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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20 , Vol. 39 >Issue 1: 153 - 165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0.01.015

Reviews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religion

  • YANG Rong 1, 2 ,
  • LIU Chen 1, 2 ,
  • XUE Desheng , 1, 2,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1-30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4-03

  Online published: 2020-03-28

Supported by

Ke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30646)

Key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630635)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99147-4208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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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d

Abstract

The complex flows of religions at the global scale are embedded in lived experiences of migrants, which have produced new types of urban spac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religious diversity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but also a representation of migrants'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how geographers of religion explore and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s and urban spaces from a Western perspective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o elaborat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religion become a force that shapes the structures and fabrics of urban spaces and the society, drawing on a critical review of progress in Anglophone geographies of religions in Western societies. It identifies four key research streams in the Western studies on religion and urban spaces: 1) The emergent religious spaces are diverse and distinctive in urban areas, which are transient and liminal; 2) The multi-functional religious facilities play increasingly crucial roles in cities as they actively engage in urban public affairs; 3) Integration and segregation are apparently represented in religious believers' residential areas; and 4) Religious believers' embodied behaviors manifest their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in urban spaces. Moreover, this body of works has considered religion as a new source producing contested urban spaces. That is, religion can be understood as a mediation of complicated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multicultural Western society. In the recent decades, the terms "visibility" and "invisibility" are frequently addressed to examine the presence and manifestation of immigrants' religious identities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the West. Scholar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local adaptation of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has transformed the invisible or intangible religious landscapes and embodied practices into visible urban spaces in the West. Such visibility of transnational religious landscapes have not only altered the social orders, but also challenged the social relations in local communities. Despite that these debates are overwhelmingly discussed in the Anglophone literature, they are ignored by Chinese scholars. Thus, this research can be read as a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that sheds light on Chinese geographies of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and rethinks the ways in which multiple cultures are governed in the globalizing urban China, based on a critical review.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religion; urban spaces;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visibility; Western cities

Cite this article

YANG Rong , LIU Chen , XUE Desheng .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relig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 39(1) : 153 -165 . DOI: 10.18306/dlkxjz.2020.01.015

全球化业已成为城市和城市空间研究中最为显著的社会背景。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城市研究者们将城市视为资本集中和各个社会阶层协商的场所,关注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和塑造。相关的研究以主要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法兰克福、上海、新加坡、广州等)为例,探讨城市中的产业集聚、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旗舰项目等因全球资本的流动、联通以及本地化等全球化进程对于城市结构、形态和景观的重塑[1,2,3,4]。此外,广泛的社会分化使得城市中的空间极化和不平等(例如居住空间分异、社区绅士化和少数族裔聚居等问题)也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5,6,7]。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上主要城市的全球化程度逐步加深,商品和人口的全球流动所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和景观变迁开始得到城市研究者的进一步关注和探讨。学者们强调全球城市空间不仅是大规模战略计划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居民以空间化的社会文化实践努力重塑的结果[8]。因此,城市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是全球-本土力量的动态协商及其空间过程,以及全球化为城市带来的新型社会关系和其中蕴含的社会身份(包括性别、种族、民族、宗教等方面)认同的相关议题[9]。
全球化对于身份和意义的冲击与消解使得宗教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阈中,成为了新的关注焦点。城市中隐含的宗教身份认同和价值观的形成被蕴含在城市空间的利用及其表征之中——这使学者们意识到宗教是地理学研究中与空间的表征、政治以及抵抗等紧密相关的核心力量[10]。宗教的全球扩散和与本土社区的多种形式参与所带来的多样化场所、景观以及行为实践也引起了西方学者们的广泛关注[11]。在现有研究中,全球化背景下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力量,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表现为以下2个方面：一是宗教景观、设施以及其他物质与象征层面的宗教意义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对于城市的显著塑形作用;二是宗教与信仰内化于不同的行为主体,以宗教信仰群体的感官和社会行为促进了微妙而复杂的城市景观变迁过程[11,12,13,14]。以上2点互相交织、共同作用,改写了城市中原有的空间现象和秩序,进而改变了其中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市在全球资源、信息和人员的流动中也是重要节点。多元、异质的全球文化要素与中国城市本地社会复杂的互动已经促生了城市多元文化空间现象和新秩序。同时,宗教等多元文化在城市空间中的表征和实践不仅书写着差异化群体之间显著的边界,持续重塑城市社会空间格局,也考验着城市政府对于城市文化和宗教治理以及相关空间发展的应对方式。基于上述研究趋势和中国城市的多元文化现状,本文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近30 a西方宗教地理研究中探讨城市空间的相关研究,试图从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实践2个方面梳理宗教嵌入城市空间的主要方式、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以探寻相关研究主题、框架以及趋势对中国语境下城市空间社会文化研究的启示。

