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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0 , Vol. 39 >Issue 12: 2118 - 2128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0.12.013

Reviews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of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urn”

  • OUYANG Yi ,
  • HUANG Jian ,
  • CHEN Xiaoliang , *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Guangdo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Urban and Migratio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09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7-26

  Online published: 20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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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in particular the research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of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discuss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of immigration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urn". The findings include: 1) The geographic studies of migr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mode of immigration and research of motivation, the local negotiation research of immigrants,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e daily life, and identity and emotion of immigrant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focus on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s of "immigrant-place", especially the practice and negotiation of place. 2)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turn", the geographic research of migration has gradually switched the focus from the macro structures of migration to the micro contexts of everyday life, emotion, power, and social relations, which increasingly engages in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migration. 3)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migration mainly focuses o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rban-rural" dualism, which needs to be extended to research on the diverse immigrant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and the research agenda about the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in China and produce the new knowledge of immigration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negotiation of place; immigrant and place; cultural turn; daily life

Cite this article

OUYANG Yi , HUANG Jian , CHEN Xiaoliang .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of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ur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 39(12) : 2118 -2128 . DOI: 10.18306/dlkxjz.2020.12.013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的跨区域流动愈发频繁和常态。移民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力量并不断重构且改写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既有格局,导致区域之间的显在边界壁垒呈现出不断弱化的特点[1]。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人口、资本和技术的空间流动,更是在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下不同制度边界和日常生活边界重构的过程[2]。随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世界范围内的移民现象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征,如公民权、文化认同、社会融合、城市管制、社会公正等,对城市的社会空间也提出了诸多挑战,这些都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给人文地理学者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3,4]。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认识到移民的迁移和流动其实是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地方协商的空间政治过程,它涉及多维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影响,是一个阶级、民族、性别、权力、国家、资本、制度等多重力量关系共同作用于主体的过程[5]。因此,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地理学者对移民的关注视角从传统的只关注迁徙模式、空间格局等方面,逐渐深入地关注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更加注重人作为移民主体在人地互动协商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6]。文化转向将意义引入了空间之中,空间成为权力关系的表征,并具有了隐喻的特征。新文化地理学关注的范围非常广泛,但其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强调文化的空间性,关注空间和地方如何成为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7,8]。因此地理学不只是关注文化本身,更加关注文化政治,并强调将文化现象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来理解,探讨不同权力关系在背后的角色作用,研究差异的政治[9]。受“文化转向”的影响,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也经历着范式的演变：更多学者开始探讨移民的社会行动、社会互动或日常生活实践所建构的意义、情感、身份认同、价值以及意识形态,不再只局限于探讨移民这一社会现象本身,而是更加深入地去探究移民与地方的互动及其背后的社会和权力关系[10]。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移民地理文献的梳理,探讨在“文化转向”范式下移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趋势,丰富中国移民地理的研究视角。在宏观尺度,移民地理学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模式和动力机制,探讨移民迁移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在中观尺度,移民的社会融合、社会文化互动和地方协商问题成为了学者关注的焦点。文化转向主要体现在人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学者们将研究目光和重点逐渐转移到中观尺度上的移民与特定地方的社会互动以及与地方的协商研究中,并从微观的尺度研究移民日常生活、情感和认同背后的权力和社会关系。

1 移民研究总体概况

移民本是西方学术讨论所通用的概念,但学术界对于移民的定义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尤其对于中国来讲,移民的概念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如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农民工(nongmingong)、外来务工人员等等实际上都是对移民中某一类型群体的概念化定义。简单来讲,移民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在特定空间下短暂或永久的迁移和流动,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形式。“流动性”是移民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11]。而移民地理学恰恰是研究移民这一现象的空间模式和规律及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12]。
通过对国内外数据库的分析能够清楚地把握移民研究的总体概况。国外文献主要以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为基础数据库,通过以migrant、migration、immigrant和immigration 4个关键词为主题索引,对2000—2018年的文献进行搜索,分别检索到文献22270、37386、31478、17728篇。其中地理类2157、4352、1043、962篇,分别占与移民相关的社会科学文章数量总比例的9.686%、11.641%、3.313%、5.426%。Migrant和migration在学科研究方向中位列第5名和第3名,immigrant和immigration在学科研究方向中位列第12名和第9名。对于国内移民研究总体概况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依据,以“移民”为主题索引,对1988—2018年以来的文献进行搜索,亦可发现学术界对于移民研究的关注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表明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视角在移民研究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主要表现在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移民的文献数量和占社会科学文献的比例显著提升。总体看来,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其他许多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移民的研究,与之相比,地理学更注重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移民的人地互动[3]。地理学对移民的研究不仅关注宏观的空间和社会过程,也关注人的空间实践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移民在特定社会空间下的地方协商。“移民—地方”这对核心的人地关系正在成为移民研究的重要视角。

