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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6 , Vol. 45 >Issue 1: 13 - 29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6.01.002

Review

Development processes,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tourism ge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 LI Donghua , 1 ,
  • HUA Yulian 2 ,
  • LU Lin , 2, * ,
  • KONG Xiangmei 3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0, Henan,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China
  •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6-23

  Revised date: 2025-11-07

  Online published: 2026-01-2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501282)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71257)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30644)

The University Synergy Innovation Program of Anhui Province(GXXT-2022-093)

Fold

Abstract

Tourism geography is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tempor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phenomena, tourism elements, and comprehensive tourism geographic system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grounding itself in China's context, addressing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providing Chinese paradigms and solu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are not only the mission of the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discipline but also key to enhancing its own disciplinary vitality. The disciplinary vitality of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is rooted in the scale, uniqueness, and complexity of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practices, and is manifested in the process where tourism, as an "emerging developmental element and driving force", actively responds to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eed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trend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ourism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sciplinary systems, academic systems, and discourse syste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Multiple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socioeconomic, cultural, an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contexts, collectively shaped the substantive content, presentation methods, and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knowledge producers in tourism geography in China. 2)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face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External challenges are reflected in the mismatch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disparity between developmental advantages and thematic advantages, and practices of academic hegemony. Internal challenges include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ourism geography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fragmentation of research outputs, and the lag of theory behind practice. 3) Examining tourism development practices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ith a problem-oriented disciplinary awareness, defining the essential orient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with an academic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and strengthening the autonomous narrative system of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with a discourse dialogue awareness are beneficial directions for overcoming the autonomy challenge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is fundamental for enhancing the disciplinary vitality of tourism geography.

Key words： tourism ge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development trends; embedded autonomy

Cite this article

LI Donghua , HUA Yulian , LU Lin , KONG Xiangmei . Development processes,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tourism geography knowledge system[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6 , 45(1) : 13 -29 . DOI: 10.18306/dlkxjz.2026.01.002

知识体系是对特定专业知识综合的概括，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认知的反映[1]。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这也对新时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发展提出明确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历经40余年的发展，中国的旅游发展实践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和实践理性[3]，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规模性、复杂性、独特性及其广泛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力，既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厚植了实践土壤，也为旅游地理学相关研究主体推动现代人地关系的科学认知和地理学综合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科场域。新发展阶段，扎根于中国土壤，回应和解决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中的理论、实践、方法命题，提供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中国范式和中国方案，既是中国旅游地理学肩负的学科使命，也是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生命力的关键。
旅游地理学是揭示旅游现象和旅游要素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学科[4]，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人地关系是旅游地理学的核心命题[5]。新时代背景下，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人地关系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生态文明建设等时代命题深度交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框架和问题体系。中国作为世界旅游大国，正在走向旅游强国，更需要在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独立性、主体性建设上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中确立中国的地位与贡献。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自主”是一种嵌入式的自主，包括世界知识网络的嵌入、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嵌入以及跨国、跨学科知识社群的嵌入[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7]，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泛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8]。因此，本研究分别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层面成体系地梳理国内外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演进历程，为理解加快构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认知基础，为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发展提供学科支撑。

1 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发展现状与演进趋势

学科体系是旅游地理学“三大体系”的根本依托，为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基本的发展框架。本部分主要从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背景、研究领域、发展态势等层面出发，针对国内外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沿革。

