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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elite and rural development

  • LI Yurui , 1, 2, 3 ,
  • CHANG Guijiang 1, 2 ,
  • CAO Lizhe 1, 2 ,
  • LONG Hualou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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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06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05-12

  Online published: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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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rural geographers have made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system, and regional pattern of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subjects/actors of rur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weak. Most of these studies focus 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population and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In contras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subgroups of rural development subjects/actors. Rural elite is one of the main subjects of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Rural elite can often stimulate endogenous motivations, integrat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organize people to carry out a series of actions based on policy guidance and village resources to promote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roles, activities, and problems of rural elite in rural governanc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rural elite and explored the active role of rural elite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driv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e also analyz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utocracy and "distributed order" caused by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and discussed the obstacles and deficiencies of rural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 Rural elite refers to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recognized by most villagers in a specific rural area, have strong motivation of development, personal ability, and social network, and are willing to lead or have driven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own expertise. Generally, rural elite is the "engine" for promoting progress, the "locomotive" for collective action, the pioneer for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bridge builder" for external contact, and the leader of rural vitalization. However, if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is absent, rural elite may also bring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w and order of local areas.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n China,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case studies of rural elite governance, deepe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rural elite governance, and explore innovative models for training rural elites. Specificall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emerging mechanism and cultivation model of rural elites,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mode, and effect of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s,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governance by rural elites, and explore the data and methods for the research on rural elites.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rural elite is helpful for enriching the content and theory of rural geography.

Cite this article

LI Yurui , CHANG Guijiang , CAO Lizhe , LONG Hualou . Rural elite and rural development[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 39(10) : 1632 -1642 . DOI: 10.18306/dlkxjz.2020.10.0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治理有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开启了新时代乡村治理新征程。村庄是中国乡村最基本的治理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村庄治理是实现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村庄治理过程起到重要作用的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是村庄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多功能和动态性等特征。
从典型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发展经验来看,乡村能人凭借其个人能力、经济优势、社会网络,通过成立乡村企业、合作经济组织、民主选举或上级任命、宗族权威等方式,对村民进行领导、动员,参与乡村发展与治理,逐渐形成了影响乡村治理决策的重要力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对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1,2,3,4,5,6,7,8]。但是,这种“能人治村”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或局限:一些乡村存在能人的权力过度集中、专制治理色彩浓烈,进而阻碍基层民主化进程等问题;一些能人过度追求个人私利,导致“精英捕获”;村民对能人的过度依赖,造成“人情困境”、后备力量的缺失;规范性制度不健全,形成“分利秩序”问题[9,10,11,12,13,14,15,16]。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怎样定义乡村治理中的能人、能人的类型有哪些、能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哪些、如何培育能人和规范能人行为进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等。
本文首先回顾了典型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然后在辨析乡村能人概念与类型的基础上,梳理了能人治村的机理与负面效应,提出了加强乡村能人研究的重点领域,以期深化对乡村能人这一乡村发展重要主体的综合认知,进而为增加乡村人力资本、丰富乡村治理模式、促进乡村转型与振兴提供科学参考。

1 典型时期的乡村治理结构

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等因素的差异塑造了不同的乡村治理结构,并由此影响乡村发展网络的建构。过去2000多年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主要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县政绅治”、新中国成立初的“乡(村)政权”模式、人民公社时期的“政社合一”模式、改革开放后的“乡政村治”模式等大的阶段[17,18]。具体地(表1),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后,实施的是国权不下县、“县政绅治”的乡村治理模式,有权威、能力和财力的乡绅成为乡村社会组织机构的负责人,作为县级政权和地方宗族的中介,协助进行乡村公共事务治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乡村治理又可细分为6个小的阶段[19]。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主要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3个小的阶段,从“乡(村)政权”逐渐过渡到“政社合一”,其间的乡村治理具有强制性,城乡二元分治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突出。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村民委员会的设立,逐渐进入“乡政村治”阶段,乡村的自治化程度提高,能人在推动乡村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如华西村、南街村等“明星村”的带头人),但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推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强调乡村的自治和法治,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涌现出一大批致富带头人,而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和深化,驻村工作队作为乡村治理的新的主体,在贫困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得以凸显[20]。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在持续抓好精准扶贫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全面部署和梯度推进,党和政府、村支部和村委会(即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合作经济组织和乡村能人等协同推进乡村发展与治理的格局更加明晰。2018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该条例强调,“村党组织书记应当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村‘两委’班子成员应当交叉任职”,这将进一步塑造乡村治理的新格局,而能人在乡村政治建构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表1 典型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

