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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3 , Vol. 42 >Issue 8: 1486 - 150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8.004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Hunan

  • MA Xuefeng ,
  • ZHAO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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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Human Geography,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41020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0-27

  Revised date: 2023-01-02

  Online published: 2023-08-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35)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771164)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21A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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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mproving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t is important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safeguard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mechanism of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by measuring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using location quotient,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nd conducting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welfare based on the data of 24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Western Hunan from 2006 to 2020 using panel regression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lightly declined in the study period, showing a fluctuating development trend; the level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roughly presented a steady increasing trend, and only declined in 2020 due to the strong impact of the pandemic. 2) The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ivelihood and welfare was significant, with the former more prominent in Yongding District, Wulingyuan District, and Fenghuang County, while the latter was higher in Hecheng District, Jishou City, Yongding District, Cili County, Yuanling County, and Xupu County. 3) The overall ranking of the obstacles in the various dimensions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was: social stability > cultural prosperity > economic affluence > government initiative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re were some differences among districts and counties. Particularly, the role of governmental ac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was significant in Hecheng District. 4) In general,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d a nega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but there were regional and temporal heterogeneities. Regionally,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Huaihua City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enhancement. Temporally, the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turned positive during 2016-2020. The Western Hunan region should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growth of the scal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continue to stimul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livelihood and welfare.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obstacles; Western Hunan

Cite this article

MA Xuefeng , ZHAO Jie .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 case study of Western Huna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 42(8) : 1486 -1500 . DOI: 10.18306/dlkxjz.2023.08.004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是社会和谐之本[1]。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解决民生福利问题正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民生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生存发展所需的各种条件，体现不同层次的需求[2]。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分配制度、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扎实增进民生福祉。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发展的若干意见》率先提出“人民群众更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目标，阐述旅游和民生之间的紧密联系。旅游业是城市反哺乡村的重要产业，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提供农民就业机会、优化农村人居环境、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而乡村振兴的落脚点在于增进民生福利[3]。旅游产业非常适合集群化发展，且旅游产业集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且融合性强、不存在明确投入产出关系等特征[4]，可以提高要素效率、增强竞争力，但应合理控制聚集程度，避免区域经济的过度依赖而导致脆弱性[5]。随着旅游地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深化，加之人们美好生活需求不断拓展，探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福利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研究中并没有专门的“民生”一词，多是用“福利”来体现，并逐渐整合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的福利[6]。Sen[7]认为福利是众多功能和能力的集合，衍生的“可行能力理论”被普遍应用。对改善民生福利问题的理论探讨与现实求解，是当代西方前沿经济理论共同聚焦的中心议题[8]。国内关于民生福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水平测度[9]、地区差距[10]及影响因素[11]分析。有学者结合客观指标探讨了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并指出要加强生态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及优化公共服务，以实现高质量发展[12]。旅游业已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综合性现代产业，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13]。朱麟奇等[14]创新性地将旅游业融入民生效应的综合研究，认为国内旅游集约化发展和提高旅游业专业化程度等是实现旅游业同地区发展与民生改善耦合协调的有效路径。旅游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改善民生，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改善及利益相关者受益等皆是增进民生福利的重要体现[15]。而作为旅游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态，旅游产业集聚对实现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16]；其次，旅游产业集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7]，且二者存在“U”型关系[18]；最后，随着规模效应、成本效应和竞争优势的发挥，旅游产业集聚推动区域旅游环境承载水平显著提升[19]。综上，学者们对民生福利及其与旅游发展的关联做了大量探讨，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基于旅游产业，特别是其集聚发展视角，探析如何改善民生福利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致使二者的关系仍不明晰。因此，将旅游产业集聚和民生福利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厘清二者关联的内在逻辑，并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有助于科学分析其综合效应，以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提高民生福利水平。
湘西地区是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与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产业集聚趋势明显。2013年《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言》联合发布后，湘西地区旅游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十四五”大湘西地区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品牌提质升级工程实施方案》指出，按照保护优先、因地制宜、创新驱动、融合发展等基本原则，打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区，建成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可见，湘西地区是在旅游集聚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典型区域。
基于此，本文选取湘西地区为案例地，剖析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刻画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时空特征，厘清民生福利各维度的作用程度，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定量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以期在理论上明晰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民生福利的深层逻辑，丰富民生福利的相关地理研究，并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利全面改善提供实践案例与科学参考。

