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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8 >Issue 10: 1643 - 1654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10.018

Special Issue | Empirical Study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cereal trade networks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 CHEN Yiwen 1 ,
  • LI Erling , 1, 2,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Henan Province/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 Zhengzhou 4500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6-1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9-01

  Online published: 2019-11-01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41971222)

Key Projec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Base in Ministry of Education(No. 15JJDZONGHE008)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Henan Province(No. 182300410144)

Program for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of Henan University(No. 2018YLTD16)

Program for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of Henan University(No. 2019YLZDYJ12)

Henan Planning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No. 2019BJJ019)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Fold

Abstract

Trade of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ut the existing trade theories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pattern and change of the cereal trade network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This study set up a four-dimensional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bine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change of cereal trade network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ased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 from 1993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ereal trade network dens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while the trade relations and trade intensity between these countries are constantly deepening. The posi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is on the rise and there is a clear phenomenon of trade club. 2) The network of trade relations has evolved from non-nuclear to multi-nuclear, and then to reshaping. 3) China's cereal trade with other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s undergone an evolution from export-oriented to import-orient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enhanced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grain trade network. 4)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cereal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is the product of resource endow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cultur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games. Compared with other trade networks, grain trade network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and stronger stability. This study may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promoting cereal trade cooperation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optimizing trade structure, and ensuring food security.

Key words： cereal trade networ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chanism of chan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ite this article

CHEN Yiwen , LI Erling . Spatial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cereal trade networks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 38(10) : 1643 -1654 . DOI: 10.18306/dlkxjz.2019.10.018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成为政界和学术界强调和关注的焦点(宋周莺等, 2017; 刘卫东等, 2018)。农业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主要合作领域。近年来,农业贸易合作的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发展科技含量不高、土地生产效率低、组织化程度低,甚至有些国家仍然存在饥饿和贫困问题,对于开展农业合作的诉求十分强烈,因此农业国际合作成为沿线国家共建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对中国而言,农产品进口额整体呈不断攀升趋势,表明中国农业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提高。2017年5月,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商务部、外交部四部委联合发布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崔莉, 2017)。厘清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农业的竞争与互补关系,探明中国在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剖析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农业发展机遇,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农业合作战略,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目前,学术界对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业整体贸易网络的研究(Bacon, 2010; Ercseyravasz et al, 2012; Shutters et al, 2012; Torreggiani et al, 2017; 魏素豪, 2018; 詹淼华, 2018)和对海产品、蔬菜、禽类等特定农产品贸易网络的分析(Raynolds, 2004; Natale et al, 2010; Singh, 2013; Gephart et al, 2015; 程中海等, 2017),分析方法主要为社会网络分析和复杂网络分析等。如Shutters等(2012)利用“三元分析”网络工具,研究了农业贸易网络中国家和商品的三元分布程度;Cai等(2016)研究了农业贸易网络中国家贸易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认为在中观层面,全球国家可以划分为反映“核心-外围”结构的3个组团;而在微观层面,世界农产品贸易呈现出封闭、不平衡、多元化、多极化的发展态势2016);马述忠等(2016)通过对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的分析,认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演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国家的贸易网络特征呈偏态分布。然而,这些文献主要探讨了全球尺度下国家间的农产品贸易关系,将“一带一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较少,有关粮食贸易网络的研究更少。而粮食作为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是农业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内容。故本文以粮食作物为例,以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中发表的数据为数据源,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借助ArcGIS、Gephi、CAD软件,分析1993—2016年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的时空演化,并就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