1 宗教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文化传播与跨国移民实践

在全球化时代,商品和文化的全球流动、城市网络和赛博空间(Cyberspace)都为宗教的跨国流动和本土化过程提供了技术和设施基础。宗教借助媒体与通讯技术在全球进行传播,宗教组织开始设立跨国分支机构,流行文化、大众传媒与宗教的逐步结合以及朝圣旅游的盛行促使了宗教的全球化[15,16]。这使得不同宗教的思想、意象以及价值观通过跨国组织机构和移民等相关行动主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具体实践,持续地物质化和景观化,完成跨国宗教的本地化进程[11]。
城市中的宗教场所、宗教设施以及其他宗教象征物等是跨地方传播的宗教资源在全球和本地互动中被持续物质化和景观化过程的重要体现。特定宗教空间的生产、实践、表征和体验等都是宗教的跨地方传播被一定的知识和权力体系重新塑造的结果[11]。现有研究从跨国主义的视角对宗教在地方的物质化进程进行了分析。例如,跨国宗教组织机构能够帮助宗教信仰群体在移入国获得更高的社会活动参与度和社会地位,并通过资金援助、主导设计宗教场所外观和派遣教务人员等方式,为宗教信仰群体的社区和他们的后代提供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场所[16,17]。同时,跨国宗教场所的本地化进程也受到移入地地方政府的治理。例如,对于宗教场所的设计、建造以及搬迁等空间实践往往是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以世俗和理性观念进行城市空间治理的结果[18]。这即是说知识与权力、宗教与世俗等相互关系从结构性层面对城市中的宗教物质空间的生产、实践与表征产生重要影响。
同时,宗教信仰群体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其跨国流动、身份认同与行为实践一直都是宗教全球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9·11事件”之后,异质宗教价值观与西方政治文化观念的冲突愈发突出[19],使宗教身份超越种族和民族,成为西方国家对跨国移民治理过程中关注的首要问题[20,21]。全球城市作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多元文化交点,随着其中少数跨国宗教信仰群体数量的攀升,这些群体试图在移入国恢复从迁出国带来的宗教文化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以巩固对迁出国的地方认同和自身身份认同[16],并化解和应对在移入国遇到的多重问题。因此,这些信仰异质宗教的群体通过复杂的行为实践和互动方式表征自身的宗教身份与文化认同,不断在城市中创建物质的、情感的、想象的边界[22]。例如,纽约的阿拉伯移民女性会因为户外的绿地公园步行可达,并且能邂逅同样衣着装束的其他阿拉伯女性等原因,而将该类绿地定义为开放的公共空间;相对应地,她们把幽暗又狭小的、男性化的水烟吧视为会“影响声誉”的封闭化场所[23]。可见,这些群体的行为实践和互动方式一方面使得全球城市被创建成为能够容忍与差异共存的空间,而另一方面却因为不断固化的身份边界使全球城市成为不同群体相互排斥的空间[11]。
综上所述,宗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本地化进程使全球城市成为多种宗教并存、邂逅、互动以及冲突的核心场所。其中,异质宗教在城市中的嵌入不仅体现为全球和本地互动作用下产生的宗教物质空间,同时也包括该宗教的信仰者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实践对于城市社会空间的重塑。这种宗教对于城市物质和社会空间的重塑也改变了本地社会中对于原有城市空间的体验、感知和相关的日常生活实践,继而引发不同的社会群体基于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感官的以及象征性的互动,持续参与复杂的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转型。