1 理论分析框架

旅游业位列“五大幸福产业”之首，其创新发展是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15]。随着旅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旅游发展呈现鲜明的集聚特征，且在资源禀赋、交通条件、产业投资、政府支持等内外因素驱动下逐渐强化[20]。其中，旅游资源禀赋是旅游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对特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集约利用需求促进旅游产业集聚；交通可达性是制约旅游发展的关键，其促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聚集与增长而驱动旅游产业集聚[21]；产业投资影响旅游产品开发与创新，以推动旅游产业朝着优势和潜力方向集聚发展；政府给予旅游在资金及政策方面的支持，从而着力推进旅游产业集聚。
传统衡量经济、社会文化或环境的指标常被用以表征生活质量，进而评估旅游产业发展绩效[22]。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指引新时代在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上不懈努力[23]。民生福利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构成的复杂系统[7]，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经济维度：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是保障民生的基础，且通过增加税收助力政府治理，夯实物质基础促进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并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进一步提升民生福利。政治维度：政府在宏观调控和战略引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加之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持续促进民生高质量发展。文化维度：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共同重塑发展新动能，而文化处于三者的核心，且人们愈趋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并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社会维度：完善就业、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切实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关键。生态维度：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均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而必须全面落实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有效治理环境污染，以推进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实现民生福利的大幅改善与提升。
民生问题在旅游领域具体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公平享有旅游活动权益、共享旅游发展成果及在旅游发展中实现谋生、社会融入、个人发展等诉求[24]。正如旅游发展会给旅游目的地带来复杂影响，旅游产业集聚也会产生双重效应作用于民生福利(图1)。积极效应方面：① 为适配大众休闲及规模化的旅游需求，大量有形旅游产品和无形旅游服务涌现，此时旅游产业集聚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旅游就业吸纳能力[25]，进而对经济社会福利产生积极影响。② 旅游产业集聚促进核心产业和辅助产业协同发展，带动相关企业之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26]，有利于在提高旅游多样性的基础上增加旅游收入、扩大资金投入，同时互利合作形成的复杂社会网络有效激发文化活力[27]。③ 由于空间邻近性、本地根植性及市场竞争态势，旅游产业集聚易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因而企业通过人才交流、学习创新提升旅游经济效率[28]，并依托多元产品与服务促使居民生活高质量发展；旅游从业人员借此提升知识技能与人力资本，以适应工作环境、拓展增收渠道。消极效应方面：① 旅游产业集聚可能造成严重的同质化现象，模仿趋同引致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单一，逐底竞争致使旅游要素效率大幅降低[29]，最终导致旅游惠民效益锐减。由于技术、资金和经营管理能力欠缺，旅游地居民在与政府、企业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中本就处于劣势[30]，旅游的无益集聚使民生改善进一步陷入被动局面。② 旅游产业过度集聚而产生的拥挤效应会引发要素配置比例失调、区域承载力超负荷等问题[4]，尤其是对当地居民公共生活的冲击和生态环境的不可逆影响，严重损害民生福利。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但并非“无污染行业”，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融入旅游产品供给[31]。③ 旅游产业集聚会使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加速流向原本就具有发展优势的区域，虽区别于马太效应强调的两极分化，但其虹吸效应加剧发展不平衡[32]，使民生福利水平表现出明显区域差异，从而难以实现协同提升。
图1 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

Fig.1 Mechanism of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2 研究区域、方法和数据

2.1 研究区域概况

湘西地区是国家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的先行先试示范区，亦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首倡地。该地区指包括张家界市、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怀化市以及邵阳市西部诸县在内的整个“湖南西部地区”，地域偏僻且发展滞后。鉴于行政区域的完整性要求，本文以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的24个区县作为研究范围[33]。境内拥有奇峰、秀水、险洞、温泉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多元文化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集聚的有力支撑。截至2020年底，湘西地区拥有旅游等级区(点)109处，202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5312.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404.69亿元。借助旅游发展这一契机，居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最直观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6年的3734元增加到2020年的19402元。近年来，湘西地区加快构建文旅融合机制，推动休闲度假、民俗体验、生态康养等新业态蓬勃壮大，促进居民共享旅游发展效益，以期不断增强其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2.2 研究方法

2.2.1 区位商

衡量产业集聚水平的常用指标包括区位商、E-G指数和基尼系数等，其中区位商指标能够较好地消除区域规模差异的影响，更客观地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34]，利用区位商计算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a g g i t = t o u r i t / g d p i t t o u r t / g d p t
式中：i和t分别为地区和时间，agg表示区位商指数，tour与gdp分别为旅游总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

2.2.2 多指标综合评价

张文彬等[35]将Sen[7]的可行能力理论与“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实践相结合，基于“能力”和“功能”的阐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5个层面，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福利测度指标体系。通过对多维福祉进行测度，王圣云等[36]认为提高能力福祉向功能福祉的转换效率是促进中国综合福祉提升及其协调发展的关键。此外，钟业喜等[37]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探讨民生发展；陈明华等[9]借鉴国家统计局关于省际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的指标设定方案，基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科技创新5个维度考察城市群民生发展水平。中国民生事业进入加快实现美好生活的新阶段，人们一方面寻求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注重追求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广泛的政治参与、安稳的社会生活以及优良的生态环境，民生着力点迅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多个领域[38]。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以人民利益与幸福为基本立场，明确民众需求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换言之，应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以切实提高发展质量，继而推动民生福利的全面改善与人的全面发展[39]。因此，本文利用已有文献研究作为支撑，并结合湘西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和生态文明5个维度的18个功能性指标，构建湘西地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1)。指标权重则由熵值法确定。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既可以克服主观赋权法的随机性、臆断性，还能有效解决多指标变量间信息的重叠问题[40]。
表1 民生福利的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Tab.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and indicator weights

维度指标 层级指标 具体指标 单位 权重
经济宽裕 经济增长 人均GDP(+) 元 0.0611
消费支出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0.0548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0.0919
政府有为 政府供给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0.0835
政府支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万元 0.0603
文化繁荣 休闲娱乐 文体与娱乐行业从业者(+) 人 0.1057
文化教育 中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0.0485
中等学校教师数(+) 人 0.0414
社会有序 社会保障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人 0.0348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人 0.0361
职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人 0.0344
医疗卫生 卫生机构数(+) 个 0.0681
医院床位数(+) 张 0.0585
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0.0578
就业水平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0.0463
交通运输 公路通车里程(+) km 0.0616
生态文明 污染治理 城市污水处理率(+) % 0.0195
生态质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hm2 0.0357

