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s

Territory versus sovereignty: A review of the “territorial trap” stud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 LIU Yungang , 1, 2, 3 ,
  • LIU Xuanyu 4 ,
  • WANG Fenglong , 3, * ,
  • HU Xunx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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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 The Center for As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2. The Center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Beidou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Foshan 528225, Guangdong,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11-19

  Revised date: 2022-05-05

  Online published: 2022-10-25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4202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071187)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225)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20VHQ002)

Abstract

Territory is the key concept i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territorial trap is one of the most classical theor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 traps, summarized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ory, and discusse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ical studies. The theory of territorial trap proposed by Agnew is based on thre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the "trinity" of territory-state-sovereignty, the "dichotomy" of domestic-foreign, and the state as a social container.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ory refutes the existing state-centric view of territory and emphasizes various effective forms of sovereignty besides the state's territory, such as extraterritorial sovereignty, graduated sovereignty, and social sovereignty.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trap theory reflects its strong explanatory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ross-border migration control, cross-border resource protection, cross-border water politics, and so forth. 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territorial issues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erritorial control and effective sovereignty and the perspectives from the center and periphery, and be examined by combining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emotion. It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erritorial issues,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establish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ite this article

LIU Yungang , LIU Xuanyu , WANG Fenglong , HU Xunxun . Territory versus sovereignty: A review of the “territorial trap” stud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8) : 1492 -1503 . DOI: 10.18306/dlkxjz.2022.08.012

领土/领域(territory)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1-4],不过英文的territory,在中文中有多种释义,可以理解为领域、领土、领地、属地、封地、疆域、国土、地域等,分别适用于不同情境[1-7]。一般而言,在涉及国家议题时称为“领土”,特指国家的主权范围,非特指情况下多称为“领域”[1]
在西方政治地理学界,对领土/领域的理论认知经历了从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领土论)到萨克的人文领域性(领域论)的认识论转变,关注对象从国家延伸到人类社会和个体。而1994年Agnew[10]提出领土陷阱(territorial trap)理论,则又将领域研究重新带回到国家尺度,将“空间权力”的讨论聚焦回到“领土主权”。本文利用CiteSpace,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梳理了1994—2020年关于领土陷阱的研究成果,得到有效文献320篇,这些文献的共被引聚类图谱和发文作者图谱如图1图2所示。通过文献图谱的分析可以看出,已有领土陷阱的研究大致可分为2类:一类是对领土VS主权的概念性思辨(以Stuart Elden、Neil Brenner、Alexander B. Murphy、David Newman等的研究为代表);另一类是基于领土陷阱理论的经验/案例研究,包括对全球化(以Eric Sheppard的研究为代表)、水政治(以Peter Vandergeest等的研究为代表)、移民(以Monica W. Varsanyi的研究为代表)、帝国(以Michael Hardt和Tarak Barkawi的研究为代表)、恐怖主义(以Jaume Castan Pinos和Steven M. Radil的研究为代表)等相关议题的探讨。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议题,对于中国参与反恐行动、参与全球治理等均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图1 领土陷阱文献的共被引聚类图谱

注:图中iom是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缩写。

Fig.1 Co-citation cluster map of literature on territorial trap

图2 领土陷阱的发文作者网络图谱

Fig.2 Author network map of publications on territorial trap i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不过,国内对于领土/领域理论的相关研究目前仍以中微观探讨为主[4]。如罗小龙等[5]将大都市区的区划调整理解为去(再)领域化的过程;刘云刚等[6]和侯璐璐等[7]探讨了基层社区和城中村的领域政治;马学广等[8]运用领域理论剖析了深汕特别合作区的空间生产等。国家尺度的研究成果较少,目前仅苏晓波等[9]运用领土陷阱理论对中国跨国禁毒策略进行了探讨。因此,本文对领土陷阱的理论缘起及围绕领土陷阱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1 领土陷阱的理论源起和进展

