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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3 , Vol. 42 >Issue 8: 1453 - 1467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8.002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Common Prosperity

Measure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Taking the first three batches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as examples

  • SONG Changyao ,
  • YIN Tingting ,
  • LI Xinjian , * ,
  • GU Jiaqian
Expand
  • School of Tourism Sciences,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2-25

  Revised date: 2023-06-15

  Online published: 2023-08-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201195)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of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23DY05)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Beijing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SM202310031001)

Fold

Abstract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enterprise data,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the first three batches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level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was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MGWR)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mode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were summari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10 to 2019,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China showed a fluctuating growth trend. Villages of high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level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metropolitan regions and cities with rich tourism resources. 2) There were scale effects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level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Transportation,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nfrastructure had a global impact, whil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ourism economy had local effects. 3)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can be divided into resource-oriented type, location radiation type,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type. The industrial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 location-led radiation driving mechanism, and the governance-led interes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re the main driving mechanisms for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nriching the theory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riving business; rural tourism;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Cite this article

SONG Changyao , YIN Tingting , LI Xinjian , GU Jiaqian . Measurement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s:Taking the first three batches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as exampl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 42(8) : 1453 -1467 . DOI: 10.18306/dlkxjz.2023.08.002

产业是支撑乡村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动力，是变“输血”为“造血”、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大多表现为业态以农业为主、结构单一化、经济韧性差等特征，严重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产业兴旺置于乡村振兴总要求的首要位置，强调加快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融合水平。乡村产业振兴需要城乡主体有机联动、城乡空间有序重构、乡村资源有效配置、治理保障有度推进，科学谋划推进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
旅游业是乡村振兴中的特色产业[1]，具有产业关联性强、业态融合度高、综合带动效应突出等优势，能够有效缓解乡村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困境，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内在驱动力[2⇓-4]。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文化和旅游部遴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其遴选标准要求乡村旅游重点村旅游资源丰裕度高，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能够带动创业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是乡村产业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示范，科学测度和评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为全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参考。
乡村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相比于乡村振兴指标体系的建构和测度[5⇓-7]，聚焦于乡村产业体系、评价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研究成果数量仍然不足。在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测度上，相关研究内容包括从智慧旅游角度构建乡村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8]、从后脱贫时代产业选择角度构建乡村产业选择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9]、从生产空间角度构建乡村生产空间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10]、从农业综合发展视角构建乡村产业振兴发展指数[11-12]以及从多维度综合发展视角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13]等方面。在乡村产业振兴影响因素上，主要涉及地域类型[14]、制度建设[15⇓-17]、人才队伍[18-19]、数字经济[20⇓-22]、金融支撑[12,23]和创业创新环境[24]等生产要素的影响。
文献梳理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测度和评价研究逐渐增多，但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从研究内容来看，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整体层面对乡村振兴概念进行解构，缺乏从微观企业视角对乡村产业发展进行精准评价和测度；二是从研究尺度来看，大多集中在省域层面或市县层面，缺乏对微观村域小尺度的精准探究[25]，无法体现乡村产业发展规律和空间异质性，故而难以对村域尺度乡村产业振兴有效指导；三是从影响因素来看，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制度、技术等因素，较少量化地域空间因素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效果。鉴于此，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评价，亟需深入乡村内部，从乡村产业发展的角度将学术研究与现实实践、国家战略等内容有机结合和深化分析。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测度与评价是推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本文创新性地基于企业数据构建乡村产业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揭示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进一步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MGWR)模型识别乡村产业振兴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并总结产业振兴水平较高的乡村的类型与驱动机制，以期丰富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证研究，为全国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指导。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企业视角构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指标评价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度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相比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乡村产业振兴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二，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从乡村尺度开展乡村产业振兴研究，相比已有省市尺度的乡村产业振兴研究更具有准确性和针对性；第三，采用拓展后的MGWR模型探究乡村产业振兴影响因素，相比已有研究能够识别出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性。

1 研究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方法

1.1.1 熵值法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乡村产业振兴程度。熵值法基于信息熵理论具有客观赋权的优点，能够客观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本文参考王军等[26]的研究测算每个指标的权重，然后基于标准化的指标 X i j '及测算的指标权重 φ j，使用式(1)求出乡村产业振兴指数(RIR)：
R I R i = ∑ j = 1 n φ j × X i j '
式中：n为评价体系中所有层次下所选指标的个数， R I R i表示第i个乡村的产业振兴综合指数，数值在0~1之间。 R I R i越大，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越高；反之， R I R i越小，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越低。