注：括号内的“+”表示正向影响。

2.2.3 障碍度模型

通过测算障碍度大小，确定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生态文明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程度。障碍度越大，障碍因子的作用影响越强。障碍度计算主要基于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3个指标[41]。其中，因子贡献度由权重 W j表示；指标偏离度是单个指标与最优值的差值，即各个指标标准化值(yij)与1的差值，由 C i j = 1 - y i j表示；障碍度 Z i j的计算公式为：
Z i j = W j C i j ∑ j = 1 m W j C i j × 100 %
式中：i表示地区，j表示评价指标，Cij为第i个地区第j个评价指标的偏离度。

2.2.4 民生福利的多变量解释模型

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对比性，借鉴麻学锋等[42]和Urtasun等[43]的研究成果，选取民生福利为被解释变量，旅游产业集聚为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则选取：① 经济发展水平[44]。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一方面有效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促进文教娱乐、公共服务等发展以保障精神生活质量，用地区生产总值表示[37]。② 产业结构[45]。第三产业成为就业最大的“容纳器”，是夯实民生之本的关键，且服务业占比的持续提高，有利于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改善城市福利水平，因而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产业结构[46]。③ 城乡收入差距[47]。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于增进民生福祉有深刻影响，以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指代城乡收入差距。④ 城镇化水平[48]。城镇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路径，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与水平是民生福利提升的重要保障，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征。⑤ 信息化水平[49]。数字信息化发展使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趋于联动、高效，居民参与、监督与反馈渠道增多，民生福利的保障加强，而邮电业务总量包含互联网、电话通信、邮政报刊等营业数额，基本涵盖信息技术消费的各方面，加之其在观察期内统计口径一致且不存在数据缺失，因而适合量化反映信息化水平[20](表2)。
表2 民生福利影响效应的相关变量测算说明

Tab.2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impact on livelihood and welfare

变量类型 变量 计算方法 变量代码
被解释变量 民生福利 综合指标体系 LW
解释变量 旅游产业集聚 旅游产业区位商 TIA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 GDP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ST
城乡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UIG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URB
信息化水平 邮电业务总量 INF
为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效应，依据相关变量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L W i t = a i t + β 1 T I A i t + β 2 G D P i t + β 3 S T i t + β 4 U I G i t + β 5 I N F i t + ε i t
式中： a i t为常数项； β 1 , β 2 , ⋯ , β 5是相关变量的回归系数； ε i t是随机误差项；i和t分别是地区和时间。

2.3 数据来源

以2006年作为研究开始期有如下考量：一是处于“十一五”规划的伊始，湘西地区创新调整战略目标，启动新一轮的发展建设；二是在2006年创建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工作中，武陵源风景名胜全面对照标准，完成旅游服务规范、生态保护严格、综合管理高效等目标，受到验收组的高度评价，并于次年被成功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张家界乃至整个湘西地区的旅游发展做出示范。所用数据来源于2007—2021年的《张家界统计年鉴》《湘西统计年鉴》《怀化统计年鉴》《湖南统计年鉴》，以及张家界市、湘西州和怀化市及各自所辖区县2006—2020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则依据平均值法和线性插值法补齐。

3 结果分析

3.1 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时间演变

采用区位商指数、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分别测度湘西地区2006—2020年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和民生福利水平，并展示其变化趋势(图2)。
图2 2006—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演变

Fig.2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2006-2020

3.1.1 旅游产业集聚

整体而言，2006—2020年湘西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稍有下降，究其原因，可能一方面是旅游产业从粗放式到集约式的发展转型，另一方面是旅游产业加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促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纾解旅游地“荷兰病”效应导致的脆弱性问题；但其均大于1，说明旅游产业具备竞争优势。具体来说，2006—2010年，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呈现波动发展趋势，其中2008年下降明显，主要由于金融危机和地震、冰冻灾害的冲击，而2009年出现回升，达到最高值1.4394，原因在于积极保障旅游安全、巩固拓展客源市场、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等针对性举措；2011—2015年，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呈现为持续下降态势，究其原因可能是旅游产品特色不足、文化内涵欠缺、综合性不强，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旅游产业进入探索创新的发展停滞期；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表现出稳定上升态势，且除2020年外，增幅显著提升，原因在于文旅融合与信息传媒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以及积极响应全域旅游发展热潮，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导致旅游业迎来寒冬。

3.1.2 民生福利

2006—2020年湘西地区的民生福利水平整体偏低，但表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具体由0.0861增长到0.3350，其根本原因是以人为本的制度优势聚焦民生关切，以及现代服务业朝着多样化、高品质升级显著增进民生福祉。此外，湘西地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且政府、社会及当地居民勠力同心促进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机衔接，使民生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具体而言，2012年的民生福利水平上升到0.2116，出现研究期内最大的同比增量(0.0380)，其重要原因是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工作正式启动，战略部署湘西地区改革发展，促进区域内部交流协作与优势互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湘西地区的民生发展在规划初期就卓有成效。2006—2011年与2013—2018年的民生福利水平呈现近乎线性增长的变化特征；2019年较2018年虽增加了0.0113，但增长率明显下降，而2020年又直接下滑，与突发疫情引致的经济衰退、社会矛盾频发、身心健康受损等问题休戚相关。

3.2 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分异

选取2006、2013和2020年3个时间点，运用ArcGIS 10.2软件对湘西地区24个区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和民生福利水平进行自然断裂点法分级，并分别可视化二者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其具体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个等级(图3、图4)。
图3 2006、2013和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Hunan in 2006, 2013 and 2020

图4 2006、2013和2020年湘西地区民生福利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Western Hunan in 2006, 2013 and 2020

