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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19 , Vol. 38 >Issue 6: 930 - 940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6.013

Articles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in political chang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nd their geopolitical influences

  • XIONG Liran , 1, 2, 3 ,
  • LIU Baoqiang , 1, 2, * ,
  • WU Youde 1, 2 ,
  • JIANG Meiying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2. Research Center for Southwest China's Opening-up and Borderland Securit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3. Center for Bay of Bengal Area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0-06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1-27

  Online published: 2019-06-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561033,41861028 and 41261034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16ZDA041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novation Team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Yunnan Province, No. 2017CX07

Open Fund Project of Center for Cambodia Studies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No. 2018JPZ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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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Fold

Abstrac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and taking discourse power and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as methodology, this study mainly analyzed the formation and impacts of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in the political changes of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region from 2010 to 2015.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formed against a profound domestic background in the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 Their formation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process: beginning with the appearance of public opinion events, then moving on to the gathering of people and the rise to political issues, and ending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forces finding agents and forming the political powers to incite, protest, and push forward the political changes. After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and under the tactics of various actors, the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incidents" expanded at home and aboard while it spread spatially from south and north in herringbone trajectory. As the pivotal actor among the various actors,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on the one hand caused the successive political changes of related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t on the other h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differentiating and restructuring of region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 This is a meaningful attempt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public opinion events with geopolitical theory.

Key words：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geopolitical influence;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Cite this article

XIONG Liran , LIU Baoqiang , WU Youde , JIANG Meiying .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forces” in political chang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nd their geopolitical influenc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 38(6) : 930 -940 . DOI: 10.18306/dlkxjz.2019.06.013

2003—2005年,西方国家利用其国际“话语权”在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议会或总统选举之际煽动民意,使其壮大为反对派势力,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成功地完成了“颜色革命”,建立了亲西方政权,实现了区域政治格局的演变。在“颜色革命”中,民众民意张力扩展为“政治性民意”,“政治性民意势力”成为区域政治格局演变的支轴行为体。2010年12月以来,以北非突尼斯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出于推行“民主”“自由”价值观及地缘战略的需要,西方国家极力将民众的抗议活动引向“反独裁”的“民主运动”,诱使“政治性民意力量”迅速聚集、壮大,中东北非地区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在“民意”的反对之下,埃及、利比亚、也门政权相继更迭,也门、叙利亚爆发长期内战。在中东北非国家的政局变动中,“政治性民意势力”再次成为区域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支轴行为体。
西方国家历来比较重视“民意”研究,尤其善于利用民意为其国际、国内政治利益及地缘战略服务(Eundak, 2006; Kapur, 2009; Turgeon, 2009; Hayes et al, 2011; Brancati, 2014; Horiuchi, 2014)。在国内,民意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意调查、民意表达、网络民意等方面(张晓刚, 2011; 赫泉玲等, 2013; 周晓丽等, 2014; 张昆等, 2016)。也有一些学者利用国外调查数据研究他国对中国的认知及民意影响,如陈遥(2009)利用国外的民意调查数据分析了美国对中国在东南亚软实力的认知;谢韬(2011)利用盖洛普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意调查数据,分析研究中国对美外交及中美关系;胡键(2011)利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数据,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中国观”进行分析。王晓玲(2012)基于韩国民众的民意调查和分析,认为冷战思维、反美情感、中国崛起、中韩经贸交流等因素较大程度上决定着韩国民众是选择强化韩美同盟,还是选择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
较之于西方国家对民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研究及利用,国内则相对忽视对国外民意的研究与利用、忽视对相关国家及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国家的民意研究及其利用。而在流行大规模街头活动的当下,如东南亚(如越南等)、非洲部分国家对中国投资活动的担忧等,在面临代表权危机时,基于地域认同感、身份认同感形成的民意活动显得极具自发性、草根性和反建制性,具体地表现为不可控、不可逆、易被渗透。本文基于对中东北非政局变动事件的梳理,援引批判地缘政治话语权理论和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分析方法,探讨了话语权的掌控,即对“政治性民意”的争夺,对地缘政治经济的影响。在理论上,一定程度地丰富了区域地缘关系叙事、分析方法;实践上,研究政治性民意对一国和区域政治经济的影响,这既是一种警示,也是对外政治、经济活动的一种参考。

