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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3 >Issue 6: 1219 - 1232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6.013

Article

Cognition of contemporary city map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map representation: Case study of a German-made urban planning map of Qingdao in 1910

  • XU Min , 1 ,
  • WU Tingjin 2 ,
  • ZHAO Lin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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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033, Shandong, China
  •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31

  Revised date: 2023-12-23

  Online published: 2024-06-2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51808305)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Fun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23YJCZH254)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ZR2023ME114)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ZR2022ME149)

Fold

Abstract

Since the advent of scholarship initiated by John Brian Haley on the nexus between map and "knowledge-power", research in this domain has proliferated significantly. Nevertheless, extant studies predominantly emphasize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al map creators, neglect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map dissemin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map user. Utilizing the city planning map of Qingdao, purportedly crafted by German in 1910, as a case study, this study employed georeferencing techniques an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p contents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urban planning truth and the historical intricacies hidden behind the map's represent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1950s, some specific map users, who were also specialize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scholars, replicated and reconfigured a contemporary city map produced by German in 1910 and an urban planning map created by Japanese in 1915, resulting in the generation of an entirely new map. Consequently, this distorted map representation has engendered a totally new "historical reality" that subverts people's cognition and challenges the initial map interpretation, facilitated by the extensive propagation of authoritative textbook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inherent values and ideologies of a specific social class as map users and the map representation in their participation process was further discussed. In essence, this study augmented and nuanced Haley's discourse on map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p users, while also contributing a novel dimension to the cartographic historical analysis,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urban planning maps.

Key words：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p; map representation; map users; values; city maps in the 1910s

Cite this article

XU Min , WU Tingjin , ZHAO Lin . Cognition of contemporary city map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map representation: Case study of a German-made urban planning map of Qingdao in 1910[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 43(6) : 1219 -1232 . DOI: 10.18306/dlkxjz.2024.06.013

由于无知、粗心、刻意等因，地图的误用和讹传时常存在。与此同时，地图中的非技术性因素也日益受到关注。20世纪以来，以布莱恩·哈利(John Brian Harley)为代表的学者，引入后现代主义思想，开启了激进地图学的研究议题。Harley[1-2]借鉴福柯有关“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的观点，从话语、文本性，以及地图作为权力知识的一种形式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地图伦理等多方面来解构地图，伍德(Denis Wood)[3]、皮克尔斯(John Pickles)[4]、克林霍弗(Arthur Jay Klinghoffer)[5]和蒙莫尼尔(Mark Monmonier)[6]等紧随其后，并出现了“参与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等研究热点[7]。20世纪70年代以来，直面地图制作和使用、传播中所嵌入的话语、权力关系等的批判地图学/GIS应运而生，并引起了广泛关注[8]。中国地图史研究中，亦不乏与哈利的地图激进主义思想相呼应的研究，孙俊[7]对此做了系统梳理，并指出注意地图的社会功能将是中国地图(学)史有益的研究方向。
在哈利的地图“知识—权力”议题中，较普遍的共识之一是地图与政治(语境)联系紧密[8-9]。地图是话语权力的一种载体，承载着(制图者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其内容取舍和符号再现是人类建构世界的方式。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不乏从制图者视角的考察：Wood[3]认为，地图作为利益表达的载体，受到制图者身份、地位和能力等多方因素影响；唐晓峰[10]认为，不同的地图编者会依据各自的意志、成见、偏私、技艺、好奇心等进行反复争论，但地图最终呈现的是作为媒介控制的强者话语权；潘晟[11-12]以古方志地图为例考察了制图者身份及其价值观对地图表征多样性的影响；何光强等[13]指出，地图投影中所反映出的制图者自身意识形态的“艺术性”表达和“创造性”选择，是其文化和政治倾向乃至自身想象的产物；安传艳等[9]揭示并演绎了地图表征的权力特征及其背后的微观动力运作机制；王韬等[8]区分了解构、建构这两种批判制图学的不同研究路径，并从制图主体身份和地图知识生产过程两方面出发，来阐述批判制图学的解构路径，剖析了制图术与国家治理密不可分的联系及其内在的权力作用机制。城市地图领域亦有类似的讨论，如叶凯蒂[14]基于中西地图差异，探讨了制图中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在表现城市形状时的决定性作用。
上述中外学者的多角度阐述丰富了激进地图学思想的内涵。不过，一方面，权力与地图表征相关案例研究的时空、分类等丰富度仍待进一步提高。正如唐晓峰[10]所言，观点的广泛赞同之余，“难做之事是找出典型的实例”；另一方面，以哈利为代表的激进地图学研究，侧重于从地图生产源头的制图学家(cartographer)视角展开，随着GIS技术进步，及在线地图的不断推广引发地图使用者向参与制图者身份的转换，近年来不乏探讨制图者、(电子/在线)地图和使用者三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整体而言，专门从地图使用者(读者)视角考察权力与地图表征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地图形成后的传播过程中，特定地图使用群体是否会基于自身的认知和价值观参与到地图表征和对世界的建构中，以何种路径和方式参与，值得进一步探讨。
鉴于此，本文以近代城市地图为例，对一张“德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制定的青岛市规划图(1910年)”进行技术解译，揭示地图表征背后隐藏的规划史实，通过追溯地图源起和流变过程，进一步解析地图传播过程中地图使用者参与制图的能动作用，以期从地图使用者视角进一步丰富地图知识—权力议题的相关研究。

