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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4 , Vol. 43 >Issue 4: 810 - 82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4.014

Reviews

A review on the new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in the periph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 DING Jing , 1, 2 ,
  • YUAN Feng , 1, 3, *
Expand
  • 1.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 CAS, Nanjing 210008,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anjing, Nanjing 21113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08

  Revised date: 2024-01-18

  Online published: 2024-04-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8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0113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0117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ning Project of NIGLAS(E2SLGS0602)

Fold

Abstract

New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is a classic research topic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e evolutionary turn provides some novel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such devleopment. However, the classic theory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re areas with superior advantages and successfu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maintain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is based on the specific factors formed by history, thus is unsuitable for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new industries in the peripheri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labor shortage, and low level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life cycle,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space), and related diversity and unrelated diversity literature,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ore and the periphery, and the process of the new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in the peripheries.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in the peripheries is jointly affected by industrial heterogeneity, multi-scalar connection, entry method, and agency: 1)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gradual innovation, mature development stage, interactive learning, or special requirements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in the peripheries. 2) The occurrence of such development relies more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multi-scalar interaction and external connection. 3) The entry of such industries often takes the path of transplantation, branching, and extension. 4) The form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new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often result from the agency of multiple actors. Through identifying and seizing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hese actors try to match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new industries. Finally, this article discussed aspects of futur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the core-peripher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eriphery; industrial path; agency; multi-scalar

Cite this article

DING Jing , YUAN Feng . A review on the new industrial path development in the periphe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 43(4) : 810 -825 . DOI: 10.18306/dlkxjz.2024.04.014

区域发展是一个新产业发展路径出现、旧产业发展路径消亡的动态演化过程，深刻影响了区域财富创造和就业增长，是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领域[1]。一般认为，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是指区域新经济活动的出现和发展，涉及知识创造、市场形成、投资动员(investment mobilization)、技术合规化(technology legitimation)等复杂过程[2]。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演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现有研究大多基于核心区域新产业路径形成演化过程的成功经验总结和理论推演，强调了区域发展的内生机制和地方能力积累，认为区域新产业路径形成是一个路径依赖和区域分化过程[3⇓-5]。
新近研究开始检视经典演化经济地理理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在这些研究中边缘区域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区域。边缘区域或称为薄弱区域(peripheral region/thin region/weak region/less developed/less favored)，在经济地理文献中不单指地理空间上的边缘，还包括了组织或制度上薄弱的地区，即创新企业集群水平低、组织的支撑水平低、实体技术资源薄弱、知识生成与传播能力弱、吸收能力不强的区域[6⇓-8]。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① 组织厚度较高但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如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老工业地区[9]；② 组织厚度较低的地区，如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10]。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新产业发展路径在边缘区域不断涌现。这些成功案例的本质在于从区域外引入新知识(新产业部门)并进行学习吸收(如研究机构、大学院所、企业研发部门等)，强调了移植区域外创新是边缘区域发展新产业路径的主要途径以及后续培育区域内创新能力的重要性[1,11]。针对这一现象，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区位机会窗口、路径依赖理论解释力有所不足，演化经济地理学者通过融合关系经济地理、地理政治经济、创新研究、转型理论等发展适应边缘区域特性的解释性理论。
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差异显著，边缘区域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区域。为此，本文在演化经济地理的框架下，系统梳理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这一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重点综述边缘区域的新产业路径出现与演化的动态过程和机制以及中国相关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语境下未来开展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的可能方向。

