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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9: 1731 - 1742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9.014

Cross-border flows of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Chinese urban space’s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 YANG Xiaoting , 1 ,
  • ZHANG Bo 2, 3 ,
  • AN Ning , 1, *
Expand
  • 1. Centre for Asian Geography Studies,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3.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20

  Revised date: 2022-06-21

  Online published: 2022-11-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2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70)

Guangdong Basic and Applied Basic Research Foundation(2019A1515011385)

General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gram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21YJCGJW001)

Fold

Abstract

Taking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and its spatial effects.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multiple cases in the bay area,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act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on urban spac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dimensions: Material, symbolic, and contextual. Among them, the material spatial fix is manifested in the reshaping of the urban physical spaces and network textures by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bay area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n educational enclave, whose material impact on urban space is merely reflec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gentrification of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but lacks substantial help to citywid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texture reconstruction. Compared with the material spatial fix of the city, these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ave a clear symbolic spatial fix effect on urban spac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ir obvious role in urban brand building, urban development vision supporting, and urban cultural soft power improving. From the contextual lens, except for providing a unique overseas learning experience at the campus scale, the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is severely lacking contextual communication with both the place where these institutions moved from and where they moved to at the city and community scales.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urban) spatial effects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non-neoliberal social contexts that can be read as a dialogue with existing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s for analyzing this emerging phenomenon. It also provides some non-pedagogical reflections on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operation and related policy 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and to some extent,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education-oriented region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decisions.

Key words：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urban geography; cross-border flow; spatial reconstructio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ite this article

YANG Xiaoting , ZHANG Bo , AN Ning . Cross-border flows of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Chinese urban space’s re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9) : 1731 -1742 . DOI: 10.18306/dlkxjz.2022.09.014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及各个国家对技术和知识创新重视程度的提高,全球范围内对高等教育资源及教育空间的争夺愈演愈烈。而当前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不均衡的分布,直接或间接提升了国际学生流动意愿,同时也催生了对于跨境教育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强烈需求。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对于许多西方国家而言,其本土国际学生的财政收入日渐无法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资本积累的需求,因此试图将教育基础设施的跨境地理空间扩散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新方式[1-2],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跨境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都属于这一范畴。虽然学生的国际流动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的既定特征,但大学机构和相关的课程设置等大规模的国际流动是一个更新颖的现象,因此对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高等教育根本性变革前沿的观察[3]。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不仅是为国际学生和教师提供维持正常教学活动的空间场所,还兼具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属性,可被进一步理解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日常社会实践场所,甚至被异化为权力的工具,成为由不同社会分层的主体建构的异质空间[4]。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不仅是强化全球教育流动性的“容器”,也是一种跨境行动者,深刻塑造全球化的高等教育与城市和地方空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5]。
然而,既有研究对全球范围内流动的高等教育空间的分析存在较大的不足。尽管将跨境教育空间的流动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讨论其对城市和区域的空间修复,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还是非物质层面的,都成为这个领域的研究热点(在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将进行更加细致的说明),但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基于对中国以外的经验案例的探讨,鲜有对中国的经验案例进行相关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教育机构和项目在中国激增,地方政府也提供了相应的鼓励措施。但是,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整体来说是非常少的,也是不够体系的。既有研究更多的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进行观察,例如,对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的经历、感知和空间想象进行讨论[6];通过口头、视觉和文本叙述以及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对西方跨国学生在中国教育背景下的自我身份建构过程的探讨[7];以政策分析的方式,讨论跨国教育机构和项目对市场需求以及政府意图的响应情况[8]等。然而,上述这些研究并没有系统地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流动与城市、区域发展建立起联系。中国虽然具有市场化的社会特征,但是教育领域受到市场化的影响相对来说较小。当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全球教育扩张与中国独特的社会体制相遇,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其是否遵循教育作为一种资本对城市和区域发展产生空间修复的逻辑,中国的经验案例对既有的理论是否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修补?上述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尝试去解决的核心研究问题。
本文首先梳理现有研究对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研究重点,以及地理学研究范式对于认识全球高等教育空间扩张的重要意义;其次,介绍本文的观察区域,即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包括其发展情况及其对城市的空间影响等;随后,以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观察为基础,重点分析和讨论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本文的潜在贡献在于,通过重新反思非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对(城市)空间重构产生的多重影响,对围绕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研究和概念分析框架进行补充和对话,为全球高等教育实践及政策制定提供非教育学层面的反思,同时对面向教育的区域与城市发展决策也具有参考意义。

