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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GEOGRAPHY >

2019 , Vol. 38 >Issue 6: 896 - 903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19.06.010

Articles

The process of place identity iteration from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f individual-family mobility

  • WANG Li ,
  • ZHANG Jia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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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1-0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1-15

  Online published: 2019-06-27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801155

Open Project for Research Center for Economy of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Key Research Bas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No. KFJJ2018005

Chongqing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No. 2018QNSH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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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杂志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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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the social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place identity is undergoing transition and iteration. Different from other sectional studies of place identity from a static perspective, the authors adopted a dynamic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life-course theory and mobility of home. The authors selected an individual and his family with a life span of 70 years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racked the change of their place identity with migration and through time, and analyzed its social meaning with a life-history approach. The conclusion is that, place identity undergoes dynamic changes, including transition and iteration during spatiotemporal transi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f the earliest Guangzhou migrants, Mr. Y and his family (the individual-family subject). This dynamic change connects tightly with the mobility of home. While migrating, the individual and his family members produced place resistance and place thrust, which combined and resulted in the iteration of place identity. Soci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cenes, family roles,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adjustment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place identity it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is cas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changes of family types and generation gap could affect the extent to which place identity iteration occur. Therefore: 1) Place identity is not a static sense of place. It will dynamically transform and iterate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layering of life experience. 2) The individual-family life cours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to elaborate and interpret th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flow of the family is the basis for uncovering the iterative process of place identity. Because the flow of the family connects different places, the life and personality of the family members brand different loca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flow, and then place identity changes dynamically. 3) Different macro geographic conditions are the binding conditions for the iterative change of individual-family place identity. The more places experienced by individual-family, the more likely that the place identity has an iterative process.

Key words： mobility; alien land; homeland; urban-rural migration; urbanization; family

Cite this article

WANG Li , ZHANG Jianjun . The process of place identity iteration from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An analysis of individual-family mobility[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 38(6) : 896 -903 . DOI: 10.18306/dlkxjz.2019.06.010

地方(place)是被人和物所占据的地理空间。与作为纯粹经济与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空间(space)不同,地方是承载丰富社会和文化意义的空间实体,包括物理环境、人类活动和心理意义(Tuan, 2001)。“地方理论”的解读以人本主义地理学和结构主义地理学占据主导(周尚意等, 2011),前者强调人,侧重地方对于主体的情感意义(Tuan, 1975),后者重视地理事物的整体性宏观结构体系塑造(Korpela, 1989)。人与地方的相互作用过程和互动机制是解构空间和环境构成的核心内容(Dixon et al, 2004)。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是人或群体通过与地方的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过程(Proshansky, 1978)。人对地方产生认同之后,地方就成为“自我”的符号和象征(Tuan, 2010)。然而,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地方认同的建立是一个动态过程,其内涵也会随外界情境变化而不断重构(朱竑等, 2010)。正如Said(1994)所说,地方认同是不断对地方进行想象和再想象的过程,在一个时间的轴向上,认同的建构不是稳定的,而是动态的。现有的有关不同社会群体(外来务工人员、拾荒者、外国人)的地方认同(钱俊希等, 2015; 朱竑等, 2016)、旅游者的地方认同(汪芳等, 2009)、节庆情境的地方认同(刘博等, 2012)研究是静态视角下的断面研究,缺乏动态视角下的跟踪研究。
地方有其独特的地方性,使身处其中的个体在与地方的社会化互动中,形成个体的地方认同(Proshansky et al, 1983)。在现代性构建和人的城镇化经济社会进程推动下,地方认同在发生变化。由于迁移和生活理想的追求,个体的地方认同表现出不稳定性、重塑性和传递性特征,超越了其扎根性的固有本质。这种认同感由于人群的迁移、再定居等生活经历以及与新地方的社会化互动过程而发生变化,表现出随生命历程演化的动态性和作为“故乡”“他乡”的地方认同相互转化性。在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体制转型和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个体及其家庭的地方认同是如何构建的?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对故乡与他乡的地方认同会如何变化?为充分揭示这一个体-家庭与社会互动以及自我调适中产生的地方认同过程,引入生命历程理论、家的流动性理论,进行综合化的纵向研究。本文关注在人群迁移愈加频繁愈加普遍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个体在迁移的生命历程中对地方的感知与经验,试图揭开在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鲜为人知的微观内心世界,促进地理学界对城乡迁移中个体和家庭生活方式变化、生活经历层累的地方认同诠释与理解。

