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1 , Vol. 40 >Issue 1: 161 - 17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1.01.015

Typical Cases of Rural-Urb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bloc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qing Fang, Guangzhou City

  • WEN Shixian , 1 ,
  • LIAO Jianhao 1 ,
  • CAI Haohui 2 ,
  • CHEN Xiaoliang , 3, 4, *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4. 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re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8-0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11-28

  Online published: 2021-03-28

Supported by

Major Program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17ZDA165)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Fold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vocat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towns and cities with historic memories and cultural context. 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historic blocks, which are the carrier of local history and culture, is a vital part of implemen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Foucault's and Harvey's theories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subjects' cultural practice of Yongqing Fang, Guangzhou City. We found that culture was a crucial factor for the smooth transformation of Yongqing Fang.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residents with cultural identity and other social agents, the cultural value was officially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Hence, the renewal of Yonqing Fang could be gradually carried 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protection. After the renewal, Yongqing Fang was transformed from a living space to a cultural consumption space, wher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The local culture was mixed with exotic culture, resulting in low satisfaction of tourists' cultural experience. The case of Yongqing Fang highlights culture as an active factor that directly plays a role in the multi-subject spatial produc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s, which enriches the theory of spatial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This case is of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e should build towns and cities with locally histor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historic block; urban regeneration; production of space; cultural practice; Yongqing Fang

Cite this article

WEN Shixian , LIAO Jianhao , CAI Haohui , CHEN Xiaoliang .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 of th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block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Yongqing Fang, Guangzhou C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1 , 40(1) : 161 -170 . DOI: 10.18306/dlkxjz.2021.01.015

随着人们对城市增长主义的反思,以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存量开发成为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另一重要途径。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承载城市文化的历史街区不可避免地遭受到较大冲击,“如何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存城市文化记忆”已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的明确任务[1]。近年来,城市政府在保护与整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这也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把增量开发的城市发展模式套用至历史街区的更新改造存在诸多问题,如容易造成历史街区文化流失、活力衰退和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历史街区的改造更新由此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痛点话题[3,4]。
永庆坊是广州市第一个历史街区微改造项目,其更新改造始于2006年,后续历经多番的社会争议与实践探索。直至2016年1月,永庆坊更新改造项目正式启动,并于同年9月完成首期微改造工程。时至今日,永庆坊后续的升级改造工程仍在进行。永庆坊的正式改造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倡导的“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的基本原则。本文着力剖析恩宁路永庆坊的10余年改造历程,力图窥见历史街区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的改造更新工作方向转变,从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化落实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本文以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同时结合哈维(David Harvey)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后续研究,尝试将“文化”作为核心要素与空间生产理论进行有效对接。通过对永庆坊更新改造案例的剖析来探讨以下问题：永庆坊从居住空间到文化消费空间的转变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是如何被消解并走向平息,本土文化在此过程发挥何种能动作用,这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其他历史街区的改造更新工作带来何种启发?

