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grapher

Ron Johnston’s academic thought and contribution

  • TANG Maolin , 1, 2 ,
  • LIU Kai 3 ,
  • SUN Ju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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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Jiangsu Center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02, China
  • 4. Faculty of Geograph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30

  Revised date: 2023-11-27

  Online published: 2024-03-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FZSB00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77144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071105)

Abstract

Ron Johnston is a world-renowned human geographer and historian of geographic thought. In his fruitful life, he made unparalleled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ipline of human geography. His contributi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empirical research in urban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with many academic journal papers, but also in his pioneer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classic works such as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He published more than 40 academic monographs, including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 On Human Geography, and Putting Votes into Their Place: Geography and Elections in Great Britain, edited or coedited more than 40 academic monographs, including A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The Future of Geography, and A Century of British Geography. As a university faculty, teaching is one of the three academic works. Johnston acted as course instructor for undergraduate courses such as Urban Geography, Urbanization,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City,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Human Geography, Political Geography, Stat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Contempora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ssues, Geography of Election, Research Methods,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State and the Environment, An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y, and for graduate courses, including Urban Geography, Urban Internal Structure,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s/Computing. As an advisor, Johnston supervised 47 graduate students.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textbooks, includ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Geography: A Primer on the General Linear Model and Geography of Elections. He also set us a good example in terms of academic service. He coedited bot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for 25 years (1979-2004), and served on countless editorial boards. He also often served as an external reviewer, participating in the evaluation of dissertations, research fund proposals,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ograms, book manuscripts, RAE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EF (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professional title promotion, and so on. He published many book reviews to build healthy academic community culture. Ron Johnston's diligence, persistence, kindness, and warm and academic service spirit will always inspire us to move forward. We, as Chinese counterparts, can learn a lot from Ron Johnston as a professor and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Cite this article

TANG Maolin , LIU Kai , SUN Jun . Ron Johnston’s academic thought and contribu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 43(3) : 603 -615 . DOI: 10.18306/dlkxjz.2024.03.014

2020年5月29日,人文地理学和地理学思想史著名学者、英国人文地理学家罗纳德·约翰斯顿(Ronald John Johnston, 1941—2020)因心脏病逝世。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力,欧美同行已发表纪念文章[1-9]、发表讲稿[10],以示哀悼。约翰斯顿生于英格兰,1959—1964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获得硕士学位;1964—1966年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任教并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1967—1974在英国坎特伯雷大学任教,1974—1992年在谢菲尔德大学任教授,1992—1995年担任埃塞克斯大学副校长,1995年以后一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教授(①关于这方面,更详细的介绍请见参考文献[9]和[11]及其个人简历。)。约翰斯顿一生著述颇丰,是当代少见的高产地理学者之一。他出版过40余部著作、900多篇文章,编辑过40余部作品(②Pattie C, Taylor P, Jones K. Ronald John Johnston, 30 March 1941 - 29 May 2020, elected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89. Biographical Memoirs of Fellow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2021, 20: 89-109.),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后期是欧美排行第三至第二的高被引地理学家[12-14]。出版的著作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和《选举地理》被誉为地理学经典。因其突出的学术贡献,约翰斯顿曾获瓦特林-路德(Prix Vautrin-Lud)国际地理奖、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维多利亚勋章、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终身成就奖等殊荣,入选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院士,还是英国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创始院士,2011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此外,约翰斯顿还先后被埃塞克斯大学、莫纳什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巴斯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关于约翰斯顿的学术履历和贡献,代表性的访谈[11]和纪念文章[9]已有很好的总结。由于知识生产、传播和理论旅行的原因,以及知识背景的不同,国内人文地理学者早已熟知约翰斯顿,但主要限于其著名地理学思想史家的身份和影响广泛的中译本名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词典》。因此,约翰斯顿学术思想与贡献的再梳理有助于国内学界更为全面地了解约翰斯顿。