1 案例研究——以“1910”“德制”青岛城市规划地图为例

1.1 案例地图概况

本文研究对象源自高等院校城乡规划专业主流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①(①《中国城市建设史》(董鉴泓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土建类学科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规划推荐教材。此书前后经历4版印刷，即第一版(1981年)、第二版(1989年)、第三版(2004年)和第四版(2020年)。)中的“德帝国主义占据时期制定的青岛市规划图(1910年)”[15](下文简称“1910图”，图1)。此图首见于董鉴泓[16]发表于1979年的《中国近代一些城市规划图的评析》一文中，随后见于《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一至第四版教材中[15,17⇓-19]。目前涉及青岛近代规划史的众多教学参考书及地方史类书目[20⇓⇓⇓⇓⇓⇓⇓⇓-29]均转引此图，其已成为讨论20世纪10年代青岛城市规划与建设相关内容的起点。此图所描述的1910年德制青岛城市规划内容，成为目前中文学界普遍公认的“规划史实”。
图1 《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一版载1910年青岛城市规划图

注：图纸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15]。图为扫描件，由于原图年代久远，清晰度略显不足，下同。

Fig.1 Urban planning map of Qingdao in 1910 shown in Chinese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the first edition)

事实上，针对此主流观点，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Torsten Warner)[30]曾于20世纪90年代发出不同声音，他在著作[31]中描述：“1918年该规划尤其是大港以北仍未能实现(这个未标注日期的方案被若干中国作者错误地认为是1910年的，但可以看到地图中载入了日本人在毛奇山西坡所建的日本神社。资料来源：1918年城市规划原始图：12)。”
据此，华纳认定其为“日本青岛城市扩展规划”地图，是第一次日占时期(1914—1921年)由日本所编制。然而，华纳[31]的观点并未引起广泛重视，目前仅有极个别学者[32]援引其观点。且华纳的证据来源，即“1918年城市规划原始图”，并未在其著作中详细披露，导致此观点真伪无考。最终，“1910图”作为1910年德制青岛城市规划史实的几乎唯一证据，沿用至今。本文的解译即以此图及所认定的规划史实展开。