1 理论背景、相关概念的界定及研究方法

1.1 理论背景

作为地缘政治逻辑推理的一个微观层面,地缘政治话语一直是批判地缘政治研究的核心(Muller, 2008)。根据Tuathail和Agnew对话语的定义(Tuathail et al, 1992),话语作为地理知识的生产,是社会、政治、文化的语境产物,又随身份的产生、变迁以及政治、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形成不同的话语。作为主观性的地理知识,当话语试图影响他人时,话语就产生力量和权力,即话语权(Foucault, 1998)。由于话语产生的情境性,话语权的分析必须置于其所处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Dalby, 1991),基于认同一致的主体则在身份上形成“自我”和“他者”、“我们的”和“他们的”的分界,而建立在享有宝贵的社会资源(如财富、地位甚至是公共话语权和交流权)特权基础之上的权力一旦被特定身份认同的团体所占有或控制(Teun, 2013),经过组织化和制度化改造便可实施有效的控制和权力的再造,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占话语权主导地位的中心和从属地位的边缘之间的权力关系,即统治和被统治,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Dodds, 2010)。一定物质地域空间内,话语霸权的存在使得相对边缘行为者(被统治者)的话语表达处于中心(统治者)的话语主导中(Kuus, 2004),权力关系趋向稳定,这主要得益于社会权力(非个人权力)对公共话语和交流的支配或管控,从而影响边缘行为者的价值观、知识、态度等(安宁等, 2015)。但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以“物质”为核心的网络新媒体则突破了以人为主导话语权建构,影响着边缘行为者(被统治者)的地缘认知(安宁等, 2018),也改变了话语表达的维度和实践(唐叶青, 2014),信息和影响力的正反向流动引起话语权的迁移(Donnelly et al, 2014; Chan, 2017),充实或改变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Parker, 2008; Andrucki et al, 2015)。主导话语权主体的变迁,地缘政治语境框架的重组,则会引起地缘政治想象的流变,形成基于特定身份或利益(国家身份或利益体、身份认同行为体或利益体)在“他们的”或“我们的”、“原始”或“高级”、“落后”或“现代”、“独裁”或“民主”等空间上的区分(Ji, 2017)及其对首要地位的竞争(Agnew, 1998)。
地缘政治学对话语权的关注相当大一部分在于研究如何掌控民意,批判性话语权分析为基于民意的权力的生成,对权力的控制以及由权力的滥用和不平等等产生的新一轮话语权争夺提供分析方法。这是本文分析、研究的理论基础。

1.2 相关概念界定

1.2.1 “民意”
在中国,“民意”一词始见于《庄子·说剑》：“中和民意以安四乡”;《汉书·杜周传》记载：“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在西方,民意研究较为广泛,其概念的内涵也较为丰富,著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2005)及学者Lippmann(1922)、Hennessy(1966)、Bernays(2015)等对民意都有着深刻的见解。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国内对“民意”的理解逐渐与西方国家相靠近(喻国明, 2001)。综合国内外对“民意”的理解和解读,本研究将“民意”界定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的社会阶层、群体对事关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行为所持的意见、态度、愿望的集体表达。
1.2.2 “政治性民意”
“政治性民意”是在“民意”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概念。当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个或多个群体,其所持的意见、态度带有政治诉求或政治意愿,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时,便形成或可能形成“政治性民意”。“政治性民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意,即“政治性民意”是带有明确或强烈政治诉求或政治意愿的民意。
“政治性民意”一经形成,便有着较为明确的主体、客体和存在形式。一般来说,“政治性民意”的主体是具有共同政治诉求、政治意愿的民众及部分政治家或精英群体;“政治性民意”的客体指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可以引起部分或全体公众关注的、具有政治性意味的议题;而其存在形式则表现为“政治性民意”主体对客体的意见表达、汇集以及所采取的行为与行动,即一般所称的“政治性民意事件”。
1.2.3 “政治性民意势力”
首先,“政治性民意势力”即“政治性民意”的主体,其内涵和外延较为广泛。主要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内带有一定政治诉求或政治意愿,形成一定的规模、产生一定影响的普通民众,同时也包括一部分具有特定思想意识的政治家或精英人士。这部分人群因共同的诉求或意愿而群集,同时在政治家或精英人士的领导下,具有较为一致和明确的政治利益诉求,也具有较为强大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力量。

