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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6: 1123 - 113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6.014

Reviews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 TANG Yanan , 1, 2, 3 ,
  • LI Lin 4 ,
  • HAN Lei 5 ,
  • XIE Shuangyu , 1, 2, 3, *
Expand
  • 1. School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 2. Hube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Wuhan 430079, China
  • 3. Wuhan Branch of China Tourism Academy, Wuhan 430079, China
  • 4. College of Tourism and Service Management,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 5. School of Humanity,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15

  Revised date: 2021-12-05

  Online published: 2022-08-28

Supported b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19YJA840018)

Fold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is the key way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urban space and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main part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urban renewal and redevelopment effor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studies have emerg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studies. Taking the relevant publications in the Web of Science and Science Direct databases from 1988 to 2020 as the analysis obje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abroad,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he research contents and main conclus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mode, motivation and mechanism, and eff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front space mostly use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arry out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cases, the research themes have shifted from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needs to exploring underlying academic issues and gradually diversified, and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increasingly emphasizes humanism and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Finally, considering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reality,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change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objec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multiple cases in different regions, reveal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simulate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and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so a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research system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in China.

Key words： cities abroad; waterfront spac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of research

Cite this article

TANG Yanan , LI Lin , HAN Lei , XIE Shuangyu .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6) : 1123 -1135 . DOI: 10.18306/dlkxjz.2022.06.014

城市滨水空间(urban waterfront spaces)是城市中与河流、湖泊、海洋毗邻的土地或建筑区块,亦或城镇邻近水体的部分[1],能够提供城市风景和交通便利,常用于促进土地多功能利用,并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城市规划和政府目标[2]。滨水空间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工业革命后成为许多城市的中心地段,是城市中重要的制造业、仓储与运输业等的生产空间,但随着交通技术发展、经济结构调整[3],其生产功能逐步衰退。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北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兴起城市滨水空间复兴和再造浪潮,目前,这一发展趋势已从工业城市、核心城市波及中小城市[4]。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滨水区去工业化过程逐渐展开,滨水区域逐步从生产空间向游憩、消费和文化空间转型,成为市民、游客共享的公共开放空间。这种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构筑物相互交融的城市开敞空间,既是城市中紧张的“人—地”相互作用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城市中复杂的“人—人”空间治理模式的物化表现;既是城市中实现“主客共享”优质旅游的场所,也是协调生态保护与城市发展、促进城市宜居和公平发展的重要保证[5],因此,城市滨水空间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中国城市也面临存量置换的问题,滨水空间作为展现城市活力和形象的载体,不仅是重要的生态景观,也是现代都市休闲游憩的理想场所,已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加入全球性的滨水空间转型发展以来,对诸多滨海和滨江城市开展了有益探索,例如苏州大运河、上海滨江徐汇区、重庆两江四岸、武汉两江四岸、桂林两江四湖等,都充分利用滨水岸线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遗存发展综合业态,实现了滨水空间内部功能的更新与转型。近年来,中国城市滨水空间研究虽逐渐受到地理学、建筑学、园林景观学、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广泛关注,但与国外丰富的学术成果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理论探索远远滞后于实践发展,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研究视角和成果。
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国外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研究成果,归纳其转型发展的过程、模式、动因及机制和效应,在总结国外相关研究主题、视角、方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以期为中国城市滨水空间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

1 文献来源及筛选

为充分把握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相关的研究,在Web of Science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中,以“urban waterfront”“waterfront”“port-city”“dockland”为主题,并结合“revitalization”“renewal”“redevelopment”“regeneration”“transformation”,检索2020年12月30日之前的文献,共获取发表于1988—2020年的期刊论文133篇。剔除不相关条目后,经过泛读筛选出与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文献109篇;而后,仔细阅读并记录每篇文献的摘要、研究内容、方法和结论,并根据研究内容,将其分为4类(表1)进行深入分析。
表1 国外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

Tab.1 Research topics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transformation