3.2.1 旅游产业集聚

2006年，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为突出，表明这三地的旅游产业在湘西地区占据优势，同实际发展情况和大众基本认知一致。2013年，除武陵源区、永定区和凤凰县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外，桑植县、永顺县、吉首市和芷江县跃升为中等集聚程度，旅游资源禀赋和交通区位优势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且政策利好与市场优势促进旅游产业集聚。2020年，武陵源区、永定区和凤凰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依旧位于前列，说明其集聚优势逐渐锁定，并通过强强联合加以巩固；仅怀化市的麻阳县、辰溪县、溆浦县、中方县、新晃县和洪江市属于低集聚程度，整个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趋势向好。总体来看，2006—2020年湘西地区低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的区域数量逐渐减少，中等及以上的趋于增多，但更多分布在张家界市和湘西州，尤以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的旅游产业集聚特征明显，且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缩小。

3.2.2 民生福利

2006年，慈利县、永定区、沅陵县、溆浦县、龙山县、吉首市和鹤城区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加快绘就“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蓝图，实现高水平民生福利；而低水平民生福利区域为古丈县和中方县，前者由于交通闭塞和产业结构层次低，后者是因为粗放型发展及财政收支失衡。2013年和2020年民生福利水平空间分布相似，表明其空间格局逐渐稳定，但部分区县民生福利水平的变化也说明存在上升空间。整体而言，2006—2020年湘西地区民生福利水平逐渐呈“橄榄型”结构，鹤城区和古丈县分别处于民生福利水平高低两极，这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相联系、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结构驱使民生福利水平持续提升。此外，虽然各级民生福利水平均明显提高，但相邻级别的差距增大，意味着民生福利不平衡发展特征愈加显著，原因是各区县发展条件与特色优势存在差异，基于城乡一体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进程参差不一，推动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需要攻克各种难题。

3.3 民生福利的障碍因子识别

厘清制约民生福利水平增长的关键障碍因子，对于针对性地改善民生以及明晰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湘西地区民生福利的障碍因子(表3)。其中，社会有序的平均障碍度(37.18%)最大，文化繁荣(22.25%)次之，再次为经济宽裕(21.64%)和政府有为(14.44%)，生态文明的障碍度(4.48%)最小，说明提高民生福利水平的关键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运行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教育、科技、人才等是发展的基础性与战略性支撑，而文化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且文旅融合极大地激发消费潜力、释放发展动能，因此，文化繁荣对于增进民生福利不可或缺，契合了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精神文明建设。此外，5个障碍因子在各区县表现迥异，多数区县呈现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与整体一致，包括永定区、武陵源区、洪江市、吉首市等；不少区县与前稍微不同，即经济宽裕的障碍度大于文化繁荣，表明居民的物质丰裕需求高于精神富足，包括慈利县、沅陵县、溆浦县、永顺县等；而鹤城区政府有为的障碍度位居第二，高于其他区县均略胜一筹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宽裕，原因是怀化市政府驻于鹤城区，与基层政府一同严格管控区域发展，全方位夯实民生事业，并进一步示范辐射全市。
表3 民生福利维度层障碍度

Tab.3 Barrier degree of different livelihood and welfare dimensions (%)

地区 经济宽裕 政府有为 文化繁荣 社会有序 生态文明
永定区 20.20 14.54 22.92 37.29 5.05
武陵源区 14.11 13.30 21.38 46.92 4.28
慈利县 24.57 15.13 21.54 33.45 5.31
桑植县 23.04 14.40 23.53 34.26 4.77
鹤城区 16.34 19.38 18.71 39.38 6.19
中方县 20.52 11.22 23.33 41.29 3.65
沅陵县 24.15 14.49 22.85 33.26 5.26
辰溪县 23.19 14.27 23.60 34.59 4.35
溆浦县 25.73 14.83 24.40 29.97 5.06
会同县 22.45 14.58 21.30 37.80 3.87
麻阳县 22.12 14.26 22.03 37.42 4.16
新晃县 21.75 14.00 22.43 37.68 4.14
芷江县 21.52 14.42 22.50 36.72 4.83
靖州县 20.21 14.36 22.38 38.79 4.25
通道县 21.65 13.98 21.45 39.20 3.72
洪江市 22.95 13.70 23.94 35.38 4.03
吉首市 18.51 14.93 21.75 39.85 4.96
泸溪县 21.50 14.26 21.53 38.28 4.43
凤凰县 21.62 13.92 21.39 38.85 4.22
花垣县 21.93 14.64 22.27 36.97 4.19
保靖县 22.14 14.85 22.15 36.81 4.05
古丈县 21.00 13.92 21.43 39.93 3.71
永顺县 23.79 14.59 22.68 34.51 4.42
龙山县 24.48 14.65 22.44 33.81 4.62
均值 21.64 14.44 22.25 37.18 4.48

3.4 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分析

首先，对面板回归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判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以加强结果的可靠性；其次，基于估计结果依次对湘西地区、张家界市、怀化市以及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分析(表4)。由于地市级区域政府管理和产业政策的差异，以及分别对县域进行统一的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加之微观层面的分析拟作为后续研究的重点内容，故影响分析仅细化到中观的市域尺度。
表4 2006—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民生福利的回归估计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Western Hunan during 2006-2020

