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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5 , Vol. 44 >Issue 2: 373 - 389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5.02.012

Article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ethnic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Daughter’s Festival

  • HU Jing ,
  • OUYANG Chenxing ,
  • LI Yajuan , *
Expand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5-14

  Revised date: 2024-12-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2-21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CMZ033)

Fold

Abstract

Festival tourism strengthens the modern construction of ethnic festivals. This article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examined the translation thinking of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used field research data and spatial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culture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Daughter's Festiv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modes of Daughter's Festival driven by tourism have typical modernity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types: "local" based on their original place, and "remote" and "mobile" based on the city. The culture reconstruction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modes present typical heterogeneity. 2) The three types of modernity practices in ethnic festivals have undergone a series of processes such as interest granting, alliance absorption, and action mobilization of modern actant, presenting a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material, institution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3) Three different modes of festival respectively show different modernity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by "eliminating" out of norms, the traditions' return of "following" subjectivity, and individuality presentation of "tending" romanticism. 4) Under the dynamics of modernity, including spatiotemporal separation, disembedding, and knowledge reflection, the physical space, festival rules, festival functions, and meanings of ethnic festivals have been updated and reshaped,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logic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modernity and locality, and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Key words： modernity; ethnic festival;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tourism practice; Daughter's Festival

Cite this article

HU Jing , OUYANG Chenxing , LI Yajuan .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logic of ethnic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A case study of Daughter’s Festival[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5 , 44(2) : 373 -389 . DOI: 10.18306/dlkxjz.2025.02.012

民族节庆凝结了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所有要素，是各民族社会文化系统的焦点[1]。当地为刺激消费，将民族节庆搬上舞台展演，满足大众异于日常的节庆狂欢体验[2-3]、社群对经济和社会交换的基本需求[4]。文化展演与消费建构了一种市场价值观[5]，承载的地方意义在时空上进行了跨地解读[6]，参与着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权力抗争”[7]，在资本至上、理性主义、享乐主义的“现代性”里斡旋[8]，旅游化利用使各种现代性力量更快涌入文化空间，进行着资源重构[9]，决定了研究节庆旅游时对文化变迁的关注[10]。
现代性语境下，普遍的流动和联系并没有完全将民族文化同质化，而是在某些方面消除了文化壁垒，强化了新形势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文化的产业化是传统节日绽放光彩的机遇[3,11]，通过现代性重构使其文化得到阶段性稳定，甚至繁荣[12]。正如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提及，“现代性并未使传统解体，这些传统反而是现代性永远的建构与重构的源泉”[13]。传统与现代并非简单的取而代之，而是缓和与互动[14]，但如何进行现代性实践，把握其中的空间尺度，以挽救或延传地方内涵，仍需丰富案例研究探讨。
可见，民族节庆文化的现代性重构被重新解读，即并非被某种模式或标准限定，应是传统遵循时代性理论及嬗变规律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兼具传承文化内涵的样本意义和去其糟粕的双重使命[15]，且应当由多元现代性取代现代性，即尽管产生同源，但可塑造出不同文化形式的现代性[16]，这些观点对于重新思考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具有启发和借鉴性意义。

1 文献评述与理论建构

1.1 文献评述

1.1.1 现代性与文化重构

20 世纪70年代，“现代性”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范式[17]，简单指代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18]，突出以下表现特征：第一，现代性首先被视为“技术”时代，物化了现存的一切，体现“物质”特质[19]；第二，现代性是反映现代社会生活内在精神的一种思潮，生成了科学理性主义、世俗主义等精神观[20]；第三，现代性本质上是“制度性”的转变，新的社会制度不断替代传统社会秩序[21]。作为一个缺乏稳定性的社会情境，现代实践意味着变化与流动[22]。实践后的文化被视为各民族文化互嵌的现实成果[23]，但也几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和重构，原本较完整的文化单体被侵入式凝视，引发了诸如文化传承危机、文化话语权官方化、社会价值观弱化等问题[24⇓-26]。
“文化重构”源于民族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研究[27]，认为异质文化互动可推动重构[28]。关于如何重构、重构内容等问题，被解读为“有选择性的更新与组合”，并等同于文化变迁[29-30]，是文化原有价值或意义的更新[31]，这一概念符合传统符号互动论对文化重构的阐述[32]，但仅针对民族文化的意涵重构理解，并不能化解复杂情境过程中的挑战与矛盾。无论是何种解读，均可引发动态关系网络中具体如何重构、重构要素结构以及重构效果如何等思考，文化重构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理论依据[33]。已有的文化重构研究强调文化生产实践是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博弈，且地方政府与社区精英主导着文化重构[34]，物质空间是文化重构的重要部分[35]，稳定的社会关系、新型权力机构、资本与地方等推动了民族社区的文化转型与发展[36-37]，但总体上基于系统性、现代性视角的机制与逻辑探讨仍需丰富。