1 关于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研究述评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可以看作是人、物、知识和思想在边界内外不断流动的现象,具有丰富内涵,其研究也呈现出多元性。首先,对这一现象展开深入探讨的是教育学,其主要是对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所承载的教育功能层面的探讨,如跨境办学的教学质量[9]以及对教育项目的设计、调整和实施的影响[10-11]等;此外,教育社会学也是对此展开讨论的一个重要视角。基于此,一部分学者分析了跨境教育的主体其跨境教育经历对其成长历程的作用,探讨了这种形式的教育流动对学生教育及其社会主体性的影响[12],以及将接受跨境教育的学生视为劳动力资源来讨论跨境教育合作对两个地方人力资本流动的影响[13]等;经济学也是一个不容被忽视的视角,经济学者往往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及跨境教育政策概念化为战略耦合的形式,来解读跨国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14],在此基础上,归纳促进跨国教育合作的成功因素,并且将跨境教育置于跨国企业知识管理和全球化运营的重要地位[15]等。
相比之下,地理学关于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研究显然更加系统和综合。地理学者将跨境教育场所视为充满流动性的空间,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作为移动的基础设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不同尺度空间的景观重组中,它们既可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发挥了广泛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外交效应[16];也可以发挥知识经济的引擎作用,使得教育空间成为人才、技术交流的场所,从而摆脱国家和民族主义的议程,转而拥抱全球化的身份与城市和大都市的身份,在中观尺度空间上(例如：区域和城市)成为促进地方和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17⇓-19],一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促进国际机构进驻,提供有吸引力的环境以建设高等教育中心(例如：迪拜、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14]。在微观尺度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也能够利用地方历史和文化亲和力,重塑地理想象和文化感知、身份认同,在体验和感知跨境教育空间中激发主体能动性[20-21]等。
在地理学对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的观察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贾娜·克莱伯特(Jana M Kleibert),她在柏林洪堡大学领导了一个“构建跨国教育空间”的研究小组,她们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有关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跨境高等教育对迁入地空间修复的理论分析框架[22]。具体来讲,全球性的竞争压力使得高等教育产业面临持续经营与发展的困境,从而推动了高等教育在地理空间上的根本性重塑,如城市地价上涨、用地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阻碍了教育基础设施的原地扩张[22]。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内部危机通常与资本在某一空间内的过度积累有关,这又进一步涉及资本与空间配置的讨论。哈维关于资本与空间的关系有过精彩论述,他一方面认可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剖析,强调社会对于空间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继承了马克思就资本积累对空间生产过程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将对空间的理解由“空间是什么”侧重到“空间是如何被(资本)创造和再生产的”,因此进一步强调了资本是如何通过压缩时间和空间扩张来提升效率,即著名的空间修复理论[23]。在哈维提出的空间修复的概念基础上,克莱伯特认为,高等教育机构也试图通过空间修复的方式来解决其内部危机,并且将建设国际分校涉及的空间修复模式总结为2种：领土性修复(territorial fix)和象征性修复(symbolic fix)[22]。领土性修复是指通过跨境高等教育分校的地理扩张推动市场重组,设立新的高等教育市场,对市场进行分割并加以区分,表现为跨境高等教育具有市场决策权,能够基于不同的地区和人群制定差异化的市场定价,提取新的资本积累价值;而象征性修复是通过地点的选择来累积基于地点的声誉价值,凭借品牌建设和培养积极的地方想象的方式,提高学校声誉,从而转化为经济价值。
然而,克莱伯特提出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仍然是存在不足的。首先,她并未充分讨论空间修复的双重含义。尽管克莱伯特简要提及空间修复具有将资产固定于某处的另一层含义,但并未深入认识到,资本不仅通过空间扩张修复内部矛盾,而且资本也在修复空间,即通过固定空间性投资、将投资嵌入土地创造新的景观[24]。因此,在领土性修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物质性修复的方式,指出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实施了市场的重组和细分,而且也创造了不断扩大和改进的建筑环境,即投资于体系化的物理设施建设,并推动物质资源和要素的流动,使其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其次,克莱伯特这一理论对于资本的理解存在局限性,导致对于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主体在经历空间修复过程中对其所带来的伴随性影响方面的讨论存在缺失。具体而言,哈维和克莱伯特认为资本具有经济属性,可以通过金钱、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关于资本的理解也有其局限性和模糊性,他们对资本的多元属性及资本运作在不同地理区域的特殊性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在资本的分类上,布尔迪厄将资本细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取决其不同类别的资本及其相互作用的结果[25]。经济资本使资本所有者能够承担接受教育所需花费的金钱,用于购买文化商品和远距离流动,获得更高的教育资格,广泛的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如语言技能、行为举止、学位证书)可以从海外学习中不断积累,随后在劳动力市场上交换为经济资本(如工作、收入),同时通过社会认可度的提升,对名誉、声望、精神等符号化存在的稀缺资源进行生产、再生产与长期积累,实现符号资本的增值,最终在特定情境下,将更多的学生群体纳入高等教育资本累积进程中[26⇓-28]。其中,布尔迪厄所强调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承不仅源于家庭,也来自于教育市场的学历再生产,即通过接受不同层级的学校教育,获得系统性知识及社会技能等文化资本[29]。因此,经济、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对资本的解读不只局限于其经济属性。然而,克莱伯特有关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的空间修复理论比较注重在政治经济视角上的讨论,并未从日常情境的角度探讨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于迁入地的微观主体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即便在其有关象征性修复的概念中,主要也是在讨论对于学校本身的象征性意义的修复。
基于现有理论的不足,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更加聚焦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迁入地区域空间影响的分析框架,来讨论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如何通过广泛的全球化市场,促成城市的物质要素、教育系统、教育机构和产业实践在社会空间的深度转型。本文对现有分析框架的主要补充工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 将领土修复概念侧重于对迁入地空间的物质性修复,主要指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作为国际师生流动的中介和载体如何在更新和改造城市空间过程中发挥作用;② 将克莱伯特理论中有关跨境教育对学校本身声誉的象征性修复延伸到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迁入地城市品牌声誉等象征性空间的影响;③ 加入了日常生活视角,即情境性修复,强调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之于迁入地社会文化空间的影响,阐述微观尺度下不同主体的日常生活与跨境教育实践所杂糅交织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图1)。下文将重点结合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观察对此进行阐述。
图1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空间修复理论框架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patial fix of cross-border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2 研究案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多案例观察