1 理论框架

1.1 人的城镇化

弗里德曼(J. Friedmann)将城镇化过程分为城镇化Ⅰ和城镇化Ⅱ(许学强等, 1997)。城镇化Ⅰ是可见的物化了的城镇化,是一个实体性的过程;城镇化Ⅱ是抽象的人的城镇化,是一个精神性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城镇化,尤其是城镇化Ⅰ,即“物的城镇化”的发展,表现为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展、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长、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等等(乔小勇, 2014)。然而,以“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为主导的外延式城镇化发展模式并未对“人”“个体-家庭”等社会细胞的城镇化过程与规律给予充分重视(姚毓春, 2014)。新时代新型城镇化要求实现“人的城镇化”,个体-家庭的迁移、流动、再定居的生活体验和地方感悟是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社会发展现象(冯健等, 2017)。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需要关注人本身的生活,其中移民群体的市民化和社会融合、个体-家庭的幸福指数和社会福利以及人本身的主体性和发展能力是“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方面(刘沛林, 2015)。个体-家庭围绕着不同的“地方”发生迁移、寻求理想的城市生活以实现上述目标,在不同地方的迁移及迁移过程中的地方认同就成为测评人的城镇化的微观指标值。因此,人的城镇化理论是在生产主义“物的城镇化”之上的发展价值取向,从人的城镇化解构地方认同并审视城镇化质量是地理学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重要理论贡献。

1.2 个体生命历程理论

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代表Thomas和Znaniecki首次提出生命历程的概念(Thomas et al, 1996)。生命历程理论聚焦于生命过程中的个体经历、事件和构成个人发展路径阶段中的角色、地位,及其发生的先后顺序和彼此转换的过程。Elder(1985)认为,生命历程是在人的一生中通过年龄分化(age differentiation)而体现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的生活道路。年龄级的变迁发生于一定的社会建制之中,并且易受历史变化的影响。其核心概念为轨迹(trajectory)、变迁(transition)和转折点(turning points)(Elder, 1991)。轨迹指在生命跨度内各方面依照角色发生先后次序的发展轨迹,如工作、婚姻等,它反映了人在某段时期内的生命模式。变迁是在生命轨迹中发生,并且由某些生活事件所表明的社会生活范畴。转折点是可能改变生命轨迹方向的事件,如入学、参军等。“一定时空中的生活”“个人能动性”“相互联系的生活”“生命过程中的时机”为生命历程的分析框架(Elder, 1994),包括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社会模式的代际传递和宏观事件与结构特征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

1.3 地方性与家的流动

地方性是指一个地域在自然环境、人文历史、文化背景、风俗传统等各个方面形成独有的区别于其他地域的特质(Stedman, 2003)。个体在某一地方通过与地方性的复杂互动建立认同(Twigger-Ross et al, 1996),因此对地方性在地方认同建构过程中作用的关注是其区别于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的关键(Fiona et al, 2004)。家是一个不固定和流动的概念,建立在将特定社会关系地方化的动态过程基础上,而并不依赖于特定的地方(陶伟等, 2015; 汤佩等, 2017)。家的流动性会改变人的地方认同。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流动的家与地方认同通过个体-家庭的日常生活实践建立起时空联系(Blunt et al, 2006)。城镇化与全球化背景下,个体-家庭的迁移与流动日益增加,附着在家的流动性基础上的地方认同在不断建构(图1)。为此,本文运用地方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还原个体-家庭不同发展阶段地方认同动态变化的影响因素和社会意义(图1)。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lace identity from a life-course perspective

图1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地方认同分析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案例

选取经历了从故乡到他乡、从乡村到城市迁移背景的个人及其所属家庭为研究对象。在寻找、接触研究对象并获得深入访谈机会的过程中,笔者一开始拟定了3位研究对象,分别为升学迁移的Y叔、经商迁移的Z叔和从军迁移的D叔。其中由于升学迁移的Y叔生命跨度最长、生命历程中的社会事件多样、生活史完整,在城乡生活变迁和地方认同变化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个案是1949年后离开农村跨省迁移到广州求生、移民、扎根并逐渐“广州化”的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典型代表。因此,笔者最终确定Y叔及其家庭为研究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得益于广州地区早茶文化与自家长辈的帮助与Y家的信任,深度访谈得以在Y婶和Y叔女儿的积极协助下顺利开展。
Y叔生于1943年,老家在广西,靠近广东的SQ村,是最早一批的广州移民,经历了多次社会变化。包括1958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文革、知青上山下乡、城中村拆迁补偿、广州第一批商品房购买、改革开放、全球化等,生命轨迹跨度大,生命历程序列与地方认同演变建构路径比较完整。同时,研究对象也具有独特性,比如Y叔的教育经历几乎是当时全村最成功的。这一独特性与当时社会事件与社会背景具有紧密联系,也是对社会环境的反映。因此,研究对象的获取与选取可以深描出地方认同的变化过程。

