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Understanding Western geoeconomy and geoeconomics

  • HU Zhiding , 1, 2 ,
  • BI Shiyao , 1,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23

  Revised date: 2023-12-06

  Online published: 2024-02-22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ZD138)

Abstract

Amid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mmerce and trade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woven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emphasizing the growing interdependence of commerce,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trend has intensified in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rise of multipolar economies and grow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conflicts, particularl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ueling interest in geoeconomic research. However, geoeconomic studies still lack clear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definitions as well as a complete qualita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posing challenges in supporting China's peaceful rise with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reviewed the current landscape of Western geoeconomic research, uncovering that: 1)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geoeconomics has evolved through two phases: germination and initiation; 2) three predominant schools have emerged: geostrateg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ritical geography; 3) geoeconomics and geopolitics are deeply intertwined, rooted in "capitalistic logic" and "territorial logic", respectively; 4) extant empirical research spans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geoeconomic strategies, the application and impact of geoeconomic tools, and the discourse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geoeconomics. Finally,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at geoeconomics is a tangible reality and represents a form of political geography driven by capitalistic logic, focusing on geopolitical spatial economics. It is dialectically integrated with geopolitics, serving both as a diplomatic policy practice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coupling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China's contemporary context,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address geoeconomic resilienc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geoeconomic tools at varying scales, geoeconomic practices in smaller countries and third countries, geo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regionalism,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geoeconomic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to advance geoeconomic theorie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is helpful to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geoeconomics,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Western geoeconomics, and better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geoeconomics in China, so as to ser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Cite this article

HU Zhiding , BI Shiyao . Understanding Western geoeconomy and geoeconomic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 43(2) : 387 -401 . DOI: 10.18306/dlkxjz.2024.02.014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家间以军事冲突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逐渐落下帷幕,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变小,经济权力在国家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特别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本、商品、人员、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加速流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加强,区域一体化与区域集团化深入发展等趋势,经济利益在国家整体利益构成中的地位大大提升,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各国国际地位的主要因素,经济手段成为国家确保自身独立和安全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重要保证。由此导致商业和贸易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问题联系在一起,各国之间更加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从而引发了学者们对地缘战略和经济关系的广泛研究,“地缘经济”和“地缘经济学”成为了学术讨论和政策分析的关键概念[2-3]。2014年“世界经济论坛地缘政治风险议程理事会”更名为“地缘经济议程理事会”,很好地证明了从地缘政治到地缘经济的转变,地缘经济学相关文献数量一时增长较快。
西方研究中的相关词汇有“geoeconomic”“geoeconomics”“geo-economic”“geo-economics”“geo-economy”和“geoeconomy”等,根据洪菊花等[4]、Stanojević[5]的研究,既可以将其翻译为“地缘经济”(现实存在),也可以译为“地缘经济学”(由此生成的主观知识体系)。截至2022年10月,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中构建检索式,搜索标题中含有以上词汇的地缘经济研究文献,共242篇。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图1),可以发现:时间分布上,国外对地缘经济研究的文献规模总体呈波动上升增长的趋势,2015年及以前,每年的文献数量均不超过10篇,2016年以后发文量明显增多,其中2018年发文量达33篇;研究领域和期刊分布上,地理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对地缘经济的研究最为集中,刊文量较多的期刊有GeopoliticsAsia Europe JournalPolitical GeographySustainability,其中GeopoliticsPolitical Geography都是地理学权威期刊,说明西方地理学对该主题研究关注度较高。利用CiteSpace软件对242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高频关键词包括geography、conflict、geopolitics、security、capitalism、conversion、intergation、China、Asia、policy、power、world、diffusion、innovation、disparity等,其中地理、冲突是最核心的主题词。这表明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虽然不像地缘政治时代频繁使用军事手段,但冲突、竞争仍然是时代逻辑,只是冲突方式发生了改变[6]。此外,由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促进了地缘经济学研究较多地关注大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亚洲也成为了高频关键词。
图1 地缘经济学英文文献与高频关键词统计结果

Fig.1 Statistics of geoeconomics English publications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s

自1990年Luttwak[6]使用“地缘经济”一词来描述冷战后的国际体系以来,学者们以不同的方式来使用“地缘经济”这个术语[7-11],但对于什么是地缘经济并没有一个明确定义[12],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仍然模糊不清[13]。关于地缘经济学的定义以及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关系的争论仍持续存在,导致了地缘经济学在近30年的研究中概念混乱。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期,“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不断升级,多极经济力量体系崛起,国际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组,陆大道等[14]呼吁地理学者应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地缘经济理论支撑。但国内在引进地缘经济学时存在一定的理解偏差和认识混乱,将地缘经济学认为是指地理和经济的简单结合,与西方地缘经济学主流研究脱轨[15-17]
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欲对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希望有助于准确、全面理解地缘经济,把握西方地缘经济学发展动态,更好地引导国内地缘经济学发展,以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和平崛起。本文从4个方面进行论述: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概念内涵、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与互动、地缘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议题、地缘经济学的研究展望与讨论。

1 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概念内涵

1.1 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

尽管“地缘经济”(geoeconomics)这一术语在1990年因Luttwak[6]的使用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地缘经济实践及其相关解释体系却是由来已久[18],据此将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① 理论萌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地缘政治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地缘经济学的理论萌芽开始出现。② 理论初创,20世纪90年代至今。冷战结束后,学者们使用“地缘经济学”这一术语对战后世界秩序进行了论述,标志着地缘经济学正式创立,并在21世纪研究成果逐渐丰富。

