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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4 , Vol. 43 >Issue 11: 2124 - 213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11.002

Reviews

Urban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s: Research progress and framework

  • SHEN Yue , 1, 2, 3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The Future City Lab,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20

  Revised date: 2024-06-03

  Online published: 2024-11-26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371245)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ghai(21ZR1420600)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24QKT006)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22ECNU-XWK-XK001)

Fold

Abstract

Households are a key carrier for urban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and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and also a crucial intermediate level between the individual, the community, and the city. Existing studies have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o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s, but they usually tak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of households as background and explanatory factors. The interaction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household members are rarely considered, and the complexity of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of various household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behavior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is research focused on household and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First, it created a time-space-society framework to measure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in three dimensions, that is, temporal interaction, spat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s, and refined the patterns of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Second, it revealed the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and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taking China's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into account. Finally,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household members, it proposed an optimization scheme of living space with the household-friendly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reintroducing the household level in urban research based on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and promoting behavioral geography research to emphasizing individuals' interactions. I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for examining social issues such as fertility, as well as child and elderly care, offering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ommunity life circle and urban space, and promote household-friendly urban planning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 households;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quality of life; living space

Cite this article

SHEN Yue . Urban spatio-temporal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s: Research progress and framework[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 43(11) : 2124 -2135 . DOI: 10.18306/dlkxjz.2024.11.002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下，城市发展走向以人为本，以及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重视城市规划与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以及民生福祉的增进[1-2]。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是城市地理学与行为地理学的交叉，围绕空间与行为间的关系这一核心，基于生活理解城市、基于行为规划城市，为推动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基础[3⇓⇓-6]。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也是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和重要对象[7]。家庭的规模、结构、生命周期和代际关系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决策；同时，家庭的资源分配、任务分工和联合行为也会对个体在社区和城市中的活动与出行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空间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关系[8⇓⇓⇓-12]。因此，家庭是从个体到社区和城市必不可少的中间层次，家庭作为研究视角和分析单元的引入，能够对强调微观个体的行为地理学研究形成补充，完善基于行为的城市空间研究范式。
在地理流动性的背景下，行为地理学逐渐从强调微观个体转向对于个体间行为互动和行为网络的关注，应用关系视角和互动视角透视微观行为模式的群体效应将成为微观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范式[13-14]。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互动是频率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行为互动类型之一，家庭内部的资源分配、任务分工与协同决策都将通过家庭成员的活动参与和联合行为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家庭结构多元化、居住安排多样化的趋势下，家庭核心成员可能分居数地，形成网络化的居住格局，家庭内部的分工与互动也日趋复杂，仅从居住安排出发已不足以反映家庭内部互动的复杂性[15]。因此，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深入挖掘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互动，为研究个体行为的复杂情境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推进行为地理学研究转向对于个体间互动的关注。
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城市的生育率持续下降、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居住安排日趋多样化，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并将通过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以及成员间的行为互动表现出来[16]。一方面，抚幼、养老、教育等家庭的压力和责任不断增加，与家庭脆弱性增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加之空间、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相互交织，对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时空间行为是透过家庭理解社会转型和社会空间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研究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将为生育、养老、教育等社会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有助于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在人民城市建设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越来越强调“老年友好”“儿童友好”，但对于不同群体间需求的关联性却缺乏充分的认识[18⇓⇓-21]。引入行为视角和家庭成员的互动开展生活空间优化研究，有助于将不同群体差异化的需求置于家庭的情境中予以考虑，将深化对于居民实际需求的理解，为社区生活圈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推进城市发展转向“家庭友好”。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需求，本文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聚焦家庭与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在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的基础上，构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研究框架。旨在补充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中的家庭尺度，推进行为地理学研究转向个体间的互动，为生育、养老等社会问题提供新的思路，为社区生活圈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推进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走向“家庭友好”。

