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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1 >Issue 6: 1109 - 1122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6.013

Reviews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hatter belt research

  • WU Shihai ,
  • YAN Jianzhong , *
Expand
  •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10

  Revised date: 2021-12-20

  Online published: 2022-08-28

Supported by

The Second Tibetan Plateau Scientific Expedition and Research Program(2019QZKK0603)

Strategic Priority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XDA20040201)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098)

Fold

Abstract

As the world's geopolitical game center of gravity shifts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s periphery and the area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ill be the areas where shatter belts are most likely to occur, facing huge geopolitical risks. In this article, we trace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of shatter belt, reviewed the relevant research progress of shatter belt, and proposed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shatter belt in China. "Shatter belt" was introduced from geology to geopolitical research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was mainly used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 configurations on conflicts. Research on shatter belt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shatter belts,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aths of shatter belts. The research methods were mostly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The research of shatter belt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periods of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Eurasian rimland. Future directions of shatter belt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include: 1)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shatter belt, and strengthening the visualiz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simulation of shatter belt by combining big data and other analytical methods; 2) strengthening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es and driving mechanisms of shatter belts in China's peripheral regions and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dentifying and assessing the geopolitical risks in shatter belts; and 3) exploring the ways to integrate shatter belts by combining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shatter belt; geographic configuration; geopolitical risk

Cite this article

WU Shihai , YAN Jianzhong .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shatter belt research[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6) : 1109 -1122 . DOI: 10.18306/dlkxjz.2022.06.013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国家外交和军事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不论是殖民扩张时期的大国争霸,还是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博弈,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1-2]。相关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提出的地缘政治理论,也都强调了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如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中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中的边缘地带、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断层线、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的轴心区,以及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面对日益加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而提出的动荡弧概念[3]等。地缘破碎带不仅是全球冲突的主要区域,也是冲突升级或爆发的催化剂,更是大国竞相争夺、控制和遏制彼此的关键地带,对区域乃至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4]。20世纪89%的大国战争都源自于地缘破碎带的冲突,包括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等[5]。尽管随着现代交通、通信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扩张,产生了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和地缘经济之间联系的紧密性,但是地缘破碎带地区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心的转移而转移[6-7]。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重心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东亚正在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8]。在中国崛起、被美国视作对其全球主导地位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周边地区将是美国进行围堵的关键地带[9],这些地区也将是中国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力量的交汇和碰撞区[10]。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建设沿线涉及中东、北非、中亚、东南亚等多个动荡区域。在大国力量的交汇和碰撞下,中国周边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有可能形成多个破碎带,这些破碎带将对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产生不利影响。如中国近年来推动的中巴、中尼、中缅经济走廊和泛亚铁路等系列周边通道建设工程,受周边国家的军事政变、政权更迭、领土蚕食、战争冒险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系列通道建设项目难以推动。
为此,本文将对地缘破碎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首先,追溯地缘破碎带概念的起源;然后,归纳和总结地缘破碎带的相关研究进展;最后,对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增强对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风险的研判。

1 地缘破碎带的概念

地缘破碎带,英文表达为“Shatter Belt”或“Shatter Zone”,国内学者也将其翻译为“破碎地带”。破碎带源自地质学领域,用于描述地质断层,是指垂直方向的升降和水平方向的错动产生的破碎岩石带[11-12]。20世纪早期,随着西方国家对殖民地的争夺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持续的动荡和不稳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大国的不断干预下,呈现出分裂的态势,这些地区持续的冲突成为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局势安全与稳定的“火药桶”。为此,地理学家开始将破碎带引入地缘政治研究领域,试图分析和解释地理环境对冲突的影响。从采用相关术语对地缘破碎带进行描述到正式对其进行定义,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表1)：
表1 地缘破碎带相关术语、概念及来源