1.2 数据来源及相关技术方法

本文以探寻“1910图”所可能依据的原始地图档案出处为目标，大量搜集了1897—1915年间的青岛近代城市地图，在完成图纸地理配准的基础上，对地图版本与内容进行图文对照、考据和研判。所涉具体方法为：
(1) 地图搜集及其科学时序排列。搜集范围包括青岛市城市建设档案馆、青岛市档案馆，大英图书馆官网等②(② 包括大英图书馆(https://www.bl.uk/)、德国法兰克福图书馆(https://www.bl.uk/)、德国联邦档案馆(https://www.bundesarchiv.de/EN/Navigation /Home/home.html)、国立公文书馆(https://www.jacar.go.jp/)。)公开数据，及德国亚琛图书馆在内的德占、日占时期大比例青岛城市地图(1∶10000及以上，含相近图幅)30余幅。并对地图的编绘日期、出版来源、地图比例和符号等编绘细节进行技术比对，科学研判各地图的准确编制日期，最终将此时段所涉地图进行精准的时序排列，尽可能缩减年代和编绘信息不明的地图数量(图2)。
图2 1897—1915年间成图的大比例青岛地图概况

注：据本文所收集地图资料自绘。图中所展示地图的资料来源均为《胶澳发展备忘录》③(《胶澳发展备忘录》原是德国胶澳总督府编写的年度工作报告，自1898 年10 月起每年出版一册，直至1909 年10 月，由柏林帝国印刷所印刷，后改名《胶澳年鉴》。这些工作报告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德国殖民者统治和经营胶澳租借地的各项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展现青岛近代早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胶澳发展备忘录》中还附有大量规划图、地图、照片等，这在其他档案资料中也比较少见，对研究青岛城市早期的规划与建设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自左至右依次为《胶澳发展备忘录 截止到1898年10月底》附录2、《胶澳发展备忘录 1898年10月至1899年10月》附录6、《胶澳发展备忘录 1899年10月至1900年10月》附录3、《胶澳发展备忘录 1900年10月至1901年10月》附录4、《胶澳发展备忘录 1902年10月至1903年10月》附录13及《胶澳发展备忘录 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附录10。

Fig.2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large scale maps of Qingdao made between 1897 and 1914

(2) 地理配准(Georeferencing)技术。基于近现代测绘和制图技术完成的青岛近代城市地图具备进行精确地理配准的条件。借鉴目前主流地理配准工具如ArcGIS、QGIS、gvSIG、MapTiler等各自优劣及不同适配场景[33]，以OpenStreetMap为底图，借助QGIS工具，以青岛开埠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地物作为“控制点”(GCP)进行地理配准，并将所有历史地图统一到WGS1984坐标系下，便于各时期地图的精确叠图对位和地物对照。本文用于对比的地图均为配准后效果。
(3) 地图版本与内容对照。对“1910图”及其可能参考的原图进行编绘时间研判是本研究的重点所在。将QGIS中完成叠加对位的所有图纸与“1910图”做一一比对，以要素的有无、增减等为依据来辅助判定“1910图”规划内容的成图时间。

2 对“1910图”的地图内容真实性的解译

2.1 对“1910图”中规划内容首次成图时间和编绘者的分析

通过对前后四版教材中“1910图”的精细分析可见，地图中反映信息具有一定复杂性，由董鉴泓[16]1979年的论文可见，图例中清晰标明了“----为1910年以前的规划”与“——为1910年的规划”字样，地图中亦确有实线、虚线之分。可见“1910图”中其实反映了两层不同时期的规划内容，且很可能两者非同一时间绘制。实际上，地图绘制过程中实行分图层内容显示，或借助已有地图为底图来加绘新图层从而形成新地图是近代青岛地图的惯常做法(如下文中的1915年青岛市街图即为此类)，“1910图”很可能采用了上述第二种做法。通过对目前已搜集到的德占、日占时期的青岛近代历史地图进行精细对比，印证了这一推断。即：目前并没有发现与“1910图”内容完全相同的图纸，而是发现了两份内容相近的图纸，即“1910年青岛及周边地区概览图(Übersichtskarte von Tsingtau und umgebung)”(图3a)和“1915年青岛市街图”(图3c)。图3a系1910年德国绘制的青岛城区现状地图，图3c是日本于第一次占领青岛后的城市规划图。通过三张图纸的进一步细节比对可知：① “1910图”的底图图层，基本照搬了“1910年青岛及周边地区概览图”的内容，并对等高线的部分做了选择性的简化；② “1910图”中作为正题显示的最上层图层，与“1915年青岛市街图”中的日占时期规划内容(红色、黑色、黄色加绘内容)基本一致(仅图左下角的团岛部分未照搬绘制)，而1915年青岛市街图的底图，“1910图”并未采用(图4)。据此推测，“1910图”应是通过描、拓等手绘方法，以“底图+正图”的形式糅合了1910年德制城市现状地图中的部分内容和1915年青岛市街图的几乎全部规划内容，并将1915年青岛市街图中的规划内容作为正图内容重点呈现，但将其标示为“1910年”“德制”规划内容。
图3 1910年德制现状地图(a)、“1910图”(b)与1915年日制规划地图(c)对比