内容 内容举例 代表作者及年份 篇数
转型过程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公正;相关者利益冲突 Jauhiainen[6](1995);Gordon[7](1996);Gordon[8](1997);Feldman[9](2000);Erbil等[10](2001);Bezmez[11](2008);Chang等[12](2011);Oakley[13](2014);Miller[14](2016);Avni[15](2017);Turan[16](2018);Coscia等[17](2018);Bowen等[18](2019);Avni等[19](2019);Airas等[20](2019);Avni等[21](2020);Toomey等[22](2020); Garcia[23](2021);Fageir等[24](2021) 57
转型模式 地产导向;混合开发;文化导向;政府主导 Jauhiainen[6](1995);Jones[25](1998);Wakefield[26](2007);Galland等[27](2012);Gunay等[28](2012);Huang等[29](2014);Xie等[30](2015);Heaphy等[31](2020) 30
转型动因与机制 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经济结构调整 Norcliffe[32](1981);Hoyle[33](1989);Jones[25](1998);Feldman[9](2000);Wakefield[26](2007);Lehrer等[34](2008);McGovern[35](2008);Oakley[36](2011);Galland等[27](2012);Mele[37](2013);Oakley[13](2014);Cheung等[38](2015);Pramesti[4](2017);Bowen等[18](2019);Heaphy等[31](2020);Fageir等[24](2021) 21
转型效应 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环境影响 Sieber[39](1991);Krausse[40](1995);Jauhiainen[6](1995);Feldman[9](2000);Sairinen等[41](2006);Wakefield[26](2007);Lehrer等[34](2008);Oakley[42](2009);Gunay等[28](2012);Mele[37](2013);Borriello[43](2013);Wessells[44](2014);Follmann[2](2015);Xie等[30](2015);Miller[14](2016);Lee等[45](2016);Jones[46](2017);Avni[15](2017);Boland等[47](2017);Avni[48](2018);Avni等[19](2019);Bowen等[18](2019);Avni等[21](2020);Heaphy等[31](2020) 40

注：由于存在一篇文章包含多个主题的情况,因此文献总量多于109篇;表中2021年的文献分别于2019、2020年在网络首发。

2 主要研究内容

2.1 转型发展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和航运的关闭或搬迁,世界各地许多港口城市留下了数量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大片受污染土地,如何让这些滨水地区恢复活力是城市规划者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13]。滨水空间转型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北美地区,以美国巴尔的摩地区为典型代表[49];70年代后,逐渐蔓延到欧洲[6]甚至全球多个城市,从一个地点“流”到另一个地点[8,10,46,50-51]。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城市滨水空间经历了从牺牲水资源到保护恢复水资源,从与城市分离到重新建立联系,从封闭到开放,从单一工业用途到居住、办公、娱乐等混合用途的转变。这引发许多学者对世界不同城市滨水空间转型过程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早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研究集中描述了这种新现象的特点、土地使用和管理的挑战、国际传播和成功经验[19],还在国家和国际尺度上开展了丰富的案例比较研究。但由于国情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视角和关注点也有所差异。近年来,北美和欧洲主要关注工业港口城市滨水空间转型中公众参与过程的排他性[34]、社会公正[16,44,48]、利益冲突[19]、权力关系[52]及伙伴关系[29,53]等。也有学者对东欧城市塔林滨水空间再生和地方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比西方案例找出项目实施的制度和经济背景差异[9],指出塔林作为后社会主义转型城市,在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由于受到不稳定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影响,并没有表现出西方滨水地区重建研究中所描述的公私合作的主动性和机构协同作用。亚洲重点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枢纽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关注滨水空间规划愿景的转变[38]和港口城市的空间演变,并总结出与Hoyle[33]提出的港城分离理论不同的、港城联系更加紧密的亚洲整合模式[54]。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主要研究了滨河空间转型中文化遗产景观保护与复兴[55]。