Tab.1 Terms and concepts of shatter belt and sources

阶段 相关术语 地理范围 文献来源
第一阶段
(西方殖民扩张时期)		 不稳定地区(Instability Zone) 亚洲30°~40°N之间的地区 [13]
破碎区(Crush Zone) 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辖区之间较小的缓冲国家 [14]
第二阶段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间层(Middle Tier) 东中欧地区 [15]
政治变革地带(The Belt of Political Change) 东中欧地区 [16-17]
破碎带(Shatter Zone/ Shatter Belt) 东中欧地区 [18⇓⇓⇓-22]
第三阶段(冷战以来) 地缘破碎带/破碎地带(Shatter Belt/ Shatter Zone) 中东、东南亚、东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 [5,23⇓⇓⇓⇓⇓-29]
第一阶段：西方殖民扩张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理学家开始采用“不稳定地区”或“破碎区”等术语来进行描述。Mahan[13]将英国与俄国在亚洲30°~40°N之间争夺的地区描述为“不稳定地区(Instability Zone)”。Fairgrieve[14]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与海洋辖区之间较小的缓冲国家描述为“破碎区(Crush Zone)”,包括从北欧和东欧到巴尔干半岛、伊朗、阿富汗、泰国和朝鲜半岛等,这些地区具有政治上不稳定、经济上依赖贸易、人口较少、民族多样、自然环境复杂等特征。
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中欧地区(East-Central Europe)的分裂、长期动荡和不稳定再次吸引了地理学家的关注,“中间层”“政治变革地带”和“破碎带”等术语被用来描述和分析该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Mackinder[15]采用“中间层(Middle Tier)”来描述夹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的东中欧小国。Unstead[16]和Dickinson[17]采用“政治变革地带(The Belt of Political Change)”来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和俄国西部地区分裂为多个小国,这些小国历史上一直受到周边大国的持续入侵和影响,形成了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政治和经济上的破碎化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Hartshorne[18-19]首先提出用“破碎带(Shatter Zone)”来形象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东中欧地区分裂形成的多个民族国家。随后,Hoffman[20]、Russell等[21]开始采用“破碎带(Shatter Belt)”来描述东中欧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破碎化特征,由于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产生交汇、碰撞和分化,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过渡地带。East[22]采用“破碎带(Shatter Zone)”从自然、植被和文化上的过渡地带特性,政治上的分裂,经济上的长期落后,交通区位优势等方面来描述东中欧地区的破碎化特征。
第三阶段：冷战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进入美苏冷战时期,以Cohen为代表的地理学家开始跳出传统的海权和陆权大国二元对抗的静态地缘政治理论分析模式,提出动态的世界体系模型,并对地缘破碎带进行定义。1963年,Cohen[23]首次将“地缘破碎带(Shatter Belt)”定义为：一个巨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该区域不仅被一些相互冲突的国家所占据,而且被夹在具有利益冲突的相邻大国之间。根据该定义,中东和东南亚被认为是美苏冷战期间形成的2个地缘破碎带。1973年,Cohen[24-25]对地缘破碎带的定义进行了完善,认为地缘破碎带是一个地理区域,不仅在其内部、地理、文化、宗教和政治上陷入分裂,而且因其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和经济资源吸引外部大国进行干预而让其变得更加破碎。在Cohen提出地缘破碎带的概念之后,1986年,Kelly[5]将地缘破碎带定义为：一个大国都想争夺和控制的地理区域,大国都想争夺和控制是因为其大国利益诉求所在,以及能够在区域内找到建立联盟的支点。其后,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全球进入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极的地缘政治格局,Cohen对其世界体系模型进行了调整,认为处于最高层级的全球地缘战略辖区的地位在不断下降,而处于第二层级的地缘政治区的地位在不断提升,地缘破碎带的显著特征是“它为两个或更多位于不同地缘战略辖区的竞争大国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争场所”。为此,1991年,Cohen[26]将地缘破碎带重新定义为：战略导向区,即处于大陆地缘战略辖区和海洋战略辖区之间竞争的政治破碎化区域。2008年,Cohen在其著作Geopolitics：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7]中重新将地缘破碎带表述为：战略导向区,既在内部深刻分裂,又夹在地缘战略辖区大国之间的竞争之中。除了Cohen和Kelly的定义之外,Parker[28]认为,地缘破碎带(Shatter Zone)是指位于2个或更多的强盛和稳定区域之间的国际上不稳定地带。国内学者忻华[29]认为,“破碎地带”是指从巴尔干半岛经中东、克什米尔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直到东南亚的一条斜贯欧亚大陆南部的地带,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地理枢纽。
从上述地缘破碎带的相关术语描述到不同学者对其进行的定义来看,在西方殖民扩张时期,国外学者用“不稳定地区”和“破碎区”来描述海权和陆权力量进行扩张和争夺的地带,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中间层”“政治变革地带”“破碎带”等术语来描述东中欧地区的持续分裂和动荡。直到冷战期间,Cohen才正式对地缘破碎带进行定义,并在其随后的研究过程中根据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格局的变化而不断修正和完善。同时,其他学者也基于Cohen的研究对地缘破碎带进行重新定义。相比较而言,Cohen的定义较为严格,可以看作是地缘破碎带的狭义定义,而Kelly的定义较为宽泛,更多强调以竞争大国对破碎带地区的争夺为出发点,可以看做是地缘破碎带的广义定义。本文认为地缘破碎带是一个受外部竞争大国干预而引起内部陷入政治、经济、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等多种不稳定或破碎化的区域,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地理区域。

