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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a Great Relics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of Harvey:A case of Qin Shihuang Mausoleum

  • WU Chong 1 ,
  • ZHU Haixia , 1, * ,
  • PENG Bangw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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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8-16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11-06

  Online published: 20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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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Shaanxi Province(2019S006)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7117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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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more than 80% of the sites in the list of China's Great Relics Sites are located in suburban or rural areas, relics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rural social space around the heritage areas. Analysis of the pattern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took the heritage area of Qin Shihuang Mausoleum as a case study area and used questionnaire, face-to-face interview, field survey, and other method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around the area in the past 30 years. The study transformed the traditional society-space binary opposition analysis and constructed the society-space dialectical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and David Harvey's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mutual feedback mechanism of society and space in the countryside around the heritage area of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apit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flow of capital to the optimal location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he study area.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raffic conditions, constraints of protection zones,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developed heritage sites, the selective investment of capital has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he heritage area. 2)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production mode i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the heritage are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in the relics area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ositive externalit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capital flow to adjust the rural production mode, thereby affecting the social relations. 3) The government policy to the restriction of capital access in the heritage area is an external factor. The vulnerability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heritage area determines that the government's strong intervention must be guaranteed in the process of display and util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mode that may lead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governments, further affecting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production mode.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in the heritage area is a process of dynamic evolution and spiral rise. Only by th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reasonabl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rket and rural community can we guarantee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heritage area.

Cite this article

WU Chong , ZHU Haixia , PENG Bangwen . 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mechanism in a Great Relics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irculation theory of Harvey:A case of Qin Shihuang Mausoleum[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 39(5) : 751 -765 . DOI: 10.18306/dlkxjz.2020.05.005

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一系列文件提出建设文物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实现大遗址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在保护基础上逐步加强大遗址对外开放,将文物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博物馆、城市公园等展示利用方式相结合,实现大遗址与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2018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显示,2014—2016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累计资金收入59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专项资金15亿元,经营性收入与其他收入达44亿元,大遗址展示利用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明显促进作用。但空间强势资本投入引发遗址区居民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产生经济回报的同时,由于资本的不平衡投入又引发了大遗址区非均衡发展与社会空间异质性。大遗址区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文物保护制度的多方面制约,也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的差异。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具有占地广、价值高、易损坏特征的遗址资源,对其展示利用涉及深刻的利益分配与调整。中国大遗址名录中的150处大遗址有120多处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对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审视,既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国内外学者对大遗址展示利用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生活质量与生计[3,4,5]、居民记忆与感知[6,7]、经济复兴与旅游收益[8,9]、利用模式与发展政策[10,11]等方面。这些研究在分析尺度上呈现二元化特征:一方面从宏观层面对大遗址区的空间、土地、制度等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溯源,通常将土地与文物保护制度冲突[12,13]、城乡二元壁垒[14]、补偿策略失衡[15,16]、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17,18]等因素归结为大遗址地区社会问题的症结;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文保部门、城建部门以及本地居民、外来经营户等行动主体均参与到大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中,因此在微观研究中,一些学者基于博弈论[19]、社会抗逆力[20]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利益相关者参与结构关系进行了广泛探讨。这些研究为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但这些宏观性的政策与制度分析掩盖了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遗址区内部差异性及居民在乡村生产方式转变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微观层面对大遗址区“共时性”的分析又难以全面揭示大遗址区社会发展“历时性”规律,并且其传统社会学解释难以从空间维度对大遗址区空间差异与不平衡发展进行有力回应。因此,当前对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社会影响研究,难以将空间上的不均衡现象与时间上的社会变迁成因相整合,使得大遗址区“社会—空间”辩证规律仍然是知识的黑箱。
关于大遗址区乡村社会变迁的“历时性”规律,可以从空间生产理论对乡村生产方式转变的阐释中寻求支撑[21]。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一部分学者从“时间—空间”辩证角度出发,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乡村空间的建构过程[22]。另一部分学者秉持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开放性、批判性思想,从制度、文化等角度入手建立博弈框架,分析乡村权力空间再生产过程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竞合机制[23,24]。哈维的资本循环理论作为空间生产的延伸理论,既从劳动空间分工和时空压缩视角揭示“空间不均衡”的“共时性”差异,也能够从资本增殖驱动角度揭示社会发展“历时性”规律。已有学者尝试从资本循环视角解析乡村社会转型,认为资本投入在产业间流转、空间上转移的本质是化解资本积累过剩产生的危机,并产生乡村社会变迁与不均衡发展[25,26]。由此可知,资本循环理论既有助于解决传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研究中“社会—空间”相互割裂的问题,也能够将大遗址区社会发展与空间不均衡纳入同一框架进行讨论。
本文基于资本三次循环理论对中国大遗址区乡村发展路径进行梳理,深入探讨大遗址区村庄空间功能演替过程中的资本增殖逻辑,进一步将文物保护的制度性框架纳入资本不平衡投入与村庄社会分工差异化相互影响关系中,探究大遗址区乡村不均衡发展成因,并将宏观政策与微观实际紧密结合,以期为当前大遗址区村庄合理发展模式探索及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1 理论引介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引介