1 概念界定与研究方法

1.1 概念界定

1.1.1 “一带一路”国家
本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范围采用2013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外交部公布的“一带一路”建设近期重点的65个国家(刘卫东等, 2018) ①（① 65个“一带一路”国家是：中国、蒙古、俄罗斯、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马尔代夫、不丹、沙特、阿联酋、阿曼、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科威特、伊拉克、卡塔尔、约旦、黎巴嫩、巴林、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黑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本文简称为“一带一路”国家。
1.1.2 粮食作物
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对粮食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国家统计局界定的粮食作物主要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3大类型。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出的“谷物”(Cereals) 概念与中国的“粮食”概念较为类似,但其包括粗粮、稻谷和麦类,而不含薯类和豆类。为保证研究对象的一致性,本文选取海关合作理事会认可的HS编码统一作为国际粮食贸易核算的标准,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中的“谷物”(HS10-Cereals)数据。根据该数据库的说明,谷物包括小麦及混合麦(HS1001)、黑麦(HS1002)、大麦(HS1003)、燕麦(HS1004)、玉米(HS1005)、水稻(HS1006)、高梁(HS1007)、荞麦(HS1008)8个品种,每个品种下又分若干小类。
1.1.3 研究的时间段
由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自1992年才开始收录中国的粮食贸易数据,且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保证贸易网络所含国家的一致性,本文选取1993、1998、2003、2008、2012、2016年6个时间节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1993—2016年24 a间粮食作物时空贸易网络格局的演化。

1.2 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怀特(Harison C. White)及其后继者伯曼(Scott A. Boorman)、布里格(Ronald L. Breiger)和弗里曼(Linton C. Freeman)等人由数学中图形理论推导出来的一套数学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地对网络结构进行测量(引自Wasserman et al, 1994)。它能清晰地观察社会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节点”,以国家与国家间的粮食贸易关系作为“边”,引入贸易强度(用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大小来表示)作为权重,将无权网络和有权网络相结合,来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通过测算网络的密度、度中心性、中介度等指标,找出网络中具有核心影响力的节点。然而,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静态的绘画技术,难以深入洞悉潜藏在表象背后的深层含义。故本文运用时间序列的关系数据,将SNA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借助ArcGIS、Ucinet和Gephi软件,利用1993—2016年粮食作物的国际贸易数据,动态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贸易网络的结构与演化特征。社会网络分析涉及到的具体指标如下。
1.2.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用于测量网络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通常用“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除以“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来表示。其公式为：
D = 2 m n ( n - 1 )
式中：D为网络密度;m代表网络中的实际关系数目;n代表节点。
1.2.2 度中心性
度中心性是指特定行动者身上凝聚的关系数量,记为DC。一般来说,特定行动者凝聚的关系数量越多,其中心性越高,他在网络中就越重要。
1.2.3 中介度
中介度是衡量一个行为者作为中介者(Broker)或守门人(Gatekeeper)控制其他行为主体的潜在能力,还能测量一个行为主体的权力(Ricardo, 1817)。
在一个具有n个节点的网络中,设gik是行动者i和k之间的捷径数,且所有的捷径都可能被i和k均等地选择,则选择某个特定捷径的概率是 1 g ik ,设gik(j)是i和k之间包含j的捷径数,i和k选择一个包含j的捷径的概率bik(j)= g ik ( j ) g ik ,则行动者j的中介度就等于网络中所有二维概率的总和,公式为：
C b j = ∑ i n ∑ k n b ik j ( j ≠ i ≠ k )
1.2.4 贸易强度
贸易强度是指国家i和国家j的粮食贸易额所占的权重,记为W。若t年i国与j国存在贸易关系,则矩阵中Wij(t)=贸易额,在网络中建立一条从节点i到节点j的“赋权”的边;若t年i国与j国没有粮食贸易关系,则矩阵中Wij(t)=0,从节点i到节点j没有边存在。
1.2.5 凝聚子群
本文还运用凝聚子群分析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那些具有更为紧密贸易联系的国家组群或子集合。迭代收敛法(CONCOR)始于一个或一组矩阵。首先计算矩阵的各个行(或者各个列)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到一个相关系数矩阵(C1),这些相关系数只是表征结构对等性的一种可能的测度;然后将系数矩阵C1作为输入矩阵,继续计算此矩阵的各行或者各列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C2,接着继续依次迭代计算,得到“相关系数的相关系数的相关系数的…矩阵”。经过许多次迭代之后,最终产生一个仅由1和-1组成的相关系数矩阵。