1 家庭视角的城市空间研究进展

家庭是个体与社会的连接点，也是城市社会经济转型的载体[16]。在近几十年的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西方的城市家庭经历了“第二次人口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婚姻式家庭日渐衰落，家庭规模缩小、生育率降低，家庭关系简单化且向垂直关系发展，家庭策略与居住安排多元化，这些转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与城市空间的相互作用方式[22]。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个体和城市尺度的研究无法全面反映城市转型过程的复杂性，有必要将家庭尺度纳入理论体系中。家庭视角开始受到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学者的关注，他们试图将家庭作为社会、经济、文化与城市空间交互作用的焦点，从家庭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社会经济转型过程[23]。
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各分支学科也关注到了家庭的重要性。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借鉴了新家庭经济学的思想，将家庭作为行为主体和行为决策的分析单元，开展了劳动力迁移和企业决策等方面的研究[24⇓-26]。旅游地理学领域关注家庭旅游和家庭休闲研究，围绕着家庭旅游和休闲的影响因素与决策，对于个人成长、家庭功能和家庭体验的影响，以及在家庭旅游和休闲过程中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展开了深入的探讨[27-28]。文化地理学受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将家视为日常生活中人与地方的情感连接，是创造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地方[29]；探讨了家和家空间的丰富内涵，将家庭活动作为创造亲密关系、获得幸福感的主要形式，从文化和情感维度探讨了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关系[30⇓⇓-33]。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强调家庭内部的分工和性别差异来源于传统文化和社会控制导致的权力关系，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的双重压迫影响了社会性别模式、资源可获得性以及社会规范，通过就业、家庭照料的社会文化氛围影响家庭对于性别分工、行为模式的决策[34⇓-36]。
本文重点关注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首先，围绕城市地理学和对家庭视角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其次，进一步聚焦行为地理学，尤其是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对家庭视角的相关研究进行探讨；再次，聚焦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这一前沿议题，梳理相关研究的进展；最后，对家庭视角的城市时空间行为已有研究进行述评。

1.1 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家庭视角

城市地理学领域的研究关注日常生活、移动性和社会不公平在家庭尺度的交互作用。首先，作为重要的社会人口属性背景，家庭的规模、结构、生命周期等特征是社会空间分异、生活方式、人口迁移、迁居、住房等诸多议题所必须考虑的因素。在基于因子生态分析方法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中，大量的国内外实证分析结果将家庭状况识别为主因子[37⇓-39]，同时，家庭也被认为是影响新移民聚居和贫困集聚的基本因素[40-41]。在迁居和住房研究中，家庭结构与生命周期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随着家庭稳定性的增强，如从单身到结婚或同居，再到生孩子，迁居的可能性会降低，而离婚、分居等消极事件往往与远距离迁居高度相关[42-43]。在人口迁移与定居意愿研究中，“家庭式迁移”以及家庭因素的作用受到学者关注，已有研究认为，家庭人口结构对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结构能够有效提升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44⇓-46]。
其次，家庭内部的分工与性别差异是城市社会公平研究的核心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的女性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经济格局，却并没有导致社会性别秩序的重要转变，特别是大量的年轻母亲从事全职或兼职工作，需要平衡和协调家庭责任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反而进一步导致了就业中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现象[34,47]。这种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为：相对于男性，女性往往从事低工资低职级的粉领工作，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通勤距离和时间较短，出行的机动化程度较低，在住房选择、家庭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话语权较弱[48]。由于制度、历史、文化等背景的差异，中国城市家庭双职工的比例较高，导致性别差异在就业、通勤等方面表现得并不显著[49]。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单位制度的解体、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开及女性权益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中国城市逐渐从性别平均主义走向性别不平等，家庭内部的性别差异和女性主义视角的城市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50]。
最后，家庭的支持与代际援助在住房、小汽车等家庭资源的获取，以及家庭成员的日常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的支持通过资金资助、直接赠与等不同形式存在于年轻人住房生涯的各个阶段[51]；对上海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父母在住房改革中依靠优越的制度地位所获得的住房优势可以传递给子女[52]。

1.2 行为地理学研究的家庭视角

家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行为地理学者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的角度出发，开展了一系列基于家庭视角的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但大部分研究将家庭作为背景和解释因素。是否结婚、是否有小孩、是否与老年人同住等家庭结构与生命周期因素，以及家庭内部分工都会对家庭成员的时空间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的研究特别关注婚姻状况和孩子对于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家长)就业和通勤的影响。家庭责任假说认为，由于女性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家庭事务和儿童照料责任，她们的日常活动安排具有更强的固定性，因此倾向于选择较近的就业岗位和较短距离的通勤[53]。学者们围绕着家庭责任假说开展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例如，Turner等[54]发现，已婚和孩子的数量对女性通勤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McQuaid等[55]指出，当家里有小孩时，男性通勤时间变长而女性通勤时间变短。
随着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在家庭责任的分工中，家庭的其他成员，如祖父母、其他亲友、小时工，都有可能参与家庭责任的分配、组织和协调，因此，家庭结构以及老年人等其他家庭成员在日常活动与出行中的作用受到关注[56]。扩展家庭通常被认为是平衡家庭分工、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方式，已有研究发现，与身体健康的祖父母同住，能够有效减轻女家长在家务活动和儿童照料方面的负担，给她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参与工作[57]。这种代际援助和家庭责任分工特征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Feng等[8]在南京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核心家庭，扩展家庭男女家长的通勤距离和时间更长，意味着他们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同时，与老人同住也有助于实现出行模式的性别平等；Ta等[10]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与老人同住主要促使女性将时间分配从家庭责任转移到工作活动，而非休闲和社交活动，其积极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此外，对于个体活动—移动模式的研究发现，家庭的规模、结构、生命周期及家庭收入和小汽车等资源的占有情况都会对家庭成员的活动—移动模式产生显著影响。例如，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对于家庭成员活动和出行发生的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增多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的户外休闲活动和出行增加；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时间利用和出行行为模式具有显著差异[58-59]。

