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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3 , Vol. 42 >Issue 7: 1285 - 1297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7.005

Articles

Spatiotemporal impact of short-video on rural leisure life in mountainous areas: Taking Puchen Village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s an example

  • NIU Dingwei , 1 ,
  • WANG Lucang , 1, * ,
  • YAN Cuixia 1 ,
  • LIU Haiyang 2
Expand
  •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0-19

  Revised date: 2023-05-15

  Online published: 2023-07-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1BGL257)

Fold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popularization of short-video in mountainous villages, watching short-videos has quickly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of spending leisure time for village residents, which has caused a series of changes in their daily life. In a case study of Puchen Village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we used statistical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s to analyze the popularization of short-video both through time and across space. Temporally, change can be observ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short-videos cause the addiction of village residents. In most of their leisure time, village residents watch short-videos. Second, due to the selectivity and reversibility of short-videos, leisure life on the countryside shows a kind of false image of performing on the stage. Last, due to the revolution of content creation and playback technique in short-videos, the time of leisure life is compressed, meanwhile, village residents' anxiety for life is increased. Spatially, there are also three changes caused by the use of short-videos on life. The first is a virtualization of leisure time, which shows a change from "presence" to "absence". Second, the use of short-video broadens the scope of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ircle of acquaintances to strangers. Third, from group activity to individual activity, people's leisure life tends to become individualized. These changes reduce the cohesion of village development, weaken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of village residents, and change village spatial planning.

Key words： leisure life of rural society; short-video; spatiotemporal chang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rea

Cite this article

NIU Dingwei , WANG Lucang , YAN Cuixia , LIU Haiyang . Spatiotemporal impact of short-video on rural leisure life in mountainous areas: Taking Puchen Village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s an exampl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 42(7) : 1285 -1297 . DOI: 10.18306/dlkxjz.2023.07.005