1 理论框架：空间生产与文化实践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核心理论,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和生产过程”,即空间会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的影响而迥异地被生产、建构与重塑,因而空间的生产不仅是空间自身的生产,还涵盖社会关系的再生产[5]。列斐伏尔及其追随者拒绝将空间视作抽象而脱离社会的纯粹物质,转而视其为人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和形塑的社会存在[6]。空间生产理论随即成为地理学者探究城市发展问题与不平等地理学的理论工具。20世纪90年代,空间生产理论成为解释中国人地矛盾关系与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视角。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在自由主义视角和市场经济框架之外重新审视空间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7]。
哈维作为最早传播列斐伏尔相关理论的重要学者之一,开创了较完整的空间生产分析框架。哈维的核心关注点是城市化与资本循环、阶级变迁的互动关系,其空间生产理论的3大要素则由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构成[8,9]。实际上,资本与阶级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诸如绅士化、土地市场等相关研究都深刻体现出两者相互缠绕的复杂状态[10]。然而,何为“阶级”(class)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学术话题,甚至有学者提出“阶级已死”的论述[11]。单纯依照经济维度划分人群所属的“阶级”具有一定局限性,实际上,即便是同一“阶级”的不同个体也会采取截然不同的行动策略。此外,在中国社会语境之下有必要重点关注政治因素在空间生产过程的作用。在中国的城市更新、乡村重构和新城开发等诸多实践中,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划技能赋予某类型空间生产的合法性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专家话语与社会舆论等一系列“知识”的生产同样左右着空间(再)生产的方向与模式[12,13],即所谓“国家”(state)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共同作用。
福柯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为空间生产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他认为权力是空间得以被生产的前提与条件,空间是权力运作所必需的工具[14]。与哈维不同,福柯更为强调微观尺度的实践以及权力的重要性。一方面,权力的赋予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包括资本与知识;另一方面,不同主体拥有的不同类型的权力显然也是迥异的,这实际上也呼应了 “阶级”难以用单一标准界定的问题。因此,本文以“权力主体”(power subject)代替“阶级”,并尝试建构以资本、权力主体、上层建筑为核心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要素作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日益受到重视,此后的城市发展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复合化的发展态势[15]。在文化导向的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和政治目的往往隐而不显,而是渗透于以文化要素为载体的城市品牌建构过程[16]。譬如,山西平遥古城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尝试探求城市保护与城市发展“和解”的可能性[17];网球运动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支持了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新自由主义进程,当地政府允许和鼓励城市以文化消费为导向的资本积累[18]。然而,遗产管理中对文化原真性的追求会忽略遗产主体的文化诉求,部分街区亦存在由于文化变迁而使原住民被迫迁出的绅士化现象,这实际上均突显出文化可能成为一种空间生产的手段,不断地创造且固化着群体间的空间与文化区隔[19,20]。
空间生产理论过于强调资本和权力在空间生产中的支配作用,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到重要作用。实际上,历史街区改造更新并非纯粹的经济利益行为,诸多文化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起源于自发性的或草根性的文化艺术行为[21,22]。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如何将文化因素嵌入空间生产中,而不再将其局限为一种手段或工具。文化形态会受到多方力量的规管,但文化也会通过各种表征形式能动地塑造人们的认同与想象[23]。综上,本文以时间历程为线索,在构筑资本、权力主体、上层建筑的空间生产分析框架基础上,将文化嵌入其中,以探究历史街区在其改造过程中的空间生产模式与作用机制。

2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永庆坊,旧称永庆片区,坐落于广州市老城区的西关商圈地段,其所属的恩宁路是广州市26片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永庆坊所在区域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和保留地,时至今日仍保留有大量具有广府文化特色的历史建筑。在改造实施前,永庆坊内部建筑因缺乏必要的保护修缮工作而老化破损,部分建筑甚至几近倒塌。2006年起,随着恩宁路片区被列入广州市危房改造试点,政府逐渐收购了永庆坊的大部分物业,大部分居民因此迁出永庆坊,至今仅有12户居民驻留于永庆坊生活。
2016年,广州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万科公司)中标成为永庆坊建设运营商,负责园区投资、修缮与运营等改造更新工作。万科公司对永庆坊传统建筑进行修缮,并引入餐饮、住宿、办公、旅游等多种业态。至2016年9月改造完成后,永庆坊由原先的居住空间,转变为一个集休闲旅游和创意创业于一体的文化消费空间。目前永庆坊占地面积约8000 m2,其中更新建筑物面积约7000 m2。永庆坊的内部结构可概括为“一纵街+三横街”：纵街为永庆大街,通过片区入口直接与恩宁路连接;横街自西南至东北分别为永庆一巷、永庆二巷和至宝西街。

2.2 研究方法

2018年12月—2020年10月期间,研究者多次前往案例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辅之以文本分析、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在实地考察过程中,研究者以游客亲身体验永庆坊的多种文化消费项目,观察了解各场所功能和所涉群体的行为活动,并对游客、居民、进驻商户和工作人员等相关人物进行半结构式访谈(表1),进而获得对永庆坊空间生产的文化体验与感知,从中归纳永庆坊改造过程中文化的多种表征方式以及各主体在该空间中的文化实践行为。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研究者对2006年以来关于恩宁路永庆坊改造的相关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进行收集分析,以厘清文化如何在永庆坊的改造过程中影响历史街区相关政策的推进和多方权力主体间争议的消解。
表1 研究样本构成情况