1.3 研究方法

通过对中东北非政局变动相关各国“民意”事件的文献资料(包括各类专著、期刊、政府公文、新闻报道等)进行梳理、归纳,形成“政治性民意”时间序列。其次,整理中东北非国家政局变动前后各时段的社会经济数据,分析“政治民意事件”产生的背景。最后,利用Arcmap空间制图,直观展布“政治性民意势力”的空间扩展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政治性民意势力”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
研究中,中东北非国家青年劳动人口(15~24岁)失业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各国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或统计手册、相应年份的非洲统计年鉴。文章引用2003—2011年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年度报告中的CPI指数,以此间接反映中东北非国家政局变动前威权或专制统治所引起的政治腐败。
参照学界主流观点,文中涉及的中东地区主要包括土耳其、埃及、伊朗、阿拉伯半岛诸国,北非主要指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西撒哈拉、毛利塔尼亚、摩洛哥等国。

2 中东北非“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

作为一种“代表方式”,话语是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复杂现象的表现。基于不同知识领域或经验,话语表达存在着多种方式的理解和实践,因此话语是选择性的(Fairclough, 2003)。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也是政治性的。中东北非国家政局变动中,出于特定的利益和政治想象,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程度的动员,“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的背后有着其深厚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也具有较为明显的过程性和规律性。

2.1 形成背景

2.1.1 国内背景——长期威权统治下的政治腐败和经济危机
20世纪初期至中期,中东北非国家相继获得国家和民族独立,在国内种族、部落、宗教的多态性背景下,依靠个人魅力和威权所领导的“革命正义”得到大众的支持,权力集中于官僚主义控制体系中,或实行君主世袭制,或实行君主立宪制,或实行总统共和制等政治体制,革命领导人变成了总统或君主,“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被武力而非共识所统治(Gramsci, 1999),制度秩序让位于传统的合法性,形成霸权或专制统治。
中东北非国家中,阿曼、卡塔尔、摩洛哥、巴林、约旦、沙特、科威特等国实行君主制;而在共和制政体国家中,截至2011年,突尼斯的本·阿里连续执政24 a,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 a,也门的萨利赫统治该国长达33 a,埃及的穆巴拉克连续任职总统长达30 a,而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自1989年以来一直担任该国总统,阿曼苏丹卡布斯·本·赛义德自1970年7月登基以来一直担任该国国家元首,叙利亚阿萨德家族领导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自1963年以来一直执政。在世袭君主制或长期威权统治之下,执政合法性的权力话语掌握在以君主或威权家族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体中,现代社会赋予民众的民主、自由等权力往往会受到来自于个人权力的限制甚至是禁止。
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Acton, 1907)。中东北非部分国家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缺乏有效监督和权力制衡,身份的认同为利益共同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提供了庇护,引发较为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社会权力逐步霸权化、个人化,社会资源逐步被特权所享有。据世界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年度报告,2003—2011年部分中东北非国家已处于轻微腐败或较为严重腐败(图1)。其中,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也门、埃及、苏丹等国已处于较为严重腐败或极度腐败境地,且部分国家的“腐败指数”排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Fig.1 Corruption index and ranking of 14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03-2011

图1 2003—2011年中东北非地区部分国家腐败指数和排名
注：图中“方框色块”（即柱状)代表得分,“线条”（即折线）代表排名;透明国际CPI等级划分为清廉(10分)、比较清廉(8.0~10.0分)、轻微腐败(5.0~8.0分)、较为严重的腐败(2.5~5.0分)和极度腐败(0~2.5分);排名按照全球国家CPI得分进行排名,由上到下排名依次降低。

此外,中东北非地区多数国家以石油等能矿资源开采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屈从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持续专政的想象,部分中东北非国家失去了对经济、社会、能源甚至领土的控制权。受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由此导致民众的失业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年轻人群的失业率更是居高不下(图2)。正如塞缪尔·亨廷顿.(2010)前瞻性地预判,身份与话语权的不匹配,使得公民社会对政权更迭和民主化呼声成倍增加。
Fig.2 Unemployment rate of young people (15-24 years old) in 15 count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图2 2001—2010年中东北非地区部分国家年轻人口群体(15~24岁)失业率

