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een emotion and landscape: Yi-Fu Tuan’s place-based experiences and writing arts

WU Peijin; YE Chao

doi:10.18306/dlkxjz.2023.06.012

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3 , Vol. 42 >Issue 6: 1172 - 118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3.06.012

Geographer

Between emotion and landscape: Yi-Fu Tuan’s place-based experiences and writing arts

WU Peijin ,
YE Cha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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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2-20

Revised date: 2023-04-17

Online published: 2023-06-26

Supported by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21QKT001)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2022ECNU-XWK-XK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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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value of "emotion" in geographic research has been highlighted, resulting in a humanistic geography that focuses on human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about places. The process of shaping "place" is also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growth and human cultural evolution.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how humanistic geographers like Yi-fu Tuan write about place at the methodological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fu Tuan's "self", this paper rediscovers and recreates his place experiences,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experiences and individual thought formation, life practices and emotional changes, and analyzing his writing arts in order to grasp the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cal elements of humanistic geography. Yi-fu Tuan's distinctive writing art is formed mainly through "five combin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the combination of dialectic of dualistic values, the combination of experience and experiment, the combination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comparison,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araphrase and self-narrative. Yi-fu Tuan's humanistic geography reveals the complexity and vividnes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motion" and "landscape", and the essence of place and self in a constantly intertwined and co-generative process.

Key words： humanistic geography; geographic thought; experience; landscape; philosophy of geography; cultural geography

Cite this article

WU Peijin , YE Chao . Between emotion and landscape: Yi-Fu Tuan’s place-based experiences and writing art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3 , 42(6) : 1172 -1180 . DOI: 10.18306/dlkxjz.2023.06.012

地方与景观是地理研究的主要概念。20世纪70年代，在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共同影响下，人文主义地理学兴起，一些地理学家开始关注人对景观的感知问题，被长期忽视的“情感”也开始成为地理学的研究主题^[1-2]。例如，雷尔夫(Edward Relph)认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忽视真正的人文场所而呈现出对机械化景观(mechanistic landscape)的偏爱，导致发达国家景观呈现越来越多的“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3]。段义孚指出，人类恐惧的来源是与未知(洪水、饥饿、瘟疫、鬼魂等)的情感碰撞，恐惧景观与人类的心理状态及物质环境密切相关^[4]。景观的类型多种多样，梅宁(Donald Meinig)在《注视之眼：同一景观的十种版本》一文中归纳梳理出作为自然、人居、工艺、系统、问题、财富、意识、历史、地方、美学的景观^[5]。其中，作为“地方”的景观是地理学家们最为关注的对象，它的丰富内涵为不同地理学流派开展研究提供可能：实证主义通过数学、经济学及心理学方法构建地方模型，结构主义侧重社会—政治—经济共同形成的地方网络，后现代主义则借助文本、权力和话语研究地方与身体的关系^[6]。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视角下，“地方”从情景交叠中诞生，它是“情感事件的载体”，更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7]。人类通过发挥主体作用对景观进行探索与感悟，在形成真实地方经验的同时实现自我认知。随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与地方意象(place image)等描述人与地方情感的概念应运而生，对城市规划学、建筑学与心理学等学科或领域也产生影响^[8-9]。

在发展及完善“地方”思想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中，段义孚最富灵性与文艺色彩，写作风格也相当独特。辩证的思维方式、中西文化贯通的视野、美学鉴赏能力、语言表达功底以及错综复杂的地方经验，塑造了他独特的学术风格。1930年，段义孚出生于中国天津，后辗转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美国等地，在美国以地貌学博士毕业，又因对“实存意义”的探索兴趣而逐渐转向人文主义地理学。他基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经验方法论阐释空间与地方的复杂关系，代表作《恋地情结》《恐惧景观》及《逃避主义》反映出他对情感、地方和文化关系的深切反思，而《我是谁：情感、思想与精神的自传》《回家记》及《宇宙与炉台：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自叙》等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则体现他对自身生命、存在和价值的持续探索。环境、美学、文化、宗教及自我，所有这些与人生意义、人类经验密切相关的主题，都是段义孚关切的内容。他的弟子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评价：“尽管段义孚经常被指责为对真正的人类问题充满天真或有些盲目，但他仍平和坚定地认为，即使我们面临许多困境，仍有一些主题能将人类联结在一起以探明人类的本质。正是他的始终坚持和一心一意，使其作品在其他学科也广受赞誉”^[10]。段义孚的特点还在于他把学术与生活融为一炉，作为一个情感丰富、敏感多思的人与职业地理学者其实并不矛盾，他的学术生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1]。