1.1 学科发展背景

一门学科的发展，体现了该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主体基于其智力发展和社会化大背景，对外部环境作出的反应[9]。工业革命之前，手工业生产模式的主导地位模糊化了城市生产者工作与休闲的时间界线，工业革命之后，手工业生产模式逐渐向工厂化、规模化的商业生产模式转变，改变了城市生产者的时间节律[10]。这一转变使生产者形成新的时间观念——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明确区分的时间观念。这些率先发生在欧美的生产方式变革，使休闲、旅游成为20世纪英美地理学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早期，英美地理学家主要关注国家森林、山区、湖滨、海滨等具有自然资源优势地区的旅游度假活动。193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地理学领域在旅游、休闲研究的基础之上拓展了旅游活动的经济影响研究，英国的地理学者逐渐关注到海滨度假胜地的发展[11-12]，加拿大的地理学者展开了关于安大略省避暑海滩、避暑别墅的讨论[13-14]，这也为后期旅游地理学领域针对第二居所、旅游移民等研究奠定了早期的研究基础。日本的地理学者针对旅游发展中的景观保护以及旅游资源的概括性分类展开初步探讨[15-16]，奠定了日本旅游地理学区域地理研究的基础框架[17]。
至1960年代，大众航空时代的到来以及旅游业在人口迁移、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潜力，驱使国际地理学领域针对旅游、休闲的研究逐渐加速。Murphy[18]、Wolfe[19]在60年代针对休闲、旅游地理学的发展研究展开系统回顾，奠定了国际旅游地理学学科发展的早期案例基础。同时，1960年代之后，旅游业作为全球社会经济格局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教育机构提出培养对应学生群体的要求[10]，提供旅游、休闲、酒店管理等本科和研究生资格的大学、学院数量大幅增加，这也为休闲和旅游地理学家提供了潜在的发展平台。同时，这也意味着国际旅游地理学领域开始确立其知识生产和学科繁衍的教育知识体系。1976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第23届国际地理学大会上，旅游地理学首次被单列为专业组，标志着旅游地理学被确立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20]。
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现代研究确立于1970年代末[21]。1979年7月，邓小平同志视察黄山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22]。“黄山谈话”开启了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的新纪元以及中国旅游市场化发展的新征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规划、评价等应用性研究构成了早期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主要范畴。而后，1995年开始实施的“双休日”制度以及1999年实施的“黄金周”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市场的繁荣发展，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实践基础。2009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指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现代旅游产业体系的构建实践也进一步为中国旅游地理学在产业统计、空间模型、发展模式、影响效应等层面的研究提供了持续的行业支撑和实证基础。
近年来，新旅游业态、新旅游资源、新旅游现象的涌现也在不断拓展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长边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方面、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不断推动着中国旅游业的全面深化和提质升级，旅游业开始全面融入国家战略，在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文旅深度融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城乡融合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推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2024年5月17日，全国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中国旅游业取得的突出成就，“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为旅游地理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基本研究领域

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既嵌入在科学与学术话语的趋势、问题当中，也嵌入其所属的时代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尤其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制度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在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演变中表现出显著的导向性和引领性，与国际旅游地理学的学术研究传统具有一定差异。
首先，从科学与学术话语的发展趋势来看，旅游地理学延续了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传统，从旅游现象出发充分地介入了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讨论与分析[23]。Pearce[24]将旅游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归纳为旅游供给空间模式、旅游需求空间模式、度假胜地地理分布、旅游移动和流动、旅游业的影响、旅游空间模型等6个层面，并指出旅游地理学家必须扩大其研究领域，发展适用于旅游现象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以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子学科，这表明在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早期，相关研究主体已经认识到通过基本研究领域的拓展既能够保持学科活力，也有助于重塑学科身份认同。Mitchell等[25]回顾了国际旅游地理的研究历程，认为地理学家针对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environment)、区域(region)、空间(spatial)、演化(evolution)等领域。Merigó等[26]梳理了Tourism Geographies创刊以来的研究文献，认为相关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旅游目的地、旅游景观、遗产旅游、旅游感知、可持续旅游和旅游行为等方面，旅游地理学经由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已经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话语表达(图1a)，并与全球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之间表现出紧密联系，持续回应着全球范围内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变迁，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关照力和时代敏感性(图1b)。Butowski[27]针对旅游地理学的经验领域展开深入分析，将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归纳为地理空间对旅游需求的适用性、旅游现象对地理空间的影响、旅游在地理空间中的发展过程等层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旅游地理学紧密承接着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研究传统和研究命题。
图1 国际旅游地理学代表性研究关键词图谱

注：选取Tourism Geographies作为国际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代表性期刊平台，基于Web of Science 核心集检索该期刊文献，得到2015—2025年的589篇非综述文献；基于CiteSpace共词分析可视化；文献检索时间为2025年9月20日；图a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高低；图b红色线段表示关键词爆发的起止时间，深绿色线段表示研究热度较低的年份，浅绿色线段表示对应年份没有出现相关研究。

Fig.1 Keyword map of seminal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tourism geography