注：a、b、c图纸资料来源分别为德国亚琛图书馆(电子扫描件)、参考文献[15]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图c中红色、黑色、黄色为加绘的规划内容，在1915年日占规划中的三期工事中，红色路网为第一期工事，黑色为第二期，黄色为第三期。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p of current Qingdao made by German in 1910 (a), the "1910 Map" (b), and the urban planning map of Qingdao made by Japanese in 1915 (c)

图4 1910年德制现状地图(a1, a2)、“1910图”(b1, b2)及1915年青岛市街图(c1, c2)的局部细节对比

注：据图3中各幅图纸放大后作为底图，每幅图取两个局部，自绘而成；图中红色线条为图中完全相同之处，红色色块为不同之处。

Fig.4 Comparison of map details between the map of current Qingdao made by German in 1910 (a1, a2), the "1910 Map" (b1, b2), and the urban planning map of Qingdao made by Japanese in 1915 (c1, c2)

当然，考虑到“1910图”中底图信息的最早绘制日期为1910年，不排除一种可能：“1910图”中的规划内容时序在前，而1915年青岛市街图中的规划内容时序在后，即日本在1915年照搬了德国于1910年制定的规划。以1914年日德战争为界，德占后期的规划意图被日本继承(或窃取)可能性亦存在。这就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德、日对于青岛城市规划意志的一致性问题。解开这个问题，就找到了“1910图”规划内容的绘制时间和编绘者信息的答案。下文即以此问题详细展开。