2 经典移民地理学研究：移民的迁移模式和动因

早期的迁移和流动的模式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从不同层面探讨移民迁移的宏观结构性因素和微观作用机制。其中产生了许多非常经典的解释模型,如移民经济理论[13]、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14]、世界体系理论[15]、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理论[16]、生命周期理论[17]以及跨国主义[18]等不同尺度和层面的解释范式。这些理论认为移民的迁移模式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动,与世界等级体系和全球劳动分工相一致。总的来说,学术界对移民迁移行为的解析可以概括为3种范式：一是强调经济因素的理性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差距是人口迁移的首要动因;二是以历史—功能主义为主导的结构范式,人口流动受后殖民和世界等级体系等结构性因素塑造;三是强调个体参与行为过程的主体—实践范式[19]。不管怎样,移民的迁移行为和迁移决策的产生是一个综合考虑的过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并非取决于哪一个单方面因素的影响。总的来看,已有的移民迁移的动因研究中都是将重点聚焦在迁移行为的发生原因和可能发生的条件。
近年来,受“文化转向”的影响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地理学家发现对于宏大叙事和普适性理论的解释和追求愈发困难。相比之下,嵌于特定历史、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中的情景与事件的分析更显重要,学者们将研究目光和重点逐渐转移到移民与特定地方的社会互动和影响以及地方的协商研究中。

3 “文化转向”视角下移民地理学研究

3.1 中观尺度：移民的社会文化互动与地方协商

在中宏观方面,从最初的文化同化(assimilation)、社会适应(adaptation)、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到社会吸纳(inclusion)、社会并入(incorporation)以及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经历了从单向、被动、进化论式到双向、主动、共存发展的视角转变。移民不再被视为一个被动的等待被同化、被接纳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性和能动性的主体[20]。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移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情况、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性质、公共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取向与目标、当地居民的拒斥或接纳等都是影响移民融合的关键性因素[21]。此外,不同尺度下的移民身份再生产、力量冲突关系、社会利益的诉求,以及移民的公民权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提上议程[22,23]。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不仅仅突破了边界的限制,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实践,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文化变迁,表现为引起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变更,形成新的不均衡的空间集聚和居住隔离,打破了基于地方的地域性(territoriality)和政治性[24,25,26]等。很多研究都表明,移民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例如英国不承认外国护工学历,直接导致了移民工作价值的贬值和制度性歧视的产生[27]。与当地的居民相比,外来移民群体很容易被种族化和异化,从而成为想象主义范式下的他者[28,29]。人口未来的“威胁”、“异者和他者”等话语往往揭示了国家或地方居民对移民的恐惧和不安[30]。
不过要注意到,移民对地方的影响是双向的,正如人才环流理论所认为的,人力资源的跨国或跨界流动不是一个单方受益的过程,它对输入地和输出地都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不同于传统的人才流失过程,人力资源的环流使得多个区域之间建立了一个多向流动的桥梁。移民的进入不是一个单方面攫取资源的过程,特定类型的移民也可能是提升城市经济结构与文化品质,特别是构建创意城市的中坚力量[31,32]。Carter等[33]的研究还表明,特殊移民群体所奉行的环境价值观在保护环境和人类需求之间实现了有效的平衡,具有值得借鉴的意义。
有学者认识到,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无论是追求就业,还是出于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移民的迁移和流动都具有内在属性的多样化特征,并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因此,对移民的研究应当揭示不同移民群体在特定区域的日常生活互动与协商中所掩盖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从而批判性地反思性别化、族群化、标签化、等级化等话语和意义的生产过程在跨界融合过程中的影响方式和作用机理。现有研究关注移民的生平情境和地方经历的多样性,强调社会公平与正义[34,35]。实际上,对于移民的人地关系互动和地方协商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术界对“地方”的再认识过程。在这一转变中,地方被作为一种接触和邂逅的特殊场域,成为一个差异和冲突被不断消融、协商和生产的“争议”地带[36,37]。同时,也是社会互动和情感表达发生最频繁的领域。在这种语境下,社会融合不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是带有激进的政治学内涵。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等理论也被大量应用和发展。同时,对于移民融合取向的探讨也不再是简单地在同化论与多元主义之间二者择一的关系。移民不仅仅联系了人和地方,还在本质上建构了那些地方[38]。移民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new political subjects)[39],其社会融合具有语境化和情景性的特点。移民在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互动中其原有的族群特征(ethnicity)并不必然会被彻底剥离,而是一种当前生境的“在场(presence)”与过去惯习经历等“不在场(absence)”的集合体,是一种“去边界化”和“再地域化”的双重嵌入过程。正如学者在对英国的社会凝聚力研究中所指出的,尽管迁入的移民积极主动地想要参加到目的地社会中,但却拒绝强制性的文化统一性以及对不列颠民族忠诚的专属性[40]。换言之,移民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参与是多样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忠诚不断交织、互动与碰撞的过程。
在移民地方协商的过程中身份建构和族群认同等问题变得愈发重要。如对于散居在外的离散族群(diasporia)来讲,不仅处在身份认同的混杂性(hybridity)之中[41],同时,有时还会受到移出地的国家话语力量的冲击[42]。而对于回迁移民来说,其自身的身份更是经历了“本地人”到“新来者”之间的转换,曾经的热土变得不再熟悉,过去遵守的规范成为今天所抵抗的对象[43],故乡成为了一种“他者化”的故乡[44]。
移民的迁移和流动还具有明显的性别化特点,尤其表现在女性移民的研究中[45]。在移民的家庭迁移决策中,性别角色起着决定性作用,例如即使女性的收入潜力较大,对目的地的选择却依然以男性的话语为主导[46]。对于一些“宇航员”家庭,即不同成员分居异国的家庭来说,中产阶级已婚妇女在跨国实践过程中不但需要适应频繁的“再区位(relocation)”过程,还必须单独面对新环境的挑战[47]。对于精英女性来讲,其跨国实践的过程也不仅受到传统父权制规范的制约,还要面临“去技术化(deskilled)”和“再家政化(re-domesticated)”的经历[48]。