1.1.1 理论萌芽:地缘政治解释中的地缘经济身影

早在冷战结束之前,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的学者们就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借助古典贸易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新贸易理论等经济理论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政治理论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等论述经济和政治权力、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18]。而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以独特的空间视角来研究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交叉学科[14],其理论发展更是直接为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缘政治一般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政治经济动力,特别是来自资本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是有组织的,并会带来地缘政治后果[19]。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就注意到经济因素对地缘战略目标的重要性。通过考察古典地缘政治学可以发现,经济实力的概念这时就已经出现在马汉[20]和麦金德[21]的著作中。他们分别讨论了通过铁路运输货物对于竞争欧亚大陆控制权的优势和通过主导海上贸易能够获得的权力投射能力。而Fairgrieve[22]和Hirschman[23]则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中介绍了英国如何从资源和经济生产的全球分布中推导出其地缘战略需要,以及德国是如何利用国际贸易体系来为国家地缘战略所服务的。二战后,地缘政治研究因与纳粹德国对外政策联系紧密而受到谴责与抑制,尽管如此,但这一时期战后秩序的重建也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有地缘经济学的身影。例如,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和马歇尔计划分别看作美国限制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战略[12]。直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欧共体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下滑,国家间的各种冲突和纠纷促使了地缘政治学的复苏,新地缘政治学开始形成。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被纳入国家核心利益范畴,强调从经济及经济与政治互动等多角度,分析地缘政治格局,地缘经济学开始萌芽。此外,学者们也关注到了国家如何利用经济不对称关系获得权力来源,探讨了国际金融、贸易制度与权力的相关性[24-25],都为之后地缘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土壤。
总结来看,不同时期的地缘政治研究伴随着地缘经济学理论的早期萌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学者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其国家战略,通过论述经济与地缘政治的相互关系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分析地缘政治格局,为地缘经济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1.2 理论初创: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地缘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对于国际新秩序的讨论出现了两种声音:① 以Luttwak[6]、Huntington[1]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将继续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占主导地位,与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和军事理由的冷战不同,地缘经济在各国对抗中的占比越来越高;② 与Luttwak式地缘经济范式中的假设相悖,新自由主义秩序即冷战之后高度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强调各国接受了全球化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谋求彼此互惠互利和减少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7]。事实上,尽管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初,各国之间经济相互依赖迅速增加,但其相互依赖通常是不对称的,并会导致包括全球供应链中断、非法贸易流动等风险,推动经济安全成为全球议程的中心议题[12]。上述研究论述了从军事安全到经济安全的转变,权力和安全不再是简单地与领土控制相结合,而是与将各国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相结合,标志着地缘经济学的正式提出。
由于Luttwak[6]的观点与冷战之后各国渴望合作、发展的浪潮相悖,在当时并未引起重大的学术讨论[20]。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发展过后,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角度考虑贸易和商业问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对欧洲主要大国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影响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大国崛起的背景下,地缘经济学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7]。在此背景下,地缘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不断丰富,地理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从空间、国际关系和权力视角审视全球供应链、货币国际化、主权财富基金等问题,尤其关注世界范围内经济实力的新平衡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国家层面上,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26]及各国地缘经济战略成为讨论的热点,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7-28]、俄罗斯对于能源资源的战略性使用[29]、德国“纯粹的”地缘经济战略[30]等。国际组织层面上,这一时期涉及的研究议题包括:① 金砖五国等新集团的出现以及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角色的变化;②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发展银行以及其他形式的南南金融合作[31-32]等。

1.2 地缘经济学的概念内涵

分析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方地缘经济学有着广阔的实践背景和复杂的理论来源,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特别是地缘政治学分析框架为地缘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学者们在构建地缘经济学理论时,其角度和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根据Mattlin[33]的研究,地缘经济学可划分为三大理论学派: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表1)。
表1 三大理论学派与地缘经济学的概念内涵

Tab.1 Three main schools and the concept of geoeconomics

学派 代表人物 核心思想 应用场景 分析思路
地缘战略学派 Luttwak[6]、Scholvin等[47,49]、Vihma[2]、Wigell等[12] 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治国之道,即“经济力量的战略性使用” 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及实施 ① 国家中心主义,即国家是经济力量的代理人;
② 地方和空间特有的地理特征影响权力分配和国家外交政策
经济地理学派 O'Hara等[48]、Aaltola等[46]、Brattberg等[50] 地缘经济学是地理与政治、经济的互动 地理特征和背景对政治、经济的影响 ① 地理空间中的物质特征对于区域经济、政治至关重要;
② 全球流动的地理背景使得经济流动的安全性更加重要
批判地理学派 Sparke[53,57]、Domosh[54]、Moisio[3] 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性地创造全球化经济场所或空间的话语 话语解构 ① 将经济空间扩张置于想象世界特定方式的背景下;
② 建构威胁话语以寻求反制措施的合理性

1.2.1 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学

与Luttwak[6]最早提出的“地缘经济”概念一脉相承,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地缘政治学者坚持“国家中心主义”的假设,注意到地缘经济在衡量国际力量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并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战略需求,从而产生了地缘战略视角下的地缘经济学。地缘战略学派将“地缘经济”理解为国家间竞争的外交政策实践,是围绕经济目的使用的治国之道,包括经济、金融、能源等多方面国家治理,即“经济力量的战略使用”。这一学派的分析思路大致有两种:① 国家是由领土定义的实体,是经济力量的代理人,并天生追求相对优势,旨在世界舞台上彼此超越[34],故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仍将受到国家间竞争的驱动,只不过首选手段从军事转变为经济,即经济是以其他方式延续的战争[35]:用可支配资本代替火力,用民用创新代替军事技术进步,用市场渗透代替驻军和建立海外基地[6]。② 地方和空间特有的地理特征不仅影响权力的分配,对于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也至关重要[2],因此,将地缘经济学中的“地缘”界定为:国家实力的经济基础必须具有决定性的地理特征;或者地缘经济战略目标必须有地理上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地缘经济学成为一种经济导向的地缘政治学,表现为经济和金融与全球政治和安全考虑的交集、国家和商业部门的融合,关注相对经济收益和权力、资源控制权等[36]。具体应用场景主要为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及实施,如:俄罗斯如何将能源力量作为经济杠杆来推进其更广泛的地缘战略利益[37-39],中国如何利用其金融实力获得政治影响力和战略原材料[40-42],以及德国如何利用其贸易实力作为地缘经济杠杆在欧盟内部推行其偏好等[30,43]等。