2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的发展历程

2.1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概况

由图1所示,1993年“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总额仅为17.10亿元,到2016年增加到203.51亿元。其中,2003—2008年的粮食贸易总额增长速度最快,由68.36亿美元升至224.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6.8%。2008—2013年,“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总额增长较为平缓。2013年以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总额小幅减少,出现负增长。中东欧国家是区域内部粮食贸易关系最为紧密的地区,但其贸易强度较低,且与区域外部“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关系有待提升。东南亚国家是区域外部粮食贸易关系最为丰富的地区,但由于该地区粮食贸易市场饱和,粮食大多出口到其他地区,其内部的粮食贸易关系较为松散。
图1 1993—2016年“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与世界粮食贸易网络的比较示意图

Fig.1 Comparison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national cereal trade network and the world cereal trade network, 1993-2016

2.2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地位变化

由图1可知,“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地位经历了由快速上升到小幅下滑再到稳步提高的演化历程。
1993年,“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粮食贸易总额仅占全球粮食贸易总额的3.9%,而“一带一路”国家的全球粮食贸易总额所占比重为17.3%。“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贸易强度小,贸易联系分散,远低于“一带一路”国家与外部国家的贸易强度,网络整体的凝聚性较差。
1998—2008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粮食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其粮食贸易总额占全球粮食贸易总额的比重升至10.4%,“一带一路”国家的全球粮食贸易总额所占比重升至30.7%。尽管“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强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其发展快于同期“一带一路”国家与外部国家间的贸易强度,网络整体的凝聚性提升。
2008—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粮食贸易总额占全球粮食贸易总额的比重出现小幅下滑,降至9.7%。同期“一带一路”国家的全球粮食贸易总额占世界粮食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0.5%升至47.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集聚程度弱于同期“一带一路”与外部国家的集聚程度,网络整体的凝聚性下降。
2013年以后,“一带一路”国家的全球粮食贸易总额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比重下滑至39.1%,但“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粮食贸易总额在全球粮食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却不降反升,由9.7%升至10.7%。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内部的粮食贸易联系显著加深,网络内部联系大于外部联系,“一带一路”国家真正成为了一个联系紧密的贸易团体。“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还实现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共同推进。

2.3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演化

为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粮食贸易合作是否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里分析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演化。
由图2可以看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存在以下特征：
图2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总额

注：由于1997年以前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存在较大的数据缺失,故从1997年开始统计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总额。

Fig.2 Total cere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1) 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1997—2003年,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额较低,粮食贸易以出口为主。2003—2008年为双向贸易阶段,该阶段中国爆发了非典疫情,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2004年中国粮食进口额首度超过粮食出口额,进出口额所占比重处于不断波动的状态。2008—2016年为进口导向阶段,该阶段中国不断扩大粮食进口,粮食进口由1.95亿美元升至26.64亿美元,而粮食出口基本稳定在9000万美元,进出口贸易额比值呈不断拉大的趋势。粮食进出口贸易格局的改变反映出中国对粮食的多样化需求,从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粮食也是保障中国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粮食供应的战略选择。
(2) “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高了中国的粮食贸易地位。“一带一路”提出前,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总额基本在5亿~10亿美元的区间内不断波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粮食贸易额迅速攀升,在2015年达到峰值27.41亿美元,是1997年的近5倍,中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国家中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国内对低价粮食的需求激增,依赖外部粮食进口保障国内差异化粮食供给和总量上的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合作成果显著,贸易关系不断深化。
整体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吸引力逐步增强。比如,在东欧国家中的影响逐步扩大,其贸易关系数和贸易强度均提升。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其双边贸易总额由2013年的9.60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14.41亿美元。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改善了中国粮食进口高度依赖少数国家的状况。

3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

3.1 国家间的粮食贸易联系日益紧密

由“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计算结果可知,1993、1998、2003、2008、2013、2016年的网络密度分别为0.093、0.226、0.304、0.372、0.386和0.410。20余年来,粮食贸易网络的网络密度增加了近4倍,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联系日益紧密,网络发育程度逐步提高。但横向对比发现,2014年欧盟各国间的贸易网络密度为0.8923,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各国间的贸易网络密度为0.7542(种照辉等, 2017)。相较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其内部组团间的联系较弱,网络整体凝聚性不强。