1.1.2 节庆的文化重构与现代旅游实践

民族节庆作为以仪式为核心的习俗活动，通过约定俗成的聚集交流进行情感表达[38]。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节庆相关研究从民俗学、宗教学、人类学等领域的起源、特点、内涵和演变等描述性分析[39]，逐步延伸至旅游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节庆旅游经济影响和目的地旅游体验、节庆与社区社会关系、传统节庆展演的时空过程、仪式空间生产等议题[40⇓⇓⇓-44]。尤其后结构主义兴起，“地方”视角的节庆被观照[37]，如将节庆视为透析权力关系的场域[45]，从本地村民或多主体视角探讨文化建构及其地方意义再生产[46]。再生产意味着“变迁”与“重构”[47]。节庆的文化重构多发生在民族地区或民俗资源优势空间[48]。无论如何“变”，文化的生产与发展均须依托物质或空间基础，与空间内的思想观念、社会关系、结构也息息相关[49]。可见，“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或行为文化”均被视为地方节庆的重要内容[50]。这些内容会因表演性质和所处背景而发生根本变化[51]。其背景包括历史更迭、文化碰撞、科技进步等[38]，最为典型的则属旅游、全球化、现代性等多元语境。
旅游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产物[52]，相关主体常将节庆嵌入其市场体系，推动节庆彰显商业与传承价值[37]。节庆卷入旅游的现代性变革，比其他时代进程中的变迁更具深远含义[53]。至此，旅游如何体现节庆的现代性实践，是研究节庆文化重构的重要切入口。
现代性语境下，民族节庆不仅以在场且开放型仪式满足游客真实体验，而且以仪式程序被修改的、异地的发明型表演满足游客[54]。跨地方、多主体的现代民族节庆模式不断涌现，构建了新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内容结构的“地方”[55-56]。节庆旅游关注点也已从节庆如何被旅游利用，转变为节庆如何从旅游中“回归”。前者强调，节庆旅游作为节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一种选择，彰显文化的市场价值观[5]，同时推动了节庆文化在物态、制度、精神等层面不同程度的世俗化、异化。后者则关注现代的本土实践，即变迁是否以及如何朝向“回归”。部分学者认为，面向现代大众旅游，需指定“掌控人”决定文化元素进行展演[46]，以及引导群体针对现代性作出一些反应。具体地，民族节庆所在场域采取多元理性行为进行现代化本土实践，包括利益转化[57]、联盟行动[58-59]、动员行为[60]等。同时，节庆的旅游实践过程不仅借助人为力量，也借用了各类现代组织、媒介和技术手段等非人类行动者[14]。

1.2 理论建构

已有围绕民族节庆、旅游实践、现代性与文化重构的研究普遍认为，现代性是民族节庆重构的致因之一，民族文化再生产是现代性的人与物互动的结果[57]。但另一观点认为，现代性在文化再生中蕴含进化意义，解释它的最佳方式是将其视为一个文化系统不断构成和重构的故事[61-62]；其次，现代性语境下民俗文化研究，需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和交换行为、社会结构的协调机制等内容切入[63]，强调深入的文化研究需要解析现代化行为，为分析行动者在现代性下的本土互动过程提供支撑。
文化重构首先需要摸清群体形塑的文化结构，现代性同样在于对各群体的分析[64]，传统节庆与各行动者之间的实践关系决定着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或地方性知识的呈现，影响着文化重构，相关研究适于从传统节庆的个案深挖与梳理实质的行为逻辑。至此，无论是文化重构还是现代性分析，均可以群体及其关系为基底的逻辑进行探讨。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拉图尔(B. Latour)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壮举，是面对现代性问题所改造的新型方法，强调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平等性[65]，规则框架涵盖行动者、转译和异质网络三个核心概念，经历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等转译阶段[66]。该理论有效联系了空间关系与复杂的行动网络，不仅可以窥探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且为解释变化提供了新视角[67]。
因此，本文提出现代性视角下民族节庆文化重构的理论框架，具体包括：
第一，民族节庆的现代性实践聚合了现代性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积极践行“现代人”的文化身份，且互为平等[68]。此外，走向现代化不仅由经济和权力角色决定，而且由被赋予文化和组织资源的行为者决定，这些行为者是现代性的关键代理人。
第二，行动者通过复杂的联盟行为构建关系网络，显现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过程。相关研究强调了资源交换、利益谋取或赋予、动员需求等现代行为在节庆发展中的作用[68]。这些行为隐含现代性问题中混合人类与非人类的转译思维[69]，该思维使得节庆文化实践这一讨论对象更加有意义[70]。转译主要由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吸纳结盟、行动动员构成[71]，具体内容详见图1。
图1 现代性视角下民族节庆文化重构的理论框架