1 新产业发展路径相关理论发展脉络

1.1 生命周期：产品、产业和集群的视角

生命周期理论最早关注了新产品、新产业的出现和扩散现象[12⇓⇓-15]。Vernon[12]认为产品要经历新产品开发、成熟和标准化的周期过程，并在先进国家(advanced country)、发达国家(developed country)、欠发达国家(less-developed country)递次转移。Gort等[13]和Klepper[14-15]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模型，并将产业生命周期分为初创、成长、成熟、衰退、淘汰5个阶段，认为在新产业发展初期，区域本地条件和历史积累比外部来源更能促进创新发展。
该理论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在获取新知识的难易程度、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和生产成本上的差异决定了其在新产品/产业初创和发展过程中承担的环节和发展时序[14⇓⇓⇓-18]。① 新产品的开发和新产业初始阶段，由于创新过程往往在空间上集聚、难以跨界传播[19]，且需要大量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和丰富的知识基础[20]，因而往往出现在资本雄厚、企业家精神繁荣、劳动密集、收入高、市场需求大以及技术领先的核心区域。此时，生产商、供应商在先进国家和发达国家大量进入，竞争激烈，产量快速增长，产品差异化明显，欠发达国家仅进口新产品。② 随着产品/产业生产成熟、市场需求扩大，生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创新的关注点从产品转移到降低成本的生产工艺上[14]，因而先进国家开始将生产向低成本区域(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转移。此时，核心的先进国家产值、产量增速放缓，进入和退出数量大致平衡；进入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产量快速增长。③ 标准化阶段，管理、生产等技术都到了精细化程度，降低了进入壁垒的同时利润被严重压缩，效率低的生产商大量退出[15]。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先进和发达国家的生产商在欠发达国家进行投资，先进国家产值下降、退出明显；发达国家产值增速放缓，进入和退出相对平衡；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内生的创新条件，只能接受前两类国家的产业转移，其产值快速增长、进入增多，其产品甚至可能出口回发达国家。
全球尺度上处于核心区域的先进和发达国家，其产品/产业生命周期进程领先处于边缘区域的欠发达国家，形成了新产品/产业的开发和价值链高端环节在发达国家、标准化生产和价值链低端环节在难以自主创新的欠发达国家的核心—边缘结构[12,21⇓⇓-24]。这种结构导致了一个单向、程序化的转移过程，核心区域的产业逐渐向半核心以及边缘区域转移，边缘区域一直落后于核心区域、难以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发展[25]，形成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这与传统核心—边缘创新理论中固有的区域自我强化逻辑一致：创新从核心向边缘区域蔓延，核心区域凭借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以及极化作用在空间系统中保持支配地位；而边缘区域被迫依赖核心区域的援助和技术转移[26]。
结合产品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学者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模型，包括出现、增长、稳定和衰退4个发展阶段[27]。该理论认为，新集群的出现建立在区域技术和产业基础之上[28-29]。因而，新产业集群往往出现在核心区域，并持续为后续新集群服务，优势不足的边缘区域难以突破本地资源的限制[29]。Menzel等[27]对比了集群企业和非集群企业，认为在地理和技术邻近的优势下，位于核心区域的集群企业拥有更强大的本地化学习和吸收能力，更容易进行互动合作，在增长阶段表现出更高的创新性，共享的基础设施、劳动力库等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了集聚经济[30]。越是处于边缘的非集群企业就越难建立有效合作、获取知识。
总之，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是：在知识技术、产业基础、组织制度上薄弱的边缘区域难以依靠本地能力实现超越，并将一直处于落后状态[12,14-15,17]。然而，在实际案例中，学者们观察到无法用其解释的复杂产业演化过程，尤其是一些边缘区域的成功经验[31-32]，一些学者开始质疑并批判生命周期理论的框架。第一，传统生命周期理论过于强调简单、既定的内部程序，忽视了在区域内企业、行为主体等的异质性的作用下，产业/集群衰退后可能的发展路径[24]。第二，传统生命周期理论更多关注区域内部区域创新系统、产业结构等本地已有资源的作用，较少考虑到外部网络联系以及多尺度相互作用的多重影响。第三，传统生命周期理论过于强调经济运行的结构层面[33]，忽视了行动者和系统层面能动性的作用[34]，事实上能动性对于调动异质要素、建立匹配的制度、推进合法化甚至解除锁定都有重要意义[35]。

1.2 机会窗口：时间、空间和能动性的视角

机会窗口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管理学研究中，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机会窗口是市场进入的最佳时机，它随着产品类别数量的减少而出现，并在主导设计出现时关闭[36]。Scott[23]、Storper等[37]将这一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并提出区位机会窗口，脱离了区位条件限制的视角，认为各类区域普遍具备一般优势条件，新产业需要的特殊资源会在发展过程中自我满足[38]。基于机会窗口和区位机会窗口，机会空间的概念更加关注行为主体能动性的作用以及时间上的延续性，它构建了时间、空间和能动性三者统一的分析框架[39-40]。
Scott[23]和Storper等[37]提出的区位机会窗口指一个区域出现快速发展的新产业时刻。由于一般优势条件的普遍存在，核心和边缘区域在吸引和形成新产业上享有的机会均等，这为边缘区域的发展提供了思路[23,38]。Boschma[38]继续从区域视角出发，关注到随产业发展塑造区域条件的动态过程，从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创造性(creativity)和偶然性(chance)三个方面描述了新产业活动的空间形成。首先，由于新产业代表了巨大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具有不连续性的特征，核心和边缘区域历史的积累无法适应其新需求，因而核心和边缘区域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边缘区域也拥有吸引和发展新产业的潜力。其次，Boschma[38]提出新产业的创造能力(creativity)，即新产业通过本地创造或外部吸引的方式将区域通用条件转化为特定有利的因素，体现了新产业发展的动态过程。最后，偶然事件触发了新产业的出现，尽管有利的通用因素在空间中普遍存在，新产业的兴起仍然是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
区位机会窗口理论考虑到了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的可能性，打破了过去专注于区域历史遗产决定新产业发展的思想。然而，后续学者们在这几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批判：第一，区位机会窗口理论没考虑到不具有一般通用条件区域的新产业发展，这些被排除在发展机会之外的边缘区域如何发展仍是待解决的问题[41]。第二，历史形成的本地条件是产业发展的结果，也会影响产业的进一步演化，而区位机会窗口理论过于忽视历史的作用[42-43]。第三，区位窗口理论仅解释了新产业发展初期的机制，未对后续新产业和已有产业路径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没有深入探讨具有类似先决条件的区域表现出不同发展路径的原因[39-40]。
考虑到区位机会窗口理论的局限性，Grillitsch等[39]和Kurikka等[40]在结构和能动性的基础上提出机会空间的概念，构建了时间、空间和能动性三位一体的解释框架：① 特定于时间的机会空间是指在某段时间的全球知识、制度和资源存量的环境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机会；② 特定于区域的机会空间强调了区域先决条件的重要性[2]；③ 特定于主体的机会空间表示了行为主体感知并捕获机会、实施变革行为的能力，这也是边缘区域出现新增长路径的重要来源[44]。机会空间的概念关注到行为主体能动性在新产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补充了微观行为主体视角，认为熊彼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Schumpeteria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制度型企业家精神(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及本地领导力(place-based leadership)会影响机会空间的变化[39]。Kurikka等[40]进一步引入了社会过滤器(social filter)来描述行为主体感知机会空间的方式。过去的发展路径塑造了区域结构和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受过去经验和网络位置的影响，行为主体通过各自的社会过滤器感知到的机会空间会有差异；将感知到的机会投影到未来后，行为主体会发挥能动性，通过积极努力使这些机会进行试验、调整、实现。