变量 未控制变量：湘西地区 控制变量
湘西地区 张家界市 怀化市 湘西州
TIA -0.0130** -0.0099*** -0.0102*** 0.0090 -0.0073**
(-2.43) (-10.15) (-67.82) (0.74) (-2.57)
GDP 0.0017** 0.0016*** 0.0019*** 0.0028***
(7.47) (12.14) (7.06) (11.57)
ST 0.0014*** 0.0020** 0.0013** 0.0012***
(3.50) (3.54) (2.31) (4.18)
UIG -0.0256*** -0.0120 -0.0194** -0.0190
(-3.75) (-2.41) (-2.49) (-1.70)
URB 0.0023*** 0.0025* 0.0015*** 0.0029***
(4.04) (2.72) (4.58) (5.19)
INF -0.0001** -0.0001 -0.0004*** -0.0001***
(-2.13) (-1.93) (-3.32) (-5.54)
常数项 0.2403*** 0.0270 -0.0713 0.0073 -0.0238
(33.50) (0.82) (-1.64) (0.20) (-0.42)
N 360 360 60 120 180
R2 0.0021 0.7977 0.8494 0.8447 0.8928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注：*、**、***分别表示通过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t值；yes表示控制相关效应。下同。

整体而言，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为-0.0130，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拟合程度较差；而控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以及信息化水平的干扰后，影响系数依然为负，但具体数值变为-0.0099，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民生福利水平就会降低0.0099个百分点，即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消极效应抵消了其积极效应，且净效应为负。湘西地区因独特资源优势发展旅游，经济总量显著增加，但其旅游业在三产中占比高达66%，是推动产业结构“虚高级化”发展的重要原因[50]。而旅游产业集聚加剧产业结构失衡态势，导致旅游资源要素效率骤降，旅游集聚发展的惠民效益不断缩减。同时，旅游产业过度集聚使原本薄弱的现代化工业和特色农业发展困难，制约湘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而不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此外，人们由追求物质生活向美好生活转变，驱使民生福利逐渐由单一的经济领域拓展到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和生态文明综合协调，且大量游客的到来会侵扰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这更加考验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因此，湘西地区并不完善的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提升呈现负相关，类似服务业集聚负向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结论，应尽量避免滑入专业化的负向效应陷阱[51]。与此同时，湘西地区旅游景区存在同质化现象，有待挖掘特色，旅游食宿应避免低品质重复建设而挤占公共资源，以及旅游经营管理亟需注入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加以优化，否则旅游产业的无序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生产效率与生态保护，反而会持续抑制民生福利水平的提升。
从局部尺度来看，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效应存在异质性。张家界市和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而怀化市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相较于怀化市，张家界市与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更加明显，与三地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状况一致。怀化市旅游发展起步较晚，旅游资源与品牌建设不占优势，但纵横便捷的交通网络，同步发展的新型工业化、旅游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以及资源要素流动加强县域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高质量发展，并最大化作用于增进民生福利。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凤凰古城知名度最高，在创新营销策略的同时加快旅游产品提质升级，使旅游经济效益集聚增长。然而，旅游市场规模急剧扩大以及旅游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主客利益冲突频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景区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掣肘，降低了旅游产业集聚效益，故张家界和湘西州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影响；且核心增长极的存在，并非一定带动整体发展，也可能“抱团”导致边缘区域落入发展“阴影”。因此，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必须以高质量为导向，以效益共享为原则，重视空间正义问题，在合理规划和引导的基础上提升民生福利，进而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对于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湘西地区、张家界市、怀化市和湘西州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必须筑牢经济基础，并坚持共建共享以推动民生福利跃升；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显著正向影响民生福利，说明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结构、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有利于提升民生福利水平，共同创建美好生活；城乡收入差距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表明应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根本逻辑与现实价值，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窠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信息化水平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同样为负，究其原因可能是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老年人，需要灵活适应并融入信息社会，以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品质。
此外，依据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变化趋势，对2006—2010、2011—2015、2016—2020年3个时段进行回归分析(表5)。虽整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提升具有抑制效应，但在不同时段呈现明显差异。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旅游产业集聚均显著负向影响民生福利。前期湘西地区旅游普遍存在粗放式发展问题，大肆无序进行旅游开发与建设，以便迅速占据旅游市场。诚然，旅游产业集聚的知识外溢效应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因，且资源共享、规模报酬递增均有利于旅游产业效率提升，但盲目发展旅游导致产业过度集聚，拥挤效应会在短期内迅速反映到旅游效益中，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而之后的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系数为正，说明旅游产业集聚能显著提升民生福利，其重要原因是《大湘西文化生态旅游圈旅游发展规划(2011—2020)》进入提升完善阶段，跨区域旅游合作模式在实现就业增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城乡融合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旅游产业规模、质量与效益同步增长，驱动旅游产业集聚着重发挥外部经济、知识溢出等积极效应以有效增进民生福利。类似旅游地生命周期更迭，旅游产业集聚是一个渐进演变过程，其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特征，因而在形成到发展的过程中会对民生福利产生不同影响，与孙浦阳等[52]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结论大致相似。湘西地区是旅游助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示范地，其旅游产业只有在政策导向和市场驱动下加快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并在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适度集聚，才能充分提升居民福利。
表5 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民生福利的分时段回归估计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ffecting livelihood and welfare in Western Hunan by time period