Fig.1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festiva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第三，实践行为与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维度存在必然联系，能够系统探析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特征。文化重构的前提是行动者对文化的利益诉求[45]，通过租赁或投资规划、设计和开发所在节庆空间[72]，在这一空间结盟，规范礼节和日常举办事务的标准等以明确身份角色[73]，代言人对群体的激励动员行为发挥文化传播、意义表达的重要作用[71]，进而实现物质、制度、精神空间的重构实践，与现代性本身呈现出的物化、制度性反思、精神世俗化等特质密切联系。
基于此，本文构建“现代性行动者—现代性转译行为—文化重构维度”的民族节庆重构理论框架(图1)，探讨“文化重构过程—文化重构特征—文化重构逻辑”等问题。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现代性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发挥核心作用即为关键行动者；现代性实践行为遵循转译思维，涉及提出问题、利益赋予、吸纳结盟与行动动员，后三项对文化重构有所影响，影响维度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

2 案例介绍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介绍

恩施女儿会是以择偶为目的的婚恋民俗，农历七月十二日举办，以对歌、赶场集会、“讨还价”的商品交易等形式互表心意或约定终身。20世纪90年代，女儿会从相对封闭的文化村落(恩施市红土乡石灰窑村、板桥镇大山顶村)移至恩施城区(恩施土家女儿城、梭布垭石林景区等)，形成了以石灰窑村、恩施土家女儿城、梭布垭石林景区等不同区域类型为依托的女儿会开发模式。相比省内其他民族节庆，女儿会彰显着女性精神，联结了武陵山区的古今文明，因具有文化整合、文化展示和传承等多重价值和功能被现代社会所青睐。
通过女儿会模式梳理，结合孙九霞[74]提出的文化留存类型，本文总结了三种民族节庆的现代性实践模式，对应三个典型的案例地(图2)。即以原生地展示为主的在地型模式(石灰窑村)，以移植性集中开发、民族文化体验为主的异地型模式(恩施土家女儿城)，以及以旅游演艺、景区不定期承办为主的流动型模式(梭布垭石林景区)。① 石灰窑村成立了恩施土家女儿会文化传承协会，依托女儿会先后建起多个农家乐、民宿和酒店，旅游业具有明显的淡旺季。乡党委、政府已将女儿会定位为经济强乡的抓手、文化大乡的核心和旅游兴乡的载体。② 以土家女儿会为核心主题营建的土家女儿城，自开城就尝试以相亲活动、婚俗表演、非遗展演打响“相亲之都”“恋爱之城”的旗号，成为恩施州旅游最为亮眼的一项文化地标。③ 梭布垭石林景区是恩施州第一批政府开发的自然景区，初期文化底蕴不显，而女儿会亟需文化演艺空间。两者诉求推动景区成为传播女儿会的最佳平台。除2003—2014年被私人承包，几乎每年都会承担女儿会主要举办场地的角色。
图2 案例地概况

Fig.2 Overview of the case location

三个案例地为深入研究节庆文化如何在旅游发展过程中进行现代性实践，从不同地方中解析不同的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提供了典型的研究空间，有利于探讨现代性语境下传统文化如何回归的科学问题和现实困境。

2.2 研究方法

围绕本文研究，2021年7月7—16日，研究团队前往恩施土家女儿城实施预调研，切身观察与体验了土家女儿会展演，并与景区负责人进行约100 min访谈，涉及节庆展演内容、历史演替以及文化传统等内容。2022年6月29日至7月9日前往恩施土家女儿城、梭布垭石林景区和石灰窑村，重点关注政府、居民、文化展演者、景区管理层、村/居委会、协会作家等主体以及民俗资料、传统技艺等物质要素，通过访谈与观察其社区节庆文化的传承行为、旅游发展情况、社区社会关系等，辅助了解各案例地的行动者关系信息。2022年8月5—12日女儿会期间，作者以志愿者身份体验女儿城节庆举办，对文化展演者进行补充调研。在此期间，团队借助Google Earth影像，标注不同案例地的主要节点，助于可视化场域内部的空间分布(点、线、面)，了解其地域功能与属性特征，尤其是对不同模式女儿会的展演地点、展演路线和区域进行展示，利于后续民族节庆物态空间的重构分析。
通过调研采访到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的工作者4人，石灰窑村4人，恩施女儿城6人，以及景区、社区4人，共计18人(表1)，转录3万余字的文字资料，获得文本资料20份，材料性照片149张，记录性照片视频约300个。并从官方平台查阅与女儿会相关的举办报道、旅游推文、景区发展历程等文字或视频材料。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化名 身份 身份归属 性别 访谈日期 访谈时长/min
LY 州非遗中心专家 州非遗中心 男 2022-07-01 50
DK 州民宗委管理者 州民宗委 男 2022-07-01 28
TX 市非遗中心负责人 州非遗中心 男 2022-07-01 32
HS 作家 州作家协会 男 2022-07-08 43
TC 居委工作人员 石灰窑村 男 2022-07-06 50
XC 居民 石灰窑村 男 2022-07-06 42
ZS 原区广播站管理者 石灰窑村 男 2022-07-07 33
HR 传承协会管理者 石灰窑村 男 2022-07-07 50
LZ 女儿城管理者 恩施女儿城 男 2022-06-29；2022-07-07 190
TW 非遗州级传承者 恩施女儿城 男 2022-08-07 30
WH 非遗州级传承者 恩施女儿城 男 2022-06-29 30
XY 非遗州级传承者 恩施女儿城 男 2022-08-08 34
WL 演职人员 恩施女儿城 男 2022-08-07 30
LA 演职人员 恩施女儿城 男 2022-08-09 38
XY 景区部门管理者 恩施大峡谷 女 2022-06-30 40
ZJ 景区部门管理者 梭布垭景区 男 2022-07-02 50
GZ 景区分管人员 梭布垭景区 女 2022-08-08 36
LS 村委工作人员 高拱桥村 男 2022-08-10 30