2.1.1 存在的问题和教训

城市滨水空间重建旨在将废弃的滨水区重新融入城市肌理,以实现城市的国际化更新[51],虽然在许多方面都被证明是成功的,但也受到一些质疑甚至引起部分学者的争议[19]。关于滨水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4个方面展开探讨：
(1) 忽视文化遗产保护。在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56],重新被开发为旅游和消费中心的人工空间可能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威胁到老码头或仓库的保护[19]。有学者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一些港口城市在向全球化城市过渡过程中,致力于营造世界级空间环境和后工业城市新形象,致使地方历史、文化和身份因同质化而丧失特色,旅游吸引力降低[12,20,57],从而面临成为失去地方感和工业遗产根基的“无地方性”危险[30]。Chang等[12]对新加坡滨江地区的研究也表明,当地人为寻求现代的、全球性的美食和设施及获得更多世界声望,会损害滨水空间的独特遗产以及游客感兴趣的当地元素。Avni[15]的访谈调查发现,以色列雅法港滨水地区再开发失败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其没有真正继承区域的打渔传统和文化遗产。
(2) 缺乏公众参与。尽管在实践研究中已证明了公众参与规划过程的必要性,但滨水空间规划仍然是封闭和社团主义的[9]。国外学者通过对公众参与的长期考察发现,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已成为普遍现象[10,58],在项目规划和实施阶段,滨水区当局都没有做好社区联络工作[8]。针对此问题,部分滨水区在重建过程中通过民意调查、召开公共会议和社区咨询等方式创造与当地社区对话的条件,营造出一种共同参与和协商的氛围,但这经常也只是政府或企业履行咨询义务的一种形式而已[42]。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居民参与权被缩减为一个协商过程,参与渠道被占用,观点被有效边缘化[13,16,23,59]。Miller[14]和Turan[16]的研究还发现,由于参与时间冲突、低收入群体遭受社会排斥、公共会议有效性低等原因,跨阶层人群的声音难以被听到,尤其是滨水区附近贫困社区居民和新进入人员的诉求无法被充分考虑[52]。但已有研究多描述公众参与现状及参与不足造成的影响,缺乏对参与决策和行为背后博弈关系的理论探讨,难以揭示公众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同时,关于公众参与形式、参与程度的研究较少,而且忽视了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参与途径变化。
(3) 社会公正体现不足。已有研究重点探讨了不同空间实践主体在转型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对当地弱势群体给予较多关注。重建期间开展的环境清理和强制征地行动,使滨水区原有企业被迫搬离并因此遭受损失,造成原有工作方式和社区生活的丧失[6,60]。尤其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高端滨水区开发具有选择性和排他性,将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排除在重新焕发活力的空间之外[13,16,20,42,48,60]。同时,新设施主要是为了迎合新迁入的更年轻和更富有的居民群体,而不是原社区需要的并负担得起的杂货店、药店或其他社区资源[14]。除了意识到现实存在的空间排斥和空间隔离外,也有研究引入环境正义概念,指出交通缺乏导致不同群体相对可达性存在差异,而中心滨水区与其他滨水地块的投资关系也会加剧城市空间发展的不平等[21,44]。Avni[48]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世界各地许多城市的滨水区再开发项目更多考虑的是盈利而非公平。因此,关于滨水空间转型带来的社会不公正以及如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正义之间的平衡,还有待学界开展进一步研究。而对滨水空间不同群体使用行为的细化研究则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差异化需求。
(4) 相关者利益冲突。城市滨水空间转型是一个复杂而富有挑战的过程,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很容易导致滨水空间更新失败[11],需要多方建立合作关系[61-62],通过创新和协作实现城市治理[53]。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其他公共、私人和非盈利组织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9]。Feldman[9]和Erbil等[10]进一步对利益相关者做出细分,通过比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转型发展中职能权责的差异,证实了有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发展中起关键作用,地方政府因自治权和资源有限无法有效参与滨水再生计划。同时,滨水区公共土地所有权和制度的碎片化,也会在各级政府的众多公共机构之间引起矛盾,造成治理结构分散,使滨水区再开发计划陷入僵局[9,23,63]。Yassin等[64]对马来西亚滨水区的研究表明,利益相关者的低参与和协作会降低滨水空间治理效率,并最终导致滨水开发的不可持续。Avni等[19]则从土地所有权、遗产和文化、社会和环境正义、环境和恢复力4个方面论述了滨水规划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并指出重建过程中对社会正义和环境恢复力的日益关注将对未来的城市发展构成挑战。此外,利益主体之间如何开展有效合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2.1.2 转型的成功经验