3.2 贸易重心呈现由东向西偏移再向东回归的演化历程

1993年的粮食贸易网络中,中、泰、印3国的贸易关系数和贸易流量排名均位居前3位,整个贸易网络的重心是亚洲东部和南部。而到了2013年,尽管中国的中心性指标排名较为稳健,但在贸易流量上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后来居上,其贸易关系数和贸易强度显著提升,网络的重心向中亚和西亚偏移。中国、泰国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有所恢复,整个网络的重心重新偏向东方,贸易格局呈现相对均衡的状态。

3.3 网络格局呈现由离散少核到集聚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

从贸易联系程度(国家间是否有贸易联系)来看(表1),“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也经历了由疏散到密集2个阶段。从贸易联系强度(国家间贸易额的大小)(图3)来看,粮食贸易网络经历了由发育初期的离散少核到没有明显核心集聚少核,再到以中国、俄罗斯、印度、泰国、越南、乌克兰为核心的集聚多核,最终到贸易格局重构的演化历程。
表1 1993—2016年“一带一路”粮食贸易网络中心性指标排名前10位国家

Tab.1 Top 10 countries of centrality index in the cereal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1993-2016

1993年 1998年 2003年
中介度 度中心性 中介度 度中心性 中介度 度中心性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中国 1.00 中国 1.00 印度 1.00 泰国 1.00 泰国 1.00 泰国 1.00
泰国 0.52 泰国 0.90 泰国 0.94 中国 0.95 中国 0.64 中国 0.88
印度 0.24 印度 0.68 中国 0.80 印度 0.95 埃及 0.64 印度 0.84
土耳其 0.22 土耳其 0.65 俄罗斯 0.50 乌克兰 0.86 巴基斯坦 0.61 巴基斯坦 0.82
捷克 0.19 沙特阿拉伯 0.40 乌克兰 0.45 俄罗斯 0.82 印度 0.42 俄罗斯 0.79
罗马尼亚 0.12 罗马尼亚 0.38 沙特阿拉伯 0.35 巴基斯坦 0.66 俄罗斯 0.41 菲律宾 0.77
沙特阿拉伯 0.04 斯里兰卡 0.30 巴基斯坦 0.22 匈牙利 0.64 菲律宾 0.41 乌克兰 0.73
克罗地亚 0.03 新家坡 0.30 哈萨克斯坦 0.20 哈萨克斯坦 0.61 哈萨克斯坦 0.25 哈萨克斯坦 0.64
匈牙利 0.02 马来西亚 0.28 埃及 0.20 土耳其 0.61 乌克兰 0.23 埃及 0.63
斯里兰卡 0.02 匈牙利 0.28 土耳其 0.16 埃及 0.59 越南 0.19 越南 0.63
2008年 2013年 2016年
中介度 度中心性 中介度 度中心性 中介度 度中心性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国家 得分
泰国 1.00 泰国 1.00 印度 1.00 印度 1.00 泰国 1.00 印度 1.00
中国 0.80 中国 0.97 泰国 0.67 泰国 0.93 印度 0.77 泰国 0.97
巴基斯坦 0.55 巴基斯坦 0.92 越南 0.63 俄罗斯 0.90 中国 0.69 俄罗斯 0.97
俄罗斯 0.48 印度 0.90 中国 0.61 乌克兰 0.90 俄罗斯 0.69 乌克兰 0.97
印度 0.45 乌克兰 0.88 俄罗斯 0.58 巴基斯坦 0.88 巴基斯坦 0.65 巴基斯坦 0.95
乌克兰 0.41 越南 0.85 乌克兰 0.55 中国 0.87 乌克兰 0.63 中国 0.93
越南 0.39 俄罗斯 0.83 巴基斯坦 0.49 越南 0.83 越南 0.44 土耳其 0.88
埃及 0.30 埃及 0.78 土耳其 0.36 土耳其 0.82 土耳其 0.44 越南 0.86
阿联酋 0.23 阿联酋 0.75 哈萨克斯坦 0.32 阿联酋 0.65 黎巴嫩 0.27 阿联酋 0.76
哈萨克斯坦 0.21 土耳其 0.69 阿联酋 0.17 罗马尼亚 0.63 阿联酋 0.26 罗马尼亚 0.66
图3 1993—2016年“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示意图