3 现代性实践下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

通过解读卡隆(M. Callon)“转译”思维[75]，解析现代行动者在不同模式的节庆网络互动，阐释现代性语境下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过程，并根据实践过程归纳重构特征。

3.1 “转译行为”——文化重构过程

在地型、流动型和异地型土家女儿会分别是女儿会现代性的最早实践、高级产物和最高级形式。20世纪50年代，以石灰窑村为代表的在地女儿会文化经济价值备受瞩目，“80年代末两天时间营业额超过10万元以上”(ZS，2022年7月)。如今，村民、乡贤(后组为传承协会)、学者、文化资源等行动者积极参与“经济与文化共同振兴乡村”为重要命题的节庆行动者网络，保持对节庆旅游经济的理性。传承协会管理者表示，“我们有其他的药业、特色农产品赚钱，节庆这几天是专门娱乐的”(HR，2022年7月)。流动型女儿会被转移到市区和景区，多为商贸展会，“以前可能是出于发展经济的需求，只考虑到了将女儿会作为一种噱头吸引游客，促进商贸发展，但丢掉了最核心的文化要素，这种转型是不成功的”(LY，2022年7月)，忽视了文化内核。1999年，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打造节庆文化品牌”这一实践命题吸引了策划公司、文化展演者、游客、文化资源等异质行动者。异地型女儿会以固定博物馆形式恩施女儿城为依托，异地建设了土家女儿会文化为主题的场所，吊脚楼、非遗手工等元素呈现出典型的物质性。近年，女儿城重点思考节庆异地表达的实现方式，管理者提到，“商人重利，但女儿城景区重文化”(LZ，2022年6月)。这一命题吸引了歌舞演员、非遗传承人、文化资源等异质行动者聚集(图3)。
图3 女儿会行动者网络

Fig.3 The actor network of Daughter's Festival

3.1.1 利益赋予：行动者权益化互动，物理空间多元建构

石灰窑村及附近村民、赶场相亲者等需求型行动者被女儿会赋予情感联系、精神等个人利益，以歌为媒的赶场相亲演变为依托技术装置表达情感，“每年相亲牌200多个，拿到之后再通过QQ这些通信方式联系”(TC，2022年7月)，实现了跨物理空间的交流。此外，红土乡联合市非遗中心设立乡贤馆、民俗博物馆(图2a)，尤其地方政府、乡贤等行动者借“恩施土家女儿会传承基地”称号，申报新建石窑女儿会广场雕塑等象征物。“传承基地是石窑这边的，前段时间准备要搞的‘十个棚’‘薛乡士与九个女儿’5个雕塑，选的话还是要前两个”(HS，2022年7月)。
与在地型不同，流动型女儿会与场地为互补性利益，节庆的嵌入不仅为景区的固定建筑实体注入文化灵魂，并通过其演艺助力塑造文旅新形象。景区则消耗资金为节庆铸造更大规模的演艺空间，“女儿会如果需花费100万元，政府会补助20万元，80万元就用来推广宣传”(ZJ，2022年7月)。除了喜闻乐见的土家婚俗表演，“赶场相亲”也被转化为婚博会、游园相亲、相亲大派对等现代相亲会，观光旅游场域大部分转换为文化体验空间，集中在磨子沟景点与莲花寨景点演绎“对歌台上觅知音、情人伞下诉衷情、傩婆石前定终身”等情境(图2b)。随着土家女儿会的非遗价值提升，投入型的利益方式出现，非遗中心投资上百万元将资源下放给女儿城，企业也通过文化租赁与项目投资的方式，将女儿城规划为展演点、巡演线路、演艺场在内的文化体验空间(图2c)。并依托“相亲广场、相亲牌、相亲网”等物和技术提高交友或牵手效率，“公司投资近亿元进行提档升级，新建1.2万m2的相亲广场”(LZ，2022年6月)，多渠道实现了在地与跨地社交。
整体上，不同模式女儿会行动者进行了差异性的权益互动，以满足自身生产生活、集体荣誉需求、他者的休闲社交需求等，促进社交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的延伸、旅游空间向文化体验与在地跨地的社交空间转化、点线面相结合的展演空间及在地跨地的社交空间的构建与形成。