1.2.2 经济地理学方法下的地缘经济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经济地理学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影响,经历了文化转向、制度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等,强调经济行为者的多元性和关系性,这为经济地理学方法下的地缘经济理解奠定了基础。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中心主义已经被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组织所淘汰,国家首先是“市场的参与者”,而不是“监管者”[44],越来越多的重要决策是由企业和消费者而不是国家政府决定的,国家会为流动而自由的跨国资本的利益服务[45]。这一假设下,经济地理学派将地缘经济学看作是地理与经济的互动,重点关注地理特征以及新的地理背景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影响[46-47]。与地缘战略学派相比,更加关注“地理背景”本身的影响,与权力政治的关系要小得多。其分析思路大致有两种:① 地理空间中的物质特征对于区域经济、政治至关重要。例如,O'Hara等[48]将地缘经济学理解为关于一个地区所包含的自然资源以及控制和开发这些资源的政治问题;Scholvin等[49]则展示了地理条件对巴西和南非各自的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② 冷战结束后,各国对于资源、货物、数据、人员和金融等要素的全球流动依赖不断加深,这一新的地理背景使得对经济流动安全性的关切日益增强。例如,Aaltola等[46]和Brattberg等[50]则分别注意到这种全球流动的新地理格局及其采用地缘经济手段来管理全球流动的必要性。此外,这一学派还注意到在全球化的跨国企业、自由贸易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网络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和固定边界的状态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对跨越国家范围的经济和政治动态存在重要影响[51]。因此,地缘经济表现为“高度灵活的非国家行为体和无边界的跨国关系”[52]。总结来看,这种理解与地缘战略学派侧重点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元科学基础[12],即地理—政治—经济的互动,但显然经济地理学派存在一个潜在缺陷,即没有考虑全球地缘政治动态及其对区域地缘经济动态的影响。

1.2.3 批判地理学阵营下的地缘经济学

随着地缘政治学出现批判转向,一些学者在解读地缘经济学时也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法国哲学家的影响。他们将地理视为一种权力/知识的形式和语言,从更具批判性的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将地缘经济学看作一种战略性地创造全球化经济场所或空间的话语[44,53-55],批判地理学派由此诞生。这一学派旨在解构话语,揭示地缘经济学是如何作为一种话语运作并再现思想倡导者的主观视角及其思想的意识形态内容,并塑造地缘经济想象,从而对一系列实践产生影响的。具体分析思路包括:① 通过将经济空间扩张置于想象世界特定方式的背景下,质疑经济空间扩张以及这种扩张的有害影响是如何被视为自然和有益的[54];② 将安全风险建构为威胁,使行为体能够借助这些威胁话语寻求反制措施的合理性[56]。理解批判地理学阵营下的地缘经济学尤其需要重视Sparke[53,57]的观点,他认为将地缘经济学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精英使用的经济治国方略是不全面的,因为资本和个人地位的限制会影响地缘战略话语的发展和部署,强调地理学家有责任坚持不懈地、批判性地审视安全辩论中的话语。总之,与前面两个学派不同,批判地理学派将地缘经济学理解为一种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强大影响的话语,不仅是对客观经济空间战略的描述,而且包含了一种看待世界的主观方式[58]。但其将地缘经济学政策建议和研究都看作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假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批判性作用,但也有可能会限制地缘经济学的学术议程发展[12]

2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与互动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12],都是大国之间地缘战略竞争的表现,在外交政策中表现为国家通过追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理解地缘经济学必须要厘清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理论联系[28]。在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程中,学者们对于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关系也进行了多元化解释。

2.1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可以追溯至Harvey[59]在其著作《新帝国主义》中的论述。Mercille[60]接受了Harvey推理的大致框架,并根据政策的原因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分别归纳为“地缘政治逻辑”和“地缘经济逻辑”。其中“领土逻辑”指国家(或某些作为政治权力集团的国家联合体)在全世界维护其利益和实现其目标的斗争中提出和采用的各种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而“资本逻辑”指经济权力在连续空间中的流动,即生产、贸易、商业、资本等的日常流动实践,目的是实现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积累。但过度积累使资本面临贬值威胁,而空间修复能够暂时解决资本和劳动力的过度积累问题,因此,资本逻辑下国家通过开辟新的市场、扩大贸易,或投资剩余资本在新的地方建立生产设施,具有地理扩张的趋势[19]。Mercille[60]在Harvey对于“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推理,认为资本家遵循地缘经济逻辑,政治家遵循地缘政治逻辑,资本家比政治家更直接地感受到利润压力,其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标有时可能会与政治家维护的长期利益目标相冲突,这是两者在某些时候出现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
而Cowen等[44]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权力逻辑隐喻为不同的社会形式。地缘政治社会被理解为为了积累财富而获取领土的手段,而地缘经济社会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市场控制积累财富。地缘经济社会的领土逻辑正在不断改变,主要表现在伴随着跨国企业作为主要行为体的崛起,全球生产越来越细分,领土边界已经失去了其在过去对经济和社会的决定性作用[44]。地缘经济视角下,边界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对跨境地理环境形成新的预期,并根据不同的国家和跨国需要重塑新的边界[51]。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维护特定地区固定资本投资的利益并不一定导致地缘政治防御和领土整合;正如资本主义者为获得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而扩张到新的空间也不一定导致地缘经济战略和再领土化。厘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不同的权力逻辑可以避免解决方案的简单化,有利于提供完整的地缘政治经济解释[61]

