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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4 , Vol. 43 >Issue 2: 331 - 34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2.010

Articles

Dimens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 embeddednes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returnees in Guangzhou

  • XIE Yuanyuan , 1, 2 ,
  • MA Ling , 1, 3,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3.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7-05

  Revised date: 2023-10-27

  Online published: 2024-02-22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2371229)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971183)

2022 Guangzhou Con-construction Program of 14th Five-Year Plan 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2022GZGJ185)

Fold

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based talents have become a crucial factor that influences region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aking Guangzhou City's intellectual returnees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d whether they are effectively integrated into lo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lace embeddednes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constructed a scale to analyze the key dimens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place embeddednes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The place embeddednes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is a multi-dimensional process, including job embeddedness, social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cultural embeddedness, and emotional embeddedness. 2) Different type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exhibit varying levels of embeddedness across the four dimensions, displaying higher integration in emotional, job,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relatively lower integration in local social relationship. 3) The process, patterns, and extent of place re-embeddednes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can be seen a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attributes,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work and economic factors, as well as non-work-related aspects of life and environment. By exam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turnees and local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embeddednes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the study provid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reintegration. Furthermore, it offers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insightful recommendations for national talent polici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Chinese intellectual returnees; return; place embeddedness; Guangzhou

Cite this article

XIE Yuanyuan , MA Ling . Dimens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 embeddednes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returnees in Guangzhou[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4 , 43(2) : 331 -345 . DOI: 10.18306/dlkxjz.2024.02.010

随着全球知识经济的到来，专业人才与企业家逐渐成为全球流动人口的关键[1]。地理学和世界移民研究开始重视知识人才的流动，而回流知识移民也成为当前各界极为关注的话题。新的地方发展理论指出，高知识移民的智力回流是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人才竞争，国家与地方的发展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的人才资源[2]。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国外人才选择回国发展。在中国的语境下，海归是指迁移到东道国后又返回到祖籍国或文化原乡并长期居留的移民群体[3]。截至2021年底，中国留学归国人员累计达605.77万人①(①https:/business.linkedin.com/contentdam/me/businesslzh-cn/talent-solutions/Event2022/Aug/202-chines-overseas-student-report.pdr.[2023-06-14].)。海归回流被认为是跨国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移民原籍地改变的重要途径。海归能否实现有效融入是促进回流地发展的关键，而地方嵌入为理解这一群体的回流适应情况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4]。
“嵌入性”(embeddedness)最早由政治经济学家Polanyi[5]提出。至20世纪80年代，Granovetter[6]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并用于解释移民行为。20世纪90年代初，地理学者从空间视角对“嵌入性”进行了理论化，并将其运用于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研究领域[7]。21世纪初，“嵌入性”这一概念不断被地理学者空间化，包括地理/空间嵌入(geographical/spatial embeddedness)[7]、地域/领土嵌入(regional/territorial embeddedness)[8]、多地点/地方嵌入(multi-sited/ multi-local embeddedness)[9]等。“嵌入性”的空间视角强调不同的“地方效应”呈现出不同的机会结构，这对理解移民的迁移或居留决定具有重要价值[10]。地方嵌入(place embeddedness)是移民流动的重要过程，它是影响其定居、迁移和返回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与以往研究移民的社会融入理论不同，社会融入往往强调一个相对线性且被动适应和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而地方嵌入则是非线性的、跳跃的，涉及(多)地方的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整合强调移民的能动性与制度、文化等结构化要素在日常生活中的镶嵌和互动[4]。“嵌入”提供了一种思考移民与构成其社会世界的人地互动体验的视角，这可能缓解“融入”等相对固定和狭隘的概念[11]。地方嵌入是指个体如何在社会中找到并界定自己的位置、感受到归属感和参与社会的可能性[12]，在跨地方的地理语境下，一个人的社会实践可能同时嵌入多个地方[13]。移民不仅要在地方的社会层面进行嵌入协商，还与空间上分散的地方和人联系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也变得多重与多地方。这也说明了地方嵌入的多地方性，即不只关注移民对现居地的归属，还包括原籍地、目的地与潜在的其他嵌入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嵌入被理解为一种关系意义，即移民如何在相互关联的时间、空间和关系过程中协商依恋和地方归属，培养不同的归属感和社会关系。由于人们在特定地方的体验是通过他们与社会的长期互动而构建的，因此地方嵌入也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联系和地方互动的动态过程。
对嵌入性不同维度的识别有助于理解移民适应地方的复杂现实。近年来，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与嵌入的多维层面有关的实证研究。早期Polanyi[5]提出的“嵌入”概念仅指经济方面。Zukin等[14]提出嵌入应进一步细分为文化、认知、政治和结构嵌入；Granovetter[15]将地方嵌入的要素划分为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Hess[7]则将嵌入分为社会、网络与空间(地理)三个维度。此外，Ruben等[12]提出嵌入的核心方面包括经济、社会网络和心理社会等；Granovetter[16]还进一步将嵌入细分为社会网络、文化、政治和宗教嵌入；Erdal等[17]指出嵌入的多维层面包括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Quan等[18]提出嵌入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三阶段过程(即结构嵌入、制度嵌入与认知嵌入)，涉及东道国与母国。而国内学者则认为移民嵌入新环境涉及经济、社会、心理等三个层面[19]；一些学者则将社会嵌入归纳为关系、认知、文化和政治等层面[20]；也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嵌入过程遵循地理、文化、经济与社会的演进规律[21]；还有学者从制度、文化、认知和网络等维度理解流动人口嵌入城市的内在机制[22]。
移民的跨地方流动经常会伴随着有着强烈反差的异质经济、社会、文化和制度要素，这些差异深刻地影响着其地方嵌入程度。一些学者对移民嵌入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如Duvall[23]关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发现社会网络对移民在接收国的嵌入与跨国联系具有重要影响；Ruben等[12]指出嵌入的影响因素涉及移民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宗教信仰等)、在迁移周期中的地位(如离开母国的原因、在东道国获得的援助类型、在国外停留的时间和返回条件)和返回前后由国家、私人或民间组织提供的援助等因素；Van Houte等[24]认为移民在不同地方的嵌入性的优势或劣势是被他们的跨国流动经验所塑造的，即迁移经历加剧了迁移之前的社会经济差异，从而导致了多维嵌入与跨国流动的强烈差异。
已有研究提供了嵌入包括地方嵌入的理论视角和研究经验，但这一视角在中国语境下的移民研究中还采用不多。同时，由于不同研究对“谁嵌入了什么”有着不同的解释，因此需要更清楚地理解嵌入的内涵与多维性，以及更多关于这一过程的影响因素[7]。嵌入是理解海归知识移民和母国与地方社会互动过程的重要概念，在新流动性和海归回流的背景下，本文以广州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构建地方嵌入量表，并进一步探讨这一群体重新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维度及影响因素，以丰富国内人文地理学对中国转型发展期这一新兴移民群体的系统研究。