1 约翰斯顿在研究方法(论)上的贡献

1.1 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的发展

约翰斯顿作为一位知名的城市地理学家、政治地理学家和地理学思想史家,其本身的学术思想演变为我们了解英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史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约翰斯顿在曼彻斯特大学接受的是传统的区域地理范式训练。当时,地理学的计量革命在美国已如火如荼[15],但在曼彻斯特地理课程体系中计量方法课程仍没有位置,约翰斯顿只学习了统计学课程[11]109。约翰斯顿后来也自认为,其创新灵感来源于阅读最新的学术期刊论文。约翰斯顿写作其有关家乡的本科学位论文时,偶然发现了计量革命时代中心地理论以前的霍华德·布雷西(Howard E. Bracey)的著作《威尔特郡的乡村社会服务》[9],如法炮制,但是布雷西没有论述聚落格局(集聚vs分散、线性vs非线性)对社会服务设施的影响。本科毕业后约翰斯顿原本想去利兹大学跟迪金森(Robert Dickinson)做硕士论文,因未能如愿而继续在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在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W. Freeman)的指导下,约翰斯顿研究了约克夏乡村的中心地体系。其间,他通过从导师处借阅的国际地理联合会(IGU)隆德城市地理研讨会会议摘要(③Norborg K. Proceedings of the IGU symposium in urban geography Lund 1960. Lund, Sweden: Gleerup, 1962.)而接触到计量地理名家布雷恩·贝里(Brain Berry)的中心地研究和相关分析,结合统计学训练和斯坦利·格雷戈里(Stanley Gregory)刚出版的统计学教科书[16],在写作硕士论文时就留意反思刚传入英国的“新地理学”[17]
正如亚历山大·墨菲(Alexander B. Murphy)等[9]指出的,通过文献阅读和统计实验的“干中学”风格为约翰斯顿在大洋洲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约翰斯顿硕士毕业后,任职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曼彻斯特大学前雇员斯图尔特·邓肯(Stuart Duncan)写信给他,告知莫纳什大学有城市地理学的初级岗位需求,约翰斯顿因此有机会就职莫纳什大学[11]110。莫纳什大学是个新大学,当时刚成立3年,而地理系只成立1年,还不能招研究生。他在当教师的同时做自己的研究,在导师们指导下做自己的博士论文工作,诸如彼特·里默(Peter Rimmer)、乔·鲍威尔(Joe Powell)、埃迪·德比希尔(Eddie Derbyshire)、奈杰尔·皮尔斯(Nigel Pears)等同事们都很活跃而勤奋,形成了一个友好而令人刺激的学术氛围[9]。他的博士论文包括两方面的工作,即墨尔本的城镇景观和社会区域分析,他试图把这两种研究进路结合起来;这一工作后来发表了,达到了博士论文的要求,但他自认为并不十分成功[11]111。在澳大利亚,他做了大量野外调查工作,结交了大量朋友,记录建筑物类型,但他更喜欢人口普查数据;这一经历也有苦涩和挣扎,因为薪水低、任务重,尤其是他在1963年4月结婚后,3年内生了两个孩子。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经历使他明白,做理论研究还得靠自己[11]。到新西兰工作后,在这个已孕育了一代计量地理学家——诸如莱斯利·金(Leslie King)、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雷金纳德·戈列奇(Reginald G. Golledge)的地方,约翰斯顿很快成为一名计量方法的“青年热衷者”[18],在计量地理研究方面可谓如鱼得水,并出现了对选举地理的兴趣。
由于与学科主流的计量革命在地理空间上的分隔,约翰斯顿只能通过阅读出版后几个月到达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前沿来获得新的学术信息。这一时期他的学术发表大多是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的数据模仿美国同行的研究成果[9]。他也尝试写作方法论评论[19],试图改变早期计量地理研究者所使用的简单数学。他在有一定积累后,向其读过的重要地理期刊《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投了方法论论文,结果通过了同行评审,发表了[20]。这自然引起英美人文地理学界的广泛关注[21]。他很快成为一位熟练的计算机程序员,掌握了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22]等计量方法。因此,1968年布雷恩·贝里邀请约翰斯顿以通讯会员的身份,参加IGU 1964年成立的地理学计量方法委员会[9],并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委员会成立大会[21]
美国之行让他看到了美国激进地理学和威廉·邦奇(William Bunge)组织的底特律野外考察队的不同,这一经历影响了他的经验主义思维。在与美国地理学界的接触中,他直接面临着计量地理和激进地理之间的激烈冲突[9],这在客观上拓宽了他的学术视野,人文地理研究不应局限于计量研究。在1970年代及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试图调和基于经验主义和计量方法的城市地理学与左倾敏感性之间的张力[9],关注地理格局背后的社会经济机制,逐步成熟。
1970年代是欧美人文地理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他意识到学科范式之争正在全面进行。1973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听过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报告,获得了“三角斗争”(区域地理vs计量地理vs激进地理)的进一步证据[9]。所以,当1975年初他在谢菲尔德大学准备其课程时,将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概念用作课程的组织框架。这时他已经意识到人文地理研究的第4种范式“人文主义地理学”正在崛起,但直到《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第4版时,才给予了与其他3个研究范式同等的重视。早在1978年,他就在论文“范式与革命:对二战后人文地理学的观察”[23]中给出了相关思考。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一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影响不小[9]。至此,他的地理学思想和方法论日臻成熟。