2 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

地缘破碎带呈现出以下3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图1)：
图1 地缘破碎带的基本关系及特征

Fig.1 Basic relationship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hatter belt

(1) 外部的挤压性。地缘破碎带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不仅是竞争大国遏制对手的支点,也是防止彼此扩张的缓冲区,还是避免双方直接发生战争而进行回旋的余地[23]。同时,地缘破碎带凭借优越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或丰富的资源优势,让其成为竞争大国为追求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而进行干预的场所,破碎带内部的分裂和破碎状况为大国干预提供了条件,通常会受到至少2个竞争大国的干预,在大国的干预和挤压下,破碎带内部可能会更加破碎,也可能会被大国兼并或整合[5]。
(2) 内部的分裂性和过渡性。地缘破碎带具有自然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地带性和过渡性,在植被、地形、气候等方面形成一个过渡地带[22];不同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在这里产生交汇、碰撞、冲突和分裂,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21];政治上表现出不成熟和不稳定,易受周边大国影响而难以形成民族自治,政权更迭频繁,民族和宗教矛盾突出,边界和领土争端不断[30-31];经济上长期落后,对周边地区的依赖性较强,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易变得更加脆弱、不稳定和破碎化[31]。
(3) 过程的动态性。随着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地缘破碎带在时间和空间上呈现出动态性特征[5,32]。当大国对这些地区进行争夺时,地缘破碎带就会形成和发展,反之,当竞争大国中的一方撤出或双方由对抗改为合作时,地缘破碎带就会转变为非破碎带,或者被其他大国兼并或整合,甚至会转变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枢纽区或门户区[33]。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破碎带因苏联解体而转变为战略边缘地带[32],东中欧破碎带在二战后被苏联整合,苏联解体后又被欧盟和北约整合[22]。