3.1.2 吸纳联盟：行动者纵横向结盟，现代节庆规则建立

在地型女儿会行动者的利益诉求相对一致，相互之间试探较少，构建地域界限决定的地缘联盟，节庆活动的运作遵循了“双日赶集” ① 、广泛群众性的节庆参与和管理、和生活联合展示真实等制度设计，“石窑当时是双日子赶集，参与女儿会”(ZS，2022年7月)，“30~80岁健康的老百姓想上舞台都可以”、“石灰窑女儿会抬起轿子、骑起骡马这些都是真夫妻”(HR，2022年7月)、“节日氛围营造、流动商贩的管理、女儿会活动等老百姓都会积极参与，提意见”(TC，2022年7月)。但流动型与异地型女儿会行动者利益诉求均不同，构成了市场、文化等多元利益联盟。
其中，梭布垭景区与策划、赞助公司进行市场结盟，设计相亲主题的产品。“2017年引进了‘非诚勿扰’，形成‘非诚勿扰+女儿会’联排戏”(ZJ，2022年7月)。旅游公司仍与政府、文化展演者等拥有文化资本的行动者对接，“景区的表演团队主要来自于奥山艺术团、女儿城艺术团、恩施市非遗中心”(ZJ，2022年7月)，形成文化联盟，但相比恩施女儿城以非遗传承人、创作编排者等为主的文化联盟，商业性仍较为凸显。流动型的联盟组织主要依循日常旅游的时间制度、专业化标准化的节庆演艺和管理、与市场合作解锁个性等规则组织女儿会节庆。“8月6日活动当天只有4000多人，团队知道这边做活动，怕人多就走了，而且这次没有做宣传，所以相较前两天人更少，就把标识都撤了”(GZ，2022年8月)。异地型则遵循淡旺季明显的工作时间制度、精英化的节庆展演与设计、与非遗联合演艺真实等节庆运作原则。“5月1日、10月1日女儿会举办会忙一些，日常还是比较轻松，之前是一天3~4场，2:00、4:00、6:00和大剧目7:00都有表演”(LA，2022年8月)，“2018年之前游客可以参与互动，后来觉得游客参与让表演秩序混乱，而且防止部分游客‘马叉虫’，就取消了”(LZ，2022年6月)。
总之，不同模式女儿会行动者分别结成了不同的联盟体，建立“依自然时间、强群体性、场景生活化”“依旅游时间、强专业性标准化、场景个性化”“依工作时间、重精英化展演设计、真实场景化”的节庆组织规则。

3.1.3 行动动员：行动者代言与号召，现代意义功能生成

由乡贤组成的传承协会、跨业流动性和跨界主动性较强的旅游企业[76]以及资本市场上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狂欢的文化聚集地，成为不同模式女儿会行动者网络的代言人，凭借组织结构、地缘业缘关系等优势激励动员其他行动者，发挥自身能动性赋予节庆现代意义功能。
如进行类似“剔除节庆的蛮风残余”等维护节庆意义的行为，“传统女儿会根本还是‘赶场相亲’，如今分解为相亲活动与土家婚俗，主要原因是谈情说爱、私会等场面无法展现，故而以婚嫁代替”(HS，2022年7月)，更表达出村民面对劳作、信仰等约束或压力，对节庆给予的情感、心灵释放作用的认可。“老百姓对女儿会的热情与向往越来越高，不办的话总觉得少点什么”(HR，2022年7月)；促进与东帝汶、阿里山、重庆等国内外的跨文化传播交流，“合作的媒体遍及全国”“和台湾阿里山只在文化上合作，促进两岸交流和民族团结，‘爱在女儿会’中的爱是爱国的‘爱’”(ZJ，2022年7月)；构建男女相会的狗爪棚“边边会”、赶场等相对真实的情景，“《女儿会·赶场相亲》实景剧至今共改版5次，游客反响非常好”(LZ，2022年7月)，并嵌入情景剧、舞台展演以及外出公演的产品设计，彰显女儿会“自由平等”等文化内涵与价值观念。“按照公司的走向，把我们的女儿会文化做好。更重要的，做到全中国的游客能真正地到这里来体验我们的土家文化”(XY，2022年6月)。
可见，不同模式女儿会行动者网络中均有代言人，具有传播角色、系统知识等的行动者被号召动员，进行有价值的文化实践，凸显节庆调节常态生活、聚合跨地文化、赋予民族文化生命力等功能，以及正当社交下的享乐意义、诠释团结大爱的现实意义、凝聚土家文化融合体共识的传递意义等，体现不断流动的现代环境。