2 宗教全球化对西方城市空间的多重塑造过程与影响

宗教自古以来便是影响西方城市空间形态和景观的重要力量。例如,基督教在欧洲城市起源和城市特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始终是该地区城市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公元4世纪起,基督教就在罗马帝国城市中占据重要地位,尖顶大教堂、修道院和庆典仪式等都是表征城市居民精神和文化生活最不可或缺的城市景观。到帝国晚期,基督教活动愈发活跃,开始广泛地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和基础设施建设[24]。在此历史背景下,学者们广泛探讨了基督教对欧洲城市的影响,指出古代城市空间体现的是神权对于世俗权力的绝对主导。西方传统城市规划中运用“神圣几何”的象征手法,使城市中的设施布局与交通组织符合“适宜、和谐”的基督教审美而忽略其实际用途。城市居民对城市景观和形态的文本描述和视觉解读都蕴含着基督教寓意。例如环绕的城墙被形容是“基督门徒的戒指”,位于高地的参议院则被类比为上帝的头部,具有最高的智慧和决策权力[25]。此外,宗教活动也强化了城市空间的基督教象征意义。例如庆典游行以教堂为中心向外延伸,代表教会的中心地位,重复围绕城墙的路线组织也符合基督教对于世界历史具有周期性的认知[25]。
而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从多个维度使西方城市发生了重构。宗教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以及跨国宗教信仰者的空间实践作为显著的全球化力量,使异质宗教进入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城市,与本地居民、社区和城市管理者等产生了多种互动与协商,重塑了城市空间。这一现象使宗教地理从以下4个相互影响且相互交叉的方面对西方城市空间进行了探讨,构成了学者们分析宗教在西方城市空间中的表征与意义的主要框架。

2.1 宗教场所的多样化空间变迁

西方城市中宗教场所的类型和数量都因异质宗教的全球传播和移民的活动而被重塑。在西方社会普遍的世俗化进程中,传统基督教场所的衰落已成为常态[26]——部分教堂已被改装为居住场所、学校、夜生活娱乐场所以及其他非宗教活动的场所[27]。然而,1990年代以来宗教的持续跨国流动,使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多种因宗教而产生的相关活动进入西方城市[21],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和新的宗教空间。清真寺、印度庙宇、锡克教拜谒所、佛教寺庙、冥想中心等多样化的宗教场所成为大教堂之外的重要城市宗教景观业已成为了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城市的现实,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28,29,30,31,32,33,34]。
学者们通过分析上述宗教场所在城市中多样的物质表征,对城市移民社区的发展及其与本地社会的融合进行了分析。其中,一些研究通过分析外来宗教场所区位变化来探讨宗教信仰群体在移入地的发展和相应的诉求。例如,Hatziprokopiou等[35]在其研究中指出,希腊的穆斯林跨国移民为改变自历史时期以来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在郊区的礼拜场所不断衰落、关闭的情况下致力于在首都雅典建立中央清真寺,以在希腊社会中获得尊重、接受和认可。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传统宗教场所向外来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过程分析移民群体在移入地的本地化进程。例如,Beekers等[36]以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天主教堂向清真寺的转换为例,研究揭示了土耳其穆斯林社区以建设象征性宗教物质景观的方式应对本地社会排斥与忽视寻求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过程。同时,这些研究也指出了其他多样的社会互动对城市宗教物质景观的塑造,强调宗教场所的建设、改造、转换与搬迁等多样的空间变迁是跨国宗教机构援建、宗教信仰群体经济水平提高及其居住区向内城迁移等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37,38]。
可见,全球化进程中的宗教场所历经了类型从单一到多样、区位从边缘到中心等多样的外部空间变迁。学者们通过对其规模、建筑材料、选址、装饰物等空间特征的关注,分析日益开放的物质景观所表征的文化身份等象征意义,并以此探析本土和外来宗教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权力、阶级、种族等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及其互动过程。也就是说,全球化背景下对于宗教场所空间变迁的研究超越了单纯的空间现象陈述与空间特征分析,而被视为有关城市物质文化、世俗政治、社会关系等多种情境相互交织的产物。