粤港澳大湾区是基于中国外向型发展的大背景,由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新地理概念,在加强粤港澳合作并推动其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新高地的战略规划层面被寄予厚望[30]。优质高等教育作为创新的核心要素,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1]。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显然注意到这一点,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及“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等多项重大规划目标均强调了高等教育对湾区及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此外,教育部和广东省政府也共同对湾区高等教育合作进行了顶层优化设计,对湾区内跨境办学的模式提供了极大的政策支持。因此,粤港澳大湾区也是目前国内涉及跨境办学规模最大、门类最为丰富的地区。据统计,湾区内共有19所跨境办学教育机构(参见图2,含筹办的7所),其中8所是与港澳地区合作的项目,包括已落成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规划建设中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
图2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合作办学高等教育机构分布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4342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2 Distribution of cross-borde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移动基础设施,其强大的流动性也带来了不同地方文化和制度的对话。这也表明,境外教育资源的引进势必涉及更复杂的人—地关系和社会融合,需要将其置于城市和区域等更为中微观的空间场域中去分析,例如协调国际化大学参与全球化和地方城市建设的关系,提高学生对于地方文化的接纳程度等。本文以多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对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划文件和相关报道的文本分析,以及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老师和学生的访谈内容开展研究,尝试探讨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空间重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内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办校时限较短,在时间维度上去探讨某个跨境办学机构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这种研究路径比较缺乏操作性,本文采用的多案例的分析方法有利于在多个差异性案例的基础上,更全面地总结国内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不同城市空间影响之间的共性,对西方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作出补充。