注：不同节点的颜色代表该节点所属的区域,线段的颜色代表同一颜色节点所发出的贸易流,线段的粗细代表贸易额的大小。

Fig.3 National cereal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1993-2016

(1)从离散少核阶段(1993—1998年)：在该阶段,“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关系数量少,贸易强度低。相比来说,中国拥有的贸易伙伴最多,度中心性和中介度均为1。泰国次之,度中心性和中介度分别为0.90和0.52,大部分国家的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还有12个国家为孤立点,贸易流量的空间分布呈现出非均质的特征。
(2) 集聚少核阶段(1998—2008年)：该阶段“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关系数量增幅明显,由472个升至775个,中介度得分高于0.2的国家由7个增至1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度中心性和中介度的标准差均显著降低,网络更加扁平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总额由50.29亿美元升至224.04亿美元,贸易强度产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泰国、印度的网络地位较为稳固,巴基斯坦、俄罗斯的核心地位上升。
(3) 集聚多核阶段(2008—2013年)：在该阶段,“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关系数量升至804个,贸易总额达到峰值238.32亿美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度中心性标准差和中介度的标准差均升高,网络出现层级化趋势,逐渐形成中国、泰国、印度、俄罗斯、越南、乌克兰6个贸易核心。该时期东亚、东南亚国家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强度降低,东欧、中亚、南亚国家的贸易影响力显著加强。中国的粮食贸易总额大幅提高,但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有所下滑,由贸易网络发育初期的第1名,滑落至3~6名,反映出中国的粮食进出口依赖少数国家,贸易格局相对单一,需要进一步提升多样化水平。印度、俄罗斯、乌克兰分别以17.8%、16.6%、12.6%的贸易占比(即占到“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总额的比重)居于整个网络中的前3位,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扮演了出色的桥梁和中间人角色。
(4) 重塑阶段(2013年至今)：该阶段,受世界粮食价格下跌的影响,“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总额出现小幅回落,由238.32亿美元下滑至203.50亿美元。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整个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得到重塑。一方面,粮食贸易网络的关系数量持续增多,尤其中国、中南半岛国家与东欧国家间贸易联系日益紧密,“一带一路”倡议为粮食贸易的跨区域结网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印度、乌克兰、泰国的粮食贸易额占“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总额的比重均超过10%,网络格局愈发均衡。

3.4 “一带一路”国家间出现了粮食贸易合作俱乐部

由凝聚子群分析(图4)发现,“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粮食贸易俱乐部。
图4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凝聚子群示意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665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4 National cereal trade network subclusters of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在1993年的凝聚子群中,东欧国家由于刚刚经历了政治巨变,内部联系较弱,而与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的联系相对较强,组成了最大的贸易俱乐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南亚、西亚国家组成第二大的贸易俱乐部,其成员国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共同的文化背景对该俱乐部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余2个俱乐部规模较小,俱乐部成员国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均较少,处于网络中的边缘位置。
在1998年的凝聚子群中,以俄罗斯、乌克兰为主体的东欧国家从以中国为主体的贸易俱乐部中脱离,独立成为一个贸易团体。中国、泰国、越南、巴基斯坦则与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组成一个贸易团体。以沙特阿拉伯为主体的贸易俱乐部将缅甸、老挝、柬埔寨、阿富汗吸纳进该团体中,伊朗、伊拉克等西亚国家脱离该团体,与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组成新的贸易俱乐部。
在2003年和2008年的凝聚子群中,贸易俱乐部成员变动较小,区域间的贸易联系较为稳定。以中国、泰国为主体的贸易俱乐部不断扩大影响力,将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吸纳进该团体。而以沙特阿拉伯为主体的贸易俱乐部影响力下滑,其辐射范围不断收缩。
在2013年的凝聚子群中,贸易团体的分类基本与联合国对全球地理亚区(geographical subregion)的分类保持一致。该阶段区域内部的贸易联系显著提升,贸易俱乐部的“团块儿”状结构明显,地理邻近带来的贸易成本优势为区域内部的粮食贸易提供了便利。
在2016年的凝聚子群中,贸易俱乐部发生较大变动。乌克兰、俄罗斯作为新成员加入以中、印、泰为首的贸易俱乐部,反映出粮食大国间的贸易联系愈发紧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新加坡、东帝汶则脱离该团体,与部分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的贸易联系加深。土耳其、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脱离原中东国家贸易团体,转移到以东欧国家为主的贸易俱乐部。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与部分中亚的独联体国家组成了新的贸易俱乐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无论是凝聚子群结构还是具体国家所属的贸易俱乐部均发生较大变化。贸易俱乐部开始摆脱“团块状”形态,呈现出跨区域的特点。