2.2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对于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当前学术争论的焦点,也是地缘经济学理论建设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目前西方研究中主要有3种观点[62],本文在对其进行梳理的同时,考察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不同运作逻辑,以便明晰地缘政治力量和地缘经济力量的投射差异,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二者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取代了地缘政治,使用二分法将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发展叙述为划时代的历史转变,认为某种后领土、后威斯特伐利亚的世界秩序即将到来,地缘政治安全的旧逻辑正在被地缘经济、多层次全球治理或多角色国际公民社会所取代[63]。典型观点是Luttwak[6]在其地缘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提出的:地缘政治时代的军事冲突逻辑正逐步被地缘经济时代的经济冲突取代,新时代国家间的冲突逻辑将由商业法则主导,世界已经进入了地缘经济新时代。Cowen等[44]也认为“地缘政治社会”正在被“地缘经济社会”所取代。
第二种观点认为,地缘经济隶属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子集,其理论基础直接来源于地缘政治学。这种理解将地缘政治定义为政治和地理之间的联系,即在特定地区行使权力的艺术和实践,而地缘经济利用经济手段推进国家利益和实现战略目标,是经济和地缘政治的相互作用,国家利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64-65]。因此,地缘经济是以经济为动机并通过经济手段实施的领土控制战略[66],国家行为体会运用经济手段推进地缘政治目标[67],地缘经济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学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而是地缘政治学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补充。例如,Grosse[68]认为,地缘经济学虽然是一门从经济关系角度来重新认识、处理和定位国际关系的新理论,但它仍然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地缘经济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手段来服务于地缘战略的。然而,这种看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关系的方法未能把握不同类型力量(如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差异,以及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国际体系层面上产生的反作用和影响。因此,Wigell等[29]和Scholvin等[69]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战略性质进行了区分。地缘政治依靠的主要是军事手段,力量投射通常是“公开的”,其总体运作逻辑是“对抗”系统层面,会产生“高层次的威胁感知”以及相应国家间关系的向心力;而地缘经济的力量投射是通过“隐蔽的”经济手段进行的[2],其操作逻辑是“选择性适应”,与地缘政治相比会产生“低度或中度威胁感知”,正因为其力量投射的运作逻辑,地缘经济可以被用作一种楔形战略,从而试图分裂目标国家或联盟,通过产生离心力削弱其制衡的潜力[29]。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依靠的不同力量和手段也扩展到了不同类型的权力关系,地缘政治主要基于威慑、合作和硬实力;地缘经济则包含了相互依存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元素。综上所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虽然在概念上不同,但二者相互关联,而且往往同时存在,国家可以根据其战略需求采用选择某种战略或将二者组合使用,这就需要辩证地看待二者的关系[12]
第三种观点辩证地看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如前所述,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方法来避免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划分为适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治国指南,以及陷入地理想象的陷阱[61]。例如,Sparke[53]就反对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分别描述为核储备竞争与商业扩张竞争的不同地缘战略时期,在他看来,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代表地缘战略时代发生了变化,而是时代的两面。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可以概念化为地缘战略话语的不同形式,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并分别塑造了安全战略家及其受众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地缘经济话语的特点。Wigell等[12]则弥补了Sparke仅仅从话语视角分析二者关系的局限性,认为地缘经济学为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领土地缘政治的方式来进行权力政治,是地缘战略的关键方面,他通过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放在一种“大战略”(为外交政策提供支撑的知识架构)的框架下看待,将可用手段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更大目标联系起来,进而统一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

3 地缘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议题

尽管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仍处于初创时期,但不同学派仍从各自理论视角出发进行了实证工作,其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主要议题大致有3个方面(表2)。需要注意的是,学者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可能同时借鉴了一种或多种学派视角,以形成对地缘经济活动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表2 地缘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议题

Tab.2 Empirical research topics of geoeconomics

议题 内容 案例选择 代表学者 实证描述
地缘经济战略 地区大国地缘经济战略 竞争性战略 新帝国主义地缘经济 俄罗斯 Stulberg[73] 利用能源优势获取较小的邻国在里海法律地位、能源资源商业开发以及油气管道路线选择等方面的让步
新重商主义地缘经济 日本 Huntington[1] 冷战后实行经济实力最大化战略,即生产者主导、确定产业目标、扩大市场份额、进口限制和持续盈余
巴西 Burges[74] 尽管声明致力于多边主义,但实际上不愿与地区机构捆绑在一起,并避免成为地区集体公共产品的支付者
合作性战略 霸权地缘经济 欧盟 Le Gloannec[75] 依靠其强大的经济结构,即与寻求入联的候选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向其邻国输出政策
自由主义地缘经济 德国 Kundnani[30] 将经济实力本身视为目标,回避地区政治和军事领导,拒绝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发展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实力
小国地缘
经济战略
哈萨克斯坦 Neafie[78] 不仅与其前殖民统治者俄罗斯有着密切联系,独立后与中美都建立了牢固关系,以平衡这些力量,不会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庸
土耳其 Güneylioğlu[64] 冷战后与中国、西方关系的演变进程,体现了枢纽国可以在利用其战略支点位置推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目标
相互影响
和作用
大国影响小国 美中—非洲 le Pere[79] 美中紧张局势影响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小国影响大国 中亚—中国 Aryal[80] 地理位置的邻近使得中亚地区的不稳定和安全威胁蔓延到中国领土,促使中国调整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债务支出
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 发起国 脆弱性相互依赖 美国 Blackwill等[67] 因其技术领先地位及其市场和财政资源等优势,在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时常处于有利地位
Kim[84] 其地缘经济实践破坏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反过来使其经济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得不偿失
目标国 俄罗斯 Aalto[83] 俄罗斯在他国经济制裁下,资源地理、金融和制度等层面实现利益的能力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
Diesen[39] 通过改变战略性产业和多样化以摆脱对其他国家的过度依赖,进而改变经济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减少其脆弱性
第三行动者 第三国 欧盟 Kim[86] 在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中,认为中国不太可能对欧盟国家形成直接军事威胁,所以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优先考虑经济利益
企业 替代种植计划 Su等[87] 由于并非所有企业参与者的态度都是积极的,导致出现互惠不均衡现象和不同规模的监管紧张,从而影响实施效果
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 地缘经济想象 美国 Domosh[88] 地理和地缘经济想象力将全球无边界的愿景结合起来,使资本能够在世界各地顺利流动,使其经济扩张合法化
Sparke[53] 在伊拉克战争中通过传播地缘政治恐惧和地缘经济希望,构建话语来证明战争正当性
小国地缘经济想象 阿拉伯国家 Smith[89] 海湾国家这样的地方可以对地缘经济想象产生远超其规模的影响