变量 民生福利LW
2006—2010年 2011—2015年 2016—2020年
TIA -0.0018*** -0.0130*** 0.0064
(-3.34) (-9.10) (1.01)
GDP 0.0021*** 0.0013*** 0.0013***
(10.42) (4.65) (4.53)
ST 0.0006 0.0017* 0.0014***
(1.62) (2.05) (3.79)
UIG 0.0021 -0.0140 0.0017
(1.16) (-1.66) (0.15)
URB 0.0004 0.0055*** 0.0004**
(0.92) (2.94) (2.31)
INF 0.0001 0.0001 -0.0001
(0.59) (0.42) (-0.43)
常数项 -0.0080 -0.1144 0.0719
(-0.35) (-1.57) (1.50)
N 120 120 120
R2 0.7972 0.6871 0.8184
个体固定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厘清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从经济宽裕、政府有为、文化繁荣、社会有序和生态文明5个维度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刻画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障碍度模型明晰民生福利各维度的作用程度，并实证探究了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 时序变化层面，2006—2020年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其中2008年在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综合影响下，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显著降低，但2016—2020年由于文旅融合、信息发展、政策利好等机遇逐渐回升；而民生福利水平整体偏低，但大致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其中2012年得益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实施大幅提高，而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明显下降。
(2) 空间特征层面，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和民生福利的空间分布均不平衡，且二者存在空间错位。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为永定区、武陵源区、凤凰县以及部分易辐射带动的区域，并且通过优势互补逐渐趋于稳定；而民生福利水平逐渐呈现“橄榄型”结构，较为突出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古丈县相对处于低等水平，且区县之间民生福利的差异有扩大趋势，不利于湘西地区整体协调增进。
(3) 障碍因子层面，湘西地区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为：社会有序(37.18%)>文化繁荣(22.25%)>经济宽裕(21.64%)>政府有为(14.44%)>生态文明(4.48%)，因而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运行秩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继而大幅提升区域民生福利。其中，多数区县与整体保持一致，不少区县经济宽裕的障碍度大于文化繁荣，而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尤为显著，各级政府必须联合治理来全方位加强民生建设。
(4) 影响层面，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其消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旅游产业集聚每增加1%，民生福利水平会相应减少0.0099%，旅游产业依旧有较大发展空间。但这种负向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不同于张家界市和湘西州，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为正；时间上，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旅游产业集聚均负向影响民生福利，但其在2016—2020年转为正向作用。湘西地区应通过促进旅游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同步增长，推动区域旅游产业融合升级，持续激发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积极效应，从而有效增进民生福利。

4.2 讨论

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社会基本矛盾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驱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是人的最根本追求，而民生福利作为幸福的重要部分理应得到高度重视。民生福利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亦是旅游地乡村振兴成效的衡量标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至上，强调将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从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着手，剖析民生福利提升路径，正是积极响应时代需求，为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旅游业贡献。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并辅以湘西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佐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民生福利的理论研究，也可为湘西地区因地制宜增进民生福祉提供科学参考。有学者指出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福利最大化下产业集聚存在一个适度区间[53]。本文认为，一方面，旅游产业转型发展促使集聚发挥规模经济与知识溢出效应，实现节约成本、共享资源、提升竞争力，进而着力提升民生福利，因此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民生发展的巩固与提高不可忽视；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虹吸效应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并且过度集聚会致使资源配置失衡、旅游效益锐减，加之湘西地区资源优势各异、产业发展条件有限、多民族交往互动，这均使得湘西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
但本文仍存在一定不足：① 囿于区县尺度数据的可得性，遴选的民生福利评价指标有待补充完善；② 旅游产业综合性强，其集聚模式及作用于民生福利的内在逻辑都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③ 因旅游发展的异质性，未来应深化县域尺度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分析，加强不同区域尺度的差异化研究，提炼典型旅游产业集聚模式来增进民生福祉；④ 旅游地居民是旅游发展的相关利益主体之一，民生福利提升会极大地影响其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且能吸引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流入以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因而民生福利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析是亟待探讨的重要方面。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蒋彬, 王胡林.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少数民族民生实践历程与经验启示[J]. 民族研究, 2021, 64(2): 1-19, 139.

[Jiang Bin, Wang Hul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fforts in one hundred years for wellbe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Stages,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21, 64(2): 1-19, 139.]

[2]
王力, 王琼. 少数民族旅游发展的民生保障机制与策略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12): 173-177.

[Wang Li, Wang Qiong.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strategy of ensuring the livelihood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7, 38(12): 173-177.]

[3]
徐紫嫣, 宋昌耀. 旅游业发展赋能共同富裕: 作用机理与发展策略[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 44(9): 114-122.

[Xu Ziyan, Song Changyao. The mechanism and policy desig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2022, 44(9): 114-122.]

[4]
王明康, 刘彦平, 李涛. 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差异性影响: 287个地级市例证[J]. 改革, 2019, 36(2): 102-114.

[Wang Mingkang, Liu Yanping, Li Tao.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287 cities. Reform, 2019, 36(2): 102-114.]

[5]
倪向丽, 吕宛青, 张冬. 基于区位熵的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实证研究: 以云南为例[J]. 广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4): 55-60.

[Ni Xiangli, Lv Wanqing, Zhang Do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8, 40(4): 55-60.]

[6]
Burk A. A reformul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8, 52(2): 310-334.

DOI

[7]
Sen A. lnequality Reexamined[M]. Cambridge, US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周小亮, 卢雨婷. 改善民生的理论逻辑、财富结构与制度基础[J]. 学术月刊, 2017, 49(4): 60-72.

[Zhou Xiaoliang, Lu Yuting. The research of the theory logic, the wealth system and institutional base of improv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cademic Monthly, 2017, 49(4): 60-72.]

[9]
陈明华, 刘玉鑫, 张晓萌, 等. 中国城市群民生发展水平测度及趋势演进: 基于城市DLI的经验考察[J]. 中国软科学, 2019, 34(1): 45-61, 81.