3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空间的重构

3.1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物质性修复

国际高等教育的物质性非均质分布是一定区域内、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结果,其促使以国际学生为主体的跨境流动产生。为解决资本主义内部危机,国际高等教育机构本身也进行扩张,不断占领全球市场,通过资源跨境流动对自身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修复,但这个过程也对区域和城市发展产生了空间修复的作用。因此,本文提出的物质性修复,不是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如何通过地理扩张而掌握重组市场的能力,而主要是从地理学城市和区域的视角去探讨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如何以资产固定的方式对其迁入地进行空间修复,着重讨论其对所在地的物理空间结构和形态的影响。
将资本嵌入实体空间形成建筑环境是实现资本再生产的重要方式,资本的逐利性和增值性使资本不断更新和改造空间[32]。通过资本的地理重组,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定义了校园结构、学习所处的建筑环境和便利设施分布,优化教育空间功能结构,例如通过公共走廊、透明空间和用于非正式交流的公共空间,创建增进跨学科互动和更具创新性的教育空间,这对于学生社交网络的建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33-34]。此外,跨境教育机构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规避母国所在地的高昂地价,获取相对廉价的用地空间,表现为土地结构调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新建和功能优化,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聚集等。例如,一些学者注意到,跨境办校在空间上往往体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比如“卫城”和“群岛”等概念[35],前者表示高等教育机构的集中分布,后者比喻高等教育机构分散布局。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的空间修复也重建了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与周边社区的物质性联系,例如,由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带动的房地产开发和商业区发展,使越来越多周边社区被纳入大学社区一体化建设中来,出现大量的“学区房”和高档住宅区的现象,从而使周边社区进入“学生化”或“绅士化”阶段[36⇓-38]等。
上述这些研究除了讨论跨境教育流动在城市的空间格局之外[35],对于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与城市和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还是缺乏比较系统的讨论。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教育机构的观察,研究发现,跨境教育机构的流动对其迁入城市空间的物质性修复是有一定影响的,但这种影响的范围比较小,几乎都是停留在社区或者基础设施改进等方面,不能够承担起带动区域整体发展的角色和功能。具体来讲,对于跨境教育机构来说,它们的流动本身就代表着资本的自我修复,试图通过流动的方式来寻求更低的成本(如地租)和更加宽广的高等教育市场,因为留学生到母国留学的经济成本(如学费、交通、生活成本等)以及社会成本(如签证等)都更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减其利润空间。因此,它们流动到母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关注市场之外,也非常注重对成本进行平衡。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其经济相对发达,地价较高,因此跨境教育机构在选址的时候并不会刻意要求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反而会追求一些地租更加便宜的城市边缘地区。而另一方面,对于市政部门来说,它们引进跨境教育机构的核心目的在于将其视为城市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引擎,带动城市或者特定区域的全面发展。这种诉求与跨境教育机构对低地租成本的追求十分契合。因此,市政部门也倾向于将跨境办学的机构选址于城市的边缘区域或者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办学机构的选址来看,无论是在一线城市(如深圳、广州等)还是非一线城市(如珠海等)都放在远离城市中央区的区位,如深圳的龙岗区、广州的南沙区、珠海的横琴以及唐家湾等。
但是,对于这些区域来讲,跨境办学机构所产生的空间物质修复效应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在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观察中,这种物质性修复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首先是对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例如,澳门大学横琴校区的建立就促进了横琴交通设施的改善。为便于管辖,横琴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两地之间修建了一条全长约1750 m的海底隧道,可以24 h全天候从澳门经过隧道出入澳大新校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坐落在珠海的新校区建成之后,珠海市市政部门对校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有效地改善了唐家湾片区赤花山大学园区周边区域交通能力,解决了市政管线配套缺乏难题,并通过沿线绿化、广告牌、地面铺设、灯光效果、街道小品的布置,形成了壮观的景观轴线,提高了整个片区的城市品位等。此外,跨境办学机构所产生的另一种空间物质修复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周边社区功能用途和景观的影响,也就是之前学者提到的高等教育机构对周边社区的“绅士化”或“学生化”的现象[36⇓-38]。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往往意味着数以万计的老师和学生的住房和生活需求,随之而来的是周边土地价格附加值的增加,往往会带动高校周边房地产及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与周边的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其落地龙岗区大运新城,带动了周边的房地产开发,使得周边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迅速飙升;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也是一个例子,来自该校的一名学生在访谈时肯定了学校建设对于周边社区的物理修复作用,表示其带动了会同村基础设施和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村舍建设,经过两三年的发展,会同村从原先破败的村落转变为焕然一新的观光旅游文化村。
然而,对于市政部门来说,它们希望能够通过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引进,带动城市和区域的整体发展,这一点在广州对南沙的定位以及珠海对于横琴的定位来说尤其典型。南沙之于广州和横琴之于珠海,都是这些城市尝试去打造的新增长极。市政部门对于高校的引进,其定位在于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创新以及提供区域发展所需要的必备人才,从而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但是这种定位与跨境办学机构出于资本的自我修复的定位以及学生对于跨境办学学校资源的期许显然是存在不匹配的现象。对于跨境办学机构而言,它们的目标是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对于学生而言,他们追求的是优质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及文化资本,这两者对于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直接的作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跨境办学机构只能被视为一种教育飞地,其对城市空间所产生的物质影响仅仅是体现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周边社区的绅士化等方面,对于城市深层的发展格局和经济重构意义并不大。如果高校所在城市或区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这些高校也并不能像市政部门所期许的那样成为人才和技术创新的蓄水池,也会流动到其他地方,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没有实质的帮助。跨境办学机构对城市和区域的这一物质修复特征也对它们之间的可持续合作关系提出了挑战,下文将就这一问题通过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进行讨论。