3.2 微观尺度：移民的日常生活、认同与情感

总的来看,西方对移民的研究既有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分析,也有微观层面的特定历史文化内涵的探讨,但研究趋势是关注群体越来越多元化,研究视角也愈加过程化。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方面,在于强调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和惯习规则等在解释社会现象和人地互动中的作用和意义,这是“后学”思潮和日常生活哲学兴起背景下的使然。西方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始于哲学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从胡塞尔主张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到海德格尔异化的日常生活世界;从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背景下日常生活的批判到哈贝马斯社会系统的合法性危机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日常生活研究都力图把人的日常生活从程序化、工具理性化的世界中摆脱出来,赋予生活以新的意义,突出日常生活在社会与文化变革中的重要性[49]。要想理解空间与地方必须从日常生活实践入手[50],人首先和最基本的是存在日常生活之中。移民与地方的互动和协商,是一个持续性的事件,国家的影响固然存在,但城市、社区和邻里等不同尺度下日复一日的生活实践和日常经历更显重要[51,52]。因此,对移民自身故事的解读、对其生活史的剖析、对不同城市生活方式的比对、对年轻移民成长经历的分析以及对日常生活中多种策略的应用[53,54]等讨论越来越成为常见的研究话题。同时,移民的日常经济活动是与复杂的话语和象征性意义交织一起的。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低收入移民群体必须通过日常生活的努力工作来展示自己比本地人更加“优秀”的一面,从而实现了特定工作机会的身份关联[55]。招募劳工的中介机构也在“好的移民工人”和“理想的移民劳动者”等形象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特殊的培训过程,进而构建了一种身份标签和知识生产的实践[56]。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实践,特定语言在移民日常生活体验中对不同情景下身份边界的重构和原有空间秩序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影响[57]。
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也重视对日常生活体验的理解,尤其关注生活世界(life-world)及人类日常经验的意义和价值[58,59]。人本主义地理学者认为,人们不是生活在冷冰冰的地理框架中,而是生活在充满意义和内涵的世界里,人们通过日常的“栖居(habitation)”与“习性(habitus)”不断重复对于地方的体验。Diener[60]通过对散居在同一国家不同祖籍的移民群体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的人生轨迹,过去的回忆与现在的经历一起共同形塑了移民群体对家园认识的稳定性,是否选择返回祖国在不同群体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一过程中,对故乡的地方感和对迁入地的地方感之间有复杂的冲突与交织。对于出门在外“不服水土”的人来讲,更容易产生对家乡的依恋感,增加对地方的忠诚度[61]。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发现,迁移的人群由于与原有地方联系的被割裂,会在地方感层面上产生一种心理沮丧和“地方扰乱”的状态[62]。总而言之,由于移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与情感依恋常常被不同的地方同时定义,他们的地方感知与地方认同往往介于多个场所之间,在地方归属和情感上会呈现出一种“在中间(in-betweenness)”的认同状态。然而,远离故土、迁移他地并不意味着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消亡。很多研究已表明,移民与迁入地之间有着持续且复杂的协商过程[63]。Kothari[64]有关移民日常生活策略的研究表明,通过与本地人以及其他移民的日常生活的互动,移民的身份认同与地方感被不断重构。当然,地方感亦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其背后也往往潜藏着性别、种族、身份政治等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身影。如Potter等[65]对英国巴巴多斯人的研究有力地向人们展示了跨国移民在回流“父辈故土”的生活中所经历的地方排斥和自我防御以及多元、混杂性的认同过程。不管怎样,地方感的研究总是充满着协商的过程,是社会主体与地方不断互动的必然结果。
近年来,随着“情感转向”的兴起,情感在移民体验和认同建构中的作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情感理论认为,人们是带着情感生活在世界上的,无论是休闲娱乐还是日常生活工作,或悲伤或开心、或愤怒或喜欢,人们都深陷在形形色色的情感之网中[66]。情感地理研究不仅关注微观个体的情感展示和表达,还关注整个宏观社会的情感结构(feeling of structure)和社会心理氛围的变迁。Ahmed[67]指出,人们在邂逅的过程中特定类型主体的身体会很容易地被情感化为奇怪的他者而存在。Wright[68]和朱竑等[69]指出,作为一种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情感,它既存在于人们之间,也存在于人和地方之间,情感在创造亲近性和疏远性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共享的情感集合在一起,也通过共享的意识和情感进行分类、标签化,并决定谁应该或不应该归属哪里,进而实现了我者和他者的生产和转换。人类作为一个“情感的公民”,日常生活中普通情感的表达对政治归属感和公民身份的塑造会产生特殊的影响,如在伦敦的新加坡跨国移民会由于被种族化的社会定位而带来情感上的挫折[70]。而对于身处日本的菲律宾移民来讲,房屋的买卖成了承载希望、挫折、恐惧、欲望等跨国生活感知的重要载体,对于房屋的购买来讲,与其说是一种资本主义实践,不如说是移民一种情感投资的重要体现[71]。