[Chen Minghua, Liu Yuxin, Zhang Xiaomeng, et al. The measurement and trend evolu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s urban aggloma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urban DLI. China Soft Science, 2019, 34(1): 45-61, 81.]

[10]
王圣云, 罗玉婷, 韩亚杰, 等. 中国人类福祉地区差距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8): 1150-1158.

DOI

[Wang Shengyun, Luo Yuting, Han Yajie, et al. Regional difference and determinants of human well-being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8): 1150-1158.]

DOI

[11]
高和荣, 周宇. 中国基本型民生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 36(3): 59-71, 127.

[Gao Herong, Zhou Yu. The regional dispar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level of basic livelihood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22, 36(3): 59-71, 127.]

[12]
赵宏波, 岳丽, 刘雅馨, 等. 高质量发展目标下黄河流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时空格局及障碍因子[J]. 地理科学, 2021, 41(8): 1303-1313.

DOI

[Zhao Hongbo, Yue Li, Liu Yaxin, et al.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obstacle factors of urban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41(8): 1303-1313.]

DOI

[13]
任以胜, 陆林, 韩玉刚. 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3): 551-567.

DOI

[Ren Yisheng, Lu Lin, Han Yugang. Research framework of tourism resource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tourism resour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3): 551-567.]

DOI

[14]
朱麟奇, 李秋雨, 刘继生. 中国旅游业与地区发展及民生改善协调关系研究[J]. 地理科学, 2020, 40(8): 1328-1335.

DOI

[Zhu Linqi, Li Qiuyu, liu Jishe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8): 1328-1335.]

DOI

[15]
梁学成. 旅游产业增进社会福祉的逻辑诠释[J]. 旅游学刊, 2019, 34(7): 3-4.

[Liang Xuecheng. A 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ourism industrial contribution to social welfare. Tourism Tribune, 2019, 34(7): 3-4.]

[16]
刘佳, 赵金金, 张广海.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空间计量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4): 186-192.

[Liu Jia, Zhao Jinjin, Zhang Guanghai. Spatial econometric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ouris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4): 186-192.]

[17]
王明康, 刘彦平. 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6): 78-88, 163.

[Wang Mingkang, Liu Yanping. Tourism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39(6): 78-88, 163.]

[18]
Zhao L, Dong Y. 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urbaniz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22(5): 512-523.

DOI

[19]
刘佳, 刘贤明, 安珂珂, 等. 长三角城市群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7): 1441-1454.

[Liu Jia, Liu Xianming, An Keke, et al. Research on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effect of 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2, 31(7): 1441-1454.]

[20]
麻学锋, 谭佳欣, 黄俊. 区域旅游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湘西地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9): 13-27.

[Ma Xuefeng, Tan Jiaxin, Huang Jun. Study on the agglomera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gional tourism industry: A case of the Western Hunan. Tourism Tribune, 2021, 36(9): 13-27.]

[21]
张海燕. 基于交通发展的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集聚机理及响应路径[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41(3): 96-103.

[Zhang Haiyan. Agglomeration mechanism and response path of tourism industry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20, 41(3): 96-103.]

[22]
Berbekova A, Uysal M, Assaf A G. Toward an assess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s measures of destination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2, 61(6): 1424-1436.

DOI

[23]
郑功成. 习近平民生重要论述中的两个关键概念: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18): 64-74.

[Zheng Gongcheng. Two key concepts i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People's wellbeing: From "material and cultural needs" to "need for a better life". Frontiers, 2018(18): 64-74.]

[24]
陈燕. 民生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 思路、模式与对策[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3(4): 128-132.

[Chen Yan. Thinking modes, approaches and measur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based livelihoods.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 33(4): 128-132.]

[25]
高苹, 席建超. 旅游地乡村聚落产业集聚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野三坡旅游地苟各庄村案例实证[J]. 资源科学, 2017, 39(8): 1535-1544.

DOI

[Gao Ping, Xi Jianchao.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mechanisms for rural settlements of Gouge Village in Yesanpo, Hebei Province. Resources Science, 2017, 39(8): 1535-1544.]

DOI

[26]
方敏, 杨胜刚, 周建军, 等.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创新发展路径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 34(5): 137-150.

[Fang Min, Yang Shenggang, Zhou Jianjun, et al.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 Soft Science, 2019, 34(5): 137-150.]

[27]
杨勇. 高级旅游经济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Yang Yong. Advanced tourism economics.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28]
Kim Y R, Williams A M, Park S, et al. Spatial spillover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tourism industry: The case of the UK[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2: 104201. doi: 10.1016/j.tourman.2020.104201.

DOI

[29]
王新越, 芦雪静.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 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J]. 地理科学, 2020, 40(7): 1160-1170.

DOI

[Wang Xinyue, Lu Xuejing. Evolution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gglomeration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impact on tourism economy based on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gglomeration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7): 1160-1170.]

DOI

[30]
Wondirad A, Tolkach D, King B. 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as a major factor for sustainabl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78: 104024. doi: 10.1016/j.tourman.2019.104024.

DOI

[31]
张鹏杨, 郑婷, 黄艳梅. 实现从经济功能向综合功能转变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 2022, 38(7): 66-73.

[Zhang Pengyang, Zheng Ting, Huang Yanmei. Shift from the economic function to comprehensive function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t industry.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22, 38(7): 66-73.]

[32]
郭向阳, 穆学青, 明庆忠, 等. 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系统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分析[J]. 经济地理, 2021, 41(12): 213-222.

[Guo Xiangyang, Mu Xueqing, Ming Qingzhong, et al. Impact effect of rapid transport system on urban tourism productivit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12): 213-222.]