1.2 在方法(论)上的实际贡献

从方法论来看,约翰斯顿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从哲学角度对二战后英美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总结,主要表现在《哲学与人文地理学》[24]、《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两本书中。其二,他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体现为两点:一是他在多本著作中对科学方法的坚持,如《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二是对计量方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计量方法的改进、方法论论文和相关教材的写作出版上。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一书源自有关当代人文地理学历史和发展的一门本科生课程。之前,出版社编辑针对《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提出修改意见,建议增补学科历史发展背后隐藏的理念,结果约翰斯顿就写出了《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这本书。从哲学上看,对于这本书,既可以从认识论去评论,也可以从方法论角度去评论;我们更看重后者,至少从中国人文地理学者的角度来看,其方法论贡献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或者说我们大多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它的。
《地理学多元统计分析:一般线性模型入门》(以下简称《地理学多元统计分析》)[25]是约翰斯顿1978年出版的探讨地理学计量研究方法的入门教材,1980、1983、1986、1989年4次重印,很受市场欢迎。约翰斯顿是地理学中科学方法的坚定支持者,在自己掌握地理计量方法后,写出这本专门的教材,方便同行和学生学习相关方法。正如贝内特[26]所指出的,该教材“总体上实现了其预期目标,是一本关于现代地理学最重要技术方法的综合性教科书”,清楚地向学生展现了每种方法的优缺点,是当时地理学中有关统计方法的最佳学生用教材,也是“空间科学家”展示统计数据和高级计量方法之价值的少数尝试之一[7]619
霍斯金[27]对《地理学多元统计分析》的批评有点求全责备。根据我们多年从事大学教学和参与教材写作的经验来看,学科的入门级教材最难写,需要内容与形式并重,既要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要有一定的深度。陈平原有类似的观点,“导论性质的书不好写,需要高屋建瓴,举重若轻,还得于详略、取舍之中,凸显自家的眼光和趣味”(④陈平原. 再说夏志清的“小说三史”. 中华读书报, 2015-05-27(3).)。《地理学多元统计分析》涉及统计学与地理学两个学科的交叉,约翰斯顿写作这本教材,可能比写作《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的挑战还大,非一般地理学人所能胜任。

2 约翰斯顿对地理学史的贡献

约翰斯顿最重要的学术影响是他对地理学的历史透视,反映在学科领域上即地理学史特别是思想史。约翰斯顿的地理学史研究可追溯至他在曼彻斯特大学就学时期,当时他跟随导师托马斯·弗里曼探讨20世纪的人文地理学科史[23],特别是弗里曼1961年《地理学百年史》(A Hundred Years of Geography)几乎没有涉及的战后时期。这一开端对约翰斯顿地理学史研究影响深远,终其一生的地理学史研究领域主要是人文地理学史。不过,由于约翰斯顿地理学史研究论题广泛,涉及地理学理论、方法(论)、人物、机构、期刊等内容,使他成为当代最高产的地理学史研究者,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具影响的地理学史研究者。

