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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2 , Vol. 41 >Issue 5: 867 - 879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2.05.010

Articles

Intergenerational power and territorial structure in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 A case study of Daizuyuan Garden, Xishuangbanna

  • HUANG Feng , 1 ,
  • BAO Jigang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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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and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9-02

  Revised date: 2022-01-27

  Online published: 2022-07-28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419201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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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geography, home space may be viewed as containers, where individuals' lives and their family relations are constructed. Based on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secondary data collected from Daizuyuan Garden, Xishuangbanna,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micropolitics of territory in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space interaction,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at the intergeneration relationships. The study unpacked that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s might be significant in terms of reinforcing and negotiating family relationships, which, in a way, are organized around distributing and using resources. 1)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se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is responsible for establishing the family business. Therefore, they have collectively gained mor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Compared to their successors, they have more power in decision making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domestic arena. Their roles in the family are embodied by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home spaces. That is, they have more power in making decisions about the setup of physical space, the spatial exclusion of social space, as well as the domestic labor divisions of economic space. 2)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r the successors have opportunities to seek education and career outside the village. They work hard to accumulate human resources, which are beneficial to their family businesses. Their family power of independence was mirrored in the practices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home spaces. Specifically, they pursue the separation of living spaces, the independence of private live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n family business arrangements, to negotiate their role as the operator of family business and the independent individual of family life. This study outlin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amily re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space relation. It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f territorialization theory by focusing on various forms of territorial strategies practiced by different subjects in moderat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s, and its positive effects in maintain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ddition, it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 family resource; family power; territorialization; Daizuyuan Garden; Xishuangbanna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Feng , BAO Jigang . Intergenerational power and territorial structure in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 A case study of Daizuyuan Garden, Xishuangbanna[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 41(5) : 867 -879 . DOI: 10.18306/dlkxjz.2022.05.010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家庭的物质生产功能被社会性劳动所取代,工作与家庭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场域[1]。通常,在公共领域从事劳动生产的子代,相比从事家庭农业劳动的亲代,能够获得更多资源。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现代家庭结构趋向核心化[2]。家庭生活中,夫妻主轴超越父子主轴,出现了代际冲突、孝道衰落[3]等负面现象。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老年人,或是通过资源传递,构建协商式代际关系[4];或是承担“兜底”的家庭照料工作,维系弹性权力关系[5]。更极端者,以自杀的方式对抗代际权力失衡[6]。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8.7%。而与此同时,大家庭共同体却在逐渐瓦解,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降为2.62人。老年人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既不利于提升个体幸福感,也制约了和谐家风的培育。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传承乡村优良传统文化,促进乡风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星级文明户”“文明家庭”是衡量乡风文明的重要指标[7]。因此,如何平衡家庭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进而弘扬传统的家文化,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多数讨论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如何影响代际权力关系。然而,过于重视关系视角,研究重心偏向静态的权力结果[8],对家庭的“权力—空间关系”及其互动协商过程的探讨明显不足。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对于家庭伦理[9]、家庭代际隔离与融合[10]的研究逐渐增加。但是,空间视角下的家庭研究,仍然集中于固定时空、流动家庭[11],较少涉及就地重构的“家空间”。
旅游发展推动了乡村“家空间”的商业功能转化[12]。本地人通过与游客不同程度地分享家庭空间,实现增收的目的。“家”的生产、生活、消费功能合一[13],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融合,提高了主客互动频率[14],也加剧了角色冲突[15],“家”的公共、私人空间边界由模糊转向再划界[16]。在旅游地理学研究中,关于“家”的旅游商业化,多数基于公私对立视角,探讨“家”与外部尺度空间的关系,关注权力、资本、消费等结构性力量的介入及其影响[17]。例如,“家”的物理空间变迁及其动力机制[18]、经济空间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19-20],社会空间构建中的主客互动[15]与空间协商[21]。针对本文案例地西双版纳傣族园“家空间”的旅游商业化,已有研究认为,在游客消费、居民对“家”的营造等交织作用下,传统傣楼经历了空间功能转化、空间扩增、空间异化和空间营销的渐变过程[22]。“家空间”的资本化,改变了主客交往模式[23],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保障了文化的传统特性[24]。关于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家庭权力关系变化,还缺乏进一步的探讨。
从私人领域看,家庭包括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基于地理学视角,家庭权力表现为空间权属和权力配置,即领域化和再领域化。家庭矛盾,实际上是领域行为与空间边界不匹配所引发的冲突。当工作和生活附着于有限空间时,代际权力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又如何通过空间的形式呈现?为此,本文选取适度旅游商业化的傣族园“家空间”作为分析样本,探讨家庭微观空间的领域构建机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提供借鉴。

1 理论框架

1.1 家庭权力来源及其结果

家庭权力来源研究主要包含3种理论、2种范式。第一,理性主义范式的“比较资源论”[25],关注家庭资源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第二,“交换理论”在“比较资源论”的基础上,将关注点从家庭资源的价值差,转移到个体可能获得外界资源的价值差[26],认为资源的可替换性影响家庭权力。第三,伦理主义范式的“文化背景资源理论”认为,文化、社会规范、信仰、价值观等,对家庭权力也产生重要影响[27]。在流动性实践中,因文化惯性,父权规范可能被延续[28],也可能被削弱[29-30]。在家庭现代化背景下,理性主义范式的家庭权力研究占据主导,强调家庭资源的主导作用,包括经济资源[31]、社会资源[32]、人力资源[33]等。相关研究认为,家庭权力的基础是资源,权力过程体现为控制纷争[34],结果体现为家庭自主权、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35]。
总体看,家庭权力研究仍然缺乏空间视角。“家”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表征权力关系的社会空间。“家”的形态和组构变化影响家庭权力关系[36],后者也通过日常实践,实现权力的空间化。在传统中国,家庭是整合道德、伦常、规范、仪式的场域[37],是家长行使权力的场所。在现代社会,随着家庭关系和居住模式变化,多代家庭共同生活,既可能促进家庭整合,也可能激化代际矛盾[10]。进而,催生协商空间[5],构建新空间[38]。由此,对于空间演变与代际权力关系的探讨,还需要进一步理论化,探索其内在关联。