1.3 路径演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视角

演化经济地理学长期关注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内生动力，路径依赖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其起源于经济学[45-46]，并具有以下三种维度理解：技术上的锁定[45]、增长回报的正反馈效应[46]、制度滞后的路径依赖[47]。然而，与区位机会窗口类似[4]，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认为新产业或技术路径的出现是偶然事件的作用，对路径依赖的解释主要基于认知、技术的视角，缺乏对地理空间依赖的描述[3]。为此，Martin等[3]将其引入演化经济地理学，补充了地理空间依赖这一重要维度，认为历史事件和区域资产影响着区域技术、制度、企业或产业未来可能的演化轨迹，后来的产业在知识、技术上与已有产业高度相似。区域发展既可能出现报酬递增带来的“正向锁定”，也可能陷入特定路径的“负向锁定”，当区域产业发展进入负效应的路径锁定后，区域能通过路径创造解锁[3-4]，这解决了传统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演化是一个线性、既定程序的局限，补充了产业发展的后续可能情况。
类似地，Frenken等[5]将新产业的形成过程描述为区域分化(regional branching)，认为产品的创新分化过程会为区域带来规模效益、反馈效应，存在路径依赖的特征，涉及两种方式：一是从已有产业部门中产生；二是不同产业部门间能力重组[48]。Boschma等[49-50]和Frenken等[51]结合溢出理论和集聚外部性，将多样性分为相关多样性(雅各布斯外部性)和不相关多样性，相关多样性是在一定的认知、地理邻近的基础上，通过相关产业部门间的知识溢出刺激创新，但过于接近存在认知锁定的风险；不相关多样性涉及的是没有实质经济联系的产业部门，它能分散风险，对于区域经济稳定有重要作用。
实证方面，Hidalgo等[16]提出的关联法则为探究技术、产业和技能关联性对新产业发展路径形成演化提供了基础[18,52]。① 技术关联性：最早由Porter[53]提出，受认知、社会和地理邻近性的制约，区域更容易发展与现有产品/产业在技术上相关的新产品/产业[17,48]，因此关注到促进技术关联的方式。② 产业关联性：以Hidalgo等[16]为代表的学者通过产品或产业空间描述产业关联性，发现各国通过开发与现有产品接近的产品进入产品空间，具有复杂产品生产经验的核心区域更接近产品空间的核心、更容易进入高端新产品生产，而处于产品空间边缘的区域则很难进行跳跃。③ 技能关联性：最早由Neffke等[54]提出，主要有两种研究方式。一是由于不同的产业需要不同的技能，因此，劳动力流动频繁的产业间存在技能关联性[55]；二是根据区域职业分布，基于共现关系研究技能关联性[56]。
随着学者逐渐认识到多样化路径发展的存在，路径依赖—路径创造、专业化—多样化这样的二元划分被打破。Isaksen等[57]对将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方式拓展至路径创造、路径植入、路径多样化、路径延伸和路径升级5种。基于区域产业相关多样性，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其对区域多样化过程的影响，如Boschma等[48,58]和Xiao等[59]结合转型理论的视角，关注到不相关多样性即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提出了区域多样化的4种模式：复制(replication)、移植(transplantation)、扩展适应(exaptation)、突变(saltation)。Antonietti等[60]进一步提出了两种区域多样化轨迹：“Technology-over-place (TOP)”和“Place-over-technology (POT)”。在机理解释上，新近研究认为路径依赖、区域分化等概念过于强调内生性的作用，忽视了外部联系和多尺度政策、路径间相互作用、能动性及未来预期的作用，后续学者们结合区域创新系统、转型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地理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对区域产业发展路径理论进行了完善[34,58,61-62]。对于边缘区域来说，外部联系及非本地资源的流入是新产业路径发展的核心[31,63]，主要通过建设分支企业[64]和知识、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流入的方式实现[65]，邻近区域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了互动过程[66]。
总体上，路径演化的视角强调了区域产业历史对新产业出现的影响，区域更可能进入与已有产业活动密切相关的新产业活动，区域目前在产品空间的地位决定了其未来多样化的机会[17,48]，且创新大部分发生于在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城市区域[67]，这与传统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一致[68]。受区域资产积累等的影响，路径依赖理论更适用于处于领先地位的核心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形成演化过程[32,34]，但难以解释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出现[32]。近年来，学者们对路径依赖、相关和不相关多样化研究过于关注核心区域提出批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边缘区域可以借助外部力量和行为主体能动性弥补其在知识技术、基础设施、区位交通、资金积累等方面的不足，从而发展新产业[1,11,32,69]。相对于核心区域，与外部的合作联系、外来资源以及行为主体能动性对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的出现更为重要，而在路径强化、锁定、更新阶段又需要多主体协同解决边缘区域吸引力与适应力(adaptability)不足的问题。

