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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2 , Vol. 41 >Issue 10: 1979 - 199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10.016

Book Review

Toward Marxist geography: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urbanism and justice: A review on David Harvey’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 LUO Shen , 1 ,
  • YE Chao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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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Marxism,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8-17

  Revised date: 2022-09-10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8

Suppor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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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ist geography is an important school in human geography,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other disciplines. David Harvey'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is the founding work of Marxist geography. This book is highly theoretical and involves many large and complex issues, and thus is also difficult to interpret. Harvey tried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urban(ism) problems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innovated the theory of "social processes-spatial form". By comparing the urban research methodology between liberalism and Marxism, he concluded that the nature of theory arises from the synthesis of methods and philosophy, the nature of space lies in human practices, the nature of justice depend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social processes, and the nature of urbanism is the needs and products of capital production. This work created the knowledge foundation of Marxist geography, forged the critical path of urban research, and opened up the growth point of contemporary Marxism. Chinese intellectual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uneven urbanism,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urban problem"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nsist on and strengthen the thoughts research, and make a bold theoretical revolution around contemporary issues through symptomatic reading of different classic theories.

Key words： urbanism; justice; neo-Marxist urban school; methodology; David Harvey

Cite this article

LUO Shen , YE Chao . Toward Marxist geography: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urbanism and justice: A review on David Harvey’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10) : 1979 -1990 . DOI: 10.18306/dlkxjz.2022.10.016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跨学科的城市研究也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新思想和新理论。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这一流派,其理论被国内学者广泛引入和探讨,空间的生产、不平衡地理发展、社会—空间辩证法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成为主流学术话语[1⇓-3]。这其中,以大卫·哈维的思想最广为人知。他的著作有20部已被译为中文(表1),是当代国外地理学家中文译著最多的一位。2010年以来,译著和原著间的“时差”日益缩短,中国学者对哈维思想进行了密切跟踪。哈维也为不同学科的对话提供了丰富线索,其著作的中译者来自地理学、哲学、文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反映其影响面之广。在这样一种多学科积极跟进、系统推介的“哈维热”之下[4],哈维最早进行学术革新和发动学科转型的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却到2022年才出中文译本。在漫长的50年背后,它的出版可能代表国内批判城市研究跟踪阶段的结束,或许意味着一个溯源对话、自我创新的开端。
表1 大卫·哈维著作及其中文译本

Tab.1 David Harvey's works and their Chinese translations

原著 中译本 中译本出版社 译者 译者学科
背景
Explanation in geography (1969) 地理学中的解释 (1996) 商务印书馆 高泳源等 地理学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 社会正义与城市 (2022) 商务印书馆 叶超等 地理学
The limits to capital (1982) 资本的限度 (2017) 中信出版社 张寅 哲学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1985) 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7) 苏州大学出版社 董慧 哲学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1989) 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2003) 商务印书馆 阎嘉 文学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7) 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 (20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大平 哲学
Spaces of hope (2000) 希望的空间 (2006) 南京大学出版社 胡大平 哲学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2001) 资本的空间：批判地理学刍论 (2010) 群学出版 王志弘等 地理学
The new imperialism (2003) 新帝国主义 (2008, 2009, 2019) 群学出版 王志弘 地理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初立忠等 政治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付克新 哲学
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 (2003) 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 (2007/2010) 群学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煜文 历史学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2005) 新自由主义化的空间：迈向不均地理发展理论 (2008) 群学出版 王志弘 地理学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 新自由主义简史 (2010)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钦 文学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geographies of freedom (2009) 寰宇主义与自由地理 (2014) 群学出版 王志弘等 地理学
A companion to Marx's Capital (2010, 2013) 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 (2014, 2019) 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英 经济学
漫游者文化 胡欣谆 哲学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2010) 资本之谜：人人需要知道的资本主义真相 (2011) 电子工业出版社 陈静 —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2012) 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 (2014) 商务印书馆 叶齐茂等 规划学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2014)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2014/2016) 联经出版/中信出版社 李隆生等 经济学
The ways of the world (2016) 世界的逻辑 (2017, 2018) 中信出版社 周大昕 经济学
时报文化 许瑞宋 管理学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2017) 马克思与《资本论》 (2018) 中信出版社 周大昕 经济学
联经出版 毛翊宇 社会学
The anti-capitalist chronicles (2020) 反资本主义编年纪事 (2022) 时报文化 许瑞宋 管理学