1.2 旅游影响下的家庭权力关系

旅游发展引导乡村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了家庭生计多元化。有关旅游影响下的家庭权力关系研究,主要关注夫妻关系[39],认为女性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自由空间,实现经济独立,提高了家庭地位[40]。在家庭资源、思想观念转变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女性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和决策权,改变了消费观念[41]。在家庭劳动分工中,更是趋向男女平等[42]。然而,在文化惯性作用下,女性家庭地位变化尚未真正撼动父权制[43]。
相比之下,旅游影响下的代际权力关系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对于子代的家庭权力研究较少[44]。在乡村旅游地,有外出务工、受教育经历的子代,能够弥补父辈的知识技能局限[45],更好地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年轻人在本地就业、创业,兼顾工作与家庭,解决好抚育儿童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两代人形成功能性互惠关系[46]。其中,适度旅游商业化的家庭经营,依托“家空间”,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满足家庭消费作为经营目标[13]。“家”成为兼顾工作和生活的场所,多代家庭成员共同居住和劳动[46]。一方面,“家文化”和家庭策略,有助于应对旅游经营的季节性压力[47],促进企业代际传承[48],通过持续创业,减少经济漏损[49];另一方面,旅游经营具有的特征,如技术要求和工作强度相对较低[50],工作与生活相对平衡[51]等,有助于提高家人的参与意愿[45],巩固大家庭结构[52]。
总之,现有学术成果在研究对象上,重视性别关系而轻视代际关系。在研究思路上,基于理性主义、伦理主义的家庭权力观,抽象出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观念等解释变量,用于理解旅游影响下的家庭权力关系变化。实际上,不同旅游参与方式对家庭权力关系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在企业和家庭融合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中,两代人共同生活和劳动,共担家庭义务[46]。这对代际权力关系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地理学视角,探讨家庭权力的空间化过程?这是被现有研究所忽视但却重要的研究问题。

1.3 领域化理论及其在家庭权力研究中的适用性

领域化理论将“权力—空间关系”具象化为领域的构建与竞争[53]。所谓领域,是被控制的、有边界的空间[54],是权力空间化的产物[55]。领域性是配置空间资源的工具,是通过划界和控制来影响事物、人、关系的空间策略[54],也是建立和塑造社会关系的手段[56]。领域化则是将人类及其事务固定在空间中,形成领域的动态过程[57]。去领域化是指受控主体破坏权力关系[55],导致空间边界不稳定、空间异质性增强[58]。再领域化,即通过重构现有领域[59],明确行为主体间的关系与行动规则[60]。人类的领域行为由来已久,领域化的塑造机制,既包括国家尺度的空间治理,也包括经济意义上的领域权限配置与交易,还涉及社会意义上的惯例[61]。从个体意义看,领域化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54]。政治地理学家不仅关注领域的物理属性,也重视领域的关系属性[62],并呼吁两者的融合[63]。
领域化理论主要应用于宏观尺度和公共空间研究,涉及物理疆域、行政、社会、文化边界建构等[64],对于微观尺度和私人空间的关注相对薄弱[60]。事实上,在微观空间,领域行为也是一种通过日常实践,构建生活空间,实现权力协商的形式[65]。将领域化理论引入家庭和私人领域研究,能超越其公私二分的界限,推动理论进展。
鉴于领域化理论对家庭的“权力—空间关系”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者将该理论运用到家庭研究中。一是关注物理空间,如家的内外边界、内部次领域构建[66];二是关注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融合,以透视性别、代际、阶级关系。例如,女性通过对冰箱的领域占有,将其作为性别展演的舞台,对抗男权[67]。跨国的菲律宾女性家务工,通过劳动和休闲时空区隔,缓解“家空间”的阶级冲突,促进工作和生活平衡[68]。然而,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冲突视角,探讨领域宣誓与权力博弈、抗衡。基于家庭整合视角,探究领域构建的积极意义,目前并不多见。
针对本文的研究区域西双版纳,已有文献指出,傣族家屋基于性别、年龄、身份形成了严格的空间秩序[69]。然而,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傣族家庭生活中的父权文化观念相对较弱,夫妻、亲子之间互相尊重。并且,传统傣族村社以一对夫妻为基础的个体小家庭为主,子女婚后一般不与父母同住[70]。在傣族园不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中,大部分老人在子女婚后选择居住在田间地头的“工棚”里。本文无意探讨家庭资源、文化规范二者对家庭权力影响程度的差异。选取傣族园作为案例,目的是减少父权文化对家庭权力的影响,分析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代际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认识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从而丰富地理学对于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等问题的探讨。更进一步,对促进家庭代际团结,培育和谐家风,构建文明家庭提出展望和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傣族园位于西双版纳州勐罕镇,以傣族村寨建筑群、自然生态环境和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为旅游吸引物。1999年8月正式开园营业,是一个典型的旅游社区,受到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为适应游客需求,傣族园公司鼓励当地村民参与旅游接待,被称作“厨师寨”的曼乍村专门负责经营傣家乐。所谓傣家乐,主要以傣味饮食和傣楼住宿为吸引物,经营技术要求较低,主要依托“家空间”,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具备适度旅游商业化特征。2021年6月,傣族园景区5个村寨共有家庭346户。其中,97户家庭经营傣家乐,以本村人经营为主。曼乍村的傣家乐经营时间最长,案例最为典型。
在“家”的经济空间上,农户通过投资经营等生计策略,将传统傣楼改造为旅游商业化的空间场域,依靠生产要素整合、家庭生产功能优化,助推生计转型。在社会空间上,家庭与企业合一,家庭成为融合生产、生活和主客互动为一体的多层空间[15],基于家庭资源配置差异,形成不同的代际权力关系。在物理空间上,农户普遍采取家庭空间扩增、空间功能转化的方式,提高旅游接待能力,特别是对卧室、客厅、庭院的商业化改造,实现了生产与生活、主人与客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空间划界。以傣族园为案例地,探讨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具有较好的典型性,有助于理解其他同类型案例。