2.2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采用个案研究、半结构式访谈、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注重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包括家庭照片、家庭档案等材料和访谈数据,以实现“让研究对象讲述自己故事”的效果。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运用其研究范式首先对个案进行生命历程年龄分层;其次通过关键性事件、转折点和角色考察分析个案在不同阶段中地方认同的动态建构以及不同时机中影响地方认同形成的因素;最后,从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3个维度,展开个体生活与不同地方空间互动的研究。用个体生活方式的演变再现其生活经验和对所处地方的理解(白凯, 2012),从另一个角度提供对社会变迁的解释和对地方认同理论的验证。
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笔者在9个月时间内进行了3次线下访谈与5次线上追踪访谈,而线下访谈均以面对面的形式,线上访谈结合语音电话与微信,尊重受访者要求,克服了访谈所受的时空限制(图2)。其中,第二次线下访谈为半结构化访谈,其余为深度访谈。在遇到受访者感兴趣的生活话题时,会以对方为主,笔者仅是引导访谈主线不变,其目的是从侧面深入挖掘其内心感受。从第三次访谈开始,访谈对象从Y叔Y婶扩展到Y叔的其他直系亲属,使研究不仅能从家庭维度论证地方认同的动态建构结果,还能将个案研究从个体扩展到家庭,增加了研究结论论证过程的科学性与可信度。
Fig.2 Flow diagram of the interview process

图2 访谈过程及其动态变化

3 生命历程下的地方认同变化过程

3.1 离土与离家：乡土性“家”的流动

Y叔的原籍家乡是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广西山村,属典型的中国农村山区环境。Y叔的父母以务工、务农为生,种木薯、煮木薯、照顾弟弟是Y叔的日常生活。这一传统农村的乡土特征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地方性特征对后来Y叔在广州的经历具有重要影响。Y叔于1960年参加了升学考试,被广州林校录取,成为全村唯一一个考上中专的高材生,为他进入城市、留在城市提供了机会。正是升学这一关键性事件,让Y叔离开了以耕种木薯为主业的生活条件较差的SQ村。同时,也离开了原生的农村家庭和从事农业耕作的土地。通过升学这一事件一下子完成了离家、离土、离乡的去乡土性流动。

3.2 游离与停摆：流动中的认同变化

广州林校求学后,Y叔在学校、SQ村、姚先生家①(① 1960年,前往广州林校求学的时候,Y叔父亲不希望孩子常常奔走在林校宿舍和SQ村,凭借早年在县城积累的人脉,拜托了住在广州河南(即珠江南岸,今属海珠区)的姚先生留宿Y叔。)3个地方之间生活、学习。林校中专的学业和家庭经济条件将Y叔的生活限定在了姚家和林场两点之中。出于感恩,Y叔帮助姚家分担了4个孩子生活起居的照顾和大部分家务。这时的Y叔,在陌生的人际关系中处于断裂的状态。原先乡土性亲密关系网渐渐退到了边缘的位置,对广州的环境感知处于“生活中接纳、心理上排斥”的状态。这段时间的Y叔对SQ村怀有较深的留恋。
“虽然一开始是被叫老大,其实大家怎么会跟你玩,你口音、穿着、行为这些(都和别人不一样),没意思了。”(Y叔)
1963年毕业时,Y叔由于学业的优秀,获得了几个选择。其中一个是广东省国营龙眼洞林场,一个是SQ隶属的县林业局,还有一个是深圳市国营林场。在面临这个关键转折点时,在故乡与他乡之间,Y叔选择了后者。其原因是希望在改变自己命运后回老家作贡献,此阶段的Y叔在认知层面依旧将故乡作为更熟悉、更愿融入的地方。“留下”是为了更好地“回去”。可见,在工作前期阶段的Y叔对他乡产生了一种矛盾的不清晰的地方认同,而这种认同产生于地方为其提供的机会、回报与带来的孤立感、愧疚和自卑感的相互作用。
“自己知道肯定不要走回头路,不能行差踏错,要留在大城市;但是会很想念SQ、阿妈、小弟小妹这些,村里大家都是自己人,从小到大有感情的。” (Y叔)
“不像现在,那时候的广州很排外的！不仅排斥外省,连广东省其他地方都排斥！不要说我爸爸,连我小时候从乡下去广州,都被人说捞(粤语中指外地人)。”(Y叔女儿)
除教育与就业,对个体生命历程影响最大的事件便是婚姻。而在Y叔的个案里,婚姻不仅对其地方认同有极大影响,更与其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的再构有重要关系。在Y叔投入龙眼洞林场工作时,每个周末都回姚家。每个月都将工资的一半给姚家表示感谢。由于Y叔的重恩情与姚先生对后辈的照顾和提携,两家十分亲近,Y叔比较牢固的社会关系在这种良性互动中渐渐形成。Y叔在1967年与姚家长女结婚,在广州建立了家庭,结束了“游离”的两地认同模糊化,更多地融入与广州社会的互动中,渐渐养成了喝早茶、听粤剧、说粤语的习惯。Y叔建立的家庭对其社交行为融入广州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加之Y叔原生家庭的衰落、隔离、人口骤减和自身的身体状况等因素,导致其对故乡和他乡认同倾向的变化。
“和妻子结婚是我的命和运,我一直都感激她,感激这里。这是我在广州最重要的事,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成为了一个广州人。”(Y叔)
随后,Y叔在广州的5次搬家进一步强化了其地方认同的变化。除从原籍家乡到住所A是基于当时情况不得不搬入的住所以外,其余3次搬家都是Y叔自己的选择,每一次选择都更接近市中心区域。工作后在住所B生活的Y叔,虽然身处广州行政区内,但其郊外的地理特征和Y叔儿孙辈的长大催生了其购房行为的产生。最后Y叔在C、D两地购房,从意向选择上主动融入具有广州本地特色的生活区域。在住所D生活的20 a是Y叔行为意向改变最明显的时期。生活习惯、社交方式和兴趣爱好的培养以及日常重心由工作向生活的转变均在住所D处发生。Y叔从寄人篱下到扎根于此,前后经历了多次居住地的变化(图3)。居住地的变化带来的是一个“乡村人”到“城市人”的情感转换与生活方式的重建(表1)。人进入地方后,如果个体行为目标得到满足,便会对地方产生亲切感、归属感,此时地方不再是与己无关的陌生空间,而转化为有意义的情感场所,流动的家不再处于游离的状态,地方认同由此产生。
Fig.3 Mr. Y's migration routes since 1960