1.1.2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

本文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分析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因素。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借用附近样本点及其与回归点的距离进行加权来完成模型的参数估计，能够有效缓解多元线性回归中空间均质的强假设对因果关系推断的影响。然而，经典地理加权回归(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中的带宽是全局固定的，MGWR则允许不同变量采用不同的带宽进行局部回归，能够减少固定带宽产生的估计偏差[27]，同时识别不同变量影响的尺度效应[28⇓-30]。因此，本文采用MGWR模型测度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和尺度效应，具体公式如下：
R I R i = ∑ j = 1 k β j w u i , v i x i j + ε i
式中： x i j表示影响第i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的第j个自变量， w是在对第j个变量进行回归时使用的带宽， β j w是指在 u i , v i的空间单元上的第j个参数的估计量， ε i则是误差项。
经典GWR模型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而MGWR模型中的参数都是基于局部样本回归计算，这与GWR所使用的固定带宽有所不同，具体公式如下：
R I R = ∑ j = 1 k f j + ε
f j = β j w x j
式中： f j是第j个影响变量的平滑函数，可以采用经典GWR估计、半参数GWR估计、最小二乘估计等方法对MGWR模型中的参数进行初步估计[29-30]。本文采用AICc准则确定带宽选择准则，使用二次核函数计算每个系数在局部空间上使用的回归带宽，采用后退拟合算法对各个平滑项进行拟合，并使用经典GWR估计作为初始估计，用经典的残差平方和变化比例作为收敛准则。

1.2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于2019—2021年联合遴选的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研究对象(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以此为基础，在企查查数据库中搜索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企业数据，主要包括企业名称、登记状态、注册资本、成立日期、企业类型、所属行业、企业地址等信息，经过数据清洗、整理，共获得100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56369条企业数据，作为本文的核心研究样本。
本文涉及的其他数据包括地理空间数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类数据。① 空间矢量底图数据源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2019年全国道路数据来源于OSM开源地图 (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包含路名、等级、长度等信息。利用ArcGIS软件计算乡村区位因子，即乡村旅游重点村到最近区县行政中心的距离和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乡村公路网密度。②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0)》，具体指标包括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第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和第三产业增加值。高等级景区数据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网站以及各省市文旅部门网站，数据统计截至2019年底；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 基于企业视角的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企业是产业发展基础。为此，本文创新性地基于企业视角构建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振兴水平。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大多以旅游业为主，乡村产业振兴深受旅游业的脆弱性、季节性以及旅游企业规模小、个体户多等特点影响。然而，乡村产业振兴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全面振兴，从产业振兴的基础、规模和质量等维度全面考察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必要性。
依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号)(以下简称《意见》)中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要求，在遵循科学性、可行性、可测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的基础上，从长期稳定性、品质规模化和产业竞争力3个维度出发，构建共包含9个具体指标的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长期稳定性是从增长角度考察乡村产业发展状况，表示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品质规模化是从组织角度考察乡村产业发展状况，表示乡村产业振兴的规模；产业竞争力是从结构角度考察乡村产业发展状况，表示乡村产业振兴的质量。
表1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影响方向
乡村产业振兴指数 长期稳定性 发展基础 乡村企业存量 正向
发展潜力 乡村企业增量 正向
存续时间 现在日期-成立日期 正向
品质规模化 组织化程度 非个体工商户数量/乡村企业总数量 正向
所有制多样化程度 H H I = 1 / ∑ i = 1 n ( x i / x ) 2，式中：HHI为赫芬达尔指数，x为乡村企业总数量， x i为某一所有制企业的数量 正向
规模化程度 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数量/乡村总企业数量 正向
产业竞争力 产业多元化 乡村行业大类类型数量/行业大类总量 正向
产业多样化 V A R = ∑ i = 1 n p i l n ( 1 / p i )，式中：VAR为产业多样化的熵指数，n为经济系统中产业部门数量， p i为i部门企业数量占比 正向
产业高级化 高等级行业企业数量/乡村企业总量 正向
激活乡村要素、市场和各类经营主体，形成以农民为主体、企业带动和社会参与相结合的乡村产业发展格局，是《意见》的基本要求，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义。企业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市场主体，其增长状况和存续时间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的动力和潜力。借鉴王开泳等[31]的研究，选择乡村企业存量、乡村企业增量和存续时间作为衡量乡村产业市场主体活力激活情况，进一步来反映乡村产业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企业存续反映了企业从进入市场至退出市场的演化过程，反映着市场动态性与企业内在结构稳定性[32]。乡村企业存续时间越长，表明该乡村企业发展的稳定性较强，有较长时间的积累经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凸显该乡村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创新乡村产业组织方式，推动乡村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延伸拓展乡村产业链，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意见》的重要主张，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方向。本文选取乡村产业的组织化程度、所有制多样化程度和规模化程度3个指标测度乡村产业的品质和规模的差异性。第一，乡村产业兴旺对新时代乡村产业的组织化、现代化和专业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中国农业经营主体仍以农户为主，乡村产业组织化创新需要重视小农组织化[33-34]。本文采用企业类型为非个体工商户的企业数量占比来衡量乡村产业的组织化程度。第二，所有制反映着产业发展中的市场主体的资源、能力、盈利模式和收益分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带动能力、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直接影响乡村产业振兴程度。尤其是对于正处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而言，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往往面临不同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如融资约束等。因此，所有制类型决定着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35]，也影响着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本文借鉴孙政宇等[36]的研究，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倒数来衡量乡村产业所有制多样化程度，其数值越小，表明乡村产业所有制多样化程度越低；数值越大，则乡村产业所有制多样化程度越高。第三，本文基于乡村企业大多为农户的事实，定义在乡村中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为规模较大的企业，进而采用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包含100万元)的企业数量占比来测度乡村产业的规模化程度。
积极发展乡村多类型融合产业，推进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增强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是《意见》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创新路径。本文选取乡村产业多元化、产业多样化和产业高级化3个指标测度产业竞争力大小。乡村产业多元化是乡村不同类型产业的数量，呈现出乡村生产结构复杂、产业链条丰富的状态。本文认为乡村产业所包含的行业类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乡村产业多元化，采用乡村企业所属的行业大类类型数量占比来测度乡村产业多元化程度。第二，产业多样化是三次产业的多样化程度，这有助于提升乡村产业的韧性水平。本文借鉴彭荣熙等[37]的研究，计算乡村产业多样化。产业多样化的熵指数(VAR)数值越大，表示乡村产业多样化程度越高。第三，产业高级化是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测量维度，反映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和逻辑序列从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顺次演进的动态过程。本文选取制造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这6类产业作为乡村中的高等级行业，采用乡村高等级行业的企业数量占比来衡量乡村产业高级化程度。