由于大遗址具有文物脆弱性、不可移动性、区域性特征[27],大遗址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是由政府制定文物保护框架,资本在文物保护框架内自由流动产生的结果,也体现出大遗址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一方面,由于大遗址具有文物脆弱性,大遗址景区、博物馆、遗址公园等项目开发完全由政府主导把控,并涉及征地、安置、拆迁等行为,导致居民丧失土地生产资料,产生失地农民,权力主导下的建设体现绝对剥夺特征;另一方面,对于景区、博物馆等周边大遗址乡村地区,政府对保护区、建控地带、环境协调区内村庄采取差异化管控,如对建筑体量、高度、容积率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招商引资等划定红线,即在红线范围内允许资本向大遗址区乡村自由流动,对于不同地区村庄差异化的管控导致资本不平衡流动,进而导致“不平衡地理发展”,体现相对剥夺特性。可以认为在大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权力与资本的相互作用是导致社会不均衡发展的主要成因,需要更加宏观综合的视角进行分析探讨(图1)。
图1 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的特殊性

Fig.1 Uniqueness of space production in Great Relics Areas

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空间生产理论逐渐成为认识各种社会空间问题和打破学科界限、整合知识体系的一个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空间与社会相互建构,资本、权力、社会运动与空间环境建构相互交织,形成复杂的空间辩证法。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资本、权力开发和改造的全过程,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组与再生产过程[28]。资本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增殖而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部门或选择最适宜的增长方式,行业间、区域间的回报率的差异是资本流动的根本动因,不平等交换、不平衡发展是利润产生和空间生产得以存在的前提[26,29]。资本需要在空间“落脚”才能运作与增殖,资本积累过程将不平衡发展引入空间维度。陈建华[30]的研究指出,哈维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生产存在三次资本循环,第一次循环中资本进行生产性投入,空间作为生产载体产生价值与剩余价值。资本过度积累并产生剩余劳动力后,资本将投入消费环境的建设,为生产、交换、消费提供便利并化解危机[31,32],是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第三次循环中资本投入文化与社会服务,提升劳动力素质与劳动生产率,如教育、文化、科技的投入。资本逐利性必然导致积累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劳动力剩余等问题,资本又将投入到下一次循环以化解危机。哈维的三次资本循环理论能将资本积累与空间结构的转变联系起来,能将地理与历史联系起来,为本文分析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演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王新文等[14]分析了大明宫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价值取向、空间实践、文化资本化、空间资本化特征,并总结了大遗址区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吴冲等[33]从宏观角度分析了西安地区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过程,认为资本投入空间实践、生产方式转变、空间权力影响到大遗址区社会变迁。基于以上学者对大遗址区社会发展过程的探讨,并结合调研了解的大遗址区发展实际情况,初步判断大遗址区体现出三次资本循环特征。第一次资本循环通常在展示利用初期,资本积累有限,部分村庄实施种植结构调整,将遗址观光与农业产出相结合,体现农业商品化特征;也有村庄进行旅游工艺品制作,这一阶段资本投入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过程,即哈维所说的“空间中的生产”阶段。生产过剩后,部分村庄进行房屋、停车场、市场、门面、摊位建设,以商业、餐饮、住宿等生产活动方式自我经营或者出租。资本投入带来空间价值的提升,房屋或土地租赁也可能成为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带来居民生计模式的多样化,是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如果建成环境没有在较短时间内将自身的价值转移出去,就会阻碍资本积累,资本将转向文化服务投资,进入第三次循环阶段。文化、旅游服务业成为这一地区再生产的主要形式,部分居民可能通过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后从事旅游服务,部分村庄甚至成立集体性质旅游公司。可以看出,资本循环理论能够对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大致作出合理性解释,证明了该理论在大遗址区的普遍适用性(图2)。
图2 大遗址区三次资本循环

Fig.2 Three capital circuts of Great Relics Areas

1.2 分析框架

空间生产理论诞生的初衷是为了转变传统的“社会—空间”二元对立分析传统,认为存在联系社会再生产与空间再生产的“第三空间”[34]。空间生产理论中国化研究中,有些研究将三元空间划分为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21],还有划分为物质环境、权力结构、社会关系[35,36],也有研究提出被感知的空间、被构想或规划的空间、日常生活的空间[36]。由于该理论概念化、抽象化的原因造成三元空间的具体指代尚无统一标准。无论是哪种角度对三元分析框架的理解,其核心思想都是在于建构真实与想象、具体与抽象、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结合大遗址区实际情况,将其理论体系中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实践的空间(spatial practice)三元一体辩证分析法进一步具化(图3)。实践的空间被定义为生产与再生产中外部的物质环境[36],本文中指由于生产方式调整或区域功能演替的内在需求而对外部环境进行的改造,如土地利用、景观环境等的变化,体现大遗址区“人地关系”的转变。构想的空间是概念化的空间想象,是受到支配的空间[34]。“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把一切要素纳入生产体系,极大提升了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产生广泛的社会交往进而造就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36]”。本文从资本视角出发,将构想的空间定义为资本支配下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体现大遗址区“人—人关系”。生活的空间是使用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空间”的综合辩证,是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综合,本文通过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对应逻辑进行揭示。分析文物保护框架下大遗址区生产方式转变中的资本增殖逻辑,从社会劳动空间分工的时空视角进一步揭示“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总结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特征。这一分析框架将大遗址区“自上而下”决策调控和“自下而上”的行动者空间响应相结合,内涵上体现了“时间、空间和社会”的辩证研究体系。
图3 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

