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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2 , Vol. 41 >Issue 5: 922 - 934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5.014

Reviews

A review of elderly migration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 WAN Siqi ,
  • QIN Bo , *
Expand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7-08

  Revised date: 2021-10-18

  Online published: 2022-07-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082)

Fold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scale of the elderly migration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Elderly migration might ex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rsonal well-being, regional age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However, academic and policy studies focusing on this phenomenon are few.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 of elderly migration: spatial pattern,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impact.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1) In terms of spatial pattern, four main types are identified—long-distance migration to small cities, long-distance migration to big cities, short-distance migration to the suburban areas, and short-distance migration to central urban districts. Different countries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2) In terms of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lderly migration is driven by the needs of economic support, health care, comfort, and sense of belonging, while personal physi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affect the ability to migrate. 3) In terms of impact, elderly migration exerts influence on individual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social integration,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uture study needs to consolidate abundant research data and methods, construct an eff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u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strate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ge-friendly city.

Key words： geography of aging;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elderly migration; life-course framework

Cite this article

WAN Siqi , QIN Bo . A review of elderly migration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5) : 922 -934 . DOI: 10.18306/dlkxjz.2022.05.014

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6亿(占比18.7%),比2010年增加0.82亿,增加5.4个百分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①(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版指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五种全会亦首次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大战略部署。)。老龄化与人口流动相叠加,形成规模庞大的老年迁移人口。2010—2015年,中国跨地市且人户分离的老年迁移人口数量从1060万增至1778万,其占总流动人口比例从5.8%上升至7.2%,增速快于其他年龄段②(② 2010 年数据来自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5 年数据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尽管数据口径不完全一致,但能反映老年迁移人口的增加趋势。)。老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将重构迁入迁出地的人口结构,影响其经济社会发展[1]。然而,目前针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更多是聚焦于劳动力群体,老年迁移人口大多已退出劳动力市场,在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研究中往往被忽视。这将影响老龄公共服务与公共资源配置,难以形成包容性的老龄公共政策,有违以“公平”为价值导向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在此背景下,本文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从空间格局、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3个方面出发(图1),梳理国内外有关老年人口迁移的学术文献,总结既有研究发现并提出研究展望。具体而言,本文按迁移方向和迁移距离2个维度归纳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类型,按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分析老年人口的迁移决策机制,从个体微观和区域宏观2个层次分析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
图1 老年人口迁移的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elderly migration

1 老年人口迁移的概念与空间格局

1.1 老年人口迁移的概念和特殊性

老年人口迁移是迁移与老年人口2个概念的交集。其中,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迁移区别于短期外出和一般性房屋置换,要满足在迁入地登记时间超过半年和跨越区县行政空间边界2个标准[2]。另外,学界对老年人口的定义不统一,大量研究将60或65岁作为老年的起始年龄[3],也有文献认为退休才是老年的标志。近年来学界呼吁更灵活的定义,进入老年不再被视作突然的转变,而是伴随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变化的弹性过程[4]。为了研究需要,本文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标准。综上,本文定义老年人口迁移是指60岁以上人口跨区县迁移并在迁入地居住半年以上的现象。
老年人口迁移的决策机制和影响效应与其他年龄人群不同。相比主要受就业机会驱动的劳动力迁移,老龄人群大多面临退休后收入下降、疾病侵扰、空巢丧偶等生命历程变化,迁移受到身心健康、生活环境、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影响[5-6]。老年人虽倾向于表达迁移愿望,但愿望更难转化为意图或计划[7]。此外,老年人具有行为定式和价值定式的特点,在迁移打断居住连贯性后,容易面临适应困难等问题[8]。

1.2 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成因

以典型的空间分析思路[9],按照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向2个维度,可将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划分为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类(图2),可以看到各国老年人口迁移的主流模式存在明显差异(表1)。
图2 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s of elderly migration

表1 各区域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类型分类及其占比统计

Tab.1 Spatial patterns of elderly migration and their proportions in selected countries