其次，从宏观和时代自然、社会、文化环境来看，旅游地理学经由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的涵化、发展和演变，在地方、空间、环境、关系等国际旅游地理学研究传统之上，形成了“以任务带学科”的研究趋势和实践趋势[20]。郭来喜等[28]指出，中国的旅游地理学以区域旅游开发和规划为研究主线，围绕旅游地理学基本理论、旅游资源评价、旅游环境容量、旅游者行为、旅游业区位论等方面形成基本研究领域。1980年代，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与国家、地方委托的区域旅游开发规划任务之间形成了较为显著的“需求牵引—学科响应”的耦合关系。吴必虎等[29]回顾了1990年代中国的旅游地理学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旅游发生发展的条件基础、地理背景、旅游规划、旅游环境容量、旅游交通、旅游区划等方面，这在21世纪前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概况中也有所体现(图2a)，同时这也表明了社会实践需求对旅游地理学科应用化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的旅游地理学也在系统性、综合性解决区域实际问题中迅速实现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的体系化发展(图2b)。保继刚[30]指出中国的旅游地理学学科不仅在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规划、旅游地空间结构及演化等传统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一系列新兴、热点领域(社区旅游、事件旅游、遗产旅游)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新兴领域的拓展以及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文旅融合等关键词的涌现，也映射着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与中国社会实践之间的动态适应(图2c)。樊杰[31]在针对旅游地理学学术进展的梳理中指出，中国的旅游地理学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中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从空间分异、尺度转换、人地关系等角度建立了基于“过程—结构—机制”的“本土化”理论体系，表明伴随着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的成熟发展，相关研究主体不断推动着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自觉性反思和前瞻性探索。
图2 中国旅游地理学代表性研究关键词图谱

注：选取《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自然资源学报》《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作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代表性期刊平台，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旅游”为关键词进行篇名检索，剔除会议简讯、相关评介后，得到1982—2025年的2861篇文献；文献检索时间为2025年9月20日；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出现频次高低。

Fig.2 Keyword map of seminal research in Chinese tourism geography

1.3 学科发展态势

Nepal[23]认为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活力在旅游地理学这一分支学科中得到了有效的传承与发展。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活力彰显于不断变化的学科发展态势之中，这种学科发展态势的变化既包括旅游地理学学科地位与学科处境的变化，也包括旅游地理学学科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向的迭代与调整。
从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处境来看，德语国家旅游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与发展经验显示，旅游地理学与地理学其他子学科相比处于边缘地位，但这种边缘化主要体现在其学科建制上，而较少体现在该领域所展开的研究上[32]。这也反映了旅游地理学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共同挑战，即学科建制边缘化与学术研究影响力不相适配的矛盾。Müller[33]认为旅游地理学正在“走出”地理学系，其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地理学以外学科领域的驱动，这一方面与旅游地理学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学术霸权主义国家在旅游地理的出版和定位上产生的变化相关。Müller的观点揭示了旅游地理学科影响力提升带来的多重效应，学科交叉使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议题、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越来越多地受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驱动和塑造。同时，地理学的主流研究中通常缺乏对旅游地理的文献引用，旅游研究似乎是在一个平行领域发展，与其他地理学子学科不存在显著的相互关系[32,34]，这也从学科归属与学科关系的视角反映了旅游地理学在地理学主流研究中能见度、融合度的不足。在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在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上仍面临着一定挑战。赵政原等[35]认为旅游地理学不同于传统学科所具有的宏大叙事和抽象高度，为数不多的理论成果早已消解于具体现象的描述和研究中。陆大道[36]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旅游地理学已经成为地理和旅游领域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但国内的旅游地理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研究体系不够完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短板。这些针对中国旅游地理学学科发展现状的内部审视也为未来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从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来看，Coles等[37]强调有必要采用后学科方法来面对现代旅游的混合特征，旅游地理学需要从不同的研究领域汲取知识贡献，而非囿于特定的学科传统。Wilson[38]探讨了后学科时代旅游地理学的发展，认为旅游地理学是一个重要且动态的学术领域，我们需要开发必要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工具以应对旅游地理学领域面临的理论、方法论挑战。后学科视角将旅游地理学视为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前沿知识生产领域，既关注现代旅游活动的综合性特征，也强调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模式的创新与融合。中国的旅游地理学者从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学科属性等层面针对旅游地理学的未来方向展开系统探索。在研究方法上，旅游地理学不排斥其他学科的方法进入本学科体系，对相关学科的知识学习要围绕地理学的核心内容、逻辑原点来展开，借鉴要有根本[39]。翁时秀等[40]关注到了中国旅游地理学正在发生的学科转型，认为中国旅游地理学者应通力合作建立引领性问题体系，以地理学思维破除学科迷惘。保继刚等[41]认为未来需要将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转变为真正的科学问题体系，并针对科学问题系统性地探寻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组织中国旅游地理学术共同体开展协同研究。对于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这既是学科知识生产进程中面临的核心挑战，也是旅游地理学学科凭借本土化的理论实践创新，为全球学术共同体形成独特知识贡献的重要机遇。

2 旅游地理学学术体系发展现状与演进趋势

学术体系是指在学科框架内部，面向特定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学说体系[42]，是一个学科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43]。旅游地理学的学术成果涵盖学术命题、观点、思想、理论等，其知识生产主要围绕核心学术命题展开，并形成特定的理论学说和方法论基础。下面分别就旅游地理学领域的核心命题观点、关键理论学说和基本研究方法展开回顾。