3.1 地缘经济战略研究

无论是否已经进入地缘经济时代,当今各国使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权力政治已经极其普遍,地缘战略学派则注意到不同国家在制定和执行地缘经济战略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做法[70]
作为各自地区经济网络的地理节点,地区大国往往是该地区其他几个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或是控制着可以在境外部署的大量金融资产,为其利用不对称经济力量实现权力政治提供了优势[71]。地区大国是如何在地理位置、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相互交叉的各种背景下行动的已经成为了地缘经济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然而,由于缺乏分析工具来确定和比较地区大国的地缘经济战略,Wigell[72]构建了一个包含战略框架(竞争或合作)和经济实力(目标或手段)两个维度的类型学(图2),试图对地缘经济战略进行分类。这一划分概述了作为治国之道的各种形式的地缘经济维度,为理解其他实证文章提供了一幅画布。在竞争性战略框架下,经济实力被用作一种杠杆,以便使其他国家让步,或者对它们施加压力。不同的是,新帝国主义地缘经济战略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其国家商业利益,也是为了更广泛的政治目标,如建立与较弱邻国的新帝国主义关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它们相对于地区大国利益的主权。例如,以能源地缘战略使用为核心的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经常被看作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地缘经济战略[73]。而新重商主义地缘经济战略的首要目的是追求经济实力目标,而非地缘政治目标。这些国家避免重大政治承诺或积极的区域政治角色,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关注国家经济发展。以冷战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最大化战略和巴西以实现经济发展为主要驱动力的外交政策为例[74],这些国家将全球政治经济理解为对市场、技术和资源控制权的零和竞争,通过积累财富,寻求提高国家经济在国际中的相对地位,从而增强国家在国际和区域舞台上的自主权和议价能力。相比之下,合作性战略框架强调与邻国互动中的互利互惠。不同的是,霸权地缘经济战略将经济实力而非强制手段作为维护地区领导地位的手段;而自由主义地缘经济战略最终是为了追求经济目标本身,而非地缘政治目标,接受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必要性。以欧盟和德国为例:前者依靠其强大的经济结构,即与寻求入联的候选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向其邻国输出其政策[75];而后者则将经济实力本身视为目标,拒绝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发展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实力,被认为是运用地缘经济力量非常纯粹的例子[30,43]
图2 大国地缘经济战略分类

注:根据Wigell等[72]的研究成果进行绘制。

Fig.2 Classification of geoeconomic strategies of regional powers

需要注意的是,地缘经济战略具有动态性,并受学习过程的影响[76]。地区大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修改战略,在不同的战略分类之间来回跳转,或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用不同的策略,这也为进行个案内部比较和普遍性检验开辟了新路径。例如,Grosse[68]在研究中欧地缘经济关系时认为欧盟相对更注重短期经济目标,而忽视了长期的战略目标,就与上文中对于欧盟地缘经济战略的阐述不同。
而对于较小国家或区域次要国家(下称小国),地缘经济也为其实现国家利益、推动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目标提供了一种工具。与冷战时期相比,小国既可以通过与数量不断增加的替代性地缘经济代理人合作来巩固其经济安全,也可能寻求与愿意提供必要经济来源和财政援助的大国合作来巩固其政权安全[77]。例如,学者们通过考察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在大国地缘经济较量中的地缘战略选择,分析小国的地缘经济战略[64,78]。此外,大国与小国在地缘经济战略上相互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大国地缘经济战略的实施会影响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战略地位和外交政策[79];另一方面,小国由于地理位置、经济、国内政治等因素也影响着大国地缘经济战略的实施[80]

3.2 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研究

地缘经济工具箱的范围从贸易和投资政策、金融和货币政策、能源政策,到制裁与援助方案、全面和部分禁运,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然而,在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地缘经济工具实施的效用在不同场景中有很大差异[12]。通过融合地缘战略学派和经济地理学派的战略和地理视角,特别是对于多行为体的关注,学者们探究了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
从发起国的角度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必须与良好的经济实力相结合。例如,美国因其技术领先地位及其市场和财政资源等优势,在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时常处于有利地位[67],他国由于不愿承受美国强加的经济成本、渴望获得更好的美国经济准入,而使美国实现战略利益的方式更加有效[81]。同时在实施过程中要促进或至少避免损害国家的经济利益,以赢得国内主要利益集团的支持,否则就可能面临失败。从目标国家的角度看,其经济实力和某些结构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缘经济工具的使用及效果[68,82]。以2014年以来欧美等国实施经济制裁下的俄罗斯为例,其实现利益的整体能力受到了损害,但不同经济维度的影响并不统一[83]。事实上,在经济深度一体化和数字连通性日益增长的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信息技术多个领域都更加相互依赖,从中受益的同时也更易受其影响,人为破坏这些联系会产生重大的副作用,加之地缘经济工具使用产生的昂贵“成本”,对发起国经济本身也会构成压力[12]。以美国为例,其地缘经济实践破坏了二战以来的自由国际秩序,反过来使其经济领导地位受到威胁[84]。因此,要使经济工具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有效手段,就必须满足一个必要条件,即如果经济联系受到限制,目标国家比发起国损失更大,Hirschman[23]在其开创性著作《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结构》中将这一必要条件称为“脆弱性相互依赖”,而国家往往试图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以减少其脆弱性。
此外,经济和安全问题之间最终取得什么平衡,还取决于第三行动者包括世界和地区组织、第三国,以及企业等私人行动者的反应[7]。在地缘经济实践中,若存在第三国可以作为目标国的替代经济伙伴,充当出口目的地或金融资源、原材料、技术和经济知识的提供者[85],就可将目标国从脆弱性相互依赖中解放出来,从而破坏地缘经济工具实施的有效性。对此,Kim[86]分析了欧盟在美国对中国经济制裁中的角色,并尤其强调地理和空间因素导致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优先考虑经济利益,从而使中国的对外经济互动不会受到实质性阻碍。此外,特定国家的地缘经济政策都无意中影响了世界各地的资本、商品、人员和服务的整体流动,给全球市场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他有能力的国家或组织会抵制相关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也为其有效性添加了一层不确定的“迷纱”[84]。而企业作为地缘经济实践所需的中间行动者也很难控制,他们并不是国家法规的被动应答者;相反,他们积极地部署协作或逃避策略,以减少商业风险,增加经济回报。与情报和军事行为者相比,企业行为者,甚至是国家控制的企业行为者,通常有着不同的利益和对国家的忠诚感。一方面,由于参与的企业行为体的多样性,会使地缘经济战略的实施进程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企业行为体参与的态度是否积极也会导致政策的落实效果不一,从而挑战地缘经济工具实施的有效性。云南省实施替代种植计划的挑战中则体现了企业行为者是如何影响地缘经济战略实施的[87]

