移民来源国而言,区位门槛非常低。二是从总体上看流动性在增长,在2004年和2007年2个增长年及之后不久,其增长部分主要是来自中欧国家的移民。之后保持在相对高水平的流动则印证了回流迁徙。由此,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当一个人曾经迁移过,流动的无差异门槛将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三是在分析来自欧盟15个成员国的移民构成时,可以发现,大多数国家中迁出国的比例在2002年和2011年之间已出现下降,这可能也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回流/外向迁徙造成的。

以下将对3个国家提供更为详细地描述。丹麦作为处于“平均水平”且经历过危机的欧盟国家,仅受到了轻微的影响。丹麦的内向流动和外向流动在21世纪早期有过增加,近年来则相对稳定。丹麦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新加入的欧盟成员国移民带来的。其移民构成正在变化,来自欧盟15国的流动或向这15国的流动正在下降。然而,尤其是新加入的国家公民的回流迁徙,使这种情况得到弥补。

作为新加入欧盟的国家,立陶宛经历着相当高的人口流动性。首先,加入欧盟的结果使得这个国家公民的迁出行为变得简单。近年,向其他欧盟国家的迁移人数增加,可能是回流迁徙的结果。立陶宛作为曾经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近来已明显恢复,这种趋势在移民中也表现明显。

最后,作为欧盟15个成员国中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西班牙在2008年前的移民模式与其他欧盟15国类似。然而自2008年起,西班牙经历了相对高程度的流动。该流动主要由两批人员构成：早年的第一批移民继续向外迁徙,迁移范围甚至超过欧盟15国范围。紧接着,因国民的向外迁徙带来了流动性增加,似乎危机已经迫使很多人跨越心理门槛开始进行流动。显然,现在大多数人将迁移视为摆脱个人危机的方法。虽然这不能完全地被证明,但可以推测,这股迁移潮将大部分指向其他欧盟15国。

总体上我们认为,区位门槛因素起到很大作用。首先,跨境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在相对短的距离内发生的现象。其次,如果长距离的流动发生,这种流动只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上。假定这种现象占主导,那么显然存在一定程度的、针对许多其他可能的目的地国家的无差异门槛。

3.3 案例3 路径门槛：在途难民,如何到达?到达哪里?

在文件记载的或常规的迁移中,无差异门槛和区位门槛似乎起到关键作用。作为通往目的地的途径,路径看起来并没有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同样在常规流动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形,特定的目的地比其他目的地更难以到达,因此潜在移民常常选择另外的目的地。当涉及难民时,可能的和经评估的路径显得更为重要。通常是路径引导难民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以下是关于叙利亚难民的案例。这些叙利亚难民因战火蔓延,相对容易获得身份和留在欧盟国家的暂时许可。以下引用来自改编卷《向北冲刺(Race to the North)》,《欧洲故事(The Story of Europe)》,并且根据在2015年报道难民潮的记者提供的资料(Zoutberg, 2016),对路径门槛进行研究。

在谈论路径门槛之前,对大部分叙利亚人民而言,无差异门槛非常低。叙利亚战火导致了该国境内约800万难民,以及境外400万难民,其中后者留守在位于土耳其和黎巴嫩的难民营。由于地理接壤和部分文化相似,尤其是伊斯兰宗教信仰的相似性,这些国家的区位门槛也很低。情况较好的移民往往选择欧盟国家作为目的地。他们倾向于去哪个国家往往取决于其海外家属成员和朋友的社交网络。“我去荷兰,不去其他地方。我宁愿死在那里也不愿意去其他地方”,Rafiq说道(Zoutberg, 2016)。因为他的女儿已经在海牙了。

在2015年春季,瑞典和德国欢迎难民并为世人所知时,欧盟作为难民移民目的地变得更为明确。当庞大的难民涌入欧盟国家,这些国家也开始感到震惊。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的声明,就难民的到来所展示的“我们可以应对”的态度,前所未有地刺激了难民和其他移民流入德国和北欧。在一年内,德国接收了100万难民^②（^②并非所有难民都来自叙利亚;许多来自厄立特里亚、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尔巴尼亚。其中来自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巴尔干区域国家的难民不被接收。）。这些难民大部分是通过土耳其,并在其海岸乘船到达欧盟成员国希腊,并以希腊作为中转国。绝大多数难民都想去德国,而去北欧国家和荷兰的想法则没有那么强烈。