区域 时段 维度 研究对象 老年人口迁移空间类型及规模/占比 数据类型 参考文献
美国 2017年 迁移距离
迁移原因		 60岁以上 短距离改善型迁移：57%
郊区导向迁移：38%
长距离迁移：6%		 普查数据 [10]
美国 2000年 迁移方向 55岁以上 55~64岁老年人98%为逆城市等级迁移,80岁以上老年人约50%为逆城市迁移 普查数据 [11]
澳大利亚珀斯 2006—2011年 迁移距离 55岁以上 城市区域内短距离迁移：76%
城市区域间长距离迁移：24%		 普查数据 [12]
荷兰 1995—2002年 迁移距离 1908—1937年出生 社区内部迁移：38%
城镇内部迁移：33%
国家内部迁移：28%
迁向国外：<1%		 调查数据(纵向) [13]
瑞典 2001—2006年 迁移方向 出生于1920—1940
年代		 向城市中心迁移：54%
向城市边缘迁移：46%		 调查数据(纵向) [14]
加拿大 2006年 迁移距离 65岁以上 本地社区内迁移：55%
跨省迁移：7%
国际迁移：5%.		 普查数据 [15]
英国 2001年 迁移方向 65岁以上男性与60岁以上女性 净迁移量与净迁移率
城市区域-7188,-1.92%
乡村区域19356,4.42%
伦敦区域-9183,-12.05%		 普查数据 [16]
波兰 2013年 迁移方向 65岁以上男性与60岁以上女性 乡村—城市迁移：22%
乡村—乡村迁移：8%
城市—城市迁移：38%
城市—乡村迁移：32%		 统计局数据 [17]
中国 2001—2011年 迁移距离 60岁以上 省内短距离迁移：91%
省际长距离迁移：9%		 调查数据(纵向) [18]

注：澳大利亚珀斯分为中部、西北、东北、东南、西南、Peel地区6个城市区域。数据来源于文献研究结果汇总。

迁移距离上,荷兰老年人口跨城市长距离迁移比例高达28%[13],其他国家老年人口的短距离迁移具有绝对优势。迁移方向上,英国与美国的老年人以从大城市向小城镇与乡村的离心扩散式迁移为主,但在中国、波兰和瑞典,迁向城市和大城市的向心集聚式迁移是主要方向。老年人口迁移模式的差别,受到各国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物质基础、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的影响[10]。

1.2.1 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

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是指老年人跨越城市,从较大规模的城市向较小规模的城镇或乡村迁移的模式。该模式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较为突出。英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乡村的老年人净迁移率③ (③ 净迁移率(net migration rate)用于衡量区域迁入和迁出水平之差。净迁移率=(迁入规模–迁出规模)/总人口×100%。)为4.42%,远高于城市和伦敦市区的老年人净迁移率(分别为-1.92%和-12.05%)[16]。2000年,美国55~64岁年轻型老年人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迁移效率④ (④ 迁移效率(migration effectiveness ratio)表明迁移重塑区域人口结构的效率。迁移效率=净迁移量/总迁移量=(迁入规模–迁出规模)/(迁入规模+迁出规模)。)高达98%[11]。采取该模式的老年人以健康、刚退休的低龄老年人为主。由于不再受就业对居住地的刚性约束,他们倾向于迁向生活条件更舒适、成本更低的小城镇和乡村。
该模式下环境舒适、公共服务和生活成本等因素发挥重要作用。这些老年人偏好优越的自然环境,特别是阳光充裕、邻近绿色和水体空间以及健康设施的目的地。例如,Poudyal等[19]发现,国家公园、高尔夫球场、钓鱼场等休闲娱乐设施显著地解释了1990—2000年美国各县老年人口的迁入。此外,研究也发现这些老年人倾向于选择公共服务较完善的地区[20],并且避开高税率和高房价以控制生活成本[21]。