1 数据收集与量表构建

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中心，广州是各类型移民选择的一个重要目的地，包括智力型回流移民等。据广州市人社局统计，自广州市出台首个留学人员政策《广州市鼓励留学人员来穗工作规定》(1999年)以来，截至2019年底有近8万名海归选择广州作为定居地(http://kjj.gz.gov.cn/xwlb/yw/content/post_2683528.html [2023-08-25].)。海归知识移民日趋成为广州人口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知识移民和地方关系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出于研究需要，本文将海归知识移民(intellectual returnees)界定为“在国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者在国内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到国外进修、做访问学者、从事博士后研究或工作1年以上的回流人员”[4]。
本文先后借助问卷星平台，对现居于广州的海归知识移民进行了两次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1) 流动与定居；(2) 回国意愿与动机；(3) 地方感知与文化认同；(4) 地方适应与地方嵌入；(5) 人口统计特征。研究组于2021年10—12月与2022年2—4月通过目的性抽样及滚雪球方法向海归发放问卷，最终回收问卷210份，剔除无效问卷，剩余有效问卷191份，有效率90.95%，问卷调查样本见表1。同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进行资料获取，旨在对定量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作补充解释。通过目的性抽样及滚雪球等方法选取访谈对象，注重涵盖不同性别、年龄、专业和职业类型以及留学国家与地区等，以更好地达到分析要求。研究组于2019年3—12月与2021年10—12月在广州市开展了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60~120 min。受访谈者共计30人，其中男性18名、女性12名；年龄从30~56岁不等。访谈问题聚焦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及影响因素，访谈结束后共得到约14万字的文字资料，采用扎根理论逐级编码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
表1 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191)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samples (N=191)

变量 取值 样本量/个 样本量百分比/% 变量 取值 样本量/个 样本量百分比/%
性别 男 99 51.83 是否独生子女 是 110 57.59
女 92 48.17 否 81 42.41
年龄 25岁及以下 17 8.90 受教育
程度		 硕士 74 38.74
26~35岁 84 43.98 博士 85 44.50
36~45岁 56 29.32 博士后 32 16.76
46~55岁 25 13.09 职业类型 高校 109 57.07
56岁及以上 9 4.71 企业 82 42.93
专业 理科 49 25.66 婚姻状况 未婚 74 38.74
工科 28 14.66 已婚无小孩 20 10.47
商科 22 11.52 已婚有小孩 97 50.79
社会科学 56 29.32 回国年限 1年及以下 20 10.47
人文科学 32 16.75 1~2年(含2年) 37 19.37
其他(医学、艺术等) 4 2.09 2~5年(含5年) 67 35.08
国外
旅居地		 西欧 72 37.70 5年以上 67 35.08
美国 63 32.98 旅居国外年限 ≤1年 51 26.70
大洋洲 19 9.95 1~3年(含3年) 65 34.03
加拿大 6 3.14 3~7年(含7年) 52 27.23
日本 8 4.19 >7年 23 12.04
新加坡 9 4.71 国外旅居地数量 1个 104 54.45
韩国 2 1.05 2~4个 67 35.08
东欧 2 1.05 5~8个 5 2.62
其他(南美洲、非洲等) 10 5.23 8个以上 15 7.85

1.2 量表的构建与验证

地方嵌入是一个动态多维度的概念，基于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等，本文确定了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量表的初始维度并发展初始测项，确定了23个初始测项(表2)。
表2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量表的初始维度和测项来源