Tab.1 The research samples

编号 性别 年龄段/岁 身份 编号 性别 年龄段/岁 身份
T01 男 30~34 游客 T13 女 25~29 游客
T02 女 20~24 游客 R01 男 50~54 现住居民
T03 男 20~24 游客 R02 男 60~64 现住居民
T04 女 25~29 游客 R03/B01 女 50~54 现住居民/商户
T05 男 25~29 游客 R04 男 55~60 现住居民
T06 女 25~29 游客 R05/B02 女 40~44 现住居民/商户
T07 女 20~24 游客 B03 男 35~39 进驻商户
T08 女 10~14 游客 B04 男 40~44 进驻商户
T09 女 20~24 游客 B05 女 25~30 进驻商户
T10 男 50~54 游客 B06 男 55~59 进驻商户
T11 女 45~49 游客 W01 女 20~25 工作人员
T12 女 25~29 游客 W02 女 25~30 工作人员

3 规划方案中的文化争议

规划方案作为官方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表征与想象方式引导公众的社会实践[24]。实际上,恩宁路永庆坊片区历年来规划方案的编制与修改,与不同社会权力主体对该片区改造更新方向的参与讨论有着紧密关系。由该规划方案“大拆大建”到“微改活化”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作为多元权力主体争议的焦点,还以各种形态参与到空间生产的过程中。

3.1 文化缺位与争议持续

2006年的《荔湾区恩宁路地块改造试点规划方案》作为关于恩宁路永庆坊片区改造更新的第一项规划方案,提出拆除规划区内建筑的改造方式以及居民原地回迁的安置方式[25]。由该项规划方案可见,当时政府部门并未充分意识到这一历史街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而是将其等同于普通的城镇危旧房改造区域。街区居民基于自身对历史街区的文化认同和地方归属感,对忽视文化保护和居民意愿的规划方案表示强烈不满,甚至有部分居民因反对拆迁工作而与当时的“拆迁队”发生冲突。
“当时拆迁队半夜来我们家门口挖麻石(具有本土特色的铺路石料),我们努力反抗阻止才勉强保留下来这几块。”(现住居民R02)
由街区居民的保护行动可见,恩宁路街区的历史文化无形中塑造了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的认同。
实际上,对恩宁路永庆坊文化价值的认识并不局限于街区居民,当地一些民间组织也对这一片区的改造更新给予极大关注。以“恩宁路民间关注小组”和“恩宁路学术关注小组”为代表的民间组织通过新闻媒体为当地居民发声[26],并协助当地居民撰写有关报告和意见书。民间组织的参与进一步刺激了街区居民的参与意识[27],同时也增强了居民对街区的文化认同。实际上,街区居民期望直接参与改造更新工作,以期实现对历史街区的最大化保护。2011年,恩宁路的百余名居民共同签署《给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以表示“自主更新”街区的意愿。由此可见,恩宁路居民具有强烈的“建筑物保护倾向”和“参与式发展倾向”的政策偏好[28]。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和科学的规划方案,街区居民的自主更新计划难以付诸实践。
在这一阶段,恩宁路永庆坊的改造更新方案缺少对历史街区的文化关怀。街区居民、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等权力主体由此形成重要话语力量,指出改造更新方案中的“文化缺位”问题并积极推动恩宁路永庆坊历史街区的合理改造。