2.2 宗教设施的功能扩展与宗教的公共事务参与

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城市中新建了一系列具有宗教识别性的公共设施,成为了正式宗教场所以外的另一种重要的宗教空间,是外来宗教信仰群体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场所。学者们通过观察这类公共设施内的空间组成与设置分析其多样化的社会文化功能,试图从空间的视角揭示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宗教如何参与到移入地世俗社会。例如,对于英国北部城市中的印度教社区中心的研究[10]显示,除了作为核心的庙宇之外,体育馆、会议室和讨论室等公共设施和空间也是该中心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印度教中心不仅主办社区内印度教节日庆典,同时也是日常瑜伽、风琴、印度舞、英语等课程的授课场所。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印度教中心的活动范围并非局限在社区边界之内,而是通过多样的空间实践实现了城市公共事务中的高参与度。例如,该中心联合英国国民保健医疗系统合作建立免预约诊所,也和当地学校共同开设公共课程。因此,这些印度教社区中心不仅是为印度教信仰群体提供互动并增强其宗教身份认同的神圣空间,同时也是社区参与城市公共领域的重要途径。另一些对法国伊斯兰中心的实证研究也有相似的研究发现。研究者认为具有文化和社会功能的伊斯兰中心不仅包括礼拜空间,同时也为社区穆斯林的教育、社会参与、政治意识和慈善工作等构建了“全球社区”[10,31]。
可见,西方城市中宗教公共设施的内部空间设置及相对应的多样功能使移民及其宗教的存在由隐秘变为公开,且这些宗教设施也逐步由宗教信仰群体专属向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开放,成为城市中的公共社会文化中心。也就是说,已有研究中对于宗教公共设施建设等的讨论焦点并非在于建筑物本身在城市中的位置和规模大小,而在于提供了移民宗教嵌入西方城市空间和社会互动过程的更为本地化的一种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多元文化社会中非正式的移民宗教活动在城市世俗社会中的参与和扩展[39]。

2.3 宗教社区的空间分异与隔离

20世纪末,西方社会的文化认同危机使得宗教成为分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使对于宗教信仰群体的居住空间分析成为了探讨多宗教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依据。已有研究中,对信仰同一宗教群体显著的空间集聚过程和多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已成为关注焦点。一方面,现有研究中多运用单一宗教信仰群体在城市中的居住数据进行分析,以长时段的数据表明移民宗教群体在城市中的定居过程[40]。这些研究普遍认同宗教教法中的饮食配置要求、祈祷和宗教仪式等活动参与,以及人们对于社区文化氛围、日常邻里交往的期待,或是屏蔽外部异质文化群体的干扰等诉求,都使宗教信仰群体往往选择居住在特定的社区中[41]。而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基于城市人口的面状数据对多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移民在东道主国家的本地融合。例如,Brimicombe[42]基于伦敦人口数据的空间拓扑分析指出,相较于民族和来源地等因素,宗教对城市居住区分异显示出更加显著的影响力,且随着隔离程度加深,不同群体之间居住区界限越清晰。此外,另一些研究中也提到,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宗教社区还以特殊的宗教文化符号、装饰物、建筑外观以及物理隔离边界等树立起区别于其他社区的空间特征[43]。
值得注意的是,宗教信仰群体居住空间从分散到集中、从混居到隔离的过程往往是双向选择的结果。除了上述主动聚居之外,本地主流社会群体的排斥与孤立,以及整个社会的制度性歧视等也是造成西方城市中宗教居住隔离的重要原因。例如,公租房资格评审偏向性、商业住房的高价、本地社会群体对于少数宗教社区的污名化建构等,都固化、甚至加剧了已有的跨宗教邻里之间的隔离[44]。
总的来说,宗教信仰是跨国族裔群体应对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化处境的重要方式,移民群体通过主动和被动的迁居选择和空间实践寻求建立想象中的同质化社区,不断固化并加深与东道主本地社会的隔离。