Tab.1 Rural governance models in typical historical periods

时期 主要治理内容 乡村治理主体 备注
传统社会阶段 催粮征税、除盗安民、修桥修路、救济赈灾 县级行政机构;乡里组织、乡村士绅、地方宗族 国权不下县,“县政绅治”;
国权+绅权+族权
土地改革时期 土地改革与乡村建设 党和政府;农民协会、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乡村治理具有强制性
农业合作化时期 农业的合作化改造 党和政府;互助合作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集体劳动、共同生产;
乡村治理具有强制性
人民公社时期 建立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 党和政府;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 “政社合一”;集体化、军事化;乡村治理具有强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改革探索时期 改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探索村民自治路径 党和政府;村“两委”;乡村能人 市场化、自治化程度提高;开始“乡政村治”;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突出
新农村建设时期 破解三农问题;
推进精准扶贫;
建成小康社会
党和政府;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合作经济组织;乡村能人
自治和法治并行;
以工哺农、以城带乡;
精准扶贫取得明显成效
乡村振兴时期 城乡发展不平衡;
乡村发展不充分;
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党和政府;
村“两委”;驻村工作队;
合作经济组织;乡村能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围绕乡村振兴进行全面部署和推进

注:基于文献[17,18,19]整理。

2 乡村能人的概念与类型

2.1 概念内涵

当前,学界对于乡村能人尚未有统一的概念,类似的名词有乡贤乡绅、乡村精英、三乡人才、农村致富带头人等,一些驻村干部、村“两委”、合作社及社团组织负责人等等,也可理解为乡村能人。在西方语境下,“能人”和“精英”都译自“elite”。通常,精英是指每一特定的社会集团里,极少数能力超凡、各方面出众并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21]。精英包含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共谋(collusion)、凝聚力(cohesion)三“C”要素,清楚自己在群体成员的位置,成员之间有信息的交换,在行动时会以群体利益为目标[22]。精英循环理论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拥有政治权力的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由于不断丧失优势,而退出农村的权力结构,以私营企业主、农民企业家为代表的新精英向上涌现[23]。国内学者对乡村能人给出的定义更具针对性,比如:乡村能人就是农村社区经济发展中,拥有突出能力,并有成就的人士[13];乡村能人指农村中影响力比较大、在某方面才能出众的人,他们相比普通村民,其拥有更多的才能知识、社会经验、声望权威或社会关系[14];从资源的角度,能人是在乡土社会中,具有经济资源(资本或要素资源),又有人力资源(经营管理、商业经验等),还有社会资源(销售领域或政府部门中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具有战略思维、合作意识的人[24];也有学者认为,乡村能人是指那些在农村组织并开展生产和交易等各种经营活动、以劳动或投资致富的群体[25];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起人也可认为是乡村能人,他们掌握合作社的管理与决策权,对外争取政策和资源,对内联络社员和小农的社会关系[26]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强调“能人”自身的能力特点,但忽视了其对于参与和带动乡村发展的意愿的考量。本身很有能力,但不能、不愿意参与或带动乡村发展的个体,不宜作为乡村能人。由此,本文认为乡村能人可以理解为:在特定乡村被多数村民认可,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有志于或正在或已经通过其专长带动乡村发展的人。其基本特征包括:① 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摆脱贫困、谋求生存、追求利益,乃至追求独立和实现人生价值,都可能是乡村能人成长的动力。② 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如具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水平、生产经营能力、宣传动员能力或组织管理能力,或具有较强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在村内的威信、声望和影响力较大,或者在政府及有关部门有较好的人脉。③ 通过其专长,有志于或正在或已经带动乡村发展。从乡村持续发展的角度及目标和结果导向来看,能人应通过专长已经促进了村域发展,已有打算或正在推进的也应纳入能人范畴。