想象对于区位门槛的形成尤为重要。当欧盟决定将16万难民分流到欧盟成员国(因为部分东欧国家拒绝配合而未见成效)时,欧盟最小但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卢森堡愿意接纳其配额,但仅有为数不多的难民(大概60人)接受了邀请。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所评论：“令人难以置信,卢森堡是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难民还是坚持前往德国或瑞典。这一反应增添了事件的戏剧性,是不可理喻的”(Zoutberg, 2016)。现实情况正是如此,体现了自上而下的移民管理的局限。

因2008年经济危机而广为人知的羊群行为,很大程度上也在降低区位门槛和路径门槛方面发挥着作用。例如,难民想经土耳其到达瑞典。然而,在行程(路径)期间,得知更近的德国正在欢迎难民。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区位门槛降低了。类似的情况发生于被欧盟较穷的国家收留的难民之中。当默克尔宣布放宽德国的难民政策时,一些早已在波兰的叙利亚难民拿起行李包,到德国去了。

至于路径门槛,2014年叙利亚难民有几种可以前往欧盟国家的方案。一种方案是从埃及经陆路到达利比亚,然后从利比亚乘船到欧盟的意大利。一旦到达意大利,他们可以坐火车到米兰,再从米兰到巴黎。从巴黎,他们可以到欧洲不同的国家,并在其中一个国家寻求避难。另一种选择方案是到土耳其海岸,然后走海路到希腊。后者在2015年被称为难民最优先的路径,这可能是由于利比亚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而那里的走私越来越猖獗。一旦到达希腊,移民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和陆路步行继续前行,前往他们所选择的西欧偏远的区位。有一段时间,移民也使用北部路径(图2),乘坐飞机达到莫斯科,再从那里坐火车或飞机到摩尔曼斯克。然后再骑自行车穿过俄挪边界,并跨越边界到达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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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叙利亚难民的移民路线资料来源：《华尔街日报》, 2015

Fig.2   Migration routes for Syrian refugees Sourc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5

在2015年期间,越来越多难民不得不在行程期间更改路线。匈牙利作为一个到达德国具有战略地位的国家,构筑了一道隔离墙防止难民进入。因此,移民改道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2个国家没过多久也设置了隔离墙和数个边境管控点。其后,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又成了新的中转国。但是,由于这些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接纳难民,难民最后被困在希腊。2016年初,欧盟与土耳其签署了协议,这份协议终结了难民经西南欧迁徙的路线。这份协议是暂时性的还是长久性的,在本文写作之时仍尚未明确。

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所谓的难民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代表了欧盟国家实施的移民管控的失败。正如一位年轻的厄立特里亚难民所说：“实际上,我正在毫无计划地迁徙。”(Zoutberg, 2016)。

3.4 案例4菲律宾移民的低门槛

以下2个案例阐述了无差异门槛和区位门槛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所起的效果。在人口流动方面,东南亚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高度动态的区域,主要体现在该地区各国内部发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以及跨国移民通道的存在。本文分别涉及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移民迁徙案例。由于在这些案例中路径门槛微不足道或不大重要,本文暂不作考虑。

从20世纪70年代起,继石油美金在西亚的注入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亚洲转型成为跨国移民中心。菲律宾响应了海湾国家的务工需求,同时还输送国民到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工作。大量菲律宾人生活在海外。根据菲律宾海外委员会(CFO, 2015)数据显示,在2012年,大约1050万菲律宾籍人员生活在海外,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0%。其中,约500万人可视为永久移民,420万人为临时移民(合同工),130万人不定期留守海外。

跨国移民无疑是菲律宾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许多家庭生计策略的组成部分。菲律宾的移民文化表明,针对跨境移民的无差异门槛相对较低。当然,贫困是其中一个原因,该国将近25%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其他因素也同样重要,比如,被认为是国际性语言之一的英语的广泛传播,以及国家和跨国移民机构所起的推动作用。