随着中国乡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截至2022年6月，中国农村已有67.7%的居民在使用移动互联网[1]。2021年以来，短视频平台在兴趣电商、本地生活等赛道持续抢占用户的注意力，全网用户活跃度与使用时长稳步提升，日均使用时长超过2.5 h。农村抖音上“三农”相关的直播场次持续增长，短视频成为了农村居民闲暇生活的主阵地[1]。闲暇时间上网聊天、使用短视频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闲暇不仅是一种时间状态，还是一种生活的心态和体验，闲暇时间支配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特定群体的村庄融入及群体间社会交往的密切程度[2]，然而，农民闲暇时间增多并不意味着农民过上了富有价值和质量的闲暇生活[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分化，乡村正经历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进步、虚拟与现实交织的混杂发展状态[4]，村民闲暇时间的分配从村庄公共生活退居核心家庭生活进而到个人生活，出现“消费型”混日子与“发展型”过日子的差别[2]，村庄的时间价值、伦理秩序、社会动员、空间管治等也随之出现变化。
国内对短视频社交媒体的研究最早从2013年底开始，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以传播学的角度从多侧面分析了移动短视频社交媒体特别是“快手”和“抖音”在乡村的发展[5]。目前，短视频社交媒体对乡村闲暇生活影响的研究集中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乡村闲暇生活场景被短视频激活后产生的影响研究。乡村空间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入社交场域，由于乡村日常生活的“可见性”被激活了，乡村空间进入一种社会化的、关系化的、结构化的生产状态，但这种努力仍然无法带给乡村向上流动的积极后果[6]。各种短视频中自然与闲暇的乡村生活迎合了城市人过度竞争后的逃逸心理，激发城市青年前往乡村旅游的欲望。乡村短视频为一个个在城市精神孤独的人提供了消解迷茫、焦虑的“造梦境”[7]。城市对恬静乡村生活的向往也促使大众审美情绪的变化，满足了大众渴望在闲暇之时观看有别于精英文化的影像语言，进一步挖掘出了乡村主体性文化所呈现出的平静、悠闲、真实等视觉意象，构建出了有别于内卷、焦虑的文化空间[8]。二是短视频对乡村现有闲暇生活秩序的重构。短视频将乡村生活与外部世界的变化“勾连”在一起，在延续“熟人社会”关系的同时对农村传统的“长老统治”形成冲击[9]，建构了不同时间、空间和多向度的新型空间。常年在乡村留守的中老年群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展现自己的爱好、凸显自己的个性，实现了自我的个体性建构，同时也通过地点、服饰、场景的选择，逐渐消解城市群体对乡村固有的认知结构，促进乡村形象的主体性建构[10]。村民通过拍摄视频尝试乡村文化自主表达，成为促进乡村形成身份界定与文化认同的线上空间，隐喻着乡村人独特的价值审美与生存状态[6]。由此形成3种变化，在个人层面，短视频社交媒体与村民的日常闲暇生活相互渗透融合，改变了乡村社会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村民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的美颜、滤镜、特效等功能将自己的闲暇生活“改造成一种大众可以看得见的、具体的、明智的生活模式”，以满足了部分人群对“美”的憧憬[11]。刘天元等[12]从镌刻集体记忆、提升自我能力、实现自我表达等3个层面详细论述了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数字赋权对农民个人生活产生的积极影响；在群体层面，传统村落渐趋“离散化、空心化、原子化”的背景下，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村民间的社会关系，更改变了村庄生活的时空结构。一种趋势是短视频社交媒体使得“村民对话交往的主题由个人层面向村庄集体层面深化，公共议题逐渐进入村民视野、村庄公共交往行动日渐丰富”[13]，村民的闲暇生活空间进一步拓展；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中的各种亲密关系，如夫妻、亲子、同事、朋友等，也因为基于不同的媒介内容消费而被重新部落化地离散着[14]”。村民被“信息茧房”等各种技术壁垒阻隔，乡村闲暇生活出现原子化、疏离化的情况，闲暇生活失去了集体的意义；在社会互动层面，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出现与广泛应用正在重塑乡村社会的整体价值观念，乡村的闲暇生活出现多重价值的冲突与协同。乡村短视频“其多样化发展的背后包括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时间感知力弱导致闲暇异化，人们沉浸于刷短视频时容易忽略现实时间，导致其他休闲时间被侵占”[15]。
纵观近年来国内的研究，学者以不同的理论、用不同视角对乡村闲暇生活进行了多维度的描述，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基于乡村主体性的研究不足。在日常生活的“可见性”被激活后，乡村的闲暇生活仍然无法主动呈现，处于被关注、被言说、被代表的境地。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使用对乡村闲暇生活的影响研究也仅限于如何按照城市的意志、用更贴切的技术，表达城市对乡村的需要，进一步化解城市的焦虑。现有研究缺乏乡村主体性视角下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对乡村闲暇生活变化进行的探讨。其次是研究的整体性不足。现有研究虽然关注到了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对乡村闲暇生活的重构，但多数研究是基于社会学和传播学的视角，从熟人社会关系、乡村原子化、乡土价值、技术赋权等一个或者几个维度进行的探讨，缺乏地理学整体性的时空视角关注，对闲暇生活整体变化的刻画不足。再次是案例研究的深入性不足。关于闲暇生活现有案例的研究多数是基于调查问卷和网络数据的分析，缺乏对乡村居民闲暇生活持续的、细致的、共情的观察和研究，这也是相关研究乡村主体性不足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地理学的视角，探讨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如何在时空维度上影响山区村庄的闲暇生活并引起闲暇生活的嬗变。
本文以位于秦巴山区的甘肃省陇南市礼县蒲陈村为案例，基于问卷调查、访谈数据和长期观察，研究了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对山区乡村闲暇生活的时空影响。该村位于西汉水上游、西秦岭山区(图1)，全村平均海拔1320 m，下辖3个村民小组，分别分布在山顶、山腰和山下的坝子里。截至2022年4月，全村共有190户806人，其中外出务工252人，务工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新疆、内蒙古、北京、苏州等地，部分村民就近在县城务工。全村在2016年实现4G网络全覆盖，16岁以上人口智能手机拥有率达94%。我们从2019年5月至2021年6月在蒲陈村驻村，与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在2021年9—12月期间对村庄的闲暇生活进行了专题调研，并于2022年3月、12月对相关研究进行了补充调研。
图1 研究区区位

注：图a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3号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1 时间维度的影响

蒲陈村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是靠个体长时间的低效劳动来维持的，无论从村庄的公共价值追求，还是现实经济利益的选择，闲暇是依附于劳动的。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趋于凋萎，村民有更多的时间享受闲暇，其闲暇体验不再和农业劳动强关联，而是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并产生一系列的时间异化。