1.1 领土陷阱的理论源起

1994年,Agnew在国际关系主流期刊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上发表“The territorial trap: The geographical assump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一文[10],首次提出领土陷阱概念。他指出,地图上整齐划一的国家领土边界只是一种图面表达,而非真实世界的呈现。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都采用这种简单化的、基于地图(而非现实)的世界作为分析基础,以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作为分析单元[11],认为每个国家对领土拥有绝对权威,国家间互不干涉内政[12],国家被作为世界政治分析的唯一空间单元,这种认知方式会产生一系列谬误,Agnew将其称为“领土陷阱”。
Agnew[10]认为,当前对领土—主权的认知谬误主要基于3个环环相扣的地理假设:第一,领土—国家—主权“三位一体”;第二,国内—国外二元对立;第三,国家是社会的容器。这些假设之所以存在谬误,主要原因有3点:第一,领土是动态的[13],国家主权与领土的结合、用精确线性边界划分领土是近代欧洲开始采用的理念和技术[14-15]。在此之前,领土不是绝对的[16],特定空间中可以共存多种政体(公国、骑士领地、行会、自治市等)。随着欧洲旧等级制度的消解,主权才逐渐从君主个人转移到国家和国家机构,领土才被理解为国家的权力边界,国家也相应地成为领土国家[10]。第二,尽管国家被抽象为一个理想化的决策主体和完整的分析单元,但国家是由多元的主体和机构构成的,而这些主体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边界可能并不一致。第三,全球化进一步打破了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国内/国外”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全球化时代日益互联互通的经济贸易关系、全球城市网络、生产网络和创新网络不断挑战着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完整性[17],将某个地理现象或过程界定在封闭边界内愈发不可能[18],一些学者甚至将全球化看作无边界世界的到来和民族国家的终结[19]

1.2 领土陷阱的理论进展

Agnew[10]提出领土陷阱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当时的国际关系研究发出挑战,但这一学说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发的讨论似乎并未如预想中热烈,反而是在地理学界,特别是政治地理学者中,引发高度关注。2005年,Agnew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上阐释了他进一步的思考,提出超越领土边界的国家权力运作形式,即“实效主权(effective sovereignty)”,并由此延伸出一系列验证运用的案例研究[20]。这些研究在理论上可分为2支脉络:一是倡导多尺度的相对领土观,批判国家作为唯一的领土运行主体假设,其落脚点在“非国家主体”;二是强调国家主权不必局限于领土边界,并指出多种超越国家边界的实效主权形式,其落脚点在“多维主权”。

1.2.1 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相对领土论”

国家的主权和领域性受到全球化进程和社会实践中非国家主体的重构。如Brenner[21]关注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领域性的变化,并将全球化定义为一个多尺度的再领域化过程;Sassen[22]认为,“领土”具有独立于民族国家之外的主体性,不能简约为“民族的领地”或“国家的领土”。还有一些学者倡导,不仅要将领土作为国家运作和行使权力的功能空间,也要视为各种社会和政治实践的结果[1,23-25]。如Sigler[26]指出,巴拿马的领土应该被看作一份“重写本”(palimpsest),其建成环境和领土实体被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不断重塑,其本身的特征与其所处的全球贸易和资本流通网络中的地位相比已不重要。不过,也有学者提醒,在关注领土的社会性建构的同时,也不要忽视领土本身的物质性,避免落入“非领土化的陷阱(non-territorial trap)”[23]
2010年,Reid-Henry[27]、Agnew[28]在期刊Geopolitics上组织“The Territorial Trap Fifteen Years On”专辑,强调领土陷阱不仅是一种对经验主义的本体论批判,也是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中还原论思维的认识论批判。这种认识论层面的批判与方法论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类似性,后者假设民族—国家—社会是现代世界中理所当然的社会与政治形式[29]。在从国家领域性到多尺度领域性的转变过程中,不同尺度的权力关系的边界错位和跨领域边界的权力关系也引发了学者新的思考。如Osborne[30]通过分析铁器时代土耳其Patina城邦国家的主权和领域性,发现政治权力并非均匀分布在领土上,而是形成类似中国古代“五服”式的圈层结构,很多权力关系超越了地理边界,他将这种领域性界定为“可延展的领域性”(malleable territoriality);Varsanyi[31]在对美国州政府绕过联邦法令制定无证移民驱离政策的研究中指出,对城市权利的争取必然受到公民身份许可等国家领域性政策的影响;Buller[32]、Raco等[33]则提出融合国内和国际对象、理解功能性的跨国空间的新视角——“联结治理”(linkage governance)和“关系性规制”(relational regulation)。