2.2 德日对于青岛规划意志的一致性分析

2.2.1 从历史时局层面的推断

关于1914年日德战争前后德、日规划是否承接或具有一致性，目前有一处明确史料记载，即《土木志》中描述[34]：“大正四年(1915)二月，技师田口俊一、宫本长治上任，以于此押收的德国政厅市街计划图为基础，着手邦人(即日本)市街地的扩张，施以开战以来长达一年有余之补修，着手市内道路的修筑。”
以上即为图3c中1915年第一份日占期间规划图纸的由来。可见，1915年的日占规划确实借鉴了德占后期的规划意图。学者华纳[31]及金山[35]认为，在1915年日占规划中的三期工事中，第一期为日本基于德国规划而制定，二三期及之后的扩建则完全出自日本之手。从图3c中图纸内容可见，此说法基本可信，即第一期工事中的路网基本是在德国已建路网内空白区域的加密填充，之后则展现出了与(德制)底图不同乃至冲突的规划意志。
实际上，日本在借鉴德占规划图纸之外，更多地展现了自身的独立规划意志。首先，从现有史料看，日本在第一次日占时期破旧立新的意愿非常强烈，也极其看重在青岛展现其“雄飞”“先进”“文明”的国家形象[36]，而德占时期良好的城市规划成效无形中给日本增加了压力，使得彰显全新的城市规划意志成为日本超越德国的一种心理需求，甚至不惜将这种前后规划冲突表达在官方出版物上。从现有的图纸分析中可以看出，日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大港地区集中展现了这种冲突。
同时，从现有的地图时序中可以窥见更多关于德日规划是否具有一致性的端倪。通过对德占17年间(1897—1914年)的地图梳理(图2)可知，明确为规划专题地图的共计5张，分别成图于1898、1899、1900、1903和1906年。从其时序和频次来看，德占早期的图纸编制频率相对密集，已确认的现存德占规划图纸绘制时间全部集中于1906年及以前。1906年后图纸数量减少，且基本以表达城市现状为主，仅在极少量局部区域(如大港防波堤内)以虚线标示规划愿景或在建信息，再无系统完整地表达过全市域范围的规划意图。这反映出德占后期的城市规划建设趋缓或停滞，符合新开埠城市从大规模规划新建到趋于平缓的发展规律。这一点与德国官方记载亦大致吻合，即受1907年美国经济危机、山东地区的瘟疫及1911年的辛亥革命引起的国内动荡等影响[37]，整个德占后期青岛的总体经济形势并不乐观。按此，德占后期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规划新建行为，尤其是像“1910图”所反映的总计规模约相当于刚开埠时期市区面积4倍大的城市规划[23]，这样的规划更有可能出现在日本占领后的全新规划蓝图中。
另外，据青岛近代史料记载，1914年日德战争期间，德军在仓皇应战之余采取焦土政策[38]，损毁大量港口和城市设施。按此，德国对于具有机密性质的城市规划、军事类地图文件，必然是进行了焚毁，以防止落入敌手。目前搜集到的德占后期的德制地图较少，尤其是1913、1914年的德制地图仍未被发现(图2中1914年地图均为日本主导绘制)，即说明了这种可能性。另一史实亦可辅证：辛亥革命导致了1912年前后内地富人和民间资本大量涌入青岛，导致青岛经济在整体衰退的背景下出现一个小幅回升，大鲍岛等地区土地建设量有所增长[37]，而此区域的城市建设意图并未反映在现存的一系列德占后期(1910—1914年)图纸中，此可间接说明，要么德占后期的规划或建设进展图纸被完全毁弃无存，要么德占后期并无大的城市规划意图，亦无相关图纸绘制。

2.2.2 从地图微观视角的解译

作为军事、商业功能兼备的近代青岛，大港地区的建设也是德制、日制规划的重中之重，也是最能体现两者规划理念差异和冲突所在。此举三处关键证据。
证据之一是位于大港环形防波堤内的新建码头，从1908年德制地图可见，德国拟在大港二号码头和煤油码头之间新建一座码头(图5a)。而1915年日制规划是在原煤油码头上扩建旧有码头(图5b)。
图5 1908年图(a)与1915年图(b)中的大港码头规划方案对比

注：以各底图为基础自绘。a、b底图资料来源分别为www.oldmapsonline.org、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Fig.5 Comparison of the planning schemes of Dagang Harbor in the map of 1908 (a) and the map of 1915 (b)

表面看这只是码头规划位置不同，实则反映了德、日对于港口乃至城市功能定位及规划意图的不同。德国对青岛的定位为“东亚最大的贸易港”和“中心市场”[38]，并因此将港口设施的建设重点放在大港。随着大港贸易发展，商泊码头不敷应用，于是将拟建新码头列入1915年的正式预算中。相比之下，第一次日占期间青岛城市经济功能发生重大转变，由德占时期的商业城市转型为工商城市[36]，日本“把实业利益置于对华方针的首要地位”，以工业发展为先，对小港和市区的增建优先于大港[38]，而对原煤油码头的扩建目的是为码头东侧的岸线工业片区发展服务。可以说，除了因市南土地受限而选择向北发展这点之外，德、日规划存在理念和方向上的本质不同。
证据之二是位于大港环形防波堤内及堤后方的岸线区域。通过甄别发现，“1910图”中此防波堤后方的扫帚滩④(④ “扫帚滩”为此地一处近代村庄的名称，详见: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5MV5NTB0543B6OX.html.)片区存在一处U形地物(图6)，从已明确编制年份的此阶段青岛地图中可见，此地物自1906—1915年间持续存在(图6)。而大港地区的历史鸟瞰图(图7)亦可证实其存在，尤其从1910年鸟瞰图(图7d)中可清晰看出，此U形地物为桩基入海而建的栈桥设施，以便从环形防波堤内的大港煤油码头向后方岸线储油区输送能源。但从1915年的日制规划(图6h)中可看出，日本在此片区的新规划路网肌理与德占时期的U形地物呈现明显不协调乃至冲突的态势，且日制规划并未刻意抹除这一明显的德国建设痕迹，似乎是刻意凸显与之不同，从而彰显自己的规划意志。
图6 1905—1915年间青岛城市地图中的港区与“1910图”对比