1.2.2 长距离大城市迁移

长距离大城市迁移与劳动力迁移方向一致,是指老年人从较小城市向较大城市和城市群迁移的模式。该模式对追求城市生活或期望与外迁子女团聚的老年人具有吸引力。大城市通过高质量、高可达性的医疗服务[22-23]及与外迁子女更紧密的代际接触,满足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和归属需求。相较而言,高龄老年人比低龄老年人更偏好大中型城市[11]。
长距离大城市迁移在中国和波兰等国较突出。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天津、上海和北京是老年人口迁移的主要目的地,这4地老年人迁入人口占老年迁移总人口的44.9%[24]。2011年,中国老年人迁入地仍集中于京、津、粤等经济发达区域[18]。在波兰,1990—2017年每年迁入城市的老年人口规模约2万人,是迁入乡村的2倍左右[17]。

1.2.3 短距离郊区迁移

短距离郊区迁移是指老年人在城市内部从中心向郊区扩散迁移的模式。在既有研究中,该模式在老年人口迁移规模和占比上具有绝对优势[25]。2011年,澳大利亚珀斯76%的老年人口迁移为短距离迁移[12]。2017年,美国38%的老年人口迁移是短距离郊区迁移,仅6%的老年人迁移距离超过80 km[10]。在美国堪萨斯州,老年人口短距离郊区迁移占76%,且这些迁向郊区的老年人可支配收入更高,更可能拥有住房和小汽车,社会交往更活跃并且居住更稳定[26]。短距离郊区迁移反映了老年人对郊区建成环境舒适性的青睐。

1.2.4 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

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指老年人向城市中心集聚迁移的空间模式。在荷兰,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一直是主要方向,郊区迁移仅占老年人口迁移规模的6%[13](表1)。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近期研究也揭示了老年人口从流向郊区到回归城市的新动向。Abramsson等[14]研究瑞典老年人2001—2006年间的迁移,发现20世纪20、30年代出生的老年人迁往城市中心的比例分别为19.6%和21.5%,而迁向郊区的比例仅为8.2%和5.7%。在美国西雅图, Kim[27]构建并比较了居民迁移前后的城市化环境指数,发现了婴儿潮一代老年人从偏向郊区转变为偏好市中心的趋势。
在人口密度高、城市化进展早的国家,新一代高龄老年人能够接受较为嘈杂的城市环境,开始偏好城市中心居住,特别是绿化条件好、室外锻炼方便、有电梯[28]、文化娱乐活动丰富且邻里交往环境好[29]的城市社区。倾向环境友好、绿色出行的老年人更可能选择高密度、土地混合利用、公交设施完善且可达性强的城市中心社区[30-31]。

1.2.5 老年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变

综上所述,各国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存在显著差异。Warnes等[32]试图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解释该差异,认为老年人口迁移随工业化进展而更分散化和多样化。工业化早期,老年人与乡村联系紧密,老年人口以返乡迁移为主;工业化中期,随着经济条件改善以及与乡村联系的减弱,老年人口长距离迁移增加;工业化后期,老年人口呈现迁移目的地和迁移模式多样化的特征。曾经的主流迁入地出现生活成本增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各种问题,而其他区域因基础设施与服务提升增强了吸引力[33]。永久性迁移和季节性迁移等新模式相继出现[34]。
老年人口迁移格局演变受到同期群效应的影响。该效应假设社会制度使得同龄老年人住房行为特征趋同。例如,中国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生活的居民进入老年后,住房要求往往更加保守,迁移率更低[35]。欧美婴儿潮一代因早年已拥有迁移经历,进入老年期之后迁移概率比前一代更高[36]。可以预见,伴随21世代老年人拥有更多的城市生活经验,并且迁移自由性增强,老年人口迁移将呈增长趋势。