针对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已有研究也总结出实现城市滨水空间成功转型的经验：
(1) 对公众开放。滨水空间的可达性和包容性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点。Gordon[7]利用访谈、文本资料和实地观察多元数据,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功实现再开发的纽约、伦敦、波士顿和多伦多滨水区进行了历史和比较分析,发现为公众提供滨水公共空间是这些地区成功提升公众形象的战略之一;Wakefield[26]对汉密尔顿的研究表明,增加滨水空间可达性、确保公众访问是滨水空间重建的核心原则;Sepe[65]从使用者角度提出,所有年龄阶段和收入水平的居民和游客都应该能从视觉和身体上接触到滨水区,而整合多样化的经济活动有利于鼓励多个群体使用滨水区[42],从而打造包容性公共空间。
(2) 加强公众参与。居民参与决策过程并从中获益逐渐成为学界倡导的主流方向[7,13,16,52,66]。Toomey等[22]对纽约市滨水区由志愿者运营的牡蛎研究站进行实地考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公众参与的科学研究通过鼓励人们充分参与地方管理,将人与地方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增强个人和集体对地方社会和环境的依恋。但如何通过多方面的增权提升公众在滨水转型发展中的参与度,仍缺乏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
(3) 推动多元利益相关者合作。White[52]利用定性个案研究方法证实多伦多滨水空间转型的成功得益于其建立了积极的公私合作关系,即多伦多滨水振兴公司通过与当地居民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建立紧密沟通与合作的关系,打破了公私部门之间原有的障碍,使城市滨水空间转型设计能兼顾公共政策要求和市场需求。Frantzeskaki等[53]专门分析了合作伙伴关系在荷兰鹿特丹城市港区更新和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总结出几种不同合作伙伴关系的治理角色和协同作用,指出地方当局仍是领导滨水再生的重要行动者,并在未失去政府角色的情况下成功促成了合作关系。因此,Fageir等[24]坚持认为,未来随着公共部门角色的减弱和城市间竞争的加剧,滨水空间转型虽然将主要由私营部门主导,但仍要坚持公共部门通过共享和综合战略引领这一转型进程的作用,以保证城市景观质量不受损害,并维持城市更新方向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从而形成由公共部门引领、私有企业执行的不同力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格局。
(4) 重视历史文化保护。多位学者均强调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强建筑环境遗产和文化遗产保护[7,15,20,67]。Gordon[7]的研究也表明,保护历史古迹是纽约、伦敦、波士顿和多伦多的滨水地区实现形象提升的另一重要战略;Hoyle[67]通过桑给巴尔石头城的研究发现,同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对遗产保护的态度正发生变化,加强历史身份和建筑遗产保护成为其滨水空间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Gunay等[28]针对土耳其金角文化谷项目的研究则表明,文化引导的滨水空间转型成功有赖于与地方社区和特征有效结合,以及通过谨慎管理地方身份、特色、社区利益和价值来解决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潜在冲突。

2.2 转型发展的模式

目前学者们主要从空间功能角度开展滨水空间转型模式研究,将其划分为商业导向、地产导向和混合开发3种模式。与其他城市再生计划不同,滨水空间的转型开发旨在为高端住宅、生活和消费活动服务[68],因此地产导向和商业导向的滨水区重建是全球趋势[69]。但由于不少学者指出这2种模式主导的转型地区缺乏休闲和娱乐功能,后来的滨水区再开发逐渐转向集商业、地产和娱乐于一体的多用途混合模式[25,29,65],将滨水区建设成一个受欢迎的公共空间[41,70],而且,这种混合模式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尤其以美国为代表形成了“出口模式”[32]。但Hoyle[67]和Airas等[69]则认为由这3种模式主导的转型发展会使全球城市滨水空间因同质化而丧失地方特色。因此,Gunay等[28]在土耳其金角文化谷项目的研究中讨论文化主导的滨水空间转型模式,认为文化可以使城市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优势。而且,Keyvanfar等[71]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滨水可持续振兴(SWR)指数对马来西亚马哈拉尼海滨进行评价的结果也表明,与商业类、地产类等其他类型滨水区相比,历史文化类滨水区景观更能吸引游客。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将活化的历史城市滨水空间作为潜在创意环境的转型模式,同样强调了尊重地方文化的重要性[51]。
同时,有学者从运营主体角度研究发现,滨水空间转型正从政府主导的管理主义向企业主义城市治理模式转变。在大规模的滨水开发项目中,公共部门通常占据主导地位[3],或通过成立地方准政府组织并利用地方土地规划法负责滨水区更新[23]。许多政府主导的成功案例研究也表明,只有公共部门的干预才能确保发展中的公平,平衡好土地、社会福利以及其他事项[29]。然而,最新的滨水再开发浪潮印证了Harvey[72]关于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转向的观点,即西方国家早期以政府为主的城市管理模式正让位于公私合营模式,私人和第三方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和决策过程[27],这也促使城市滨水区的开发和管理明显转向企业逻辑[73]。此外,Feldman[9]研究发现,企业主义城市治理作为一种积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地方联盟或伙伴关系,虽然在西方语境中被广泛应用,但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