2.1 地理学(史)经典《地理学与地理学家》

在约翰斯顿丰富的地理学史研究成果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一书反映了他对地理学史,以及某种意义上也是地理学本身的观察和理解。因此,这一早已享誉学界的作品不仅是地理学史经典,也是地理学经典。该书之所以成为地理学(史)经典有其重要的学术与学科背景。
首先,《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探讨地理学史的目的之一在于透视地理学受学科共同体、学科体制、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下的学科性质,并因此成功地增进了学界对地理学历史与性质的理解。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史的研究深受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情景论等思潮的影响,或侧重于由地理学内部观察地理学性质,或侧重于从情景性来探讨地理学与社会的关联。前者在20世纪90年代前主导地理学史研究和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看法,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被当时的地理学家奉为理解地理学发展和科学性不断得到提升的法宝[28-31]。此类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饱受批评,情景论逐渐成为地理学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其代表作品是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的《地理学传统》[32]。而此前,《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已从情景论视角思考地理学的性质,其各个版本的第一章都讨论这个问题,而且都从学科共同体、学科体制、外部环境三个方面来讨论。更重要的是,在紧张的范式革命与知识权力争论间,约翰斯顿给出了一个折中的观点:地理学及其历史必须置于学科共同体、学科体制与外部环境间来理解[33]
其次,在地理学史作品中《地理学与地理学家》更突出的是“当代”意义。在《地理学与地理学家》首版前后,地理学史作品基本都是通史研究,其目的是从历史层面回应地理学学科建构需求。这类作品包括经典作品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 James)及后来杰弗里·马丁(Geoffery J. Martin)的同书异译作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而以历史回应学科建构需求的探讨路径也出现于后来的通史研究作品中,中国(或欧美以外)的地理学通史研究(如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则还承担了提升中国古代地理学话语的任务。与通史研究不同,《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只讨论二战后的地理学史特别是人文地理学史,呈现的是最具现实张力的学术思潮。与这一目标有关,《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利用发表的材料,对人文地理学界有关哲学与方法论的讨论进行了复述,它更关注的是对人文地理学的议论,而不是人文地理学研究本身”(第2版序言)[34]。这一写法难免拘泥于文献资料的特征,却给予“当代”地理学以最大限度的关怀,呈现了不同流派竞相争流的知识图景。
再次,《地理学与地理学家》还可定位为“流动的经典”。一方面,该书1979年首版以来共出版了7版,包括1979、1983、1987、1991、1997年5个独著版,以及2004、2015年2个与詹姆斯·西达维(James D. Sidaway)合著版。在不同版本中,该书力争反映最新的学术思潮,最新的第7版内容为10章,即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背景、系统性研究的增强和科学方法的采用、作为空间科学的人文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激进地理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应用地理学与关联性争论、一个变化中的学科。另一方面,该书第2版有1987年的俄文版、第5版有1997年的日文版、第4版有1999年的中文版。中文版经修订又于2017年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再一方面,该书广泛存在于地理学教学推荐阅读书目中,具有广泛的传播面。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学界评价该书是勇于创新,打破学科界限,致力于寻找推动新思维所需知识、方法的重要作品[35]28,同时“在恢复和加强人文地理学集体记忆的一致性,从而提高其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36]43。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对该书也评价甚高。唐晓峰等[37]认为“该书是唯一系统、深入、全面介绍自二战以来英美人文地理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地理学史著作”;杰弗里·马丁[38]认为约翰斯顿“对1945年地理哲学和地理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英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是研究二战以来英美人文地理学争论的重要资源”。
总之,《地理学与地理学家》不仅呈现了二战以来欧美人文地理学持续变化的知识图景,而且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地理学及其历史的方案。尽管该书首版以来已逾40年,但其对地理学性质的理解仍然切合当前的学术态势。该书存在的关键问题是其副标题对区域范围的限定;不过,这一问题却因其对地理学性质的情景性观察而可以得到弥补——其关于地理学性质的理解为不同情景中的地理学话语寻求提供了理论方案。