3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测度及其时空特征

3.1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演化特征

根据上述测度方法、数据来源和指标体系，本文计算得到了2010—2019年100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图1为2010—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变化趋势，呈现以下特征。
图1 2010—2019年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变化趋势

Fig.1 Trend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dices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in China during 2010-2019

第一，从总体趋势来看，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振兴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产业振兴综合指数由2010年的103.20增长至2019年的127.47，增长幅度为23.52%。在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城市资金、劳动力、信息等要素流向乡村，促进乡村产业持续发展；尤其是乡村旅游业以市场化方式加快优质要素向乡村旅游重点村流动，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其中，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综合指数在2017年达到峰值，指数值为138.15；此后在2018—2019年间出现小幅下降，其原因在于长期稳定性子系统中乡村企业增量的下降。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规模在经历快速增长后，乡村内企业数量有所饱和、进入门槛提高，导致乡村企业增量相较2017年有所下降。虽然这一时期乡村旅游重点村的长期稳定性子系统指数有所下降，但品质规模化和产业竞争力两个子系统指数在上升，即进入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企业在组织化、规模化、多样化和高级化等方面不断提升，乡村产业振兴质量不断提升。
第二，从内部结构来看，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发展的长期稳定性指数小幅波动，总体上平稳发展；品质规模化指数在2010—2019年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8.91%，意味着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发展由关注小微企业和非正式组织发展开始转向规模化和组织化发展；产业竞争力指数呈稳步上升态势，由2010年的115.93增长到2019年的216.50，年平均增长率为8.68%，表明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多元化和高级化趋势显著，这不仅使乡村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且降低了乡村产业发展的市场风险，丰富了乡村产业类型、增强了乡村产业韧性。比较而言，3个子系统指数中品质规模化指数最大，且增长速度也显著高于其他子系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要求兼顾培育农民、个体工商户、合作社和企业等多种类型和规模的经营主体，创新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同时，在政策推动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影响下，规模大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不断向乡村投资，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不断强化。

3.2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空间特征

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为乡村脱贫致富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乡村产业发展在2010年迈入新阶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入选名单。2010、2017和2019年是考察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节点年份，因而以县域为尺度绘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分布图(图2)。从空间上看，2010—2019年间产业振兴程度较高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稳定，主要分布在都市圈的周边以及旅游资源富集的城市。
图2 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的时空演化格局

注：由于部分区县乡村旅游重点村个数大于1，本文采用加总方式呈现县级尺度下的产业振兴水平大小，使得图中部分区县乡村产业振兴综合指数大于1。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2 Spatial-temporal changes of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都市圈外围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程度高。北京的顺义区、房山区、怀柔区、延庆区、密云区、平谷区和门头沟区，天津的蓟州区、西青区，上海的崇明区、宝山区和金山区，宁波市的奉化区和宁海县，这些都市圈近远郊区乡村产业振兴程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都市圈和大都市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单元，都市核心辖区和中心城市作为增长极和区域核心对其边缘或是外围乡村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城乡内部联系、要素流动和联合发展，这种辐射效应是减少都市圈核心区与周围县域的城乡融合水平差距、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推手”。各级“核心”向自身腹地的直接溢出效应和高等级发展中心的跨尺度辐射效应等，带动乡村旅游重点村实现与核心区或城镇的市场共享、就业与创业机会共生、生产链与供应链互联、产业振兴发展共荣。
旅游城市中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振兴水平名列前茅。2010—2019年间，黄山市的黟县、徽州区，上饶市的婺源县，酒泉市的敦煌市等旅游业发达地区产业振兴程度一直较为突出；2013—2019年，西南地区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六盘水市中的盘州市、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市和玉溪市的红塔区，中原地区的洛阳市栾川县以及西北地区西宁市湟中区等旅游城市内及其周边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振兴水平纷纷崛起。旅游城市发展建设可以带动周边县域旅游乡村重点村实现产业全面发展，把旅游资源变成资产，破除“资源诅咒”，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阶段跃进。旅游业具有其他产业不可比拟的扶贫优势，旅游减贫和旅游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一种能够激发内动力的“造血式”振兴形式，不仅在脱贫攻坚时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更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持久动能。