1.2.2 超越国家领土边界的“实效主权论”

早在1996年,Murphy[35]就指出,主权具有法律主权(de jure sovereignty)和事实主权(de facto sovereignty)之分,前者强调法律正式认可的主权,后者则是指实际行使的主权。Murphy指出,尽管所有被承认的国家都拥有法律上的主权,但事实上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主权,如巴勒斯坦可以被看作是得到国际承认但缺乏国家职能的法律国家;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是能够实际行使国家能力但缺乏国际承认的事实国家。Agnew[36]的主权规制(sovereignty regimes)概念对主权的分类进行了延伸,他根据国家的权威(统治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和固着在领土之上的程度(国家的领域性),将主权划分为4种类型——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型、强调科层从属关系的帝国主义型(如殖民时期的英国)、超国家一体化型(如欧盟)和依赖霸权的全球主义型(如美国)。其中,除第1类之外,其余3种类型的主权和国家的领土范围都不重合。这一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尤其是强调从非正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实效边界角度拓展实效主权的研究[37-38],例如McConnell[39-40]、Yeh[41]、Castan Pinos等[42]通过对非法政府、公民身份与领土归属不一致的边境居民、恐怖主义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出实效主权的存在形式和非国家政治对地缘政治的挑战等。在这一思潮下,学者们纷纷展开了对国家领土主权之外的多种实效主权形式的探讨。其中有3种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
(1) 域外治权。Vandergeest等[43]提出,领土只是国家空间权力的组织方式之一,某些强国能够通过设立军事基地、主导货币体系和推行文化价值等方式在其领土边界之外获得实际的治权,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域外领域性(extraterritoriality)。如美国通过国家安全和司法机构审查等方式,不仅可以直接打击国内的他国企业,而且在必要时候也会超出领土之外,协助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44]
(2) 分级主权。Ong[45]指出,主权不应该仅包含军事和法律权力,也包括对市场、人口和资本的空间差异化治理。为满足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分工需求和提升区域竞争力,一些国家会在某些特定区域让渡一些主权,从而使得传统均一化的主权变成“分级主权”(graduated sovereignty)。如东南亚国家设置的各类开发区,中国的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等一系列多样化主权形式(variegated sovereignty)[46]。当然,分级主权也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经济自由化[47]、非法贸易的温床等[48]
(3) 社会主权。Latham[49]关注到社会层面对国家主权自下而上的抗争,提出社会主权(social sovereignty)的概念。他指出,许多地区在历史上主权就是破碎的,分散在许多非正式但有效的地方权力形态中。特别是边境地区,存在许多代理国家功能或权力的行为体,如当地长老、黑帮、豪强和军阀等。他们并不挑战国家权威,也不破坏领土边界,但在现实层面却导致“主权权威”并不完全属于国家权力机关。基于此,Latham将主权从国家扩展到其他社会组织形式,表明主权的关键不再是代理人(如国家政府)的法理地位,而是塑造权力关系的生活场域[50]

2 运用领土陷阱理论的经验研究进展

领土陷阱作为一种批判性认识论,通过解构领土与主权之间的关系,描绘了一个更为复杂但真实的世界权力空间图景,为其后的国家领土主权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51-53]。这种领土陷阱所带来的认识论变化,被映射在全球治理、跨境移民、跨境资源保护和治理、水政治等诸多方面[54-58]

2.1 全球治理中的主权让渡

目前的许多案例显示,国家政府正在主动转型,通过再尺度化、国际化、多边协议等来参与全球治理[59]。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权力同时向2个方向转移(尺度重构):“向上”让渡给超国家组织,“向下”下放给次国家主体。前者(“向上”让渡)表现在全球日益活跃的各类跨国机构,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复制并强化帝国主义色彩的治外法权,扮演着与国家类似的角色。这些机构主要有2类。一类是非政府组织,如主导东南亚虾类养殖标准的全球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43]、主导棕榈油行业标准的“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等[60];另一类是跨国公司,如很多跨国公司在全球形形色色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中投资并获得大量特权,彰显出国家对领土的垄断性管理已经让渡给一种主权混合的领土治理形式[61]。后者(“向下”下放)则体现为各种次国家行为体在影响地缘政治经济结果方面的作用。如非洲各国政府在权衡中国贷款的成本和收益时,国内舆论动态和政治环境极大地影响了双方的合作范围[52];与之相反的案例是中国在伦敦的住宅投资,其投资趋势、过程和结果反映出伦敦和中国国内地产监管及国企的作用,而且后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53]