Fig.3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in Great Relics Areas

1.3 案例地选取与资料来源

基于区域影响力强、展示利用模式多、开发利用时序长3方面考虑,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秦始皇陵大遗址区可作为一处典型案例地进行研究。首先,秦始皇陵是中国帝王陵中规模最大、埋藏物最丰富的陵园遗址,也是展示利用相对成熟的大遗址,2018年接待量突破858万人次,具有较强的区域影响力,对周边村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其次,大遗址陵园区与从葬区采取不同的保护利用模式,2007年前分属不同管理机构。从葬区建设兵马俑博物馆进行展示利用,受陕西省文物局直接管理;陵园区采取遗址公园模式展示利用,由秦始皇陵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建设与经营。2007年两景区经营权统一移交陕西省文物局直属单位秦陵管理处,不同的展示利用模式对周边村庄社会空间演变产生了差异化影响。最后,作为中国最早一批实施展示利用的大遗址,其周边地区村庄社会空间演变具有完整的时间序列,能够提供充分完整的研究资料数据。
本文选取秦始皇陵所在的秦陵街办各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图4),探究其社会空间分异与演变规律。数据主要来源于村委资料及半结构式访谈。资料收集主要包括村史资料、村庄家庭经营统计、企业统计等。2018年5月9—30日课题组赴秦陵街办进行调研,选取129位不同职业的居民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餐饮、住宿经营者24人,旅游纪念品销售者13人,文物复制厂员工14人,手工艺制作8人,专职农户25人,果品物流商10人,村庄导游13人,房东18人,文管工作者4人,访谈内容涉及日常工作、业务往来以及从业经历等方面。分别对9个村庄的主要领导进行访谈,了解村庄人口及产业的变动情况,以此形成本文探讨的主要材料与依据。
图4 秦始皇陵周边环境与村庄分布

Fig.4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village distribution of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2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特征

从物质环境变化、居民社会关系变迁、资本循环累积3个方面对案例地社会空间生产进行解析。大遗址区物质环境变化体现人—地关系变化规律,其本质是生产方式的调整与空间功能演替。大遗址区居民社会关系演变,体现人—人关系变化,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资本循环累积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角度解析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进而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规律特征。

2.1 大遗址区物质环境变化特征

2.1.1 聚落景观与功能日趋多样化与差异化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最初是典型的关中农业生产区,村庄聚落是纯粹的生活性空间。由于旅游开发导致村庄聚落空间演变为3种类型(表1)。① 王俭村、下和村属于第一种类型。20世纪70年代兵马俑博物馆建设征用王俭村、下和村7 hm2耕地,此后伴随考古发掘与旅游发展,又多次征用村庄耕地。耕地减少造成农业生产回报降低,产生剩余劳动力,居民开始从事旅游纪念品制售,大量文物复制厂出现在聚落周边,聚落空间作为消费资料的生产场所存在,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90年代起兵马俑游客激增,居民出资改造农宅用以经营餐饮住宿、农家乐,村集体陆续修建摊位、市场、戏台、停车场等设施以适应旅游发展。村庄资本投入环境建设,以利于旅游产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是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当前王俭村、下和村有集体性质摊位220处(已拆除)、戏台1处(已拆除)、停车场6处、商铺2900 m2。② 杨家村、毛家村、秦陵村属第二种类型,这些村庄邻近旅游公路,以临潼石榴为基础的果品加工企业在道路沿线聚集,村庄承担果品加工生产职能,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2006年秦唐大道通车后,村庄资本投入堆场、停车场、道路建设以改善投资环境,吸纳物流、包装、批发商来村投资,体现第二次资本循环特征。③ 既远离博物馆又远离旅游路的鱼池村、孙马村、上陈村维持原有粮食种植生产方式不变,村庄聚落也未发生较大转变(图5)。
表1 秦始皇陵遗址区村庄聚落物质环境转变特征

Tab.1 Spatial evolution of villages in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area

聚落物质环境变化特征 聚落空间职能的转变 邻近的要素 村庄名称
村庄旅游服务设施用地增加,体现景观符号化特征 手工艺品制作与旅游接待 兵马俑博物馆 王俭村、下和村
村庄仓储、物流用地比例增加 农产品包装、加工、物流 旅游公路 秦陵村、杨家村、毛家村
物质景观无明显变化 无明显变化 鱼池村、孙马村、上陈村
图5 秦始皇陵周边村庄聚落景观差异

Fig.5 Differences in landscape of villages around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area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旅游开发既赋予了传统工艺品、农产品商品特征,也提升了其交换价值,村庄聚落由原本单一的居住功能衍生出旅游纪念品生产、土特产加工职能。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文化价值外溢提升了村庄空间潜在价值,居民进行环境整治、建筑美化、农宅扩建、道路修建,以促进空间资本化进程。由于文物保护制度对建筑高度、面积、体量等有严格的限制,在有限的空间资源用量前提下,农宅的居住与商业功能混合,体现出对空间资源的利用强度提升。空间功能的复合与环境质量的提升是促进大遗址区空间资本增殖的2种途径。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投资重点在服务、培训与教育,因此对物质空间造成的影响并不显著。
2.1.2 村庄农业种植结构由南北统一到南北差异
20世纪70年代当地居民响应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而广泛种植粮食,地表景观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秦始皇陵遗址区农业景观在空间上呈现“南北产粮”的特征,大遗址北部地区位于渭河阶地,土壤肥沃、粮食产量高且种植面积广;南部地区多为骊山洪积扇砂石地,不利于粮食生产,因此粮食种植面积小、荒地多。90年代伊始,兵马俑旅游的兴起为临潼石榴、柿子的“搭便车”式推广创造了条件,大幅提升果品的销量与售价。受此影响,90年代中期南部的秦陵村、杨家村广泛种植石榴、柿子,而2015年秦陵村石榴种植率更是达到100%。虽然遗址区南部村庄种植结构发生转变,但北部地区孙马村、鱼池村、上陈村农业生产方式无显著变化,形成“北产粮、南种果”的农业景观格局(图6)。
“那边(遗址区北边)地好,这边都是砂石地,种小麦不打粮食……保护区不能打井浇地,好在这地适合种石榴,可以靠天吃饭。”(杨家村村干部,2018年5月16日)
图6 2018年秦始皇陵周边土地利用