注：表中第2列“中译本”中,以“,”间隔的年份表示不同卷或译本出版的时间,以“/”间隔的年份表示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时间,2种情况都只标明中国大陆出版的译本名称。

哈维的学术生命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地理学研究,以《地理学中的解释》为代表,系统总结了地理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逻辑实证主义方法论。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中期的城市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的限度》为代表,他创造性提出城市化的资本积累框架,在地理和城市研究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并通过将空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分析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的后现代地理学理论拓展,以《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为代表,聚焦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性探析。2000年代的人民地理学(peoples' geography)研究,以《希望的空间》为代表,更加关注政治纲领构建和大众启蒙。2010年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构,以《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系统的当代解读。
总体而言,哈维最独特的理论贡献在于推动地理学从实证主义向结构主义转变,促进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发展。他的两本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和《资本的限度》——分别是实证主义地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开山之作。在这两座山峰之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以一系列过渡文章,细致展现了哈维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哈维的学术转型与时代紧密关联,《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于哈维38岁之时,当时也是西方社会转型最剧烈的年代,通过回溯这部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术转型经典,透视哈维身处历史转折中的理论抉择,对身处大转型时代的中国学者进行理论创新意义重大,也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促进马克思主义和城市治理两个领域的交融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1 《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双重架构

《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把社会正义的伦理问题和地理方法结合起来,这在当时被视为一本很特别的书[5]。初版封面选用了荷兰版画家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多立克柱”(图1a),这幅融数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作品延续了《地理学中的解释》封面的风格,暗示了哈维试图建造地理学巨轮的科学方法之桨和哲学思想之舵的理论自觉。画面中两根颠倒共生的柱子更精妙隐喻了《社会正义与城市》一书提供的关于城市研究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视角。该书前3章从自由主义的视角对“社会进程—空间形式”进行了理论重构,阐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机制,从社会正义的视角研究了城市规划与收入分配的空间关系,涉及空间区位、职住分离、交通规划、公共设施布局等地理学主题。对这一部分,读者可能会感到哈维思绪的“混乱”。因为各个章节分别聚焦不同学科的理论,彼此之间似乎缺少稳定的联系。第4~6章从社会主义的视角为空间现象和生产方式联系的“革命理论”提出一个初步的纲要。围绕知识革命与贫民窟问题、城市地租理论、城市化和经济一体化模式3个方面问题展开。从科学哲学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城市的研究议程,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结合的角度探索了地理学和经济学的城市土地利用理论融合的可能性,从经济一体化和不同生产方式的剩余流通的角度创新阐释了城市化的机理,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问题之间的整体关联。第7章作为综论,总结了地理学方法论和社会伦理之间的关系,提出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作为资本积累的城市化本质2条重要结论。
图1 1973年和2009年版《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封面

注：1973年版封面图片来源于Internet Archive网站,2009年版封面图片来源于Google Books网站。

Fig.1 Covers of the 1973 and 2009 edi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双重架构更具体地体现在哈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引用上。该书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70余处,以自由主义的模式命名的前3章仅有一处提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分配思想。而在社会主义的模式这部分中,哈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引用的数量逐章递增(图2),他们关于城市空间结构、住宅、地租、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等的论述被大段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是这一时期哈维学习的重点,《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是哈维引用较多的文献,而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所称的马克思“认识论断裂”前的著作则较少引用,因此《社会正义与城市》中还存在一个隐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主题上的双重架构,即从第4章对地理学社会批判精神的追求转向后几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的创造。
图2 《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引用状况