Tab.2 Initial dimensions and item sources of place embeddedness scale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维度 测项 来源
工作 EW-1 您对目前工作的工资薪酬满意吗 Goldlust等[25]；Black等[26]；Junger-Tas[27]；张文宏等[28]；
Ruben等[12]；杨菊华[29]；
Erdal等[17]；访谈
EW-2 您对目前职业的社会声望满意吗
EW-3 您对目前工作单位的升迁机会满意吗
EW-4 您对目前的工作支持满意吗
EW-5 您对目前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满意吗
EW-6 您对目前工作单位的工作氛围满意吗
社会关系 ES-7 您的社会交往范围广泛吗 Gordon[30]；Goldlust等[25]；
Granovetter[15]；Black等[26]；
Junger-Tas[27]；杨菊华[29]；
周皓[31]；访谈
ES-8 您与本地人交往多吗
ES-9 您有任职或服务当地的专业机构或政府机构吗
ES-10 您有任职其他跨国(地区)的专业机构、协会或非政府组织吗
ES-11 您有参加跨国(地区)的专业机构、协会或非政府组织等组织的活动吗
文化 EC-12 您适应目前的生活习惯(比如饮食、购物等)吗 Gordon[30]；Junger-Tas[27]；
Ward等[32]；Bricker等[33]；
张文宏等[28]；杨菊华[29]；
Erdal等[17]；访谈
EC-13 您喜欢目前所在城市的传统文化吗
EC-14 您是否熟悉本地的风俗习惯
EC-15 在日常生活中，您是否按本地风俗习惯办事
EC-16 您熟悉本地方言吗
EC-17 您希望学习本地方言吗
EC-18 您在目前所在城市有没有“本地人”的感觉
情感 EI-19 您觉得自己融入到目前所在城市了吗 Gordon[30]；Williams等[34]；
Hess[7]；Hammitt等[35]；
Ruben等[12]；周皓[31]；
杨菊华[36]；访谈
EI-20 您对目前所在城市有归属感吗
EI-21 与国外旅居城市相比，您对目前所在城市的总体满意程度
EI-22 与家乡城市相比，您对目前所在城市的总体满意程度
EI-23 您是否推荐他人来目前所在城市工作生活
通过计算各测项的Cronbach's α 系数，发现工作、社会关系、文化与情感等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系数值均高于0.700，这说明本次问卷数据的信度质量水平较好；各测项的CITC值均大于0.3，说明量表具有较高信度水平，可用于进一步分析(②Cronbach's α系数越高，表示信度越高。在探索性研究中，信度达到0.70就可接受，0.70~0.98为高信度，而低于0.35则为低信度，必须拒绝；CITC值≥0.3，则表明研究量表具有较高信度水平。下同。)。在此基础上，采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对23个测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而识别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具体来说，首先通过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进行因子分析适合度判断；接着根据特征值确定因子个数；之后，检验并剔除因子载荷系数绝对值小于0.4的测项。按照上述步骤，在随后的几轮探索性因子分析中，测项ES-8、EC-12、EC-13、EC-15被相继剔除。最终，由4个公因子、19个测项组成的量表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4.246%，表明公因子的解释效果较好[37]。同时，净化后的量表Cronbach's α 值达到0.855，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 值均在0.700以上，说明量表具有足够的信度。因此，通过因子分析和检验，得出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量表包括4个维度和19个测项(表3)。
表3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Tab.3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lace embeddedness scale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因子 因子载荷 公因子方差 特征根值 方差解释率/% 累计方差解释率/%
工作嵌入(α=0.888) 6.127 32.247 32.247
EW-4 您对目前的工作支持满意吗 0.835 0.721
EW-2 您对目前职业的社会声望满意吗 0.821 0.683
EW-6 您对目前工作单位的工作氛围满意吗 0.819 0.721
EW-3 您对目前工作单位的升迁机会满意吗 0.805 0.666
EW-5 您对目前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满意吗 0.730 0.592
EW-1 您对目前工作的工资薪酬满意吗 0.684 0.537
情感嵌入(α=0.877) 2.904 15.284 47.531
EI-22 与家乡城市相比，您对目前所在城市的总体满意程度 0.825 0.744
EI-21 与国外旅居城市相比，您对目前所在城市的总体满意程度 0.738 0.749
EI-23 您是否推荐他人来目前所在城市工作生活 0.721 0.628
EI-20 您对目前所在城市有归属感吗 0.692 0.777
EI-19 您觉得自己融入到目前所在城市了吗 0.634 0.625
文化嵌入(α=0.770) 2.037 10.719 58.250
EC-16 您熟悉本地方言吗 0.863 0.748
EC-14 您是否熟悉本地的风俗习惯 0.759 0.683
EC-18 您在目前所在城市有没有“本地人”的感觉 0.708 0.616
EC-17 您希望学习本地方言吗 0.571 0.483
社会关系嵌入(α=0.702) 1.139 5.996 64.246
ES-10 您有任职其他跨国(地区)的专业机构、协会或非政府组织吗 0.822 0.681
ES-11 您有参加跨国(地区)的专业机构、协会或非政府组织等组织的活动吗 0.809 0.659
ES-9 您有任职或服务当地的专业机构或政府机构吗 0.673 0.487
ES-7 您的社会交往范围广泛吗 0.570 0.406