深入探究段义孚及其著作对中国人文地理学发展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对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著作文本内容分析，而对其地方经验与书写艺术间的关系缺乏研究，导致对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论认识还不够深刻。深入探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我们拉近思想与实践的距离。在段义孚看来，思想与实践是一回事，他在谈及人文主义的意义时已作出提示：“我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在上一堂实践课，我用‘实践’这个词，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将接触新的知识和新的思维方式，对你们多有裨益”^[12]。因此，本文从段义孚的“自我”视角出发分析其地方经验，探索地方经验在其思想形成、实践及个人情感变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书写艺术总结凝练为5个方面，以推助中国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

1 段义孚的地方经验：多重情景交织的“家园”

作为一名自11岁起便离开中国的“世界主义者”，段义孚认为对地方的怀旧情感的来源之一便是景观^[13]。形色各异的景观持续出现在段义孚丰富又漫长的人生旅程当中，并伴随他所指出的人类的基本情感——爱与恐惧^[14]，转化为不同的地方经验。在段义孚的生命历程中，最典型和重要的3种地方经验是重庆故居、美国西南部的沙漠以及他长期居住的麦迪逊公寓。

1.1 重庆故居：矛盾交织的家园

在重庆的生活赋予段义孚非常独特的童年体验。首先，是他对空间自由性之“恋”与对地方偏狭性之“畏”间的矛盾。身为外交官之子，段义孚已从家庭层面接触“世界主义”的生活，其在重庆就读的小学所提供的中西融合的教育，使他对广博的世界充满依恋：“在学校里，我们读到了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历史的令人振奋的故事，关于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故事”。与开放、进步的家庭、学校环境相比，沿袭了某些旧社会习俗的重庆市井则相对保守、落后，例如，村庄的丧礼惊吓了儿童时期的段义孚^[15]。

其次，是父爱“在场”与“缺失”间的矛盾。为让少年段义孚看到一块完整的冰，“父亲绞尽脑汁想留给我一块冰，他当时以为把冰块放在盐水里可能会让它化得慢一点，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这份来自上天赐予的礼物就仅剩下在一杯盐水上面的一小片亮晶晶的冰碴了”^[16]，这最后一片薄冰让年幼的段义孚对父亲心生好感。但这一好感却在段义孚日后的童年噩梦中被抹杀，在他的梦中，父亲化身为一个身披丧服的幽灵，在重庆郊区雾气丛生的林荫小路上若隐若现：“父亲对我的无数善意，包括他拯救冰块的英勇努力，都不能消除这种恐怖……即使是现在，这个噩梦仍会再次出现，其生动程度让我感到皮肤上的鸡皮疙瘩在出现”^[15]。

最后，是童年时期“有家”同时是“宇宙”，成年后“无家”同时是“炉台”的矛盾。受战争及父亲社会地位的影响，段义孚的童年不像大部分人的生活那般“从在家中度过童年，到在更广阔的区域、国家范围内度过成年”，而是以一种倒序的形式出现，即从公开到私下、从世界到自我^[15]。重庆作为段义孚在中国有情感认同的最后地方，离开重庆，便意味着段义孚虽从物理意义上远离，却能在心理和思想层面更深入地追索家园的意义。

1.2 沙漠：寄托真实自我的家园

1952年，作为地貌学研究生的段义孚出于野外考察需要，首度前往美国西南部沙漠进行调研。他被这一从未在童年出现的奇妙自然景观深深震撼：“这是由闪闪发光的淡紫色、紫色和明亮的金色组成的幻境，被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戏剧性地照耀着”；然而同时他又陷入童年有关死亡的梦境，再次体悟到生命的脆弱与有限：“我异常清醒地意识到，活着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会死去”^[16]。生命的有限指引段义孚对实存意义，即“我们在此做什么、从生命中我们想要什么”进行探索，并开始思考“是否从宗教研究或哲学而去寻求洞见”是重识地理学更为明智的做法^[15]。