长期的威权统治、政治上的腐败、经济增长的乏力、通货膨胀的居高不下和普遍存在的高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人口群体的高失业率使得部分中东北非国家内部集聚了强大的民众“怨气”。基于民族或国家独立的民意基础,随着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语境的变化而发生新的变化,即中东北非国家民众对强人政治领导人民走向独立的向往与追求转变为对君主或威权统治支配、控制、专权的不满。
2.1.2 国际背景——外部势力企图利用新兴政治力量实现地缘政治格局演变
中东北非地区地处欧、亚、非3洲交汇的战略要地,无论是“陆权论”的提出者麦金德,还是“边缘地带学说”的提出者斯皮克曼都对中东北非地区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予以高度重视(索尔·伯纳德·科恩, 2001);而亨廷顿(1998)则进一步突出了中东、北非地区特殊的地缘区位价值。
“二战”结束以后,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虽然对中东北非地区的地缘势力范围进行了划分,但由于极其重要的地缘区位价值和蕴藏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使该地区长期处于各大势力博弈的地缘前沿。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雅尔塔体系也相应地崩塌,但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和平”为借口,意图操控主权国家民意,控制中东北非国家(Bensaada, 2011),据此拓展地缘战略空间,与他国进行地缘政治博弈,进而控制全世界的目标未予放弃。欧美等西方国家一直在积极筹划、企图利用中东北非等地区国家内部变革或通过一系列事件来试图重建欧美世界霸权(张文木, 2012)。2014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更进一步印证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地缘战略意图。
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则构成了“政治性民意”分析的外部语境。在以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或侧重的地缘政治话语中(Agnew, 2007),随意强加的次国家或超国家身份,一定程度削弱了民族、种族或国家认同,中东北非等边缘地位行为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中心的话语信息、话语影响。“民主”“自由”等一些强者的地缘政治话语逐渐改变着边缘国家国民的认知(Tuathail, 2002)。

2.2 形成的过程

民主与专制、贫贱与富贵、国家实践与社会期望的不一致或存在的差距,推动了公众“批判意识”的觉醒和地缘政治想象的重建。从中东北非国家2010年以来的政局变动来看,“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一般都遵循着以下进程,即民意事件客体呈现,上升为政治性议题,引起民意事件,进而演化为推动政变的政治力量的过程。
民意事件的客体一般指能引起部分或大部分公众关注、具有极大争议的政治性或社会性议题。在中东北非政局变动中,“民主”和“经济”成为焦点议题。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的一名失业青年小贩在街头售卖水果时遭到执法人员的粗暴对待,青年小贩通过自焚进行抗议,最终不治而亡。类似于青年小贩的自焚事件如果不能够引起民众的足够关注、不能引起民众的聚集、不能上升为群体性政治事件的话,其仅仅是一个个案。然而,突尼斯青年小贩的自焚事件激起了该国民众长期压抑的对威权统治、政府腐败、经济下滑、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等现实问题的愤怒。处于社会、政治、经济边缘地带的民众因“同质化”的遭遇,正式地或非正式地以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表达对权力的实践,针对脆弱政权的反专制、反独裁的主体重建运动发展起来。在社交媒体的传播、扩散下,民意冲破专制暴力机构的禁锢,政治组织和动员的权力下放,突尼斯多个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执政腐败。看似偶然的自焚事件,成为该国类似群体长期关注、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问题的集体意见表达,即形成为“民意”。同时,民意进一步带有抗议政府、反对政府的政治诉求和意愿,也就由一般性议题上升到了政治性议题,进而形成为“政治性民意”。
愤怒的市民、叛逆的青年、学生及其他边缘群体,无论其种族、宗教、收入水平、性别、肤色以及时间和空间距离如何,都消解在统一的、团结的、有凝聚力的身份重建运动中。在国内民众的强力抗议和外部压力下,2011年1月14日,总统本·阿里被迫放弃了长达23 a的国家统治权,飞往沙特阿拉伯避难,突尼斯成为“政治性民意事件”冲击而第一个政府倒台的国家。“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下,自1月25日起,埃及的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爆发了一系列示威、游行、集会、骚乱、罢工等反政府活动;随即,执政长达30余年的穆巴拉克下台。2011年2月16日,利比亚的反对派开始示威;并于2月18日控制第二大城市班加西;随之,利比亚内战爆发。受突尼斯和埃及民众的鼓舞,也门民众的聚集抗议发展为爆力起义,也门内战全面爆发,2012年12月4日萨利赫被迫下台,国外势力趁机介入。2011年3月15日,叙利亚首都及各大城市相继爆发反政府示威,在外部势力干预下迅速演化为血腥的全面内战。
在中东北非国家的政局变动中,域内外政治势力相继介入,寻找利益代理人,“政治性民意势力”成为挑动抗议或推动政变的重要政治势力。在突尼斯和埃及,由最初的抗议民众形成的“政治性民意势力”成为该国反对派代理人,形成推动政局变换的主体力量。而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在外部势力的介入下,最初的抗议民众势力成为国内外政治势力的代理人,进而转变为该国内战的主要政治力量。