4 乡村产业振兴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异

4.1 变量选择

基于以上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时空特征分析和乡村振兴战略理论研究，考虑到村级尺度数据的属性和可获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选取可能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的9个具体变量(表2)。根据前文的空间分析可以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程度较高的地区多分布在都市圈周边或是旅游资源富集城市，因此，区位因子和旅游资源禀赋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有直接影响，选取乡村旅游重点村到最近区县中心的距离和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来表征乡村区位条件，选取乡村旅游重点村内A级景区数量和旅游企业个数来测度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水平；② 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建设，选取乡村旅游重点村所在乡镇的公路网密度来衡量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③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也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和手段，选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表示乡村治理能力；④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被相关研究证实[12]，选取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测度乡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⑤ 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和从业人员数测度乡村服务业发展基础。由于数据匹配过程中出现缺失，最终共有800个乡村样本参与回归分析。
表2 变量描述

Tab.2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维度 指标 指标代码 单位
乡村区位条件 地理区位：到最近区县中心的距离 distcounty km
交通区位：到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 distrailway km
乡村旅游经济 A级景区数量 countA 个
旅游企业个数 tourism 个
乡村基础设施 公路网密度 roadarea km/km2
乡村治理能力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 expenditure 万元
乡村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gi-finance %
乡村服务业基础 第三产业增加值 tert-industry 万元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tert-employees 个

4.2 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采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s)模型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进行回归分析，当9个变量同时纳入OLS模型中进行回归时，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均值为1.61，最大值为3.14，表明所选取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地，本文基于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衡量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的空间相关性。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乡村产业振兴水平集聚特征显著，其全局莫兰指数为0.079，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图3展示的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空间聚类结果显示，在北京、江苏、上海、山东和宁夏等地出现显著的“高—高”集聚区，河北、安徽和山东等地有明显的“低—高”集聚区，在贵州、重庆、陕西、四川等地则是“高—低”集聚区，除此之外则以“低—低”集聚区为主。因此，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传统的回归分析不再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故而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更为恰当。
图3 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指数LISA图

Fig.3 LISA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本文在OLS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上，使用经典GWR和MGWR模型探究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程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由表3可知，MGWR模型的拟合优度R2要高于经典GWR模型和OLS模型，且MGWR的AICc值(1974.009)低于经典GWR(2057.675)，即MGWR的回归结果要优于经典GWR和OLS，更适用于本文研究问题。
表3 模型指标

Tab.3 Model evaluation of OLS, GWR and MGWR

模型指标 OLS 经典GWR MGWR
拟合优度R2 0.213 0.356 0.439
AICc 2101.429 2057.675 1974.009
残差平方和 629.926 514.878 449.047
样本数量 800 800 800

4.3 影响因素

MGWR能够反映不同影响因素的差异化尺度作用，但是经典GWR只是反映带宽的平均值，即作用尺度的平均值。表4表明，经典GWR的带宽为304个乡村，占总样本数的38%；而MGWR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具有差异性。在MGWR回归结果中，交通区位、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这3个变量的带宽最大且显著(P<0.01)，为798个乡村，接近样本总量，说明这3个变量具有全域影响；常数项、地理区位、旅游企业个数和A级景区数量这4个变量为局部变量。其中，常数项的带宽为84个乡村，占样本数量的10.5%，作用尺度较小，说明常数项存在的空间异质性较大。旅游企业数量的带宽最小，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空间分布的作用仅限于70个乡村构成的区域，其作用在区域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此外，乡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乡村服务业基础并未对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振兴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这与先前文献中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12,23]。这可能与研究尺度有关，已有研究尺度都是在宏观省域层面展开因果关系分析和机制检验，而本文将研究尺度细化到村域尺度，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对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影响。乡村普惠金融和服务业基础对产业振兴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实证研究。
表4 经典GWR与MGWR模型带宽

Tab.4 Bandwidth of GWR and MGWR

模型 变量带宽/个
常数项 distcounty distrailway countA tourism roadarea expenditure digi-finance tert-industry tert-employees
MGWR 84 566 798 319 70 798 798 798 798 144
经典GWR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304
本文仅选取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进行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格局分析，按照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各变量的影响区域划分为5个等级，并利用ArcGIS进行可视化分析。表5为MGWR模型回归系数的统计描述，图4显示了显著影响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程度因素(P<0.01)的空间分异特征。
表5 MGWR模型回归系数统计描述

Tab.5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MGWR coefficient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常数项 -0.036 0.192 -0.395 -0.046 0.394
distcounty -0.066 0.049 -0.167 -0.059 0.026
distrailway -0.148 0.008 -0.179 -0.146 -0.137
countA 0.007 0.058 -0.147 0.013 0.100
tourism 0.443 0.351 -0.401 0.347 1.463
roadarea 0.061 0.004 0.053 0.061 0.070
expenditure 0.142 0.005 0.130 0.144 0.148
digi-finance -0.062 0.003 -0.068 -0.062 -0.056
tert-industry 0.052 0.001 0.049 0.052 0.059
tert-employees -0.063 0.156 -0.591 -0.024 0.240
图4 MGWR模型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格局(P<0.01)

Fig.4 Spatial patterns of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GWR) coefficients (P<0.01)