[33]
麻学锋, 杨雪.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 1902-1916.

DOI

[Ma Xuefeng, Yang Xu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high-level tourist attraction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Western Huna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9): 1902-1916.]

DOI

[34]
郭悦, 钟廷勇, 安烨. 产业集聚对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旅游业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 2015, 30(5): 14-22.

[Guo Yue, Zhong Tingyong, An Ye. The effects of agglomeration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urism Tribune, 2015, 30(5): 14-22.]

[35]
张文彬, 王赟. 可行能力视角下中国福利水平区域差异、动态演进与结构分解[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12): 45-66.

[Zhang Wenbin, Wang Yun. Regional differences, dynamic evolution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welf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asible capability.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21, 38(12): 45-66.]

[36]
王圣云, 翟晨阳, 罗颖, 等. 基于“功能—能力”框架的中国多维福祉测评及区域均衡分析[J]. 地理科学, 2018, 38(12): 2031-2039.

DOI

[Wang Shengyun, Zhai Chenyang, Luo Ying, et al. Evalu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 and analysis of regional equilibrium about China based on framework of "function-capabilit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38(12): 2031-2039.]

DOI

[37]
钟业喜, 吴思雨. 中国城市民生发展水平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52(3): 32-40.

[Zhong Yexi, Wu Siyu.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f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ing undertakings level in China. Journal of Nanch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52(3): 32-40.]

[38]
窦孟朔, 窦建爽. 新时代的民生内涵与建设路径[J]. 科学社会主义, 2018, 35(5): 59-64.

[Dou Mengshuo, Dou Jianshuang.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livelihood in the new era. Scientific Socialism, 2018, 35(5): 59-64.]

[39]
庞晶, 韩喜平. 新时代中国民生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特色[J]. 学习与探索, 2020, 42(10): 53-59.

[Pang Jing, Han Xip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features of China'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tudy & Exploration, 2020, 42(10): 53-59.]

[40]
方叶林, 苏雪晴, 黄震方, 等. 城市韧性对旅游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2): 214-223.

DOI

[Fang Yelin, Su Xueqing, Huang Zhenfang, et al.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urban resilience on tourism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2): 214-223.]

DOI

[41]
杨涛, 陈海, 刘迪, 等. 黄土丘陵沟壑区乡村社区恢复力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陕西省米脂县高渠乡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2): 245-256.

DOI

[Yang Tao, Chen Hai, Liu Di,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 in loess hilly-gully reg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of Gaoqu Township in Mizhi County, Shannxi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40(2): 245-256.]

DOI

[42]
麻学锋, 孙根年.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1, 26(7): 66-71.

[Ma Xuefeng, Sun Gennian. The livelihood and welfare study on Zhangjiajie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20 years.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11, 26(7): 66-71.]

[43]
Urtasun A, Gutiérrez I. Tourism agglome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welfare: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the Spanish case[J]. Tourism Management, 2006, 27(5): 901-912.

DOI

[44]
乔榛, 田明珠. 民生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民生指数的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 2018, 40(3): 37-43.

[Qiao Zhen, Tian Mingzhu.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dex.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8, 40(3): 37-43.]

DOI

[45]
张晶渝, 杨庆媛, 毕国华. 重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现代城市研究, 2021, 36(5): 112-118.

[Zhang Jingyu, Yang Qingyuan, Bi Guohua.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in Chongqing.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21, 36(5): 112-118.]

[46]
胡美娟, 李在军, 侯兵. 长三角城市“福利门槛”效应及形成机理[J]. 经济地理, 2021, 41(8): 62-72.

[Hu Meijuan, Li Zaijun, Hou Bing. The effec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well-being threshold" in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8): 62-72.]

[47]
赖斌.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群众民生感的影响: 基于旅游公平的视角[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5): 105-109, 119.

[Lai Bin. Effe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livelihood percep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 equity.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6, 35(5): 105-109, 119.]

[48]
麻学锋, 吕逸翔. 张家界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识别及测度[J].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647-1658.

DOI

[Ma Xuefeng, Lv Yixiang.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response of urban residents' happiness to tourism urbanization agglomeration in Zhangjiaji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7): 1647-1658.]

DOI

[49]
刘晓梅, 曹鸣远, 李歆, 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成就与经验[J]. 管理世界, 2022, 38(7): 37-49.

[Liu Xiaomei, Cao Mingyuan, Li Xin, et al. The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caus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2, 38(7): 37-49.]

[50]
周向红, 周震虹, 高阳. 大湘西地区主导产业评价与选择研究[J]. 经济地理, 2020, 40(7): 133-142.

[Zhou Xianghong, Zhou Zhenhong, Gao Yang.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and selection of leading industries in Western Hunan.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7): 133-142.]

[51]
陈立泰, 张祖妞. 服务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0, 32(10): 65-71.

[Chen Litai, Zhang Zuniu. Empirical study on servic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0, 32(10): 65-71.]

[52]
孙浦阳, 韩帅, 许启钦. 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影响[J]. 世界经济, 2013, 36(3): 33-53.

[Sun Puyang, Han Shuai, Xu Qiqin. The dynamic impa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labor productivity.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13, 36(3): 33-53.]

[53]
吴鹏, 常远, 穆怀中. 产业集聚的经济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居民福利最大化视角[J]. 中国经济问题, 2020, 62(3): 19-29.

[Wu Peng, Chang Yuan, Mu Huaizhong. The research on economic welfare effect of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Base on maximization of residents' welfare. China Economic Studies, 2020, 62(3):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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