2.2 类型划分

乡村能人的类型划分可以有多个视角,如体制内外、产生领域等。大体地:① 从体制内外的角度,乡村能人分为体制内能人和体制外能人[27]。体制内能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通常是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能人则往往以乡绅、家族族长、经济精英等为主导。② 从能人产生领域来看,能人类型分为政治能人、经济能人、社会能人[14,28]。政治能人主要指村“两委”干部、村民组长等,他们掌握着体制内资源,能够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为当地发展寻求项目、政策、资源。经济能人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社社长、大型农场场主、私营业主、善于经营的个体户等,主要通过经济资本或专业技术等带领群众进行乡村经济建设。社会能人相对较为广泛,身份来源较为复杂,主要依靠多种权威资源对乡村进行治理,主要包括有权威的老人、寨主、族长及乡土文化能人等。③ 从能人来源的角度,可分为外来能人或嵌入式能人、本土能人或内生能人。外来能人包括下乡的农业技术人员、驻村干部、大学生村官等;本土能人则多指本土培育的能人,包括有一定威信的权威老者、族长、村“两委”干部,返乡、回乡的企业家、大学生等等。类似的,从乡村治理权威来源角度,乡村能人可分为内生型和嵌入型[20]。内生型又分为长老型、任命型、能人型,主要指乡村社会内部的能人,如村支书、村主任、妇联主任等。嵌入型指的是乡村社会以外,国家制度安排进来的能人,如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④ 从权力资源的结构来看,乡村能人分为经济能人、权力能人、知识能人[7]。经济能人是物质财富占主导地位,利用经济资源影响乡村经济的人;权力能人是指掌握乡村权威性资源,影响乡村组织权力分配格局的人;知识能人是掌握较多知识,并由此可影响乡村群众对事物的判断的人。⑤ 此外,学界还对经济能人的类型进行了细分,如从能人崛起过程中具有的社会背景和资源来看,广东的农村经济能人可分为4类,分别是人民公社时期社队企业中的经营管理人员、营销以及运输人员,具有实用技术的能工巧匠,有广泛的社会资本和社交能力的人,从小本生意积累发展的致富人员[29]。富人治村分为经营致富型、资源垄断型、项目分肥型、回馈家乡型等4种类型[30]。按照经济能人的参政动机,大致分为回馈乡里、光耀宗族、垄断资源、经营便利和项目获利5种类型[28]
综上可见,关于乡村能人的类型划分存在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而有不同的划分结果。这充分反映出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多样性和综合性。大体而言,从体制内外、当地与否的角度进行能人划分的二分法可以较为便捷地划分能人,而从领域特征、权力资源的角度更有利于深化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认知。基于政治能人、社会能人、经济能人的三分法视角[14],结合实地调研情况,进一步梳理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主导角色(图1)。政治能人侧重对政策资源的争取提供公共事务治理项目、通过赋予的政治权威规范村民的集体行为;社会能人往往通过赋予的乡村权威规范村民的集体行为,有时也可通过其动员能力争取政策资源提供公共事务治理项目等;经济能人则在乡村生产网络建构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争取和利用相关社会经济资源,实现资源整合、推动合作经营与就业创业。需要指出的是,一些能人可能兼具政治能人、社会能人、经济能人中的2种或3种,在乡村发展中扮演多重角色。新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即意在强化乡村能人的“一肩多能”。
图1 乡村能人的类型及其在乡村发展网络建构中的主要角色

Fig.1 Types of rural elites and their main ro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network