2.4 宗教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及其行为

近10 a来,随着人文地理学对日常生活的日益关注,身体、主体性以及话语和实践等成为分析日常生活地理的重要因素[45]。在相关学科的影响下,学者们将宗教与城市空间的研究扩展到“正式神圣”地之外与宗教身份相联系的多种空间和尺度下[46,47,48,49],强调宗教信仰者的穿着和行走策略等身体化的空间实践,都能够参与城市空间意义的动态建构过程[50,51]。例如,已有研究中提到宗教信仰群体以纹身、手绘图案[52]、遮蔽身体[53]和穿孔等形式[26]表征自己的宗教身份,为世俗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带去新的意义。这些研究普遍认为,宗教信仰者通过日常生活中具象化的身体展演、活动和行为确立自己的宗教身份认同,并以自身进行神圣空间的生产[48]。另一些研究中提到宗教信仰者在城市中的行走策略也是宗教信仰重要的空间行为。他们认为由于不同的宗教规范与习俗,人们通过组织、选择、连接等行走策略来确定城市中的社会与身份的空间边界,以维护他们“想象的、情感的”的理想社区和共同体[22],使城市空间中出现了多种因身份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流体以及被强化的边界[54]。
在已有研究中,宗教群体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实践——符号标记、身体遮蔽、行走和穿梭等,不仅是宗教信仰群体在公共领域建构与展演自身身份的重要途经,同时也是从日常生活分析移民在西方社会本地融合的来源。例如,一些研究指出,西方社会倾向于将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的公共空间实践看作是一种缺乏与本地社会融合以及对抗西方价值观的表现[55]。而在另一些研究中则关注到宗教信仰群体日常生活中的空间策略也是抵抗社会排斥的重要途径,强调他们的空间行为是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规训制度下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产物[56]。
本节中所论述的4个方面为探讨当前宗教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虽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4个方面的内容相互交叉,都致力于探讨城市中的多元文化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融合和联系。1990年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空间转向推翻了笛卡尔式的空间认知,使空间的生产、实践和表征及其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在这样的认知体系中,大多数的地理学家赞成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宗教议题,使物质关系、身份政治、空间争论、表征和具身性成为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话题[13,57]。从本节对于4个主题的梳理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下宗教与城市空间的研究内容也处于这样的理论体系之中。同时本节内容也反映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社会群体共存已成为世俗社会中的宗教正在面临的多重社会现实。包括：宗教身份、宗教的物质化表征以及宗教群体的空间实践都显现出日趋复杂又不断分化的趋势;差异化的身份认同使空间分化不断加固、加深;特定宗教景观与物质表征在城市公共空间不断积累;多样的宗教实践通过公共空间持续挑战着世俗社会的面貌。这些现实引发了西方社会中象征性的权力结构的改变,使因移民宗教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变迁成为社会和学者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
在上述理论思潮演进和西方社会变迁的现实共同作用下,近30 a来的相关研究在主题和研究范式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① 1990年代,跨国移民及其所携带的宗教文化在西方城市中的社会影响并不突出,学者们主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的宗教物质空间及其应用,探讨移民群体到达之后通过宗教场所存续身份并在移居国定居的过程。② 21世纪初,随着西方城市中的跨国移民群体不断增加,这些城市致力于建设体现多元宗教文化的、功能多样的宗教设施。这一现象一方面反映出移民群体与本地社会的互动更加广泛与深入,而另一方面却显现出移民与本地社会群体之间明显的差异化与分化。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议题是移民宗教的物质空间表征和社会空间分化。通过对于差异化的空间表征及其背后的争议与复杂的社会权力互动的讨论,学者们致力于探索移民与本地社会的融合及其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进行反思。③ 近10 a来,移民宗教信仰群体的多样化实践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使个体的具身性实践对空间的生产和意义的塑造成为了分析和解读社会关系变迁的新来源。随着多元文化治理的兴起,宗教空间的生产、表征和实践过程中,包括政府在内的多个行动者对于公共政策的解释和应用成为该主题下的热点话题。可见,现有的相关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文化要素、资源和行动者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中持续的互动,共同参与了宗教对城市空间的塑造[57]。因此,上述由宗教引发的城市空间变迁逐渐成为城市公共领域关注的现象,而各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分化的诉求与观点也促生了新的争论。