1.3 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

随着家庭视角行为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们开始意识到，仅仅将家庭的社会、人口和经济特征作为背景和解释因素已不足以反映行为的复杂性，进而开始关注家庭成员间时空间行为的相互作用与联系[60]。

1.3.1 家庭成员的活动参与

已有研究指出，个人的活动参与和时间安排是家庭层面任务分配的结果，一部分任务被分配给指定的个体，但另一些任务可以在家庭内部成员间转移，因此，男女家长的活动和出行之间可能存在着替代、补充和陪伴效应，这些效应通过家庭内部的时间利用、活动参与、任务分工与资源分配反映出来[35,61]。此类研究主要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时间利用、出行日志和活动日志调查，运用多层次模型、结构方程模型、微观模拟等计量方法，分析家庭成员之间行为的互动效应，以及家庭的社会人口属性、资源拥有情况、男女家长的个人属性、空间属性等因素的影响，以此来验证家庭责任、时间预算等假说[62]。

1.3.2 家庭联合行为与决策

交通领域的学者对于家庭成员的联合行为与决策开展了研究，但受到数据与调查方式的限制，通常仅关注男女家长。一方面，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可能具有不同的偏好，并在家庭联合决策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联合行为的实现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妥协；另一方面，家庭联合的活动与出行意味着家庭成员需要协调各自的活动日程安排以实现在时空间中的同步；此外，由于联合行为的存在，一些交通政策的实施不仅仅会影响到政策的直接目标群体，还有可能导致他们的家人活动—移动模式的转变[60]。学者们分别围绕着长期行为和短期行为开展了联合行为与决策研究，其中长期行为包括小汽车拥有、就业、住房选择、迁居等，短期行为包括日常联合活动参与、家庭联合出行与接送行为、联合社交与休闲行为等[63-64]。
此类研究通常基于群体效用最大化理论，对不同的家庭成员偏好进行汇总推导出群体效用，从而解释个体成员在群体决策中的权力差异。在方法上侧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离散选择模型、离散—连续模型、微观模拟等计量方法来反映联合行为决策中个体间权力的差异以及复杂的协商与妥协作用[65]。但已有研究面临着来自数据方面的挑战，即如何从家庭成员分别填写的活动或出行日志调查数据中识别出联合行为，并且由于已有的调查通常仅仅将男女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在反映家庭联合行为的规模和构成时可能并不全面。

1.3.3 时空制约与家庭企划

时间地理学为理解家庭内部互动提供了独特视角，其中的时空路径、时空棱柱、时空制约等概念与符号系统构建了一套从个体活动系统出发研究人地关系复杂性与过程性的全生态综合世界观与方法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研究中表现出较强的有效性[66]。首先，对于时空路径的可视化和分析有助于理解家庭内部分工、识别联合行为[67]。其次，基于时空棱柱和潜在活动空间的概念，时间地理学者将个体日常活动安排与时间预算纳入考虑，从时空间整合的角度出发，开展个体时空可达性的测度与研究，进而探讨了家庭成员在获取城市机会中的差异性，以及女性在平衡工作和家务中所面临的双重压力[68⇓-70]。最后，时空制约的概念有助于理解家庭内部分工和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由于联合行为的开展会形成一定的组合制约；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分工又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成员所受到的固定性制约[50]。
近年来，新时间地理学借助企划与活动的地方秩序等概念，深化了对地理情境中多主体互动的复杂性及其变化过程的分析，并推进了分析单元从个体转向家庭，研究视角从“家外”转向“家内”[66]。新时间地理学强调家庭是个体行为的重要情境，注重研究个体企划与家庭企划的交互过程，尤其是家庭企划实现过程中个体间的互动以及个体活动安排的调整，并研究了家庭企划对于家庭能源消耗，以及家庭成员的健康、交通出行和移动性的影响[71-72]。此类研究重视对于人类行为所处的复杂情境和家庭企划实现与调整的过程性的重现，因此较为依赖访谈数据和案例研究等质性方法。