区位条件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交通区位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即距离高速公路越近的乡村旅游重点村的产业振兴水平越高。该变量为全局变量，其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呈现由北向南递增的分层结构(图4a)。交通区位的系数取值在-0.179~-0.137之间，均值为-0.148。其中，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受到交通区位的影响最大，这些地区可进入性较差，高速公路的开发和建设能够为其产业发展解决“最后1公里”问题。高速公路联结了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加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与城市的联系和交流，旅游活动也倾向于通过交通干道进入节点城市和乡村，这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配套设施的完善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地理区位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也具有负向影响效应，即当乡村距离其区县行政中心越近时，产业振兴程度越高。当其距离区县行政中心越近时，能更好地获得潜在市场和政策便利，要素流动愈加频繁，产业振兴水平也随之提高。
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对乡村产业振兴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其中，旅游企业数量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旅游企业数量越多，乡村产业振兴水平越高，并且该因素影响大小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其系数取值在0.177~1.463之间，如图4b所示。旅游企业影响最大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和山西、河南等地，其次为贵州、山东和云南等地。长三角地区紧邻都市圈的区位优势有利于乡村旅游重点村与城市市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现互联互通，有效整合城乡旅游资源，助推产业振兴；对于贵州、云南和河南等地，旅游企业的发展改变了乡村传统产业结构，农旅融合所产生的多产业融合业态提高了农业所带来的产业附加值，进而提高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此外，受旅游资源影响较大的地区集中在贵州、云南、广西和湖南等地。旅游资源布局与贫困地区分布在空间上高度重叠[38]，加之旅游产业的自身特性及其比较优势共同推动了旅游扶贫的政策布局和发展方向，湘黔桂滇等地的旅游资源和政策推力主导了其产业振兴程度。
基础设施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全局正向影响作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乡村产业发展尤为重要，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乡村才能够有效留得住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聚拢民心；另一方面，乡村产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治理体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需要基础设施作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空间分异特征，呈现出从北到南逐渐递减趋势(图4c)，具体系数取值在0.056~0.0702之间。乡村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会成为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瓶颈[39]。与南方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相比，基础设置建设水平的边际效应在北方地区表现更突出。
治理能力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全域正向影响作用。乡村治理能力越高，产业振兴程度越高，且该因素的影响大小由东向西逐步递减，如图4d所示。治理能力的系数取值在0.130~0.148之间，均值为0.142。东部地区乡村的治理能力对其产业振兴的影响普遍要高于西部地区。行之有效的乡村治理是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提高的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不到位，难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创新，产业发展缺乏动力和后劲，产业振兴不可持续。

5 乡村产业振兴类型划分和驱动机制

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因素包括区位条件、资源基础和综合治理水平，结合对代表性乡村的产业发展情况的实地考察与深入分析，进一步总结乡村产业振兴类型，总结乡村不同类型产业振兴的发展特征，分析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的驱动机制，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发展约束和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乡村实现产业振兴提供指引。

5.1 乡村产业振兴类型划分

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的起点、过程、面临的约束和振兴的主导因素等各不相同，为此需要合理划分乡村产业振兴的主要类型，总结提炼各种振兴路径和典型特征，从而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发展思路，为制定科学的乡村产业振兴路径提供基本依据。基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进一步对北京市爨底下村、黄山市宏村、咸阳市袁家村等典型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划分乡村产业振兴类型(表6)。
表6 乡村产业振兴类型划分依据及其特征

Tab.6 Basi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ype classification

乡村产业振兴类型 区位条件 产业特征 典型区县 代表乡村 发展经验
资源主导型产业振兴 区位上依附旅游城市或旅游资源
设施补给型：资源禀赋较好，产业发展的其他基础设施水平较为薄弱
农旅融合型：旅游资源丰富，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多种产业融合发展，区域特色鲜明		 ① 以旅为主、农为辅的服务型产业和农旅融合产业
② 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乡村功能、增加乡村居民收入、提升乡村价值		 黟县、徽州区、潜山市；敦煌市；大理市、红塔区；栾川县；中卫市；惠水县；盘州市 固原市隆德县观庄乡前庄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好花红镇好花红村；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宏村；酒泉市敦煌市月牙泉镇月牙泉村 ① 景区带动，让村民变成从业者
② 产业推动，让村民成创业者
③ 资源撬动，让村民变成分红者
区位辐射型产业振兴 都市依托型：产业位于都市边缘区或城镇核心区，产业发展受城市辐射带动影响较大
城乡交互型：产业位于城乡间重要节点或城乡结合部，交通便捷，城乡产业联动发展潜能较优		 ① 承接城市产业转移
② 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抓手，通过向城市提供“乡愁”消费，作为“乡村性”向城市“反向输出”消费功能来推动产业振兴		 北京怀柔区、延庆区、顺义区、房山区；天津蓟州区、西青区；上海崇明区、浦东新区、宝山区、金山区 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崇明区陈家镇瀛东村；天津市北辰区青光镇韩家墅村
 ①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② 创新突破发挥引领示范效应
③ 城乡联动增强协同效应
综合治理型产业振兴 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一般，但乡村治理能力良好，产业基础配套设施完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较多 ① 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形成多产业综合发展局面
② 农旅共生发展型产业和农旅融合型产业		 铜山区；东阳市；奉化区；宁海县 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汉王村；金华市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 ① 基层党建示范引领乡村旅游
② 主导产业高效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资源主导下的乡村产业振兴，其产业发展在空间上主要依附旅游城市或旅游资源。其中，设施补给型的产业振兴需要在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农旅融合型的产业振兴通过深化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放大旅游经济效应，增加乡村居民收入，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区位辐射下的乡村产业振兴是指乡村产业发展与城市紧密相关，乡村的资源配置、要素流动和地域功能是以与核心都市的空间关系和紧密联系为依托，实现了城乡二元的剥夺性角色转变与有效协同发展[25]。都市依托型的产业振兴直接受到核心都市圈的影响，其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城市经济外部性，积极引进和承接城市资本，发展高级化的产业。城乡交互型的产业振兴，其产业在空间上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产业发展提高了乡村与周边城市的协作分工。
综合治理型的乡村产业振兴，其产业发展依托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完善产业基础配套设施，提高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促使产业发展形成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多产业综合发展的局面。通过提高综合治理带动产业振兴的乡村需持续探索和完善兼具兜底和普惠性的基础保障和治理手段以应对区位和资源上的不足，发挥政府在整合经济社会资源、动员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引导作用，实现产业兴旺，全面惠及乡村发展。