3.2 文化保护与争议消解

在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的推动下,广州市相关政府部门逐渐意识恩宁路永庆坊历史街区的文化价值。2014年11月,《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得到广东省政府批复,此规划将永庆坊所属的恩宁路列入广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其改造更新工作必须获得文物主管部门批准。这意味着恩宁路永庆坊的历史文化价值被官方认可,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开始受到地方政府的保护与规管。
此后,相关部门制定一系列的政策规定和规划指引对其进行保护性改造,如在改造许可、改造方式和修缮流程等方面进行制度约束。2015年,广州市荔湾区政府编制的《关于开展永庆片区微改造的请示》正式获得通过,新成立的广州市城市更新局将永庆坊作为恩宁路改造的突破点,详细指引修缮历史建筑具体流程的《广州市历史建筑维护修缮利用规划指引(试行)》出台。2016年初,《广州市城市更新办法》及配套文件颁布,并提出微改造是符合广州历史城区情况的改造方式,永庆坊的改造方式最终确定为微改造。同年,荔湾区城市更新局采用BOT(建设—经营—转让)模式向社会招投标永庆坊的修缮和活化利用项目,万科公司中标获得永庆坊8个月建设权及15 a运营权。自此,永庆坊的更新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万科公司在保护活化的原则上对其进行改造修缮。
恩宁路永庆坊列入“历史文化街区”后,街区居民的反对意见受到内外力量的双重作用而不断被消解。内部力量主要来自大部分居民接受安置方案迁出永庆坊,以及现住居民对微改造工程的逐步理解和接受。
“街坊大多都走了,肯定不像以前那样,但这里还是留住了很多历史的东西,政府也确实做到了保护,环境也比以前更好了。”(现住居民R05/商户B02)
外部力量则来源于万科公司的积极对话和公开策略,如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改造方案反对大拆大建,遵循修旧如旧、建新和谐等原则[29]。

4 空间重构中的文化生产

随着改造更新项目的完成,永庆坊由原来的居住空间转变为文化消费空间。作为改造更新项目运营方的万科公司,不仅从微改造工程实施层面重构永庆坊的物质空间,还通过招揽商户进驻经营、管理现住居民与吸引游客参观等手段进行永庆坊的文化生产[30]。

4.1 资本主导的文化生产

在城市化进程中,资本是城市空间生产的根本动力之一[5]。哈维在分析城市化机制时提出的资本“三次循环”理论便直接指明,资本在物质环境的生产与建构中对城市空间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31]。永庆坊的文化生产并非“凭空产生”,万科公司以建筑为切入点,着力于修缮和活化街区建筑,并严格限制商户对租赁房屋的装潢和改动。万科公司的改造方案,不仅满足了永庆坊的文化保护要求,同时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新的文化生产。
为适应市场环境变化,万科公司在2018年对永庆坊中不符合当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元素进行改造,其定位也有最初的“创意创业产业园”调整为“广州微改文旅街区”。为将永庆坊打造为一个文化消费空间,项目运营方积极吸纳以趣味体验和特色民宿餐饮为代表的文旅业态商户。不同类型商户的进驻意味着多元文化的杂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共存于永庆坊空间被“生产”和“消费”。此时,永庆坊的街区文化通过业态这一表征形式重塑其他权力主体的文化认同,因此历史街区须处理原真性和商业化协调的问题,并寻求多元文化融合的有效方式[32]。
值得关注的是,外来文化并非机械地嵌入永庆坊的空间生产过程,而是被进驻商户置于历史街区建筑框架进行生产,并在赋予文化意义后供外来游客消费,永庆坊也由此被烙上商品化的符号特征[33]。
“我们一直在做文创产业,接下来我们想打造一个茶酒馆加民宿的点,所以想到永庆坊这种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开店。”(进驻商户B03)
可以说,资本使永庆坊的本土文化成为消费品,并藉此实现文化消费空间的再创造[34]。外来文化的引入固然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吸引进驻商户承租,但可能成为引发地方意义嬗变的导火索,致使永庆坊在连接本土社会传统时出现裂缝[35]。