2.2 研究方法

选用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本课题组2016—2018年,多次前往傣族园实地调查,累计调查时间120 d。采用立意抽样法,选取经营时间较长、以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适度旅游商业化的家庭作为典型案例。经过筛选,选定曼乍村4户家庭作为研究对象,涉及深度访谈对象10名,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在家庭层面,A、B家庭是本家和分家的关系,B1是A1的女儿。虽然两家分开居住,但是经济一体,经营规模最大,家长权力最大。C家庭是四代同堂的主干家庭,经营规模适中,家长权力适中。D家庭是同居共财的三代家庭,经营规模较小,家长权力相对较小。在个体层面,10名访谈对象涵盖不同家庭世代、性别、年龄、家庭身份、学历和社会化经历。该4户家庭案例,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表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interviewees

家庭编号 创办时间 客房数量/间 家庭结构 个人编号 年龄/岁 家庭身份 学历 社会化经历
A 2002年 12 主干家庭 A1 52 父亲(户主) 初中 无
A2 32 儿子 本科 创业
A3 30 儿媳妇 本科 幼师
B 2016年 26 核心家庭 B1 34 妻子(户主) 大专 酒店员工
B2 30 丈夫 小学 酒店厨师
C 2003年 13 主干家庭 C1 52 父亲(户主) 初中 景区务工
C2 32 儿子 高中 橡胶厂工人
C3 27 儿媳妇 初中 洗车场工人
D 2005年 5 主干家庭 D1 56 父亲 小学 无
D2 36 儿子(户主) 初中 僧人

注：访谈对象年龄均按2018年计算。

本课题组通过持续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围绕家庭资源、权力关系、领域构建展开调查。通过参与旅游经营、农业劳动、村寨节日庆典,与受访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和信任关系。具体调研过程如下：① 通过无结构和半结构访谈,听取被访者的叙述,挖掘日常生活故事和细节,并将叙述内容涉及的个人经历与体验拼接起来,使之具有连贯意义;② 参与家庭劳动,与部分受访家庭共同居住和生活,对家庭分工和代际互动进行观察和记录;③ 采用自由描画法进行调研,辅助受访者描画出家庭空间要素,绘制家庭平面图,加深对“家空间”重构的理解。

3 家长主导下的空间领域化

3.1 家长权力来源：经济和社会资源优势

家庭是以空间形式存在的经济单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和替代难易程度决定资源拥有者的地位与权力。第一代经营者的家庭权力来自旅游经营中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以A、B家庭的联合经营为例。2016年,A1出资300万元新建客栈,交给女儿B1、女婿B2打理。2017年,A1出资100万元新建餐厅,由儿子A2担任法人代表。在D家庭中,2014年,创业的D1自己留下60万元,将其余家庭财产交给儿子。但是,“儿子当家,干不对,我可以说他”(D1)。
除了经济资源,第一代经营者还积累了社会资源,为家庭经营持续做出贡献。最典型的是旅游经营中的“回头客”。许多旅游小企业能够维持多年经营,原因在于口碑较好,游客的重游意愿强,并通过口碑宣传,吸引更多游客。“我们家回头客还是蛮多的,特别是冲着我爸来的”(B1)。在C家庭中,C1不仅出资扩建客栈,担任主厨,做过主持人的他,还时常为客人介绍傣族风俗习惯,提高傣家乐的吸引力。第一代经营者积累的经济、社会资源不仅提高了旅游小企业的竞争力,也巩固了自身的家庭权力。
家长权力直接体现在“当家”的家庭身份中。在旅游发展前的傣族村寨,年轻人婚后即可当家。“我18岁就结婚了,一结婚就当家了,像我们同年龄的都这样”(A1)。然而,旅游发展近20 a,家庭权力仍然掌握在第一代经营者手中。2018年9月,研究者通过统计曼乍村55户家庭捐资祭祀寨神的礼单,发现代表家庭出资的家长多数为中老年人,只有17人年龄低于40岁。村寨户籍资料也显示,曼乍村56户家庭中,户主平均年龄46岁,只有16人年龄低于40岁。实际上,在经营规模不同的家庭中,无论是否完成家庭企业的代际传承,创业的第一代经营者仍然掌握家庭权力。

3.2 权力结果：“家空间”的领域化

在旅游商业化影响下,“家空间”的领域基础发生了转变。家长在创立家业和持续经营中获得更强的资源支配能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权力的空间化过程,划定空间权属[32]。具体而言,主导家庭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实现领域构建。

3.2.1 “家”的空间设置

从物理空间看,在“家”的营造过程中,家长主导着空间设置。在A家庭的餐厅设计中,酷爱读小说的儿媳妇A3希望将餐厅二楼改造成“书吧”,A1则坚持改造为餐厅,以容纳更多团队游客。尽管A2是餐厅的法人代表,但实际掌握家庭决策权力的A1仍然坚持意见。C家庭是最早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之一。C1曾在景区歌舞剧场当主持人,于2003年辞职回到家中经营客栈。为了吸引游客,他不顾父母反对,改造家庭空间。C1的儿子说,“拿那个地皮就是竹编那个贴在墙上,那些都是我爸爸带头弄的,我奶奶还反对嘞,说脚踩的东西(不能)贴在墙上”(C2)。C1在改造客房的同时,将傣族传统大通铺改为独立卧室。“我爸最担心,怕不吉利,说(卧室)完全隔开了就不是一家人”(C1)。可见,家长根据经营需求,充分行使领域权力,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在市场逻辑引导下,重构“家空间”,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