1.1 时间沉溺：群体特征明显的闲暇生活网络化

由于不同性别和职业类型的村民其日常生活节律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蒲陈村467位村民按照不同的职业类型和生计模式分为：外出经商群体、半工半农群体、小农兼业群体、举家务工群体和常年在村群体5类。同时，将村民每天的闲暇时间按照基本的生活节律分为以下5个时段：睡醒—起床前、起床—吃早餐、吃完早餐—吃午餐、吃完午餐—吃晚餐、晚餐后—睡觉前，通过手机自带的用时检测软件配合研究者观察，统计其在每个时段的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情况。
如图2所示，研究发现：首先，蒲陈村外出经商男性群体由于职业相对自由，城市闲暇生活选择也相对丰富，日均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在1.5 h左右；半工半农群体的男性由于主要务工、兼顾务农，农活多由家中的女性承担，其闲暇时间多集中在下午至晚餐后的时间，日均使用时间在2.6 h左右；小农兼业群体的男性，由于要同时兼顾日常农业生产和就近务工，他们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在时间分配上也相对均衡，没有大段的、集中的闲暇体验，日均使用时间在2 h左右；举家务工群体的男性，闲暇生活受职业的强烈影响，绝大多数短视频社交媒体的使用时间集中在晚饭后至睡觉前的时段，甚至在凌晨后形成活动高峰，日均使用时长在1.8 h以上；常年在村群体的男性，由于自身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在各个时段都不同程度地对短视频社交媒体形成依赖，加上整体文化水平有限，闲暇体验很难通过文字阅读、沉浸思考等方式获得，短视频的使用时间最长，日均使用时长在2.8 h以上。其次，对于女性村民而言，蒲陈村外出经商家庭的女性多数要兼顾生意(主要为零售业收银)和家庭，她们是家庭的主角，通常比较忙碌，反而工作中的她们是辅助的角色，拥有相对较多的闲暇时间，短视频的日均使用时长在2.6 h左右；半工半农群体中的女性主要承担家务和轻体力的农活，部分甚至主要从事陪读并不参加实际的农业生产，她们的时间碎片化程度较深，短视频的日均使用时长在1.9 h左右；小农兼业家庭中的女性通常除了与丈夫共同完成农业劳动之外，还需要承担家务与照料的工作，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的闲暇体验多集中在午餐和晚餐后的休息时间，日均使用时长在1.7 h左右；举家务工群体的女性需要和男性同时参加劳动，不同的是她们在饭后通常还要整理家务，多数情况是打开手机，边看视频直播边整理家务，晚餐后和丈夫一起在家中边休息边享受观看短视频带来的休闲，其短视频的日均使用时长在2.3 h左右；常年在村群体的女性，多数因为照料老人、养育子女、缺乏务工技能等原因长期生活在村里，在基本的农业生产之余，她们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短视频社交媒体成了陪伴她们的重要载体，关注主播带货、观看戏曲影视、学舞蹈技能、看美妆讲解等都成为她们的重要生活之一，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日均使用时长在3.2 h左右。
图2 蒲陈村不同群体短视频社交媒体分时段日均使用时长统计

Fig.2 Statistics on the time of using short-video of different groups in Puchen Village

这种将大量闲暇时间投入到短视频体验中的时间沉溺现象是一种村民在人机交互中引起愉悦，进而失去自我意识的表现。对于山区村民这种网络世界的天然“素人”，短视频平台用大数据算法捕获，增加了村民使用黏性；用技术支撑“表达赋权”，提升了村民自我实现感；营造拟态环境，拉近了短视频与村民的情感距离；用“女主播”制造围观与凝视，挑动起村民的权力与欲望，这一系列操作促使村民对时间的感知能力逐渐变弱，越来越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造成“闲暇异化”。这种“异化”既是黑格尔笔下“劳动产品和劳动者本身的对立”[16]，也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17]。

1.2 时间展演：选择性与可逆性主导的闲暇生活舞台化

本文通过问卷和访谈对村民经常发布的短视频按照数量进行分类排序，同时对短视频下的评论进行文本梳理总结，得到蒲陈村不同群体村民的短视频发布与互动情况统计表(表1)，显示村民在短视频中呈现的自我存在群体性的差异，人设特征明显：外出经商群体通过发布城乡风景的差异借以表达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或城市景观的赞叹，而对乡村生活的观察反思则趋向于显示出自己见多识广、不同于在家务农的普通村民；半工半农、举家务工群体也是通过展示自己工作地的风景或工作场景，打造自己已经走出山村，勤劳拼搏、努力生活的人设，而发布自己家乡不同季节的风景视频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另一方面也在诉说自己作为游子的艰辛和不易；小农兼业和常年在村的群体则通过发布自己家乡一年四季的景色变化、村庄日常生活的场景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同时通过短视频发布村里的各种公共日常，借以表达自己在现场、消息准的身份特点。在短视频中部分村民，特别是喜爱头部自拍的常年在村群体，大量使用美颜、美体等人像美化滤镜，同时添加人脸AR装饰、贴纸动效等影音特效。这些特效使人脸具备腮红、发型、眉毛、睫毛、口红等妆容效果以及星光、萤火虫、烟花等舞台效果。这种舞台化的前台展演，并不是村庄闲暇生活的真实构建，而是戏剧化、舞台化的生活美化，这种舞台化的表演增加了村民现实中的焦虑。当村民的这种形象、人设管理遇到无法调和的矛盾被别人拆穿乃至人设崩塌的时候，村民会从时间上穿越过去，删除短视频或者重新发布新的短视频，有的还会修改头像和个人资料，重新打造更加理想化的自我。当“演”成为村民闲暇生活一部分的时候，村民通过控制自己的短视频内容，一幕幕地展演着与观众期望相一致的村庄闲暇生活场景。
表1 蒲陈村村民短视频发布与互动情况统计