2 老年人口迁移的决策机制

上文总结归纳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具有不一样的模式。本节梳理文献中关于老年人口迁移个体决策机制的研究,试图通过微观角度解释老年人口迁移的社会系统行为[37]。在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视角下,老年人口迁移是老年人及其子女作为行动者在宏观背景的影响下,考虑各方面因素后的选择[31,38]。下面分别从迁移意愿和迁移能力2个角度归纳决策机制[10]。
在迁移意愿上,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人类需求从低至高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5类。与中低龄人群相比,老年人口身处生命历程后期,往往面临健康水平下降和社会资本减少问题,有不同的需求表现。结合相关文献发现,老年人口迁移需求可分为经济、健康、舒适和归属4个层次。另外,老年人口的迁移意愿伴随生命历程而具有动态性[39]。生命历程由就业、家庭和住房等多个平行且相互关联的发展轨迹组成,各个轨迹包括一系列事件和过程,生命历程的演进会影响老年人迁移意愿的变化[40]。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命历程框架广泛应用于老年人口迁移的机制分析[41]。 Litwak等[39]提出,随着退休、健康水平下降以及丧失自理能力,老年人口迁移有舒适型—援助型—照护型3个需求阶段。
在迁移能力上,根据Lawton等[42-43]的老龄化生态模型,能力通过影响人与环境间的复杂互动而影响老年人的行为决策。迁移能力制约了老年人迁移意愿的实现。能力既包括内在的年龄性别和身心健康等人口学因素,也包括外在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等因素[44]。本文按照生理、经济和社会基础3个模块综述相关研究。迁移能力水平更高的老年人能够更好地利用环境资源,并根据自身迁移需求积极地选择与创造环境。而迁移能力不足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环境条件的约束,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有限,难以抵抗迁移风险[45-46]。
通过整合上述理论和研究,本文构建了老年人口迁移决策机制的理论框架：老年人口迁移是在宏观社会环境背景下,个体及家庭综合考虑迁移意愿与能力,并在各尺度的推力—拉力的基础上做出迁移距离和迁移方向的理性选择过程(图3)。下文将按照该框架结构,以决策机制为核心梳理既有文献。
图3 老年人口迁移决策机制的理论框架

Fig.3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elderly migration

2.1 老年人口迁移的意愿

2.1.1 经济需求

经济需求是老年人用以维持自身基本生活的需求。在中国,因劳动就业而迁移的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迁移总量的23%⑤ (⑤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相比于因家庭因素迁移的老年人,就业迁移的老年人以60~70岁的低龄农村籍男性为主,其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保障水平相对低[47]。老年人的劳动就业迁移大多发生在仍具备工作能力的退休年龄前后。根据Stockdale等[4]对英国乡村老年人口迁移的案例研究,老年人在退休前主动选择迁向乡村并开展副业,以更早地适应迁入地社会。

2.1.2 健康需求

健康需求描述了老年人通过迁移来应对健康水平和认知能力下降的机制。既有研究围绕健康对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形成2种对立观点：健康选择论与健康驱动论。健康选择论认为健康是迁移的筛选机制,较高健康水平的老年人迁移概率更高[48]。而健康驱动论强调健康与迁移的负向关系,较低的自评身心健康水平显著增加老年人迁入养老机构的概率[49],经历过摔倒事件的老年人倾向于考虑迁移[50]。但也有研究认为健康与迁移无关。美国纽约的实证研究指出,自评健康及日常生活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不能解释老年人的迁移意向和行为[51]。

2.1.3 舒适需求

舒适需求指老年人通过迁移以改善住房条件和提高居住满意度的机制。Diaz-Serrano等[52]研究了居住满意度与迁移的关联,发现居住环境通过改变居住满意度影响迁移意向,而迁移是个体改善居住满意度的理性选择。大部分实证研究发现较高住房成本[25]、较小房屋面积[18]、较差适老性[53]和较低居住满意度[54]增加了老年人的迁移意愿和概率。另外,由于老年人的空间感知受到性别、健康、收入和居住时长等个人因素的影响[55],其舒适需求具有异质性。

2.1.4 归属需求

归属需求在空间上体现为老年人向子女、家庭成员及其社交网络所在地迁移。荷兰和韩国的实证研究均显示,与子女的地理距离越远[56]、联系频率越高[57],老年人的迁移概率越高。有孙辈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迁向子女[58]。在中国,老年人口迁移体现了家庭养老和代际支持的社会文化[59]。为了照顾孙辈而迁移的老年人占比达43%,因异地养老和与子女团聚的老年人占比达25%⑥ (⑥ 数据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社交网络和社区体验也影响老年人口迁移。邻近朋友居住[60]、与朋友社交联系紧密及较常参与社区活动[57]的老年人更倾向在地养老,外迁概率显著更低。在目的地社区拥有积极经历和社交联系将显著吸引老年人迁入[61]。