4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机制

古典贸易论中的比较优势和新古典贸易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能够解释国际贸易最初阶段的产业间贸易(Ricardo, 1817; Heckscher, 1919; Ohlin, 1933),新贸易理论解释了即使仅仅存在规模收益递增也能带来产业内贸易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是国际贸易合作的源动力。因而贸易格局及其演化受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初始分布格局的影响。然而,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不仅仅促进了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和产业内贸易(Krugman, 1999),对农业集聚(Li et al, 2017)和农业内部的粮食贸易也起作用。即使资源禀赋相似,贸易国之间仅仅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也会发生分工与贸易。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贸易的初始格局更受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影响。随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推进,规模经济效应会更加凸显,规模经营将大大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价格低的国家容易成为贸易核心。粮食生产受土地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影响显著,且属于原料指向产业,作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又受粮食安全的政治和文化约束,故政治博弈和文化认同对初始国际贸易格局的偏转作用愈发明显。为此,本文构建了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政治博弈的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图5),来分析“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图5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演化的四维菱形框架

Fig.5 A diamond-shaped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rade network among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由“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分析可知,整个网络经历了从无核到多极、贸易联系日趋加深的演化历程。在此过程中,菱形框架的四维因素在不同阶段起作用的程度不同。
(1) 离散少核阶段(1993—1998年)：资源禀赋带来的要素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础(蒋小荣等, 2018),这决定了粮食贸易网络的初始分布格局。一方面,粮食是土地依赖型产品,土地资源丰富且土壤条件好的国家,粮食作物丰裕。比如,印度土地资源丰厚,其粮食收获面积(达8308.26万hm2)居于“一带一路”国家的首位。另一方面,粮食属于消费必需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每个国家的政治任务,尤其土地资源匮乏的国家必须进口粮食。因此,粮食贸易首先在具有资源或经济互补的国家间发生。而全球政治秩序的重组打破了这种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格局。冷战结束后,旧的世界体系瓦解。许多旧的国家消亡,新的国家出现,“一带一路”国家中苏联分裂成15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一分为五,许多国家的贸易发展处于萌芽阶段,使得整个网络中处于离散少核状态。由于“一带一路”中的许多国家缺乏信任与了解,而共同的文化背景、相似的习俗惯例能够降低国家间贸易过程中的风险冲突,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贸易关系的稳定性,故存在粮食贸易的国家大多文化相近,而文化相近的国家大多地理相邻,因此该阶段文化相近、地理邻近的国家多属于同一贸易俱乐部。
(2) 集聚少核阶段(1998—2008年)：自由开放的经济环境推动了区域内贸易关系的开展。经济环境对贸易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冷战的结束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自由贸易协定(RCEP、ESCAP、GSTP)不断增多,全球和区域性的经贸组织(WTO、ASEAN、SAARC、EU)成员国不断扩张,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重新占据主导地位。该时期全球粮食贸易总额由724.73亿美元激增至2146.43亿美元,“一带一路”国家的全球粮食贸易总额由175.75亿美元激增至655.47亿美元。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王磊, 2011),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重新成为国际贸易合作的主要动力。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国家间出现了许多新的粮食贸易关系,网络呈现集聚少核的格局。
(3) 集聚多核阶段(2008—2013年)：政治博弈偏转了原有的粮食贸易格局。贸易关系的确立需要各个国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其他合作者实际的或期望的“偏好”。这就导致在贸易过程中,各成员国为争取更多的贸易利益,相互博弈并不断妥协(陆大道等, 2013)。因此,贸易已经超出了最初的纯商业经济范畴。由于粮食作物的必需品特性,粮食贸易更成为国家间相互合作与相互制衡的重要方面,使得粮食贸易更具有政治性。例如：美国在国情咨文中提出大力开展“生物能源计划”以来,全球市场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价格不断攀升,2007—2008年,国际小麦价格同比增长33%,国际水稻价格同比增长86%。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剧了这一趋势,导致粮食价格久居不下,从而诱发了区域性的政治动乱和民族冲突,对国际贸易造成负向偏转作用。“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流量的不平衡性愈发凸显,出现明显的等级结构,逐渐形成以多个贸易核心为主导的网络格局。