5.2 乡村产业振兴驱动机制

从乡村资源挖掘利用的乡村内部视角来看，乡村既有吸引物的资源本底影响多种要素转化利用和集聚发展，乡村基础产业结构的分化和重构引致产业振兴结果，形成产业内生发展路径。从城乡关系的区位外部性视角来看，城乡间要素流动是纽带，产业互动是结果。区位表征了乡村面向市场规模的水平以及其可达性程度，通过利用区位优势，积极承接城市转移产业或是在市场需求引致下发展新兴产业，实现制造业、旅游业和其他复合型产业反哺农业，推动形成“以城带乡”的产业发展路径。从乡村基础治理的综合性视角来看，治理手段和措施影响产业发展的演变和培育。基层组织作为管理主体，在统筹乡村产业规划、路径选择、资源调配和协调多主体沟通对话上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对乡村产业发展的精准定位，瞄准优势产业，发挥组织管理能力，协调多方主体共同发展产业，最终形成治理主导的产业发展路径。
深入乡村产业振兴内部发展过程，“人—地—业”之间的良性发展是关键。城镇居民流动加快、乡村劳动力就业分化，技术人才创新发展为乡村产业发展奠定了人力基础；乡村低效土地整治、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释放土地潜力，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载体；单一产业和多种产业在人才、技术、土地、资本和市场的支撑下或强化主导发展、或融合并驱发展，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或是产业结构重构，进一步实现相应的生产性、消费性和融合性的功能产出，形成由单一产业主导或是多产业驱动发展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城带乡”和治理主导的产业振兴路径发轫于城乡差距和政府政策实施之中，外部环境因素的驱动性作用是其主要的发展动力，表现为城市要素“增量”和政府治理手段嵌入主导的产业振兴模式。内源性的单一产业驱动模式和多产业驱动模式起始于城镇化、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发展背景，外部资本进入、城镇居民流动和文化信息冲击等因素作用时，激起乡村内部因素的响应性变化，表现为乡村内部要素“存量”激活主导、城市“增量”辅助发展的产业振兴模式。因此，立足于乡村内外部要素流动配置、功能主导性和问题制约性的综合视角，乡村产业振兴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内生发展机制、区位主导的辐射带动机制、治理主导的利益协调机制(图5)。
图5 基于“资源—区位—治理”三元共创的乡村产业振兴分析框架

Fig.5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of key rural tourism villages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前3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构建基于企业和村域的乡村产业振兴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探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在此基础上采用MGWR模型定量分析乡村产业振兴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对乡村产业振兴类型进行划分，总结相应的驱动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整体上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乡村产业组织规模化和产业竞争力水平持续提升，反映了乡村产业振兴的质量驱动效应。空间上来看，产业振兴程度较高的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保持稳定，主要分布在都市圈周边以及旅游城市。都市圈和旅游城市作为增长极和区域核心对其外围乡村的带动作用促进了城乡内部联系、要素流动和联合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驱动力。
(2)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和空间异质性。交通区位、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全局变量，地理区位、旅游经济具有局部影响。地理区位和交通区位对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的影响，旅游经济、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对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3) 基于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水平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将乡村旅游重点村产业振兴类型划分为资源主导型、区位辐射型和综合治理型，其中资源主导型具体包括设施补给型和农旅融合型，区位辐射型包括都市依托型和城乡交互型；基于“资源—区位—治理”三元共创的驱动发展模式提出乡村产业振兴的3条驱动机制，分别为产业内生发展机制、区位主导的辐射带动机制和治理主导的利益协调机制。
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和模式是在资源禀赋本底、空间区位条件和其他综合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第一，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对乡村产业振兴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旅游产业的关联性和融合性能够增强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和韧性，各地乡村要把握自身资源优势，努力打造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和创意农业等多业态融合的产业体系。第二，乡村产业振兴离不开城乡互动，乡村振兴不仅是村庄意义上的振兴，而且是城市与乡村所构成的城乡共同体的振兴。乡村产业的振兴之路需要城市的引领，因此，乡村要加强其与城市市场的联系，有效利用城市生产、供应和价值链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乡村的发展优势，实现产业振兴。第三，乡村要注重自身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提高，如设立乡村振兴政府引导基金以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当乡村本身区位和资源都不具有比较优势时，乡村需要更加注重人才吸引，发挥内外部人才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依靠能人经济和乡贤文化发展产业。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陈志军, 徐飞雄. 乡村旅游地旅游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与机理: 以关中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2, 42(2): 231-240.