Fig.6 Land-use status around the Qin Shihuang Mausoleum, 2018

空间种植结构调整实质上是文化资源对农产品的溢出效应与文物保护制度共同导致的空间响应。首先,由于大遗址展示利用为临潼石榴、柿子注入文化附加值,促进农业商品化发展。其次,文物保护制度对灌溉、打井、施用化肥等农业生产行为进行了严格控制,遗址区南部的洪积扇砂石地适宜石榴生长,可以不需灌溉做到“靠天吃饭”。因此石榴的种植既协调了农业生产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也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的资本回报率,种植结构的转变是文物保护制度与资本增殖共同作用的结果。

2.2 大遗址区居民社会关系演变特征

资本投入转变了村庄生产方式,进而影响到居民生产关系转变。部分村庄为适应旅游发展而调整聚落用地与景观环境,称之为“旅游服务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包括王俭、下和2村。部分村庄由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引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转变,称之为“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包括秦陵村、杨家村、毛家村。鱼池村、村马村、上陈村则一直以粮食生产为主,生产生活方式未发生明显转变。
2.2.1 旅游服务型村庄居民与外来户抱团合作
由于保护区限制工程机械使用,在20世纪70年代博物馆建设中将挖方取土工作承包给王俭、下和生产大队。博物馆建成后,允许村民在博物馆内打零工作为补偿。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居民受雇于当地的文物复制厂、加工厂、博物馆,居民与博物馆、村庄企业是雇佣合作关系。90年代起村庄发展进入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这一时期兵马俑旅游热潮兴起,630多人迁入王俭、下和2村从事文物复制、餐饮、住宿业务,当时外来人口占比达21%。当地居民为外来人口提供空间资源获取回报,本地居民与外来经营户形成房屋租赁关系,村庄空间由本地村民使用变为外来人员和本地村民共同使用。2000年后进入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当时管理政策没有及时规制导致市场无序发展,使得该阶段社会关系经历了2个发展时期。发展前期,2村约80多户家庭购买轿车或中巴作为生产工具,挂靠旅行社从事导游、包车服务,并给外来经营户介绍客源,收取提成,从事导游业务居民近200人。这一时期当地居民成为社会网络核心,与游客、外来经营户、旅行社存在大量业务往来。但村庄非正规就业导致其与文物旅游部门矛盾激化。发展后期,政府于2007年起规范兵马俑旅游市场,对村庄旅游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当前2村仅有70多位持证上岗的合法导游;两景区合并成立国家遗址公园后外聘专业后勤保洁公司,当地居民与博物馆合作也就此终结。房屋租赁、农家乐经营成为了居民仅有的收入来源,再生产过程中更加依赖于外来经营户。2006年兵马俑馆前商业街建成开放,KFC、星巴克等集团性质餐饮公司进入该区域,对外来经营户也造成一定冲击。商业街每月180元/m2的高额租金也让外来经营户望而却步,村庄相对廉价的出租房仍然是其首选。本地居民与外来经营户“抱团取暖”,其利益关系更加紧密(图7)。
“你看村委会后面的小学,90年代坐满了学生,教室都不够用,大部分都是家长做生意带来的,你能想到当时有多少外地人吧,这些人仅衣食住行就带来多少收入……现在(人少了)学校都合并到街办了。”(王俭村村干部,2018年5月10日)
“之前村里野导游、开黑车的很多,几乎三四户人家中就有一个人干导游的,干这活还不是因为没有地种了……以前(干导游)和饭馆都有协定,拉来了人就有提成。现在?政府早不让干了。”(从事过导游工作的下和村某村民,2018年5月14日)
图7 王俭村、下和村社会网络关系变化

Fig.7 Changes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in Wangjian Village and Xiahe Village

生产方式调整必然催生新的生产关系,也反映出投资、阶层和利益关系的变化。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是文化商品化过程,村庄为消费资料生产提供场所与剩余劳动,居民在与企业、景区雇佣合作中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遗址开发带来遗址区空间资本化,居民投资空间资源开发,与外来经营户产生房屋租赁合作关系。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体现文化资本化特征,居民投资车辆与技能培训,开展导游、包车业务,居民与旅行社、经营户之间产生广泛的业务往来。
2.2.2 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社会网络日趋开放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文化溢出提升了临潼石榴、火晶柿子等农产品交换价值,该类型村庄调整种植结构并成立合作社,通过农业种植以及出售农产品实现再生产。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以秦唐大道通车为起点,“秦爱地”“绿诚果业”“秦果果业”等10多家果品包装、加工企业陆续进入这一地区,村庄资本投入村庄道路、堆场、仓库建设以进一步吸引投资,本地居民与外来企业形成土地、场地租赁关系。第三次资本循环,资本开始投入服务业领域,村庄剩余劳动力为工人、司机提供餐饮与住宿服务,村庄社会开放性逐步加强。随着农产品相关企业进一步发展,近年来电商、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人员开始迁入。外来人口紧密嵌入该地区社会网络中,不断巩固和强化现有的社会空间。当地农户与采购商、物流商的“产—供—销”纵向业缘关系更加紧密(图8)。
“路边(秦唐大道)这些餐馆游客很少来,坐车直接到兵马俑了,主要是在这干活的和货车司机来吃饭……工人、司机有时候就吃村上、住村上”(秦陵村某餐馆老板,2018年5月24日)
图8 杨家村、秦陵村社会网络关系变化