2.2 非传统安全中的去/再领土化

非传统安全是非常典型的领土陷阱现象,其超越了国家间的治理框架[9]。如全球流动性背景下的病毒传播,其去领土化逻辑与现代国家的领土治理逻辑形成天然矛盾[62],医疗力量相对薄弱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成为“木桶原理”中的短板[63]。同理,跨国禁毒也需要国家政府克服领土陷阱,积极走出国界[64]。与欧美国家在毒品生产国推行禁毒战争不同,中国政府采用替代种植的方式,以跨国农业贸易为核心构建缅北地区生产共同体,彻底斩断毒品走私的贸易网络和社会关系,成为突破领土陷阱的典型案例[9]。与此类似的是恐怖主义。传统研究辩称恐怖主义“对领土冷漠”[42]。然而,随着领土陷阱戳穿国家是现代政治社会与身份的天然“容器”的假设,不少学者指出,尽管恐怖主义以非国家、非领土化的形式出现,但并不代表恐怖主义集团对封土建国没有追求。特别是对于宗教型恐怖主义组织而言,领土是核心激励因素,如伊斯兰主义的“乌玛”世界观与重建哈里发国的愿景,都依赖于空间控制的领土逻辑[65]。近来,恐怖组织演变为更分散的恐怖网络,不断寻找新的全球问题地区扎根,更多的地区沦为恐怖组织的“安全堡垒”,如埃塔组织和哥伦比亚革命军[42],“越反越恐”背后的领土逻辑值得学者反思与深入探讨。

2.3 跨境移民治理中的离岸/域外空间

在关于移民的权利和责任及国际社会应扮演何种角色的法律和政治讨论中,内/外分野的视角始终位于争论焦点[66]。当非法移民定居在目的国时,当地政府常常将非法移民议题“政治化”,从而引发种族、国家间的对立情绪[31]。这种排斥现象并非只发生在领土内,也发生在跨境实践十分活跃的离岸移民处理机构[67-68]和域外拘留空间[69]。如澳大利亚、欧盟建立系统性的地理安保工程应对寻求庇护的难民[70],彰显出边界化实践日益脱离民族国家的领土框架的趋势。但是,任何遣返的前提是原地区的和平重建,否则返回难民又会成为“新流亡者”。例如缅甸难民在被泰国驱逐后,并未返回缅甸,而是“消失”在边境丛林中。当然,移民目的国迫于人道主义压力,会将流散难民集中在固定地点,建立难民营。从主权国家视角,难民营普遍被看作领土内的例外空间,因为在这里难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地位,沦为赤裸生命”[71]。但Oesch[71]在对约旦/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研究中发现,许多难民拥有“难民—公民”的双重身份,表明在排斥/包容之间存在着“模糊地带”,因此他建议将边境重新定义为一个多重模糊性和主观性的空间。这与Baird等[54]对中缅边境多样化治理的观察相呼应。在中缅边境既有大尺度地缘政治的考量,也有关涉地方尺度的政治和现实问题,权力机关通过“多元化监管”[72]建构起更务实的跨境治理模式。在这层意义上,边境管控本质上是以人的流动为中心,为了摆脱领土陷阱,需要采用一种更加人本的研究和治理框架。

2.4 跨国公民的身份困境

领土陷阱假设国家是社会的容器。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人口流动常常超越国界,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边界并不一致。例如当对旅居海外的人口进行普查或派发选票时,就会产生人—地的不匹配[56]。同理,受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干扰,一国某些地区的人口更加认同另一国内的人口,当涉及跨越国界并持有民族统一主义观点的某些种族和宗教社区时,情况更加复杂[28]。例如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难民的外流和犹太移民的流入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种族—领土隔离,但大量阿拉伯—巴勒斯坦少数族裔在以色列境内并未妥协,而是积极寻求自治,以色列不得不平衡族裔空间隔离与领土同质性之间的微妙关系[57]。这种对特定领土的强烈依恋和归属感同样适用于族裔游说,如越裔游说对美国2010年全面介入南海争端的决策就产生了作用[73]。这说明,全球化下的国家治理随着领土—人口关系变化而不断复杂化,多尺度的跨境治理正成为重要的新兴形式。