4.2 现住居民的文化协商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历史街区的改造倾向于采取迁出居民、大拆大建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街区居民对地方文化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36]。永庆坊的改造更新工作并未使所有居民迁出,至今该片区仍保留有一定数量的居民。需要指出的是,街区居民对永庆坊的外来文化元素表现出“不满但妥协”的复杂态度。
“永庆坊现在都没什么西关味道了,里面都不是西关大屋的样子,弄得跟日本房屋一样。但现在城市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多一些新的东西才能吸引你们年轻人来这边。”(现住居民R01)
现住居民的表述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源于自身对永庆坊的文化认同及对微改造工程的逐渐理解。
除话语表达外,现住居民对永庆坊空间重构的文化协商还表现于他们通过经营活动直接参与永庆坊的文化生产。改造更新后的永庆坊也为现住居民带来赢利机会,现住居民会运用自有居住空间,并占据部分公共空间从事经营活动以获取利益。永庆坊现住居民与运营商万科公司构成一种微妙关系,现住居民的生活实践影响着永庆坊文化消费空间的运行秩序[37]。
“我们在自己家门口卖小吃,有绿豆沙、猪脚姜、猪肠粉和萝卜酸,都是些经典的西关小吃。万科公司没怎么管我们,对我们还是很友善,遇到检查会叫我们配合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会沟通。”(现住居民R05/商户B02)
永庆坊的部分现住居民利用自住房开展具有本土文化气息的销售活动,其商品包括粤语怀旧唱片、当地特色小吃等。可见,现住居民受地方历史文化影响,选择经营内容时“不约而同”地带有明显的本土文化取向。
与进驻商户不同,现住居民无需缴纳租金和物业管理费,经营成本大大降低,其经营活动获得颇多外来游客青睐,并被认为“具有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现住居民的经营活动虽然以盈利为目的,但内生的文化资本使得其能免除运营商的部分约束规管。此情境下,恩宁路永庆坊的文化正通过现住居民的经营活动表征,这也契合了外来游客对本土文化的消费需求。由此可见,恩宁路永庆坊现住居民具有一定的权力意识,能够利用身为居民的权力进行文化上的“协商”[38]。面对空间重构和外来文化的进入,部分现住居民积极地将部分居住空间改造为文化消费空间,开展具有本土文化气息的经营活动,进而实现空间的再生产[39]。

4.3 外来游客的文化消费

恩宁路永庆坊的更新改造固然以文化为导向,但运营公司与进驻商户会促使外来游客在此进行文化消费以实现盈利。因此,外来游客的感知体验成为运营公司进行空间重构的重要参考依据[40]。外来游客虽然不直接干预永庆坊的空间重构,但文化消费者的身份使其成为权力主体的一员,并以某种共同在场的形式参与永庆坊的文化建构。
为迎合游客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永庆坊的进驻商户也存在多种类型和多种风格,进而导致永庆坊呈现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杂糅的局面[41]。多元文化杂糅的文化景观已导致部分外来游客的消极文化体验。
“其实我感受不到什么本土文化,只有在建筑和宣传栏方面能感受到一些西关文化。”(游客T01)
也有部分外来游客认为永庆坊的文化表征已被相对浓厚的商业氛围所掩埋。
“感觉这边就是一个旅游的商业街区,和其他商业街区没有什么不同。”(游客T06)
近年来,学者不断反思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麦当劳化”倾向,并逐渐意识到本土文化能够借助个体的反思性与全球文化霸权分庭抗礼[42]。万科公司引入的外来文化导致部分外来游客的消极文化体验,反而是本土文化的各类表征更受游客关注和青睐。
“个人觉得还是要加强(对)商铺的筛选,不能说什么样的店都能进入,比如那种日式烤肉店开在永庆坊里面就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最好能多点西关风情的店铺。”(游客T05)
外来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转型与当前的本土文化复兴潮流密切关联,地方社会原真性的文化元素被逐渐认为是有价值的。更具魅力的历史街区建构需要本土活态文化与艺术的注入[43]。历史街区倘若缺失鲜活的本土文化或会沦为空洞的物理空间,自然难以获得外来游客的文化认同,进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44]。