2.1.5 生命历程框架下的动态需求

伴随生命历程,家庭结构与身体机能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迁移需求将产生动态性特征。研究指出,空巢[10]、离婚[62]、丧偶[63]、失能[25]等冲击性事件和子女结婚生子[28]等代际事件显著地影响了老年人口迁移。基于生命历程框架,Litwak等[39]提出老年人口迁移发展理论,总结了舒适性、援助型、照护型3类美国老年人口的迁移类型。也有学者将最后一类称为“未与配偶同住的严重伤残型移民”[64]。具体而言,刚退休的健康、富裕老年人在舒适性因素的驱动下寻找理想生活地点。伴随着健康与财务水平的恶化,或经历丧偶离婚等负面事件,老年人先是迁向家人,最后在失能阶段迁移至养老机构或社区。舒适性迁移的迁移距离较长且目的地较为集中[65-66],而援助型和照护型迁移的距离短,目的地更加分散[64]。

2.2 老年人口迁移的能力

2.2.1 生理基础

生理基础指老年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健康水平等人口学要素。早在20世纪70年代,Rogers[67]就提出了人口迁移年龄模式论,发现在低龄老年阶段将出现迁移率峰值,而后伴随年龄增长迁移率不断下降。该迁移年龄模式在上海[68]、北京[69]基本得到证实。另外,迁移与性别、婚姻的关系尚未得到统一结论。有研究发现男性老年人迁移概率高于女性[15],也有研究表明性别不显著影响迁移[62]。部分研究指出丧偶寡居或离异老年人的迁移概率显著高于配偶健在者[15],但Longino等[60]认为婚姻状态与老年人口迁移无关。最后,将健康视为生理基础属于健康选择论。健康的老年人迁移概率更高,且更倾向于主动迁移[70]。健康受限及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更可能受环境的制约并被动地在地养老,而被动在地养老的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更低[71]。

2.2.2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指老年人及其家庭的收入、资产和住房等可支付要素。根据Wiseman[41]的老年人口迁移过程模型,老年人口迁移行为过程受收入等内生性变量的影响。较高收入使老年人有能力选择舒适性更强的迁移目的地;而较低收入老年人要么无法按意愿迁移,要么被不断增加的生活成本挤出而选择被动迁移。在美国,相比于年收入超过6.3万美元的高收入老年人,低收入与中等收入老年人的迁移意愿明显更低[50],这是因为中低收入老年人的住房选择有限[72]。但低收入的老年群体也可能被迫迁移。美国迁移老年人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约为4.9万美元,显著低于在地养老的老年人收入(约5.3万美元)[10]。Schnure等[73]研究了迁移与收入关系的时间性变化,发现在早期,高收入与在地养老更相关,而伴随着经济发展和婴儿潮一代老年人财富的积累,收入与迁移的关系发生变化,收入较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舒适性迁移和高端退休社区迁移。
经济基础受宏观住房市场的影响,反映了城市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例如,对于20世纪90年代末通过住房商品化改革而获得自有住房的中国家庭,拥有不动产使得他们在进入老年阶段后具有更好的住房改善经济基础[74]。而城市户口是通过住房改革获得自有住房的重要条件,因而城市户口老年人的迁移概率更高[18]。

2.2.3 社会基础

社会基础指老年人口迁移过程中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包括教育水平、职业类型、社会交往和信息资源等因素。较好的社会基础意味着较强的迁移能力。基于加拿大1971—2006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发现,迁移水平伴随个体的教育程度提高而上升：高中及以下学历的老年人迁移概率最低,大学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不仅迁移概率高,而且更有可能跨省甚至跨国迁移[15]。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职业生涯中以蓝领职业为主的老年人迁移的风险率为0.78,显著低于白领职业的老年人[75]。此外,基于社会网络的信息获取能力是老年人社会基础的重要方面,影响老年人迁移决策过程。Haas等[76]的老年人口迁移过程模型强调了老年人迁移目的地选择过程中信息来源的作用：80%的老年人认为曾经拜访过潜在迁移目的地对于迁移选择非常重要,50%的老年人表示通过潜在目的地的亲朋网络获取相关信息很重要。