3.2 “维度呈现”——文化重构特征

在地型土家女儿会在旅游驱动下逐渐呈现出典型的“祛”失范性特征。“失范”指偏离了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社会主流价值与规范的现象[77]，本文的“祛”失范则主要指摒弃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与规范的文化内容。现代性语境下，通过内外部利益赋予、乡村共同体结盟、传承协会动员，在地型女儿会场域延伸甚至跨越了社交所在物理空间，生产生活空间、公共文化空间有所转换，形成了以地缘为主的“依自然时间、强群体性、场景生活化”的节庆规则，同时体现节庆调节生产生活的功能与凸显正向的享乐意义。以上过程蕴含了节庆文化在传承协会的引导下，经历遵循现代社会规范、传递集体认同的节庆知识的本土实践，是“祛”失范的一种生活延续。
流动型女儿会通过节庆与行动者之间的利益互补、市场结盟、传播型行动者动员等实践行为，其观光游乐空间向文化体验与多形式的社交空间转化，“依旅游时间、强专业性标准化、场景个性化”的现代秩序构成，同时体现节庆在加强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上的功能与凸显团结大爱的现实意义。重构过程中，关键行动者重视女儿会文化中“浪漫”文化元素，并注重转化节庆在民族与国家意识上的表达，开展传递大爱与小爱交织的个性化实践，体现“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的特点。
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原则[78]，突出体现自身通过独立思考和实践去建构与世界的关系[79]。本文的“循”主体性强调行动者对“如何促进民族文化在现代化中的自主适应”问题上的反思与能动行为。异地型女儿会行动者通过节庆对女儿城的利益确定、趣缘关系结盟、精英动员等实践，将民族文化融于现代市场，形成在地跨地的社交空间、点线面为主的展演空间结构，“依工作时间、重精英化展演设计、真实场景化”的节庆制度，同时节庆借以行动者的自主意志，传递文化融合体的共识与激活生命力的功能，传达以非遗传承人为代表的能动构思与情感自觉，呈现“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特征。

3.3 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差异

现代性视角下的民族节庆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存在区域性差异(表2)。从节庆重构核心主体及行为内容来看，在地型女儿会更依赖民间组织，异地和流动型则更赖于旅游企业开展节庆的现代性实践；从利益赋予角度看，三种模式赋予对象不同，异地型和流动型更加体现了卷入消费语境的女儿会；从吸纳联盟角度看，在地型、异地型、流动型的乡村共同体、非遗传承团、文旅联盟体的联盟分异依次增大，异地型相比流动型更具主体性；从行动动员角度看，在地型女儿会代言人“民间组织”善于联系群众，异地型行动者以动员精英化的“非遗、编导”等专家，流动型行动者以动员工具性的“技术传播者”，后两者更显时代性。以上共同构成了三种模式不同的重构特征(表2)。
表2 现代性视角下的民族节庆文化重构过程与特征差异

Tab.2 Differences of proces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festivals'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维度 在地型女儿会 流动型女儿会 异地型女儿会
案例地 石灰窑村 梭布垭石林 恩施女儿城
文化重构过程(转译行为) 现代命题 经贸贡献中传承文化 依托女儿会打造文化品牌 实现女儿会的异地表达
代言人 传承协会 旅游企业(梭布垭景区) 旅游企业(女儿城)
确定利益 为民服务 面向“旅游者和景区本身” 面向“旅游者和景区本身”
联盟体 联盟分异小；乡村共同体 联盟分异大；文旅联盟 联盟分异较小；非遗传承团体
行为动员 普遍动员 大量“技术传播者”动员 小量“专家”动员
文化重构特征(维度呈现) 物质重构 情感媒介与节庆景观的在地物化；展演转化空间 情感媒介的在地跨地物化；展演转化空间 情感媒介的在地跨地物化；展演新建空间
制度重构 传统节期；受众年龄少限；贴近生活 旅游者时间；展演管理严格；浪漫为主 现代劳工时间；参与指向展演群体；文化涵化
精神重构 调节器(功能)、世俗化享乐(意义) 交融(功能)、团结大爱(意义) 激活(功能)、共识传递(意义)
特征归纳 “祛”失范的生活延续 “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 “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

4 现代性实践下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逻辑研究

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无法脱离现代性与本土性之间的博弈，这一背景下，恩施女儿会正在经历在地型、异地型和流动型三种不同模式相互交织的文化重构演绎，引发不同模式的差异性逻辑。援引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的三大动力，从城(异地型、流动型)、乡(在地型)两个维度揭示民族节庆文化重构逻辑(图4)，以回应助力振兴、发展转型等现代命题。
图4 现代性视角下民族文化节庆重构逻辑