2.2 主编重要涉及地理学史作品

除了《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约翰斯顿还主编或共同主编了一些涉及地理学史的重要作品,包括《地理学的未来》《百年英国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词典》。
《地理学的未来》[39]为约翰斯顿主编,其目的是通过评述20世纪80年代初地理学发展状况,“来激发那些未来的地理学家对当今地理学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认识”[39]4,x。该书为本科生而写,呈现的是“一系列短小精悍而直率的论点”,出版后颇有影响,2014年劳特利奇出版社重印了该书。在国内,1991年蔡运龙将该书的总结章(第17章)“地理学的未来”译成中文,发表于《地理译报》[40]。张祖林[41]在讨论西方为中心的地理学发展问题时,对该书多有引用,引起了科技史学界对该书的关注。该书分为3个部分,即地理学内容、哲学与方法论、服务社会的地理学。第一部分包括“探索地理学的未来”导论章,以及“自然地理学与自然环境科学”“地理学的总体主义与化约式进路”“地理学既不存在也没有未来”“一种地理学进路的价值”4个专题章。第二部分包括“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的地理学”“地理学的科学方法”“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辩护”“实在论与地理学”“个人行为和政治权力的结构主义透视”“空间分析的存在理由和应当关注哪种空间”,共6章。第三部分包括“计量化与关联运动”“服务社会的地貌学”“认识和预测自然世界”“地理学自我反思会使你目盲吗?”“地理学与学校教育”“地理学、文化与人文教育”等7个专题章,末章为约翰斯顿对地理学的展望“走向天涯海角”。
《百年英国地理学》[42]为约翰斯顿和迈克尔·威廉姆斯共同主编,其目的是“回顾和总结现代英国地理学,尤其是学术地理学的历史、成就和实践”。该书汇集了当时英国地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他们从学科历史、环境、地方、空间、地理技术5个角度展开论述,并对环境变化、疾病分布、城市地理、区域、女权主义、伦理等主题进行了前瞻性论述。因此,该书反映了英国地理学家世纪之交所关注的主要论题,展现了英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是深入了解20世纪后半叶英国地理学发展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第二章“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制度化”[43]和第九章“空间中的秩序:作为‘距离’学科的地理学”两章为约翰斯顿所写,以英国为例阐述了与其《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相似的地理学及其学科史理解,可作为理解约翰斯顿地理学史思想的一个副本。其中,第九章因讨论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地理学中空间问题研究的背景、理论、方法和认识论,具有重要启示,被收入《地理学思想经典解读》[44]
《人文地理学词典》虽是工具书,但其版本变更及词条内容都能反映学科史问题,是一项有益于学生和教师的开创性参考书。该书第1版约翰斯顿即为主编之一,2009年出版第5版时约翰斯顿仍为主编之一。2004年,柴彦威等译出该书第4版。该书收集了西方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各类词条,涉及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应用等。这些词条的撰写者均是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权威学者,他们的研究往往具有清晰、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眼光。正如柴彦威等所指出的,阅读这本词典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基本内容、西方人文地理学发展的主要轮廓、主要流派的观点和各流派之间的观点交锋,以及西方人文地理学家关注和研究的主要问题等[45]126

3 约翰斯顿对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的贡献

3.1 对城市地理学的贡献