2.1 核心学术命题

学术命题是构成学术观点、提炼学术理论的基础与前提。Nepal[23]认为大多数旅游地理学家一直致力于推进关于地方、空间和环境的地理学知识生产，地理学者能够以他们对不同时空尺度上“人—地”相互作用关系的关注，为旅游现象研究带来独特的见解，这些见解也进一步使旅游地理学者与其他旅游学者区分开来，并为旅游地理学的学术研究提供连贯性基础。Lu等[44]进一步指出空间差异、尺度转换、人地关系问题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旅游地理学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形成高度概括。
从空间差异来看，空间差异是地理学介入旅游研究的最重要属性，强调将旅游作为一种空间要素来分析地理学的差异。旅游业基本地理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是旅游地理学从一开始就关注的核心议题，虽然部分研究聚焦于旅游活动的空间模式，但核心研究议题的展开仍以阐释旅游业所昭示的地理空间模式为基本指向[45]。Butowski[27]指出旅游地理学是从空间层面出发研究各种旅游现象，同时旅游地理学家也会根据研究需求，充分利用交通地理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地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46]。旅游地空间形态、旅游景点空间布局、旅游空间模型、旅游土地利用、旅游流动性等经典议题的发生发展均是以“空间差异”为问题基础而形成的具体研究方向或细分研究领域。
从尺度转换来看，空间差异的核心议题与研究视角，使旅游地理学的学术研究进一步侧重于空间尺度的价值区分，关注旅游现象在“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一系列地理尺度的特征探索[47-48]，以及旅游动机、旅游影响、旅游空间模式在不同尺度上的变化。不同地理尺度能够容纳和促成不同形式的社会互动[49]，旅游地理学者不断尝试将“尺度”作为一种透视工具，以解决旅游领域的理论实践问题[50]。旅游地理学者在多个相互关联的地理尺度上，对旅游地理事物时空过程的综合性学术分析也构成了旅游地理学在理解旅游模式和旅游实践上的学科优势(the geographic advantage)[51]。
从人地关系来看，黄震方等[52]指出旅游人地关系是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核心，旅游活动均依附于一定的地域，并与相关地理环境产生相互作用。旅游地理学一直基于旅游的视角参与人地关系这一学术问题的探索，尤其是与土地利用密切相关的转变，包括从乡村到城市、从自然景观到建筑景观、从传统土地利用到以服务为导向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Nepal[23]认为当前对可持续性和全球变化的关注将继续推动旅游地理学对旅游发展及其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复杂交织关系的探索。同时，国内的旅游地理知识生产主体在旅游地理学研究问题、学术贡献、学科特征的反思总结中指出，旅游人地关系研究是旅游地理学的本质特征，也是体现旅游地理学学科特色之所在[39]。这一观点也明确了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归属与学科潜力，即通过旅游这一视角来分析和理解更广泛的人地互动规律。陆林[5]在针对旅游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探讨中指出，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要素以及旅游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旅游发展影响下的人地关系是旅游地理学关注的核心命题，这一核心命题也是旅游地理学立足于地理学学科体系的根本所在。

2.2 基础理论学说

基础理论是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的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独立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旅游地理学的原创性理论学说来看，Butler[53]提出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tourism area life cycle，TALC)被认为是地理学家对旅游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之一[38]。Gunn等[54]基于旅游供给、旅游需求的基本视角构建了旅游功能系统模型，认为“供给—需求”之间的相互匹配构成了旅游系统的基本结构。Leiper[55]进一步融合了地理空间视角构建了完整的旅游地理系统模型。Mill等[56]认为Leiper在该模型中重点刻画了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完整揭示了旅游活动的地理空间结构和供给功能结构，为后续的旅游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框架。总体而言，这些原创性理论学说既强化了旅游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主性，也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支点。
国内旅游地理学者的理论探索具有显著的空间性特征。吴必虎[57]关注到了中国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与发达国家的差异，界定了“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的概念内涵，并针对ReBAM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特征、空间结构进行系统阐释，既响应了中国快速、独特的城市化进程，也推动了旅游地理学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保继刚等[58]关注到了由土地及其附属物的旅游吸引价值转化而来的土地级差收益及其权利，提出以吸引物权为核心的制度增权理论，通过对中国农村土地旅游开发现状与特征的深刻洞察，深化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内涵。张凌云[59-60]探讨了惯常环境技术定义的国际实践和原则，认为旅游是人们在非惯常环境(unusual environment)下的体验和生活方式，是人们对于惯常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或熟悉的人地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体验，深入推动了关于旅游活动的本质理解，也促进了旅游地理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交叉。陆林等[61]立足于国家战略需求以及旅游地理学科建设要求，针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边缘地带关注不足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概念，构建了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为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抓手[62]。作为中国旅游地理学领域的标识性理论成果，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也为理解新时代的复杂人地关系提供了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这也是中国旅游地理学积极推进自主理论体系化发展的重要体现。
从旅游地理学领域的理论应用实践来看，旅游地理学的理论应用探讨主要围绕旅游目的地、旅游者、旅游流动等层面展开，源自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在旅游地理学的实践研究中得到了有效交叉应用。从旅游目的地层面来看，旅游地演化是各旅游要素自身发展、组织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综合表征，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国内外的学者围绕旅游地演化，在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创造性破坏理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全球地方化理论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模型，不断拓展旅游目的地发展演化研究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思路；从旅游者层面来看，凝视理论、非表征理论、原真性理论、具身理论、刺激—机理—反应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理论模型在国内外的旅游实践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和应用；从旅游流动层面来看，旅游地理学家有效拓展了以“流动性”为基础的概念和理论探讨，旅游流、潮汐性旅游流、流空间、流动性旅游体验、旅游移民等相关研究的涌现不断深化着旅游地理学领域的地方、空间、环境、关系研究。