Fig.4 Reconstruction logic of ethnic cultural festiv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吉登斯提出现代性的三大动力如下：① 时空关系的分离与重塑，是现代社会重构的基础[80]。并非绝对的、被割裂的、传统意义上的时空关系，是更具延展性的空间内的时间以及更具延伸性的时间里的空间[81]。② 脱域。时空关系的重新组合造成社会体系的“脱域”，即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从固定场域脱离，再次实现关系重组，减少了地域限制，甚至可以进行“缺场”互动[20]，但人与人之间设置了距离[82]。③ 知识的反思。“反思”强调知识生产，内在的反思提供了一种信任机制[81]，为后面讨论机制提供借鉴，如依托乡村的女儿会，对知识技术等优势的行动者予以信任，才能对其动员，凝聚行动者的智慧。
依托乡村的在地型女儿会，其重构的主导力量和参与主体是由乡贤构成的民间组织和村民，政府为引导角色。① 时空分离视角下，石灰窑村的日常生活空间针对节期的延长会有所延展。为满足村民日常需求等利益，关键行动者依据延长但相对短暂的节期，尽可能将活动充满大街小巷与全天，日常生活空间被重塑为节庆展演与社交空间，更是新建女儿会为主题的文化景观与博物馆等节庆场景，供非活动期体验文化。村内文化公共空间有所扩大，从而呈现出女儿会物质空间的重构。② 脱域视角下，部分乡贤、村民、文化展演者并非原住民，只有节庆期有所聚集，不同于传统节庆被圈于固定界限，在地型女儿会的社会关系不局限于以地域为边界，但以地缘关系为主。女儿会“乡村共同体”联盟被构建，导致节庆规则的重塑。由于自发性显著，规则呈自下而上的特征。③ 知识反思视角下，在地型女儿会代言人动员具有艺术思维、知识技术、经济资本等优势的行动者(如教师退休者、企业家、大学生)，在节期前后凝聚其智慧。各行动者根据如何与现代价值观结合、以怎样的方式呈现等问题，基于情感与想象进行艺术创作、赶场相亲展演、婚俗礼仪等知识输出与实践，以调节村民生产生活，满足其个人享乐需求，体现节庆精神维度的重构。
依托城市的异地型、流动型女儿会，其重构的主导力量和参与主体均为旅游企业和消费者，政府适时推进。① 时空分离视角下，恩施女儿城和梭布垭景区的节期与旅游空间均被虚化。根据女儿会对景区文化软实力以及游客需求等利益的可赋予性，异地型女儿会一般以程式化展演——“天天女儿会”，重组了节庆展演的时空关系，更以互联网技术持续延伸相亲空间；流动型女儿会的时空场景更非固定，因为并非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举办女儿会，但一旦举办，旅游空间均会转化为文化展演空间和在地跨地共存的社交空间，呈现女儿会物质空间的重构。② 脱域视角下，异质行动者离开擅长或熟悉的生活环境，通过重新建立联系开展节庆活动。两种模式的女儿会附着的社会关系以业缘、趣缘为主。异地型“非遗展演联盟”被构建，非遗传承人作为技艺专家引入城内；流动型则拼建“文旅联盟”，将策划公司、专业演出团、文化工作者等纳入网络组织节庆。鉴于政府对举办地的决策权，两类女儿会联盟实施形成的节庆规则整体呈现自上而下、自主管理的特征。③ 知识反思视角下，异地型女儿会动员非遗传承人等“专家系统”贡献自己的知识技术，自主灵活叙述女儿会文化；流动型女儿会为实现品牌打造目标，鼓励媒体、展演者、策划宣传部门，通过文本视频形式的形象生产、表演形式的视觉生产等渠道，宣扬节庆符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内容，激活节庆所包容的土家文化生命力，以共有的民族身份跨界合作，符合市场经济派生出的合作等现代观念，实现节庆精神维度的重构。
综上，恩施女儿会文化在乡村与城市中延续与嵌入，在时空分离、脱域与知识反思的逻辑下，不仅体现了现代性与本土性互动作用下产生的节庆物质空间，同时也包括节庆行动者在空间中制度行为与意义塑造等精神层面的重构，呈现出差异性的重构特征。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现代性视角，结合行动者网络的转译思路，对恩施女儿会这一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过程特征与逻辑进行剖析，主要结论如下：
(1) 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张力运作下，民族节庆被细分为依托原生地的在地型和依托城市的异地型和流动型三种不同模式。其遵循为人民服务、为民族利益的理性逻辑，开发资本运行模式的同时，均探索了本土化实践，展现恩施、武陵山区甚至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风采，对中国民族地区社交庆典类节庆的发展模式具有启示意义。
(2) 通过民族节庆现代性的本土实践可明晰其重构过程与特征。三种形式的女儿会行动者互动源于文化与经济共振兴、实现异地表达、文化品牌打造的现实命题。通过利益赋予(个人与整体、内部与外部、互补利益)、吸纳联盟(乡村共同体、非遗团队、文旅联盟)、行动动员(广泛动员、专家动员、技术传播者动员)，明晰物质层面(展演空间新建或转化等)、制度层面(时间制度、参与标准、场景建设等)和精神层面(自我认同、民族认同等)的重构过程。分别归纳出以“祛”失范的生活延续、以“循”主体性的传统回归、以“趋”浪漫化的个性呈现的重构特征。
(3) 援引现代性的理论视角探讨民族节庆的文化重构逻辑。时空分离视角下，女儿会节期与空间关系呈不同程度的虚化，通过行动者的利益确认，重新组合时空关系以满足利益需求，推动物理空间的转变与跨越；脱域视角下，节庆社会关系打破地域边界，构建联盟，制定节庆规则，推动制度的更新与重塑；知识反思视角下，节庆关键行动者作为代言人，激励并动员具有知识优势的相关行动者，进行文化生产实践，重新表达节庆的功能与意义。以上逻辑适用于乡村与城市维度的节庆模式。