2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水平与维度分析

2.1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总体状况

基于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量表，将各测项的分数相加再除以总测项数的得分即为个体地方嵌入程度的得分，即地方嵌入度。其最大的得分值为5分，最小的得分值为1分；得分值越高，表明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程度越高。调查结果如图1所示，广州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程度整体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其地方嵌入总体得分的平均值为3.35分。可以看到，大多数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后嵌入程度较高，但也有20%左右的海归知识移民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脱嵌。进一步对比其人口统计特征发现(图1)，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类型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的海归群体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程度并无明显差异，在4个维度的嵌入程度差异也不大。而不同年龄段的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状况相对来说存在差异，其中56岁及以上的海归知识移民总体嵌入程度最高，且在工作与情感层面的嵌入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海归知识移民。同时，在不同专业背景上，工科专业背景的海归知识移民总体嵌入程度较高，且在工作维度的嵌入程度较高。可见，不同海归知识移民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程度存在差异，且在4个维度上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
图1 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的总体地方嵌入情况

Fig.1 Overall place embeddednes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2.2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维度及嵌入水平

由前得出，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维度。其中，情感嵌入(3.70分)、文化嵌入(3.42分)与工作嵌入(3.49分)的平均得分较高，而各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2.79分)的平均得分相对较低。研究发现，总体嵌入水平与4个维度的嵌入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情感嵌入维度(表4)。同时，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不同维度并不存在依次递进的因果关系，而是表现出复杂的相关关系[37]。除工作维度与社会关系维度之外，地方嵌入的4个维度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4)。
表4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4个维度的皮尔逊相关分析

Tab.4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lace embeddednes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and its four dimensions

工作
嵌入		 社会关系
嵌入		 文化
嵌入		 情感
嵌入		 总体
嵌入
工作嵌入 1
社会关系嵌入 0.072 1
文化嵌入 0.144* 0.144* 1
情感嵌入 0.465** 0.150* 0.565** 1
总体嵌入 0.608** 0.491** 0.735** 0.823** 1

注：*、**分别表示P<0.05、P<0.01。下同。

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的嵌入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这意味着他们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嵌入到母国与地方社会的不同领域。工作层面的嵌入是决定海归知识移民最终能否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先决条件[38]，并构成了其回流嵌入的结构性因素和基础。工作嵌入指建立可持续生计的物质条件[12]，主要包括工作支持、工资薪酬与升迁机会等。随着海归知识移民开始嵌入特定地点的经济结构，短期逗留和临时流动的时间逐渐延长。“刚来我们单位，我就觉得这里的工作氛围挺好的，跟大家相处都挺融洽的，很快就融入这个集体了”(访谈对象13)。“我主要是想有可以施展自己抱负的职位，在这个单位如果有晋升职位的平等机会，我肯定留在这”(访谈对象16)。当他们能够应对工作压力，并在短期和长期内保持或提高其能力和资产时，生计便成为其地方嵌入的支持条件。此外，海归知识移民的经济活动并不局限于回流地，而是可能同时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地方环境。“(工作上)跟国外有一定的联系，主要是因为以前还有一些合作，有需要就去国外，但还是以国内为主”(访谈对象18)。工作嵌入程度较高的海归知识移民更倾向扎根地方发展并长期定居，这会对其文化与情感层面的嵌入乃至整体地方嵌入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社会网络关系为移民提供了被接受的感觉，这是地方嵌入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海归知识移民而言，社会网络在获取信息、与同伴分享个人和亲密关系以及讨论共同的价值观方面非常重要。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可被视为“在当地环境中扎根和融入的社会关系”[39]，这些网络增加了社会资本，进而使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稳定。海归知识移民在不同的地理范围内维持和创造关系，但并非所有空间上分散的联系都具有同等强度。国外旅居期间，他们一定程度上与母国社会的个人关系脱节或隔离。“同事是主要的关系网，因为出国太久了，国内以前的关系网就是太久不往来了，彼此之间的熟悉度和共同语言都会有变化”(访谈对象14)。同时，由于制度环境、语言和习俗以及时区的差异，跨越国界的关系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沟通和信息共享障碍。“在我们这边要去维持社会关系，基本上是靠吃饭，新加坡的话是喝啤酒，交流沟通方面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访谈对象11)。因此，重新嵌入过程中，海归知识移民难免会经历差异化的社交思维与人际交往方式等带来的脱嵌，这会进一步影响其文化与情感层面的嵌入。他们通常需要额外的“情感劳动”来克服社交障碍，并在社交网络和职业关系中产生舒适感和情绪稳定[40]。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过程中的文化与情感过程被认为是超越经济机制的重要方面，即关注伴随移民流动所呈现的情感变化和具身化的状态[41]。文化嵌入受制于、反过来也促进或阻碍海归知识移民在母国的工作、社会关系、情感层面的嵌入乃至整体地方嵌入的过程[42]。对于海归知识移民而言，广州是一个相对开放与包容的城市，因而他们在文化层面上更容易嵌入本地社会。“我比较喜欢广州的这种文化，属于海派文化，比较开放包容，多元性更高……你学广东话，他们不会嘲笑你，觉得很亲切”(访谈对象25)。此外，情感嵌入是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嵌入的较高境界，这个层面的嵌入对构建一个人的身份、感到自在与安全以及心理健康很重要。情感嵌入强调表达身份的能力，为个人提供一个在社会中的位置并与该社会建立联系。海归知识移民在迁移过程中可能改变了其身份认同，从而影响了返回母国后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会导致身份的剧烈变化，他们可能会构建一个跨国身份，即一组由不同文化融合而成的新的混合文化形式[43]。“环境会影响个人的一些认同，我们血统上是中国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如果你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一点，你又会认同一些它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是一种混合的(归属感)”(访谈对象10)。“我觉得广州就是第二故乡，在这儿生活得很舒服”(访谈对象15)。一般认为，情感嵌入状况对海归知识移民能够改善其社会经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情感嵌入与其他层面的嵌入相互作用，即海归知识移民在其他层面实现较高程度的嵌入将有助于其情感上更好地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可以看出，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模式主要表现为采取“部分退出”策略的流动扎根类型。他们大多以一种“有选择”的嵌入姿态与迁入地进行互动，在“区隔”与“同化”之间寻求均衡[44]。为了进一步解释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状况的差异，下文将通过逐步多元回归等方法进行分析。