3 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乡村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从产业经济的角度,需要乡村发展主体结合自身禀赋和市场需求等向目标消费群体提供优质的产品或服务。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制度变迁激励,整合要素、优化功能[31],在助力原子化的农户解决温饱问题方面产生了足够激励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乡村产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更能够统一发展认知、明确发展目标、整合分散资源、促进适度规模、推进联合行动的更具能动性的主体。由此,乡村能人肩负着重要使命。
(1) 在维持乡村社会稳定方面。能人依赖他们拥有的资源和权威,在乡村发展事务中发挥领导、管理、决策作用,成为农村社区的管理者[32,33]。能人凭借其威信能够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减轻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25]。乡村能人对国家政策进行宣传和解读,组织制定乡规民约,着力促进传统文化传承。能人是承接国家意志的需要,国家下乡资源、传统组织资源、政治符号的激活、乡村能人的主体性愿望、运作策略之间的良性互动[33],都为能人介入乡村治理奠定基础,其借助政治组织网络、经济利益网络、熟人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源,来动员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维持乡村社会稳定[34,35,36]
(2) 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方面。通常,能人是村域发展的核心因素,他们基于对乡村资源禀赋、村民发展意愿、政府政策导向等的洞察,激发内部动力、整合外部动力,促进产业发展,改善环境,推动村域转型[8]。能人对乡村经济的带动模式主要有村集体企业带动、股份带动、个体企业带动、合作经济组织带动等,能人往往是这些经济实体的负责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例,相较于一般社员,能人拥有资本、技术、资源等关键要素,能够整合、积累及调动社会资源,市场洞察力强,善于学习和接受新事物,依赖乡土社会中的关系网络,利用熟人社会的信任惯习,领办合作社的能人与社员之间的互惠,维护社长个人声誉和合作社声誉,注重与社员沟通协调等关系性规则进行组织治理[6],进而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发展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支持[37]
此外,驻村干部作为嵌入型村干部、外来能人,是一种第三方力量、外力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催化、融合作用,已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20]。嵌入型能人依靠国家政治权威赋予的治理权责,在较短时间内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通过走访群众了解民情、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组织群众观摩学习、组织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等工作。一方面驻村干部凭借后援单位的资源、自身的所学或专长,弥补了当地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处理工作手段单一、不会使用电脑等缺陷;另一方面,驻村干部往往能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在驻村工作中着力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调动群众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想办法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嵌入型能人参与乡村治理,打破了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稳定秩序,对乡村社会内部治理结构进行优化,逐步形成乡村三元互动联结模式[20]
一般而言,乡村发展逻辑过程可以简要理解为能人基于基础条件研判,推动集体协作,进而促进发展转型[38]。如果将能人分为政治能人、经济能人和社会能人[14],其对发展要素的理解力和获取力可能存在差异,但正是由于他们对基础条件的观察评估、对发展动力的激发整合、对发展主体的统筹协调,形成发展实践的联合行动,推动乡村向共同的目标发展(图2)。在具体发展实践中,政治能人、经济能人和社会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差异,如政治能人可能对实现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目标的影响较大,社会能人可能对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目标的影响较大,而经济能人则对产业兴旺有着更加突出的作用。但是,能人的多能性决定了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的复杂性,不同类型能人的影响往往难以明确划分。
图2 乡村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Fig.2 Mechanism of rural development driving by rural elites

更为形象地,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中的角色可以理解为如下5个方面(图2):① 乡村能人是推动进步的“发动机”,其自身具有较强的发展意愿和动力;② 乡村能人是集体行动的“火车头”,不仅自身善于发展,还能够组织带动村民联合行动、共同发展;③ 乡村能人是乡村发展的“铺路者”,具有较强的探索精神、目标意识,着力引导当地乡村往理想的目标前进;④ 乡村能人是对外联系的“架桥师”,能够建立当地乡村与政府、外部市场等的网络联系,丰富乡村发展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⑤ 总体地,乡村能人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这是对能人治村机理的综合描述。

4 能人治村的负面效应

从发展的角度看,能人往往掌握着较多的发展资源,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能人往往在网络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当乡村发展的监管体系不完善时,能人在地方乡村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一些能人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对乡村发展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有的甚至铤而走险、严重违法。乡村地区时常出现的“小官巨贪”现象即是对该问题的印证。在政治上,能人村干部基于自身掌握的资源、权威,主导乡村治理,如果普通村民的自我发展意识和权利意识不强,容易形成集中统一型领导体制,弱化公众参与机制的形成[28]。一些能人还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自上而下的资源,从而获得乡村公共事务的支配权,可能导致乡村政治垄断[3,39]。长此以往,形成固化的权力结构,容易排斥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削弱村级民主、发展活力,最终导致乡村公共性的丧失、乡村经济分化和阶层分化[30]。在经济上,经济能人与政治能人可能合谋,凭借比一般农民拥有更为强势的社会网络、个人能力以及意志,侵占国家的下乡资源[12,16,40],导致公共资源的“私人化”,形成“精英捕获”,弱化基层治理能力[41]。在法治方面,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能人治村过程中可能遵循人情法则,缺乏法治意识,容易破坏乡村法治建设[28]。有的村干部按照自己意图,利用个人社会资源或社会网络来处理公共事务、摆平乡村内部矛盾,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构建“权力利益网络”,影响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破坏基层政权的巩固[41]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期,仍面临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区域差异,如何发展特色产业、稳定乡村秩序、增加农民收入仍是现实难题。培育新型主体,完善“能人治村”机制,提升乡村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是破解此类问题并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42,43]。应重构乡村社会的政府干预机制,优化配置及有效管理乡村发展要素[44],充分发挥能人的积极作用,规避其负面效应,不断总结提炼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持续发挥能人治村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高度关注能人治村的负面效应和潜在风险,对能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规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乡村发展能够有序、合法、可持续。