2.3 基本研究方法

旅游是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其分析方法主要取决于研究维度和要素重点。伴随旅游地理学学科的完善发展，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阶段化特征。Butler[63]将地理学领域开展的旅游研究的方法应用进行阶段划分，将其划分为描述性、主题性以及多元化等三个差异化的方法时代。
1950年代之前为“描述时代”(the descriptive era)。这一时期的旅游地理领域展开的研究是高度描述性的，并且与人文地理学领域的研究传统密切相关[64]，其研究实践主要基于两个视角展开[23]。首先，基于“人—地”互动的地理学研究传统，旅游被概念化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利用形式[65]。其次，遵循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许多地理学家对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展开探索分析[66]。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描述性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地理环境特征对旅游目的地发展模式的影响分析、旅游目的地的空间形态分析、旅游流动模式分析等层面。
1950—1980年代为“主题时代”(the thematic era)。在这一时期，旅游与地理学更广泛的学科兴趣之间产生了显著联系[63]，主要出现了区域研究、人—地关系研究、空间分析三个主题[67]。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地理学的空间规律而展开，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实证主义的空间描述和计量分析，通过记录、描述旅游发展过程[68]，将旅游发展过程中的多样化要素整合为描述性、预测性、规范性的概念或行为模型[25]。这一方法传统也反映了地理学家对地表资源以及空间利用方式的关注。尺度效应、旅游现象、旅游流的空间分布、人—地相互作用关系、旅游影响、旅游发展的空间模型是这一时期旅游地理研究的焦点，这些主流研究也确立了旅游地理学的方法基础，并一直持续至1990年代。此时，国内的旅游地理学处于发展初期，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展开。陆林[21]通过对国内外旅游地理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分析，指出此时国内的旅游地理研究方法以描述性为主，少数运用了模型和数理统计等定量分析。
1980年代中期至今为“多元化时代”(the era of diversity)。1980年代之后，当代的旅游地理学研究经历了显著增长，其研究重点不再局限于“主题时代”的区域分析、空间分析，研究内容逐渐向旅游与社区发展、旅游业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旅游生产消费与新经济地理学、旅游业的“新”文化解读、旅游业作为城市更新和地方推广的媒介以及旅游业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形式等领域拓展延伸[64]。研究内容的拓宽使旅游地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也趋于多样，并发生了质的转变[45]。“文化转向”与人文地理学后现代批判视角的兴起，使旅游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关系性”转变，解构、批判性民族志和话语分析等方法成为以提供清晰概念为导向的经验研究的强大工具[69]，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多重分析、综合分析逐渐受到推崇。受国际旅游地理学研究认识论、方法论变革的影响，国内的旅游地理学研究也迎来了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一系列将旅游地理学与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联系起来的批判性概念立场，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实现了以地理学空间计量分析为基础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以及现代信息技术分析(RS、GPS、GIS)的多元融合[5]。

3 旅游地理学话语体系发展现状与演进趋势

知识体系总是表现为理论化、逻辑化的概念系统，“概念”既是人类的思维形式，也是人类的认识成果，能够规范人对经验世界的理解、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每个人的自我理解[70]。旅游地理学的话语体系是由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概念范畴所揭示的学术表达系统，具有基本的概念范畴以及特定的生产传播特征。本部分主要针对旅游地理学的基本概念范畴、话语生产特征、话语传播趋势展开文献回顾。