4 “文化转向”视角下中国移民地理研究的反思

学术界对于中国移民的关注由来已久,国外学者普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户籍制度在“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和流动过程中所起的制约性作用[72],例如户口制度所制造的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便是一个明显的排斥表现。有学者指出,户籍制度带来了社会隔离的产生,与其说户口是人口信息收集与管理的一种方式,不如说是中央集权制度下服务于多元政府利益的政治系统。亦有研究强调,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城乡公民权差异是全球化背景下大城市政府急需廉价劳动力的前提和附属结果[73]。Fan等[74,75]将户籍理解为一种获得城市公民资格和社会权利的基于制度的机会结构,能够永久定居的移民多是有地位的社会和经济精英,而临时性移民则主要是弱势群体;对于女性农民移民来讲,经济转型扩大了婚姻市场并促进了姻内的劳动分工,上嫁婚配(hypergamy)的婚姻策略成为了她们获得更好的区位优势的一种方式。同时正是由于农民工群体的“家庭分离”策略恰好切合了企业中的“弹性工作”方式,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76]。事实上,有关当前中国城市移民的主流理论都强调了城市管制框架在住房、劳动保障、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对移民的歧视性对待,以此压低移民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77]。
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中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众多学者都对移民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括对户籍制度在限制社会流动层面的探讨、对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分析、对影响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的概括,以及用“二元社区”结构来解释流动人口的社会分隔和社会分层[78,79,80]等。费孝通先生[81,82]在《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中讲到,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独立的社会空间,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建立在社会不流动这一前提之上的,而现代社会则是一个空间不固定、不停滞、急剧流动的社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增强,社会发生了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转变,迁徙原因和机制转变成了以经济原因影响为主导的经济型迁移和以市场调节占明显主导地位的机制[83]。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是未伴随着户籍的迁移,也可以叫“不完全”迁移[84,85],虽然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成为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或半城市化,其原因在于农民工统计时的归属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在户籍制度不断改革的今天,户籍制度依然是限制人口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85,86]。此外,对农民工劳动市场就业的歧视、移民住房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社会网络特征及其代际变迁、不同代际人口定居意愿、移民的社会认同类型、流动人口融合的测量体系、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以及社会保障差异和参保意向特征[5,87-89]等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常见的讨论话题。当前农民工出现的回流现象,亦引起学者对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回流之后的非农就业选择以及流动儿童等方面的探讨[86]。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进入就业大军中,有关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代际差异的讨论也逐渐显露头角[87]。此外,在城市扩张和多元经济并存的背景下,城市流动人口和族裔社区的管制也成为了研究重点,特别是城市商贩与政府管制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和抵抗,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5]。随着城市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和跨国贸易的开展,对跨国“精英”社区的构成特征、不同类型跨国移民的生活行为空间以及特定城市聚居区如广州“黑人区”的社会空间特征和本地居民的地方响应的研究等[90,91]也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在社区研究中,转型时期中国特定的城市社会空间如城中村、族裔飞地[92]等在移民的关系网络建构和城市融合中的作用等的探讨也备受强调。
总的来说,国内外关于中国移民的研究相对偏重于探讨宏观层面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与管治模式,尤其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国家层面的制度和管治对于国内移民的影响。虽然制度与结构性因素对理解国内移民具有重要解析力,但学界尚未能充分关注到中国语境下国内外移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积极协商移入地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尤其对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移民融合模式问题也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和理论性的分析。不可否认,多数研究对于宏观改革及公共政策问题的探讨多是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较缺乏社会适用性和实用性的考虑。在这方面,“文化转向”视角为理解政策和结构性因素如何塑造和转化为中国移民的日常生活体验开拓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就是说,制度和权力恰恰放置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过程中才能被理解和反馈。已有少部分文献从文化意义与日常社会互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城市移民。对于乡村—城市的移民研究还关注于抵抗策略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如移民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对移动手机的使用被认为是对管理人员管控战术的戏谑和反叛[93]。Pun[94]对于工厂打工妹的研究指出,中国工厂年轻女性面临着全球资本主义、现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父权制三重方面的压迫,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首当其冲成为了被规训和管制的对象,因而经常上演着反抗与驯服的冲突之争。此外,乡村—城市的女性移民的生活经验和性别化的身份认同过程、媒体杂志对乡村女性的话语建构和表征、回流乡村的女性日常生活冲突和价值观冲突等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同时,亦有学者从文学地理的角度对春运期间火车上流动人口的共享经验和情感之旅进行了文化意义上的解析[95]。总之,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预示着未来中国移民研究的主流方向(图1)。
图1 移民地理学研究范式转变