3.3 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研究

地缘经济学作为话语领域,是由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话语、图像、知识和实践组成的,通过将经济空间扩张置于一种想象世界的特定方式下,构建了一种特殊的地缘经济想象,以适应国家和企业的现实需要。批判地理学派则以其独特的视角对这种论述和话语进行考察,揭示了经济策略与企业所处的真实政治经济环境是如何受到人们地理理解的影响甚至指导[54]。例如,Domosh[54,88]的两篇文章以支撑美国20世纪初几十年商业扩张的地缘经济话语和两位美国商人在俄罗斯革命时期的生活为案例,分别展示了地理和地缘经济想象力如何使经济扩张合法化,以及个人经历如何通过地缘经济想象、地理知识及嵌入程度影响资本在空间中的流动。这充分展示了地理和地理知识是如何被卷入商业帝国,以及不同类型的空间扩张是如何体现在相关论述中并被企业和商人付诸实践的。
需要注意的是,当充满想象力与希望的地缘经济话语与充满恐惧的地缘政治话语相结合,并被不断重复和广泛传播时,可能会在实践中产生巨大的漩涡,甚至对地球上每个生命的生死都产生影响。例如,Sparke[53]通过解构形成伊拉克战争基础的充满恐惧的地缘政治话语和充满希望的地缘经济话语,认为这些话语有可能塑造了美国安全战略家及其受众的世界观。事实上,与地缘政治话语相比,地缘经济话语更富有想象力,因为它能让人们产生一种经济扁平化不断扩大的地理预期,而非“铁幕”、邪恶帝国和相互冲突的文明区块所代表的政治分裂和不均衡。地缘经济的话语分析倾向于预测和说明资本主义的包容性,关注的是网络而非集团,是互动而非围墙,是跨国联系而非国家领土。总之,不同于地缘战略研究对于国家角色的强调,地缘经济话语领域的实证分析将地缘经济优先看做一种传达对全球资本主义进步希望的战略话语,而非国家政策。
此外,尽管有大量实证研究都在分析中、美、俄等大国的地缘经济话语与地理想象,但这并非说明可以忽视小国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Smith[89]通过分析20世纪媒体对阿拉伯国家的报道,论证了像海湾国家这样的地方可以对地缘经济想象产生远远超过其规模的影响。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本文通过对地缘经济及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得出如下结论:① 地缘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其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理论萌芽期和理论初创期两个阶段;② 关于地缘经济学的概念内涵解读,形成了三大理论学派,即地缘战略学派、经济地理学派、批判地理学派,不同学派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并有其独特的分析思路;③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基于不同的权力逻辑,即“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此外,关于二者的关系也有3种不同的观点:地缘经济取代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隶属于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辩证统一。三大理论学派展开了大量实证工作,涉及的研究议题涵盖地缘经济战略研究、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研究、地缘经济话语与想象研究等。
基于此,本文认为地缘经济是在地缘战略框架下国家进行权力政治的一种新方式,即对经济力量的运用。作为一种现实存在和外交政策实践,它塑造了地缘经济观察者及其受众的世界观。而地缘经济学是基于资本逻辑的、关注地缘政治空间经济的政治地理学,并与地缘政治学辩证统一。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和知识体系,它克服了传统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某些缺点。首先,将地缘经济学解析为一种治国之道,超越了现实主义往往将军事的战略优先级置于经济之前的观点;第二,经济地理学下对地缘经济学的理解没有延续传统自由主义对于权力政治的忽视;第三,批判地理学家超越了建构主义,在关注话语的同时仍关注物质现实和国家间竞争的一些基本原则。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地缘经济学研究的是具有明确地理维度的经济权力基础,认识到一些地方和空间特有的地理特征,而不仅仅是各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塑造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2]。例如,地缘经济学关注某地区大国如何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特定的地理区域或形成其势力范围。

4.2 研究展望

诚然,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和实证成果,但仍处于理论初创期,存在不足与令人困惑之处。对其进行解析可以为国内地缘经济学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图3)。一是理论与概念分析框架仍需建构。首先,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地缘经济学研究,但多为自说自话,仍未形成明确、清晰、规范的理论与概念界定;其次,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和概念是在地缘政治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于地缘政治学本身的概念也是难以界定的,对于二者的区别以及关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由于将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竞争、冲突和对抗的概念混合讨论,很难知道威胁何时开始或结束等问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质性分析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地缘经济实践和话语[7],正如Mattlin等[33]所言,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探索空间、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二是研究尺度和研究方法有待丰富。在研究尺度上,目前西方地缘经济学研究尺度多为宏观层面,例如大量文献研究国家的地缘经济战略或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关于地缘经济工具使用有效性的研究也多从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及国家地缘经济结构出发;而在微观层面仍存在较多空白,如对企业、高校等私人行为者是如何与国家进行互动来影响地缘经济战略实施的,地方和城市层面是如何与国家地缘经济大战略联系在一起的等问题研究不足。在研究方法上,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分析,具体包括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但定量方法少之甚少,在大数据时代应充分挖掘如何利用文件和数据,不断丰富研究方法。三是注重既定事实的解释研究,对现实问题分析和决策研究欠缺。究其原因,在地缘经济学1990年正式被Luttwak[6]提出时,几乎同一时期批判地缘政治学诞生,不同观点相互争鸣,但也因此忽视了古典地缘政治学对于地缘战略的分析,即注重对“geo”的解析,将世界扁平化,从对地理实体争夺的视角进行分析和预测,解决地缘经济工具应该在哪里使用、何时使用、如何使用以及要在哪一区域增强影响力等现实问题。四是缺乏关于地缘经济力量投入与运作的分析框架。对于地缘经济战略及其地缘经济工具的应用仍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被完全探索或达成共识。例如,目前存在的地缘经济工具的范围以及国家有效使用地缘经济工具的因素?非国家行为体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更适合应用地缘经济工具吗?小国在使用地缘经济工具方面处于劣势吗?在地缘经济世界中,一国的“韧性”如何评估?
图3 地缘经济学的研究展望

Fig.3 Prospect for the study of geoeconomics

当前俄乌冲突不断升级并持续影响着全球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地区秩序的瓦解与重组,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爆发都在推动世界经济加速进入“碎片化”时代,中国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这对国内地缘经济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为建设中国特色地缘经济理论提供了历史机遇。本文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面临时代背景的耦合性,认为未来的地缘经济学研究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第一,地缘经济韧性研究。不同于经济韧性,地缘经济韧性是指一国抵御有目标的地缘经济实践的能力,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结构特征以及不同行为体等多方面影响。第二,不同尺度下地缘经济工具的实施及其有效性问题研究。随着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断演变,地缘经济工具的种类及其依托的平台不断丰富,需要对其进行归类,并构建不同尺度下对其有效性问题的分析框架。第三,小国与第三国地缘经济实践研究。当前地缘经济研究倾向于关注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的重要性被忽视或低估,第三国在地缘经济实践中的作用也并不明晰。第四,城市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地缘经济研究。关注微观尺度,通过探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家重组和国家调节的地理过程,也是理解地缘经济学的一大关键视角。第五,地缘经济话语与实践关系研究。当前对地缘经济话语的研究较少,深化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
[1]
Huntington S P.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3, 17(4): 68-83.