注：以各底图为基础自绘。a、b、c、d、e、f、g、h底图资料来源分别为青岛市档案馆、《胶澳发展备忘录 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附录10、www.oldmapsonline.org、德国亚琛图书馆(电子扫描件)、www.oldmapsonline.org、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青岛市档案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参考文献[15]。

Fig.6 Comparison of the harbor between the maps of 1905-1915 and the "1910 Map"

图7 青岛历史鸟瞰图中的大港区域U形地物

注：图纸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39]。

Fig.7 The U-shaped structure of Dagang Harbor in the historical aerial views

另外，在1914年“青岛市街及防备明细图”中，此U形地物被标注了“防波堤”字样，不管此U形地物是栈桥还是防波堤，均表明德国在扫帚滩片区的建设意图是维持旧状或疏浚海域，而非像1915年日制规划那样大规模填海造地。从此处看，德、日规划策略并不一致，而是相左。
证据之三位于在大港东侧城区。从现有德制地图看，德占时期的铁路线和路网很好地顺应了地势和等高线，且铁路线与城市路网(图8a中蓝色线条)或港口码头基本呈平行或并列的协调关系。而1915年日制规划无视了这种关系，新规划的路网与铁路线明显呈冲突态势。这与证据二中扫帚滩海域的栈桥如出一辙，更像是日本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立规划意志而刻意为之。
图8 德占时期所建铁路线与1915年日制规划路网(图中蓝色部分)对比

注：以各底图为基础自绘。a、b、c底图资料来源分别为《胶澳发展备忘录 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附录10、www.oldmapsonline.org、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Fig.8 Comparison of railways made by the Germans and the road network planned by the Japanese in 1915

以上三处证据可见，日本在1914年第一次占领青岛之际有可能借鉴了德占后期规划图纸，但有着与德国完全不同的规划理念和策略，并有意通过与底图(德国绘制)冲突的形式来彰显自己的全新建设意志。可以认为，日占规划相对德占规划更多是相左而非一致。也就是说，“1910图”中，作为正图显示的最上图层的规划内容，应为1915年日占时期的规划内容，而非德占期间由德国制定的规划内容。

3 对“1910图”的成图过程推演

通过上文的地图证据可知，“1910图”并不属于目前可见史料范围内的任何一幅德占或日占期间所制的原始地图，那么“1910图”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值得深究。
通过对1949年后青岛城市规划史料的排查，管窥了个中线索。首先，“1910图”的原始出处可追溯至1958年建筑学会在青岛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此次学会的官方出版物《青岛》[40]中出现了“1910年德人都市计划示意图”(图9a，下称“1958年会议用图”)。通过与“1910图”比对可见，除后者对海岸线做了三重轮廓强调之外，两者的图面内容完全一致。不同之处在于，“1958会议用图”完整保留了其所借鉴原始底图的标题、比例尺等信息。此图为会议期间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室金经昌团队与建筑学会的青岛、济南分会所共同准备[41]，并最终呈现于梁思成先生[42]所作的专题报告及学会出版物[40]中。作为金经昌学生的董鉴泓也全程参与了此次建筑学会会议[43]。可以合理推测，董鉴泓通过年会获得了此图(并且不排除他直接参与了此图绘制的可能性)，此后才有了1979年以来的诸版“1910图”。“1910图”的流变过程详见图10。
图9 1958年建筑学会出版物所载“1910年德人都市计划示意图”(a)与“1910图”(b)对比