3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影响因素的选取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再嵌入的过程、模式与程度等都会受到某种促进或限制因素的影响，其可以看作是多重结构、多元力量、多个过程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45]。基于已有文献梳理，本文从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4个方面探讨海归知识移民归国后地方嵌入的影响因素。具体包括：在个体特征上，选取了性别[46]、年龄[26]、受教育程度[47]、社会交往范围[48]与回国意愿[48]；流动特征变量包括旅居国外年限[26]、国外旅居地数量[49]、每年归国次数[50]、归国时长[48]与对国外生活的适应程度[51]；工作变量包括工作期望[52]、工作收入[52]、工作支持[26]、工作角色的清晰性[53]与工作角色的自主性[47]；非工作变量包括社会支持[48]、旅居地与母国社会的文化差异[48]、社会地位[26]、居住环境[26]与政策制度[4]。

3.2 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等方法，对上述影响因素与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及其维度的相关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除了性别、对国外生活的适应程度以及旅居地与母国社会的文化差异3个因素外(P≥0.05)，其他因素对总体嵌入及其4个维度存在部分显著的相关关系(表5)。
表5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其4个维度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的P值结果

Tab.5 P-value results of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 embeddednes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影响因素 检验方法 总体嵌入 工作嵌入 文化嵌入 情感嵌入 社会关系嵌入
个体
特征		 性别 独立样本t检验 0.873 0.260 0.097 0.400 0.188
年龄 皮尔逊相关分析 0.204 0.104 0.087 0.078 0.023
受教育程度 单因素方差分析 0.172 0.952 <0.001 0.547 0.422
社会交往范围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		 <0.001 0.033 0.001 0.001 <0.001
回国意愿 <0.001 <0.001 0.127 <0.001 0.452
流动
特征		 旅居国外年限 0.043 0.349 0.003 0.031 0.335
国外旅居地数量 0.649 0.355 0.747 0.534 0.012
每年归国的次数 0.172 0.977 0.710 0.397 <0.001
归国时长 0.102 0.069 0.364 0.010 0.202
对国外生活的适应程度 0.868 0.840 0.738 0.414 0.322
工作
变量		 工作期望 0.001 0.003 0.527 0.003 0.014
工作收入 0.019 <0.001 0.088 0.007 0.010
工作支持 <0.001 <0.001 0.234 <0.001 0.406
工作角色的清晰性 <0.001 <0.001 0.235 <0.001 0.358
工作角色的自主性 <0.001 <0.001 0.100 0.004 0.959
非工作
变量		 社会支持 0.001 0.017 0.152 0.377 <0.001
旅居地与母国社会的文化差异 0.349 0.820 0.565 0.976 0.075
社会地位 <0.001 <0.001 0.260 <0.001 <0.001
居住环境 <0.001 <0.001 0.009 <0.001 0.005
政策制度 <0.001 <0.001 0.064 <0.001 0.082

3.3 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各影响因素对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其4个维度的作用差异，本文以总体嵌入及其4各维度的平均得分值作为因变量，以差异/相关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等17个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逐步回归模型，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赋值。样本之间相互独立且数据具有等方差性，回归容忍度都大于0.1。同时，数据没有存在显著异常值，残差近似正态分布，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情感嵌入与总体嵌入5个回归模型的F值分别为193.211、42.156、11.762、32.417与31.920 (P<0.001)，说明拟合的多元逐步回归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此基础上，采用逐步法(α入=0.05、α出=0.10)将上述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剔除不显著影响因素后，最终的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可见，总体嵌入模型中自变量的影响程度依次为社会交往范围、工作支持、居住环境、社会支持、受教育程度、政策制度、社会地位与旅居国外年限，这8个自变量对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程度的解释程度为55.0%。进一步分析4个维度的模型发现，工作层面的嵌入程度能被工作支持等6个自变量解释80.6%；在社会关系嵌入程度的模型中，社会交往范围等4个变量共解释了40.3%的变异程度；文化嵌入程度能被受教育程度等6个自变量解释24.1%，其中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影响最为显著；进入情感嵌入模型的变量共6个，这些变量对情感嵌入程度的解释程度为41.1%。
表6 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其4个维度的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结果