菲律宾劳工移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菲律宾处在独裁者马科斯政权的统治下,经济发展降至冰点。于是,政府开始实行劳务输出政策,鼓励菲律宾人到海外工作。菲律宾移民人口因此快速增长,并在此以后持续增长。马科斯的继任者科里·阿基诺称这些海外菲律宾务工者(OFWs)为“民族英雄”,这些人为家人以及国家的经济改善牺牲了家庭生活,并为后者带来了外汇。因此,移民务工者属于“菲律宾全球民族”。报纸广告和告示牌均表明跨境移民可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菲律宾的跨境移民已被强劲地嵌入到制度之中。国家主导的务工移民项目制定了制度性的合法框架,让菲律宾人能开拓海外劳工市场,并为海外菲律宾务工者提供保障。菲律宾海外委员会是一个在制定跨国移民政策中支持移民法规执行和立法的部门。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POEA)推动、协调、组织和监控菲律宾海外就业和个人求职。例如,当2008年经济危机冲击该国导致失业率增加时,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就立即采取行动以获得更多海外务工的合同。海外务工者福利管理局(OWWA)负责处理移民务工者及其家人的福利,保障他们的权利;菲律宾驻外使馆也被指示配合海外务工者福利管理局的工作。另一个机构为海外菲律宾务工者国家重返中心(NRCO),为返还者制定并实施重返项目。相关私人机构还包括：中介招聘机构(由国家授权)和培训机构。后者提供面向海外的职业护理、会计和信息与通信技术课程。例如,菲律宾健康培训机构宣传,在完成学习后,学员有更多海外工作机会。除了私人机构外,各式各样的移民非盈利组织(NGOs)积极提供整个移民链的服务,包括出国行前课程、顾问和支持“留守家庭”、移民人权、重返项目、游说和倡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菲律宾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对清除菲律宾海外劳工无差异门槛障碍非常重要,并且维护菲律宾的移民文化。

然而,尽管菲律宾人的无差异门槛相对低,但是这只适用于特定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人口流动或不流动的决策也取决于特定的目的地区位。就美国、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和富裕的东亚国家而言,菲律宾人的相对流动性较高,区位门槛较低。当然,这可通过目的地的工作需要来解释。同时,对东亚国家来说,相对高的文化亲切感是主要因素,这种亲切感或许可弥补相对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当涉及欧洲时,菲律宾劳工移民的区位门槛相对较高、流动性相对较低,对于非洲、南亚和拉美来说则更是如此。

2010年,美国接纳了大约170万菲律宾移民,使之成为继墨西哥移民之后美国的第二大移民群体。此外,还有140万人声称有菲律宾血统,并且据估算还有约27万无证移民。由此可见,美国的菲律宾移民社群合计约350万人(MPI, 2010)。这个社群中的大部分人拥有永久居民身份并且是美国公民(这与菲律宾劳工移民的众多目的地相反,在其他目的地,菲律宾人大多只拥有临时身份)。菲律宾海外务工者统计数据显示,居住在中东海湾国家的菲律宾人数量惊人。在2008年,沙特阿拉伯成为菲律宾人的第一移民目的地,拥有27.5万菲律宾海外务工者(另外还有约75万已经居留当地的菲律宾人),紧跟其后的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接收19.4万菲律宾海外务工者(另外还有约30万已经居留当地的菲律宾人)(POEA, 2009)。

美国作为菲律宾人移民目的地的声望可以从菲律宾的历史中找到答案。菲律宾在1898-1946年期间曾为美国的殖民地,独立后,菲律宾继续受美国主导。在殖民时期,许多机构根据殖民当局的样本建立。因此,菲律宾正式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相似,包含强有力的总统、国会和参议院。当时美国也在菲律宾推行其教育体系,因此,英语成为当地初中和高中的主流语言。