3 研究趋势：关于宗教“可见性”的争论

全球化时代,宗教在公共领域中多种形式的回归引发了现代社会中对于宗教是否应该退隐到私人领域的讨论,而多宗教在全球城市中共存的社会现实也显示出世俗化理论[58,59]在解释当代宗教发展现状中的局限性[13,60]。可见性(visibility)作为能够被广泛理解和感知的事实的意象[61],已经成为近10多年来地理学者从宗教的空间性探讨公共与私人、宗教与世俗等社会二元性的焦点问题。这一研究议题下的基本观点认为,宗教群体通过在公共空间中展示其存在和身份独特性,试图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62];相对应地,也有少数宗教群体通过弱化和隐匿自身的社会身份与空间实践的方式寻求一种不可见性(invisibility),以避免引发公共凝视和相应不良后果[61]。这一对概念及其相互转化的过程和策略已成为大量研究者分析西方城市中的宗教及其空间影响的重要框架。
宗教的可见性和不可见性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中成为了近10多年来被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城市研究领域已成为新的趋势。宗教要素的流动跨越了多种地理边界,并不断历经物质化和景观化进程;宗教信仰群体的空间行为不断浮现在城市公共领域中。这使得宗教再一次超出私人领域之外,以被城市居民显著可知的空间形式再一次回到公共视野,引发争论。例如在欧洲,特定外来宗教的可见性表现为在城市建成环境中象征性的宗教建筑与宗教社区的建立,以及宗教信仰群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具体的空间实践。这些获得可见性的方式一方面展示了该宗教在城市中的存在并促进其社会影响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的转变,另一方面却也因此使本地社会群体因差异化体验而形成普遍焦虑,并将这种宗教视为对传统宗教及本地价值观的威胁[61]。这显示出,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可见性在西方社会面临着3个方面的转型现状：第一,1990年代,全球的认同危机使宗教等文化身份的自我意识加强,而差异化的身份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文明的冲突”[63]的广泛讨论;第二,“9·11事件”以及其他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事件的出现,使西方社会中由移民宗教引发的社会问题激增,宗教成为与全球地缘政治和秩序相关的核心议题[64];第三,近10多年网络与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以创建和引导公共话语的方式参与建构了宗教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65]。这些不同维度的社会转型现状相互影响并不断叠加,不仅使可见的宗教空间和宗教信仰群体成为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点从宗教信仰群体的内部文化结构(例如,宗教社区如何形成,宗教信仰者的认同如何形成等)开始转向“社会如何为(移民)宗教提供发展机会或者制造壁垒”[66,67]。在这样的研究转向下,分析可见性等宗教在城市空间中的视觉表征,被认为是能够透视与移民的社会融合、政府的多元文化治理、宗教/民族平等深刻的社会问题与治理模式等议题的重要途径。对此,人文地理学者们认为,除了从神学和宗教文化逻辑诠释宗教可见性之外,更需要关注由历史发展进程、政治经济环境及社会文化语境等共同构建的复杂体系的作用。
一方面,宗教在城市中的物质化与景观化使可见性成为争论的焦点。现有文献中以欧洲城市中的清真寺建设为例集中探讨了伊斯兰教在城市公共领域中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演变与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本地社会群体对于城市文化认同与文化权力的争论。1960年代,为恢复战后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许多欧洲国家开始从海外引入劳动力以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68]。1970年代初,随着移民开放政策和相关公民权利条约开始施行,大量的客籍劳工(guest workers)从土耳其、摩洛哥等国家涌入欧洲[69]。这时,由于客籍劳工的社会经济水平低于本地居民,并且出于对异质社会文化环境的疏离与恐惧,他们通常将祷告场所设立在城市边缘等不可见的城市空间中,为自身提供独立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安全场所[37,38]。后期,随着移民数量增加、家庭团聚移民政策出台以及移民社会经济状况的提升,他们开始寻求将小规模的临时礼拜场所向“永久的、专有的、醒目的”清真寺升级[31]。然而,这种建设具有高度可见性的异质宗教物质空间因挑战欧洲社会中的本地文化认同、世俗主义规范和基督教权威等[62],引发了本地社会群体的恐慌及本土宗教组织的反对,招致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例如,在德国斯图加特和杜伊斯堡,清真寺建设被居民称为是对“传统德国社会基督教文化的威胁”,他们宣称城市天际线的改变不仅影响本地社区的认同感,也会将异质的城市文化展现给外来游客,使城市的可识别性降低[38]。同时,另一些案例研究中也关注到清真寺的管理组织机构通过降低宣礼塔的设计高度甚至取消修建宣礼塔来平息社会争议[70]。这种调节可见性的空间协商也被认为是跨国宗教信仰群体对于东道主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城市社区中对于多元宗教景观的包容度的试探与妥协[38]。事实上,随着穆斯林移民广泛参与西方城市本地政治社会互动,使针对清真寺的建设项目的反对逐渐失去力量。