Tab.6 Stepwise regress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ce embeddedness of intellectual returnees

变量 工作嵌入 社会关系嵌入 文化嵌入 情感嵌入 总体嵌入
B SE Beta值 B SE Beta值 B SE Beta值 B SE Beta值 B SE Beta值
常数项 0.434 0.138 0.369 0.244 3.766 0.429 1.334 0.276 1.336 0.199
个体
特征		 年龄
受教育程度 0.106 0.051 0.117* -0.351 0.070 -0.321** -0.123 0.053 -0.132* -0.101 0.032 -0.158**
社会交往范围 0.495 0.054 0.535** 0.222 0.075 0.195** 0.105 0.051 0.112* 0.210 0.034 0.316**
回国意愿 0.156 0.060 0.167* 0.101 0.050 0.118*
流动
特征		 旅居国外年限 -0.164 0.057 -0.184* -0.064 0.027 -0.124*
国外旅居地数量
每年的归国次数 0.200 0.073 0.157*
归国时长
工作
变量		 工作期望 -0.072 0.021 -0.074*
工作收入
工作支持 0.486 0.030 0.632** 0.145 0.049 0.192* 0.166 0.030 0.304**
工作角色的清晰性 0.104 0.043 0.130*
工作角色的自主性 0.173 0.038 0.225** -0.137 0.062 -0.147*
非工作变量 社会支持 0.158 0.064 0.163*
社会地位 0.150 0.054 0.161* 0.084 0.037 0.126*
居住环境 0.101 0.032 0.109* 0.403 0.058 0.420** 0.165 0.036 0.251**
政策制度 0.062 0.031 0.072* 0.205 0.076 0.182* 0.207 0.056 0.232** 0.087 0.034 0.143*

注：B表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SE表示标准误，Beta值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3.4 地方嵌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3.4.1 个体特征变量

由表6可知，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范围与回国意愿等个体特征变量对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及其维度具有显著影响，年龄变量影响并不显著。已有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与海归人员的归国适应状况呈正相关关系[47]。而本文发现，受教育程度对海归知识移民总体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社会关系嵌入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海归知识移民的多元文化认同表现得更加强烈，因工作环境变化引起的焦虑感与不适感更强[48]，在文化与情感层面上对地方社会的嵌入程度相对更低。同时，社会交往范围对海归知识移民总体嵌入和除工作嵌入外的3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社会关系嵌入方面。社会交往范围被认为是影响海归知识移民资源获取以及成功的回流嵌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创造与更新社会网络对其再嵌入回流地具有补偿作用。在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情况下，社会关系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支持。“我还是比较喜欢跟大家交流沟通，跟大家相处都挺融洽的。尤其感谢我们单位的两位同事，他们对我帮助挺大的，让我刚来这里没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访谈对象13)。善于交际的海归选择主动适应国内的人际环境并建立社会网络，即嵌入到由不同人(强弱关系)和不同地方(地理位置)组成的网络，这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减轻再嵌入带来的心理压力[54]。
此外，回国意愿对海归知识移民的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与已有研究一致，强调了回国意愿在海归群体再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过程中的重要性[48]。海归人员是否有回国意愿以及意愿的强烈程度也会影响其回流适应[54]。那些回国意愿越强的人，越有可能主动嵌入母国社会文化环境。他们的积极态度使其能够更快地重建其破碎的网络，以更好地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读博结束前就有回国的打算，没打算留在日本。所以回国后适应得还行”(访谈对象9)。而那些强烈渴望留在国外的重返者被视为可能与母国的经历产生距离感，因此在重新嵌入的过程中会经历压力。对比而言，那些希望在旅居后回家的回流者，在心理上为回流做好了更好的准备，因而在重新嵌入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较小。

3.4.2 流动特征变量

旅居国外年限、每年的归国次数等流动特征变量对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其维度产生显著影响，国外旅居地数量、归国时长等影响并不显著(表6)。一方面，旅居国外年限对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后的总体嵌入与文化嵌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返回母国时，海归知识移民带着对异地文化新符号的解释和母国文化符号的新解释。“我在美国呆了八年左右，回国后有些东西我还是会按国外那种标准，比如说刚回来时单位没有垃圾分类，我就自己买了垃圾分类桶，还是有一些不适应”(访谈对象16)。同时，母国社会的各种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尽管海归知识移民正在“回家”，他们返回的国家和组织在他们离开期间发生了变化，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个人和环境的变化可能带来冲突。随着旅居年限的增长，海归知识移民对国内环境的陌生程度就越高[55]，归国后经历的差异可能更加剧烈，不利于他们快速实现再嵌入。
另一方面，每年归国的次数对海归知识移民的社会关系嵌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跨越国界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但这种持续的程度是不同的。社会关系持久性的差异可能取决于个人在跨空间的网络维护方面的努力。不同海归在旅居时参与母国相关网络的程度不同，其中不积极与母国网络联系(包括定期回国等)的海归更有可能遭受母国社会网络的衰退，而那些密切保持母国联系的人则可能拥有持久的关系并享受信息与资源流动。“其实我一直是在国内国外跑，每年回国3次左右，因为我国内一直有合作关系的人和一些项目，跟国内基本上没怎么脱节”(访谈对象17)。对于他们而言，旅居期间的回国访问是获得母国信息的来源，这些信息可以成为调整回流预期的一种手段。每年归国的次数越频繁，海归知识移民会更加熟悉母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等，返回母国后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少，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回流之后的地方嵌入程度。