3 中东北非“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影响

“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以后,中东北非国家内部的各大政治派别、在野党派、种族和部落力量甚至宗教极端力量,以及区外势力相互倾轧与博弈,通过对空间、时间和话语权的“反向占领”,“政治性民意事件”的扩散进一步影响了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3.1 “政治性民意势力”成为各方借力博弈的支轴行为体

在现代政治变革中,尽管社会政治话语并不需要实现政治权力或借助一定的组织机构来发挥作用,但挑战既存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却是建立在对空间与时间的重构、身份重建的基础上。对地理空间占有和时间重塑能力的争夺,即对“政治性民意势力”的控制成为中东北非政局变动的中心。
在中东北非部分国家的政局变动中,出现了围绕自身利益进行博弈的多个行为体。如在突尼斯,出现了以本·阿里为代表的执政派、“政治性民意势力”、伊斯兰政党“复兴运动”、世俗主义势力等行为体。在埃及,则存在着以穆巴拉克为代表的执政党、“政治性民意势力”、代表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埃及军方等行为体。在利比亚、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家,则存在着执政党集团、“政治性民意势力”、宗派势力、区外大国势力等行为体。
而“政治性民意势力”以其强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力,成为各行为体借力博弈的支轴行为体。中东北非地区政局变动中各行为体,或因国家安全,或因宗教利益政治目的,假借“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因利益而联合或对抗、合纵连横、互利博弈的关系。其主要形式有以下几种：① 国内的“政治性民意势力”借助该国的反对派力量,或国内的反对派力量借助该国的“政治性民意势力”推翻现政权,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如突尼斯、埃及等国。② 区外大国借助第三国“政治性民意势力”、或第三国“政治性民意势力”借助区外大国推翻(意图推翻)第三国现政权,意欲实现各自的政治诉求,如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国。③ 一国现政权借助区外大国及本国的“政治性民意势力”反对另一区外大国(或国家集团)、“政治性民意势力”,以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如叙利亚等。④ 邻国政府借力该国政治性民意势力与该国政府博弈,如伊朗通过巴林、也门国内的什叶派民意势力对巴林、也门政局进行影响;逊尼派沙特阿拉伯政府借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对巴沙尔政权施压等等。

3.2 “政治性民意事件”的空间扩展

在专制、独裁、霸权背景下,空间(包括公共与私人)与国家控制密切相关,民主被排斥在外,缺乏身份认同的边缘行为者——人民对地理空间有了新的想象。“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以后,多行为体借力博弈下,“政治性民意”的客体——“政治性民意事件”在空间上扩展、蔓延。具体表现为国内和区域2个尺度的空间扩展。
3.2.1 “政治性民意事件”在中东北非国家内部的扩展——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
从失业青年自焚引起民众抗议,继而导致本·阿里政权垮台的“政治性民意事件”,空间上起始于西迪布吉德市,随后扩展至卡塞林、塔莱和门泽尔布扎伊尼等城镇。在此过程中,本·阿里做出妥协和改革的“政治承诺”,但在通过未被政府封锁的“推特”等社交媒体了解布瓦吉吉的悲惨遭遇后,“政治性民意事件”进一步扩展至首都突尼斯市和各省省会等主要城市,而本·阿里在寻求军方镇压和政治避难遭拒后,仓惶出走沙特阿拉伯。从突尼斯国内“政治性民意”事件的空间扩展来看,基本遵循了从西迪布吉德——经济欠发达地区到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空间扩散轨迹(图3)。
Fig.3 Spatial expans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incidents" in Tunisia