1.4 已有研究述评

作为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经济转型的载体与重要支点，近年来家庭视角在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一定不足。
首先，大部分研究仅将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分工作为背景和解释性因素，或是探讨家庭成员间的行为差异，但对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考虑得相对较少，对于家庭与个体、家庭与行为、家庭与社会、家庭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的理解不够深入。因此，亟待将家庭“打开”，深入探讨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相互影响和联系的。
其次，比较有限的对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男、女家长之间，由于数据获取的难度，难以将孩子、祖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纳入考虑，对于不同类型家庭行为互动模式复杂性的理解存在不足，也难以与养老、抚幼等与家庭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建立联系。因此，面向不同家庭与不同行为的家庭成员行为互动模式仍需提炼。
最后，对于家庭成员互动机理的深入分析主要集中在西方城市和家庭联合行为方面。而中国的城市家庭与西方存在差异：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极为重视家庭观念，家庭成员间的互动频繁，代际援助现象普遍，双职工的比例较高；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家庭的规模、关系、功能和价值取向都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国家陆续出台的生育、养老、教育等政策也将进一步改变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及其机理[16-17,50]。因此，面向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探讨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及其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研究框架构建

本文基于城市地理学、行为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理论基础，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聚焦家庭与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构建研究框架(图1)。
图1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研究框架

Fig.1 A framework of research on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首先，聚焦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特征和模式，回答“是什么”。以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为核心对象，构建“时间—空间—社会”行为互动研究框架，分别从时间互动、空间互动和社会关系互动三方面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进行测度和研究，总结并提炼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特征与模式。
其次，揭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与效应，解释“为什么”。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将空间因素与家庭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深入揭示城市空间结构、设施配置、社区环境等空间因素以及家庭策略对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进而探讨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对于个体与家庭所产生的短期与长期效应。
最后，探索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与重塑，回答“怎么办”。以家庭成员生活质量的提升为导向，通过城市空间、设施配置、社区环境等空间因素的优化，缓解空间因素对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制约，探索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与重塑，为社区生活圈发展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

2.1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内涵梳理

对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内涵与测度进行梳理(图2)。首先，在家庭成员构成方面，城市家庭以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为主体，可能的家庭成员包括男家长、女家长、祖父母、一个或多个孩子以及小时工等其他家庭成员，共同构成了男女家长之间、家长与孩子之间、祖父母与家长之间、祖父母与孩子之间等多组关系。
图2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内涵与测度

Fig.2 Connotations and measurements of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其次，研究所考虑的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情境，包括资源分配、任务分工和联合行为。其中，资源分配是指汽车、时间等有限的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情况；任务分工是指家庭成员为达成共同的目标，在成员间的任务分配情况；联合行为包括家庭成员共同开展的购物、休闲等联合活动，以及通勤、通学等联合出行情况。这些不同的互动情境会对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互动模式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在行为互动的测度和研究中加以考虑。
最后，构建“时间—空间—社会”的行为互动分析框架，分别从时间互动、空间互动和社会关系互动三方面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进行测度，其中家庭成员间的时间互动通过个体间时间利用的相互作用、联合活动时间与联合出行时间来进行测度；空间互动通过个体间活动地点和活动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共享活动空间来进行测度；社会关系的互动通过个体间社会网络关系的相互作用和家庭联合活动的同伴构成来进行测度。

2.2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特征研究与模式提炼

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进行测度、分析和可视化表达，分别从不同类型的家庭和不同类型的行为两个维度对家庭内部的行为互动特征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家庭成员间可能存在的替代、促进、调节、制约、陪伴等相互作用类型，进而对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模式进行综合分析和提炼(图3)。
图3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特征研究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在不同类型的家庭方面，围绕着家庭结构、生命周期、家庭策略和居住区位等方面开展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特征研究。其中，不同结构的家庭包括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其他家庭；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包括形成期、扩展期、稳定期、收缩期、空巢期和解体期家庭；不同的家庭策略包括是否为双职工家庭、是否与老人同住、是否雇佣小时工等；不同居住区位的家庭包括居住在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的家庭。
在不同行为方面，从不同的活动类型出发，探讨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特征，包括就业与通勤、就学与通学、购物与购物出行、休闲与休闲出行、社交与社交出行等，尤其关注家庭成员在不同类型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孩子的就学和通学可能会对家长的通勤、购物等行为产生影响。
在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作用类型方面，可能的类型包括替代(由于家庭成员A开展某活动导致成员B可以不用从事该活动)、促进(由于A开展某活动导致B需要开展本来没有的活动)、调节(由于A开展某活动导致了B的行为改变)、制约(A对B产生了时空固定性制约)和陪伴(A和B共同开展联合活动)等。