3.2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

象征性修复主要是指跨境教育机构基于自身的声誉和品牌对城市形象等象征性空间的修复。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作为全球性参与者,拥有超越所在地区以外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其他区域连接其所在地区的重要端口,能够影响所在地城市的社会、空间和象征性结构,促进其象征符号(如地方品牌、声誉、知名度等)在特定社会场景下的生产和再生产。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内跨境教育机构及其与城市、区域的空间互动来看,研究发现这些跨境教育资源的流动对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是对城市品牌的修复。在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国际性大学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符合其品牌发展战略的城市目的地,而城市的定位与实力是吸引大学聚集、建立城市与大学联盟关系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跨境教育机构的流动并非完全是由教育机构来主导的,尤其是在社会制度与新自由主义完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例如中国),也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谋求发展知识经济过程中不断追加物质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在中国,随着地方愈加重视高等教育与城市品牌建设,政府政策更加强调教育基础设施的规划与过程管理,以营造良好的声誉。因此,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作为城市行动者嵌入城市内部的品牌建设中。这一点在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跨境教育机构流动的观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深圳为例,其城市品牌建设策略中最响亮的一个品牌无疑是作为国家技术创新的高地。而位于深圳的跨境高等教育机构也针对这一城市品牌战略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对其进行象征性的空间修复。例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借鉴了海外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定位于战略性新兴理工学科,招聚世界级的科研队伍,构建中西结合的独特学习环境,以地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发展方向,加快理工学科的建设,以适应深圳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需要。类似的案例还有南沙作为广州市政府拟发展的科创中心的区域品牌建设目标,因此引进了以“科技”为核心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校)坐落于此,其在专业设置和人才招聘等方面也都在向这个区域品牌目标靠近。此外,珠海为了摘掉“珠海没有自己的大学”的帽子,也在跨境教育机构的引进和培育方面显得非常活跃,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对于城市品牌修复的考量。
其次,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不仅体现在城市品牌的营建方面,也表现为对城市发展愿景等方面,例如如何发挥创新和区域领导职能,利用优势专业,在产学研体系建设方面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引领作用等。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该校利用高校人才技术资源与企业市场资源,对接了珠海的中优农品牌研究院、珠海高新区北师港浸大产学研基地项目,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产学研创业平台,涵盖新农业、计算数学、教育信息化、医学成像、数字科技、新媒体、文创等领域;另一例子是澳门大学横琴校区,其与珠海市属国企华发集团共同促进了高层次人才培养、产业孵化、知识产权与科研成果转化等,并且与澳门大学共建了联合实验室,包括微电子研发中心、中华医药研发中心等,为珠海市的科研转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上述两所大学均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产学研体系的战略方向制定,与其所在城市及关联城市的产业发展方向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并且积极寻找与国家部门与事业单位所属机构的合作机会。概言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作为全球性与地方性的载体,以物质修复为依托,通过象征性修复推动了全球教育资源与城市地方资源双向流动,基于城市资源禀赋和发展方向建构了城市的符号价值,以确立城市最佳的发展定位,发展最适合城市的各类产业。
最后,是对城市文化和软实力的修复。跨境教育机构的流动是基于地方发展需求和全球战略趋势,以大学为核心建立起的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和创新网络,其从各个方面都推动了全球性与地方性的深度融合,当然也包括文化的交融。因此,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迁入地城市的空间修复也表现在文化和软实力维度。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教育机构的观察发现,其对城市文化和软实力的修复体现得尤其明显。例如,在学院和专业设置层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期是以商科建校,发挥了商科专业优势以持续支持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和全国性经济中心的建设,成为引领中国与全球商贸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接口。但是,建校以来,为回应公众对于文化艺术和卫生医疗的更高需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随后设置了艺术类学科,培养创新型音乐艺术人才,寻求以国际化的发展方式推动城市文化设施发展和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同时也立足深圳、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部署,探索深港合作办学、合作办医新机制,拓宽两地间医学领域合作范围。这些举措都是学校对城市文化和软实力进行修复的重要体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这些跨境高等教育机构都有明确和明显的招收国际留学生的愿望,通过广告、宣讲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塑造所在城市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形象,并以此提升其作为留学目的的吸引力。这些举措无疑也提升了其所在城市的文化软实力。
整体来看,相较于对城市的物质性修复,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教育机构对于区域内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作用显然更加明显。无论是对城市的品牌营建,还是对城市发展愿景的塑造和扶持,亦或是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大湾区内跨境教育机构对绝大多数城市和区域的带动和修复作用都比较明显,这也反映了跨境教育机构的流动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象征性层面。