图3 “政治性民意事件”在突尼斯的空间扩展示意图

北非突尼斯“政治性民意事件”通过脸书(Facebook)等社交媒体“外溢”至埃及。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抗议穆巴拉克政权的活动在首都开罗、亚历山大、阿斯旺、伊斯梅利亚和大迈哈莱等地爆发。“政治性民意事件”爆发的初期,埃及政府企图镇压、扼杀民众的抗议活动,但遭到强势反弹,随后在苏伊士等城市爆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随着民众抗议活动规模的扩大和地域范围的扩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开始介入,并强力表达了对民众的支持和对穆巴拉克政权残酷镇压的不满。政治、军事系统相继倒戈。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与突尼斯相比,埃及的“政治性民意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介入和干预;空间扩展上表现为从少数大城市扩散到全国、从地中海沿岸扩散到尼罗河流域的空间过程(图4)。
Fig.4 Spatial expans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opinion incidents" in Egypt

图4 “政治性民意事件”在埃及的空间扩展示意图

从空间维度看,中东北非国家政局变动中,“政治性民意势力”质疑威权、专制或独裁政权对空间垄断的合法性,试图通过在地理空间上(如埃及解放广场、突尼斯布尔吉巴大道等象征权力话语的空间)的抗议、暴力活动,占领、划分和重建空间,重塑自由公民拥有所有权的权力话语空间。其中也隐含时间维度含义,即“政治性民意势力”意图通过颠覆现有时间范式下对既有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归属,如无视本·阿里、穆巴拉克等“走向民主”“走向现代”等政治承诺,脱钩“过去”,重构“现在”,重建人民中心而非边缘的未来想象。
3.2.2 “政治性民意事件”的“人”字形空间扩展
心理空间(即自由民主的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不一致、时间的“形式化”造就了国家、区域叙事和话语在“民主”与“独裁”、“现代”与“传统”、“现在”与“过去”的二分,也给予内部、外部行为体对空间征服、时间重组的机会。
以北非突尼斯“政治性民意势力”重构空间与时间的“胜利”为肇始,其地缘政治效应在随后的5 a中继续向其他地区外溢,东欧的乌克兰、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相继发生“政治性民意事件”。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为“人”字形的南北两线扩散：南线由大西洋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扩展至太平洋地区;北线则由大西洋经地中海、黑海扩展至东欧地区。在空间形态上,这与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周围的“外部或边缘地带”相吻合。

3.3 “政治性民意势力”对中东北非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

地理空间和时间决定了政权的命运,对地理空间的占有、重组、控制和对时间的组织、重构、管理形成了身份和话语的重建、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中东北非“政治性民意事件”中,“政治性民意势力”作为多行为体借力博弈的支轴行为体,成为撬动相关国家国内政局变动和区域地缘政治关系变革的重要力量。在这一支轴行为体的作用之下,相关国家政局相继发生变换,区域地缘政治关系分化重组。
3.3.1 促使相关国家的政局发生变换
在“政治性民意事件”的影响和相关行为体的借力博弈下,中东北非多国政局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变换或动荡,主要表现为：突尼斯、埃及、也门等等共和制威权统治国家和巴林、科威特、阿曼、约旦等君主制威权统治的多国政权被推翻;利比亚、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内战;埃及政权数次更迭;其他相关国家或修改宪法,或变革政治体制,各国政局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表1)。
Tab. 1 Political situation chang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2010-2015