Fig.1 Shift in research paradigm of geographies of migration

5 结论与研究展望

总的来看,在“文化转向”的影响下,移民地理学研究也正处于从宏观结构性的分析视角向以人为中心的关注日常生活情景的微观空间研究转变,注重对新鲜的理论视角与实证材料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外对中国移民的研究普遍将移民问题放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来加以分析。诚然,“城—乡”二元结构在宏观层面对于解释移民的融合和地方互动的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随着移动性的增强,城乡边界日益弱化的当下,“城—乡”的二元对立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与“本地—非本地”的二元对立相纠缠在一起,甚至是“全球—地方”对立的“三维对立”相结合的过程。此外,对于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外来移民“市民化”的论述和呼吁现象,期望以“市民化”作为其融入的最终诉求。但是,“市民化”不仅仅是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的问题,还是移民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积极协商移入地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创造与重构文化意义与身份认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因此,未来中国移民研究应更加关注社会文化过程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消除城乡二元制的影响。同时,研究也需要关注外来移民群体的地方实践,即他们如何通过自身的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形塑了移民特定的地方经历和体验。而且移民群体内部也不是一个完全均质的群体,是一个异质性的、充满着创造性和日常生活变革可能性的多元的能动主体,在未来研究中也需要更加关注移民个体的特殊性和能动性。
另一方面,国内有关移民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众多,但与国际上移民研究转向“微观化”“生活化”发展趋势结合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尤其强调的是,国内对于移民群体类型的细分明显不足。学术界多将关注点聚焦在低收入者群体上,似乎“劳工移民”成为了全部人口流动和迁移的代表。即使是“劳工移民”群体,其也有多样性的生活方式。而“投资型”移民、“智力型”精英型移民等都在移民的社会融合和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相关研究还未引起普遍的重视。随着不同代际、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的加入,新的时空政治参与和空间诉求越来越普遍化和多样化。因此,中国移民研究还应突破“劳动移民”导向,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多样化的移民类型。随着“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开展,大量的跨国投资和跨国人口流动将会对重塑世界格局起到重要的作用。这同时也是人口、资本和技术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在地化”的过程。未来研究应关注到不同类型移民的社会融入过程不仅仅是与本地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或本地社群的互动;而且对于中国特定的移民类型城市,其移民的地方认同和协商过程也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未来也需要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宽容”感知进行研究,以更好地把握移民的地方协商特征,以及不同城市空间对移民地方协商的影响,这有利于移民与特定地方互动中和谐发展,并有利于促进全球化的社会文化逻辑与中国发展经验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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