2.3 转型发展的动因与机制

早期关于美国案例地的研究将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原因归结为：居民休闲时间的增多,滨水区历史和建筑遗产保护的需要,滨水生态环境改善的要求,城市再生行动赠款和其他税收优惠给予的支持等[25]。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学者从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探讨其驱动因素,认为全球化和城市增长压力是推动诸多国家开展滨水空间转型的根本原因[4]。也有研究指出,城市滨水空间转型是政府和私营部门为了经济利益联合发起的[38],主要受公私伙伴关系[68]、城市企业化和绅士化[42]的驱动,是资本和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Feldman[9]则进一步注意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滨水空间转型发展动因的差异,认为前者更重视经济因素,而后者更关注政治因素。总体而言,国际上对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动因研究越来越全面,包含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参与主体等因素,但对于驱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

2.3.1 经济因素

经济结构调整和海事技术革新作为促进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诸多研究中已得到普遍认可[3,34,74]。有学者指出,去工业化趋势的加强,导致传统港口和工业活动停止、相关工作岗位流失、工薪阶层的经济基础被削弱、原居民被迫迁出,之后,废弃的滨水土地才得以重新开发[39]。在此基础上,Lehrer等[34]研究发现很多国家已将城市滨水区视为应对经济重组的重要场所,并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税收的新引擎,刺激私人投资滨水区再开发。也有研究指出,航空取代水运成为城市间和跨洋运输的主要形式[39],港口城市的货物转向集装箱运输[6,33,39],导致城市中心滨水区的客运码头被取缔[39],货物航运活动也转移到市区外深水港口、专门码头或拥有广阔土地适宜于建设大型仓储和存放集装箱的地区[62,75],这些变化从根本上推动了城市经济转变和滨水空间转型发展[27]。伴随时代发展,更多学者开始重视全球化在推动各城市滨水空间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滨水空间的转型发展尽管会受到城市关键策略和政策的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全球趋势驱动的[4,24,27],而这种趋势往往超出了城市的控制能力[24]。

2.3.2 环境因素

与经济因素相比,环境因素的作用较少被关注,但也不容忽视。历史上城市多沿水而建,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许多城市所依赖的水体及其生态系统因污染出现退化[18,66],再加上传统能源的高消耗,导致滨水地区生活质量较低[43],水体修复成为许多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66]。例如,Wennersten[76]对华盛顿特区阿纳卡斯蒂亚河的研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两岸的烟草种植和工业发展使原本的自然走廊变成荒地,并产生大量垃圾和有毒残留物;再如,Bowen等[18]的研究发现波士顿港由于大面积滨海湿地被填埋并用于城市开发和工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点源污染,加上过度捕捞带来的多次渔业失败,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耻辱港”以及美国污染最严重的港口之一。因此,环境保护(包括改善水质、消除污染和恢复自然系统)成为这些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首要目标[21,26],迫使这些城市实施滨水区复兴计划[18]。

2.3.3 社会因素

驱动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社会因素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的自身发展需求,如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完善城市游憩功能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di Domenico等[77]在对邓迪滨水区的研究中指出其转型发展旨在树立城市新形象、赋予城市新身份,从而吸引更多的商业活动、资本、居民、客户和游客。Jones[25]和Gaffen[78]则认为水上娱乐的普及和公众休闲游憩需求的增加,促使政府实施提升公共游憩功能的滨水区再开发。此外,21世纪初兴起的精明增长理念作为一种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发展模式,日益受到地方政府重视[41,78],其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重新开发城市内部废弃和污染的工业用地以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因此,也逐渐被一些学者用来解释滨水空间转型现象[41]。