5 加强乡村能人培育与监管的途径

能人是乡村治理与发展实践的关键主体,能人的培育与监管事关乡村可持续发展大局。在乡村能人培育方面,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作为基本要求,以“用、培、引、留、奖”为着力点,加强乡村人才工作和能人队伍建设。一是用好能人,为能人的自身发展和引领发展搭建好平台、提供好政策;二是加强能人培训,强化能人的品德和能力建设;三是注重引进能人,做好管理型、技术型能人的柔性引进,并参与到乡村经济发展与综合治理;四是建立良好机制留下能人;五是探索有效措施奖励能人。在村干部选拔时可多关注农村的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返乡创业人员、本土本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吸纳有才能、经验的人才作为乡村干部的后备力量。
在乡村能人监管方面。一是健全乡村法制体系。建立制度化的民主程序,使能人治理与民主治村、依法治村有机结合,让行之有效的治村措施、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能够制度化保留。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政策条例等规定能人的选拔标准、治村形式、权力范围。二是完善考核监督机制。把政策执行力和治理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建立村干部考评结果反馈制度。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整合乡村法律服务资源,强化村规民约对能人行为的规范和调整作用[28]。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强调“四议两公开”(四议是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能人干部接受群众监督,定期评估,不称职的及时更换,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机制,形成自治的村级民主监管体系。三是探索多中心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市场组织(如合作社、私企等)、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监事会、村民议事会等)、驻村工作队、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建设和培育,适当引导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协同解决乡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实现集中与民主、秩序与活力的有效统一。

6 结论与展望

6.1 主要结论

(1) 乡村能人是指在特定乡村被多数村民认可,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个人能力和社会网络,有志于或正在或已经通过其专长带动乡村发展的人。对于乡村能人的界定,既要强调能力特征,还应考量其参与和带动乡村发展的意愿。乡村能人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也是推进国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应充分重视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与振兴及乡村研究中的能动作用。
(2) 能人可分为多种类型,政治能人侧重对政策资源的争取、通过赋予的政治权威规范村民的集体行为;社会能人往往通过赋予的乡村权威规范村民的集体行为,有时也可通过其动员能力争取政策资源;经济能人则更为擅长乡村生产网络的建构,如争取和利用相关社会经济资源,实现资源整合、推动合作经营与就业创业。现实情况下,一些能人可能同时扮演上述2种或3种角色。
(3) 乡村能人对基础条件的观察评估、发展动力的激发整合、发展主体的统筹协调,形成发展实践的联合行动,推动乡村向共同的目标发展。乡村能人是推动进步的“发动机”、集体行动的“火车头”、乡村发展的“铺路者”、对外联系的“架桥师”,是乡村振兴的“带头人”。但是,如果监管不到位,能人治村也可能对基层民主、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等带来负面影响。
(4) 尽管能人治村被认为是推进乡村发展的一剂良药,但仍应综合审视、辩证看待。能人治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体制机制仍不成熟,缺乏常态化、系统化的管理制度和发展政策。理想的乡村发展应是体制机制较为健全的情形下,发展主体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平等、协力打造乡村共同体。因此,既要注重发挥能人的积极作用,还要着力完善乡村发展的常态化机制。这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到2022年初步健全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的应有之义。