注：a、b图纸资料来源分别为参考文献[40]、[15]。

Fig.9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ap of 1958 made by the Architectural Society and the "1910 Map"

图10 “1910图”溯源和流传过程

注：以各底图为基础自绘。底图资料来源，上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德国亚琛图书馆(电子扫描件)、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参考文献[40]、[16]；下排自右至左依次为参考文献[15]、[17⇓-19]。

Fig.10 Origin and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the "1910 Map"

通过进一步比对，“1958年会议用图”左上角的德文底图信息与1910年“青岛及周边地区概览图”完全一致(图3a)，这也印证了前文的推断，即“1910图”是借由两个时期的地图内容手工糅合而成。且图纸中线型有明显的深浅之别，推测此图应为金经昌团队以德制1910年图为底图，对地图中的高程等地形信息进行大幅删减(仅保留了部分地点高程)后形成底图，并将1915年青岛市街图中的日占规划内容抄绘于其上而形成。董鉴泓先生在此图基础上，进一步略掉了图纸的底图图名等信息，并经过再次加工，最终形成了“1910图”。需要指出的是，“1958年会议用图”的绘图者对其借鉴的两层地图内容进行了区分，道路等线型尚有明显的深浅、虚实之别，且图例中清晰标明了“----为1910年以前的规划”、“——为1910年的规划”字样，而1979年董鉴泓先生论文[16]中此图再次出现时，因出版质量受限等因，已抹除了线型深浅差异； 到了1981年和1989年的第一、二版《中国城市建设史》书中，此图被进一步抹除了部分图例，仅保留了“----为1910年以前的规划”字样；2004第三版中，图例被改为“——为1910年前的规划”，完全颠倒了史实；2020年第四版“1910图”则完全抹掉了图例(过程详见图10)。自此，全图内容皆成为“1910年规划”。随着4版教材的广泛流传及不断转引，“1910年德制规划”成为新的“规划史实”并被广泛接受。
在现有史料条件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1) “1910图”最初为1958年人为合成地图，分别以两幅近代青岛地图为底图和正图内容；(2) “1910图”最初所借鉴底图，成图于1910年无疑，但正图为1915年日制规划内容，而非1910年德制规划。1958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期间，通过二次绘制加工，“德制规划”的论断得以成形，并经由董鉴泓先生论著进行再次加工并广泛流传的方式，最终成为定论。

4 对“1910图”的可能成因分析及延伸讨论

4.1 “1910图”的可能成因分析

以上典型地图现象的产生，与历史时期各项客观条件限制不无关系。首先，在学术规范管理方面，当时可能不具备严格的引文注释、地图审核等制度或条件。就“1910图”而言，并不排除金经昌、董鉴泓或其团队在1958年完全照搬了某一幅错误地图的可能性，但由于其资料来源出处及准确性无法科学探究等原因，造成了此图最终以讹传讹；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存储量不足及地图分析技术(如地理配准及图纸叠加、对比分析)落后等客观条件也限制了不同地图之间的精确对照和对比，从而影响了地图认知判断。另外还可能与当时地图使用者的偶然误读、误判等因素有关。
除此之外，与“1910图”相关的两个重要人物生平值得关注：① 作为“1958年会议资料”及《青岛》[40]的主要负责人，金经昌曾于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学习城市规划及市政工程[44]，其学成回国后于1947年起就职于同济大学，后又于1956—1959年、1980年代多次受邀前往(民主)德国进行学术交流，或邀请对方学者来华讲学[45]；② 董鉴泓[46]在同济大学读书期间有学习德文经历。在1956—1959年间民主德国学者雷台尔来同济大学讲学期间，董先生深受其讲授的欧洲城市建设史内容启发，萌生了研究中国城市建设史的强烈志愿，此为《中国城市建设史》成书之肇始。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两位先生与当时的(民主)德国有密切的学术联系，可以认为两者对(民主)德国具有较深厚的学术友谊，并对其规划理念和经验持肯定态度。因此，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其中一位或两位先生基于对德友好的主观立场，在对当时规划历史资料来源无考的情况下，基于潜意识的选择，将“1910图”的规划制定者归之于德国。杨来青指出：“谈及青岛城市历史街区规划之科学、建设之用意时，似乎更习惯于将青岛城市与德国人联系在一起[36]。”这似乎反映了青岛作为近代开埠城市，对于德、日复杂的情感认知和地方身份认同。