Fig.2 References to the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in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社会正义与城市》于1973年首次出版,1988年再版增加了政治学家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撰写的前言。2009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以《社会正义与城市》修订版为先声,出版了以geographies of justic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为主题的系列书籍,一批新的批判地理学家的思想得以集中呈现。修订版封面改为一副现实中的街头政治照片(图1b),删去前言而在最后增加《城市权》一章,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变化又隐含一种哲学观上的双重架构,即从“解释世界”的学术之旅迈向关注“改变世界”的政治实践。本文的述评主要基于修订版[6](若非特别说明,下文引语都出自该书)。
第1章“社会进程与空间形式：城市规划的概念性问题”认为城市跨学科研究框架没有形成,必须探索“城市总问题”理论。哈维呼应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地理学想象力,认为城市研究框架必须建立在社会学想象力和地理学想象力之上。在探索走向社会空间哲学时,地理学家需要向社会进程的研究者阐明一种容易理解和分析的空间观。哈维借鉴恩斯特·卡希尔(Ernst Cassirer)关于生理空间、知觉空间、符号象征空间的理论,指明几何方法需要拓展其知觉测度的维度,把握物理功能与意识体验的关系。哈维希望引入语言学方法获得空间形式的象征意义。他通过聚焦社会空间哲学的方法论问题,阐明了个性化、混杂、统计推断3种方法的优劣。在该章中,哈维一方面承认区位方法的可行性,但他也认识到空间本身的多元异质性使得科学方法在实践中不一定切合实际。哈维仍选择牺牲现实,用新的语言学假设取代旧的几何学假设以保卫“科学的价值”。
第2章“社会进程与空间形式：城市系统中的实际收入再分配”详细研究了城市系统中塑造实际收入再分配的工作和住房区位、产权价值、给消费者的资源价格3种力量。哈维将20世纪70年代美国城市治理的困境归结为分配问题。在郊区化过程中,生活在内城区的低收入人群没有响应空间重构的经济实力,随着空间费用攀升,他们被困在加速衰败的内城区。因此,“正直的规划师”要关注城市收入再分配机制。哈维根据理查德·蒂特马斯(Richard Titmuss)将收入定义为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控制能力,分配不能离开资源属性和市场的理论,将空间纳入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因素。哈维认为,城市系统的不同群体的社会价值影响空间再分配,地方社区和更大尺度的组织在分配中都存在问题,因此必须设计一个层级性的领域组织,将最大程度的地方参与和提供最适当的一般城市服务结合起来。但组织和生产方式的矛盾、既得利益集团间的分歧是一个远超空间绘图的难题。哈维再次指出,对城市系统的社会进程和空间形式方面跨学科的攻坚已经十分紧迫。
第3章“社会正义与空间系统”首次提出分配正义理论的地理学实现思路。哈维借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理论,聚焦实现分配正义的2个疑问：分配什么,分配给谁?他认为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需要、共同利益、绩效补偿3个原则的排序。这使哈维放弃语言学方法转向伦理价值和经济权力之间的矛盾。城市中的经济效率要求往往与社会正义要求不相符,收入分配不能脱离社会关系网络,这意味着哈维与自由主义分析的决裂。郊区化进程中的城市问题是私有经济积累操纵的分配所导致,资本主义空间组织形式的核心是保持稀缺,通过领土侵占、无序开发进行地理组织,城市化则是建立在对剩余产品的占用之上的。由此,哈维提出领域分配正义(territorial distributive justice)问题,认为需要运用新的空间组织形式来体现生产和分配的关联性。对需要、共同利益、绩效补偿3个原则的地理表达,以及区域化、配置、权力模式3种地理空间组织的形式是地理学新的研究论题。哈维最后采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去阐明社会结构间的关系和演化,认识到领域正义需要共同探讨效率和分配问题,尽管行文简洁,但思想的坚冰已经融化。
第4章“地理学的革命和反革命理论与贫民窟形成问题”是哈维学术转型的里程碑。哈维以充满激情和批判精神、有说服力的语言首次展现了马克思理论与城市问题结合所产生的革命性力量。他批判性地运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理论,认为社会科学的革命、反革命是依据现有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进行的,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家是社会科学革命与反革命的典型案例。新范式被接受的根本准则不是是否利于对自然的操控,而是看是否有利于实现人类发展的潜能。哈维大胆断言：“我们的范式已经无效,是时候把它扔到一边去了”。