区位门槛因地理目的地区域的不同而不同,同时区位门槛同样随年龄、性别、职业和其他可区分的社会群体特征而产生差异。例如,在2008年,美国普通劳动力中有49.1万菲律宾出生的16岁或以上的男性务工者,据报道,15.5%在保健行业工作,14.5%在建筑、开采和运输行业工作。外国出生的男性务工者占美国保健行业和建筑、开采和运输行业比重分别为0.6%和25.9%。在菲律宾移民中,女性数量高于男性。3/5居住在美国的菲律宾移民为女性(58.8%)。与之相对,在所有移民中,49.2%为女性,50.2%为男性。据报道,大约23%的移民的工作职业为注册护士,与之相对的是所有外国出生的女性务工者中注册护士占3.4%(MPI, 2010年)。

在Baggio等(2008)的一项有关意大利的菲律宾移民调查中,显示出其具有低于菲律宾国家整体水平的位置门槛^③（③数据收集于两块场地,2005年6-11月之间,包含了从最早1979年到达的移民以及2005年最近到达的移民。）。虽然案例并未涉及菲律宾移民的主要国家,但是该案例仍可以作为一个经典案例。八打雁省(Batangas)是菲律宾80个省中海外移民的前10大省份之一。

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许多八打雁省人率先移民到中东。这项研究显示,由于意大利两个地区移民的来源地和目的地的特殊性,即罗马(意大利首都,人口约260万)和意大利北部的巴萨诺-德尔格拉帕(Bassano del Grappa,居民不到4.5万人)。就来源地而言,大多数菲律宾移民来自于八打雁省(Batangas),单单来自马比尼市(居民4.4万人)的受访者就占约35%。实际上,马比尼市因很多居民现在在意大利工作而开始为人所知。根据研究者的报告,移民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3名马比尼市居民前往意大利。到2005年,据估计有4000~5000名移民留在意大利。在这次移民数量增长中,家庭网络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每5名受访者中的4名有至少一名直系亲属在意大利。对来自马比尼市和八打雁省的人而言,与菲律宾其他省市相比,这一特殊之处导致意大利的区位门槛偏低。

根据前述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政府干预可以刻意地导致低差异门槛;

•区位门槛会因工作需求、报酬、文化规范和习惯等熟悉感而不同;

•门槛的含义因性别群体和职业群体的差异而不同;

•低门槛使移出地和目的地的两个国家中的特定区位和地区相互关联;

总体上看,门槛在不同尺度上起作用,边界的含义亦会所有不同。这很大程度上符合我们的观察：人们的流动或不流动往往取决于迁出地和目的地的国家、地区、地方。

3.5 案例5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移民通道：有证务工者与无证务工者

第二个东南亚案例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迁移。这两个国家的边界线长,文化和历史都有很多共同点,但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经济增长方面很不相同。该案例将阐明有关移民过程的规则会如何影响门槛^④（④该信息基于Spaan等(2017)。）。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由17000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陆地总面积约190万 km²,自西至东距离约5000 km,约有2.5亿居民,被认为是中等收入国家。据世界银行估计,2014年印度尼西亚人均国民收入为3490美元(现价)或10033美元PPP(购买力平价)。尽管印度尼西亚经济持续增长且失业率在不断降低,但是其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仍然严重。与印度尼西亚相比,马来西亚的面积较小,它由两部分组成,即西(半岛)马来西亚和婆罗洲(Borneo)岛北部的东马来西亚(沙巴(Sabah)和沙捞越(Sarawak))。总人口约3100万人,其中约80%的人口生活在西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在过去4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年增长5%~7%。据估计,人均国民收入为7304美元或23578美元PPP(购买力平价,系世界银行数据)。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棕榈油行业、建筑和施工行业、电子行业以及家政领域。这些行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需求。据估计,马来西亚的外来劳动力约为300~400万人(占总劳动力的20%~30%)(ILO, 2016)。绝大多数的劳工移民来自印度尼西亚。因此,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移民通道。根据印度尼西亚移民务工者就业和保障局(BNP2TKI)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期间大约有430万印度尼西亚人在海外工作^⑤（⑤这少于总人口2%,同时少于来自菲律宾的550万临时及未注册移民人数。）。其中约70%的合法劳务移民为女性。在正式劳务移民方面,马来西亚是印度尼西亚务工者的第二重要的目的地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女性务工者主要受雇于电子和家政行业。虽然这类移民多数是合法的,但有相当部分的务工移民不在国家政府控制下。据估计,约有200~300万印度尼西亚人受雇于马来西亚,其中半数不在政府登记中。