Tab.1 Statistics on the use of short-videos in Puchen Village

群体 发布的视频主题 互动方式
外出经商 各地的自然风景、城市景观
日常生活随拍
偶尔回村时对乡村生活的观察		 经常点赞视频、开弹幕，但很少发表文字评论，常用各种表情包表达情感好恶，基本不打赏主播，经常观看直播，但较少参与直播
半工半农 自己工作、生活的场景
务工地的自然风景、城市景观
自己的小技能，如修理、机械操作、美容美发等
自己家乡不同季节的美景		 常用简短的文字评论，配以鲜花、火焰、大拇指等表情包表达喜爱，经常观看直播、开弹幕，遇到喜欢的主播经常互动参与，有时还会打赏主播
小农兼业 自己家的日常生活场景
村庄农业劳动场景
乡镇集市场景		 给视频点赞，送鲜花、火焰、大拇指等表情包表达喜爱，偶尔发文字评论，偶尔观看直播，基本不参与、不打赏主播
举家务工 自己工作、生活的场景
务工地的自然风景、城市景观
自己家乡不同季节的美景
体现外出务工艰难的短视频配歌曲		 以发送鲜花、火焰、大拇指等表情包表达喜爱，很少文字互动，经常观看直播，偶尔参与直播，有时会打赏主播
常年在村 以头部自拍为主或者很少拍摄
乡村日常生活场景		 基本不互动，偶尔发送鲜花、火焰、大拇指等表情包表达喜爱，经常观看直播，很少参与直播
这种村民闲暇生活中的舞台化特征，符合自我呈现的理论，其既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也是一种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操纵呈现出来的信息，对他人心目中自己的形象进行管理的过程[18]。闲暇时间在这种舞台化的展演过程中距离村民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网络上对村民和村庄的美化、异化都会让乡村的闲暇生活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感和质朴感。

1.3 时间压缩：内容制作与播放技术共同作用的闲暇生活焦虑化

“时间压缩”是由“时空压缩”的概念引申而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19]。本文对蒲陈村村民经常使用的短视频平台快手、抖音和微信视频号进行了使用习惯观察，发现村民的闲暇时间在内容制作和播放技术2种革新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被压缩，进而引起乡村闲暇生活的焦虑化(图3)。首先，短视频内容时长被压缩。以村民最常观看“影视解说”类短视频为例，一部2 h以上的电影经过短视频拆散重拍之后会被压缩到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之间，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也往往被影视解说分为若干期视频解说完毕。这种对影视作品中介化的再加工缩短并切割了时间的完整性，村民看到的信息是不完整的、缺乏强烈逻辑联系的情节，促使村民不断地探索新的、更加完整和全面的信息，这使得闲暇生活失去了原本愉悦轻松的内在要求，压缩的程度越大，使用时长越长，就越容易引起村民的不适与焦虑。其次，短视频内容制作碎片化。村民看到的短视频时长通常在15~60 s之间，这些视频在内容上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缺少背景铺垫和情节过渡，但却同时将音频、视频、文字等多种制作技术融为一体，使得村民能够轻易地获取义项单一、直截了当的信息，其生动性的画面和极具感染力的表现方式又能将村民很快带入情境，促使其不断更新以增加体验。由此，大量碎片化的短视频不断挤进村民有限的闲暇时间内，使用越多，单位时间内接受的信息越多，时间压缩就越严重。在集中使用完短视频社交媒体后，超量的、即时性的信息却很难让观众得到真正的心灵慰藉，自觉时间和精力损耗之后的愧疚、自责和恐慌又进一步使原本有限的闲暇时间充满了焦虑的情绪。再次，短视频播放方式被加速。目前短视频平台普遍可以为用户提供0.75~2.0倍速的变速通道，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软件也提供了播放速度选择功能。倍速播放是海量视频信息和有限闲暇时间冲突之下的产物，其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压缩了短视频的主要信息，村民根据视频内容和个人爱好的匹配程度掐头去尾、快进快播。这种短视频播放方式改变了闲暇生活舒缓惬意的本质，让追赶、迫切、紧张的情绪充满了闲暇时间，增加了村民的焦虑情绪。第四，短视频交互方式即时化。随着弹幕、直播、评论等短视频平台的交互功能不断更新，短视频观众之间、观众和主播之间的交流也更加便捷。通过对蒲陈村不同群体村民的短视频发布与互动情况统计发现，村民主要通过点赞、发送表情包、观看直播，偶尔发弹幕的方式与短视频作者、主播进行互动(表1)。村民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同时和多人进行交流，弹幕文本也能够更为即时、准确地反映出观看短视频时的体验与感受，特别是各种直播，实现了主播与村民的实时互动。传统交流所需的时间成本大大降低，原本惬意、轻松的休闲体验，转化为视频两端的彼此吸引与在线问答。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极大推动了传播的即时性，使社会节奏变快，‘24 h随时在线’成为一种无形压力使大众倍感焦虑，这其实也就进一步加剧了时空紧张感”[20]。乡村闲暇生活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使得村民在劳动时间之余，能够有自己个人支配的时间从事以休闲、放松身心为目的活动和体验，从而实现体力和精力上的恢复，短视频社交媒体对于闲暇时间的压缩深刻地改变了乡村的闲暇生活。
图3 时间压缩导致乡村闲暇生活焦虑化机制