2.3.4 文化因素

近几十年来,文化和历史因素已成为城市再生的驱动力量,在滨水空间转型中也受到广泛关注[65]。有研究表明,伴随人们遗产保护意识不断提高[25],西方多数城市开展了滨水空间废弃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再利用行动[41],试图通过对历史景观的创造性诠释,加强历史与水域之间的联系,重塑滨水空间活力[55]。但更多文献指出,对历史地标和景观遗迹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相关实践和生活传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当再利用,主要在于提升闲置滨水空间及其邻近地区的物业价值,改善滨水地区及周边社区环境[78],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自豪感[24,47,78],进而提升滨水空间吸引力。此外,利用地方历史和独特建筑来创造地方身份的现实需求,也推动城市重新审视文化遗产资源的内在价值。

2.3.5 参与主体因素

在诸多参与主体中,学者们针对政府、投资者和社区居民开展了重点研究。Jauhiainen[6]对欧洲3个不同规模的滨水城市再开发案例研究表明,政府在滨水空间转型中发挥重要引导作用,主要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或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吸引项目投资。而Sieber[39]对北美的研究发现,私营企业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一直被视为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的重要推力,滨水空间转型主要由私人投资驱动,但这类项目常因承担较大风险而遭遇停滞甚至失败。在参与主体的研究中,公私合营被视为重要的参与形式,因为部分区域为了更好地实现转型发展,汇聚多方力量成立公私合营企业,而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则在其中充当代理人和发展商[75]。进入后工业时代,精英意识形态开始影响城市滨水区转型发展政策[35]。如前所述,虽然众多研究已反复强调公众参与对保证滨水空间转型成功的重要性,但由于地方机构和开发商之间开发协议对外保密,限制了公众参与的可能性[36]。至于滨水空间转型中如何平衡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城市滨水空间的转型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图1)。其中,市场和公共服务是驱动空间转型的主导力量,而政府、投资者和社区等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控制和调节着转型的过程和方向。在多重驱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城市滨水空间转型经历了由生产向消费、由水环境治理向人文环境优化、由经济发展向可持续发展、由资本利益向公共利益的整体转变,充分体现了人地关系演变的本质。
图1 城市滨水空间转型机制

Fig.1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2.4 转型发展的效应

国外针对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效应的研究既围绕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城市建设、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展开(表2),也关注正负效应之别。除del Saz-Salazar等[79]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定量测量了西班牙卡斯特罗港口再开发所带来的非市场效益外,大部分研究采用质性分析方法评估滨水空间转型发展带来的某个方面或整体效应,较少开展系统有效的定量评估,也缺乏对其长期影响的跟踪调查。
表2 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效应

Tab.2 Effects of urban waterfront space transformation

主要方面 正面效应 负面效应
经济发展 增加经济收入
带动就业
改善投资环境
提升城市形象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实现土地用途多样化		 物价上涨
“绅士化”风险增加
社会经济分化加剧
经济适用房缺乏
基础设施超载
当地经济因旅游业出现季节性波动
社会文化 增强居民自豪感
提升地区的社会地位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
重建人们与滨水区的联系		 原居民和弱势群体被边缘化
游客增加导致人口结构比例改变
文化同质化
生态环境 改善环境质量
促进生态系统恢复		 持续的水污染
野生动物栖息地遭破坏
海岸线被侵蚀
洪水风险增加

2.4.1 经济发展效应

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经济效应一直是国外研究的重点。诸多学者指出滨水空间转型发展能给地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46,80],具体包括增加税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21,40,51,81-82]、促进城市经济复兴和旅游发展[51]。除直接经济收益外,滨水空间转型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也正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例如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促进公共交通改善和历史建筑保护[6-7,18]。同时,许多大型项目不仅能促成城市转型,提升城市形象和吸引力,创造新的城市目的地和更多附加值[43,46],也能改变一个城市的声誉,为社区带来投资[24,28,41,47,83],形成新的经济活动区域[43]。此外,滨水区可达性的增强和商业活动的注入,是一种提高土地利用价值的可持续工具[26,41]。
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研究主要关注其所造成的经济分化。研究发现,除相对较少的新工作和潜在经济活动“涓滴”到整个地区之外[56],受益最多的是居住在滨水区从事信息、通讯或金融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47],而当地社区居民不仅受益很少,还可能负担不起因房价上涨而增加的房产税[14]。不少研究者先后指出这既带来了“绅士化”的风险,也违背了“造福大众”的宗旨[6,8,21,31,37,47,56],如多伦多滨水项目的实施不仅未能充分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社会经济分化[34]。另外,由于新企业和居民的迁入以及滨水空间旅游开发,导致基础设施能力超载,如交通负荷增加、停车位不足,以及公共开放空间丧失、人工建筑环境受损等问题[10,40]。但应该如何规避这些负面效应,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4.2 社会文化效应