3.1 基本概念范畴

从旅游地理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发展来看，Smith[71]认为针对旅游的描述性研究中存在3个基本概念——节点(nodes)、连接节点的路线(a route connecting the nodes)以及沿路线移动的旅行方式(a mode of travel for moving along the route)，客源地、目的地、节点、交通连接、流动性、环境等基本概念构成了旅游地理学对旅游业的内在探索与理解[72]，这些基本概念不仅为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提供了对话基础，也为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丰富的话语支撑。Jafari[32]指出旅游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范式在理论和实践阐释层面均依赖于地方(place)、空间关系(spatial relationships)、流动性(mobility)、尺度(scale)、秩序(order)等地理学概念。这也反映了旅游地理学在持续深化地理学对空间、地方、人地关系等核心议题的理解和阐释。Butowski[27]在针对旅游地理学理论建构的特征讨论中指出，旅游地理学的理论产出以一系列复杂且理论化的概念为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旅游资源、旅游吸引力、旅游目的地、旅游功能、旅游容量、旅游流等概念，这些概念往往被用于旅游研究初始模型的构建之中[54-56]，为旅游现象的理论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旅游地理学学科交叉的概念整合来看，伴随旅游地理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键概念与理论视角的交叉融合，旅游活动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理论视角和概念立场的新兴应用领域[64]。这些基本概念的交叉整合既催生了旅游地理学创新性的知识生产，也对外彰显了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影响力和社会应用价值。Williams[64]进一步明确了旅游地理领域需要持续关注的概念视角：现代性与流动性(modernity and mobility)、全球化(globalisation)、新的生产和消费地理格局(new geographie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消费与身份(consumption and identity)、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这些概念性思维领域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学者针对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体验、旅游资源、旅游流、旅游产业等旅游地理学基础概念的重新解读，相关学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提出了形象遮蔽与形象叠加[73]、非惯常环境[59-60]、旅游本底趋势线[74]、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61]、产业链旅游[75]、新旅游资源观[76]、潮汐性旅游流[77]、流动性旅游体验[78]、线性旅游目的地[79]等创新性的概念表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的本土化话语体系。

3.2 话语生产特征

从旅游地理学的话语建构基础来看，相较于实践基础而言，旅游地理学话语建构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80]，理论基础的缺乏使旅游地理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往往回归于较为广泛的实证分析或描述分析[64]。回归广泛的实证或描述分析是理论基础缺乏所面临的方法论结果，由于缺乏核心理论指向的系列化研究空白、研究假设、研究问题，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更容易呈现为描述性个案研究的堆砌。从旅游地理学话语建构的实践基础来看，相关学者强调了旅游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既将旅游地理学视为一个独立有效学科，也将其视为一个“镜头”，通过它可以审视一系列当代问题[39,81-82]。新时代背景下，旅游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61]，中国的旅游业从早期的开放窗口和创汇产业发展为当前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快速变化的战略需求在不同时空维度为旅游地理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83]，为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话语生产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土壤。
从旅游地理学的话语生产路径来看，旅游地理学领域的研究者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团体”(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group)，属于更广泛的学术、科学和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同时也属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一个子集[32,84]。因此，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行动既取决于其本身的知识基础，也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行动和知识生产必须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联，与当下的重要社会问题、科学问题相关联。这也在中国的旅游地理学研究领域也得到了强调，陆林等[85]认为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旅游地理研究需要关注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国土空间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文旅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等中国特色研究话题，这也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话语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指向。