6.2 深化乡村能人研究的重点领域

在乡村研究的不同学科视域下,乡村能人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比如:在经济学视域下,乡村能人往往是乡村最具能动性的劳动力甚至企业家;在管理学视角,乡村能人是整合、配置、组织相关资源要素进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主体;在社会学视角,乡村能人在乡村发展网络构建与重塑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地理学视角,乡村能人通过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深刻地影响到乡村资源开发利用、人地关系建构和人地系统演化。为更好地实现国家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继续加强能人治理的案例研究、深化能人治理的理论研究、探索培养能人的创新模式,据此深化各界乡村发展机制的理解、丰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与理论。结合相关研究进展及发展实践需求,亟需深化的重点领域包括:
(1) 加强能人的产生机制以及培育模式研究。认识能人方能培育能人、用好能人。有关学科对企业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的成长等做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乡村能人是区域乡村发展的“带头人”,但是对于乡村能人的人生经历,以及学历、专长、性格、家庭、关系网络等特征,从“非能人”到“能人”转型的过程与机理,虽然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分类型、多区域、大样本、跟踪式的研究等仍较薄弱甚至存在空白。应将乡村能人纳入乡村发展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主体,深入开展针对乡村能人的调查研究、计量分析,探索乡村能人的共性特征、差异特征、成长机制、发展动机、角色演化,梳理提炼出能人成长的核心特质、能人产生的关键因素、能人治村的内在机理。评估已有的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等的成效与局限,分析未来乡村发展的人才需求,结合能人的一般特征,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能人培育模式。
(2) 深化能人治村的机理、模式与效应研究。能人成长与乡村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能人成长促进乡村发展,乡村发展造就乡村能人。学界从能人参与社会治理、带动经济发展等角度对能人治村的机理、模式及积极作用等进行了较多研究,对于了解能人治村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不同类型地区、不同类型乡村的不同类型能人的治村机理研究仍缺乏深入的比较分析。特别地,能人作为“发动机”“火车头”“铺路者”“架桥师”“带头人”的角色怎么实现,能人的成功经验是什么,能人在自身发展和促进乡村发展中面临过哪些障碍、突破了哪些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应基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深入研究能人对乡村生产经营活动的组织管理和影响机制、能人在乡村发展网络建构中的“跨网络”节点作用、从能人个人行为转化为乡村集体行动的扩散机制、能人对于乡村人地系统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深度关注能人治村中的黑恶势力现象、腐败问题、“精英捕获”等。据此,为优化能人的治村行为、加强能人的行为监管、提升能人的治村成效提供更有力的科学依据。
(3) 关注驻村干部治村的新情况与新问题。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均是“五级书记抓”的重大战略,在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中探索建立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机制,有必要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阶段得到衔接和延续。其中,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已经在一些脱贫摘帽县的贫困村延续,并拓展到非贫困村,甚至一些非贫困县也建立了类似的机制。驻村工作队相对于村“两委”干部和村民,是乡村治理的第三方力量,作为“外来能人”可能对乡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驻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和单位职能及当地乡村的具体情况综合影响着驻村工作的实际成效,此工作模式也在探索和优化阶段。有必要加强对驻村干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驻村工作机制、制度障碍、现实困境和成效激励,以及驻村干部与村“两委”的冲突和协同。以此为优化驻村工作机制、培养乡村外来能人、促进乡村多元治理提供科学参考。
(4) 着力探索能人研究的新数据和新方法。数据资料与分析方法是学术研究必然涉及的2个重要问题。目前关于乡村能人的研究以基于典型调查、深度访谈的个案研究为主,散见于案例区域或村庄,大样本、定量化的研究较为缺乏。特别是缺乏统一设计的结构化的定性与定量结合的乡村能人数据库,以及基于此类数据库的综合性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个案研究和大规模实证研究的结合更有助于增进对乡村能人及其作用的综合认知。因此,在继续强调多案例比较分析对于理论建构、机制提炼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针对当前研究在数据和方法层面的不足,着力进行数据和方法创新,建立统一设计的结构化的定性与定量耦合的乡村能人数据库,探索基于乡村能人与村庄的大样本定量分析,以此来进行能人的基本特征与画像分析、揭示能人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和风险,基于能人视角探讨乡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1]
Jeffrey C. Democratis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The power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a rural elite in north Indi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0,19(8):1013-1036.

DOI

[2]
Wegren S K.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Where is the rural elite?[J]. Europe-Asia Studies, 2000,52(2):237-271.

DOI

[3]
Aspinall E, Rohman N. Village head elections in Java: Money politics and brokerage in the remaking of Indonesia's rural elite[J].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7,48(1):31-52.