沙漠对段义孚的吸引力远不止于其永恒性，更在于沙漠能够指引他寻找并感受真实的自我。与地形复杂、易迷失方向的热带雨林相比，沙漠简单的线条与开阔的视野缓解了段义孚对地理方向迷失的恐惧，也缓释了复杂社会环境带给他的迷茫感，他将沙漠视作与自身“地理的极相似事物”，因这无声的自然世界“不受现实的影响，也不受社会责难的影响”，而“我就是这种人类客观的相关事物，缺乏社会的外观”^[15,17]。因此，他以所遇见的沙漠景观来回应“我是谁”这一问题，并将沙漠视为最为情投意合的家园，而这种情投意合“比意识层面更为深奥，因为即使在梦境中，它也是真实的”^[18]。

同沙漠的际遇正式唤醒了段义孚对人文主义探索的热忱，也唤醒了他对自我所寻找的真实家园的渴望。这促使段义孚潜藏于心底的哲学与宗教意识苏醒，而哲学与宗教是对人之归宿的探索，换言之，是对人的本质以及“家”的追寻。因此，段义孚书写艺术中的“地理学与哲学”结合之冲动，实际上是来自他一生对家的寻求。

1.3 麦迪逊公寓：现实生活的家园

自离开中国后，段义孚因多次更换居住地点而由童年时的“有家”走向成年后的“无家”。直至1951年，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因其学习和工作需要定居美国才停止。然而，这个稳定地方却很少能够复刻他在沙漠中所体验过的那份“在家”的感觉。比如，晴朗的周末清晨，与家人共进早餐的感觉，孩子们因长大而无法骑的脚踏车……这些家园体验的缺失让他感叹：“一个一直独自生活的人，无法熟悉家园的丰富意义”^[15]。

1983年，段义孚在其所居住的麦迪逊Doty学校公寓中获得久违的“在家感”。而这一情感萌生的关键在于，公寓不仅是一栋建筑，更因其承载的历史记忆而赋予段义孚无限遐想的空间。起初，公寓以一种似乎完全不具吸引力的姿态而出现：“最后一站是在莫诺纳湖(Lake Monona)旁的一所废弃小学，那里正被改建为公寓。工人们在安装窗台以及修整木制品。地板上覆盖着飞溅出来的油漆、灰尘以及防护帆布”，尽管房屋尚在建，但对段义孚来说，它具有一种由于长期居住(lived-in)而产生的舒适性。这种特性基于此建筑曾作为小学的事实而存在，更依托段义孚对在此发生的过往之事的想象而存在：“倘若我无法入眠，我求助于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活动——它依赖先前为一间小学建筑物的我的公寓而存在。我愉快地产生课堂上孩童声音在回响的幻觉。有谁知道呢?我的头现在躺的地方，可能是一位孩童曾经端坐的地方”^[15]。在这份想象的加持下，Doty公寓变得“更像家园”与“更有人性”，段义孚也因此从中体验到“在家”的感觉。

段义孚不仅对此地承载的过往记忆甘之如饴，更在与此地日积月累的互动中塑造着新的回忆—— 一份属于他自己的、绝无仅有的家园体验。他对公寓内部景观日渐依恋：“我现在将其视为活生生的存在。每一次我出差，都会在门口停下去察看我是否遗漏任何事物……我的双眼短暂地停留于有着蒂芙尼灯仿制品的厨房桌子上，有着鼓起坐垫的长沙发椅，多列按字母排列的镭射唱片，过去多年来我累积的书籍，尚待阅读的一大堆杂志。它们的宁静与惬意是多么使人安心！它们似乎在说‘我们将一直与你同在’”^[15]。作为家园的公寓，在日常生活不停的改变与流转之中，已然成为段义孚现实生活的寄托。

2 段义孚的书写艺术

2.1 地理学与哲学结合

段义孚的学术兴趣最早源于哲学。受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生活的影响，当“许多小孩随着他们的好奇心从形而上学被转向异性、转向物理或化学一类‘可靠的学科’……我认为我可能已选择哲学”^[16]。尽管他最终选择在地理学的领域内深耕，但与沙漠的际遇让段义孚找到属于自己的“哲学之家”，激励他将地理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因此，他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镌刻着浓厚的哲学气息。这一点从他与同时代其他人文主义地理学家的学术路径差异中就有所体现。布蒂默(Anne Buttimer)与莱(David Ley)等人与段义孚一同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前两者追求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回归，后者则更偏向以当时哲学所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作为其学术的思想基石^[2]。