3.4.3 工作变量

工作变量是影响海归知识移民再嵌入的重要因素。分析发现(表6)，除工作收入以外，工作期望等4个工作变量对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其维度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工作期望与海归知识移民的工作嵌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他们的工作期望能否得到满足是影响其重新适应结果的一个重要变量，工作期望包括工作任务在组织环境中的相关性、角色的自主性、晋升机会和技能运用等。成功的地方再嵌入会实现这些期望，这意味着海归知识移民得到的工作能够满足其在经济利益和工作职责方面的期望。积极的工作期望将帮助相互作用的各方，即回流者与母国组织，以积极的方式解释对方的行为，而消极的工作期望则相反。“当时我们学校有很多访问学者，和他们接触的时候能够了解到国内的一些实际情况。很多事情事先会有心理准备和预先调研，就会减轻很多心理落差”(访谈对象9)。同时，地方可以影响期望和现实，以创造积极的体验，从而增加留住海归知识移民的可能性。当工作期望得到满足或超过时，嵌入是一个更容易的过渡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作支持对海归知识移民的工作嵌入、情感嵌入与总体嵌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证明了从工作组织中获得良好支持的海归更容易适应母国与地方社会这一研究结论[26]。工作支持是一种通过帮助海归知识移民克服挑战与压力以促进其回流嵌入的资源形式[56]，也是能够使其积累更多资源的一种资源，主要包括回流人员的员工培训、配置齐全的办公设施、自由的工作氛围、融洽的上下级与同事关系等。来自工作单位的支持有助于海归知识移民更快熟悉国内工作内容与工作方式，帮助他们更快地嵌入新工作环境。
工作角色的清晰性与海归知识移民的工作嵌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角色清晰性的构建关系到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期望。“回来后发现没有那么容易专心做自己的事情，工作定位也没有很清晰，不同的角色和工作任务，有时候混合在一起，浪费的时间挺多的”(访谈对象6)。已有研究表明，清晰的工作角色可以减少与工作相关的不确定性，有助于海归知识移民归国后在新工作中找到目标与方向，从而促使其更快地嵌入母国工作体系[55]。此外，工作角色的自主性对海归知识移民的工作嵌入与文化嵌入具有显著影响。对于海归知识移民而言，能够发挥已有的工作技能对其归国适应过程起到促进作用。工作角色的自主性允许个人通过改变角色来适应自己的工作角色，在某种程度上，海归知识移民有更大的工作角色的自主性(即在决定做什么、何时做、谁应该参与完成任务以及任务应该如何分解方面有更大的自由)，这让他们在精神上和时间上都得到了解放，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嵌入母国与地方的工作环境。“我们系前几年研究氛围没那么浓厚，我就尝试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每两周一次的研究主题讨论会议，这个成效是有一些，我也还在努力”(访谈对象10)。换言之，工作角色的清晰性有助于海归知识移民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正确解决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有效增强他们嵌入工作环境与处理工作问题的信心。