DOI

[4]
卢福营. 经济能人治村: 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J]. 学术月刊, 2011,43(10):23-29.

[ Lu Fuying. Economically rural elites govern villages: A new model of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Academic Monthly, 2011,43(10):23-29. ]

[5]
仝志辉, 贺雪峰.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 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1): 158-167, 208-209.

[ Tong Zhihui, He Xuefeng. A three-level analysis of the village power structure: Also on the legitimacy of village power after the elec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02(1): 158-167, 208-209.]

[6]
杨灿君. “能人治社”中的关系治理研究: 基于35家能人领办型合作社的实证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6(2):44-53, 153.

[ Yang Canjun. Research on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in "rural elites governance society":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35 rural elites leading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16(2):44-53, 153. ]

[7]
郭正林. 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 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 2003(1):66-74, 81.

[ Guo Zhenglin. Rural elites involved in democratization: A case study. China Rural Observation, 2003(1):66-74, 81. ]

[8]
李裕瑞, 刘彦随, 龙花楼. 黄淮海典型地区村域转型发展的特征与机理[J]. 地理学报, 2012,67(6):771-782.

DOI

[ Li Yurui, Liu Yansui, Long Hualou.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villag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typical regions of Huang-Huai-Hai Plai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67(6):771-782. ]

[9]
Platteau J P. Monitoring elite capture in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4,35(2):223-246.

DOI

[10]
Dutta D. Elite capture and corruption: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R]. New Delhi, India: National Council of Applied Economic Research, 2009: 1-16.

[11]
Sheely R. Mobilizatio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institutions, and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rural Kenya[J]. World Development, 2015,67:251-266.

DOI

[12]
Dasgupta A, Beard V A. 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 collective action and elite capture in Indonesia[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07,38(2):229-249.

DOI

[13]
徐勇. 由能人到法治: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转换: 以若干个案为例兼析能人政治现象[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4):1-8.

[ Xu Yong. From rural elites to the rule of law: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 in China's rural areas: Taking some cases as examples and analyzing the political phenomenon of rural elites.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6(4):1-8. ]

[14]
罗家德, 孙瑜, 谢朝霞, 等. 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10):86-101, 206.

[ Luo Jiade, Sun Yu, Xie Zhaoxia, et al. The phenomenon of rural elites in the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2013(10):86-101, 206. ]

[15]
姜朋. 农民专业协会的治理问题: 基于能人依托型专业协会的观察与思考[J]. 中国农村观察, 2008(5):30-36.

[ Jiang Peng. Governance of farmer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based on expert associations supported by rural elites. China Rural Observation, 2008(5):30-36. ]

[16]
王海娟, 贺雪峰.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J]. 学习与探索, 2015(2):56-63.

[ Wang Haijuan, He Xuefeng. Resources go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distribution order. Learning and Exploration, 2015(2):56-63. ]

[17]
吕云涛.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未来走向[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27(2):30-32.

[ Lv Yuntao. Historical changes and future trends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structure. Journ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Cadres, 2010,27(2):30-32. ]

[18]
苏海新, 吴家庆. 论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43(6):35-40.

[ Su Haixin, Wu Jiaqing.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model.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2014,43(6):35-40. ]

[19]
丁志刚, 王杰. 中国乡村治理70年: 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 中国农村观察, 2019(4):18-34.

[ Ding Zhigang, Wang Jie. 70 years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gic. China Rural Observation, 2019 ( 4):18-34. ]

[20]
郭苏建, 王鹏翔. 中国乡村治理精英与乡村振兴[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4):62-75.

[ Guo Sujian, Wang Pengxiang.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elit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Nankai Jour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4):62-75. ]

[21]
Vilfredo Pareto. The mind and society: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36,51(3):438-441.

DOI

[22]
Meisel J. The myth of the ruling class [M]. Michigan, US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8.

[23]
Szelenyi I. The intelligentsia in the class structure of state-socialist socie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2,88:287-326.

[24]
陈诗波, 李崇光.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能人效应”解析[J]. 学术交流, 2008(8):99-103.

[ Chen Shibo, Li Chongguang. An analysis of the "rural elites effect" of China's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cademic Exchange, 2008(8):99-103. ]

[25]
符钢战, 韦振煜, 黄荣贵. 农村能人与农村发展[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3):38-47.