段义孚深受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哲学思想的影响。作为20世纪最负盛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提出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栖居(dwelling)、根着性(rootedness)等概念，引发了段义孚对地理学“实存意义”(the meaning of existence)的思考，即“我想知道我们在此做什么、从生命中我们想要什么”^[15]。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指引下，段义孚既在地理学层面对人与环境的关系作出了深刻诠释，也强调了地理环境在哲学层面的深层含义，即不仅涉及客观与物质层面，更能反映人类的情感与道德^[19]。

然而，在以借助地图、实地考察及实验等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传统地理学范式下，有关“实存意义”主题的探索难以存续。段义孚将此归因于传统地理学家的关注局限于表层的研究，而忽视了较为深层的部分。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恰能填补科学方法的空缺，这门向上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哲学家兰波(Jeans Rimbaud)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的古老学科，在20世纪被胡塞尔(Edmund Husserl)等哲学家丰富，并进一步深化着内涵，成为一门标志着诸多学科间的联系、拥有特殊哲学思维态度和哲学方法的学科^[20]。段义孚以此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关注并重视人的地理经验，并将经验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重要的方法论，进一步探究人与世界的关联^[21-22]。

段义孚在地理学研究中对存在主义哲学及现象学的追求，不仅限于对特定景观的诠释，而更“屈服现实的目的，即去呈现地理学如何在更普遍的层次上阐明人类的本质”^[21]。这种志趣在其1984年出版的《制造宠物：支配与挚爱》一书的序言中有着更为充分的体现——他将其所吸收的存在主义及现象学知识统称为“描述的心理地理学(descriptive psychological geography)”^[23]，用以证明哲学与地理学的完美融合。

2.2 二元价值的辩证结合

在研究经验如何形成的过程中，段义孚观察到人们在认知自然现象时“不仅采用分割的手段，还喜欢将它们组成性质相反的对子”^[7]。这是由于任何事物都作为矛盾统一的集合体而存在，其中蕴含二元价值的辩证统一，它是人们基于一定思维和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如黑暗与光明、混乱与秩序、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等^[24]。二元价值的辩证统一广泛存在于段义孚的著作中，最为明显的是段义孚著作的标题往往是对称的双重主题，如恋地与恐惧、地方与空间、自我与群体、挚爱与支配、宇宙与炉台……这些词组构成人类地理想象、自我认知与情感认同的两极。

世界主义博大之恋与地方偏狭性之畏，父爱的缺失与在场，童年时期“有家”同时是宇宙、成年后的“无家”同时是炉台，沙漠的永恒与生命的有限，种种此类矛盾交织，影响并塑造着段义孚的个人经验，构成他将二元价值辩证结合的书写艺术。而他的个人经验又生动具体地映射着二元价值不断变换的关系，这种变换一方面体现在空间与地方尺度上他人生轨迹的流转，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与其心意相通的“地方”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他逐渐明晰的自我认知与情感认同。

在自我认知方面，段义孚经历了长期的“归属困境”。他认为历史、地理与语言构成人类对特定地方归属的最初根源。所以尽管在中国生活的记忆十分短浅，中国的社会背景与文化思考模式深深镌刻在其基因当中，仍能给予他归属感。也正因如此，当他作为中国人定居美国时，便立即陷入一种归属困境：“我归属哪里呢?我是一位中国人，一位美国籍的中国人，一位中国籍的美国人，或是一位美国人?”多年后，尽管他已熟稔美国历史，努力将“它的过去变成我的过去、我的现在与我的未来”，做着“说英语的梦”，甚至最终归化为美国公民，却依然对“成为美国人”这一结果而惴惴不安，特别是当他看到众多伊朗裔美国人在球赛中支持伊朗而非美国时，他们对故土的忠诚更使段义孚矛盾的归属感到达巅峰^[13,16]。在对自我认同及归属加以审视后，段义孚最终这样回应“我是谁”这一问题：“那么我是谁呢?我是一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一个出生于中国的人，以及在历史、地理与语言上并无稳固寄托的一个人”^[16]。

在情感认同方面，对特定地方的感情波动深蕴在其从“宇宙”向“炉台”的探索之中。就其经验而言，炉台，即家园，代表着稳定的社会关系、基于血缘的群体和相似的风俗习惯，它是能提供“幸福涌现”(a rush of happiness)的任何地方；对比之下，宇宙代表世界、社会与人类成就，以及由奇异与不可预测事物而触动的强烈愿望^[14,16]。而段义孚从童年到成年，是从“宇宙”(cosmos)走向“炉台”(hearth)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切身感受到一个特别矛盾的现象：人既向往一个充满秩序的、耐人寻味的宇宙，又向往一个能为自己带来心灵抚慰的特有的地方或家园。因此，他以“四海为家”(cosmopolitan hearth)来形容这一矛盾现象：“‘四海为家’，在术语上是一种语义相悖的说法，但或许这确实能够界定我们的窘境……想想这样很平常的经验：当我们‘在这里’，我们总能想象‘在那里’”^[25]。