中间人在促成无证劳工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支付给中间人和马来西亚外包公司的费用为1000~2000林吉特(折合250~500美元)。此外,还有护照费、入门课程费、医疗检查费和税费等。由于普通移民务工者的月薪约200林吉特,因此,不难理解,移民不走合同工作的正式渠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合法入境的成本过高。尽管无证移民没有正式文件,帮助他们参加工作的体系基本上相同,无证移民使用中间人和中间人的社会网络,而这些中间人和他们的社会网络常常是同类成员或来自同一村落的朋友。跨越与马来西亚接壤的难以管控的漫长边界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此,移民能够从事季节性的工作,往返于边界两侧。同样,由于移民不能合法地更换符合规定的工作,许多希望更换工作以改善工作条件或获得更高工资的移民会不自觉地将其合法身份改为无证身份(Wong et al, 2003)。

上述关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移民通道的分析意味着什么?由于印度尼西亚是个大国,经济稳步增长,城市区域不断扩张,因此,大多数移民常常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农村—城市流动。印度尼西亚劳工移民数量约400万,占全国2.5亿总人口的百分比相对较小。显而易见,绝大多数人口不会考虑寻找海外就业的机会,因而不会通过国际流动的无差异门槛。

一旦人们决定寻找海外工作,自然而然,就会寻找那些对外来务工者有需求、并且工资高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在亚洲,有2个地区可提供这些机会：中东和东亚。至于后者,印度尼西亚人(特别是女性)会到日本、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工作,但旅费成本较高,且存在文化障碍,因为大部分印度尼西亚人为马来人种和穆斯林。因而到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区位门槛则较低。在工资方面,沙特阿拉伯高于马来西亚,但必须支付中间人机票费用,其成本已高于马来西亚。由于每年的麦加朝圣,沙特阿拉伯对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具有亲切感,因为穆斯林在一生之中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许多印度尼西亚人是温和的伊斯兰,经常与在沙特阿拉伯占主导的瓦哈比(Wahhabism)格格不入,这或许是阻止印度尼西亚人长期留守当地的因素^⑥（⑥大多数针对中东的招聘因此会挑选在更为保守的穆斯林学校进行。）。有利于以马来西亚为目的地的劳工移民的因素是东南亚地区流动的历史、文化和区位的相似性,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让移民回家探亲。印度尼西亚合法移民大多数为女性,马来西亚曾发生过家政务工者受到粗暴对待的事例,而在这方面,沙特阿拉伯尤其臭名昭著,因那里在2015年曾处决2名女性^⑦（⑦因此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暂停女性劳工前往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国家务工(实际上并未生效)。）。总而言之,对于常规移民来说,这两个国家合法移民的区位门槛几乎相当。

非常规移民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中东和马来西亚,为获得合法的工作而办理正式手续价格高且耗时,由此导致了非常规移民。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移民必须乘坐飞机前往沙特阿拉伯,因此如果没有必要的证件,几乎无法进入该国,而逾期停留是成为无证移民的最可能的途径;但对马来西亚来说,非常规移民的路径门槛则低很多：距离近、容易过境,以及由家庭成员和朋友组成的非正式支持网络,是促使非常规移民到马来西亚的重要因素。

国家通过制定移民法和政策作为屏障阻止移民,但这些屏障不足以阻挠人们离开或进入。非常规移民的存在显示出,政策的局限性与劳工需求及移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国家对移民事务享有判定权,因此有权将触犯移出地、中转地和目的地国家法规的违背者定义为非正规移民及违法者。然而,如同上述案例中的情况,国家通过冲突的、不相容的或不切实际的法律和政策反而会助长非正规移民。在对务工者的需求居高不下的同时,合法移民途径不足或有限,会导致大量的非正规移民,致使在马来西亚的案例中,非正规移民务工者的人数似乎高于合法移民务工者的人数。