3 地缘破碎带的研究方法

自地缘破碎带提出以来,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地缘破碎带的概念、特征、分布与演化、整合路径等内容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另外,一些学者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对地缘破碎带进行分析和解释。概括起来,当前地缘破碎带研究中的方法主要有3类：
(1) 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的分析方法。虽然Cohen提出了地缘破碎带的概念,但是由于缺少用于解释的理论框架,导致对地缘破碎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定性分析和描述阶段[34],甚至只是将其作为确定危机爆发的具体区域[35]。Cohen在研究过程中用熵值的大小来反映地缘破碎带的破碎化程度,即熵的值越大,破碎化程度越高,但是他并未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论证[26]。另外,少量学者采用地图可视化来分析地缘破碎带的时空演变特征[36]。也有部分学者采用不同时期的全球冲突数据,结合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来验证、分析和识别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及其空间分布状况[30-31]。
(2) 结合经典地缘政治术语来解释地缘破碎带的冲突。Lee等[37]采用边缘地带(Rimland)、轴心区(Pivot Area)、战略咽喉(Check Point)等经典地缘政治术语与地缘破碎带来解释大国对欧亚大陆南部地区的争夺,发现由于同时具有轴心区、破碎带和战略咽喉的特点,导致该地区比全球其他地区的冲突更为严重。陈亮[38]结合“动荡弧(Arc of Instability)”和地缘破碎带来分析恐怖主义的地缘特征。
(3) 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构建破碎带分析框架、结合民众舆论等方式,来解释破碎带地区的社会政治变革和种族迁徙、反政府抗议等内容。Raffield[39]和Ethridge等[40]通过构建“密西西比破碎带(Mississippian Shatter Zone)”概念框架,分析16世纪欧洲殖民者入侵北美洲期间,与美洲土著居民在商业贸易、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激烈的交汇与碰撞,引发了地区持续的冲突与动荡,导致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机构和文化习俗的崩溃和重组。Scott[41]用“破碎带(Shatter Zone)”来描述和解释东南亚偏远山区的破碎化特征,它是国家建立和解体过程中产生的边缘群体为躲避战争、奴隶贸易、自然灾害等而向更加偏远或外围地区迁移的避难所,地理上具有难以进入,语言和文化上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Andersen等[42]构建“纪念性破碎带(Memorial Shatter Zone)”概念框架,以解释和分析克罗地亚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的记忆断层。另外,Sözen等[43]采用地缘破碎带来形容和分析土耳其盖资公园(Gezi Park)反政府抗议中不同身份和阶层人士聚集、国内和国际媒体的煽动性报道等内部分裂和外部干预的社会和政治原因。O'loughlin等[6]采用跨国民意调查来反映舆论背后大国对地缘破碎带的干预。

4 地缘破碎带的分布与演化

4.1 全球地缘破碎带的分布

基于学者对全球不同时期地缘破碎带的识别和分析,发现地缘破碎带随着全球地缘战略竞争重心的变化而变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在俄国与西欧之间地带的争夺形成了东中欧破碎带[22]。冷战期间,在美苏2个大国的竞争中形成了中东、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东亚、南亚和中美洲6个地缘破碎带[5,24,30-31]。冷战结束后,美国强行通过霸权主义来塑造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导致全球多个地缘破碎带成为冲突的主要爆发地[44]。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地缘破碎带内部之间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对立矛盾突出,缺乏统一的国家和民族认同,政权衰弱,民族和宗教冲突加剧,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让破碎带变得更加不稳定,更容易发生冲突[38,45-46]。其中最容易发生冲突的4个地缘破碎带为：印度次大陆破碎带、阿拉伯半岛破碎带、位于地中海和伊朗高原之间由约旦、黎巴嫩、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的新月形破碎带、位于里海和波斯湾之间的波斯破碎带[7]。另外,也有学者提出,随着各国向海洋进军,将对海洋贸易通道、海洋国土、矿产和生物等资源以及南极大陆进行争夺,将在亚洲海域形成“21世纪的海洋破碎带”[47]。
从地缘破碎带的空间分布状况来看,主要集中分布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东中欧地区,沿中东—北非向东延伸至南亚、中亚、东南亚和东亚,另外,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也形成了2个破碎带。根据不同时期大国对各个地缘破碎带的干预及其发展演化特征,可以将全球地缘破碎带总结为8个(图2),分别是东中欧破碎带、中东—北非破碎带、南亚破碎带、东亚破碎带、中亚破碎带、东南亚破碎带、撒哈拉以南非洲破碎带和中美洲破碎带。
图2 全球主要地缘破碎带的空间分布状况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jor global shatter belts