在厘清“实证主义只是设法去理解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设法去改变世界”后,哈维认识到需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建全新的地理学理论。聚焦贫民窟问题,文化生态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案都是在现有社会机制内调和不平等,这些理论和实际的偏差表明,要解决贫民窟问题,首先要推翻旧理论存在的社会机制。哈维引入恩格斯的叙述对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和威廉·阿隆索(William Alonso)的土地利用理论进行批判,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哈维将城市空间重组和不同社会因素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关联为一个整体,揭示了被自由主义理论遮蔽的现实关系。通过对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连接,哈维进一步归纳了理论革命纲要,提出反革命、现状、革命理论的判别标准,指明理论的错误做法是重复、自我安慰和表面化,理论的任务在于反思、拓展和融合创新。
第5章“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城市土地利用理论”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分析入手,聚焦土地及住房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讨论,是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综合创新的典范。哈维认为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各种土地利用理论主要关注使用价值,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土地利用理论关注交换价值。一个充分的城市土地利用理论需要将这2个方面综合起来,系统考虑土地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从马克思所设想的意义上把握商品交换的社会进程。哈维详细分析了社会中不同行动者诉求的多样性和空间固有的垄断属性,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足以描述交换价值主导的分配机制。通过对梅里尔·加夫尼(Merrill Gaffney)理论的分析回溯到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土地属性、距离因素上进行分解的结构化地租理论。马克思认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通过地租来维护其存在基础,但马克思没有充分解答绝对地租和垄断地租之间的转换是如何实现的,这为哈维的“阶级—垄断地租”理论提供了思路。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将一个看似相同的事物分解成诸多组成部分的思想使哈维在绝对、相对、关系空间和垄断、级差、绝对地租之间建立了奇妙的联系。哈维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为直接来源和方法支撑,认为地租是时空关系结构的产物,城市化则是一种价值增殖、处理剩余、增加稀缺的生产方式。哈维指明,古典地租理论的消极作用被忽视,而有限的积极作用被新古典理论夸大;流行的地理学土地利用模型完全依赖相对空间中的级差地租,属于特殊情况而不是一般理论,地理学家一直在为理论创新提供材料而没有真正提供革命理论。
第6章“城市化与城市：深度阐释”创造性地从生产方式变革的角度解决剩余价值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哈维认为城市、城市化、社会3个概念具有统一性,利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3种经济协调机制,以及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哈维把城市描述为包含在社会剩余、经济组织的主导方式和社会的空间组织之间的关系领域中。城市在历史上被概念化为“特定生产方式的组织中枢、对抗既定秩序的革命中心以及(需要反抗的)权力和特权中心”。城市化意味着社会指定的剩余产品在地理上的集中,这样创造出来的空间经济会受到各种替代、中断、破坏、转型和增长路径的影响。哈维从剩余价值的创造、占有和流通3个方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化,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剩余价值的空间流通和积累,城市化和经济一体化模式是社会的2个方面。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是在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下构建的社会形式的映射,城市既是积累的场所,也是缓和积累矛盾的稳定器。任何一种经济一体化模式,其内部都包含破坏自身生存条件的力量,剩余流通的地理格局只能被认为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瞬间。在完成城市化与资本流通关系的一般叙述后,哈维运用娴熟的历史地理方法探讨了欧洲中世纪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交换过程中的城市化演变,其中穿插比较了中国、墨西哥等非欧洲地区城市化的历史经验。哈维强调,平等社会、等级社会和分层社会都有自己主导的再分配方式和相应的城市化形式,而在资本主义时代,再分配和互惠并未随社会形态演变而消失,政府干预和福利政策也是抵抗空间危机的重要力量。在本章中,哈维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城市化的关系,创造性地从政治经济结构方面解释了资本主义如何生产自身的历史地理。