3.4.4 非工作变量

社会支持、社会地位、居住环境、政策制度等非工作变量对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及其维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6)。有学者指出，社会支持对海归人才的归国适应产生重要影响[48]，本文也发现社会支持对海归知识移民总体嵌入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海归知识移民回流后难免会经历来自工作、社会等所带来的脱嵌，而社会支持尤其是人际支持会起到调节作用。支持性关系是帮助回流人员应对压力事件的资源。很多海归知识移民表示，家人和同事的理解与包容对其更快地嵌入母国具有积极作用，甚至还可能对整体嵌入产生溢出效应。“国内的亲朋好友一定是帮助适应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跟国内的朋友约着吃个饭，聊一聊就会好很多”(访谈对象2)。也就是说，那些得到更多社会支持的人可能比那些缺少社会支持的人有更多积极的情感反应。当海归知识移民感知自己从母国社会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时，会强化定居本地的意愿，其再嵌入过程也就更顺利。同时，社会地位的上升对海归知识移民的社会关系嵌入与总体嵌入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一致[26]。海归知识移民发现重新适应国内的生活方式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在社会地位下降的情况下。在某种程度上，海归知识移民能够对社会地位的“向上”变化比“向下”变化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在回流嵌入的过程中，社会地位可能会对海归知识移民嵌入的速度和母国社会的接纳度产生影响。
此外，居住环境对海归知识移民总体嵌入、工作嵌入与情感嵌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居住环境是海归知识移民回流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可能的住房安排、个人和家庭将住在什么地方以及回国后是否有类似的住房和负担得起的住房。海归知识移民对回流后居住环境的期望与现实的匹配程度也会影响其嵌入母国的结果。与旅居国相比，母国的居住环境较好，这对海归知识移民嵌入母国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广州环境还可以，空气质量比较好，至少还有蓝天、白云”(访谈对象4)。“我喜欢那个小区的环境，比国外还要好一点”(访谈对象16)。另一方面，政策制度对海归知识移民的总体嵌入和除社会关系嵌入外的3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已有研究也表明，制度保障有助于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适应，其中在工作方面的助力最大[57]。母国的政策制度是影响海归知识移民能否有效实现嵌入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就业创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不仅是国家的政策，每个学校也有相应的人才政策，比如说我们学校的百人计划，海归待遇会好一些，启动经费也会高一些，感觉平台还是比较好”(访谈对象18)。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嵌入可视为一个通过“资本转换”来优化资本结构的过程，而政策制度的支持可让他们更容易实现资本再生产，更快适应和嵌入国内环境[58]。同时，这些政策也会为海归知识移民提供工作与生活上的帮助，进而增强他们对母国的地方依恋与归属感。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广州的海归知识移民为例，在构建地方嵌入量表的基础上分析这类群体地方嵌入的关键维度及其影响因素，发现：① 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多维度过程，包括工作嵌入、社会关系嵌入、文化嵌入与情感嵌入等4个方面；② 不同类型海归知识移民在4个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嵌入水平，在情感、工作与文化层面的嵌入程度较高，与地方的社会关系嵌入的程度相对较低；③ 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嵌入可看作是个体特征、流动特征、工作与经济以及非工作的生活与环境等变量共同作用的过程。其中，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范围、回国意愿、旅居国外年限、每年归国的次数、工作期望、工作支持、工作角色的清晰性、工作角色的自主性、社会支持、社会地位、居住环境与政策制度等13个变量直接或间接对其回流嵌入产生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国外旅居地数量、归国时长、对国外生活的适应程度、旅居地与母国社会的文化差异以及工作收入这7个变量影响并不显著。
与发达国家的智力移民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回流知识移民更容易实现人力资本的跨国/地区流动，即人力资本在母国社会的可转换性更高，因而他们更有可能成功地再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此同时，在跨国迁移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智力移民往往会面临东道国与母国之间更明显的文化差异，因而回流后他们通常需要一段更长的时间来重新嵌入母国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相对于经典的(社会)融入理论，地方嵌入往往强调移民的能动性，即认为移民与地方的结构化因素是处于不断的互嵌与互动之中。这一理论视角不仅考虑到了多场所与多尺度，而且包含了地方依恋与归属的深度。从跨地方的角度来看，海归知识移民可能同时嵌入到母国社会与回流城市以及旅居地等多个地方空间，且主要表现为跨地方的混合嵌入，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移民研究中对于迁出地与迁入地的二元划分[59]。同时，海归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不是一种简单的单维嵌入形式，而是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进行嵌入协商。他们可能完全嵌入(full embedding)某个维度或地方空间，而“空心”(hallow embedding)嵌入其他维度或地方空间，这进一步说明了地方嵌入具有差异性。差异化的维度嵌入可能有助于超越对移民“融入”的简单化、单维度、“全有或全无”的理解，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移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协商归属的方式。
进一步地，地方嵌入并不是单向或不可逆的。海归知识移民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嵌入；相反，一些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模棱两可的嵌入(ambiguous embedding)甚至脱嵌(dis-embedding)。因此，在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过程中，海归知识移民可能会参与定居过程，但也不排斥继续跨国/地方流动。他们对未来跨国/地方流动与不流动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态度，即将流动视为可能性，并不拒绝流动、定居或返回。地方嵌入对移民做出流动/停留的选择很重要，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评估与定居/停留有关的价值或资本，并试图平衡预期和现实之间的情感地带[10]。
此外，地方嵌入理论认为移民是嵌入在复杂社会情境中的行动者，即海归知识移民的回流嵌入行为会受到文化、制度、经济以及自身特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9]。本文论证了流动特征、工作变量等因素对海归知识移民地方嵌入的重要性，如每年归国次数、工作角色的清晰性、居住环境等。因此，地方和城市应积极搭建如国际学术会议等交流平台，以提供国外人才旅居期间回访母国的机会，从而增加他们对母国社会的认同和熟悉度。政府与企业可以制定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与晋升机制，指导海归人才如何在母国的组织中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经验；建立灵活的管理体系，为海归人才创造自主决策和创新的工作环境。政府应加强人才引进政策的宣传与解读，并积极促进专业社交网络的建立，为海归人才提供与本地专业人才的交流平台；制定和实施社会融入政策，为海归人才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和支持环境。
在全球化与新流动性回流背景下，回流知识移民的地方嵌入是一个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讨论和验证的话题。嵌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海归知识移民嵌入母国与地方社会的程度不应局限于一个时点，而需长时期地分析其嵌入的变化过程。本文重点解释了调查时点上的现状，后续研究可以建立长期跟踪调查，以了解每个时点上的海归知识移民的嵌入状况，纵向评估哪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地方嵌入的各个方面。同时，本文构建了量表进行测量，后续可以结合更多的实证研究对量表进行进一步验证，并结合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对影响地方嵌入的各种因素和地方嵌入的水平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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