4.2 区域地缘破碎带的演化

(1) 东中欧破碎带。位于波罗的海和爱琴海之间横跨欧洲的狭长地带,包括北部由森林和沼泽组成的东欧平原西部地区、中部的喀尔巴阡山脉和南部的巴尔干山脉,气候上处于东部温带大陆性气候和西部温带海洋性气候之间,具有显著的过渡地带特征。该地带既是阻挡外部民族进入西欧的前沿地带和屏障,也是西欧与东欧乃至亚洲北部地区进行商贸往来的枢纽。16世纪以前,该地区持续受到亚洲草原部落和欧洲北部部落的迁徙和侵扰,形成了爱沙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拉夫人等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16]。20世纪,该地区受德国、俄国等大国的持续扩张和影响,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虽然具有处于西欧与俄罗斯之间枢纽的地理区位优势,但受经济和文化上长期落后及地方主义盛行和民族矛盾对立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中欧地区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19],战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碎化态势,不仅没有成为俄国和德国之间的缓冲区,反而成为2个大国进行扩张和博弈的主战场,进一步加剧了东中欧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和不稳定[48]。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中欧破碎带才逐渐被苏联的社会主义整合,政治和经济上表现出相对稳定状态,破碎带内部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边界限制作用减弱[22]。苏联解体以后,东中欧破碎带的部分地区逐渐被欧盟和北约整合,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49-50]。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及西方国家通过发动科索沃战争、制造乌克兰危机等来对俄罗斯进行围堵和遏制,让巴尔干半岛及乌克兰等地区再次发展成为地缘破碎带[6,51]。
(2) 中东—北非破碎带。位于欧、亚、非3大洲的交汇处,被地中海、黑海、里海、红海、阿拉伯海的亚丁湾和波斯湾环绕,被誉为“三洲五海”之地,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区域北部是以高加索山脉为主的高山地区,中部是以两河流域为主的绿洲地区,南部是以撒哈拉沙漠为主的沙漠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但适合游牧民族的行动。在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虽然依托绿洲建立了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封建王国,但是持续受到游牧势力扩张的影响,该地区始终处于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52]。随着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海上贸易的快速发展,该地区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殖民扩张和遏制欧亚大陆心脏地带崛起的关键地带,不断受到大国的争夺。从西方殖民扩张时期的英法争夺开始,该地区一直被卷入国际紧张局势及二战后海洋和欧亚大陆领域的竞争历史中;二战后至冷战时期,石油资源的发现以及交通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促使该地区成为美国和苏联2个大国争夺的关键地带[53]。冷战结束后,随着欧洲对中东地区石油、贸易、资本和金融服务依赖的增加,美国和欧洲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竞争者,美国通过发动2次伊拉克战争、出售大规模武器等来维护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让中东地区持续陷入动乱[54]。近年来,随着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下降及俄罗斯军事和外交影响力的增强,该地区继续成为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争夺的对象[55⇓-57]。同时,该地区受内部小国林立、缺乏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国家、宗教冲突严重、水资源争夺加剧、恐怖主义盛行等因素影响[7,58⇓-60],难以组建永久性联盟来对其进行整合,未来中东地区的破碎化局势将会继续发展[61]。
(3) 南亚破碎带。位于欧亚大陆新月形边缘地带的南亚季风区,是一个被山脉和海洋包围的封闭半岛,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环绕在其北部,东部的若开山脉和那加山脉将其与东南亚分割,孟加拉湾、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环绕在其南部,西部的沙漠和山脉将其与伊朗高原分隔,区域内部被印度河、恒河、纳尔默达河和布拉马普特拉河等河流系统所切割。然而,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并没有让南亚地区建立强大的区域联盟,各种外部势力不断通过西北部的开伯尔山口进入南亚地区。从早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开始,到殖民时期的英俄大博弈、冷战时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南亚次大陆地区持续受到外部力量的入侵和影响,加上地区复杂多样的宗教和种族冲突矛盾,历史遗留的克什米尔、中印边界等领土争端问题,导致南亚地区一直都处于冲突和分裂的高风险地带[62⇓-64]。进入21世纪,在“印度一家独大”的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影响下,区域内部冲突不断、宗教和民族矛盾加剧、恐怖主义盛行、边界和领土争端问题恶化、区域合作机制低效等问题,让该地区的破碎化态势继续发展。另外,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提升,美国及西方国家愈来愈重视利用该地区来遏制中国,让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日益加剧[65-66]。