3.3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情境性修复

情境性修复主要是指微观尺度下不同主体的日常生活与跨境教育实践所杂糅交织的全球性和地方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城市和大学是创新和优化经济结构的积极参与者,但对于大学与城市社会空间不断深化的关系有待更深入的研究。事实上,有学者发现基于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开展的教学活动与社交活动是建构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以及重塑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地方感的重要途径,这些议题都与跨境教育机构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和社会情境紧密相连[39-40]。此外,从跨境教育流动涉及的主体来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基础设施,能够为流动的高素质群体提供短暂或长期的互动场所,其通过兼具全球性、区域性和多元化的知识与文化再生产,能够产生反映城市特质的空间氛围,并且能够被感知、体验和重塑,从而转化为关于基础设施空间甚至是其所在地的城市空间的持久记忆和情感[41],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实现了对城市空间的情境性修复。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跨境教育机构对所在城市或区域空间是否产生了情境性修复的效应?本文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内跨境教育机构流动的经验观察,尤其是针对不同高校学生的访谈研究,发现情境性修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在读学生对国际化的教育文化的体验这种情境性互动有了显著增强,体验了国际化高等教育的独特魅力。跨境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将迁出地的高等教育资源,如办学模式、教学语言、课程设置等,完完整整地复制到迁入地。粤港澳大湾区内许多跨境高校的在读学生对此有非常多的感受,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① 对跨境高校的教学模式的独特体验。例如,许多在读学生在访谈中表示,需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中西文化适应过程,比如对无班教学和全英文教学的适应,“没有班级让我从此没有了班级归属感,而全英文教学对于刚进校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课后需要花很多时间进行自学”(22岁,女)。② 对跨境高校的独特文化氛围的情境性体验。跨境教育所营造的物理空间和象征性空间(通常都具有非常典型的西方文化的烙印)深刻影响着学校师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让在读学生在校园这一个小的空间范围内感受到自己身临其境的境外学习的体验。许多受访的学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正如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一名受访者(23岁,女)谈到：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更加自由的氛围和更多的交流空间,这是它们(境外,笔者加)教育模式的一大特点。其实,如果我们不出校门,经常会有一种在境外读书的感觉,用着它们的WIFI、全英的教学、非常多的小组作业……疫情后,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因为我们出去(校门)的机会非常少。
其次,尽管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流动强化了学生对境外教学模式的情境性体验,但主要是停留在校园层面上。大学不仅仅是校园,而且还是与城市和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境外许多大学都没有围墙和边界,以爱丁堡大学为例,它是由一栋栋跟整个城市和社区犬牙交错镶嵌在一起的建筑组成,根本没有校园这个物理性概念。因此,这种跨境办学模式与跨境教育机构来源国或地区缺乏足够的互动,就会导致缺乏与跨境教育机构来源国或地区情境性文化的必要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就读学生的教育体验。这一点在受访者的访谈中也被多次提及,正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一名在读学生(25岁,男)提及到的：
在这读书和真正在国外读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国外的大学不只是停留在校园,校园以外的交流也很重要,甚至更加重要,是一笔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我有个姐姐在英国读书,她经常会去校园以外地方学习,算是学习吧,比如逛博物馆,它们的博物馆做得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些也很重要,当然也是我们在这读书所缺乏的……
最后,除了与迁出地区缺乏情境性交流之外,跨境教育机构的选址往往是在城市边缘区域,也限制了高校老师和学生对城市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深入了解,导致对城市空间情境性修复十分被动的问题。例如,一些受访者谈到,“学校地理位置相对偏离市中心,尽管基础设施也较为完善,但娱乐文体设施与企业实习机构少,加之学习课程任务繁重,因此缺乏与社区周边交流互动的机会”(22岁,女)。通过访谈了解到,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许多跨境高校而言,学校与社区间的联系强度甚至弱于学校与迁出地的联系,这在微观的日常情景中主要表现为学生社区活动参与程度较低,对地方文化了解不足,而其核心原因在于校园的区位比较偏远,通勤成本过高。