约翰斯顿在城市地理学领域著述颇丰,而且这些作品影响显著。首先,约翰斯顿先后出版了《墨尔本的零售》(1970)、《城市居住格局:导论性评述》 (1971)、《城市与社会:城市地理学纲要》 (1980,以下简称《城市地理学纲要》)、《美国城市体系的地理透视》 (1982)、《美国城市地区的居住隔离、国家和宪法冲突》(1984)等与城市地理有关的著作或教材,涉及城市居住、商业、政治、体系等方面。其次,早在1978年,约翰斯顿就在英语世界人文地理学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上发表城市地理研究进展报告“城市与区域(城市社会地理)”。该期刊上的学科进展报告多是编辑们邀请代表性学者写作,约翰斯顿的进展报告既表明当时他在城市地理学领域已颇有影响,又无形中提升了其学术影响力。再次,1994年詹姆斯·威勒[46]504指出约翰斯顿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引排名第三的城市地理学家,这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约翰斯顿在城市地理学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从研究成果来看,约翰斯顿的城市地理学起步于其硕士论文,其硕士论文聚焦于城市尺度的空间格局。1964年他移居澳大利亚墨尔本,两年后他在莫纳什大学完成博士论文;同年,他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上发表论文“中心地与聚落格局”[47]。中心地与聚落格局是当时城市地理学的新论题,与随后在理查德·乔利和彼特·哈格特《地理学模型》[48]中收录的开创性工作相吻合。而在当时,中心地理论提出者克里斯泰勒(Walter Christaller)的《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英译本也才刚出版。
对城市地理学的理论提炼是约翰斯顿对城市地理学的一大贡献。在1980年出版的《城市地理学纲要》中,他试图为城市地理学的传统主题(城市的规模、区位和功能,城市组成地域的特征,以及创建、维持和改变城市系统形式的区位决策)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49]。他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城市地理学家完成的几乎所有经验研究都只是描述技术复杂的格局和趋势”[49]10。因此,城市地理学需要一个可以用来解释这些格局和过程的理论框架,聚焦其成因而不仅是后果,强调其共性而不是独特性[49]27。约翰斯顿坦言,该书试图提供“一个普遍理论大纲,用于解释城镇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原因,以及城市职能和活动在不同的城市地区之间和城市内部的分布及其原因”[49]25。在这一理论主张中约翰斯顿还增进了对城市的理解。约翰斯顿声称,激进地理的见解为其努力建构城市地理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他自身也接受了大量针对城市地理学研究类型的结构主义批判[49]25-26。因此,《城市地理学纲要》声称:“城市是一种社会性产物,只有在明了相关社会背景下才能理解城市形态。因此,本书所提出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向后看的理论,即试图通过过去来解释现在,并将当下的城市现象视为演化过程的结果”[49]26。为此,该书第二章“变化中的社会结构”试图为全书的理论纲要提供一个背景,极为简要地概括了当时世界的一般社会特征。
城市居住隔离是城市地理学的传统主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约翰斯顿延续其博士论文的方向,在城市社会地理[8]这一主题上不断深耕,也颇有建树,他除了图绘、描述和分析不同群体在其居住环境中的空间分离程度[50-58],还丰富并发展了两种居住隔离的主要理论,即同化或“大熔炉”和多元文化主义[59-61],重新诠释了少数移民群体及其“宿主社会”的居住空间格局。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首次否定了此前的一个普遍共识,即居住隔离在小尺度上比大尺度上更严重[56]
西方城市地理学在“文化转向”之后,继续向人文化前进,也出现再物质化的尝试[62]。在这种背景下,约翰斯顿依旧坚守城市地理研究的计量范式,不断推进数学方法,完善城市地理计量方法的理论,也注意吸收哈维为代表的激进地理学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其思想的包容性和方法论自信。