2 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研究进展

与核心区域相比，边缘区域创新资产、产业能力积累有限，新产业发展过程更可能面临结构性障碍带来的局限和挑战[7,32,39,70-71]。在研究边缘区域新产业形成发展演化过程时，现有研究的维度可以总结为以下4种：产业异质性[72⇓-74]、多尺度联系[22,75]、产业进入方式[7,76]以及主体能动性[74-75]。研究多以单一维度分析边缘区域新产业形成发展过程，事实上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可能是由其中单个因素主导，也可能是受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少有研究系统地总结这4个维度。因此，本文接下来总结这4个维度具体的内涵、类型、对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影响的机制以及具体的案例。

2.1 产业异质性与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

产业本身的特质影响了选址行为，不同知识类型、发展阶段以及学习模式的产业在空间上的出现会有所不同。首先，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与知识基础密切相关。新产业路径形成往往涉及以新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引入或更新，相较于激进创新，以渐进创新为基础的产业更容易在边缘区域出现[72]。Gelter[77]和Isaksen等[11]根据知识来源的创新要求不同，分成分析型知识(analytical knowledge)和综合型知识(synthetic knowledge)，或者说显性和隐性知识。其中：分析型知识主要解释自然系统规律的科学定律，可能导致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可编码的特点；综合型知识是对现有知识的应用或重新组合，反映了区域对知识的吸收与应用能力[77-78]。已有研究表明，对知识技术创新水平要求较高的分析型知识通常出现在核心区域，主要以路径突破的方式打破过去惯例[59]，边缘区域分析型知识的进入主要通过教育机构、子公司投资等形式进入。相较而言，依赖综合型知识的新产业更有机会通过原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方式进入边缘区域[11,59-60]。
其次，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与技术发展阶段密切相关。Boschma等[58]根据不同的空间尺度的技术创新划分了两种类型的新产业，即“对世界新(new to the world)”和“对区域新(new to the region)”[60]。“对世界新”类型的新产业通常处于新产品或产业的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及人力投入进行试验性开发，因此多在核心区域出现[8]。随着“对世界新”的产业在核心区域已实现生产与管理技术的成熟，出于企业全球生产布局策略、追求更低成本的目的进行生产转移和扩散，主要通过设立分支企业等方式进入边缘区域，成为边缘区域的“对区域新”产业[14-15]。
再次，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与互动学习模式密切相关。Jensen等[79]将互动学习模式引入创新和产业路径研究，并分为科技驱动创新(STI)和做—用—互动(DUI)两类模式。其中，STI学习模式包括了内部和外部两种，内部科技创新主要依靠企业内部研发活动，外部科技创新主要是与大学院所、科研机构等知识创生组织进行合作[73]；DUI则是通过正式合作或资源互动等方式对现有知识进行重新组合。内部STI产业对本地创新能力和资源的要求较高、主要发生在核心区域，边缘区域可以依靠吸收知识来提高本地创新能力的不足，因此边缘区域新产业的学习模式以外部STI及DUI为主[57]。例如，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省边缘区域的拉波卡迪埃地区大型制造业公司庞巴迪的技术创新通过与公共组织合作实现[80]，这些技术转移组织针对边缘区域企业的需求提供专门的技术知识服务[73]。
最后，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与产业需求密切相关。一些中小型企业出于对保护性环境、扶持性政策、特殊资源的追求，更倾向于在边缘区域发展[7,74]。其一，由于边缘区域的替代性就业机会没有核心区域那么多、产业竞争不激烈，边缘区域的环境可以避免新产业对熟练劳动力的激烈竞争及知识泄露[81]，从而能获得高度忠诚的劳动力，有利于重视保密的产业专注于高度专业化的创新行为[82]。其二，政策制定者们通常关注边缘区域的发展，并在资金上有所扶持，因此在核心区域难以获得政策倾斜的产业更愿意成为边缘区域的主导性产业，以获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扶持[7]。其三，拥有关键自然资源的边缘区域比其他边缘区域更容易获得发展契机[7,74]。包括一些依托海水[83]、矿产、风电[84]、太阳能[85]等特殊资源发展起来的边缘区域，如挪威海上储能电池产业[83]、加拿大边缘区域拉波卡迪埃的交通运输产业[80]、德国风力发电技术创新系统[70]等，这些自然资源通常是核心区域以及其他一般边缘区域难以获得的。
总之，由于边缘区域本身结构性的限制，以渐进创新为特征的综合型知识类型的新产业、拥有成熟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且处于生产转移扩散阶段的新产业、通过频繁交流合作实现知识溢出效应的学习模式的新产业，以及对研发环境和扶持性政策或资源有特殊需求的新产业更有可能在边缘区域出现。