[2]
Vihma A. Geo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limits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A new engagement with Edward Luttwak[J]. Geopolitics, 2018, 23(1): 1-21.

[3]
Moisio S. Towards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geoeconomic processes[J]. Geopolitics, 2017, 23(1): 22-29.

[4]
洪菊花, 骆华松.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争及中国地缘战略方向[J]. 经济地理, 2015, 35(12): 26-35.

[ Hong Juhua, Luo Huasong. Controversy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China's geostrategic direc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26-35. ]

[5]
Stanojević N. Geoeconomic concept and practice: Class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geoeconomic means[J].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72: 29-46

[6]
Luttwak E N.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J].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0, 20: 17-23.

[7]
Roberts A, Choer M H, Ferguson V. Toward a geoeconomic order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19, 22(4): 655-676.

[8]
Hu W, Ge Y J, Hu Z D, et al. Features of geo-economic network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J]. Sustainability, 2022, 14(18): 11676. doi: 10.3390/su141811676.

[9]
宋涛. 地缘经济视角下的边境地理学研究框架[J]. 科技导报, 2018, 36(3): 49-54.

[ Song Tao. Research framework of border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economi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2018, 36(3): 49-54. ]

[10]
秦奇, 成升魁, 李飞, 等. 1992年以来国内外地缘政治比较研究: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12): 1475-1488.

[ Qin Qi, Cheng Shengkui, Li Fei,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n foreign and Chinese geopolitical studies since 1992: An analys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2): 1475-1488. ]

[11]
毛汉英.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3): 289-302.

[ Mao Hany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China's strateg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3): 289-302. ]

[12]
Wigell M, Scholvin S, Aaltola M. Geo-economics and power politics in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 UK: Routledge, 2018.

[13]
Cohen H G. Nations and marke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20, 23(4): 793-815.

[14]
陆大道, 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 2013, 68(6): 723-727.

[ Lu Dadao, Du Debin. Some thoughts on the strengthening of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studie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6): 723-727. ]

[15]
Wang S F, Zhu A X, Ge Y J,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Competition or cooperation?[J]. Sustainability, 2017, 9(6): 1064. doi: 10.3390/su9061064.

[16]
杨文龙, 史文天. 中西方地缘经济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 世界地理研究, 2022, 31(5): 905-918.

[ Yang Wenlong, Shi Wentia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geo-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West.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2, 31(5): 905-918. ]

[17]
Hu W, Ge Y J, Hu Z D, et al. Geo-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nd their typ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22, 19(19): 12946. doi: 10.3390/ijerph191912946.

[18]
李正, 陈才, 熊理然. 欧美地缘经济理论发展脉络及其内涵特征探析[J]. 世界地理研究, 2014, 23(1): 10-18.

[ Li Zheng, Chen Cai, Xiong Liran. An analysis on the theory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ein of geo-economics abroad.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4, 23(1): 10-18. ]

[19]
Gregory D, Urry J R.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M]. London, UK: Macmillan, 1985.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M]. 安常容, 成忠勤, 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 Mahan A.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Translated by An Changrong, Cheng Zhongqin. Beijing, China: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ress, 2006. ]

[21]
哈·麦金德. 历史的地理枢纽[M]. 林尔蔚, 陈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Mackinder H.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Lin Erwei, Chen Jiang.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1. ]

[22]
Fairgrieve J. The gateways of commerce[M]. London, UK: George Philip and Son, 1980.

[23]
Hirschman A O.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M]. Oakland,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24]
Krasner S D.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World Politics, 1976, 28(3): 317-347.

[25]
Cooper R N. Trade policy is foreign policy[J]. Foreign Policy, 1972(9): 18-36.

[26]
O'Neill J. The growth map: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BRICs and beyond[M]. New York, USA: Portfolio, 2011.

[27]
Summers T.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Politics and Space, 2020, 38(5): 809-813.

[28]
Li M J.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Geo-economics and Indo-Pacific security competition[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0, 96(1): 169-187.

[29]
Wigell M, Vihma A. Geopolitics versus geoeconomics: the case of Russia's geostrategy and its effects on the EU[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92(3): 605-627.

[30]
Kundnani H. Germany as a geo-economic power[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1, 34(3): 31-45.

[31]
Kirshner J. Currency and coerc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OL]. Working Paper, EUI RSCAS, 2005. https://cadmus.eui.eu/handle/1814/3362.

[32]
Wheatley A. The power of currencies and currencies of power[M]. London, UK: Routledge, 2014.

[33]
Mattlin M, Wigell M. Geoeconomics in the context of restive regional powers[J]. Asia Europe Journal, 2016, 14(2): 125-134.

[34]
Martiningui A, Youngs R.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foreign policy in 2012: What kind of geo-economic Europe?[M]. Madrid, Spain:Fride, 2011.

[35]
Bell 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M]. New York, USA: Basic Books, 1976.

[36]
Kaufman H. Geo-economics injects new uncertainties into troubled markets[M]. New York, US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4.

[37]
Siddi M. The role of power in EU-Russia energy relation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arkets and geopolitics[J]. Europe-Asia Studies, 2018, 70(10): 1552-1571.

[38]
Mbah R E, Wasum D F. Russian-Ukraine 2022 war: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Russian-Ukraine Crisis on the USA[J].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2022, 9(3): 144-153.

[39]
Diesen G. The geoeconomics of the Russian-Japanese territorial dispute[J]. Asian Survey, 2018, 58(3): 582-605.

[40]
Lim K F. On China's growing geo-economic influ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variegated capitalism[J]. Geoforum, 2010, 41(5): 677-688.

[41]
Hsiung J C. The age of geoeconomics, China's global role, and prospects of cross-strait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009, 14(2): 113-133.

[42]
Kärkkäinen A. Does China have a geoeconomic strategy towards Zimbabwe? The case of the Zimbabwean natural resource sector[J]. Asia Europe Journal, 2016, 14: 185-202.

[43]
Adomeit H. Germany, Russia, and the rise of geo-economics[J]. Europe-Asia Studies, 2017, 69(3): 544-545.