3.2.2 “家”的空间排他性

从社会空间看,家长权力的空间化还表现为空间吸纳、社会排斥等领域行为。具体而言,家长利用权威,规范个体行为,控制家庭纷争[34],并对不利于家庭的行为进行限制,强化空间排他性,维系家庭生活和谐。
B家庭中,上门女婿B2酗酒成性。2016年9月某天,B2醉酒后与妻子B1发生争执,夫妻打斗过于激烈而惊动父母。当家的父亲A1请来男女双方村寨“寨老”、村干部及男方父母商议,让B2当面承认错误、念保证书,并令他回老家反省。在保证书中写明,“如回来后,再次发生同样事故,女方有权将B2逐出家门,B2无权带走任何财产”。3个月后,当A1出资修建的客栈准备开业时,女婿B2主动要求返回。A1出于对家庭的考虑,同意其请求,并让B家庭分户。回家以后的B2,坚持大约半年不外出喝酒,努力经营客栈。A1通过行使家长权力,控制了家庭纷争,规范了家庭成员行为。在客栈开业后,他考虑到家庭结构的完整性,以及家庭经营的需要,同意女婿B2返回家庭。可见,掌握家庭权力的第一代经营者通过对“家”的领域宣誓,强化空间排他性,保障家庭整体利益。

3.2.3 “家空间”的劳务分配

从经济空间看,旅游经营中的家庭劳务分配也是家长权力空间化的产物。在日常经营中,第一代经营者恪守勤劳美德,并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子女。C1说,“我儿媳妇他们要睡懒觉,我不让他们睡” (C1)。调研期间,每天清晨,研究者总能见到C2、C3夫妻两人打扫客房、洗衣服、干农活等。在A家庭中,A2、A3夫妻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打扫客房卫生、洗床单、洗碗以及准备接待游客的饭菜。父亲A1要求他们“有什么活就干什么,反正不能闲着” (A2)。为营造干净整洁的家庭空间,吸引游客入住和就餐,A1每天清晨打扫庭院,留下一筐垃圾,等儿子A2起床倒垃圾。当研究者试着问A2有没有上午睡到10点的时候,他笑着说,“没有,不敢,他(父亲)会叫的,会说的,睡到十点钟不得了了” (A2)。在D家庭中,爱好喝酒的D2常受到父亲批评。“我骂了,他听话,(如果)不听话,他就该出去了,自己搬家出去外面,早上睡到中午没人说你” (D1)。旅游经营中的家务分配,充分再现了权力的空间化过程。第一代经营者为了家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持续优化家庭生产功能,规定了家庭劳动时间和内容,并以空间权力作为震慑,鞭策年轻人勤奋努力,维系家庭经营。

4 代际协商下的空间再领域化

4.1 第二代经营者的权力来源：人力资源优势

人力资源由技能、知识、能力构成,是家庭企业的重要资源[71],主要来自受教育和外出务工等社会化经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既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也有助于提升个人的家庭权力。在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旅游经营中,有外出受教育、务工经验的第二代经营者既能承担体力劳动,也协助第一代经营者应对知识、技能局限[45],帮助家庭企业快速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另外,在季节性突出的旅游经营中,依靠家庭协作比雇工合算,促进了效益最大化,提高经营韧性。在雇佣过“小工”的村民看来,雇工的工作技能、学习意愿普遍较低。“最主要是不会,还不爱学”(A2)。相反,返乡的第二代经营者,由于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普通话、餐饮服务水平相对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家庭企业接班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产,具有较强的主人翁精神。在代际合作经营中,第二代经营者充分发挥优势,促进家庭多元经营。同时,也实现自我赋权和空间协商。

4.2 权力结果：“家空间”的再领域化

“再领域化”往往与“去领域化”同时发生,是空间的再建构过程。在家庭“空间个人化”趋势下,家人既共担责任、互相依赖,也保持着互不侵扰的新型团结[72]。随着年轻人的成长和小家庭的建立,他们在生产、生活中的独立性逐渐提高,既推动代际权力协商与空间“去领域化”,也主导着“再领域化”。具体表现为,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在生产、消费固定在“家空间”的旅游经营中,他们利用凸显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家庭自主权,以空间占用、创造等行为,实现“家”的再领域化。

4.2.1 居住空间区隔化

从物理空间看,旅游商业化推动了“家空间”扩增[22]。傣楼前廊等区域扩增为若干客房,卧室大通铺被分隔为若干独立空间。空间扩增提高了多代家庭中核心家庭的居住独立性,构建起容纳代际张力的私人空间,形成了“家内有家”的居处关系。第二代经营者普遍在婚后选择相对独立的居住空间,或是在旅游淡季搬到客房里居住。A1认为,“如果不搞旅游,搞这么大的房子干嘛呀?我们以前跟老人住,一起住个大通铺,现在叫他们进来住,他们不想跟我们一起住了”(A1)。他的儿子A2则强调卧室空间的隐私性：“大通铺不方便,要带娃娃,娃娃哭,都不好在”(A2)。A1则认为,“小孩晚上吵就吵嘛,反正也是个过程,都是一家人嘛”(A1)。可见,亲代强调的是卧室空间所表征的家庭团结、“一条心”。子代关注的却是个人隐私,并积极构建私人领域,减少代际冲突。例如,在D家庭中,当家的D2时常因为喝酒而受到父亲批评。夜晚,他极少在客厅中与父亲一起看电视剧,有时在卧室里玩电子游戏,有时在楼下玩手机。父子闹矛盾时,他便自己回到卧室里。可以认为,旅游商业化推动了居住空间区隔化,凸显人力资源优势的第二代经营者有条件、也敢于追求独立居住空间,以此构建私人领域,平衡权力关系。