3.2 对政治地理学的贡献

在政治学领域,约翰斯顿因其对选举“地理”意义的阐释而广为人知。他坚信,“地理是代议制民主国家所使用的几乎所有选举制度运作的核心”[63]2。他对选举(空间行为和空间格局)的地理研究是理所当然的,是他对政治地理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产生了出圈的影响。他在政治地理学研究上的最初尝试是1972年发表在《政治科学》上的“空间背景中的投票决策”[64],该文批评了1969年凯文·考克斯有关投票行为邻里效应的一项经典研究[65]。尽管他并未打算成为选举地理学家(⑤ https://blogs.lse.ac.uk/lsereviewofbooks/2012/06/03/academic-inspiration-ron-johnston/,这就是约翰斯顿学术研究初始选择的偶然性和后来的路径依赖。),但由于路径依赖,该论文最终让他深入选举这个论题。
约翰斯顿的选举研究有两个特征。其一,由于他具有“关于选举和选举系统的百科全书式知识,以及能够利用许多学科(地理学、政治科学、历史学)知识的能力”[66],所以他在多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9]。其二,约翰斯顿等倡导并引入社会分裂框架(social cleavage framework),使投票地理理论化,尤其是情境化。受这两个特征的影响,约翰斯顿为探讨选举地理的尺度转向提供了新视角:在选举地理中,地理要素不再是一种模型因子或空间容器,也不再只是一种分析单元或研究尺度,而是一个由不同尺度汇聚、交叉的多重行为过程的“终端”。因此,大多数的选举偏见不能归咎于简单多数制本身,而应归咎于该制度所提供的政治模式下的政党与选民行为,如在任者效应、竞选策略与政党组织、社会网络与投票率等(⑥刘玄宇, 胡寻寻, 刘云刚. 名家聚焦||国际政治地理学名家之Ronald John Johnston. 政治地理学爱好者者公众号. (2020-07-27)[2020-07-27]. https://mp.weixin.qq.com/s/MXMsG07UoyHaJy_iT4GHTA.)。约翰斯顿关于1983年英国大选的专著《英国政治的地理研究》[67]就清楚地表明,地理背景在解释政党命运变化上的重要性。延续着类似路径,约翰斯顿在选举地理上笔耕不辍,持续研究随后的英国选举工作,代表性工作[9]包括“英美选举地理:一个分支学科的出现”[68]、《将选民置于其位置:英国地理与选举》[69]和“地方背景、社会网络和邻里对选举行为的影响”[70]。他最在意的选举地理结构是英国的南北分异,1988年合作出版了专著《一个分裂的国度:英国选举地图》[71]。约翰斯顿的选举研究还涉及英国选举系统的偏向和金钱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以及美国选民的地理极化等论题[72-73]。他和合作者曾指出,“英国的选举制度仍然不利于保守党,其主要原因是投票率的地理分布有利工党,次要原因是选区间选民人数存在差异”[74]。约翰斯顿还与彼特·泰勒合著了一本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科书《选举地理》[75]
约翰斯顿并不孤立地进行选举地理研究,他有意将选举地理研究与一般的政治地理建立关系。他认为,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国内的社会差异是国家之间或国内政治—地理差异的产物[76]。因此,在坚守选举地理定量研究的同时,约翰斯顿认为定量选举地理只要与更广泛的政治地理文献保持理论联系,就可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77]。反之,他也在“缺乏政治学的政治地理学”一文[78]445中指出,“政治地理学家几乎完全聚焦于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形态,而忽视了大多数政治活动发生的地方场域”,这突出了政治因素对政治地理的意义,推进了政治地理研究的多尺度化。《地理和国家:政治地理论》[76]是这一理论主张的代表作。在政治地理学领域,约翰斯顿还从事相关的应用研究,他是重新划定英格兰议会边界的独立专家,并充任英格兰地方政府边界委员会的专员[79-80]。当议会边界改革面临争议时,他的专业知识经常派上用场。在21世纪初,这些改革成为英国上议院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9]1199。他提到,“三个主要政党都相信我的中立性,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与他们进行讨论,建议如何修改新规则,使选民更加平等,同时保留国会议员代表可识别社区的情况”(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 Changing constituency boundary rules. 2021-03-27 [2023-03-27]. https://www.bristol.ac.uk/research/impact/changing-constituency-boundary-rules/。)。这种应用工作可能强化了约翰斯顿从事政治地理研究的动力。约翰斯顿在政治地理学学科建设上也颇有影响。在1980年代《政治地理季刊》(现名《政治地理》)创刊过程中,约翰斯顿是一个关键人物。当巴特沃斯出版商联系他时,他把出版商介绍给当时在英格兰纽卡斯尔大学工作的彼得·泰勒(Peter Taylor)和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纳—香槟分校任职的约翰·奥洛克林(John O'Loughlin),他们共同编辑《政治地理季刊》[9]。同时,他还参与了IGU政治地理委员会的创立。
约翰斯顿对选举行为的研究使其产生了出圈的影响,其相关论文出现在诸如《英国政治科学学报》这样典型的政治学期刊上[81-82]。他在researchgate.net这个当下最流行的学术成果分享社群中,把自己的学科兴趣定位在“地理学”“选举、舆论和选举行为”“政治传播”“选举系统”“定量社会研究”“城市/乡村社会学”上,足见其自我期许是多学科的。正因为这样的自我定位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他的学术影响力超出地理学界,到达政治学界,就顺理成章了。