3.3 话语传播趋势

从旅游地理学话语传播的国际趋势来看，学术资本主义、学术霸权实践、企业制大学以及出版物排名对国际旅游地理学的学术生产和传播体系带来了日益严峻的挑战[86]。旅游地理学的学术生产、话语传播以及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均受到全球化的显著影响[32]。Smith[87]认为全球流动模式的变化以及地方竞争的加剧，导致研究机构以及相关部门对学术劳动力、研究资金以及教育的需求发生转变，旅游研究者不断嵌入并参与到这些全球化进程中。伴随这一进程的加剧，研究机构对于国际化趋势的追逐会进一步强化英语作为当前全球化语言的主导地位，同时也会强化相关英语出版物、英语出版商的文化地位、声誉及权力[88]。这些学术霸权实践(hegemonic academic practices)以及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进一步致使旅游地理学在理论构建、概念生产、案例选择方面出现了英美主导的情况，并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践行的地理学知识生产带来规范性影响[89-90]。引文索引(SCI/SSCI)越来越成为除英美之外其他国家衡量学术成果质量的参考点[91]，Michael Hall[92]认为这种研究质量评估的过程转移和制度化以及期刊排名，对旅游地理地方与全球话语的生产、传播带来了重要影响，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英美国家的学术霸权机制，并进一步对中国旅游地理学本土性、创新性概念的生产和传播形成制约。
从旅游地理学话语传播的国内趋势来看，Lu等[44]指出，中国旅游地理研究二元结构明显，单纯学术型研究与应用型研究并存，且应用型研究占主导，尚未建立起中国旅游地理核心理论体系，应用型研究的主导地位使国内的旅游地理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呈现出一定的同质化趋势，削弱了学术研究与话语生产的批判性和多元化。徐红罡等[93]认为国际上的旅游地理研究更注重理论研究，未来中国的旅游地理学者应有条件将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成为国际旅游地理学的高地。张潇等[94]基于对Tourism Geographies研究进展的分析，指出对于中国旅游地理学者而言，当务之急是立足本国国情发展出富有中国特色、独有且内生的中国旅游地理理论，建立国际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权，国际话语权的建立也是突破旅游地理学“中心—边缘”全球学术格局的关键一环。雷彬等[95]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课题立项的研究分析，指出应用类研究重复较多、理论类研究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旅游地理新概念和元理论有待提出，这也为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和方向。

4 构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探索

明确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未来方向的本体问题，是贯穿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元问题，也是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首要问题。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在解决中国旅游发展的现实问题中不断被建构，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进程中不断被检验。在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知识生产与体系建构中，旅游地理学既与地理学紧密相连，又在地理学基础理论、基本方法的研究传统之上聚焦旅游活动，衍生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命题和研究领域，并逐步确立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的学科自觉、学术自觉与话语自觉。新时代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仍需面向国内外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演进趋势和发展差异，在学科发展、学术创新以及话语实践层面把准时代方向，突破全球知识生产和沟通的结构性不平等，在全球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和流通中占据优势地位和主导话语权(图3)。
图3 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的演进历程、发展趋势及未来方向

Fig.3 Development processes,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the tourism geography knowledge system

4.1 以学科问题意识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旅游发展实践

学科发展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学科问题意识是提升旅游地理学学科主体性的重要动力。及时科学解答新时代课题，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96]，是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学科体系建立发展的重要指向。从旅游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趋势来看，旅游地理学学科建制的边缘化使旅游地理学学科知识生产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整体性的挑战与困境。这就需要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主体，将旅游地理学学科本身的知识生产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逻辑形成有效互动，形成具有独立性、系统性、创新性的问题体系。
从旅游地理学学科问题的自主性建设来看，环城游憩带、旅游吸引物权、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三阶段”理论假说等创新性理论的生成均立足于中国独特的空间地域实践提炼科学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学科话语。本土化问题意识确保了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议题的原创性和不可替代性，在此过程中的原创性知识生产又能够深刻地揭示和指导新的旅游发展实践，确保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实践—理论—实践”的螺旋上升。因此，在学科问题的自主性建设路径上，首先，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主体需要关注由中国本土实践催生的本土化问题，以中国旅游发展实践为问题原点，划定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基本问题领域或优势问题领域，厘定中国旅游地理学学者专属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议程，明确中国旅游地理学当下以及未来的知识生产指向，在全球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图谱中占据独特位置。其次，旅游地理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主体需要基于中国特色的基本问题领域或优势问题领域建立结构化、多层次的问题矩阵，将源于中国本土实践的核心问题与不同时空维度、不同分析维度相结合，明确各个问题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制，揭示中国旅游现象背后的复杂动力机制及内在统一性。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旅游的现代化，需要旅游发展和旅游研究的有力支撑[97]。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旅游实践有利于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的“问题自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自主”和“学科自主”，突破旅游地理学学科论域分化导致的问题意识分化，形成中国旅游地理学特有的问题体系、方法体系和理论体系。文旅深度融合、新旅游资源观、现代旅游资源的创新开发、现代旅游业体系、城乡农旅融合、中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等现代性议题，在解决中国的旅游发展实践问题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地理研究，不断强化旅游地理学回应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因此，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学科范式以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旅游实践的术语演进与知识生产，是构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学科体系的重要发展方向。