表1 2010—2015年中东北非国家政局变换情况

国家 起始时间 政局变换情况
突尼斯 2010年12月18日 2011年1月14日,本·阿里前往沙特政治避难;2011年12月,蒙瑟夫·马佐基当选过渡政府临时总统;国内世俗和宗教力量持续博弈;2014年12月22日,世俗派“自由”“直选”总统埃塞卜西当选新任政府领导人
阿尔及利亚 2010年12月29日 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但政局基本稳定
约旦 2011年1月14日 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撤换里法伊、巴希特、法耶兹·塔拉瓦奈等四任政府总理;2012年10月,举行大选,国王任命阿卜杜拉·恩苏尔为约旦新首相
阿曼 2011年1月17日 苏丹卡布斯承诺进行经济改革;被迫授予议会立法权
埃及 2011年1月25日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辞职,政权倒台;军方接管政权,但国内持续混乱;2012年6月,穆尔西赢得首次民主选举;以穆兄会为代表的宗教势力与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力量持续对抗;2013年7月国防部长法塔赫·塞西发动政变,阿德里·曼苏尔任临时总统;2014年6月,塞西当选总统
叙利亚 2011年1月26日 爆发反政府示威,继而演化为持续至今的内战;2014年6月,巴沙尔·阿萨德连任总统
也门 2011年1月27日 2011年11月,总统萨利赫辞职;2012年2月曼苏尔·哈迪当选新总统,并组建过渡政府;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爆发大规模内战,政府基本失去首都萨那的控制权;2015年1月哈迪被迫辞职,胡塞武装单方组建过渡政府
苏丹 2011年1月30日 2011年1月南苏丹公投独立;2015年4月巴希尔连任总统
伊拉克 2011年2月10日 内战不断;民种族主义武装和宗教恐怖主义肆虐
巴林 2011年2月14日 爆发大规模示威活动;国王哈迈德解散内阁,实行经济让步;释放部分政治犯;对政府机构进行改组;邀请海合会武装力量介入镇压本国动乱
利比亚 2011年2月17日 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多国武装力量的打击之下,政权被推翻;2011年10月,总统卡扎菲被俘身亡;国内多支种族或宗教武装力量,且与过渡政府军队冲突不断;2014年,恐怖主义武装组织伊斯兰国渗透并发展壮大;战乱不断
科威特 2011年2月19日 爆发多次反政府集会;2011年11月,总理纳赛尔及内阁辞职;2012年埃米尔任命贾比尔为首相
摩洛哥 2011年2月20日 发生民主示威活动;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做出政治让步;2011年7月,进行公投宪法改革
毛里塔尼亚 2011年2月26日 发生群众游行示威活动,但政局未受影响
黎巴嫩 2011年2月27日 爆发民众抗议活动,政府承诺提高40%的工资
沙特阿拉伯 2011年3月11日 零星示威;国王阿卜杜拉拨款1300亿美元用于改善民生;对女性参与社会、政治等方面作出让步
3.3.2 推动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
多行为体借力“政治性民意势力”博弈,再加上域外大国、区内国家的积极介入,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出现多轮次的分化与组合,也改变了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其中最明显的是以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为代表的传统地缘政治力量受到削弱,而以土耳其、沙特、伊朗为代表的地缘政治力量乘势崛起。土耳其、沙特、伊朗积极挖掘、利用本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等话语优势,同时借力域外大国,积极介入中东北非事务,以此塑造、争夺地区首位性身份,三国正在成为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政治的支轴。

4 结论与讨论

在界定“民意”“政治性民意”“政治性民意势力”内涵的基础上,对中东北非地区2010—2015年间相关国家政局变动中“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 世袭君主制、政治强人家族集权下的长期威权统治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霸权统治的失败是中东北非国家“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的国内背景;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利用话语霸权,借“政治性民意事件”意图重建世界霸权秩序则是“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的国际背景。② “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一般会经历从民意事件客体的呈现,到民众聚集并上升为政治性议题,再到国内外势力找寻代理人并形成挑动抗议,进而推动政变的政治力量的过程。③ “政治性民意势力”形成以后,在各行为体借力博弈下,“政治性民意”的客体——“政治性民意事件”在空间上扩展、扩散。从国别来看,扩展过程呈现出不同的规律性;在区域上,则呈现出典型的“人”字形的南北两线扩散过程。④ 多行为体借力“政治性民意势力”相互博弈,在这一支轴行为体作用下,中东北非相关国家政局相继发生变换,国家话语权的空间与时间关系重构,改变了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区域地缘政治格局亦发生了分化重组。
“民意”的生成有着其复杂的国内、国际2个维度的语境,2个维度内同时存在基于身份认同而形成的中心与边缘行为体,行为体各自为实现对话语权的争夺而博弈,“政治性民意势力”则可能发挥支轴作用。出于特定的利益,参与博弈的行为体都有着基于自身实际而争取首要地位的地缘政治想象。这是对民意事件的地缘政治理论解读和分析,是一次较为有意义的尝试。其次,当下民意事件在世界各地(如法国“黄背心”运动等)及我国周边(如越南等)频繁发生,且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反建制性、草根性,不能简单地用意识形态和社会分歧去解释,从两个维度的中心与边缘角度去剖析身份话语是可行方法之一。
本文只是对中东北非地区2010—2015年间相关国家政局变化中“政治性民意势力”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而2015年以来的中东北非政局及其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此外,“政治性民意”“政治性民意事件”“政治性民意势力”对国家政局和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影响机理亦需要进一步探究。这也是本研究进一步深化及后续研究设想。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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