(4) 中亚破碎带。位于欧亚大陆南北方和东西方交汇的十字路口,东部为高原山地,中西部为沙漠和盆地,降水较少,为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适合草原游牧业的发展,历史上持续受到波斯、匈奴、突厥、阿拉伯、蒙古等草原势力的入侵和影响。16世纪以前,该地区是中国古丝绸之路上连接欧洲和亚洲的枢纽。然而,随着海上新航路的开辟和俄国的崛起,中亚地区开始受到影响,并逐渐被纳入俄国势力范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分裂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5个国家。独立后形成的权力真空、复杂多样的宗教文化特征、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丰富的能源资源,吸引了伊斯兰国家、美国、俄罗斯等国竞相介入[67]。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已成为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3股势力。但是,中亚地区是否会发展成为地缘破碎带,还取决于美国及西方国家是否想从地缘战略出发向其进行渗透从而引发区域内部的激烈冲突[27]。
(5) 东南亚破碎带。位于欧亚大陆新月形边缘地带的东亚和南亚季风区,降水丰富,植被类型复杂多样。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2个部分,是衔接太平洋、印度洋和大洋洲的“十字路口”。中南半岛受南北向的横断山脉和河流切割影响,地势北高南低,地形支离破碎,在入海口处形成狭小的三角洲,成为人口的主要聚集地。20世纪之前,该地区成为人们逃离中原王朝核心区统治的避难所,在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特征等方面受中国农耕文化影响深刻[41]。随着西方殖民的扩张和海洋贸易的发展,该地区成为把控海上贸易通道和遏制欧亚大陆的关键地带,不断受到大国的争夺和影响;冷战时期成为美苏对抗和争夺的全球地缘真空地带[68]。冷战期间爆发的3次印度支那战争和越南战争,让东南亚陷入破碎化的发展状态。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通过成立东盟逐渐对破碎带进行整合[69]。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借南海、缅北民地武和印度东北邦的武装冲突、缅甸等问题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同时日本、印度等国纷纷介入东南亚地区,对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造成巨大的冲击,但该地区依然是中国破解美国围堵策略的关键地带[70]。
(6) 东亚破碎带。位于欧亚大陆新月形边缘地带的东亚季风区,包括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中国台湾岛等地区。该地区既是阻挡外部势力进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前沿,也是中国发展海洋贸易的关键地带。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三省相邻,控制着东北地区所有的海上交通路线[71]。自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海洋贸易快速发展,欧洲列强、俄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不断入侵和利用这些半岛进入中国,导致中国及这些半岛地区经历了持续的内部动荡和分裂。冷战期间,美国、苏联在朝鲜半岛等地区持续对抗,朝鲜战争造成朝鲜半岛分裂为韩国和朝鲜2个国家[5]。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东亚沿岸的破碎带逐步发展成为亚洲东部沿海地区与欧洲、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枢纽,处理好地缘破碎带与边缘地带的关系将是21世纪中国地缘战略的关键[72]。然而,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俄罗斯的复苏,中国的突围和俄罗斯的南下策略将会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围堵策略产生激烈碰撞,加剧朝鲜半岛的破碎化态势[37,73]。
(7) 撒哈拉以南非洲破碎带。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大部分地区处于热带,地形以高原为主,气候以热带草原、热带雨林和热带沙漠为主,矿产资源丰富。但受海岸线范围有限、河流系统相隔甚远、极度干旱或潮湿的环境等因素影响,人口较为分散,难以建立强大的政体,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语言文化群体[27]。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不断受到欧洲列强的渗透和殖民扩张影响,包括17—18世纪的奴隶贸易和19—20世纪初的殖民掠夺。殖民体系结束后,因种族、宗教、经济等原因而陷入内部的分裂和冲突。冷战期间,在苏联与美国和欧洲的争夺下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地缘破碎带;苏联解体后,随着美国和欧洲对该地区重视度的下降而逐渐成为地缘战略边缘地带;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美国与殖民地宗主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重新介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会再次成为地缘破碎带[32]。
(8) 中美洲破碎带。位于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关键地带,被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描述为美国的“地中海”,地形崎岖,岛屿规模较小,难以建立较大的政体;即使像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规模相对较大的国家,也因受制于地形、气候、战略原料而无法成为海洋强国[71]。如同北非因撒哈拉沙漠的阻隔而被纳入地中海世界一样,南美洲北部海岸受安第斯山脉、热带雨林等地理阻隔的影响而被纳入加勒比世界,自1898年美国控制加勒比海后,通过建造巴拿马运河来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71]。然而,冷战时期,在苏联和古巴的联盟与美国和中美洲其他国家的联盟对抗中,中美洲地区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发展成为一个地缘破碎带;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古巴实力的减弱,让中美洲破碎带逐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地带[31,74]。
除此之外,Gibbs[75]也分析和讨论了在自然资源匮乏和气候变化影响下,南极和北极地区可能会因大国为争夺资源而发展成为地缘破碎带。