2.2 多尺度联系与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

多尺度联系是边缘区域嵌入高层级合作网络、进行资产修改、提升区域能力的重要途径，包括产业及空间溢出、多尺度政策两种途径。产业及空间溢出将核心区域的产业通过转移扩散进入边缘区域，多尺度政策主要是针对边缘区域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以及市场的构建。首先，获得核心或周边区域的产业或空间溢出的边缘区域更有可能发展新产业路径，这包括了网络上邻近大城市以及在地理空间上邻近大城市两类[66,86]。地理空间上相邻的区域间能够实现嵌于产业内的特定综合型知识、劳动力、资本等的有效流动[86]，虽然复杂活动集中于大城市且具有难以复制的特性，但大城市周边的边缘区域依靠地理邻近的优势更可能接受大城市的空间溢出而实现区域转型升级和新产业的引入[18]。知识交流和创新不只受益于地理邻近，核心区域分支企业、区域外知识组织的嵌入也会为边缘区域带来认知、组织、社会和制度的邻近[87]，弥补其在地理空间、组织与制度上的差距，从而争取本地知识积累和创生能力[11,31,61,86,88]。如挪威和奥地利两个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路径，均通过引入外来的知识机构、或分支企业的方式成功发展了新产业[11]。此外，边缘区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更多依赖于多尺度政府主导的创新政策[1,89]，通过承接核心区域产业路径的扩展[11]和承担试验区[90]两种方式与核心区域建立密切联系。
多尺度政策的资金支持、资产修改、市场构建和政策引导对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部分学者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和超国家体制环境政策通过营造区域环境、招商引资、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制定创新政策等推动边缘区域路径发展[11,64,70,91-92]。一方面，在国家尺度上，Steen等[75]认为国家能动性是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包括所有者、监管者、购买者和促进者4种角色特征。由于外部联系是边缘区域获取最新知识、技术不可或缺的途径[93]，因此，国家能动性首先会通过搬迁本国企业或与跨国企业协议合作的方式发展新产业路径，并不断通过资产修改来强化已有产业路径、拓展新产业。如位于挪威东南部边缘区域的劳弗斯和康士伯，其国防相关高科技制造产业的发展早期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产生路径分化，国家政府在此期间担任了所有者(提供资金)和监管者(以防止其与民用企业竞争)的角色；并且，挪威政府通过多次经济救济、创新政策等方式进行资产修改，通过政策约束迫使沃尔沃汽车在两地国防企业资助汽车生产线，成功进入新产业路径，承担促进者的角色[75]。另一方面，超国家的政策环境通过影响全球生产分工的方式对边缘区域产业进行布局。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的离岸采购计划及北约的抵消协议使它们成为挪威两地国防产业的购买者，巩固了产业路径[75]。
总之，尽管边缘区域的制度、组织基础薄弱，行为主体数量有限，但是与核心区域建立合作联系、享受周边区域溢出效应、制度厚度较高的边缘区域更有机会克服其自身区域局限性，通过外部联系、内部企业创新能力的加强、多尺度政策的作用以及本地知识机构所提供的资源成功发展新产业[32,59-60,94]。

2.3 产业进入方式与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

受区域产业、知识基础以及新产业本身创新需求的影响，新产业进入方式在核心与边缘区域有所不同。相较于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这样的三分法，Isaksen等[57]归纳了5种区域新产业路径进入方式。由于核心区域本身产业基础雄厚、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条件，因此新产业进入以路径创新、路径升级为主。然而，与拥有强大制度与知识创新组织的核心区域相比，边缘区域本地创新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产业结构也较为单一[95]，难以进行技术上的突破从而创造路径[8]，也难以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技术或重大组织创新实现路径更新，主要依靠路径移植、分化和扩展三类[7,96]。① 路径移植主要是以调整本地制度为核心，对核心区产生的分析型知识的吸收应用，通过引入区域外知识组织(包括大学、研究机构或分拆企业)的方式进行追赶[58]，涉及核心区域为降低生产成本而进行的产业布局调整、某种产业追求保密及安全研发环境或区域积极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32]，是边缘区域主要的新产业路径发展方式。如挪威东南部软件产业及奥地利马尔维耶尔特尔的软件和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的发展，最初均是通过外来企业或大学的进入带来了新知识和组织制度[11]。② 路径分化通过重新配置区域已有产业在生产、管理和组织上的经验，发展与区域已有经济活动和技术相关的新产业[48]，属于渐进创新的范畴。如加拿大魁北克省边缘区域拉波卡迪埃，其区域内本就存在雪地摩托的制造产业，庞巴迪将其收购后迅速成为本地主导产业，并后续分化出轨道交通车辆制造业、航空制造业[80]。③ 路径扩展，指区域依靠现有知识技术通过新组合新应用进行渐进式创新，但仍保留在现有产业中[57]。如德国巴斯夫化工企业在阿根廷边缘区域的子公司成功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将涂料供应扩展至汽车喷漆服务[76]。路径分化和扩展主要发生在有一定基础的老工业区，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熟练技能的劳动力，能够对已有的分析型知识进行重组利用，从而达到发展新产业的目的，如巴斯夫公司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将产业从产品(汽车喷料)提供延伸到提供全套服务(喷漆系统)，通过综合型知识的创新发展新产业[76]。
由于边缘区域自身能力限制，难以依赖本地能力培育新的产业路径，其新产业主要从区域外引入或在区域内渐进创新产生，概而言之，包括路径移植、分化、扩展等三种进入方式。