5 结论与讨论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保护与传承历史文化在城市发展进程中也显现出越发重要的地位。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并结合文化实践的相关概念,以广州恩宁路永庆坊为案例,剖析文化导向的空间生产过程以及不同权力主体在其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研究发现：① 在恩宁路永庆坊的改造初期,对街区满怀文化认同的居民不满于“大拆大建”的街区改造方案,并与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政府重新审视与修改“文化缺位”的规划方案。在恩宁路文化价值获得官方认可后,优化后的改造方法逐步得到居民理解并得以快速推进。② 在永庆坊向文化消费空间转变的过程中,资本作为核心动力主导着永庆坊的空间生产,但仍受到文化保护相关的法规制度约束,而现住居民协商式的空间实践也为永庆坊增添不少草根式的本土文化活力。然而,进驻商户引入的外来文化致使永庆坊呈现多元文化杂糅的局面,这使得部分外来游客难以体验历史街区的本土文化。
永庆坊的改造更新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空间实践过程(图1),不同主体已经具备了各自的的权力赋予方式,包括街区居民的文化、政府部门的法规和专家学者的知识。空间生产的参与主体亦因此不再是由经济层面所决定的“阶级”,而逐渐成为更加多元而复杂的“权力主体”。本文同时拓展了空间生产的时间维度,认为空间生产的起始节点并非空间发生物质性变化的时刻,而应追溯至空间生产的前期规划阶段。实际上,与空间生产相关的理念、规划和争议均会对空间重构的方向与过程造成影响。正因为街区居民与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永庆坊所属的恩宁路才被列入广州市“历史文化街区”,进而受到政府层面的重视和保护,这一文化地位对永庆坊后续的空间重构具有重要作用。
图1 恩宁路永庆坊改造更新机制

Fig.1 Mechanism of the renewal of Yongqing Fang

改造更新使得永庆坊焕发出新的活力,但同时也出现了多元文化杂糅的文化景观。从运营的角度来看,积极引导多元文化回归历史街区的日常生活,对提升游客满意度以及永庆坊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45]。因此,在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综合考量街区居民、城市公众、外来游客等主体的文化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并将其纳入城市建设之中。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高中国城乡规划的科学性并加强规划编制的公众参与性,建设“共智共策共享”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46]。
时至今日,永庆坊的空间生产仍在持续进行(后期开发有二期项目和三期项目)。由于条件限制,仅能以相关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作为分析依据。另外,恩宁路永庆坊改造前后的时间跨度较大,其原住居民大多散布到广州各区乃至其他地区,致使本研究难以了解更多原住居民的感知与体验。2020年,永庆坊已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目前正在着力打造广州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街区。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文旅融合的政策背景,探讨历史街区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发展,深入挖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文化品牌建设的可行性路径。

吴智刚教授对本文的调查与初稿写作给予了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谢忱和缅怀。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汪芳, 李薇, Prominski Martin. 城镇化和地方性的新冲突、新策略与新探索: 中德双边研讨会会议综述[J]. 地理研究, 2014,33(11):2205-2214.

[ Wang Fang, Li Wei, Prominski Martin. The new conflicts, strategies and explorations of urbanization and locality: Overview on the Sino-German Symposiu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4,33(11):2205-2214. ]

[2]
徐小波, 吴必虎, 刘滨谊, 等.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 扬州“双东”案例[J]. 地理学报, 2016,71(12):2212-2232.

[ Xu Xiaobo, Wu Bihu, Liu Binyi,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spaces in tourist historic districts: The case of Shuangdong, Y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71(12):2212-2232. ]

[3]
谢涤湘, 朱雪梅. 社会冲突、利益博弈与历史街区更新改造: 以广州市恩宁路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21(3):86-92.

[ Xie Dixiang, Zhu Xuemei. Social conflict, interest game and historic districts regeneration: A case study of Enning Strict in Guangzhou.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21(3):86-92. ]

[4]
Zhang C X, Li X. Urban redevelopment as multi-scalar planning and contestation: The case of Enning Road project in Guangzhou,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56:157-165.

[5]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lated by Donald N. Oxford, UK: Blackwell, 1991.

[6]
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 经济地理, 2011,31(3):409-413.

[ Ye Chao, Chai Yanwei, Zhang Xiaolin. Review on studies on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1,31(3):409-413. ]

[7]
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生产再考: 从哈维到福柯[J]. 地理科学, 2013,33(11):1293-1301.

[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Revisiting production of space: From Harvey to Foucaul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33(11):1293-1301. ]

[8]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Oxford, UK: Blackwell, 1982.

[9]
Ye C, Chen M X, Chen R S, et al. Multi-scalar separations: Land use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in Xianlin, a university town in Nanjing,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4,42:264-272.