第7章“结论与反思”萌生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方法,凝练出剩余价值的城市化理论。哈维首先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视角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在本体论上,马克思的方法是将分散的因素聚集在一起,构成一种方法,通过抽象理论和具体实践的融合,允许创造一种理论实践,通过这种实践,人类可以塑造历史。城市化现象推动哈维寻找合适的方法和理论概念,他借鉴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思想,认为马克思本体论的基本原则是：“整体不是一切存在的东西,结构必须定义为一种由内部各种关系构成的、以自身转型规则运行且处于建构过程之中的系统”。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演变必须被解释为结构内和结构间建立的矛盾的结果,马克思分析的重点是结构内部和结构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体转化。哈维认为,关于城市起源的争论可以表现为关于方法的争论,特别是关于本体论前提的争论。该书自我革命式展现了在城市化研究中从非马克思本体论到马克思本体论的跨越。认识论旨在揭示获取认识的条件和步骤,马克思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关联的。马克思认识论的重点是知识产生于社会实践,同时知识也转化为社会实践。城市土地利用理论的批判检验和对社会正义的深化认识体现了这种认识论。哈维认为知识创新的方法是在创造新丰富性的同时弥合旧知识的分裂。同时,知识不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投机性(比如马克思作为流行政治文化),而是基于社会问题本身的严峻性,当旧知识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时,就要探索“跨学科”的新方法,这会产生知识的转型和整合。哈维最终得出能整合各学科解决诸如城市化、经济发展和环境等问题的唯一方法是合理构成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结论。
哈维进一步通过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观点的比较阐明城市化的本质。方法的优劣要看运用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否产生独特且有价值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方法中,城市作为“整体”的含义不是原子论的熵,也不是涌现论的系统建模,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结构或一套嵌入更广泛结构的关系。哈维认为自己与列斐伏尔的相同之处在于共有一种整体化的城市观和对社会空间的认识论,他们都通过理论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城市异化进行了探究。但对剩余价值2个回路的不同认识产生2种不同的理论路径。列斐伏尔通过否定和颠倒的建构方法,认为城市化现在正主导工业生产和组织。哈维则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认为剩余价值流通的第二回路取代第一回路还为时过早,工业社会及其构成结构继续主导着城市化。最后,哈维指明：“基于剥削的城市化是历史的遗产。真正人性化的城市化尚未形成。仍待革命的理论绘制路线图,实现从基于剥削的城市化转变为适合整个人类的城市化。要实现这种转型,还得靠革命实践”。
第8章“城市权”是基于社会正义与城市关系提出的治理之道。哈维认为城市权作为一种口号和政治理想,必须弄清由谁来控制城市化和剩余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剩余的使用。他将城市权定义为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集体权利。哈维生动刻画了从19世纪的法国巴黎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纽约再到2008年危机前夕,资本空间流通受阻的恶果和城市化作为资本空间策略的方法一次次重演,有力说明资产阶级城市化只是在转移问题。社会主义城市权的实现应加大对生产和剩余资本的民主管理。因此,现有的城市运动必须聚焦 “创造性破坏”的时刻,集中到更多控制剩余使用这一目标,通过城市革命捍卫城市权。