[Chen Zhijun, Xu Feixiong.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Guanzhong area as an example. Economic Geography, 2022, 42(2): 231-240.]

[2]
王秀伟, 李晓军.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22, 77(4): 900-917.

DOI

[Wang Xiuwei, Li Xiaoju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key villages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2, 77(4): 900-917.]

DOI

[3]
孙九霞, 徐新建, 王宁, 等. 旅游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作用的途径与模式: “旅游扶贫与乡村振兴”专家笔谈[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 2604-2614.

DOI

[Sun Jiu-xia, Xu Xinjian, Wang Ning, et al. Ways and patterns of tourism's role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pert discussion on "tourism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 2604-2614.]

DOI

[4]
孙九霞, 王淑佳.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J]. 地理研究, 2022, 41(2): 289-306.

DOI

[Sun Jiuxia, Wang Shujia. Construction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based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2): 289-306.]

DOI

[5]
张挺, 李闽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8): 99-105.

[Zhang Ting, Li Minrong, Xu Yanmei. The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8): 99-105.]

[6]
吕承超, 崔悦. 乡村振兴发展: 指标评价体系、地区差距与空间极化[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5): 20-32.

[Lv Chengchao, Cui Yue. Rural 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regional disparity and spatial polarization.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1(5): 20-32.]

[7]
芦风英, 庞智强, 邓光耀.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及形成机理[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4): 19-36.

[Lu Fengying, Pang Zhiqiang, Deng Guangyao. Measuremen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22(4): 19-36.]

[8]
文仆. 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及指数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0): 241-245.

[Wen Pu. Study on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Guilin.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8, 39(10): 241-245.]

[9]
田京京. 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产业选择: 以陕西略阳为例[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5): 166-169.

[Tian Jingjing. The choic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dustry in the post-poverty era: A case study of Lveyang, Shaanxi.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1, 37(15): 166-169.]

[10]
王成, 程贵山.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作用关系视域下的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10): 1795-1805.

DOI

[Wang Cheng, Cheng Gui-shan. Path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s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system: 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Municipal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10): 1795-1805.]

DOI

[11]
申云, 陈慧, 陈晓娟, 等. 乡村产业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J]. 世界农业, 2020(2): 59-69.

[Shen Yun, Chen Hui, Chen Xiaojuan, et al. Establishment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World Agriculture, 2020(2): 59-69.]

[12]
康书生, 杨娜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J]. 金融理论与实践, 2022(2): 110-118.

[Kang Shusheng, Yang Nana.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promo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Financial Theory & Practice, 2022(2): 110-118.]

[13]
张吉岗, 吴嘉莘, 杨红娟.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脱贫地区产业兴旺实现路径[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2, 32(8): 153-162.

[Zhang Jigang, Wu Jiaxin, Yang Hongjuan. Realization path of industrial prosperity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rea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2, 32(8): 153-162.]

[14]
杨忍, 张昕, 林元城. 农业型专业村地域类型分化特征及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启示: 以广东省为例[J]. 经济地理, 2021, 41(8): 34-44.

[Yang Ren, Zhang Xin, Lin Yuan-cheng. The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type of agricultural specialized villages and comprehensive enlightenment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8): 34-44.]

[15]
彭开丽, 李晴.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乡村产业振兴的激励效应[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75-86.

[Peng Kaili, Li Qing. Incentive effect of property rights security of agricultural land on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6): 75-86.]

[16]
吴彬, 徐旭初, 徐菁. 跨边界发展网络: 欠发达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实现逻辑: 基于甘肃省临洮县的案例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12): 59-72.

[Wu Bin, Xu Xuchu, Xu Jing. Cross-boundary development network: The realization logic of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regions: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of Lintao County, Gansu Province.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2(12): 59-72.]

[17]
李艺, 李霖. 乡村产业振兴中政府元治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豫东A县的个案分析[J]. 地方治理研究, 2022(3): 54-65, 80.

[Li Yi, Li Lin.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s meta-governance in the 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Case analysis based on county A in eastern Henan Province.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2022(3): 54-65, 80.]

[18]
唐剑, 杨竞. 民族地区涉农科技人才助推乡村产业振兴长效机制研究: 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22, 43(4): 69-75.

[Tang Jian, Yang Jing. Research on long-term mechanism of boosting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by agriculture-rel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ethnic areas: A case study of Aba Tibetan and Qia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2, 43(4): 69-75.]

[19]
李丹阳, 钟楚原. 驻村第一书记何以助推乡村产业振兴: 基于“差序嵌入—协同赋权”的分析框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5): 602-609.

[Li Danyang, Zhong Chuyuan. How is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boosted by first secretary in village?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differential embedding-collaborative empowerring".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 21(5): 602-609.]