其中,二代移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移民开始参与地方议会,当选地方议员或政治领袖等,都成为少数宗教可见性空间协商过程中的有利因素[71]。也就是说,外来宗教场所在西方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不)可见性是社会群体对于特定宗教认同和权力的物质表征的感知,这不仅是移民在东道主国家中本地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宗教机构和信仰群体与本地社会的权力协商的结果。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群体的可见性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处于矛盾的情境。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少数不可见的(被边缘化的、外来的)宗教的行为主体通过特定的空间实践使宗教的社会地位和象征性在东道主国家的世俗环境中被客观化的呈现,及由此引发的本地社会和移民群体之间基于宗教可见性和不可见性之间的争论与空间协商[62,72]。一方面,少数宗教信仰组织和信仰群体会通过在公共空间中的展览,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提供公共社会福利等方式寻求在城市公共社会中的可见性[10,31]。例如,伦敦的刚果(金)移民通过五旬节派赞美诗游行的方式占据城市公共空间,使得该教派在多元文化(跨文化)社会中能够被更好地识别[72]。相对应地,对于阿姆斯特丹的研究则揭示了本地宗教教会通过盛大的庆典、神职人员公开祝祷等方式增强了教会与居民的联系,并以象征性的仪式力量显示出基督教在城市中的地位和合法性,以应对外来宗教的快速发展[73]。另一方面,少数宗教在公共空间中的高曝光度和广泛的可知性则引发了本地社会群体的恐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以女性穆斯林的身体遮蔽相关研究为例,她们的宗教服饰被称为是宗教保守主义者在西方公共空间中的道德符号[74]。而相比于男性穆斯林,佩戴头巾和面纱的女性则更容易在公共空间中暴露宗教身份,从而被认为是反对民主、平等、自由主义等西方社会价值观的行为,并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75]。因此,为应对广泛的社会关注与争议,一方面,西方城市中的穆斯林群体会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话语和空间实践建构自身的良好形象,并以个体的进步和提升策略提高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例如,寻求与地方政府对话协商,积极传递与主流群体相一致的文化价值观、认同感及对本地社会的善意[76]。另一方面,他们也会选择保持安静、温和以及本地化的实践方式降低可见性,从而减弱主流社会群体的焦虑[61]。也就是说,特定宗教的行动主体通过具象化的实践流动穿梭于城市空间,对边缘与核心地位、可见与不可见性进行协商,这是少数宗教群体对于东道主社会中的固有权力秩序进行自下而上的争取和挑战,同时也是与本地社会力量相平衡的结果[72]。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城市中的宗教空间与宗教信仰行动主体的空间实践不仅是上述社会互动的结果,也是西方国家多元文化治理在城市空间的体现。通过对于上述可见性和不可见性的研究趋势的梳理发现,宗教组织机构与宗教信仰群体通过物质的、空间的策略性实践直接塑造着城市中可见的物质景观,这不仅参与到移民的本地化进程中,同时也使少数的外来的宗教在东道主国家中获得公共领域中的可知性和话语权。宗教在城市中的可见性一方面作为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在公共领域的视觉表征,可以从物质性的层面分析特定宗教及其行动者在城市中能够掌握的社会资源与支配和应用资源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宗教重新出现在公共领域也引发了学者们对于“社会如何应对”问题的思考,使公共领域的宗教可见性被放置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治理框架下进行讨论[67]。可以认为,西方城市中争议的宗教可见性是从地方、国家和全球等多个尺度上的社会变迁、符号表征以及宗教的物质和空间过程互动的结果。分析宗教在城市中的可见性,是探究特定社会群体在地方权力体系中的抵抗与协商的依据[30],也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实中考量与分析社会治理的重要来源。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现有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的梳理认为,宗教资源的全球流动和信仰宗教的跨国行动主体的行为实践已经成为全球化背景下重塑西方城市空间的重要社会文化力量。一方面,西方城市中的外来宗教场所在全球与本地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正在经历类型上从少量到多样、区位上从边缘到中心等多样的空间变迁;城市中隐秘与专有的宗教设施也通过广泛参与城市社会文化事务而呈现出更开放的态势。通过这种物质化和景观化的宗教空间实践,宗教信仰群体试图在城市公共领域获得存在感与相应的社会影响[69]。另一方面,宗教信仰群体在城市中不断聚居,使城市社会空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与隔离;而宗教信仰者个体在城市公共空间中通过身体遮蔽等方式表达自身身份,并以特定的行走策略重构城市空间的意义,以具身性的实践申张对于城市的权利。在上述2个方面的空间表现中,开放的宗教景观与流动的宗教实践增强了宗教在城市公共领域的“可见的”视觉表征,使城市中象征性的权力关系被不断的重构,引发与宗教相关的多种社会实践参与复杂的本地社会互动和城市转型(图1)。
图1 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宗教地理的西方城市空间研究