Fig.8 Changes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in Yangjia Village and Qinling Village

第一次资本循环中,种植结构转变并未显著影响到农业地缘社会网络。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交通条件改善、外部资本注入引发村庄社会关系根本性变革,一方面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间结成石榴种植、加工、包装的纵向业缘关系,另一方面也产生房屋土地租赁关系。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产业链进一步延伸至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形成了更为稳固的社会网络。

2.3 大遗址区乡村资本循环累积过程

2.3.1 旅游服务型村庄资本积累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土地生产资料被征收而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居民制售毛头鞋、百家衣等传统工艺品,或是受雇于文物复制厂,在消费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完成初期资本积累。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46家私营文物复制厂、500多户家庭制售传统手工艺品,生产严重过剩(表2)。在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兵马俑客源市场逐步扩大,吸引大量外来经营户租赁农宅从事旅游服务业。村庄剩余资本投入农宅改造、扩建、景观提升以提升地租、房租,通过空间资本化途径实现村庄资本积累。90年代末期80%以上家庭已成为了“万元户”,居民利用剩余资本购置车辆作为生产工具,从事导游、包车业务实现资本积累。但2007年政府规范兵马俑旅游市场后,当地居民难以再从事“野导”、“黑车”、摆摊等工作。村委会组织居民从事合法化、专业化的旅游服务业,出资让村民进行英语、手工技能培训,村庄资本投入文化服务领域,体现第三次资本循环特征。目前王俭、下和2村开办以旅游为特色的集体企业11个,发展个体企业40多个,并有专门物业公司负责村庄店面经营,村庄发展开始稳步提升。
“以前都是自己摸索,村里干啥的都有,后来政府不让搞了,200个摊位基本拆完了,连文物复制也关了好几家,说质量差,影响不好……只能做正规化经营,专门花钱请老师来给教英语、教剪纸,也成立了合作社……村上好多年轻娃也考了导游证”(下和村村领导,2018年5月13日)
表2 王俭村与下和村企业数量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rural enterprises in Wangjian Village and Xiahe Village

门类 20世纪
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00年 2010年 2018年
农林业 1 0 0 0 0
工业、建筑业 2 5 5 3 3
文物复制 20 46 46 32 32
旅游业 0 0 4 10 16
租赁与物业服务 0 0 1 2 2
产品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劳动力剩余,将导致资本投入下一次循环[30],秦始皇陵遗址区村庄资本积累方式转变符合这一规律。兵马俑建馆之初征用大量村庄土地,产生大量剩余劳动,遗址开发促进文化资本带动商业资本,村庄剩余资本、劳动投入乡村手工业,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20世纪90年代起大量外来人口租赁房屋从事经营活动,由于乡村手工业生产过剩,剩余资本投入环境建设。这一时期文化价值外溢产生空间资本,村民对租金回报的期望越来越高,村庄环境与房屋的破败拉低了实际租金而产生租隙[37],降低空间资本回报率。当租隙扩大到一定程度后,村庄资本投入建筑环境改造以提升实际地租减少租隙(图9),进入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由于文物保护框架对大遗址区建设容量的控制,造成空间资本回报的有限性。因此,90年代末村庄资本开始投入文化旅游服务,居民购置车辆从事导游、包车业务,村集体组织居民外语培训、手工艺培训,进入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
图9 大遗址区村庄租隙变化

Fig.9 Change of village rent gap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2.3.2 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资本积累
20世纪90年代起这类村庄开始种植石榴、柿子,旅游发展促进农业商品化进程,加快了村庄资本积累速度,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2006年秦唐大道的开通改善了遗址区南部交通条件,果品采购商、物流商、包装厂陆续进入这一地区,文化资本带动空间资本,土地、房屋租赁成为村庄资本积累途径。村集体出资进行土地平整、道路、堆场、仓库、停车场建设,资本投入空间建设以创造一个利于生产、流通、交换的环境,是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此后,电商的进入以及大量生产、生活性服务业涌现,标致着该地区完整的产业链形成。
“后来各家都种石榴,根本卖不上价,卖给游客的数量也不多。旅游专线修好后,搞收购的、包纸箱的、做礼盒的都来了……现在也有好多人搞网售,石榴早就供不应求”(杨家村某村民)
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文化价值外溢提升了当地石榴、柿子售价,加之当地石榴种植也不需精耕细作,减少了生产时间,产生剩余劳动力。可以说种植结构调整既提升了资本积累速率,也满足文物保护要求,这一阶段农业商品化特征显现,体现第一次资本循环特征。种植结构大面积调整导致农产品生产过剩,剩余资本开始投入道路、堆场、仓库等物质环境建设,以吸纳批发商、物流商投资,促进农产品销售,村庄依靠土地流转与房屋租赁带来的物业性收入逐步提升,体现第二次资本循环特征。此后,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产生,为工人、司机提供服务的餐饮、住宿、娱乐业出现在秦唐大道两侧,体现第三次资本循环特征。