5 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

地缘破碎带作为大国博弈和全球冲突爆发的主要集中地,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对于美国等海权大国而言,地缘破碎带是遏制陆权大国控制贸易路线和获取战略资源的关键地带;对于俄罗斯等陆权大国而言,既是防御和保卫本土的战略屏障,也是对外开放的关键通道[29]。因此,如何对地缘破碎带进行整合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各界不断追寻和探索的主要问题。当前对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主要有4种：区域一体化、竞争大国的单方面撤出、门罗主义和门户区建设。
(1) 区域一体化。通过成立区域经济或政治联盟来实现对地缘破碎带的整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Mackinder[15]就提出应该在东中欧破碎带地区建立区域联盟,以维持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均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Hartshorne[18]提出东中欧破碎带地区应该就区域经济发展和安全问题建立联盟,以阻止德国在欧洲的持续扩张,避免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中欧破碎带才终于被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所整合,并将其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系[20]。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解体,欧盟和北约对东中欧破碎带进行整合,将其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36]。另外,东盟和非盟也分别对东南亚破碎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破碎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
(2) 竞争大国的单方面撤出。通过竞争大国的单方面撤出,让地缘破碎带变为战略边缘地带。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破碎带的竞争大国仅剩美国,让该地区逐渐成为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边缘地带[32];近些年来,由于美国及西方殖民地宗主国的介入,使得该地区重新成为地缘破碎带。
(3) 门罗主义。通过霸权方式将地缘破碎带强行纳入大国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门罗主义将中美洲破碎带强行纳入其势力范围[74],但是委内瑞拉与俄罗斯和伊朗的结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对中美洲破碎带的整合。
(4) 门户区建设。通过大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将地缘破碎带建设成为连接周边地区的枢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区域之间的相互合作与依赖不断加深,从波罗的海东部跨越外高加索、中亚、中国西藏、新疆和蒙古到达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和北太平洋岛屿,是俄罗斯、中国、印度、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汇合区(Convergence Zone),Cohen认为美国应该放弃对该区域强行干涉的单边主义而采取多边主义的外交策略,将欧亚大陆汇合区建成门户区,从而避免成为地缘破碎带,为稳定全球地缘政治体系提供最有利的保障[33]。