[ Fu Gangzhan, Wei Zhenyu, Huang Ronggui. Rural elit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ina Rural Economy, 2007(3):38-47. ]

[26]
尹广文, 崔月琴. 能人效应与关系动员: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生成机制和运作逻辑: 一组基于西北地区村域合作社的实地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6(2):36-43, 153.

[ Yin Guangwen, Cui Yueqin. Rural elites and relationship mobilization: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 field study based on village cooperatives in Northwest China.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16(2):36-43, 153. ]

[27]
金太军. 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J]. 齐鲁学刊, 2002(5):119-125.

[ Jin Taijun. An analysis of rural elites in village governance. Qilu Journal, 2002(5):119-125. ]

[28]
陈寒非. 能人治村及其法律规制: 以东中西部地区9位乡村能人为样本的分析[J]. 河北法学, 2018,36(9):23-36.

[ Chen Hanfei. Rural elites ruling village and its legal regulations: Analysis with 9 rural elites in east,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as sample. Hebei Law, 2018,36(9):23-36. ]

[29]
王金红. 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若干经济发达村庄治理模式发展的案例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04(1):63-72, 81.

[ Wang Jinhong. Villager aut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s rural governance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everal economically developed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Rural Observation, 2004(1):63-72, 81. ]

[30]
陈柏峰. 富人治村的类型与机制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 2016(9):4-12.

[ Chen Baifeng. Analysis on the type and mechanism of villages managed by the rich.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2016(9):4-12. ]

[31]
陈坤秋, 龙花楼, 马历, 等.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38(9):1424-1434.

DOI

[ Chen Kunqiu, Long Hualou, Ma Li, et al.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38(9):1424-1434. ]

[32]
卢福营. 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 [M]. 广州: 南方出版社, 2000.

[ Lu Fuying. Village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Guangzhou, China: Southern Publishing House, 2000. ]

[33]
杨善华. 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 一个分析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0(3):101-108.

[ Yang Shanhua. Family politics and the selection, role orientation and elite replacement of rural grassroots political elit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0(3):101-108. ]

[34]
田亮. 资源贫乏村庄能人治村的发生机制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 Tian Liang. The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resource-poor rural elite governance. Wuhan, China: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4. ]

[35]
李智超, 罗家德. 中国人的社会行为与关系网络特质: 一个社会网的观点[J]. 社会科学战线, 2012(1):159-164.

[ Li Zhichao, Luo Jiade. Chinese social behavior and relational network traits: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Social Science Front, 2012(1):159-164. ]

[36]
阎云翔.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J]. 社会学研究, 2006(4): 201-213, 245-246.

[ Yan Yunxiang. Differential pat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hierarchy view.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6(4): 201-213, 245-246.]

[37]
吴彬, 徐旭初. 合作社的状态特性对治理结构类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3省80县26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 2013(1):107-119.

[ Wu Bin, Xu Xuchu.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ooperative stat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type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Based on a survey of 266 professional farmers' cooperatives in 80 counties in 3 provinces in China.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Economy, 2013(1):107-119. ]

[38]
Li Y R, Fan P C, Liu Y S. What makes better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 Evidence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ypical village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83:111-124.

DOI

[39]
Han H W, Gao Q. Community-based welfare targeting and political elite captur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World Development, 2019,115:145-159.

DOI

[40]
贺雪峰. 论富人治村: 以浙江奉化调查为讨论基础[J]. 社会科学研究, 2011(2):111-119.

[ He Xuefeng. On governing the village by the ric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enghua in Zhejia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1(2):111-119. ]

[41]
王海娟. 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J]. 地方治理研究, 2016(1):74-80.

[ Wang Haijuan. On the "private governance" nature of the village governed by the rich.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2016(1):74-80. ]

[42]
龙花楼, 屠爽爽. 论乡村重构[J]. 地理学报, 2017,72(4):563-576.

DOI

[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Rural restructuring: Theory, approach and research prospec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72(4):563-576. ]

[43]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73(4):637-650.

DOI

[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73(4):637-650. ]

[44]
龙花楼, 屠爽爽.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37(5):581-590.

DOI

[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37(5):581-5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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