2.3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首先，重点关注空间因素和家庭策略，探讨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在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对于空间因素和家庭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重点关注城市空间结构、设施配置、社区环境和家庭策略4个方面因素对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其中，城市空间结构包括郊区化、多中心、交通设施、职住关系等因素；设施配置包括托幼、教育、养老、医疗、文化、体育等各类设施的可达性和可用性，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关注不同类型设施的可达性和开放时间对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社区环境包括社区类型、客观建成环境、客观社会环境、感知建成环境、感知社会环境等因素；家庭策略包括家庭责任分工、是否为双职工家庭等就业安排、是否与老人同住等居住安排、是否雇佣小时工等。
其次，分别从个体和家庭、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出发，研究家庭成员行为互动所产生的效应。其中，个体的短期效应主要探讨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对于个体的日常活动安排及其在活动与出行中的主观感受与评价的影响，同时注重探讨对于家庭中不同成员影响的差异性；个体的长期效应主要研究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对于个体的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生活质量、生育与居住意愿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于家庭中不同成员影响的差异性；家庭的短期效应主要探讨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对于家庭责任分工的影响；家庭的长期效应主要探讨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对于生育、居住、养老等家庭长期决策的影响，同时，对于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进行汇总分析，研究家庭的综合生活质量，并探讨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对于家庭综合生活质量的影响。
最后，将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作为重要的影响路径，研究其在空间因素和家庭策略以及生活质量之间的中介作用。深入探讨空间因素和家庭策略是否会以及如何通过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进而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图4)。
图4 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与效应研究

Fig.4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intra-household behavioral interactions

2.4 基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生活空间优化研究

基于对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与效应的研究，分析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设施配置、社区环境中存在的空间问题。分析不同类型家庭的实际需求，以家庭成员生活质量的提升为导向，提出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方案，为社区生活圈发展和城市空间的优化提供科学指引。
在城市空间优化研究方面，结合郊区新城建设、城市多中心格局、交通系统发展、职住关系等城市发展中的空间问题，探索面向家庭友好的城市空间优化方案。在设施配置优化研究方面，结合教育、养老、医疗、文化、体育等各类设施的空间布局、可达性、开放时间与可用性特征，探索面向家庭友好的设施配置优化方案。在社区环境优化研究方面，结合社区的公共空间、绿地、休闲健身设施、可步行性等建成环境特征，邻里关系、社会交往、社区凝聚力等社会环境特征，以及居民的主观感知环境特征，探索面向家庭友好的社区环境优化方案。在社会政策与家庭策略优化研究方面，结合对个人与家庭生命历程的分析，探讨各类生育、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政策，以及家庭的分工、就业、居住策略对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以家庭生活质量的提升和家庭成员行为互动模式的优化为导向提出社会政策和家庭策略的优化方案。

3 总结与展望

本文对家庭视角的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所具有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阐述，对家庭视角的城市空间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研究框架。研究特点在于关注不同个体间的行为互动，应用关系视角和互动视角透视个体间的行为互动模式；以家庭为切入点，从日常生活和时空间行为出发，将家庭的全体成员纳入考虑，从时间互动、空间互动和社会关系互动三方面对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进行研究；将家庭视角和行为视角相结合，将空间因素和家庭策略进行综合考虑，深入揭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及其效应，进而探索面向家庭友好的生活空间优化方案。
研究所构建的框架中，有三方面的内容有待未来的实证研究进行深入探讨。首先是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模式提炼。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涉及多个维度的内涵，包括不同类型的家庭、家庭中的不同成员、不同类型的行为和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如何对这些维度进行综合分析，突破方法论的瓶颈，提炼个体间的行为互动模式，是未来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该问题不仅决定了能否基于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理解空间和社会问题，也是后续机理和效应研究的基础。
其次是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识别。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影响机理非常复杂，涉及空间、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相互交织的影响因素。如何结合中国的现实背景，揭示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特别是深入探讨空间因素和家庭因素的综合影响，是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后续规划与政策建议研究的重要依据。
最后是基于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生活空间重塑路径。在家庭成员行为互动的机理识别的基础上，探索如何通过生活空间的优化促进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是否能够达到提高家庭生活质量的目的，是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决定了从空间出发的优化方案能否有效作用于家庭和家庭成员的行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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