2.5 跨境资源保护与治理

在探索主权的领土维度的文献中,自然资源的开采和保护占有重要地位,跨境资源的跨国性、共享性和流动性使其被多个国家声明主权,导致跨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较为复杂,常因产权不明晰而导致冲突[74]。例如在海洋渔业中,无论是渔获量份额分配还是渔业领土使用权都是以海洋分区为依据[58],但静态边界模型并不适用于高度流动的海洋资源,“法律—政治—管理边界”与鱼类和渔民生产的“生态或社会文化边界”之间的空间错位已经对海洋生态治理提出重大挑战。现实影响包括非法、未报告及未受规范渔业(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IUU)剧增、渔民生计恶化、渔业军事化以及全球范围内渔业多样性锐减[58]。目前,大多数学者已认识到海洋边界是社会建构的事实[75],倡导转向动态海洋管理,即通过整合实时的生物、海洋学、社会和经济数据,根据海洋及其使用者的变化而迅速改变时空的管理模式[74]。为了跨国保护而进行的自然管理,在与主权领土关系的互动中同样值得关注。跨国保护的努力目标是建立一个超越领土边界的环境治理制度,例如海洋流动性为跨国生态保护提供了天然基础,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依靠基因分析和卫星遥测技术,可以将“海龟保护领土”从产卵海滩(某一国领土内)扩大到包括多个国家管辖区和公海的整个海洋盆地[76]。然而,在现实中领土和主权仍不可避免地纠缠在其中。例如由非政府组织和开发银行资助的非洲跨国界保护公园呈现出新的主权—领土关系结构:一方面,这些保护项目强化了成员国对内部偏远领土的掌控;另一方面,也使得部分成员国通过公园将影响力拓展到他国领土上[77]

2.6 跨境水政治

在国际关系中,跨界水资源的研究是围绕冲突—合作的辩论展开的,通过反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义而将制度作为促进跨境合作的主要手段[78]。这类研究的问题在于:一是跨境水道仅涉及上/下游关系的问题,将流域作为天然分析尺度[79],忽视了水治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具有地理空间上的多尺度特征和治理格局的破碎性。例如湄公河流域存在着许多法外空间和反霸权实践,而尼罗河的南苏丹和两河流域的叙利亚—伊拉克则是主权残缺、领土分裂的典型案例[78]。二是虽然强调通过相互依赖和互惠来发展国际合作,但将国家作为“社会容器”的地理假设,忽略了政府难以代表所有国民的利益[79],尤其当一地的水文—社会地理面临大规模开发时,会涌现出复杂多变的冲突和合作形式[80]。因此,单纯从国家行为体洞悉水政治关系,其解释力是受限的。近来水政治的学术辩论开始凸显水治理中的多主体社会网络和权力关系。例如Bertoncin等[80]将水治理中的领土陷阱拆解为物质、关系、认知和运作4个维度,其中大坝和运水网络构建与权力关系交互作用,地方专家与居民的传统实践则被边缘化。为此,Norman[81]建议关注水治理中的地方政治,将历史上相互联系的部落和群体重新整合,以评估当地居民社区的权力和效能。