4.2 延伸讨论

事实上，基于无知、粗心、刻意等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行为，对于地图的误用一直不在少数[47]。随着城市历史地图数据库的不断完善和编绘技术的进步，初级的地图误读和讹传现象正在不断得到纠正。然而，客观因素之外，在地图形成之后的传播过程中，地图被特定使用者的潜在立场和价值观主导所造就的二次地图表征，则显得更加隐晦和不易察觉。正如宋念申[48]的“重魅”(re-enchantment)理论所言，随着地图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和理性力量增长的同时，却会形成对全新认知方式的迷信或虚构，即将并不存在的地域政治想象强加在已知的空间上。这对整个城市建设和规划史研究会带来同样乃至更为深远的影响。
同时，“1910图”之案例，从地图的非技术因素层面，为我们观察哈利的地图知识—权力相关理论提供了一个相似但不同的独特视角：“1910图”案例中，地图表征中话语镶嵌的主体、路径和方式有所不同。就主体而言，在哈利的激进地图学语境中，制图者偏指专业的地图生产者，而“1910图”案例中的金和董两位先生都并非狭义的地图制作者，更不是制图师或制图学家，而是广义的地图使用者/读者；就路径而言，激进地图学议题中的地图话语权镶嵌的过程侧重于在地图的初始生产环节，而“1910图”案例则发生在原始地图诞生之后的传播和使用环节；就方式而言，激进地图学中的地图使用者往往是被动接受信息和价值观的一方，处在制图者对立的立场中，而“1910图”案例中，金经昌、董鉴泓团队是通过类似“地图清绘”[49]的方式完成地图内容的复制和搬运，但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是地图信息的被动接受方，而是作为参与主体并导致了地图表征的失真，失真的地图表征又通过权威教科书这一传播渠道对整个知识体系产生影响，最终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颠覆了历史真相的全新规划“史实”和集体认知。
同时，Harley[50]指出，制图学家无法保持价值中立。无论从地图的内容还是表征方式来看，地图的制作和使用都被意识形态所渗透，且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才能理解这种机制。在“1910图”案例发生的历史情境中，鉴于金经昌、董鉴泓团队的专业和学术背景，他们作为特定社会阶层(知识精英)的潜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地图表征之间的可能关联无法被轻易忽视。其过程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其结果是，地图使用者将地图话语二次镶嵌入地图表征中，完成对城市过去的反向建构，这种建构通过继续不断的传播而被日益巩固加深，使地图拥有了解释地方和重新定义城市的权力。

5 结论

本文以青岛近代城市地图为线索，借助QGIS地理配准、地图版本与内容对照等技术分析手段，对一张存疑的“1910年” “德制”青岛规划图(“1910图”)进行技术解译，全面追溯其图纸来源及隐藏在地图表征背后的规划史实。研究结果表明，“1910图”是对两份近代地图进行复制和重组后所形成的地图表征，其结果颠覆了对原始地图的认知，并随着权威教科书的不断传播，形成了被广泛接受的全新规划“史实”。
本文所呈现的典型案例，从地图传播过程中的地图使用者(读者)视角，对于布莱恩·哈利的地图“知识—权力”议题做了有益补充。它展示了在地图传播而非生产过程中，特定社会阶层的地图使用者，其潜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与地图表征之间不可忽视的联系。同时本文还以城市规划地图这一专题丰富了地图权力相关议题的案例研究。

北京建筑大学陈雳老师提供的德国亚琛图书馆1910年“青岛及周边地区概览图”，为解开“1910图”之谜提供了关键线索。几位审稿专家帮助本文修订了相关理论、概念和书写规范等问题，并提供了非常细致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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