4.2.2 私人生活独立化

从社会空间意义看,“家空间”的再领域化行为,提高了多代家庭中私人生活的独立性,缓解了两代人因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不相容而引发的矛盾。A2、A3虽然与父母共同生活,但他们搬到用于接待游客的客房里。A1说,“以前跟他们一起住,他们说我这种做也不对,那种做也不对,现在不受限制”(A1)。儿媳妇A3则强调独立居住空间及其伴随而来的生活自由和便利。“平时我跟我老公在房间里面讲话,我都是比较随便的语气,但是如果当着其他人的话,我就会觉得我不应该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A3)。
“家空间”的再领域化也提高了第二代经营者的消费独立性。他们在参与旅游经营中,不仅能够自由安排工作时间,也获得了更高收入。相比于A2,对家庭经济做出更多贡献的B1获得了独立居住、打理新客栈的机会。“我姐跟我姐夫在那边(客栈)住,我爸管不着”(A2)。闲暇时间,B1经常招揽邻居到家里打麻将。由于居住空间区隔,父亲A1尽管反对,也只能无奈地说,“他们就是攒钱攒不住”(A1)。“家空间”的再领域化不仅成为缓解代际矛盾的解压阀,也通过增强第二代经营者的私人生活独立性,提高其参与家庭经营的意愿,促进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

4.2.3 家庭经营自主化

从经济空间看,“家”的再领域化体现为经营空间的领域权限配置变化。第一代经营者主导了家庭劳务分配,并以家长权威和空间权力作为震慑。第二代经营者在“听话”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深度参与家庭经营和决策,提高经营自主性。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经营空间建构,实现“家”的再领域化。B2厨艺精湛,善于学习,既是餐厅的主厨,也负责经营客栈。在餐厅中,他按照自己曾经工作的酒店厨房样式,配备了价值约3万元的不锈钢灶台和厨具,并选择了适合自身身高和力量的灶台和炒锅。在客栈中,B2专门布置茶室,用于聚会、商谈等。B1、B2夫妻也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作息规律,灵活安排工作时间。“没(客)人的时候,就可以离开一下,去吃饭啊,喝酒啊”(B1)。厨房和客栈空间在第二代经营者的劳动实践、个人诉求的基础上建构而成,成为其家庭地位提升的重要表征。
“家”的再领域化进一步促进了领域权限的代际协商,第二代经营者在重构空间的过程中,积极争取经营权。在A1掌握家庭决策和财产权力的情况下,B2通过网络营销,加强和旅行社的合作,招揽团队游客,提高经营自主权。本课题组于2017年调研时发现,B2在家庭经营中没有决策权。当提到客栈房价时,他认为“我是直接接触客人的,必须给我这个权力”(B2)。在2018年国庆节期间调研时,本课题组发现A1竟然不清楚客栈当天房价,并表示要去问一下女婿B2。可见,第二代经营者通过发挥人力资源优势,提高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在构建经营空间过程中,不断提高自主权,实现领域权限的代际协商。从这个意义看,旅游经营创造了一个促进代际协商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家庭企业可持续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领域的本质是权力关系空间。“家空间”的领域化,实际上是家庭权力的空间化过程,涵盖着家庭生活、生产中的个体故事与日常实践。在工业化和家庭现代化影响下,多数老年人在家庭中是无权、弱势的。但是,在旅游商业化影响下,乡村家庭传统功能和结构得以恢复,家庭资源配置也发生变化。在父权文化规范相对较弱的傣族家庭中,这意味着家庭权力在空间内部被重新配置,也透露出旅游经营对家庭权力关系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以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作为分析对象,提出家庭的“权力—空间关系”分析框架(图1),得出以下结论：
图1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领域构建机制

Fig.1 Territorial structure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home space

(1) 在代际互为主体性的旅游生计模式中,合作经营的两代人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形成了优势互补、体贴交换的代际互惠关系。第一代经营者在创业过程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巩固了家庭决策权、家务分工权。第二代经营者在受教育、务工等流动性实践中,积累了知识、技能等。其家庭劳动因具有社会性而体现出劳动价值。在旅游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实现自我赋权。在不同权力主体的叠合与交织作用下,“家”成为一个既有矛盾冲突,又彼此持续协调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经济空间。
(2) 从领域视角看,“家空间”是家庭权力空间化的载体。傣家乐家庭的日常实践显示,在私人、公共领域重叠的商业化空间中,亲代和子代的家庭劳动都被充分重视,彼此衡量对方对家庭的贡献,关系趋向平等。两代人通过领域性策略,构建均衡的家庭“权力—空间关系”。第一代经营者主导“家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引导家庭成员齐心协力,共同经营家庭事业,并以领域权力和强制力量保障家庭生活和睦。随着旅游商业化程度加深,第二代经营者对家庭经济的贡献有所增加,家庭自主权逐渐提高。他们通过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构建弹性的领域关系,促进了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这成为影响家庭领域格局的重要变量。两代人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互动、协商,既巩固了基于家庭权力形成的领域边界,又不断突破、重塑家庭微观空间的领域格局,推动家庭权力交接和旅游小企业的代际传承。

5.2 讨论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探讨家庭权力关系,聚焦就地重构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拓展了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将关注点从“家”与外部尺度空间关系转移到私人领域的家庭代际权力关系中,为理解家庭微观空间的领域政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且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在以往研究中,领域行为往往聚焦公共空间,且被视为划定空间权属、实现空间占有的工具,突出强弱对立的空间秩序和权力关系[73],强调权力稳定性和边界明确性。本文将领域化理论应用到私人空间中,基于家庭整合视角,思考领域构建的积极意义,拓宽了领域化理论的应用范围和研究内容。具体而言,通过对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代际权力关系进行实体归纳,从地理学视角审视“家空间”的领域构建机制,强调在私人空间中,领域行为对于构建容纳代际张力的独立空间、协调代际关系的积极意义。基于领域化理论可以认为,借助领域性策略,形成合理的代际居处关系,以及生产劳动关系,有助于平衡权力关系,减少冲突,促进生活和谐。这一思路将家庭权力研究从人际关系视角拓展到人地关系视角。在乡村家庭代际冲突日益凸显的当前,通过“家”的空间重构,促进代际团结,可能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家庭建设思路,也有助于推动旅游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构建更加合理的“家空间”领域体系,理性评估家庭权力关系,既是乡村旅游小企业发展亟待探索的现实问题,也是未来乡村家庭研究的目标之一。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第一,在案例选取上,以适度旅游商业化的傣族家庭作为案例,仍未比较文化规范、旅游商业化程度差异对家庭权力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可以选取本地经营者、外来经营者作为分析样本,或选取旅游商业化程度不同的家庭作为对比,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分别探索文化规范、旅游商业化程度对代际权力关系的影响。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通过质性方法对“家空间”的领域构建进行实体归纳。有关家庭资源对家庭权力的影响程度仍然缺少定量判定。有关家庭权力空间化的表征,还需要通过类型比较,总结出更多维度,增强分析框架的解释力,提高应用价值。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杨菊华. 边界与跨界: 工作-家庭关系模式的变革[J]. 探索与争鸣, 2018(10): 62-71, 142.