3 超越领土陷阱的反思

3.1 反思地图表达:从领土陷阱到领域陷阱

现代制图将领土简化为一个统一、均质的主权空间,领土国家的空间分布及其并立关系,直观上促进了国家中心论[30]。科学制图通过边界划分打造了一种国家层面的生命政治,形成“我们—他者”抑或“我们的—他们的”之间的区隔[23,75],也正是对这一观念的普遍接受才支撑了领土陷阱的地理假设[19]。不过,政治地图学强调,地图的功能并不仅仅在于复现一个世界,重要的是参与建构一个世界,这样考察的视野就必须从作为产品的地图拓展到地图生产中的知识—权力。van Houtum等[82]曾对欧盟移民地图中的构图与主题进行了肖像学解析(iconological dissection),认为移民地图不是对移民现象的科学描述,而是一种国家生命政治的建构。事实上,近年来地图绘制逐渐摆脱民族国家控制,开始发挥解放作用,集中表现在制图学的女性化转向。制图女性化并不单指制图者为女性,还在于制图的立场和反身性,前者凸显出制图者自身的立场和位置,后者是对权力不平等的自觉和内省[83]。这一转变与边界研究从对领土界线和政治分野的关注,转向将边界视为与社会文化实践密切相关[15]。因为除少数全球公民,边界仍然是“我者”领土始—终的地方,高度空间割裂的各类族裔聚居[31]刺激着各种“公共制图”和“社区制图”的实践,反过来也表明,领域陷阱并非只限于国家尺度,也存在于不同边界社会建构的领域之间。

3.2 以领土陷阱解读地理想象

想象地理建构于主客体的镜像观照之中,国家始终居于想象地理创造、维系和实际应用的中心[84]。冷战期间,在不考虑历史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建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一致性强化其与中国的差异,在观念上将东南亚与中国最大限度地区分开。进入21世纪后,反恐逐渐成为最重要的全球政治话语,领土陷阱被反恐想象不断重复和强化,例如美国将敌对者想象为野蛮人,将当地民众抽象为无生命物体,由此获得屠杀平民的正当性[85]。与此相伴的则是一系列日常生活的想象地理的建构,例如伊斯兰国家成为恐怖主义巢穴的代名词,巴格达被改造为适合巷战的安保景观,“反恐精英”等游戏题材不断强化这种刻板印象。想象地理与领土陷阱交互还体现在地缘经济层面。在全球能源短缺背景下各国将“能源独立”作为追求目标,立足点在于能源控制权是按照民族国家领土划定的。尽管这一观点强调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但也忽略了国际商业和投资网络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和协作生产的关系上[86]。同理,近年来欧美鼓吹的“债务陷阱外交”,也是基于领土国家对地缘政治的想象,忽视了“一带一路”是由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话语、政策、项目和行动者共同构建的去中心化过程,而非中国主导的单一开发项目[87]。此外,在想象地理推动下,自由主义全球化引发的贫困和暴力被归咎于本地文化和非理性,西方国家被建构为唯一的非暴力存在和理性主体,进而造成一套通过“理性和科学”规训“全球南方”的治理技术,使之服膺于西方主权国家规范[88]。然而,这种规范性日益受到各类地缘政治异端现象(境外拘留设施、难民营、流亡政府和非自治领土)的挑战,这类非国家实体或间隙地带的想象地理,以多种方式破坏或重构了国家、主权与领土之间的关系[39],展演出不同情境中的领土陷阱。如英国海外领土,既非主权国家,亦非传统殖民地,而是特殊且模糊的“关切空间”,议员对海外领土想象常会与对其他地方和空间尺度的关切相交叉,突显出英国政治地理的复杂性和模糊性[89]。为此,想象地理与领土陷阱的交互,即通过人为的领土/领域区分和想象建构“我者(国内)与“他者(国外)”的差别化,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议题。