3 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

3.1 个体微观层面的影响

既有文献对老年人口迁移微观层面影响效应的讨论主要分为生活习惯、身心健康与社会融入3个方面(图4)。首先,迁移全方位改变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模式。伴随建成环境的变化,迁移将重组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时空背景[77],增加老年人日常生活的不稳定因素[78]。两项质性分析研究指出,跨国随迁老人在财务上依赖子女,生活上被家庭角色围困,在新的家庭空间下面临紧张冲突[79]。但是,随着在迁入地居住时间的累积,老年人也能逐步积累新的地方依恋感[80]。
图4 老年人口迁移的影响效应

Fig.4 Effects of elderly migration

第二,老年人口迁移对身心健康产生双重影响。因迁移而增加的环境适老性,例如提升的邻里可步行性[81]、设施可达性[82]、交通安全性[83]、养老服务条件等[84]对老年人健康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老年人对迁移后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相对低,更难以达成人—环境的契合状态(person-environment fits),因而可能增加抑郁[85]、心理健康受损[86]和主观幸福感不足[87]等健康风险。
第三,迁移在冲击原有社会网络的同时,也为发展新的社会联系提供可能。迁移使老年人与熟悉的生活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脱嵌,打断了原有社会交往网络[88]和地方依恋感[89]。老年迁移人口的行为适应和文化适应明显不足[8]。但与此同时,迁移增加了老年人融入新群体的机会[90]。虽然迁移老人更可能放弃非亲缘的社会关系,但也更有能力依靠家庭网络等非正式社会支持力量[91]。
迁移对老年人的影响因个人属性和迁移性质而不同。家庭收入状况良好且主动迁移的老年人拥有更高的适应力[90],迁移后有更高的社会参与水平[92]和更积极的健康自我评价[93]。一项中国调查研究显示,女性、学历高、年龄小且配偶健在的“社交型”老年人的异地生活感知更好[58]。另外,被动迁移[94]、负面生命历程事件驱使的迁移[95]、多城市间迁移和长距离迁移对老年人的负面影响显著[93]。

3.2 区域宏观层面的影响

在区域宏观层面,老年人口迁移主要影响老龄人口分布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图4)。首先,老年人口迁移会导致迁入迁出地人口结构变化,影响老龄化空间格局。根据McCarthy的研究[96],人口老龄化受到在地养老、老年人口迁移与非老年人口迁移的共同影响。老龄化地区的形成机制包括累积集聚(accumulation)、替代集聚(recomposition)和汇合集聚(congregation)。累积集聚是指人口老龄化主要源于本地人在地养老;替代集聚是指老年人迁入与非老年人迁出所造成的年龄结构老龄化现象;汇合集聚是指老年人口与非老年人口同时迁入,但老年人口迁入的比例相对其他年龄段更高。在英国,乡村老年人口的迁入与年轻人的迁出解释了乡村老龄化程度的快速上升[4]。在中国,在地养老与人口流出是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的核心因素[97]。
其次,老年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正负两面性。一方面,迁入老年人带来积极经济效应,起到扩大消费、夯实税基、增加就业,促进服务业和贸易行业发展的作用[98⇓-100]。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一个老年人的迁入约可增加0.34~0.58个新就业岗位,一个老年家庭的迁入能增加约3万美元的消费[101]。但另一方面,老年人口主要通过消费影响经济,迁移老年人口能够新增的经济活动及其增加的就业机会和乘数效应相当有限。随着迁入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还将对迁入地的医疗照护能力与财政支出造成压力[4]。
最后,老年人口迁移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尚未得到一致结论。部分研究强调老年人口迁移的积极社会影响。在家庭层面,随迁老人作为家庭人力资源缓和了社会矛盾[102]。在社区层面,老年迁移群体通过参加社区团体和志愿活动丰富了当地的社会资本和社群文化[103]。也有研究显示,老年人口迁移可能推高房价、增加住房市场的两级分化[104-105],降低社区凝聚力,导致老年群体的居住隔离[106]和促进绅士化进程[107]。
老年人口迁移在区域宏观层面的影响效应因吸纳的迁移类型而不同。舒适性迁移老年人的经济社会能力与健康水平普遍高于在地养老群体,因而积极效应更显著。相比而言,返乡移民、援助型与照护型迁移的老年人在健康与财务状况上更受限,可能带来潜在的风险[64]。老年人口迁移影响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长期跟踪并全面评估其区域效应[101]。