[ Yang Juhua. Border and border-crossing: Patterns of work-family relationship.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8(10): 62-71, 142. ]

[2]
王跃生.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1): 96-108, 207.

[ Wang Yuesheng.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6(1): 96-108, 207. ]

[3]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M]. 龚小夏, 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181-207.

[ Yan Yunxiang.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9. Translated by Gong Xiaoxia.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9: 181-207. ]

[4]
钟晓慧, 何式凝. 协商式亲密关系: 独生子女父母对家庭关系和孝道的期待[J]. 开放时代, 2014(1): 155-175, 7.

[ Zhong Xiaohui, Ho Sik-Ying. Negotiative intimacy: Expectations of family relationship and filial piety among only-child parents. Open Times, 2014(1): 155-175, 7. ]

[5]
肖索未. “严母慈祖”: 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6): 148-171, 244.

[ Xiao Suowei. "Yan Mu Ci Zu":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s in childrearing among urban famil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4, 29(6): 148-171, 244. ]

[6]
吴飞. 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72-74.

[ Wu Fei. Suicide and justice:A Chinese perspective. Beijing, China: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9: 72-74. ]

[7]
张挺, 李闽榕, 徐艳梅. 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18, 34(8): 99-105.

[ Zhang Ting, Li Minrong, Xu Yanmei. The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anagement World, 2018, 34(8): 99-105. ]

[8]
沈奕斐. 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279.

[ Shen Yifei. iFamily:Individual, family and country in urban modernization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3: 279. ]

[9]
Di Feliciantonio C, Dagkouly-Kyriakoglou M. The housing pathways of lesbian and gay youth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 A southern European perspective[J]. Housing Studies, 2020: 1807471. doi: 10.1080/02673037.2020.1807471.

DOI

[10]
Liu C. Family-based food practices and their intergenerational geographies in contemporary Guangzhou,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7, 42(4): 572-583.

DOI

[11]
陶伟, 蔡少燕, 余晓晨.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J]. 地理学报, 2019, 74(6): 1252-1266.

DOI

[ Tao Wei, Cai Shaoyan, Yu Xiaochen. Th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spatial practices of mobilizing family: A perspective from mobilit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6): 1252-1266. ]

[12]
Lynch P A. The commercial home enterprise and host: A United Kingdom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5, 24(4): 533-553.

DOI

[13]
Ye S, Xiao H G, Zhou L Q. Commodification and perceived authenticity in commercial hom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71: 39-53.

DOI

[14]
Scerri M A, Presbury R. Airbnb superhosts' talk in commercial hom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80: 102827. doi: 10.1016/j.annals.2019.102827.

DOI

[15]
张机, 徐红罡. 民族旅游地区家空间的主客角色冲突研究: 以丽江白沙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6, 36(7): 1057-1065.

DOI

[ Zhang Ji, Xu Honggang. The role conflicts between hosts and guests in home space in ethnic areas, Lijiang,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7): 1057-1065. ]

DOI

[16]
陆依依, 保继刚. 西双版纳傣族“家”的旅游商业化研究[J]. 地理研究, 2018, 37(5): 967-980.

DOI

[ Lu Yiyi, Bao Jigang. The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of 'homes' in Dai families in Xishuangban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5): 967-980. ]

DOI

[17]
郭文, 黄震方.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J]. 地理研究, 2020, 39(4): 907-921.

DOI

[ Guo Wen, Huang Zhenfang. Tourism and multi-dimensional produc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home" in Zhudi Villag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4): 907-921. ]

DOI

[18]
吴骁骁, 苏勤, 姜辽. 旅游商业化影响下的古镇居住空间变迁研究: 以周庄为例[J]. 旅游学刊, 2015, 30(7): 26-36.

[ Wu Xiaoxiao, Su Qin, Jiang Liao. Residential space evolution under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of Zhouzhuang. Tourism Tribune, 2015, 30(7): 26-36. ]

[19]
刘美新, 蔡晓梅, 麻国庆.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 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12): 1884-1893.

DOI

[ Liu Meixin, Cai Xiaomei, Ma Guo-qing. The production of "home" and power negotiations in the rural guesthouses: The case of Shangliang Village, Huizhou, Guangdo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2): 1884-1893. ]

DOI

[20]
Zhao Y W. When guesthouse meets home: The time-space of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southwest China[J]. Geoforum, 2019, 100: 60-67.

DOI

[21]
Zhang H Q, Su X B.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the (un)making of ideal home[J]. Geoforum, 2020, 115: 111-119.

DOI

[22]
郑诗琳, 朱竑, 唐雪琼. 旅游商业化背景下家的空间重构: 以西双版纳傣族园傣家乐为例[J]. 热带地理, 2016, 36(2): 225-236.

[ Zheng Shilin, Zhu Hong, Tang Xueqiong. Space reconstruction of hom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commerci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ai family hotel in Xishuangbanna. Tropical Geography, 2016, 36(2): 225-236. ]

[23]
孙九霞, 张皙. 民族旅游社区交往空间研究: 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为例[J]. 青海民族研究, 2015, 26(1): 1-8.