[10]
He S J. Three waves of state-led gentrification in China[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19,110(1):26-34.

[11]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 [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Zhang Wenjie, He Bowen. Nanjing, China: Yilin Press, 2018. ]

[12]
Ye C, Ma X Y, Cai Y L, et al. The countryside under multiple high-tension lines: A perspective o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of Heping Village, Shanghai[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62:53-61.

[13]
Wang S W H.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 in Shanghai: A case study of Taikang Road Creative Cluster[J].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2011,29(4):363-380.

[14]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M]. 第4版.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 Foucault M. Surveiller et punir. 4th Edition.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Yang Yuanying. Beijing, China: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

[15]
Sacco P, Ferilli G, Blessi G T. Understanding culture-led local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J]. Urban Studies, 2014,51(13):2806-2821.

[16]
王伟, 杨婷, 罗磊. 大型城市事件对城市品牌影响效用的测度与挖掘: 以上海世博会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21(7):64-73.

[ Wang Wei, Yang Ting, Luo Lei. The measurement and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large-scale city events on city branding: The case of Shanghai World Expo.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21(7):64-73. ]

[17]
Wang S X, Gu K. Pingyao: The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nd planning for heritage-led urban changes[J]. Cities, 2020,97:102489. doi: 10.1016/j.cities.2019.102489.

[18]
John A, McDonald B. How elite sport helps to foster and maintain a neoliberal culture: The 'branding' of Melbourne, Australia[J]. Urban Studies, 2020,57(6):1184-1200.

[19]
González Martínez P. Authenticity as a challen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ijing's urban heritage: The commercial gentrification of the Guozijian historic area[J]. Cities, 2016,59:48-56.

[20]
Wang J. 'Art in capital': Shaping distinctiveness in a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project in Red Town, Shanghai[J]. Cities, 2009,26(6):318-330.

[21]
Dong L, Haruna M. The practice of urban renewal based on creative industry: Experience from the Huangjueping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ongqing-China[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5(5):101-110.

[22]
宁泽群, 金珊. 798艺术区作为北京文化旅游吸引物的考察: 一个市场自发形成的视角[J]. 旅游学刊, 2008,23(3):57-62.

[ Ning Zequn, Jin Shan. An inspection of 798 Artistic Zone: A cultural tourist attraction in Beijing. Tourism Tribune, 2008,23(3):57-62. ]

[23]
保罗·杜盖伊, 斯图尔特·霍尔, 琳达·琼斯, 等. 做文化研究: 随身听的故事 [M]. 2版. 杨婷, 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I-V.

[ Paul du Gay, Hall Stuart, Linda Janes, et al.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Yang Ting. Beijing, China: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7: I-V. ]

[24]
张京祥, 夏天慈.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的变迁与重构[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34(10):2040-2050.

[ Zhang Jingxiang, Xia Tianci. The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under the goal of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34(10):2040-2050. ]

[25]
刘垚, 田银生, 周可斌. 从一元决策到多元参与: 广州恩宁路旧城更新案例研究[J]. 城市规划, 2015,39(8):101-111.

[ Liu Yao, Tian Yinsheng, Zhou Kebin. From unilateral decision-making to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regeneration: A case study on Enning Road project in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39(8):101-111. ]

[26]
曹璨. 广州恩宁路旧城更新进程中媒体与规划师角色特征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 Cao Can. Research on the ro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a and urban planners in the process of Enning Road urban regeneration in Guangzhou. Guangzhou, China: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7. ]

[27]
吴祖泉. 解析第三方在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作用: 以广州市恩宁路事件为例[J]. 城市规划, 2014(2):62-68, 75.

[ Wu Zuquan. Effect of third-party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 case study on Enning Road in Guangzhou.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4(2):62-68, 75. ]

[28]
刘华兴, 黄晴.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居民政策偏好: 基于Q方法的空间认知与政策偏好模型[J]. 东岳论丛, 2020,41(7):138-148, 192.