总结前人研究,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正面社会文化效应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通过创造崭新的滨水空间和社区氛围甚至城市资产[47],增加了社区居民的自豪感,即便他们没有从中获得实质性利益;二是城市滨水空间再开发增强了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而旅游发展带来的绅士化则提升了当地的社会地位[41];三是高质量公共空间的建成和接近自然机会的增加为提升社会和环境正义创造了机会[48]。
但是,社会和环境正义机会不等于现实。随着空间正义相关理论的广泛应用,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所引致的社会公正问题(如绅士化和社会排斥)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46,84-85]。滨水区住宅和商业的高端化转型使经济适用房数量严重不足或根本不在规划范围内[40,47],这引起大规模绅士化和附近社区生活成本增加,给中低收入家庭和工薪阶层带来了巨大压力,进而将他们排除在住房市场之外,导致穷人被隔离[6,14,23,42,48,86],抑制了新居民的多样性[13]。Boland等[47]指出即使开放的公共滨水空间也并非完全免费,昂贵的停车费和低效的公共交通使滨水空间变成贫困家庭无法负担的“奢侈品”,类似对公众的经济排斥违背了滨水空间“向所有人开放”的主张。同时,滨水区商店和服务的高端化以及外来游客的增加使当地居民更加边缘化,降低了他们对滨水空间的使用频率[40]。因此,Avni等[19]认为环境正义视角对分析滨水区非常重要,因为许多邻近社区既在滨水空间转型前承受了环境污染,又在转型后被剥夺了享受和利用相关设施的能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对历史景观的忽视和同质化设计,导致一些滨水空间丧失自身特色[46,69,77]。

2.4.3 生态环境效应

多数学者认可水污染治理和工业垃圾处理改善了环境质量和城市面貌,提升了地区价值[23,26],重建了人们与滨水地区的连接[18,21,43,47,51,87],使滨水区域变得更加宜居。而且,地方政府将环境政策转化为具体行动,增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23],促进了沿海地区的环境保护[43]。虽然也有研究发现滨水区转型发展可能带来不良环境后果,例如因土地开垦导致自然海滩和海岸线破坏[80],但整体上已有研究较少提及滨水区转型发展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等环境风险认识的提高,环境整治与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也越发受到重视,因此,未来对滨水空间转型的研究应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此外,也需要跟踪量化评估人类活动对周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以便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3 研究述评与启示

3.1 研究述评

西方关于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研究已有30余年,在转型发展的过程、动因与机制、模式和效应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均呈现一定特征和趋势。
第一,研究主题方面,早期侧重探讨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策略[8,87]、遗产保护和规划冲突[25]等现实和规范性问题,后期则更关注转型发展机制和效应等更深层次和学术性问题[19],并触及土地所有权[63]、社会和环境正义[16,19,48]以及可持续发展[17,71]等领域,研究主题呈现多元化趋势。但直到目前,对滨水空间转型发展中文化遗产以及生态和恢复力的研究仍较缺乏或处于探索阶段[19]。此外,随着空间研究的“社会转向”,未来城市滨水空间研究将揭示政府、企业、居民、旅游者等各空间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和冲突,探索多元利益主体关系网络的深层结构及权力、资本、阶层、文化等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机制,实现城市滨水空间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统一。在效应评价方面,除了进一步关注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所带来的绅士化、空间隔离、空间非正义等负面影响外,也将关注滨水空间转型发展带来的公共健康、生态和游憩福祉等积极影响[88],尤其从居民和游客的实际参与过程和使用行为进行效应评估能弥补仅从供给视角开展转型效应评价的不足。
第二,研究视角方面,人本主义和公平理念正成为国外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研究的出发点。例如,基于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探讨权力差异和不公平如何影响公民参与滨水区再开发[14];或以列斐伏尔的“城市权利”理论为指导,从空间生产的视角探索国家、城市规划和公众参与在其中的作用[13];也有研究受复杂社会价值理论启发,尝试将公民价值观和意见纳入滨水可持续再开发的决策过程[17]。同时,有学者在新自由城市主义视角下,讨论滨水地带转型所带来的公共利益及其分配的合理性问题[47]。
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多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半结构化访谈、档案研究、规划文件分析、政策分析、直接观察、焦点小组访谈等。访谈对象涉及政府官员、开发商、规划师、非营利组织成员、滨水组织代表、环保人士、专家学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群体。少量研究应用了定量方法,如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评估居民对滨水区旅游化发展的感知[40],运用层次分析法测评各种类型滨水区的旅游吸引力[71],采用成本收益分析评估滨水区转型的经济成果[45]等。但整体来看,定量研究较少,对转型过程的纵向追踪较为鲜见,应用遥感和GIS等先进技术的研究也很有限。