在段义孚的学术与生活实践中，他虽明晰二元价值的两端，却不刻意寻求某一价值的端点——就像在“有家”与“无家”间，他选择沙漠这一物质上虚无却心灵上富足的地方作为自身情投意合的家园。类似微妙的平衡感充斥在他的文字中，构成其鲜明的研究与写作特色，经验与实验结合的方法更说明了这种二元价值辩证结合之妙。

2.3 经验与实验结合

经验与实验构成一组上文提到的代表二元价值的“对子”。由于人类的经验极其复杂，传统地理学者在研究时通常将其忽略，仅以书籍、地图或田野调查此类外部“实验”来认知世界：“地理学者与建筑、规划者倾向于假定熟悉性，而非描述与试图去了解‘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究竟像什么事物”^[26]。经验因其“观点性”和“不可验证性”而不被认可，这导致多数人并未能真正接受将经验与实验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2]。

段义孚作为一名纯粹的人文主义学者，并未像传统地理学家那样仅看重经验或实验一个面向，而是既认可科学地理学的“实验”传统，同时强调人对世界的完整感知离不开经验的参与，两者结合更能促进地理学的发展。这一观点在他论及“心目中的英雄”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Humboldt)时被鲜明地提出来：“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心理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理想化一点，人文地理学家应该如亚历山大·洪堡，掌握着海量的事实——也就是名词。但是他还必须爱好自然、能感悟自然并寻求其意义，就像他哥哥威廉·洪堡(Wilhelm Humboldt)一样”^[27]。经验复杂多变且因人而异，它使每个人形成具身的经验感触，能为人提供从不同角度感知世界的机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一书中，段义孚以不同人群对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的地方认知为例证明了这一观点：“经验可以是直接的和深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和概念性的，即由符号表达的。我们熟悉自己家中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的国家非常之大，那么我们可能只对自己的国家知道一丁半点。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常住居民熟悉该市，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以学会在该市找到自己的路，一名地理学者可能因研究明尼阿波利斯而在概念上了解该市，这些就是三种不同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既在概念上又在现实上熟悉一个地方，他可以清晰地阐释思想，但是难以通过触觉、味觉、嗅觉、听觉甚至视觉表达他所知道的”^[26]。

从段义孚的学术实践来看，他借助大量科学实验和材料(例如人类学、动物行为学、心理学等)来丰富其思想，并强调人文主义“不否认科学与科学研究，而是建立在它们之上”，两者密切相关且互为补充^[22,28]。在段义孚的推动下，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带有实践内容的经验作为方法论，在人地互动与耦合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2.4 语言表达与文化比照结合

与实证主义借助地图与数据进行表达的方式不同，人文主义更多地通过文字向读者传达智慧与意义，这就要求人文主义地理学者的文字需要格外明白晓畅并富含语言表达的艺术。段义孚就是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他在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语言表达的艺术及其目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必须掌握语言学技术，提升写作能力，应该掌握词语的细微差别，例如模棱两可的关键词的含义(诸如自然和自然的、行与知、平衡和发展、生活质量等)”^[22]。语言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是一种文化现象，其背后掩藏着深刻意涵，段义孚并非为了追求华丽的词藻而表达，而是将语言视为表现或揭示“意义”的工具，段义孚的文风兼得中西文化之长，得益于他常年来接受的多元文化滋养^[28]。不同的语言与世界观在其著作中不断地碰撞对比，为其学术研究增添了一份独特鲜明的文艺色彩。