2.4 能动性与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

除了以上关注产业本身、外部联系、区域产业基础的视角，边缘区域内部行为主体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他们的能动性对于区域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发展要素的调动、制度的修改等作用影响了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出现的潜力[7,61,74]。
企业级和系统级能动性的划分打破了早期以企业为中心的研究方法[34,57,97-98]。相较于技术驱动或企业主导创新的核心区域，边缘区域新产业的发展需要区域内行为主体发挥能动性，调动资源、加强内外知识流动与合作[34,99]，从而突破结构性限制，感知新的发展机会，并塑造指引区域发展方向的未来预期[40]。学者们积极构建了包含能动性的新产业路径理论发展框架，划分了变革和维护能动性两类，并认为具有长期特性的变革能动性能够赋予行为主体塑造和改变制度的能力，突破短期的刚性限制[99-100]。
学者们根据行为主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划分了不同的变革能动性，包括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制度型企业家精神和本地领导力三种，在推动边缘区域新路径发展方面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34,39,75]。① 创新型企业家，依靠高效组织和强大的内部知识库打破传统路径，引入新产品或新的商业模式[39]，在先进技术引入、特殊人才招引与培养(提供特殊福利和专业培训)[11,32,80]、建立外部合作网络(通过合作、会议等方式)[11,32,101]等方面弥补边缘区域的创新限制。例如，奥地利边缘区域穆劳从传统木材产业到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得益于当地能源供应企业积极引入并推动实施可再生供热方案[74]。芬兰奥卢南部的机电公司从领先企业获得创新需要的知识，推动当地电子与机电生产产业路径的升级[101]。② 制度型企业家，地方政府对于地方产业的特定需求响应较快[102]，能够通过改变现有组织和制度以满足新产业特定需求，在资金上及特定人才培养等资源分配上对区域内最具促进经济和就业增长潜力的企业予以扶持[7]，从而扩大机会空间[72]。如政策制定者们关注边缘区域的发展，将其他行为主体的共同愿景纳入正在制定的政策中，为边缘区域提供资金、人才、技术上的帮助，欧盟目标1就为许多边缘区域提供了经济转型的财政支持[7,74]。③ 本地领导力是协调或动员多个行为主体，确定共同利益并整合区域内外资源来推动新产业发展，包括推动本地基础设施的发展(教育、交通、金融咨询机构等)[11,80]，积极吸引外部投资[1]，形成本地集群和知识创新网络[103]。例如，奥地利边缘区域居辛的转型实际由管理当地可再生能源进程的本地利益相关者主导，他们提供专业知识并联合本地政策制定者、其他相关企业、公民以及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进行了转型[74]。
此外，行为主体集体对未来的感知构成了未来预期，这会指导边缘区域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和实现期望的方式[40,100,104]。路径依赖强调历史惯例的影响，然而，受区域历史、自身背景和技能影响的行为主体集体感知形成了各自的未来预期[58]，其共同的预期提供了对潜在风险和机会的共同理解，塑造了区域发展逻辑，这为行为主体们合作建立基础[100,105]，并会进一步影响行为主体如何行使能动性，影响边缘区域新产业的投资决策和活动选择[34,104]。因此，考虑到边缘区域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韧性较低且资源相对匮乏，未来预期的合适程度以及长期性对于边缘区域的新产业路径发展而言非常重要，需要行为主体发挥能动性，不断在发展过程中调整并努力实现。例如，澳大利亚摇篮海岸从边缘的农村区域发展为农业、制造业和医疗保健产业发达的“创客之城”，其开端是本地政府引导其他行为主体对区域发展路径进行重新构想并形成共同预期[105]。
总之，边缘区域行为主体能动性并不是独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同时发生的。能动性是边缘区新产业路径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7]；区域集体未来预期表明了发展的风险和机会，能够指引能动性的作用方向，也需要行为主体不断根据实际调整；多尺度制度环境能够提供资金保障、修改区域资产、构建市场和合法化过程，使新兴产业被当地区域所接受、并助推其向上一级尺度升级。