3 秦始皇陵大遗址区社会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

3.1 文物保护制度下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

生产方式调整与资本扩张,能最大限度促进资本增殖,资本对最优区位选择性地投入,产生哈维提出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现象。王俭村、下和村邻近兵马俑博物馆,受征地影响产生大量剩余劳动力,且村庄房屋、店面出租价格相对低廉、管理不严,大幅节约生产、交易成本,能够吸引本地居民及外来居民进行旅游服务业投资,转变了这一地区社会结构。大遗址区南部村庄既远离客源地又位于保护区内,农业生产受限的同时也不利于发展旅游服务业,但其土质适宜石榴生长,能够靠天吃饭,种植结构调整成为其发展方向。而交通条件改善进一步吸引果品批发、包装、物流商进入,本地种植户与外来经营户形成利益共同体。陵园周边展示利用起步晚、影响力低,其周边地区乡村社会空间未发生较大转变,但两景区合并后大量兵马俑游客向这一地区分流,兵马俑周边经营户开始沿临马公路向陵园区蔓延。可以说,文物保护制度下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分异的根本成因(图10)。
图10 区位因素产生的社会空间分异

Fig.10 Soc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caused by location factors

3.2 资本增殖导致社会生产方式转变

资本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停顿的价值增殖,增殖和扩张是资本的内在要求。三次资本循环理论为资本的转移与流动提供了深层次的解释,大遗址区村庄生产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变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与转换的结果。案例地村庄因其区位上靠近大遗址,既受到文物保护框架限制,也受到旅游发展影响。遗址开发征地将农民与土地生产资料相分离,产生大量剩余劳动。资本必然会消化劳动“盈余”,寻求劳动密集生产方式[38],但受限于当时严苛的户籍制度,劳动力很难突破行政权力边界向其他地方流动,在本地转化成为最可能的方式。博物馆施工、旅游手工艺品制作吸纳村庄剩余劳动力,实现资本积累。旅游发展提升石榴文化附加值,引发南部地区村庄种植结构调整,体现农业商品化特征。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资本投入消费资料生产以实现资本积累,大遗址区村庄生产方式发生转变并具有空间分异特征。此后,石榴和旅游纪念品生产过剩,为化解危机,资本开始投入环境建设,为生产和消费提供便利。旅游服务型村庄进行农宅改造、景观美化、停车场、摊位、市场建设,用以经营旅游服务或店面租赁;种植结构调整型村庄进行道路、堆场、仓库建设,以吸引果品批发商、物流商投资。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房屋与土地租赁也成为村庄主要的收入来源,通过空间的生产实现价值增殖。这一过程实质就是资本对利益追逐在空间塑造中的体现,具有空间资本化特征。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资本投入文化服务以化解生产过剩的危机,居民投资车辆或技能培训后从事旅游服务工作,村集体成立旅游公司,体现文化资本化特征。这一阶段的发展更加注重社会性,为确保国家对文物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落实,实施事企分开,撤销了秦始皇帝陵旅游开发公司,将秦始皇陵开发运营权限移交陕西省文物局下设单位秦陵管理处进行统一管理(图11)。
图11 大遗址区资本增殖内在逻辑

Fig.11 The internal logic of capital increment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3.3 大遗址区政策措施对资本流动的干预

大遗址展示利用带来正外部性,大遗址区空间生产主体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利益取向对空间进行使用和改造,空间生产过程必然隐含着多方利益主体的冲突矛盾(图12),因此需要政府制定政策措施对遗址区村庄发展进行规范与引导。这些政策措施包括为文物保护制定的管理制度、为提升效率实施的政策措施、为协调利益冲突实施的政策措施3种类型。在第一类中,文物部门建立了一套包含保护规划、保护措施、保护条例在内的相关规定对大遗址区空间资本准入进行控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村庄发展权。在不同的资本循环阶段,文物保护制度对资本流动控制不尽相同。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文保制度对村庄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工、农业控制。对农业生产打井、灌溉的限制决定了村庄种植作物的耐旱性与强适应性;保护区对工业与大型机械的限制,决定了村庄或企业资本只能投入手工业生产;在第二次资本循环阶段,主要体现在对建筑高度、面积等空间容积的限制,导致空间资本回报较早达到边际收益拐点(图13)。第二类是为提升效率实施的政策措施,主要发生在空间资本化阶段。1998年陕西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深化旅游体制改革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决定》,对秦始皇陵实施事企分开,将旅游收入、开发建设交由兵马俑旅游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这一改革既解决了地方政府投资经费不足的问题,也由于景区大规模开发促进了村庄空间资本价值提升,加快村庄发展转型。第三类是为协调利益冲突实施的措施,主要出现在第三次资本循环阶段。2007年起西安市临潼区政府下“重拳”整治临潼旅游市场,成立了由公安、工商、物价、旅游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团队,打击“野导”“黑车”等不文明旅游经营行为并拆除了村庄违建摊位、铺面,迫使村庄资本投入村民教育、培训等领域,成立村集体性质旅游公司、合作社,进行合法化正规化经营。同时,陕西省人民政府2007年出台《关于调整完善部分文物旅游景点管理体制的通知》,将秦始皇陵经营权又移交给陕西省文物局,以解决景区企业制经营所导致的公共性、社会性的缺失的问题。
图12 大遗址区利益相关者矛盾与竞争关系

Fig.12 Conflicts and competitive 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图13 大遗址区空间资本边际收益倒U曲线