3.2 对国内研究的启示

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滨水空间更新模式[89-90]和游憩管理模式[91]、介绍国外滨水空间再开发实践的成功经验[92⇓⇓-95]、总结城市滨水区带状休闲空间结构特征[96]等,而宋伟轩等[97]反思了城市滨水空间的公共性,并指出滨水空间生产应该追求经济效益、社会公平与空间正义三者的平衡。总体上较多关注空间的物质形态,缺少对空间转型的深层次机制探索及其后效应研究。与国外相比,中国关于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发展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都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社会经济背景和价值理念的研究框架,开展以下探索和研究：
(1) 转变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近年来,受人本主义和空间正义思潮影响,国外相关研究方向出现了重要转变,即更注重探究滨水空间转型背后所体现的权力关系、程序正义等深层次问题。国内研究的人文主义还相对缺乏,应在充分发挥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在空间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优势的同时,借鉴社会学、政治学的成熟理论和观点,从传统对“物”的关注上升为对空间的社会性和生产关系的关注。
(2) 重视不同区域多案例实证研究。国际研究主要针对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滨水城市展开,虽有一定局限性,但这种趋势正在缓慢改变,很多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案例逐渐受到关注,如新加坡[12,54]、印度[2]、伊斯坦布尔[10]。而国内研究涉及的地理尺度和案例城市较为有限,主要集中在历史深厚、经济发达的城市,如上海、杭州。因此,有必要开展多尺度、多类型案例地的实证研究,加强对不同发展水平、地理特征的区域对比研究,归纳总结普适性规律,不断积累实证研究经验,丰富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
(3) 再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过程。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空间层面,例如滨水空间结构特征,综合考虑城市滨水物质空间和社会—经济空间建构过程的研究较少,而国外研究已通过过程分析较全面地总结出了城市滨水空间成功转型的经验。因此,国内学者也应利用文本和深度访谈数据,结合内容分析和批判性语篇分析方法,还原和再现城市滨水空间在原有生产空间解构的基础上被重构的过程,包括物理—生态空间、社会—经济空间、文化—心理空间的形成过程,通过过程透视人地关系变化。
(4) 模拟城市滨水空间转型动力机制。国外已初步构建了滨水空间转型动力机制的分析框架,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显滞后,只关注到城市更新、生态修复等方面,缺少对动因机制的系统研究。此外,中国许多城市正在进行开放和共享导向的更新改造,滨水空间转型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如何结合权力关系视角模拟相关利益主体(政府部门、开发商、原住居民/企业、一般市民、外来游客等)在此过程中的互动、博弈关系需要深入探讨。
(5) 评估城市滨水空间转型效应。国外对滨水空间转型效应的研究不仅涵盖经济影响,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影响也有详细探讨。国内应借鉴国外研究经验,逐步完善滨水空间转型效应的评价维度和方法,以空间正义理论、福利主义游憩观、新自由主义城市管制观为指导,通过问卷调查、参与观察方法收集数据,结合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生命周期评价等方法,全面评价滨水空间转型的效应,包括游憩福祉效应、城市发展效应、生态环境效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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