[ Sun Jiuxia, Zhang Xi.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space of ethnic tourism community: Take the Dai Garden in Xishuangbanna as an example.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5, 26(1): 1-8. ]

[24]
孙九霞, 张倩. 旅游对傣族物质文化变迁及其资本化的影响: 以傣楼景观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33(3): 7-13.

[ Sun Jiuxia, Zhang Qian.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on the changes of the Dai People's material culture and its capitalization: Taking the Dai's dwelling houses for example.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1, 33(3): 7-13. ]

[25]
Blood R O Jr, Wolfe D M.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M]. New York, USA: The Free Press, 1960: 10-19.

[26]
Heer D M. The measurement and bases of family power: An overview[J]. Marriage and Family Living, 1963, 25(2): 133-139.

DOI

[27]
Conklin G H.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power for women within the family: A neglected aspect of family research[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979, 10(1): 35-53.

DOI

[28]
金一虹. 流动的父权: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 151-165, 223.

[ Jin Yihong. Mobile paternal authority: Change in migrant farmer familie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0(4): 151-165, 223. ]

[29]
Kamp A. Chinese Australian women's 'homemaking'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family economy in White Australia[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18, 49(1): 149-165.

DOI

[30]
Culcasi K. "We are women and men now": Intimate spaces and coping labour for Syrian women refugees in Jordan[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9, 44(3): 463-478.

[31]
郑丹丹, 狄金华. 女性家庭权力、夫妻关系与家庭代际资源分配[J]. 社会学研究, 2017, 32(1): 171-192, 245.

[ Zheng Dandan, Di Jinhua. Marital power, spousal relationship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7, 32(1): 171-192, 245. ]

[32]
万蕙, 朱竑. 女性跨国婚姻移民家空间的性别、资源与权力: 粤西乡村案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11): 1909-1922.

DOI

[ Wan Hui, Zhu Hong. Gender, resources, and power of female cross-border marriage immigrants' home space: A case of villages in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11): 1909-1922. ]

DOI

[33]
吴炯, 李保杰. 家族企业接班者的政治关联、人力资本与跨代创业行为[J]. 管理学报, 2015, 12(11): 1638-1645.

[ Wu Jiong, Li Baojie. Successors' political connections, human capital, and trans-generational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of family firms.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12(11): 1638-1645. ]

[34]
McDonald G W. Family power: The assessment of a decad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970-1979[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80, 42(4): 841-854.

DOI

[35]
徐安琪, 刘汶蓉. 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 上海市的经验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3): 41-47.

[ Xu Anqi, Liu Wenrong. Division of housework and perceived fairness: An empirical study of Shanghai.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03(3): 41-47. ]

[36]
丁传标, 赵永琪, 陶伟. 城市化进程中家屋空间重构的过程、内容与逻辑: 以广州珠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9): 1326-1336.

DOI

[ Ding Chuanbiao, Zhao Yongqi, Tao Wei. The reconstruction of household of Zhucun in Guangzhou in the process of the rapid urbaniz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9): 1326-1336. ]

DOI

[37]
陈赟. “去家化”与“再家化”: 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在张力[J]. 探索与争鸣, 2015(1): 80-84.

[ Chen Yun. "De-home" and "re-home": The inherent tension of contemporary spiritual life Chinese.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2015(1): 80-84.]

[38]
Lin Y C, Wang M, Chen X X, et al. Understanding home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nsights from postnatal women's 'doing the month'[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21, 112(5): 536-548.

DOI

[39]
唐雪琼, 朱竑, 薛熙明. 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研究: 基于泸沽湖地区落水下村和开基村的对比分析[J]. 旅游学刊, 2009, 24(7): 78-83.

[ Tang Xue-qiong, Zhu Hong, Xue Ximi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mily authority of Mo Suo female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Luoshuixia Village and Kaiji Village, Lugu Lake area. Tourism Tribune, 2009, 24(7): 78-83. ]

[40]
陶长江, 郭凌, 林瑶. 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 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个案调查[J]. 旅游学刊, 2016, 31(10): 94-104.

[ Tao Changjiang, Guo Ling, Lin Yao. Research on status changes of Hakka women under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uodai ancient town in Chengdu, Sichuan. Tourism Tribune, 2016, 31(10): 94-104. ]

[41]
阚如良, 史亚萍, Hsiang-te Kung, 等. 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妇女社会角色变迁研究: 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4, 29(4): 19-27.

[ Kan Ruliang, Shi Yaping, Kung H T, et al. Women's changing social roles in ethnic heritage tourism sites: A case study of three gorges Bubusheng Culture Village. Tourism Tribune, 2014, 29(4): 19-27. ]

[42]
唐雪琼, 朱竑. 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 基于撒尼、傣和哈尼三民族案例的比较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1): 123-128.

[ Tang Xueqiong, Zhu Hong.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social gender concept of ethnic women under aboriginal patriarchy system: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thnic groups of Sani, Dai, and Hani. Human Geography, 2010, 25(1): 123-128. ]

[43]
廖婧琳. 平等或从属: 旅游参与与女性家庭权力: 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 42-48.

[ Liao Jinglin. Equality or subordination: Tourism participation and women's family power in Xijiang Qianhu Miao Village. Journal of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18, 39(1): 42-48. ]

[44]
陈敏, 章锦河, 熊杰, 等.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关系影响的国内研究进展[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7, 33(3): 84-90.

[ Chen Min, Zhang Jinhe, Xiong Jie,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mpacts of tourism on social relation of destination in China.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7, 33(3): 84-90. ]

[45]
尹寿兵, 江海林.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旅游小企业接班机制研究: 以安徽宏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35(10): 57-69.

[ Yin Shoubing, Jiang Hailin. Study on succession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case study of Hongcun, Anhui Province. Tourism Tribune, 2020, 35(10): 57-69. ]

[46]
黄锋, 保继刚. 旅游小企业的家庭化生产对家庭代际团结的影响: 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J]. 旅游学刊, 2021, 36(11): 57-68.