4 约翰斯顿的教学、服务及其他工作

欧美同行的纪念文章较少提及约翰斯顿的教学工作,但他的教学工作很值得一提。在欧美的学术绩效评价体系中,教学是教师的三大工作之一,另外两个是研究和服务。约翰斯顿的教学工作可谓成就非凡。首先,他主讲过的课程多样,同时偏重理论与方法问题,包括本科生课程“城市地理”“城市化”“城市内部结构”“人文地理哲学与方法论”“政治地理”“国家与经济重构”“当代经济与政治问题”“选举地理”“研究方法”“多元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导论”“国家与环境”“地理学引论”,研究生课程“城市地理”“城市内部结构”“地方政府与政策”和“多元统计与计算”等。其次,他的课程总是与时俱进,由此也产生了经典作品。其中,“地理学思想史”课程可谓“经典课程”,该课程形成了《地理学与地理学家》这样的地理学(思想)史经典论著,并多次修订出版。对于其他课程,约翰斯顿也尽力使之跟上时代步伐。除了修订“地理学思想史”课程大纲,他也常修订“城市地理”课程大纲[15]10,及时补充了新的更适合的文献;“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课程的教学大纲更是每年修订[11]117。再次,如前所述,约翰斯顿主编了多本教材,而且他对教材写作还有理论性思考,发表了“人文地理学议程变化的政治:教科书和再现日益增加的多样性”[83]等作品。最后,作为主导师,约翰斯顿指导了47名研究生,其中查尔斯·帕蒂(Charles Pattie)可能是最知名的一位。
约翰斯顿的学术和社会服务工作也值得称道。在学术服务上,他对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极为热心,充任很多期刊的编委会成员、编辑。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曾任New Zealand Geographer的编辑;后来作为共同编辑,为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服务了25年(1979—2004年)。他还经常担任外部评审人,参与评审学位论文、研究基金项目、专业培养方案、书稿、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职称晋升的评审等。他还当过3年的副校长。大量的学术服务工作使他对大学和学术的运行体制和机制有实际的把握和深入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其对相关论题的写作[84-85]。但是,他对英国流行的学术评价RAE和REF,均持批评态度,认为评价方法太简单了,不足以反映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86]
约翰斯顿去世后,多位同行在纪念文章中表达对其人品和学术精神的敬意。纪念他的文章较多,这部分可以用他的职业地位来解释,但许多评论都集中在他的温暖(⑧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2012—2016年IGU政治地理委员会联合主席维吉尼·马马杜赫(Virginie Mamadouh)评价说:“约翰斯顿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地理学家之一,他将自己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地理学的学术事业和高等教育事业。他的众多著作仍然启发、鼓舞着后世的政治地理学家,留给后人的还有他那温润如玉的品格和精神。”——刘玄宇, 胡寻寻, 刘云刚. 名家聚焦||国际政治地理学名家之Ronald John Johnston. 政治地理学爱好者者公众号. 2020-07-27 [2020-07-27]. https://mp.weixin.qq.com/s/MXMsG07UoyHaJy_iT4GHTA.)、慷慨、性格和人道上[1]435。不了解他的人可能疑惑不解,一个如此专业的人怎么会有很多时间做其他工作呢?他在如此专业高效的同时是如何找到精力和时间去支持其他多位同行的呢[1]435?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在工作中采取非常专注的方法。他的例行工作是早起,用几个小时不间断地专门从事阅读、研究和写作[9];然后再转向事务性工作。他的学术贡献和高产出也根植于凯文·考克斯所说的“杂食性阅读方法”,以及他非凡的记忆能力[9]
约翰斯顿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和理想。他表里如一,平等对待同行,关心学科人才培养和成长。他会明确说出对同行作品的喜好。在学术界,他有很多好朋友,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对朋友们的作品提出批评;只要他认为这种批评是合理的,就会给出有节制的、理性的批评[87]497。这种直率的学术批评对学术进步至关重要[39]3。他在评价《何为地理学》时指出,“这类书很难写。写一本简短的书来说明地理学的本质,这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很少人接受这种挑战。几年前,一位熟人问我,他可以读哪本书来了解当代地理学?如果那时就有《何为地理学》一书,我也不会向他推荐”[88]289
此外,约翰斯顿[89]还曾帮助经济学界纠正了一个长期以来对哈罗德·霍特林(Harold Hotelling)有关刚性线性市场论文的错误引用,即原作者论述的并不是在海岸;为此,经济学界的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发布一篇超长的刊误(⑨ https://timharford.com/2007/09/sheepish-response-undercover-economist/.),述说经济学界这一误引的经历,并加以纠正;何黎将这一刊误译成了中文(⑩ http://www.ftchinese.com/comments/index/001014217.)。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约翰斯顿这位被英国地理学家称为“写作机器”[90]102的同行,值得我们撰文纪念。他推进了城市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在计量方法和地理学史上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先后写作了40多本著作,尤其是《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纲要》,参与主编了包括《人文地理学词典》《英国地理学百年》《地理学的未来》在内的40多本著作,出版了地理学方法教材《地理学多元统计分析》,参与创办《政治地理》学术期刊,创建IGU政治地理学专业委员会,长期担任知名学术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的编辑(长达1/4世纪),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和书评,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三方面做得都很突出,受到了同行的爱戴和尊敬,是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地理学家之一。

5.2 启示

今天我们纪念约翰斯顿,不但要学习他那种努力开拓学科新领域理论的勇气和对新方法、新思潮的敏感,也要学习他孜孜不倦、奋力写作、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热情待人、急公好义的可贵品格,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和国际化,以及本土化理论建构和知识生产添砖加瓦。
相比于约翰斯顿,我们还需要加倍努力和尝试。由于我们实用主义的传统,在地理研究中,我们比较注意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或经验研究,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理论开拓的勇气和实践显得不足;近年来我们明显感受到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同行们作了相当的努力,地理期刊开辟了相关的栏目。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在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上下功夫。早在1980年代初,李旭旦就号召我们向学科的薄弱环节进军。近年留学归来的一些年轻人在拓展新领域方面有些令人可喜的表现。
写作更好的教材也是我们可以做的。约翰斯顿这样的名家都愿意花时间来写作像《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哲学与人文地理学》这样的专著型教材和计量方法教材《地理学多元统计分析》以及《选举地理》。教材是高等教育品质提升的关键,地理学同行应当在教材写作上多下功夫,写作时也请注意参阅相关的教材研究成果。
有必要重视地理学史和方法论的研究,必要的时候开设相关课程。其中,学科史研究对学科认同、国际学科话语权等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英美地理学界一直有学者专注于此,值得我们重视,进而贡献于国际同行所呼吁的超越欧美地理学的“其他地理学传统”[91]。方法论研究也是我们学科的薄弱环节,需要加强,更要避免不应有的错误,加上开设相关课程,有望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达到方法论自觉,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增强学术研究的理论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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