3 中国语境下边缘区域的新产业路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世界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产业布局经历了沿海集聚、向内陆转移的地理格局变化[106-107]。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背景下，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对于经济赶超发挥了重要作用[108]。现有对中国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的研究主要揭示了全国[31,69]、省级[109]和市县级[110⇓-112]等尺度下边缘区域新产业的出现，研究内容以产业类型、与核心城市的关系、本地能力以及政府能动性4种为主。
首先，以中国区域为案例的研究表明，边缘区域实现追赶呈现不相关多样化的特征，通过本地突破的方式进入高复杂度的新产业。如Zhu等[69]发现，中国欠发达地区更倾向于发展不相关产业，其与发达区域的区别主要在新产业的链接数量和强度方面：边缘区域发展不相关产业依靠少数强链接来获取新知识，并控制风险和成本，这为边缘区域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参考。李伟等[109]发现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主要以路径突破的方式发展新产业，欠发达地区表现出重组现有技术、路径依赖的特征，因此，在边缘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相关资源获取难易程度以及本地创新系统能力的不一，会呈现不同的演化方式，但新产业的进入以不相关产业为主。
其次，中国语境下关于边缘区域外部联系的研究聚焦于边缘与核心城市的关系上，包括区域溢出[111]、区域合作[113]两种方式来调整与核心区域的关系、加强合作联系。研究表明，邻近核心城市的边缘区域更容易享受到溢出效应[111]，区域合作也已成为边缘区域转型升级、减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方法[113]。第一，促进区域溢出，包括交通等基础设施完善、行政区划或规划调整两种方式。①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加速了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的溢出。高铁、城际、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压缩了边缘区域与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有利于物流、人流、资本和信息流等资源的流通。例如，在Gao等[66]对中国产业多样化的研究中，发现通过高铁连通的省份之间在产业上更相似，证明了交通设施的完善加速了区域溢出，为边缘区域带来了发展机会。② 行政区划或规划调整将边缘区域纳入核心城市体系，发挥核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推动边缘区域高质量发展。例如，撤县并区更有利于区域进入知识复杂度高的产业，能够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共享基础设施、资源自由流动促进产业升级[114]。第二，推动区域合作，以飞地与反飞地、南北合作、招商引资与产业转移为主。① 飞地与反飞地为边缘区域与核心区域建立了联系[112]，促进两者间的资源流动及项目合作，为边缘区域植入新产业。例如，浙江省衢州市在发达的余杭区获批飞地后，迅速与其建立流通渠道，在优惠政策支持、高技术人才及高端产业集聚的优势下，吸引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入驻，然而，在此过程中，其他飞地合作模式往往形成研发部门在核心区域飞地、生产制造部门在边缘区域本地的布局[112]。② 南北合作，通常指发达的核心城市和欠发达的边缘城市在政府的指导下为了共同目标而开展的长期合作[110]。例如，在江苏省政府启动的“南北合作”项目下，宿迁和苏州建立合作，在宿迁建设的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吸引了外资企业的投资，促进了宿迁市高科技产业的发展[110]。③ 边缘区域的招商引资以及核心区域的产业转移推动了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的溢出，促进了边缘区域的市场构建、提升了自主创新能力及经济增长速度、加深了其嵌入全球经济的程度[115-116]。例如，中国中央政府为推动国内产业转移发布国家战略，建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推进东部发达区域的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区域转移，实现了中西部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117]。
另外，互联网等技术促进了信息流动和社会网络构建，提高本地知名度和竞争力，赋予边缘区域新的本地能力[118-119]。淘宝村就是其中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其利用数字化平台的地方性与全球性特质，结合网红经济，赋予了淘宝村品牌营销、商品分销的能力。例如浙江省缙云县北山村，其生产全部外包给村外的工厂，村内仅依靠平台进行营销和分销就实现了村民们近4倍的增收[119]，这为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最后，能动性方面，相较于西方重点关注企业及区域内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制度企业家和地方领导力界定不清[120]，国内学者重点探讨了中国语境下政府通过修改制度对区域产业路径的能动性作用[111,120-121]，认为在中国“中央集权、地方分权”和官员考核制度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发挥统领的作用，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自由和动力，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形式。自上而下一般由上级政府直接进行纵向干预。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通过修改制度设立经济特区，实现了中国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省级政府推动的区域合作项目影响了边缘区域的跨行政区域联系，在Zhang等[112]和Xu等[113]的研究中，浙江省政府在制度层面推出了“山海协作工程”，推动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市政府之间的合作。自下而上的形式一般依靠地方政府的能动性，Hu等[120]在地方领导力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政府领导力，能够通过解释性、正式性和网络性三种领导力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制度变革，主导了边缘区域的发展[111]，这在某种程度上担任制度企业家的作用，进一步明确了制度企业家和地方领导力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例如，河北省固安县政府为了突破发展障碍，与核心城市的房地产企业达成协议，采用PPP模式开发工业区，弥补了固安县在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然而，政府的强势领导对边缘区域产业的长期发展并不一定是有利的，政府在新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可能导致盲目跟风，从而使区域间竞争激烈，这需要进一步探讨。例如，有的省级政府推行的省内城市对合作项目，阻碍了省际产业转移[110]；地方政府为获取政策资金支持，可能忽视区域布局盲目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导致低端环节同质化竞争严重；也可能削弱企业及其他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从而在本地政府力量基本退出新产业发展后，企业的能动性无法满足边缘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包括自主与外部建立有效合作、培训或招引需要的技术人员等[18]。
总之，中国的边缘区域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基础、规模、制度、能动性方面存在差异(表1)，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研究框架难以解释中国边缘区域经济发展现象。中国边缘区域产业演化以不相关多样化为主，能够借助调整与核心城市的关系获得溢出效应、增加合作。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边缘区域发展以自上而下的模式为主，各级政府的能动性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制度修改、财政补贴等方面。
表1 中西方边缘区域发展差异

Tab.1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between peripheries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特征 西方 中国
基本情况 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主导，政府干预小 政府干预较强，结合了市场经济
区域资产 知识、产业基础相对更好 资产薄弱、普遍缺乏优势条件
新产业发展机制 产业异质性 在市场的作用下，边缘区域新产业包括本文2.3节提到的多种类型 除市场作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会通过路径创新进入边缘区域
多尺度联系 ① 主要通过核心区域的产业和空间溢出建立外部联系
② 中央政府承担监管、维护市场的角色，对产业活动的介入有限
 ① 主要通过政府推动的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合作、产业转移建立外部联系
② 中央政府承担制订相关政策、金融扶持和宏观调配的角色，对产业发展影响更大
新产业进入方式 以路径移植、分化、扩展为主 除路径移植、分化、扩展外，存在路径创新
能动性 强调本地企业、工会的作用 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
发展程度 所处阶段 相对更成熟，经过路径移植达到自主创新阶段 大部分还在路径移植阶段，存在由政府主导的创新