总体而言,跨境教育基础设施除了在校园空间尺度上提供了独特的境外学习的情景模式之外,在与迁出地的联系以及与城市和社区尺度上的社会文化联系等情境性交流方面都有待加强,需通过情境性修复的方式强化学生、学校与学校迁出地以及学校所在地区的社区、城市间的日常互动,营造更加广泛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文化交流氛围,使其更好地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中并适应城市竞争。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高等教育资源的跨境流动代替国际学生流动,实现资本的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以解决资本积累过剩的内部危机,是目前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变革趋势。在这一背景下,跨境办学机构的出现作为一种移动的基础设施受到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但学界对高等院校、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区域内社会空间动态之间的共建共生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明显缺乏,使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在全球性和地方性结构性动力和非结构性动力的重组过程中,依然抽离于城市脉络之外。基于此,本文立足全球和中国跨境教育合作的发展现状,以及大学和城市动态而复杂的互动关系,讨论跨境教育基础设施的空间修复进程如何促成教育体系和产业实践在城市空间的深度转型,试图在跨境高等教育与城市空间发展的交织中,建立起中西学界有关这一新兴现象的理论和实践对话。
在国际分校建设及其涉及的空间修复模式相关的研究基础上,尤其是在克莱伯特[22]提出的领土性修复和象征性修复等2个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其对空间修复的内涵理解不够充分以及对于资本理解的局限性所导致的对跨境教育基础设施主体在经历空间修复过程中对其所带来的伴随性影响缺乏讨论等不足,在此基础上,借鉴了哈维[23]有关空间生产和空间修复的理解以及布尔迪厄[42]就资本这一概念的细化,提出了跨境合作高校对城市空间重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性、象征性与情境性等3个维度。基于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的多案例观察,本文得到3个主要发现：
(1)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物质性修复维度。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是全球高等教育网络的实体节点,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嵌入其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粤港澳大湾区的观察来看,这些跨境办学机构只能被视为一种教育飞地,其对城市空间所产生的物质影响仅仅是体现在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周边社区的绅士化等方面,对于城市深层的发展格局和经济重构的意义并不大,这些高校并没有像市政部门所期许的那样成为人才和技术创新的蓄水池,对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缺乏实质的帮助。
(2)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维度。相较于对城市的物质性修复,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教育机构对于区域内城市空间的象征性修复作用显然更加明显。无论是对城市的品牌营建,还是对城市发展愿景的塑造和扶持,亦或是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大湾区内跨境教育机构对城市和区域的带动和修复作用都比较明显,这也反映了跨境教育机构的流动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作用在象征性层面。
(3) 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的情景性修复维度。跨境教育基础设施除了在校园空间尺度上提供了独特的境外学习的情景模式之外,在与迁出地的联系以及与城市和社区尺度上的社会文化联系等情境性交流方面相对缺乏。在读学生除了感受到独特的境外校园学习之外,超远的距离、薄弱的两地联系以及迁入城市边缘的区位都导致了在读学生缺乏与迁出地,甚至是迁入地的城市和社区之间的深层交流和日常生活互动,产生了强烈的游离感。
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于提供了对非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下跨境教育基础设施流动所产生的(城市)空间效应的反思,对现有的有关这一新兴现象从理论和概念分析框架上进行补充和对话。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应主要是以公益为主,避免沦为新自由主义市场主导机制下的产物,这也意味着跨境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从政策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合理的引导和修正,以降低社会空间极化和城市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最后,本文提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经验案例,希冀为全球、区域与地方尺度下推动跨境教育“引进来”与“走出去”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它们与城市空间重构的积极作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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