4 总结与展望

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学的经典理论,领土陷阱不仅阐释了各类国际政治现象,还有望成为政治地理学知识溢出及与其他学科对话的媒介。在科学研究上如何运用领土陷阱理论,在实践中如何走出领土陷阱桎梏,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这里权作抛砖引玉,赘述几点思考。
(1) 领土的建构主义理解与相对领土论。领土陷阱理论的最大启示就是对固有传统领土观念的解构:没有亘古不变的“领土”,也没有一成不变的“主权”。领土可以由国家之外的多主体建构,主权可以置于国家之上,也可以位于国家之外。领土只是主权的工具,对领土和主权的关系要辩证理解。“陷阱”不仅是指受限于领土空间,也是批判其背后僵化的、理想化的领土观念。概言之,主权与领土的结合是民族国家追求的理想状态,但现实中国家的权力实践不断塑造出新的主权形态,如经典领土的、一体化的、帝国主义的和全球主义的主权形式。本文认为,这种跳出领土陷阱的认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思考当前的英国脱欧,就可以概括为回到经典的领土主权和留在一体化的欧盟主权之间的权衡;如中国“一带一路”实践,也面临类似抉择:如何克服“不干涉内政”的外交信条和跳出“领土陷阱”的传统主权模式,推动面向全球的主权实践?这不仅考验中国人的智慧,也牵动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再如最近的阿富汗变局、俄乌冲突,也是同理,从领土陷阱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变得清晰且迎刃而解。
(2) 从领土主权和实效主权的复杂互动中理解国家间关系。国家之间既有领土关系(领域性),也有实效主权的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际关系学者理解国家间关系多以“法律主权”(领土主权)为基础,而领土陷阱对此提出了批判。领土陷阱并非对领土主权的否定,只是希望打开事实主权(实效主权)的“黑箱”。现实的主权已发现有事实主权、域外治权、社会主权等多种形态,想必还有更多。对现实主权形式的分析仰赖于实地调查,地理学者更擅长,从领土主权和实效主权的复杂互动中理解国家间关系,也应该成为政治地理学者的基本分析框架。具体而言,将主权景观的生产置于全球关系网络或资本、知识和权力的流动中,可以为日常政治中主权的规范性作用,以及对领土想象和实践的反身性提供有益启示。例如近年来具有行业性质的环保组织正采用跨国生态认证形塑一种与帝国主义治外法权相媲美的管理制度——认证领土,一旦被多国认可,其标准的制定便成为政治博弈的砝码,2021年国际“良棉组织(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对新疆棉的无端污蔑就是典型案例。近来这种通过规则打压、利用非关税壁垒“围堵”中国商品的现象屡见不鲜,本质上折射出中国“实效主权”的不足。尤其是面对美国“单边制裁”,中国不应再受限于主权桎梏。如可利用海南自贸港设立离岸法区,所有离岸公司及实控企业的法务由自贸港法院专属管辖,且中国在美企业通过离岸区内专属账户进行对外投资与回程投资,从而形成管辖闭环,规避美国长臂管辖等。类似的问题探讨有广阔的延展空间,也预示了领土陷阱理论应用的巨大潜力。
(3) 从历史的、情感的和非西方的视角看待领土。“领土陷阱”是一种理性思考,而领土背后还有情感依存,还有信仰。无论是作为有界主权空间,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建构,领土背后都有历史语境。Elden、Agnew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从“领土”的历史、语义中探索领土的内涵,探讨现代领土概念出现之前、期间和之后的“有界政治空间”的演变。如此,就需要引入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建立一个更包容性的视角。如古东南亚的“星团政体”、中国“天下”等,有疆无界也是有界,不一定是线性边界,也不一定是可见的边界。同样“政治”不一定是现代排他性主权的缩影,也可能是其他的管辖权的形式,如19世纪巴厘岛的“剧场国家”。在这层意义上,“领土”未必一定是可计算的、具有空间几何坐标的,而是从人地互动、土地利用的实践中产生,领土背后的情感和文化及各种非西方语境下的领土意涵也值得关注。
(4) 从中心和边缘双向理解领土主权内涵。领土陷阱理论背后隐藏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心和边缘的双向视角,尤其是后者。边境地带不是地图上清晰的一条线,实际是混杂的、带状的,不能用敌我来简单区分,社会边界不等于国家边界,边缘的视角很重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边境成为空间流动和受流动性影响的典型地区。在边境地区,广泛存在着民族—国家与全球化之间的新型关系,既隐匿地展示着国家间的关系,又囊括着地方居民通过穿越边界而产生的社会联系。去领土化的空间流动和边界的内外区隔是同时存在的,领土权力的持续配置和跨境流动是同时发生的。基于日常生活的时空规律在漫长的历史中成为边境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实,但这种客观事实与捍卫国家空间秩序的领土主权逻辑常常发生碰撞,带来边境管控的复杂性。因此在边境治理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边民视角,整体性地引导边民生活秩序,这既需要正式的监管措施,也需要各种形式的非正式监管、弹性管控和多样化的治理创新。
总而言之,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面对领土问题所带来的困扰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国内外复杂情绪,需要警惕领土陷阱,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超越领土陷阱的治理之道,超越简单的纸上谈兵,以更加包容性的领土主权实践为中国从全球治理参与者向全球治理引领者转变积累条件。希望本文的梳理能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基础性参考和有益的启示。

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逻辑框架、内容表述等方面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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