2 《社会正义与城市》的两大要点

《社会正义与城市》不是知识在城市空间中的大杂烩,而是地理学者以一贯的综合视野围绕历史地理问题进行的理论综合。读者应以包容、历史和转型的眼光阅读此书,把握其核心要义。从资本城市化的过程和动力机制分析中,哈维力图论证的主要观点如下。
社会正义与空间在实践中紧密关联。哈维强调自己是一个面向实践的理论家。罗尔斯、列斐伏尔的经典著作和哈维此书都是对西方社会危机的现实关切。地理学始终面对变化的地方,巴尔的摩不仅是一座城市,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危机积累的地理实体,这里成为哈维理论出发的地方不是因为别的理论家没有掌握马克思的知识或没有发现城市问题,而是因为哈维直面了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渐把握了问题的本质。哈维对正义与空间关系的认知是在实践中不断转变的。从第1章到第5章的转变,哈维形成了实践的空间观,在第1章中提出的哲学难题在第5章中通过对人类实践的研究得到解决。哈维从科学地理学出发,聚焦社会、进程、空间、形式的多元关系,意图采用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对语言符号进行重组。他采用了“社会进程—空间形式”和“社会—进程—空间—形式”2种表达方式,尽管如此,理论仍具有多重二元论倾向。而在第二部分,社会、进程、空间、形式的关系逐渐被历史—地理辩证法解析,社会正义的概念也被认为是由社会条件和生产者所共同产生的。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事物与感知、公共与私人的关系逐渐从二元走向辩证,“科学”的狭隘定义逐渐被打破。哈维认为,理论需要话语,但归根到底是由实践确证的。面对城市贫困和相关的弊病,地理学不可能保持客观[7]。哈维在每一个案例中都探究了社会正义和空间之间的关系。例如,对规划的内在假设怎样强化现有收入分配的研究并没有将他引向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式的解决方案,而是将他推向社会治理的方向。从第2、3章到第6章的转变,哈维深化了对正义的认识,从对社会正义的抽象分析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再分配理论,社会不再是抽象的要素,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构成。第2章详细研究了城市系统中控制实际收入再分配的力量,但分配问题完全独立于生产问题。第3章的最后则承认生产和分配是相互关联的。第6章中马克思所持的认识论新立场的介入最为明显,分配正义所关心的收入是由生产来定义的,互惠、再分配和市场交换的意义也是随社会关系的改变而历史性地调整的。哈维对严谨思想和理论创新的强调使这本书具有持久的吸引力。正因为这本书中提出了关于价值与空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地理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才会一次又一次回到这里。
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哈维对城市问题的认知水平是从空间错配的规划技术问题到区位固化的社会正义问题再走向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问题。在哈维看来,针对城市化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讨论,离不开对形塑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的把握。为此需要进一步探究资本循环、积累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从第1章到第6章的转变,哈维对城市化的理解从“社会进程—空间形式”二元论走向价值和空间的辩证法。城市的本质也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远离了“自在之物”式的思考,二是远离了对分配的单方面关注。这2个进程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涉及更广泛的社会形态问题,而这一形态中的主导生产方式是分配的决定因素。在第一次阅读时,许多读者会发现第6章篇幅长到有些难以深入理解,尽管呈现的分析非常初步,但它代表了挑战抽象表述的开端,以经验分析的方式研究城市化必须仔细考虑城市的起源、不同生产方式下城市经济的形式以及剩余的属性。同时,《社会正义与城市》主要关注资本积累结构化因素对资本主义城市再造的影响,暂时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地方独特性的影响,对通过城市化来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矛盾的研究仍待下一个十年的探索。

3 对《社会正义与城市》的评价

这本书的重要性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它挑战了城市研究和区域科学中普遍存在的理论模式,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提供了知识基础。该书试图把社会进程和空间形式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围绕理论的本质,哈维试图打破他所认为的方法论和哲学之间的人为分离;围绕空间的本质,哈维绕过“什么是空间”的问题,提出“不同的人类实践如何创造和利用独特的空间概念”;围绕社会正义的本质,哈维从“倾向于认为社会正义是永恒的正义和道德,现在转而认为它取决于整个社会进程的运行”;围绕城市化的本质,哈维认为城市不应被视为一种自在之物,而是提供了一条切入社会进程的通道。《社会正义与城市》正式提出的“社会进程—空间形式”思想和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理论早于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的生产》法文版于1974年出版)和爱德华·索亚(Edward William Soja)提出的社会—空间辩证法,在社会空间理论谱系上的位置应该被重新看待。它“作为城市研究领域的一种主要‘异端’而震动学界……是左翼风格地理学的首要范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持续发展的大门”[8]。
其次,他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开拓了常规科学框架中辩论的空间,鼓励了年轻的人文地理学家研究女性、同性恋、有色人种等问题[9]。“主导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问题是城市化、环境和经济发展。它们不能简单地分隔开来,如果想有效解决每个问题,看来得用‘跨学科’的方法”。这促使他在地理学范畴之外寻求跨学科解决问题的途径。哈维提出“地理思想革命”,从想象力出发,但不止于想象。他对空间科学的批判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支持,震惊了地理学——最后一批严肃对待马克思著作的学科之一。《地理学中的解释》对“科学方法论”的探索和《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对社会关系、伦理和意义系统的探索,同时构成了讨论城市议题的两种互补视角。这种综合也使他在第二部分中的某些地方在“科学”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之间摇摆。但总体而言,哈维树立了地理学在后现代进程中对人类生活多样性和宜居性不断探索的立场。
最后,哈维的著作使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空间和地方对于任何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都是不可或缺的[10]。哈维的贡献在于他讨论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其自身的历史地理”这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他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文化生态主义者的著作对城市进行的表象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直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在哈维看来,城市是由资本积累、劳动力再生产的复杂诉求决定的,被赋予了一种吸纳剩余的能力。哈维延续早期对系统性的坚持,试图通过学习马克思“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整体的能力”,用结构主义消除各种割裂,哈维以其学术性、严谨性和清晰性的语言,将资本主义下的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的逻辑整合在一起。在修订版中,哈维将青年时期的理论创新力和晚年时期的斗争落脚点结合起来,体现了地理学指向治理的一种研究路径,为当代空间理论家通过规划、社区实践等方式参与政治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参考。简而言之,《社会正义与城市》是一部伟大的纲领性著作,它并非完全成熟但绝对精彩。