Fig.13 Inverted-U curve of marginal revenue of capital in the Great Relics Area

4 结论与讨论

在坚定文化自信、建立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时代背景下,实现大遗址对外开放将成为文物与旅游部门的工作重点。在文物保护框架下满足大遗址区村庄经济社会发展诉求,解决大遗址区发展中的空间不均衡问题,成为大遗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本文通过对秦陵大遗址区村庄社会空间生产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文物保护制度下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址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导致秦陵大遗址区村庄向旅游服务、种植结构调整等方面转型。
(2) 资本增殖性促使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演变。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生产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劳动力剩余等危机,引发资本投入逐步向旅游商品生产、空间资源开发、旅游服务投入以化解危机,从而引发乡村居民生产方式的变革。
(3) 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流动的干预是社会空间演变的外部影响。大遗址区乡村生产方式转变的同时,很可能产生文物保护与村庄发展的矛盾冲突,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在不同资本循环阶段中村庄农业与手工业、空间建设、文化旅游产业不同程度地受到文物保护制度约束,村庄将调整资本投入领域以适应各种限制框架。
受文物保护制度约束,当前大遗址区村庄存在普遍性的贫困问题[27]。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遗址区村庄发展转型具有现实紧迫性。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作为文保制度约束下村庄自主发展的成功脱贫案例,其经验值得其他大遗址区借鉴与参考。首先,大遗址区村庄尽管邻近文物资源,但文物保护制度对各村庄限制条件不同,各村庄发展的资源与区位条件也不同,应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避免一刀切地搞“乡村旅游”造成同质化竞争。其次,在明确大遗址区乡村当前所处发展阶段前提下,做到不保守、不冒进,适时制定调整资本准入制度,引导投资向旅游商品、空间产品、文化服务转移,避免生产过剩或大拆大建造成资源浪费。最后,征地补偿尽量做到政策补偿为主、货币补偿为辅,避免对居民采取“掠夺式”“边缘化”的开发模式,还居民以生计。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N/OL]. 人民日报, 2017- 01- 26(11) [2019-01-15]. 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7/0126/c87423-29049971.html.

[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carrying out the project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People's Daily, 2017- 01- 26(11) [2019-01-15]. http://culture.people.com.cn/n1/2017/0126/c87423-29049971. html.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N/OL]. 人民日报, 2018- 10- 09(1) [2019-01-1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0/09/nw.D110000renmrb_20181009_2-01.htm.

[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reform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People's Daily, 2018- 10- 09(1) [2019-01-15].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0/09/nw.D110000renmrb_20181009_2-01.htm. ]

[3]
陈稳亮, 孙圣举, 高忠 , 等. 共生还是绝离: 居民融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发展问题探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21(11):53-59.

[ Chen Wengliang, Sun Shengju, Gao Zhong , et al. Symbiosis or separation: Research of residents integrating into the Han Chang-an City Site's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4,21(11):53-59. ]

[4]
张立新, 杨新军, 陈佳 , 等. 大遗址区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影响机制: 以汉长安城大遗址区为例 [J]. 资源科学, 2015,37(9):1848-1859.

[ Zhang Lixin, Yang Xinjun, Chen Jia , et al.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and mechanism of human-land systems in the Han Dynasty Chang'an Large Relic area. Resources Science, 2015,37(9):1848-1859. ]

[5]
Amin H M T M. The impact of heritage decline on urban social lif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8,55:34-47.

[6]
Monteiro V, Painho M, Vaz E . Is the heritage really importan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heritage reputation using citizen sensing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45:156-162.

[7]
赵振斌, 褚玉杰, 郝亭 , 等. 汉长安城遗址乡村社区意义空间构成 [J]. 地理学报, 2015,70(10):1606-1621.

[ Zhao Zhenbin, Chu Yujie, Hao Ting , et al. Meaning space structure of rural community in Han Chang'an City historical sit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70(10):1606-1621. ]

[8]
Elidiana B . Cultural heritage of Albania: A fabulous economic source for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ourism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5,188:89-94.

[9]
Kovacs J F, Galvin K J, Shipley R . Assessing the success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districts: Insights from Ontario, Canada [J]. Cities, 2015,45:123-132.

[10]
吕琳, 吕仁义, 周庆华 . 中国大遗址问题研究评析与展望 [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44(4):517-522, 540.

[ Lv Lin, Lv Renyi, Zhou Qinghua . Research critique and prospect of major heritage site issue in China. Journal of Xi' 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2,44(4):517-522, 540. ]

[11]
Jones N, Clark J R, Panteli M , et al. Local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eptance of Protected Area polici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wo Ramsar river delta ecosystems in northern Greece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2,96(1):55-63.

[12]
余洁, 潘秋玲, 梁学成 . 我国大遗址保护区控制农地流转的法律及制度研究 [J]. 经济地理, 2007,27(4):629-633.

[ Yu Jie, Pan Qiuling, Liang Xuecheng . A study of legislation and institutions on the restrictions to the rural land transference in large archaeological sites. Economic Geography, 2007,27(4):629-633. ]

[13]
Yung E H K, Zhang Q, Chan E H W . Underlying social factors for evaluating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urban renewal districts [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66:135-148.

[14]
王新文, 张沛, 张中华 . 城市更新视域下大明宫遗址区空间生产实践检讨及优化策略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24(2):125-128.

[ Wang Xinwen, Zhang Pei, Zhang Zhonghua .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 of Daming Palace Ruins area space in the urban renewal horizon.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7,24(2):125-128. ]

[15]
郑育林, 唐远志, 张立 . 基于博弈论的大遗址保护区政府与居民搬迁行为分析 [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39(6):1052-1055.

[ Zheng Yulin, Tang Yuanzhi, Zhang Li . Game analysis on the residents' relocation of Great Sit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9,39(6):1052-1055. ]

[16]
Tucker H, Carnegie E . World heritage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universal value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47:63-76.

[17]
唐龙, 余洁 . 大遗址保护中的土地问题 [J]. 中国文化遗产, 2008(4):65-71.

[ Tang Long, Yu Jie . Land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of Great Sites. China Cultural Heritage, 2008(4):65-71. ]

[18]
Wang X, Aoki N . Paradox between neoliberal urban redevelopment,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needs: Case study of a historic neighbourhood in Tianjin, China [J]. Cities, 2019,85:156-169.