Fig.1 Progress of Western urban space studies under globalizatio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es of religion

本文所综述的全球化的社会文化要素对西方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及其所反映出的多元文化群体的社会关系变迁等内容对于中国城市研究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城市研究对宗教景观的空间扩散过程[77,78,79]、宗教作为社会文化动力推动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的演变等[80],从物质空间表征的层面对该主题展开了系列研究。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信仰者的空间行为[81]、非正式的宗教场所[82,83]、宗教空间对地方感和地方依恋的影响[84,85]等微观的、个体的以及具有情感意义的神圣空间等也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阈内。然而,现有研究多论述一种本土的或者外来的宗教对于城市空间和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意义,这种范式并不能诠释全球化作用下的多元文化邂逅及其对多维度的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的重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多元文化现状是多重地理尺度上的信息、资源和人员流动性与混杂性的结果。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凸显,一系列跨国、跨区域的合作不断达成、推进并深化。这将使得异质和多元的社会文化群体、产品和观念的跨国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观重塑的过程中[86]。另一方面,又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往往是多民族共存和国内移民流动迁居的结果[87]。少数民族成员作为构成中国社会宗教信仰群体的重要组成,其跨越区域、城乡、欠发达与发达地区的流动和移居也已经引发社会中多元文化社会群体对城市空间的差异化利用方式和相应的冲突。甚至这些多样的、差异的、不一致的景观和其他空间影响已经对和谐的民族、宗教以及社会关系的其他方面产生了影响。因此,为应对多样的社会文化要素所引发的城市中新的空间现象、秩序甚至冲突,应在充分理解中国城市空间发展观与文化治理的基础之上,将宗教等社会文化要素纳入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中。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于土地、基础设施和其他城市建成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管理、分配和建设等过程中的主导权,建立相对稳定并开放的城市公共环境,以对多元文化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物质和景观形式进行治理(例如,调节多元文化场所的可见性);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城市中的多元文化群体通过公共空间内的频繁互动不断表达、体验以及加深对于差异和多样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而通过个体之间短暂共存的时间与空间共同建构新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惯习的组成要素。
最后,城市作为多种思想和文化要素在全球流动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同样也是各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形成与重构的最主要场所。在现代的、世俗的以及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情境中分析相关的社会文化空间时,应该透过其物质空间(重新)生产、文化价值观形成以及象征意义的表达等多重过程[88],探讨差异化社会群体的空间生产和协商等动态过程所折射出的地理意义。因此,学者们不仅要将多元文化空间视为全球化进程和景观政治在城市中的体现,更应该通过相关的现象关注个体的空间行为,进而映射到社区、城市、国家,乃至跨国空间和地方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形成和重构过程[48,49]。同时,学者们应当意识到,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的治理、民族与种族、宗教、性别、社会阶层等,都是与城市多元文化空间和地方相伴相生、不可或缺的社会要素。因此,在不破坏原有社会的历史、文化特征的情况下,实现差异性社会文化群体的融合并实现文化共享,也是当代中国政府与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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