“地方的感受价值”是段义孚学术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其对该主题的研究过程中，足见语言表达的重要性。首先，通感与比喻对地方“感受价值”的形成会产生影响。在身体层面，对一个地方“感受价值”的形成可以通过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视觉等复杂的体验形成，而在心理或生理层面，则可借助通感形成。通感有能够将多种感知混合在一起的魔力，例如英语中“颜色张扬的领带”和中文中“刺骨的寒冷”等。地理学的种种术语都由比喻构成，如“headlands”(海角)、“foothills”(山脚)、“the mouth of a river”(河口)、“the spine of a ridge”(山脊)、“the shoulder of a valley”(山谷的侧翼)、“an arm of the sea”(海湾)等，这些修辞在语种间存在一致性^[27]。段义孚在写作过程中也巧妙地运用比喻来削弱专业术语与读者间的距离感——正如《宇宙与炉台：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自叙》一书的巧妙命名。

其次，词义互通能更具象化地解释经验的构成。段义孚认为经验由感受和思想结合而来，通过对照汉、英、法语间的词义，“经验”这一抽象概念变得豁然开朗：“去看和去思考是紧密相关的过程，在英语中，‘I see’的意思是‘我理解’……我们往往会忽略感觉的认知力量。然而，法语动词‘savoir’(知道)和英语动词‘savour’(品味)是紧密相关的。味觉、嗅觉和触觉能够使人们对事物有细腻的感受，可以使人们在丰富的感觉中进行区分，并明确分清味觉世界、嗅觉世界和结构世界”^[26]。

最后，生动的情感表达能够实现“天人合一”。通过情感将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段义孚认为，中国古代诗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笔下《孤独的割麦女》在空间的延展性描述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27]。

除语言外，不同文明的世界观对比也是段义孚著作中的重要主题。《恋地情结》中，段义孚通过比较中国与希腊格局各异的地图，指出其背后蕴含着同样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古代中国自视为“四海之内”“中土之邦”，其传统的大地观念呈方形格局，即以天子之地为中心，按等级向下呈正方形环绕展开。而在古希腊早期世界观中，地球呈“正圆形”，并以高加索山脉为纽带而分开，向北为欧洲，向南为亚洲与非洲，每部分都有河流拦腰而过，河流最终汇入地中海、黑海和里海。这种圆形格局的世界观通过将希腊摆放于世界正中的位置，强化着其民族中心思想^[7]。

2.5 旁征博引与自我叙事结合

1999年，段义孚退休。在其同年出版的著作《我是谁：情感、思想与精神的自传》中，段义孚写道：“我将会享有另一个创造力的爆发”^[15]，预言其写作内容及风格将要做出的改变。以段义孚的退休为时间节点，或可为其作品特色做一个粗略的划分：退休前的作品侧重旁征博引，如1970年出版的《神州》一书，全书以大量的文献为写作依据，以“景观”为核心，为读者展示了中华文化在景观上的意义展现。退休后的作品则侧重自我叙事，如2007年出版的《回家记》，虽与《神州》同样以“景观”作为主要写作对象，却更多地从主观而非客观出发，带读者意象地感悟中国景观与地理。其实，主客观交织的视角一直贯穿段义孚的著作，只是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我们可以从许多片段中，感受到他“旁征博引”与“自我叙事”相结合的书写艺术。

段义孚退休前的作品多以旁征博引为主，这是由于构建完整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体系应从个体经验中挖掘人类经验，以便后来者进一步加以讨论探究。例如，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段义孚记录了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与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访问丹麦城堡时的对话：“只要人们想象哈姆雷特生活在这个城堡里，这座城堡的意象就发生了变化，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作为科学家，我们认为城堡仅仅是由石头构成的建筑，我们欣赏建筑师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方式，那石头，那古色古香的绿色屋顶，那些教堂里的木雕，共同组成了整个城堡。这一切都不应该因哈姆雷特住在此地而改变，然而事实是，它已被彻头彻尾地改变了。城墙似乎突然讲起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城堡中的庭院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黑暗的角落提醒我们思考人性的黑暗，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哈姆雷特在低吟‘生存，还是不生存?’”^[26]。段义孚通过2位物理学家对丹麦城堡感悟发生变化这一例子告诉人们，尽管客观世界不因个人主观意志而变化，人对客观空间的感觉仍将因经验的不同而深受影响。