[ Huang Feng, Bao Jigang. The family-based production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 and its impact on th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The case of Daizuyuan Garden, Xishuangbanna. Tourism Tribune, 2021, 36(11): 57-68. ]

[47]
Banki M B, Ismail H N.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owned tourism micro businesses in mountain destin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Nigeria[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5, 13: 18-32.

DOI

[48]
文彤, 张庆芳. 家文化视角下本土旅游小企业的代际传承[J]. 旅游学刊, 2017, 32(8): 93-103.

[ Wen Tong, Zhang Qingfang.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f local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family culture. Tourism Tribune. 2017, 32(8): 93-103. ]

[49]
尹寿兵, 郭强, 刘云霞. 旅游小企业成长路径及其驱动机制: 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12): 2503-2516.

DOI

[ Yin Shoubing, Guo Qiang, Liu Yunxia. The growth path and mechanism of small tourism businesses: Taking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Hongcun as an examp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2): 2503-2516. ]

DOI

[50]
Bosworth G, Farrell H. Tourism entrepreneurs in Northumberland[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4): 1474-1494.

DOI

[51]
Crawford A, Naar J. Exit planning of lifestyle and profit-oriented entrepreneurs in bed and breakfas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Administration, 2016, 17(3): 260-285.

[52]
黄锋, 保继刚. 家庭化生产与傣族园旅游社区的三代家庭一体化[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1(3): 79-84.

[ Huang Feng, Bao Jigang. Family-based prod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ree-generation families in the Dai tourism community.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41(3): 79-84. ]

[53]
刘云刚, 刘玄宇, 张争胜. 渔民视角下中国南海的领域构建[J]. 地理科学, 2020, 40(7): 1062-1071.

DOI

[ Liu Yungang, Liu Xuanyu, Zhang Zhengsheng. The territorial structure in South China Sea from fishermen's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7): 1062-1071. ]

DOI

[54]
Sack R D. Human territoriality: A theor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3, 73(1): 55-74.

DOI

[55]
刘云刚, 叶清露, 许晓霞. 空间、权力与领域: 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5, 30(3): 1-6.

[ Liu Yungang, Ye Qinglu, Xu Xiaoxia. Space, power and territory: A review on territory in politic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5, 30(3): 1-6. ]

[56]
Novak P. The flexible territoriality of borders[J]. Geopolitics, 2011, 16(4): 741-767.

DOI

[57]
Gregory D, Johnston R, Pratt G, et al.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M]. 5th Edition.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009: 745.

[58]
DeLanda M.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M]. London, UK: Continuum, 2006: 26.

[59]
Popescu G. The conflicting logics of cross-border reterritorialization: Geopolitics of Euroregions in Eastern Europe[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8, 27(4): 418-438.

DOI

[60]
刘云刚, 王丰龙. 政治地理学中的领域概念辨析[J]. 人文地理, 2019, 34(1): 14-19.

[ Liu Yungang, Wang Fenglong. Decomposing the concept of territory in politic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9, 34(1): 14-19. ]

[61]
王志弘, 高郁婷. 都市领域化的动物皱褶: 开放空间中人与动物关系的纹理[J]. 地理研究(中国台湾), 2017(67): 1-32.

[ Wang Chih-hung, Kao Yu-ting. The animal folding of urban territorialization: The texture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in open space.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Taiwan, China), 2017(67): 1-32. ]

[62]
Antonsich M. On territor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the hyphe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 789-806.

DOI

[63]
Jonas A E G. Region and place: Regionalism in ques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2): 263-272.

DOI

[64]
黄晓星, 马凌. 城市化进程中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 兼议城乡治理: 对广州市江口村的分析[J]. 地理研究, 2019, 38(9):2148-2161.

DOI

[ Huang Xiaoxing, Ma Ling. "De-territorialization" and "re-territori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kou Village,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9): 2148-2161.]

DOI

[65]
Antonsich M. Rethinking territor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1, 35(3): 422-425.

DOI

[66]
王志弘, 黄若慈, 何函育. 倚水成家: 水中介的都市家户多重领域化[J]. 社会分析, 2018(16): 65-104.

[ Wang Chih-Hung, Huang Jo-Tzu, He Han-Yu. Home-making through water: The water-mediated multiple territorialization of urban households. Social Analysis, 2018(16): 65-104. ]

[67]
王志弘. 家用电冰箱: 女性家务网络的微领域政治[J]. 地理学会会刊(中国台湾), 2016(57): 1-20.

[ Wang Chih-hung. Domestic refrigerator: The micropolitics of territory in female housework networks. Bulleti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China (Taiwan, China), 2016(57): 1-20. ]

[68]
蓝佩嘉. 跨越国界的生命地图: 菲籍家务移工的流动与认同[J].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002(48): 169-218.

[ Lan Pei-Chia. A transnational topography for the mig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Filipin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Taiwan, China: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2002(48): 169-218. ]

[69]
艾菊红. 西双版纳傣泐的居住空间结构及其认知逻辑[J]. 民族研究, 2016(1): 65-74, 125.

[ Ai Juhong. The structure of residential spaces of Dai Lue people in Xishuangbanna and its cognitive logic.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6(1): 65-74, 125. ]

[70]
江应樑. 傣族史[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493.

[ Jiang Yingliang. Chengdu,The history of Dai People. China: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493.]

[71]
Block J H, Millán J M, Román C, et al. Job satisfaction and wages of family employee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2): 183-207.

DOI

[72]
吴真. “个体化”之困: 当代法国家庭研究的疑义与论争[J]. 社会, 2021, 41(2): 1-26.

[ Wu Zhen. The paradox of individualization: Queries and debates in contemporary French sociology of family.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21, 41(2): 1-26. ]

[73]
侯璐璐, 刘云刚. 政治地理学中生存空间概念的演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5): 637-647.

DOI

[ Hou Lulu, Liu Yungang. The evolving concept of lebensraum in politic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5): 637-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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