Fig.3 Anxiety-causing mechanism of rural leisure life by time compression

2 空间维度的影响

村庄是一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编织的熟人社会单元，是农民日常生活展开的主要框架。蒲陈村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是靠个体长时间的低效劳动来维持，无论从村庄的公共价值追求，还是现实经济利益的选择，闲暇是依附于劳动的，单纯的闲暇体验被村庄的传统价值所鄙弃。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已经在这里凋萎，闲暇有了更多名正言顺的理由，以短视频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村庄的闲暇生活空间。

2.1 从在场转向缺场，闲暇生活日趋虚拟化

闲暇生活主要分为社会性闲暇和仪式性闲暇。结构化理论中对于空间的思考认为，现代性触发了人际社会关系强化，这种强化来源于时空分离的可能以及脱域的存在，进一步引发了对“在场”和“缺场”的关注[21]。在蒲陈村，社会性闲暇主要包括唱歌跳舞、打牌娱乐、聊天评论、喝酒串门等公共的、群体性的、围绕村内事务展开的活动。传统上，这些活动受空间“在场”的支配并在一些特定的节点展开，如村口柳树下、小卖店门口、文化广场、集中取水点、农家小院等。在村民向这些节点集聚的过程中，村庄的信息、判断、价值、情感体验也都在这些节点形成碰撞和共鸣，进而维系和架构了村庄的社会秩序，即闲暇生活本身包含了超越个体性体验的社会功能[22]。仪式性闲暇主要是指那些和人的精神、信仰相关的，涉及生命礼仪和节日安排的活动，农民通过中断日常生活，慎终追远，缅怀和告慰祖先，祈祷祖先神灵保佑生者的生活幸福，体验生命有限、通过血脉关联起来的无限绵延感，获得他们的本体性价值体验[23]。在蒲陈村，仪式性闲暇主要分为民间信仰、祖先崇拜、婚丧嫁娶、节气节日4个主要类型。传统上，这些闲暇活动在空间上主要依托土地庙、戏楼、厅房和村组干道等公共、半公共空间展开。随着短视频在乡村闲暇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论是社会性闲暇还是仪式性闲暇，村民的闲暇生活都开始脱离共同“在场”的限制，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构建的虚拟世界中渐次展开。由此，出现了“消失的地域”，人际互动所需要的地域场景空间消失了，社会化媒体正在大范围建构虚拟的活动空间场景[24]。
村民闲暇生活在空间上的“缺场”既解构了仪式性闲暇自身的神秘性和规则性，让原本可以通过仪式引起的情感共鸣、集体响应不复存在，又消解了社会性闲暇存在的意义，让那些娱乐、消遣和放松的活动难以完成愉悦身心、恢复精力、传播价值的功能。在蒲陈村，这种“缺场”造成的解构尤其以每年正月初十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的敬神集会最为典型。按照村民传统，各村民小组负责祭祀的法师要将本组的土地神从庙里请出来，先焚香化表供奉在戏楼里，再组织村民开展以传统戏曲秦腔为主的表演，以示对神的敬意。村民既享受了观看戏曲这种集体娱乐带来的社会性闲暇体验，又通过敬神的仪式完成了个体精神上与神秘力量的沟通。这种仪式性闲暇和社会性闲暇融为一体的活动，尊崇了村庄的社会结构和信仰结构，满足了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需求。随着短视频社交媒体在乡村的普及，村民的休闲和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传统的戏曲表演对村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弱。短视频带给他们的愉悦要更加多样、更加精彩，而遵循乡俗的仪式性闲暇活动对人的号召和约束能力也越来越弱，每年参加敬神活动的人越来越少。面对这种情况，就有村民建议变革乡俗，改变传统的以实景戏曲演出感谢庇佑的方式，改用电视机播放戏曲光碟或节目，完成对乡土力量的尊崇。这个兼顾了闲暇仪式性和社会性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其他村民的响应。闲暇生活主体的“缺场”代替了“在场”，只有电视机伴随着青烟在戏楼上播放着各种秦腔光碟，而村民们各自在家聊天、使用短视频享受闲暇生活。在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影响下，蒲陈村主要闲暇活动发展变化情况见表2。
表2 蒲陈村主要闲暇活动发展变化情况