5.2 讨论

本文深化了现代性视角下民族节庆的本土实践研究，强调现代性与文化重构之间的密切关系。首先，本文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遵照转译思维转化现代性行为，即“确定利益、吸纳联盟、行动动员”，以此明晰了民族节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刻画不同模式民族节庆的重构过程，进而掌握人—非人互动下的文化重构特征。其次，本文尝试突破已有关于文化重构、文化生产等议题的逻辑框架，借鉴吉登斯现代性三大动力理论进行了逻辑阐述，但并非说明重构逻辑的运行使民族节庆全然附于同质化的现代语境，而是体现保持文化自身活力的本土构建。且善于进行不局限固定熟悉的时空场景构建、脱域联盟、知识反思行为策略。同时，对现代性三大动力的探讨已应用于乡村空间重构、非遗保护以及理念重构等议题[83⇓-85]，本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其在文化重构中的应用。
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解读，对旅游推动下的文化重构发展相关内容虽有共性，但也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
(1) 西方视角下现代性被视为传统的“断裂”[86]，文化传承发展必然受到现代性的影响，但这并非是一个危机制造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包容性较强，即使处于经济效益至上的市场体系，在文化符号强化与滋养文化“母体”上展示着强劲实力[87]，其核心精神文化并不会被这些产品迁移或显著改变[88]。
(2) 现代节庆表层空间的同质化等现象，常被认为脱离了本土特色，但从更深层次的制度与精神表达挖掘，中国地方传统正以更加高级的融合形式呈现。正如本文的节庆类型，在地型节庆凸显现代世俗享乐意义，但中国乡土情结的强烈使其表现出一定的文化韧性，演绎着贴近生活的真实性较高的节庆文化，这正是现代游客追寻的文化体验。异地型和流动型被置于指标化、标准化的空间建设，然而，它们不断提升追寻传统的意识，文化“悬浮”现象并不强烈，展演性、消费性的构建，也并没有遮蔽原有的民族认同等功能，碎片化的不断融合，不仅让异地型节庆围绕文化内涵传承，还传递出符合中国现代社会价值观中团结大爱等正向价值。这个过程隐含现代主体性的作用，且与节庆本身被大众喜闻乐见等属性有关。整体凸显民族文化脱域化表达的合理性及其对文化保护的重要作用。
(3) 中国语境下现代节庆的传统回归可视为对“为资本服务的趋利与工具性”的调整结果。已有研究提到，中国具体实践的指引，将现代性中资本趋利逻辑转化为了为人民服务的新理性逻辑[89]，这一思维有助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本趋利的典型代表是旅游企业，但企业家精神和长期市场经济实践中培育出公民意识和集体意识，构成地方性和传统保育的重要力量，这种精神源于“责任”[90]，如梭布垭景区的“企业家”面对女儿会如何传承问题，结合与台湾阿里山的文化合作项目，认为要以大格局、大视野理解并落实“爱在女儿会”中的“爱”是爱国的“爱”。
由于篇幅原因，本文重点探讨了现代性视角下具跨地性的民族节庆重构过程与逻辑，其中探讨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女儿会重构过程与特征差异，逻辑层面将三种类型以乡村与城市两个维度进行了差异分析，对节庆不同类型或原生地与非原生地之间的联系较少探讨。未来研究可基于社会学、地理学更进一步探讨以下议题：① 针对在地与异地等多种形式共存的节庆空间，不同空间之间的紧密联系可否抵抗或缓解现代性危机，值得探讨。如从多案例视角下，利用情感团结等量表，量化不同节庆空间之间的情感凝聚，结合定性方法解析不同凝聚程度下的现代性现象。② 旅游驱动下，以节庆为桥梁拉近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可结合城乡融合战略，明确节庆作用的城乡融合表现方面以及作用机制。③ 结合互动仪式链理论，从更加微观视角归纳不同节庆空间共通的主客互动过程与机制，探寻普适性有效的互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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