4.2 以学术创新意识框定中国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本质取向

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从旅游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趋势来看，国内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对国际已有的研究范式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中国经验、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在旅游地理学新问题提出、新视角转换、新方法引入、新理论生成中的嵌入不足。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标志[70]，也是建构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标志。
从旅游地理学学术创新意识的自主性建设上来看，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创新性理论是中国旅游地理学学术创新的核心体现。在原创性概念的构建上，中国的旅游地理学研究主体需要基于中国独特的本土实践，审视已有概念在阐释新兴现象、复杂问题中的解释力局限，以批判性视角对话国际概念，选择性吸纳国际理论流派并开展创新性的认识论实践。在标识性概念的构建上，标识性概念不仅具有原创性的基本特征，还需要彰显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区别于其他学科或其他学术领域的主体性、自主性。因此，相关的知识生产主体需要立足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共同富裕、国土空间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实践基础，概念化其中蕴含的空间差异、尺度转换、人地关系命题，为解决全球性的城乡失衡、生态保护、文化遗产活化、贫困治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学科独特性。在创新性理论的构建上，围绕本土化问题，把握国际前沿理论与中国快速变化的旅游实践之间的“国际化—本土化”张力，并以此为理论创新的重要支点，积极完成从中国实践验证西方理论到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理论的思维转换，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西方旅游地理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和“真问题”，从根源上推动学科问题、学科概念、学科理论的自主性建设。

4.3 以话语对话意识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自主叙事体系

话语体系是实践经验的理论呈现和理论升华，是知识体系的外显样态[98]。从旅游地理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旅游地理学在话语生产上亟需进一步提出具有凝聚力的学科话语、具有本土思维特质的学术话语以及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理论话语；在话语传播上，受制于欧美等国家的学术霸权实践，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较弱，话语体系建构的国际性不足。未来，在批判吸收国际旅游地理学核心概念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本土的旅游发展实践，不断强化中国旅游地理学向全球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话语传播效能，是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话语体系建设发展的可能方向。
首先，在建构具有学科凝聚力的学科话语层面，中国旅游地理学领域已经积累了一批特色概念，但德语国家及其他地区的经验提醒我们，旅游地理学学术研究影响力与学科建制边缘化的矛盾，更需要学科内部持续锻造承载学科身份认同的话语基础，建立具有旅游地理学特色的概念体系和分类系统，关注旅游地理学学术话语与其他学科话语、主要政治话语、主流国际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保持学科开放性和交叉性的同时，也需要聚焦核心议题、明确学科边界，强化旅游地理学的学科辨识度和凝聚力。其次，在建构具有本土思维特质的学术话语层面，相关知识生产主体需要明确中国旅游地理学与国际旅游地理学的叙事差异，明确中国旅游地理学在研究对象、理论预设、方法论取向以及价值立场上的独特性，分析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话语结构及其对应的传播空间和社会场域，以及中文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载体的语境约束和表达潜力。最后，在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理论话语生产上，中国的旅游地理知识生产主体需要以更主动、系统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知识管理与学术传播，既要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国际地理联合会等权威国际组织的多边交流、规则协商与标准制定，也要通过创办国际性学术组织、举办国际论坛等方式主动传播中国旅游地理学的话语成果和经典案例，提炼兼具国际通约性和本土解释力的地方性知识，构造有利的主体关系和话语势能。

5 结语

旅游地理学是研究旅游现象、旅游要素及旅游地理综合体的空间分异规律、时间演化过程和区域特征的一门学科[5]。中国旅游地理学的学科生命力根植于中国旅游现象、旅游要素及旅游地理综合体的规模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彰显于旅游作为一种“新兴发展要素、新兴发展动能”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实践进程。加快构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强化旅游地理学学科生命力的根本保障，也是新发展阶段旅游地理学面临的关键学科任务。国内外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发展现状和演进趋势表明，加快构建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嵌入式”自主性的建设。
从世界知识网络的嵌入来看，中国的旅游地理学需要通过本土化问题领域找准中国特色与中国定位，主动嵌入全球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图谱，不断强化话语体系的自主性；从中国社会实践的嵌入来看，旅游地理学领域的相关主体需要在一般学术命题研究中主动嵌入中国的社会实践，阐释中国旅游发展实践的独特性和内在逻辑，形成基于本土实践、基于批判反思的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图景，不断强化学术体系的自主性；从中国人生活世界的嵌入来看，中国旅游地理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征程，自觉服务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强化学科体系的自主性。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发展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动态过程，制度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学科发展环境等多重环境要素共同塑造着旅游地理学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呈现方式以及知识生产主体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当前，国际话语体系建设与国际地位不相称、发展优势与议题优势的不相称[99]、学术霸权实践[86]等外部自主性困境，以及旅游地理学边缘化的学科发展处境、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态势等内部自主性困境，均需要学界针对旅游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元问题展开持续性的追踪研究，推动中国旅游地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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