4 《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启示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政治选择,其次再视为知识选择。哈维则强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在实践中不那么有效,于是我开始寻找其他方法来解释这些问题。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选择,不如说是知识选择”[11]。《社会正义与城市》提供了从知识向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方面启示。
哈维给出的第一个启示是,在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中明确城市总问题。《社会正义与城市》诞生于生动坚实的地方性经验之上,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逆城市化阶段,郊区高档住宅的增长以及城市中心贫富社区的空间隔离对社会活动影响巨大。哈维于1969年秋天从布里斯托大学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执教,地方的变动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当我来到这座城市时,城市起义和大火的伤痕随处可见。这立刻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能够在如此巨大的财富中容忍如此大规模的贫困?”[13]。为了找寻答案,哈维经常参加以黑人顾客为主的左岸爵士俱乐部,结识了切斯特·威克维尔(Chester Wickwire),了解了这座城市的种族斗争,并亲自参与了当地民权运动和住房调查。与美国战后30年发展相似,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财富/收入”比值①（①“财富/收入”比由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计算方法是国家净财富与国民净收入的比。指标参见https://wid.world/zh/codes-dictionary-3/,内涵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063905?commTag=true。）大幅增加(图3),“财富/收入”比值的持续高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公正的分配,住房财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4]。特别是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大规模投资房地产,富裕阶层通过购买多套住房作为投资来积累财富,与此同时,房地产公司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资本依靠房地产市场积累的路径依赖日益加深。当前的城市化模式使城市空间形式发生剧变,正义的城市化面临巨大挑战。
图3 中美两国“财富/收入”比值的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WID数据库(https://wid.world/zh/home-cn/)。