4 有关跨国移民的政策结论

门槛法以移民参与的心理过程为中心,展示了移民参与的许多决策：通常,流动和移民包含了一个超越从A通过最短或最快的路径到B的简单迁移的过程。门槛法提出必须由(潜在)移民作出选择的观点。这有助于决定有关与移民目的地和路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政策效应和效果。

跨境移民通常涉及根据非预期的、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的过程。因此,移民潮和迁移往往难以预测,尤其当涉及到无证劳工移民和难民,对于移民以及决策者都是如此。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任何旨在管理和控制移民的政策,必须理解移民如何认识离开他们生活地的机会,以及如何感知他们感到安全和可建立新生活的特定的目的地。决策者如果无视这个基本事实,那么将面临意想不到的事情。

最近的中东到欧盟国家的难民潮提供了数个案例。2015年初,瑞典相当开明的移民立场使该国成为难民和其他移民最青睐的目的地。当年晚些时候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欢迎难民,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德国,难民规模令德国上下震惊。对于难民来说,这个国家是理想的目的地。就门槛理论而言,瑞典政府和默克尔政府均降低了他们国家的区位门槛。到目前为止,对移民潮的影响远超出他们的预期,如果他们更好地了解移民对迁移的强烈欲望,难民营较差的生活条件,难民对欧盟国家更好工作的向往,以及普遍的羊群行为,则可能不会出现目前的境况。

政策同样影响移民的路径,进而影响路径门槛。这从西南欧的案例中得到了印证。移民从土耳其前往希腊,并借道希腊跨过马里查河,进入欧盟国家,直到这条相对安全的路径在2012年12月被一道12.5 km长的屏障所隔断。自那以后,移民路径变更至从土耳其的海岸到希腊的岛屿,尤其是科斯岛(Kos)和莱斯沃斯岛(Lesbos)是一条比早期路径风险更大的海上路径。希腊是前往欧盟北部国家(例如德国和北欧国家)的中转国。在2015年春,在默克尔总理宣布该国“好客文化”后,经由希腊、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奥地利通向德国的路径受到从未有过的欢迎。当匈牙利筑起边界屏障时,大量难民不得不变更路径,途经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巴尔干路径成为备选方案。当边界屏障建立后,移民便被困在希腊。由于最近欧盟与土耳其签署协议,难民潮因此停止,但是更危险的从利比亚经地中海到意大利的路径将有可能被更为频繁使用。同时,一条完全新的前往欧洲的路径在移民中诞生,即飞往莫斯科和摩尔曼斯克,骑自行车跨越俄罗斯与挪威的边境,因为那里禁止步行跨越俄挪边界。在2015年,大约5500名难民采取这条路径。为此,挪威打算将这些移民驱逐回俄罗斯,但在写这篇论文时尚未确定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上述边界屏障和政府协议可成为大幅提高路径门槛的工具。但是,尚未得知从长远来看它们的效果如何,至少只要面向难民的无差异门槛仍然维持低水平,促使他们进入欧盟内部的特定区位的推动力将继续存在(Hagen-Zanker et al, 2016)。从长远的角度看,改善潜在移民的生活条件似乎是提高无差异门槛的最有效和人性化的方式。

东南亚的案例涉及了其他类型的移民：不是难民而是劳工移民。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忽略路径门槛。菲律宾政府表明可特意打造“移民文化”,并大幅降低无差异门槛。而且,通过双边协议,菲律宾政府能就特定的目的地降低区位门槛。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通道的案例中,可以发现,到目前为止在阻止无证移民措施上政府的局限性。尽管马来西亚通过公民团体动员警惕移民,依法对无证移民严厉惩罚,进行大规模的立法项目,但是对无证移民,尤其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移民来说,区位门槛依然很低。

本文总体结论为：移民决策者如果想采取有效的以及人性化的措施,就应更清楚移民的地理门槛、明确的移民来源地以及移民的区位偏好。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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