4 结论、讨论与展望

4.1 结论

区域新产业路径的发展经历了从内生性到外部来源、结构性到能动性、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的转变[122⇓-124]，传统的生命周期和路径演化理论都过于强调历史、内生因素的影响，重点关注的是具备新产业路径发展优势的核心区域，无法解释边缘区域的新产业发展。区位机会窗口和机会空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历史和区域结构性因素的聚焦，强调新产业本身的创新能力在推动新产业发展强化和塑造区域资产上的重要性。然而，其仍然以核心区域或具有一般优势条件的区域为主，并未对边缘区域进行特别说明，并且过于强调企业的作用、忽视了多尺度外部来源、行为主体能动性的推动作用。
目前对边缘区域新产业路径的研究关注产业异质性、多尺度联系、进入方式以及能动性4个方面，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在产业异质性方面，综合型知识类型的新产业、技术成熟且处于生产转移扩散阶段的新产业、通过频繁交流合作实现知识溢出效应的学习模式的新产业以及对研发环境和扶持性政策有特殊需求的新产业更有可能在边缘区域出现。
(2) 在多尺度联系方面，通过邻近效应建立外部联系、有多尺度政策的支持以及存在特殊资源的边缘区域更有可能进入新产业。
(3) 边缘区域新产业进入方式以路径移植、分化和扩展为主。
(4) 行为主体能动性通过引导创新、修改制度、协调和整合资源来推动边缘区域新产业的发展，共同的未来预期构建了区域发展逻辑。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在多尺度联系以及能动性两个部分均提到了政府、制度及政策对于边缘区域新产业发展的影响，参照Hassink等[34]及Gong等[102]按照空间性对政府、制度、政策进行了区分：多尺度联系中强调非本地政府、制度、政策的因素，如国家和超国家制度、政策在引导、监管、市场构建中的作用；能动性方面则关注地方政府在参与新产业发展中发挥的地方激励、修改制度、协调资源作用。

4.2 当前研究不足

边缘区域对于区域平衡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然而，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案例区域单一；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影响认识不深入；区域内不同类型能动性划分不清，缺乏对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对政府在边缘区域新产业培育发展中的具体机制和长期效应认识不足。
(1) 现有边缘区域研究案例集中于发达国家，限制了理论在不同政治经济体制和行政区划下的适用性。已有案例聚焦于一些知名区域，国外案例以北欧[5,18,75]或北美[22,82]等发达国家的边缘区域为主，国内主要研究发达省份核心城市的边缘区域，对中西部边缘区域关注较少。这些边缘地区具备的本地条件通常情况下均优于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区。并且，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整体经济水平和行政区划上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边缘区域的发展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边缘区域的发展。
(2) 少有研究探究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互动关系。已有研究普遍认为与核心城市或城市群的邻近有利于边缘区域的发展，然而，有研究表明，过于邻近核心城市的区域往往会位于虹吸效应作用形成的集聚阴影[125]，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城市甚至会对邻近的边缘区域发展产生负效应[114]，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核心城市本身资源不足、表现出虹吸效应而非溢出效应。产业转移也可能导致承接的边缘区域出现产业重复、恶性竞争等现象[117]。另外，在研究边缘区域与核心城市的关系和资源流动时，默认边缘区域已成为网络中的节点，而对其如何加入网络并成为节点认识不足。
(3) 区域内不同类型能动性划分不清，缺乏对其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目前研究没有明确区分制度型企业家精神和本地领导力能动性的区别[97]。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较少考虑到政府承担的能动性作用[120]，并且，很少有学者关注变革能动性和维护能动性在区域新产业发展不同阶段表现出的不同效应，尤其是维护能动性对新产业路径的长期作用，以及不同能动性的积极或消极相互作用机制[98]。
(4) 尽管中国政府在新产业路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其具体机制和长期效应的理解仍然不足。传统产业的发展容易陷入马太效应[26]，导致边缘区域的新产业主要通过区域外已有产业植入的局面。中国政府能动性的作用打破了马太效应，能够直接在边缘区域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为边缘区域的新产业路径出现提供了新奇案例。但存在边缘区域在后期发展中出现后劲不足的现象，例如Zhang等[112]研究的浙江省衢州市飞地，由于数字经济没有制造部门，导致边缘区域真正承担的生产环节仍然较低端、后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

4.3 研究展望

未来研究需要对不同类型边缘区域的兴起与长期发展进行深入探索，特别是结合中国转型期语境以及核心—边缘关系动态开展深入工作：
(1) 针对边缘区域案例选取较为单一的情况，需要补充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区域的多样化边缘区域成功发展案例。完善边缘区域如何通过政策支持、区域多尺度互动以及多主体发挥能动性的方式积极建立外部联系、加强本地能力，推动新产业在边缘区域的植入、培育与发展的理论框架，丰富理论的适用性和深度。
(2) 深入探讨核心区域对边缘区域空间溢出与产业溢出的两面性及其影响因素，指导边缘区域在选取外部合作区域、决策新产业方向前准确判断，避免陷入资源流失、恶性竞争、产业结构低端的困境，指导边缘区域如何有效参与生产网络、成为其中节点，并提升其在网络中的位置，从而实现产业升级。
(3) 针对能动性理论框架存在不足的问题，基于实际案例深入辨析制度型企业家精神和本地领导力在行为主体类型、作用阶段、作用机制上的差异，完善能动性理论框架；研究不同能动性(变革性与维护性)在区域新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包括起始阶段、稳定阶段、遭受冲击阶段等)所起的不同作用，及其积极或消极的相互作用机制。
(4) 在中国语境下，深入分析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新产业路径发展中的能动性作用及不同空间尺度的政策措施的长期效应。地方政府除了能够承担修改制度、协调整合资源的角色，孵化器、加速器等中国特有培育新产业的方式赋予了中国地方政府创业企业家的身份，这亟待深入研究。另外，区域能级在这里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能级高的边缘区域拥有直接与上级政府沟通、争取权益的机会[126]，因此需要对地方政府能动性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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