Tab.2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leisure activities in Puchen Village

活动名称 仪式性闲暇
生活内容		 社会性闲暇
生活内容		 传统的方式 短视频社交媒体影响下的方式
敬神 焚香化表
祭祀土地神		 为“土地神”表演“秦腔”等传统戏曲 由“法师”从庙里请出“土地神”，先由各家代表集体焚香化表祷告祈福，然后为神灵组织专场的秦腔表演，以示对一年来保佑平安的答谢 由法师主持请出“土地神”并焚香化表、祈福祷告，祭祀轮值村民代表每天用电视机为神灵播放秦腔光碟。个别村民将播放现场拍摄成短视频，其他村民在手机上观看并点赞
婚礼 举行婚礼仪式，亲友见证新人成立新家庭 摆酒席，宴请宾客，喝酒、聊天、唱歌 新人发放请柬，邀请亲朋好友到婚礼现场观礼，接受祝福。无法参加的人发短信或者委托别人代为转达祝福。婚礼仪式结束后宾客参加喜宴，喝酒聊天、行令猜拳 除了现场观礼，村民还会自发地通过快手、抖音等平台把婚礼现场拍成短视频。亲友和其他网友通过短视频感受婚礼现场，并在短视频下点赞、送上祝福
元宵节
晚会		 村干部发表春节致辞；村民组织专业设备彩排、筹备节目 村民自编、自导、自演晚会节目 村干部召集有晚会组织意愿、能力的村民提前商议，筹备晚会；有文体才艺的村民组织其他人提前排练、彩排；演出当天，村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全程参与晚会化妆、剧务、音响、灯光等工作 晚会正式演出前，村民通过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学习舞蹈、排练节目，模仿网红拍摄演出花絮；演出时，组织者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演出，普通村民拍摄演出短视频并发放在自己的快手、抖音上，与亲友、网友互动。演出结束后，反复观看演出现场视频，品评演员表演
广场舞 妇女主任组织、训练广场舞队伍，带队参加乡镇广场舞大赛 自发跳广场舞 妇女主任和广场舞爱好者组织动员村民到文化广场跳舞，会跳广场舞的教不会跳的。村委会为广场舞爱好者提供音响、灯光便利。部分村民跳舞休闲，部分村民围观、聊天、议论 喜欢跳广场舞的村民从短视频中自学舞步，极少需要向别人请教；村民也不必到文化广场才能跳舞，经常在自家院子里根据手机里的音乐、口令一起跳；村民会将自己的跳舞视频经过视频特效的处理后发布在短视频平台展示；村民还会通过短视频平台收获欣赏舞姿的粉丝，不再期待周围群众的称赞

2.2 从熟人转向生人，闲暇生活交际圈层扩大化

在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村庄熟人社会里，村落既是他们的生活基地，也是他们的生产基地。血缘关系为群体提供了无形的连带，地缘关系则为群体提供了有形的连带。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相分离[25]。随着农村的信息化，熟人社会也逐渐呈现出丰富的特征，闲暇体验日益碎片化和虚无化，农民的情感体验逐渐退回到主体的精神世界[3]。在蒲陈村的网络世界里，通过血缘和地缘组织起来的“差序格局”依旧是人际交往的主导规则(图4)。在每一段村民自己拍摄的快手视频下，点赞的、发表情包的、送鲜花和鼓掌的绝大多数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其次便是同村的、同组的人，再次才是关注自己的陌生人。这种以血缘为主，地缘服从于血缘，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就是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在村庄的网络世界依旧是主要的秩序。
图4 蒲陈村村民闲暇生活交际圈层

Fig.4 Community circular structure of leisure life in Puchen Village

如果说血缘关系构建了村民人际交往的第一层关系圈，那么以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定位技术为基础、以方言为身份标识的地缘关系则构成了人际交往的第二圈层，这个圈层又分为近域和远域2个亚圈层：近域圈层基本上是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又彼此认识的本组、本村、本镇及其附近的人，他们属于“地缘熟人”；远域圈层则是彼此不熟悉的陌生人，但因为互联网定位技术和方言的排他性而产生亲近感，他们被村民所关注并成为和村民发生互动的“地缘生人”。在这个过程中方言及其背后负载的强烈的地域文化是村民和这些陌生人达成网络默契的重要原因，用方言拍摄的视频、讲述的段子，熟悉的农业劳动场景、日常生活片段，甚至略显夸张的方言表演都能引来村民们的极度喜悦和持续关注。方言除了这种地域和文化识别的作用，有时候还会在网络交流中充当“黑话”的角色来逃避平台的监管，能够理解这些黑话的人彼此很容易产生“心有灵犀”的共鸣，并在网络上持续互动。第三个圈层则是完全没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陌生人，在这个圈层里兴趣、爱好、利益等完全个性化的属性成为村民选择关注的重要理由，搞笑有趣的段子、感同身受的劳动、年轻漂亮的美女、主播带货直播、广场舞教学、花椒中药材等农产品的市场行情都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在这种圈层结构下，村庄的边界日益模糊，村民和血缘圈层以及近域的地缘熟人圈层的交往没有以前那么频繁，并且越来越形式化，甚至成为点赞之交。乡村不再成为人们真正自由交往的社群空间，而是被无形的信息和知识樊篱所分隔，乡村居民的交往自由受到阻碍，人与人之间丧失了统一性和有机的联系[26]。反之，村民和远域的地缘生人圈层、陌生人圈层的交往更加频繁，这种交往成为塑造村民价值和认知的新力量。