6 中国地缘破碎带研究的主要方向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美在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态势的加剧,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将是地缘破碎带的多发区域。为此,结合地缘破碎带的概念、基本特征、分布和演化、整合路径等内容,以及地缘破碎带的主要研究方法,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提出未来中国地缘破碎带研究的主要方向。
(1) 构建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地理大数据等分析方法,加强地缘破碎带的可视化、量化和模拟研究。加强地缘政治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地理学发展和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当务之急[76-77]。当前的地缘破碎带研究中,由于在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方面的不足,导致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和描述阶段。同时,在不同地缘政治战略制定中采用了不同地缘政治术语来分析和解释地理环境对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影响,如“轴心区(Pivot Area)”“文明断层线(Civilizational Fault Lines)”“地缘政治支点(Geopolitical Pivots)”“边缘地带(Rimland)”“动荡弧(Arc of Instability)”等,这些地区与地缘破碎带都是不同时期大国竞相争夺和控制的关键地带,与地缘破碎带重合地区的冲突更为严重,处理好地缘破碎带与这些关键地带之间的关系对于地区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相互交织,虽然交通、通信等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显著的时空压缩效应,增强了彼此间的相互依赖与相互联系,但同时也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击下,出现了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气候变化背景下对资源争夺加剧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导致地缘破碎带冲突加剧,将对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和冲突产生重要影响[78]。因此,面对这些问题和新趋势,亟需建立新的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结合地理大数据等分析方法[79⇓-81],通过对地缘破碎带的可视化分析,进一步量化和模拟地缘破碎带的演化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82]。
(2) 加强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的历史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识别和评估地缘破碎带面临的地缘风险。地缘破碎带正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博弈重心的变化而转移。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东西方航线的开辟开始,全球进入西方殖民扩张时期[83],欧洲成为英俄、英法、德俄等殖民帝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的重心,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形成了东中欧破碎带。战后全球进入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全球围绕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和博弈而形成了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东亚、南亚和中美洲等多个破碎带。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美国开始走向全球霸权阶段,中东地区成为美国把控全球能源和贸易的核心,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成为美国进行遏制的关键地带[8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进一步向亚太地区转移,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主体转变为中美2个大国,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将是中美博弈的主战场[9,73,85]。中国是世界上除俄罗斯外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邻国的历史渊源、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地缘环境复杂[86-87]。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将分别经过欧亚大陆北部的心脏地带和南部的边缘地带等诸多战略枢纽区[88],这些地区一直都是大国竞相争夺和控制的地缘破碎带,民族和宗教冲突、边界领土争端等问题突出。因此,美国将会不断利用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分歧与矛盾,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干预,引发地缘破碎带的形成、发展和蔓延,恶化中国周边地缘环境,阻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遏制中国的崛起。如中印边境领土争端、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阿富汗冲突、克什米尔问题、中亚油气资源的争夺、缅甸局势的动荡、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和朝核等问题,都将会是美国通过离岸平衡[89]等手段来利用和联合周边国家遏制和围堵中国的切入点。为此,需要深入分析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的历史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揭示美国及周边区域大国对地缘破碎带进行干预所采取手段的共性和差异性,识别和评估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面临的地缘风险,为地缘破碎带的整合提供基础依据。
(3) 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通过对地缘破碎带进行整合将是突破美国及周边区域大国遏制和制衡,改善和提升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关键。从苏联、欧盟和北约对东中欧破碎带的整合来看,区域经济和政治一体化是整合地缘破碎带的主要方式之一;从撒哈拉以南非洲破碎带的动态变化来看,竞争大国中的一方撤出让破碎带地区转变为战略边缘地带,但是随着竞争大国的再次介入,地缘破碎带将会再次出现。另外,美国对中美洲破碎带则是通过门罗主义来进行整合[74]。同时,Cohen[33]认为以多边主义代替单边主义将可以让欧亚大陆汇合区建设成为一个门户区。总体上来看,门罗主义的实质为区域霸权主义[90],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边主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作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良方[91-92],区域一体化和门户区建设将是地缘破碎带整合的更好选择,但是如何通过区域一体化和门户区建设来整合地缘破碎带需要做更多的探讨。另外,随着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弊端不断凸显,重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新型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93]。作为新兴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体的中国方案,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来解决和应对各国所面临的内部冲突、发展失衡等问题[94]。中国将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继续推动与周边地区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与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积极探索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破碎带整合的新方式。

7 结论

本文通过对地缘破碎带的相关研究文献梳理发现,地缘破碎带不仅是一个受外部竞争大国干预而引起内部陷入政治、经济、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等多种不稳定或破碎化的区域,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地理区域。已有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的分析方法,围绕地缘破碎带的基本特征、分布与演化、整合路径等内容,对地缘破碎带展开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地缘破碎带呈现出外部的挤压性、内部的分裂性和过渡性、过程的动态性特征;地缘破碎带多形成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变时期,在空间上形成了从波罗的海沿岸的东中欧地区向东沿中东—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以及中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等8个地缘破碎带,这些破碎带随着大国地缘政治博弈重心的转移而转移。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是研究主要探索的方向,地缘破碎带的理论框架构建及其量化是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弱点和难点。随着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日益加剧,地缘冲突风险的增加,未来需要加强对地缘破碎带的理论研究,构建地缘破碎带理论分析框架,加强对中国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地缘破碎带研究,积极探索地缘破碎带的整合路径,以期为中国的周边外交及“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内容、结构和语言等方面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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