Fig.3 Comparison of wealth/income ratio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目前城市化速度也逐渐减缓(图4),县域城镇化、城市更新同时展开,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在城市化模式转型过程中的城市现象和问题亟需新的理论解释和政策应对。特别是,《民法典》规定了公民的用益物权,但这些权利一次次被市场力量左右,难以遏制的住房需求投资化、过度的住房供给商品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前所未有;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资本流通断裂暴露了长期存在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断供潮”和房企破产似乎预示着一场难以避免的城市住房市场危机。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调整房地产市场,改变城市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房住不炒”——要翻越这座“大山”意味着必须要戳破房地产行业的投机泡沫。按照哈维的理论,城市建成环境是资本储存的媒介,住房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体。现阶段中国住房市场投机炒作盛行的乱象实际上是住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背离,资本需求而不是使用需要主导了房地产市场[15]。“房住不炒”的理论逻辑是将住房基本属性从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投资工具定位到以使用价值为主导的居住工具上来,政府通过遏制房地产市场投机来取消不合理的利润,从而降低房屋交换价值,同时通过改变住房市场供给体系,完善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以提升房屋使用价值,进而不断缩小房屋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差距,达到支持和保障群众自住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目的。由此,为了去杠杆而进行的收入再分配的空间支配机制正在重新成为决策的核心议题,“土地财政改革”“楼市调控”“房产税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租购同权”“高品质住房建设”成为当前化解空间危机的重要政策议题。然而,如果政治理想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距不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缩小、目前的城市发展趋势不能及时逆转,我们必然被带到一个充满变数的城市时代。因此,必须尽快给出有效的城市治理方案。
图4 中美两国城市化特征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Fig.4 Comparison of urb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社会正义与城市》可为中国城市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中国是哈维书中关注最多的非英美国家,他对中国的论述涉及中国城市化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社会革命与城乡关系、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走向3个方面,试图提炼出一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空间理论。哈维从历史和地理的互动关系中,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是人类剩余再分配一体化模式的组成部分,与整个地域生活过程相关联。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走向,哈维预见了城乡融合是中国发展中的独特治理路径,将为世界发展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哈维深入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革命性,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农业与工业关系的协调是对区别于资本主义城乡社会经济结构的探索,是值得期许的人类发展替代方案。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现实和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又启发他从资本流通的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国。在中国已经成为超大经济体的背景下,哈维基于价值流通地理学,将中国21世纪以来的快速城市化浪潮纳入全球资本积累中。阅读此书时,我们和哈维感同身受,中国到了对城市各类问题系统总结并提出“城市总问题”的时刻,也到了对城市总问题进行“治理”研究的时刻[16-17]。我们在研究中应具有更宏大的格局观：既要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的长期历史经验,也要正视中国在全球流通中的位置,科学谋划城市治理新方案。
面对新现实催生的新命题,我们该怎么做?此书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是,在思想和现实的冲撞中实行理论革命。理解世界和改变世界是人类发展的2个方面,要想改变世界,首先必须要正确理解世界。科学共同体将社会视为由相对独立的不同领域组成的本体论,使得它徘徊于学术分工和跨越学科界线之间。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研究既不接地气,也没有理论高度。哈维也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无论他在哲学上多么雄心勃勃,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方法论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则与研究者个性和目的相结合的产物[18],对地理学和城市化的兴趣使哈维聚焦到一个问题上,以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方式持之以恒地去阅读马克思。同时,他遇到的阻碍也是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9]。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哈维扎实而细致地展开了“社会正义与城市”的研究议程,扩展和深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研究成果,使其具有明确的空间维度。这种对城市化问题和马克思理论孜孜以求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坚持问题视域不容易,开展创新性研究则更难。哈维给出了一条“捷径”：通过切合时宜的方式重申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赋予一切概念框架一个特殊的时代意义。哈维秉持“方法论与哲学必须兼顾”的信念,对哲学问题非常敏感,而且具有灵活的空间观和方法论态度。受当时迅速变化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哈维迅速转入对空间、城市(化)本质的哲学与实践的关切。在为巴尔的摩住房调查撰写研究报告时,哈维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20]。尽管35岁的哈维对马克思的思想并不熟悉,但“一直在努力研究卡尔·马克思的整个著作,试图分析他对社会的特殊观点,看看这与地理学有什么关系”②（②参见电影中的地理学家项目对哈维的访谈(https://www.loc.gov/item/mbrs01844880/)。）。实际上,思想史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之间关系紧密,甚至可以说“思想就是现实”,哈维正是对思想史上“正义”“地租”“城市(化)”等经典概念的碰撞点燃了智慧之火,并从城市治理的视域重构了思想。
如何强化思想研究呢?哈维强调“你应该努力把冲突的理论结合起来,看看有什么新东西诞生”[21]。这与症候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有异曲同工之妙。症候阅读是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借鉴精神分析传统提出的文本阐释学方法[22]。一般的批判性阅读是读者知识和文本内容之间一致点和不一致点的记录,由此形成的对文本缺陷的总结和反思只是运用自我逻辑思维进行的回顾性理解。但实际上,作者受环境、时间、身体、出版等因素影响,其文本的思想并非清晰连贯,总是无意识地在文本中表达出一些悖逆、含混、反常,这就是文本的症候。症候阅读就是要摆脱对文本表层叙事的认同或批判,关注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空缺,并尽可能弥补文本的症候。由于作者思想范式已造成固有病症,内向求解已不可行,需要我们保持开放心态与“冲突的理论”进行对话,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找到理论诊治的思路,一些理论之间甚至能形成症候的互疗,为理论创新提供契机。哈维始终基于地理学的立场,借助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考古学的思想资源不断扩展自己对话的对象,他在该书第5章对不同土地利用理论的精准解析就遵循这种思想史研究路径,透露出症候阅读方法论的精髓。当然,哈维也认为“有时候,你在写作中学到的东西比从阅读中学到的多得多”[23]。文本阐释方法终归服务于理论创新实践,学习哈维及其论著,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应是像他那样具有自我批判精神,大胆进行革命性的理论建构[24]。这本书仍然有待重新解读和解构,但最终我们需要吸收其精华并进行内化,以创造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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