4 研究评述与启示

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深化,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公共政策意义。目前研究主要关注老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驱动机制与影响效应。迁移格局上,本文探索了长距离中小城市迁移、长距离大城市迁移、短距离郊区迁移和短距离中心城区迁移4种类型,分析了影响老年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宏观因素;迁移机制上,通过整合既有理论基础和实证讨论,从微观层次识别了影响老年人口迁移的意愿和能力要素,构建了老年人口迁移的机制框架,发现了目前研究中对关键变量影响的结论不一致;迁移效应上,本文指出了老年人口迁移对于个体健康、社会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双重性。
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逐渐增多。王桂新[108]1995年发现,相比于其他年龄段,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迁入地的地理集中度更高。2002年,《中国人口科学》刊发的“省际人口迁移中的老年人口”一文展开了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地理学探索[109]。近年来,从老龄化地理学角度剖析中国老年人迁移的空间规律、行为机制与老年迁移人口的城市适应的研究不断增加[110]。目前,针对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特点已形成一些初步结论：迁移率较低但绝对数量大而且增速快;以家庭迁移为主,舒适性迁移不是主流但发展空间较大[111];老年人口迁移的方向与劳动力迁移的方向同构[18]。但整体而言,目前国内研究进展还存在着研究内容覆盖不全、研究方法应用有限和相关理论基础薄弱等问题。
未来研究需要增强对老年人口迁移的时空性认识,深化对中国老年群体分层与群体异质性的讨论。要将迁移分析置于个体、家庭、社区乃至城市等不断变化的物理环境、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中,进行多要素的综合性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迁移的行为机制。聚焦国家、省、市、区县乃至城市内部等不同空间尺度,识别各尺度下老年人口迁移的时空特征、动态演化与影响机理并进行跨区域比较[19,46]。面对老年社会群体越来越明显的分化,还应加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和分层研究,比较城乡之间、不同类型社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世代之间老年人口迁移的差异,识别不同的迁移类型,研究迁移的异质性影响。
为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适应于多空间尺度研究的数据与方法。积累人口迁移的纵向数据库和大样本数据集,并利用数理分析模型、事件史方法和生命历程框架等定量方法,加强迁移的因果机制识别。另外,采用个人传记、叙事研究、关系方法、焦点小组、时间地理学框架等质性研究方法,加强老年人口迁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制度研究,通过定量与质性研究的结合,深入理解老年人迁移的生命体验[112]。
基于老年人口迁移的经验研究进展,应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构建基于中国国情的老年人口迁移理论框架。作为一个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中国老年人口迁移既面临着理论基础薄弱的普遍性问题,也面临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及制度背景下理论构建的特殊性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应促进理论发展的整体性,广泛吸纳地理学的相关理论、概念与方法并发挥其在分析老年学问题的优势,推动地理学、老年学、人口学、环境心理学等多领域的交叉融合和相关理论间的对话整合,增强迁移理论对全年龄周期的理论解释力。另外,需要考虑中国经济社会进程、老龄政策制度和“安土重迁”的家庭养老文化伦理,将宏观制度和文化背景纳入理论框架,提出更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口迁移理论。
推动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研究,在理论上将促进老龄化地理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在实证上可以增强老龄化时代解释和预测的能力,在应用上能为优化异地养老政策与外地老年人市民化政策提供参考,为更具包容性的老年友好城市与社区建设提供研究支持,促进国家银发产业的发展。面对老年迁移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老龄化新议题,需要学界积极拓展研究体系、深化理论方法,推动老年人口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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