对自我意义的追问与探索不是一个枯燥又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它是每个个体平常又独特的生活，关键是如何从这种平常生活中体悟并提炼出微言大义。在自我叙事中，能否将小的自我与大的自我(人类)普遍联系起来是作品是否具有重大价值的一个判断标准。段义孚退休后的作品多以讲述自己的故事为主，通过诸多情景交融的自我叙事，既拉近作者与读者、学者与学生、专家与大众的距离，也呈现更深层次的人生思考与实践。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两则故事。一是在段义孚搬至威斯康星州之前：“那晚午夜时分，我一个人开车向西前行，横跨内布拉斯加(Nebraska)人烟稀少的公路。我的车和前面的另一辆车是这条狭窄公路上仅有的2辆车，我们彼此相伴。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司机，尤其是在黑暗中，所以我很感激前车的尾灯，因为它指引着我，让我感到安全。就在我将他的陪伴视作理所当然的时候，前车的右转弯信号灯开始闪烁了。我想，这或许是一个友好的举动，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接下来的旅途，我只能独自前行了。那辆汽车很快拐入一条乡村小道，从此以后，只有自己的车灯为我指路了”^[15]。当时段义孚并未在美国找到“家”的感觉，面对身份认同困境，他的身体和心理都觉得异常孤独，所以，这段自述既是段义孚当时心境的映射，更是其人生写照，人文主义地理学也许就是自己为自己指路的“车灯”。另一则故事则发生在威斯康星麦迪逊的中央大街上：“我在走路时听到身后反复响起一个童声：‘你是学生吗?你是学生吗’?我忽略了这个问题，因为显然不可能是在问我。但我又好奇地转过身去，问那个小朋友：‘我看起来像学生吗’?小朋友答：‘是的，你有一个双肩包’。这当然让我很开心。我仍然背着双肩包，这意味着我仍然是一个向生活敞开的学生”^[29]。“向生活敞开”既是重要的人生哲理，同时也是段义孚思想不竭、创造不止的法门。这巧妙的一语双关将日常的生活与跳脱的思考、自我与外界有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让人禁不住再三回味和体悟的效果。

通过引经据典与再现自身经历，段义孚的思想扎根于可靠真实的群体与自我经验之上，使这些经验都变成了情景，变成了真实，也变成了我们都可以走近乃至走进的生活。一种思想或一种风格因而不仅是一种技巧或路径，更是一种生活中的真实力量。

3 结论与讨论

我们在情景之中，情景也在塑造着我们。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非所谓客观的景观或者主观的情感，它所关注的是由二者相互交叠产生的“情景”。由于情感“感”的主体与景观“观”的主体都是人类自身，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景观都是情景，所有情景皆是自我。在人文主义地理学中，“情”与“景”之间，孕育着作为人类情感载体的“地方”，它基于人类对景观的真实经验而诞生，对它探索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发挥人类的主体作用，对景观进行意象的探索与感悟，在此过程中形成地方经验并最终实现自我认知。

通过重庆故居、美国的沙漠与麦迪逊公寓这3种最重要的“地方”的生活经历，段义孚的心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体现了景观与人的互相塑造。围绕宇宙、家园、自我等主题，段义孚通过将地理学与哲学结合、二元价值的辩证结合、经验与实验结合、语言表达与文化比照结合、旁征博引与自我叙事相结合，塑造出别具特色的书写艺术，同时奠定其内容多元、形式多样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在研读和分析段义孚的著作时，不仅需要从其文本中汲取、吸收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精华与方法路径，更重要的是，应像段义孚号召的那样去“实践”——不仅仅是从书本中还原再现他或其他学者的地方经验，更要秉持“思想即道路，经验即实践”开放理念，积极投身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与实践^[30]。

如今，段义孚已像他所推崇的洪堡一样化为星辰，我们则需驾驶我们的航船驶向我们的目的地。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和变化莫测的未来，孤独也许是段义孚或我们时代的人的必然命运。但某种程度上，段义孚并不孤独，因为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许多读者已经开启了对他以及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持续阅读和浓厚兴趣，由此而开启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旅程。这是他人的人生，也是人文地理学带给我们的最重要启迪。

就方法而言，段义孚在他的作品中用了很多对称的概念，分析似乎是他的强项，但是，透过被划分的各种东西或概念，我们更应该理解并知道：地方与空间实为一体，宇宙与炉台也没什么分别，思想是实践，他者即自我。思想在自我不停地具身经验感知之中，而自我是一个不可分割、不停成长的整体。如果我们这样思考(实践)，那么段义孚及其人文主义地理学就不是曲高和寡的思想，而是和我们的思想感情连在了一起，他的旅途和他所看到的风景也就成为我们的生活与旅途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终于知道，风景和旅途固然重要，最重要的却是与谁同行。

感谢2位审稿人在论述形式及资料考证方面的宝贵意见和专业建议，对提升本文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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