(4)重塑阶段(2013年至今)：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间的政治博弈使得“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格局发生巨大改变。一方面,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区域内部贸易关系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挣脱路径锁定,寻找新的粮食贸易伙伴,追求粮食贸易多元化。一方面,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日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挑战。经济形势的不景气使得各国贸易政策的地区主义转向盛行,贸易保护日益明显,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对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愈发深刻。贸易开放和贸易保护两方面因素重塑了“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通过构建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政治博弈的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1)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联系日趋紧密。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由1993年的0.093增至2016年的0.410,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数量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粮食贸易总额由17.10亿美元增至238.32亿美元。网络发育的过程由初期贸易关系数量的增加演化为贸易关系数量稳定后贸易流量的不断增加。“一带一路”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2)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格局经历了离散少核、集聚少核、集聚多核、重塑4个阶段。从贸易关系数量来看,“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由疏散到密集,中东欧国家是区域内部粮食贸易关系最为紧密的地区。“一带一路”国家的凝聚子群结构整体较为稳定。从贸易强度来看,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的粮食贸易额最高。“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由发育初期的中国、泰国、印度主导的不均衡状态演化为中国、俄罗斯、泰国、印度、乌克兰、巴基斯坦多国共同主导的相对均衡状态。整体来看,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受地理学第一定律影响深刻,主要体现在双边贸易量较大的两国多为相邻国家,而贸易量较小的多为不相邻国家。
(3)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在大幅缩减粮食出口的同时,粮食进口来源国较少,在网络中的度中心性和中介度排名下滑,贸易地位下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粮食进口极度依赖少数国家的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与东南亚国家和部分东欧国家的粮食贸易联系加深,粮食贸易地位提高。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的粮食贸易额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态势。
(4) 粮食贸易因其要素的不可流动性呈现出独特的演化模式。与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制造业服务业贸易网络不同,发展中国家在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资源禀赋带来的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了粮食贸易网络的最初分布格局,而政治博弈、文化认同、经济环境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对贸易格局产生偏转作用。整体来看,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其贸易网络结构呈现扁平化的发展态势,而经济危机后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干扰了这一进程。
总之,“一带一路”建设是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中国国际认同感、深度开展国际粮食贸易合作的关键一步。它是一个惠及全球的倡议,不仅使得中国的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而且使他国能够共享中国经济增长红利,对区域间的贸易合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目前,“一带一路”建设还处于初步阶段,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建设和贸易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但现阶段的辐射带动能力还有限,与非周边国家的合作亟需加强。有关研究(Von Grebmer et al, 2016)表明,“一带一路”国家依然有13个处于严重饥饿水平,其中有不少国家如印度、孟加拉国等一方面土地肥沃,另一方面粮食生产效率低下。对这些国家进行农业投资建设,深化贸易合作有助于提升“一带一路”国家整体的粮食生产效率。今后中国还需通过稳定粮食产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业自主创新,实施规模化经营等方式加大中国粮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该文研究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下一步将对影响粮食贸易网络演化的因素进行定量探究,比如贸易协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粮食贸易联系、经济危机对粮食贸易网络的稳态性造成多大冲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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