[ Liu Huaxing, Huang Qing. Residents' policy preferenc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 The exploration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by Q methodology. Dongyue Tribune, 2020,41(7):138-148, 192. ]

[29]
钟丽婷, 谭庆驹. 老街新生永庆恩宁 [N]. 南方都市报, 2016-09-30(AA05).

[ Zhong Liting, Tan Qingju. Old street new life Yongqing Enning.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2016-09-30(AA05). ]

[30]
林耿, 王炼军.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 以广州为例[J]. 地理科学, 2011,31(7):794-801.

[ Lin Geng, Wang Lianjun. Placeness and spaciality of bar under globalization: Case of Guangzhou City,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31(7):794-801. ]

[31]
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M]. Baltimore, US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32]
胡毅. 对内城住区更新中参与主体生产关系转变的透视: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5):100-105.

[ Hu Yi. Changes of actors'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inner city housing renew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3(5):100-105. ]

[33]
Sharon Z. Landscapes of power: From Detroit to Disney world [M]. Berkeley, US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97.

[34]
Karaosmanoglu D. Nostalgia spaces of consumption and heterotopia: Ramadan festivities in Istanbul[J]. Culture Unbound, 2010,2(2):283-302.

[35]
孙九霞, 黄秀波, 王学基. 旅游地特色街区的“非地方化”: 制度脱嵌视角的解释[J]. 旅游学刊, 2017,32(9):24-33.

[ Sun Jiuxia, Huang Xiubo, Wang Xueji. The de-localization tendency of tourism stree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disembeddment. Tourism Tribune, 2017,32(9):24-33. ]

[36]
王苑, 邓峰. 历史街区更新中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生产: 以苏州山塘历史街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09,24(11):60-64.

[ Wang Yuan, Deng Feng.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in historic district renewal: Case study of Shantang, Suzhou.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09,24(11):60-64. ]

[37]
孙九霞, 周一. 日常生活视野中的旅游社区空间再生产研究: 基于列斐伏尔与德塞图的理论视角[J]. 地理学报, 2014,69(10):1575-1589.

[ Sun Jiuxia, Zhou Yi. Study on the reproduction of space of tourism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Based on theories of Lefebvre and De Certea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69(10):1575-1589. ]

[38]
吴飞. “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 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09(2):177-199.

[ Wu Fei. "Spatial practice" and poetic resistance: On Michel de Certeau's theory of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ociological Studies, 2009(2):177-199. ]

[39]
Saarinen J. Local tourism awareness: Community views in Katutura and King Nehale Conservancy, Namibia[J]. Development Southern Africa, 2010,27(5):713-724.

[40]
罗秋菊, 冯敏妍, 蔡颖颖. 旅游发展背景下民居客栈的空间生产: 以大理双廊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38(6):927-934.

[ Luo Qiuju, Feng Minyan, Cai Yingying.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in home inns under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Shuanglang Town in Dali.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38(6):927-934. ]

[41]
Clarke D B, Bradford M G. Public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the city[J]. Urban Studies, 1998,35:865-888.

[42]
Mansvelt J. Geographies of consumption: Engaging with absent presenc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34(2):224-233.

[43]
Crang P. Consumption and its geographies[M] // Daniels P, Bradshaw M, Shaw D, et al.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 Issues for the 21st century. Essex, UK: Prentice Hall, 2008: 376-394.

[44]
Pendlebury J, Porfyriou H. Heritage, urban regeneration and place-making[J]. Journal of Urban Design, 2017,22(4):429-432.

[45]
牛玉. 后现代消费需求下的历史街区旅游空间发展创新模式[J]. 旅游学刊, 2014,29(7):9-11.

[ Niu Yu. The innovation model of tourism space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districts under the demand of post-modern consumption. Tourism Tribune, 2014,29(7):9-11. ]

[46]
赵楠楠, 刘玉亭, 刘铮. 新时期“共智共策共享”社区更新与治理模式: 基于广州社区微更新实证[J]. 城市发展研究, 2019,26(4):117-124.

[ Zhao Nannan, Liu Yu-ting, Liu Zheng. Co-wisdom, co-strategy, and co-benefit: Urban regeneration and community governance in Guangzhou City.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26(4):117-124. ]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