2.3 从群体转向个体，闲暇生活主体日趋个体化

蒲陈村传统的闲暇生活集中在家庭内部空间和村域公共空间2个维度。传统上，家庭内部的闲暇生活从全家人共进早餐开始至晚饭后结束，在这期间全家人一起用餐、劳动、休息，家人之间会互相交流、彼此协作，共同完成当天的农业劳动；在公共空间，晚饭后男人们聚集在村口的打麦场或者柳树下抽烟休闲，女人们也会聚集在彼此相熟的亲友家拉家常，这个阶段的闲暇生活具有高度的群体性和公共性(图5a)。伴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和男性劳动力逐渐开始外出务工，传统的公共空间日益冷清，群体性的闲暇体验越来越少，乡村的闲暇生活转向以家庭内部空间为主，中午在家门口的大树下纳凉，晚饭后围坐在电视机前聊天讨论剧情，成了乡村闲暇生活的最主要方式，这个阶段的闲暇生活具有高度的家庭化特征(图5b)。随着山区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出，乡村的原子化进程逐步加深，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关系的家庭连接进一步弱化，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流也越来越少，不在场成为阻碍交流的天然,空间屏障。而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种不在场的缺失，为被压抑的情感需求提供了广阔的释放空间，村民们可以通过短视频观看自己喜欢的娱乐、关注自己喜欢的主播而不用在意其他人的好恶，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直播等方式参与短视频的互动，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由此乡村的闲暇生活进一步个体化，以家庭为单位的看电视转向为以个人为单位的刷视频(图5c)。在蒲陈村作为常住人口的小农兼业群体和常年在村群体，他们的闲暇生活转向了那些不用阅读却能最直观、最便捷、最有效、最愉悦感官的短视频社交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他们甚至可以隐去现实中真实的身份，用更加个体化的方式获得自身所需的闲暇体验。
图5 乡村闲暇生活个体化过程示意图

Fig.5 Alienation process of leisure life in rural areas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近年来，虽然有研究已经关注到短视频社交媒体对乡村的闲暇生活的影响，并从短视频嵌入乡村社会交往、嵌入农村的信息渠道2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7]，也出现了对短视频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关系[28]、短视频传播的时间表征与感知[15]等内容的探讨，但整体上依然缺乏短视频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对乡村社会闲暇生活本身影响的讨论。因此，有学者号召在国家进一步深化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更多新兴的数字技术正在被不断地布设于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其所引发的社会空间变革也需要给予更多的讨论[29]。本文首次尝试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对乡村社会快速信息化、原子化、离散化背景下，对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影响乡村闲暇生活的情况进行探讨。在时间维度上，首先，短视频社交媒体的普及带来村民闲暇生活网络化，村民花费大量的时间沉溺于短视频创设的情境而无暇关注现实的生活，其对时间变化的感知能力逐渐变弱。其次，由于短视频社交媒体本身的可选择性和可逆性，造成村民闲暇生活舞台化。村民通过短视频平台提供的各种道具美化或者异化自己，在舞台化的布景中以短视频的方式展演自己的生活，达到打造自身人设、吸引关注的目的。再次，由于短视频内容制作和播放技术的变革，闲暇生活的时间被压缩，短视频的倍速播放、即时沟通技术以及时长被压缩、内容碎片化的制作技术，造成村民闲暇生活中的焦虑感增加。在空间维度上，首先，短视频社交媒体使传统乡村闲暇生活的在场不再成为必须，闲暇生活虚拟化；其次，短视频进一步扩大了闲暇生活的社交圈层，闲暇生活的交往对象从村庄熟人转向网络生人，出现基于业缘、趣缘的远域地缘圈层，陌生人圈层的交往成为塑造村民价值和认知的新力量；再次，短视频促使村民的闲暇生活从群体转向个体，传统上维系村庄集体舆论和公共闲暇生活的空间逐步退出村民的主要生活，村庄的闲暇生活呈现出逐渐个体化的倾向。