[44]
Cowen D, Smith N.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ics[J]. Antipode, 2009, 41(1): 22-48.

[45]
Tuathail G Ó.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M]. Minneapolis,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46]
Aaltola M, Käpylä J, Mikkola H, et al. Towards the geopolitics of flows: Implications for Finland[M]. Helsinki, Finland: Fiia Report, 2014.

[47]
Scholvin S, Malamud A. Is there a geoeconomic node in South America? Geography, politics and Brazil's role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R/OL]. ICS Working Papers, 2014.https://www.academia.edu/7138256.

[48]
O'Hara S, Heffernan M. From geo-strategy to geo-economics: The ‘Heartland' and British imperialism before and after MacKinder[J]. Geopolitics, 2006, 11(1): 54-73.

[49]
Scholvin S, Draper P. The gateway to Africa? Geography and South Africa's role as an economic hinge joint between Africa and the world[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2, 19(3): 381-400.

[50]
Brattberg E, Hamilton D S. Global flow security: A new security agenda for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in 2030[M]. Washington D C, USA: Center for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2020.

[51]
Sparke M.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Transnational state effects in the borderlands[J]. Geopolitics, 1998, 3(2): 62-98.

[52]
Barton J R. 'Flags of convenience': Geoeconomics and regulatory minimisation[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99, 90(2): 142-155.

[53]
Sparke M. Geopolitical fears, geoeconomic hope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7, 97(2): 338-349.

[54]
Domosh M. Geoeconomic imaginatio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3, 103(4): 944-966.

[55]
Moisio S, Paasi A. From geopolitical to geoeconomic? The changing political rationalities of state space[J]. Geopolitics, 2013, 18(2): 267-283.

[56]
Buzan B, Wæver O, Wilde J.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M]. Boulder, US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57]
Sparke M. Geoeconomics, globalisation and the limits of economic strategy in statecraft: A response to Vihma[J]. Geopolitics, 2017, 23(1): 30-37.

[58]
Agnew J, Mitchell K, Toal G. A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M].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59]
Harvey D. The new imperialism[M].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0]
Mercille J. The radical geopolitics of US foreign policy: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logics of power[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8, 27(5): 570-586.

[61]
Sparke M. Globalizing capital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8, 50(2): 484-489.

[62]
熊琛然, 王礼茂, 屈秋实, 等. 地理学之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 学科之争抑或学科融合?[J].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2): 296-306.

[ Xiong Chenran, Wang Limao, Qu Qiushi, et al. Paradigms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Controversy or integration.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0, 29(2): 296-306. ]

[63]
Teschke B. The myth of 1648: Class, geo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London, UK: Verso, 2003.

[64]
Güneylioğlu M. The Turkey-China rapproch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BRI: A geoeconomic perspective[J].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2, 76(5): 546-574.

[65]
Baru S. Geo-economics and strategy[J]. Survival, 2012, 54(3): 47-58.

[66]
Hudson V M, Ford R E, Pack D, et al. Why the third world matters, why Europe probably won't: The geoeconomics of circumscribed engagement[J].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991, 14(3): 255-298.

[67]
Blackwill R D, Harris J M. War by other means: Geoeconomics and statecraft[M]. Cambridge,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68]
Grosse T G. Geo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The lessons from the EU weapon embargo and from Galileo[J]. Geopolitics, 2014, 19(1): 40-65.

[69]
Scholvin S, Wigell M. Power politics by economic means: Geoeconomics a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and foreign policy practice[J]. Comparative Strategy, 2018, 37(1): 73-84.

[70]
Csurgai G.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geoeconomics in power rivalr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 Geopolitics, 2017, 23(1): 38-46.

[71]
Wu F, De Wei K. From financial assets to financial statecraft: The case of China and emerging economies of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23(89): 781-803.

[72]
Wigell M. Conceptualizing regional powers' geoeconomic strategies: Neo-imperialism, neo-mercantilism, hegemony, and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J]. Asia Europe Journal, 2016, 14(2): 135-151.

[73]
Stulberg A. Moving beyond the great game: The geoeconomics of Russia's influence in the Caspian energy bonanza[J]. Geopolitics, 2005, 10(1): 1-25.

[74]
Burges S W. Strategies and tactics for global change: Democratic Braz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Global Society, 2012, 26(3): 351-368.

[75]
Godehardt N, Nabers D. Regional powers and regional orders[M]. London, UK: Routledge, 2011.

[76]
Destradi S. Regional powers and their strategies: Empire, hegemony, and leadership[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0, 36(4): 903-930.

[77]
Nesadurai H E S. Introduction: Economic security,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J]. The Pacific Review, 2004, 17(4): 459-484.

[78]
Neafie J. Producing the Eurasian Land Bridge: A case study of the geoeconomic contestation in Kazakhstan[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23, 60: 269-289.

[79]
le Pere G L. US-China geoeconomic tens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J]. Asian Perspective, 2021, 45(1): 147-156.

[80]
Aryal S K. Central Asia region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after 2013: A geoeconomics study[J]. Herald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21, 91: 743-753.

[81]
Hufbauer G C, Schott J J, Elliott K A, et al. Economic sanctions reconsidered[M]. Washington D C, USA: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82]
Lee J, Maher R. US economic statecraft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J]. Business and Politics, 2022, 24(4): 332-347.

[83]
Aalto P, Forsberg T. The structuration of Russia's geo-economy under economic sanctions[J]. Asia Europe Journal, 2016, 14(2): 221-237.

[84]
Kim D J. The perils of geoeconomics[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9, 42(1): 153-170.

[85]
Levy J S, Barbieri K. Trading with the enemy during wartime[J]. Security Studies, 2004, 13(3): 1-47.

[86]
Kim D J. Europe as a geoeconomic pivot: Geography and the limits of US economic containment of China[J]. European Security, 2022, 31(1): 97-116.

[87]
Su X B, Lim K F. Opium substitution, reciprocal control and the tensions of geo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China-Myanmar Border[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19, 51(8): 1665-1683.

[88]
Domosh M. American capitalist experiments in revolutionary-era Russia[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3, 39: 43-53.

[89]
Smith B. “The Sheikh of Araby Rides a Cadillac”: Popular geoeconomic imaginations, positional anxiety and nouveau riche territories[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6, 34(3): 564-580.

Outlin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