[20]
郭朝先, 苗雨菲. 数字经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机理与路径[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1): 98-108.

[Guo Chaoxian, Miao Yufei.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s of digit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rural industries rivitalization.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23(1): 98-108.]

[21]
唐红涛, 谢婷. 数字经济视角下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的机理与效应研究[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2, 37(4): 30-43.

[Tang Hongtao, Xie Ting. On the effective linkage mechanism and effect between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economy.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22, 37(4): 30-43.]

[22]
李本庆, 周清香, 岳宏志. 数字乡村建设对产业兴旺影响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7): 5-10.

[Li Benqing, Zhou Qingxiang, Yue Hongzhi.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on industrial prosperity.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2, 38(17): 5-10.]

[23]
刘赛红, 杨颖. 金融资源配置与乡村产业振兴的交互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J]. 经济问题, 2021(11): 98-106.

[Liu Saihong, Yang Y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n Economic Problems, 2021(11): 98-106.]

[24]
郝政, 何刚, 王新媛, 等. 创业生态系统组态效应对乡村产业振兴质量的影响路径: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22, 43(1): 57-75.

[Hao Zheng, He Gang, Wang Xinyuan, et al. Effect route of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on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 research based on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 T., 2022, 43(1): 57-75.]

[25]
郭远智, 刘彦随. 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J]. 地理学报, 2021, 76(6): 1408-1421.

DOI

[Guo Yuanzhi, Liu Yansui. The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ath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6): 1408-1421.]

DOI

[26]
王军, 邹广平, 石先进.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6): 70-82.

[Wang Jun, Zou Guangping, Shi Xianjin.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VAR model.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3(6): 70-82.]

[27]
Gu H Y, Yu H C, Sachdeva M, et al.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ers in China: An approach using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J]. Growth and Change, 2021, 52(1): 443-459.

DOI

[28]
沈体雁, 于瀚辰, 周麟, 等. 北京市二手住宅价格影响机制: 基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的研究[J]. 经济地理, 2020, 40(3): 75-83.

[Shen Tiyan, Yu Hanchen, Zhou Lin, et al. On hedonic price of second-hand houses in Beijing based on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Scale law of spatial heterogeneity.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40(3): 75-83.]

[29]
Fotheringham A S, Yang W B, Kang W.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GWR)[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7, 107(6): 1247-1265.

DOI

[30]
Yu H C, Fotheringham A S, Li Z Q, et al. Inference in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J]. Geographical Analysis, 2020, 52(1): 87-106.

DOI

[31]
王开泳, 黄跃雯, 王孝振, 等.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 以福建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20, 39(5): 1104-1115.

DOI

[Wang Kaiyong, Huang Yuewen, Wang Xiaozhen, et al. The spatial path evolution of Taiwanese enterprises “Westward Advanc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Fuji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5): 1104-1115.]

DOI

[32]
杨震宁, 侯一凡. 探究企业存续之谜: 创新意愿、核心能力与创新环境的综合作用[J]. 经济管理, 2023, 45(3): 63-86.

[Yang Zhenning, Hou Yifan. Exploring the mystery of firm survival: The comprehensive role of firm innovativeness, core capabilities and industry innovation environment.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3, 45(3): 63-86.]

[33]
郑双怡, 冯琼.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农户行为选择逻辑与组织化[J]. 改革, 2021(11): 130-140.

[Zheng Shuangyi, Feng Qiong. Farmers' behavior choice logic and organiz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Reform, 2021(11): 130-140.]

[34]
吴彬, 徐旭初. 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 共生系统及其现实困境: 基于对甘肃省临洮县的考察[J]. 学习与探索, 2022(2): 127-135.

[Wu Bin, Xu Xuchu.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mbiosis system and its realistic dilemm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intao County, Gansu Province. Study & Exploration, 2022(2): 127-135.]

[35]
李伟, 贺灿飞. 企业所有制结构与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路径[J]. 地理研究, 2021, 40(5): 1295-1319.

DOI

[Li Wei, He Canfei. Firm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aths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5): 1295-1319.]

DOI

[36]
孙政宇, 龚刚敏. 土地财政、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多样化[J]. 浙江社会科学, 2021(9): 33-41, 156.

[Sun Zhengyu, Gong Gangmin. Land financ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21(9): 33-41, 156.]

[37]
彭荣熙, 刘涛, 曹广忠.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差异及其产业结构解释[J]. 地理研究, 2021, 40(6): 1732-1748.

DOI

[Peng Rongxi, Liu Tao, Cao Guangzhong.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economic resilience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and industrial explan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6): 1732-1748.]

DOI

[38]
邓小海, 肖洪磊. 理解与反思: 后扶贫时代脱贫地旅游发展困境与转向[J]. 生态经济, 2022, 38(5): 147-152, 182.

[Deng Xiaohai, Xiao Honglei.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dilemma and transformation in areas out of poverty in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Ecological Economy, 2022, 38(5): 147-152, 182.]

[39]
姜长云. 科学理解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J]. 经济纵横, 2017(9): 24-29.

[Jiang Changyun. How to scientifically understand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n agriculture.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17(9): 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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