3.2 讨论

3.2.1 村民的闲暇时间价值分化

媒介系统依赖理论认为媒介系统的信息资源，会让个人、组织和整个社会形成依赖关系[30]。大量碎片化、模式化、同质化的短视频信息经过算法的推荐迎合了村民的兴趣并不断强化村民对其的依赖，形成“过日子”和“混日子”两种截然相反的时间价值观念。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基本相同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大家从事劳动生产的产出率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时间的价值是均质的。但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多样化，不同的选择在相同的时间带来的收益是不同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凭借自身“算法”的优势，不断强化了这种选择的优势，造成村民闲暇时间价值的严重分化。在蒲陈村的男性中，半工半农群里的短视频使用时间相对较长，一部分村民在观看短视频的时候，除了关注娱乐和休闲性的内容之外，还留意观看农技知识、农产品信息、城乡物流、务工信息等生产性内容，并在“算法”的推荐下不断获取这方面的信息，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的互动。有的半工半农村民甚至直接当起了平台主播或者快手电商，通过特长才艺展示，开拓了新的增收渠道；另一部分村民将短视频社交媒体仅仅视为一个休闲与娱乐的平台，痴迷于大量基本不用思考的短视频、直播互动，更加注重当下的娱乐体验，而对未来的生活缺乏规划。这种网络沉溺的情况在占用大量生产性时间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牺牲睡眠为代价，一方面降低了绝对生产时间的投入，另一方面也使人精神萎靡、意志脆弱，劳动生产效率下降。这种村庄时间价值的分化现象根本上是村民发展内生动力和能力不同造成的，只有不断提高村民参与现代社会竞争的意愿和能力，才能让短视频社交媒体在村庄的发展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3.2.2 村庄发展的凝聚力下降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村庄积累起基于宗族、地缘、利益等关系的亲密共同体，村民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必须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进行互动、连接才能维系自己在村庄中的信息、人脉、地位、话语权等社会资源，而这种互动最主要的形式之一就是参与村庄的闲暇生活，在村口聊天、邻里串门、公共话题议论中实现自身的情感寄托、价值评判和身心满足，进而形成村庄公共的舆论和共同的价值。但短视频社交媒体带来了闲暇体验的高度个体化，村民不再依赖村庄的社会网络就能获得这些资源和体验。村庄人际交往的邻里串门、集体聊天越来越少，在公共场所对村庄事务的集体议论也越来越少。村庄原有的公共舆论场随着这种个体化的体验逐渐消失，受其影响和约束的道德规范、伦理制度、价值评判等村庄公共追求也越来越弱，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下降。

3.2.3 村庄的责任伦理弱化

当村庄的闲暇生活从公共的村域退回到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后，看电视成了个体闲暇体验的主要形式，家人边看电视边对剧情、村庄公共事务、家务事情进行交流和议论，继续在个体的层面构建并强化着家庭成员的伦理责任。虽然这种构建和强化被拉进了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家”，已经不属于村庄公共生活“大家”的范围，但仍然维系着村民个体对于家庭的伦理和责任。随着短视频在乡村的风靡，“玩手机”代替了“看电视”成为村民闲暇体验的主要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更加个体化。在短视频社交平台，村民关注什么内容、和什么人聊天、花多少时间互动、有没有打赏赠送礼物、亲疏关系如何都是个人事务。广阔的网络空间和完全个体化的休闲体验带来了情感寄托的多元化，外出务工的男人和在家留守的妇女在各自网络的世界里都能找到精神的慰藉，除了赡养老人和抚育后代的共同责任，家人之间的现实交流也逐渐变少，家庭和村庄的责任伦理也进一步弱化。

3.2.4 对村庄规划管治提出新要求

村民闲暇生活空间变化的本质是村庄内部关联的破碎与断裂，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村庄规划方面，嵌入性的国家力量只有充分尊重村庄的历史和文化脉络，让村民充分参与村庄的规划和建设，才有可能重构与现代性相匹配的新的闲暇生活空间。通过增加公共服务的能力和品质，创设一个更高效、更友善的接纳环境，那些承载着村庄仪式性闲暇的空间，诸如戏楼、祠堂、庙宇、旧学校等才可能使村庄的文化继续传承下来，重新连接起村庄内部的关联。同时，也要尊重闲暇空间已经疏离的现实，注重更多基于家庭和邻里的节点建设，培育新的村庄连接。在空间管治方面，可以将社会秩序类分为生成性和建构性两种[31]。对于山区乡村，源于村庄自身的生成性力量生长很缓慢，同时由于城市对乡村精英人才的不断吸引，乡村对自身空间的管理和维护能力非常弱。这就要求“嵌入”力量主导下的建构性秩序要在村庄管理中发挥主要作用，政府需要引入更多的外部资源参与村庄道路、文化广场、农家书屋、休闲器材的管理。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研究视角、理论分析方面给出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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