[19]
吴铮争 . 基于博弈论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策略研究 [J]. 城市问题, 2012(11):37-41.

[ Wu Zhengzheng .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strategy of Han Chang-an City Site based on Game Theory. Urban Problems, 2012(11):37-41. ]

[20]
钟晓华 . 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23(2):23-29.

[ Zhong Xiaohua . Social resilience of heritage communities: The conservation of urban heritage in the perspective of risk management.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6,23(2):23-29. ]

[21]
郭文, 王丽 . 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空间生产与认同研究: 以无锡惠山古镇为例 [J]. 地理科学, 2015,35(6):708-716.

[ Guo Wen, Wang Li .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and identity i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uishan Ancient Town in Wuxi,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35(6):708-716. ]

[22]
方远平, 易颖, 毕斗斗 . 传承与嬗变: 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J]. 地理研究, 2018,37(11):2318-2330.

[ Fang Yuanping, Yi Ying, Bi Doudou . Inheritance and transmutation: Space transformation of Xiaozhou Village, Guangzhou.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37(11):2318-2330. ]

[23]
孟莹, 张冠增 . 乡村空间营造的逻辑: 基于文化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的分析 [J]. 城市规划, 2018,42(6):23-29.

[ Meng Ying, Zhang Guanzheng . The logic of rural space 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d social space theory.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8,42(6):23-29. ]

[24]
王维艳 . 乡村旅游地的空间再生产权能及其空间正义实现路径: 地役权视角下的多案例透析 [J]. 人文地理, 2018,33(5):152-160.

[ Wang Weiyan . The approach to realize space reproduction power and space justice for rural tourist areas: Deep analysis on multiple ca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ement. Human Geography, 2018,33(5):152-160. ]

[25]
杨忍 . 广州市城郊典型乡村空间分化过程及机制 [J]. 地理学报, 2019,74(8):1622-1636.

[ Yang Ren .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s of typical rural areas in the suburbs of a metropolis: A case study of Beicun Villag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74(8):1622-1636. ]

[26]
周尚意, 许伟麟 . 时空压缩下的中国乡村空间生产: 以广州市域乡村投资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37(5):647-654.

[ Zhou Shangyi, Xu Weilin .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n the positive investment projects in rural vitalization under time-space compress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37(5):647-654. ]

[27]
陈稳亮 . 大遗址保护研究中民生问题研究综述 [J]. 城市问题, 2014(11):27-32.

[ Chen Wenliang .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people's livelihood in the protection of Great Sites. Urban Problems, 2014(11):27-32. ]

[28]
Harvey D . The limits to capital [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1982: 70-78.

[29]
张京祥, 姜克芳 . 解析中国当前乡建热潮背后的资本逻辑 [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10):1-8.

[ Zhang Jingxiang, Jiang Kefang . Analyzing capital logic behind rural construction boom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6(10):1-8. ]

[30]
陈建华 . 城市化发展阶段的资本循环动因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J]. 经济学家, 2017,4(4):20-26.

[ Chen Jianhua . A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capital cycle in the stag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Economist, 2017,4(4):20-26. ]

[31]
张天泽, 张京祥 . 乡村增长主义: 基于“乡村工业化”与“淘宝村”的比较与反思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25(6):112-119.

[ Zhang Tianze, Zhang Jingxiang . New growth supremacism in rural areas: 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Taobao Village".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8,25(6):112-119. ]

[32]
周玉璇, 李郇, 申龙 . 资本循环视角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机制研究: 以海珠区为例 [J]. 人文地理, 2018,33(4):68-75.

[ Zhou Yuxuan, Li Xun, Shen Long .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view of capital circuit theory of Harvey: A case of Haizhu District. Human Geography, 2018,33(4):68-75. ]

[33]
吴冲, 朱海霞, 向远林 , 等. 保护性利用影响下的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 基于空间生产视角 [J]. 人文地理, 2019,34(1):106-114.

[ Wu Chong, Zhu Haixia, Xiang Yuanlin , et al.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space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of Great Relics under protective utiliz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Human Geography, 2019,34(1):106-114. ]

[34]
孙九霞, 苏静 . 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 [J]. 旅游学刊, 2014,29(5):78-86.

[ Sun Jiuxia, Su jing. Traditional community space chan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ourism: A reflective study based on space production theory. Tourism Tribune, 2014,29(5):78-86. ]

[35]
欧阳文婷, 吴必虎 . 旅游发展对乡村社会空间生产的影响: 基于开发商主导模式与村集体主导模式的对比研究 [J]. 社会科学家, 2017(4):96-102.

[ Ouyang Wenting, Wu Bihu .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rural social space prod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ased on the model of the developer leading an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leadership. Social Scientist, 2017(4):96-102. ]

[36]
殷洁, 罗小龙 . 资本、权力与空间: “空间的生产”解析 [J]. 人文地理, 2012,27(2):12-16, 11.

[ Yin Jie, Luo Xiaolong . Capital, power and space: Decoding "production of space". Human Geography, 2012,27(2):12-16, 11. ]

[37]
Smith N.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Athens, US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8: 103-202.

[38]
谢富胜, 巩潇然 . 资本积累驱动下不同尺度地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 史密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探讨 [J]. 地理学报, 2018,73(8):1407-1420.

[ Xie Fusheng, Gong Xiaoran . Uneven development process of geographical space in distinct scales driven by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 discussion on Smith's spatial Marxist theor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73(8):1407-1420. ]

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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