图3 1960年以来Y叔居住地变迁

Tab.1 Mr. Y’s migration path

表1 Y叔居住地变化

地点 时段或时间 搬迁原因 家庭成员 居住状态 行政区属
A 1960—1963年 入城读书,借宿 与姚家6人 寄人篱下 海珠区
B 1963—1966年 工作单位分配宿舍 自己 独居 天河区
1966年 帮助姚家 与姚家4人 报答恩人
1967—1975年 结婚生子 妻子、儿女 一家四口
1975—1983年 父亲搬入林场宿舍 父亲、妻子、儿女 一家五口
1983—1990年 父亲去世 妻子、儿女 一家四口
C 1990—1994年 干部在市区分房 妻子 夫妻居住 天河-白云-越秀区
1994—1995年 购买房改房,儿子结婚 妻子、儿子儿媳 一家四口
1995—1996年 孙子出生 妻子、儿子儿媳、孙子 一家五口
D 1996—2015年 旧城广园路扩路改造,城中村拆迁 妻子、儿子儿媳、孙子 一家五口 天河-白云-越秀区
E 2015年至今 年事高,寻求电梯房 妻子、儿子儿媳、孙子 一家五口 白云区

3.3 消解与迭代：乡村人的“诗意栖居”

从1960年到1996年,Y叔一直坚持每年春节回SQ村。来到广州的早期,每年回乡都是Y叔最开心的时光,对故乡的地方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宣泄。工作后重建社交网络,有了在城市安身立命的事业后,故乡仍然是Y叔生命的基点,是心所扎根的地方。但是,1996年由于刚出生的孙子在照顾上的不便以及自己身体疾病的原因,Y叔没有回原籍家乡过年,这也是Y叔第一次春节过年没有回SQ村。而此后家乡祖屋的废弃,曾经相熟乡亲的离去,与SQ村的交通不便一同成为了回家的阻力。演奏了多年的流动思乡曲宣告终结,直到现在都再没有返乡②(② 2004年,Y叔带着孙子孙女一大家回了一次SQ村,其目的是让孙辈有一次回乡的体验,而非重拾回乡的传统。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的意义,似乎是Y叔在心里对自己和原籍家乡的一次巡航和交待。)。可见,中国社会情境下,春节是地方认同消解的阻力,同时又是地方认同迭代的拉力。
“他当时刚和我结婚时候感觉一直压力都很大,工作上、生活上都沉默寡言默默坚忍的感觉。但是回乡就不同了,成(整)个人都开朗很多,也和大家有很多话,感觉好似变了一个人那样。”(Y婶)
“我印象很深是小学时爷爷想让我们回老家拜太爷太嫲,那时候小嘛,就和表妹跟着去。不过现在想起讲真辛苦,没试过走这么久的。”(Y叔孙子)
“回一次SQ村真的很不容易！我们每一年都要经历一样的折磨,讲出来你都想象不到。出发时候要坐7个钟的车到县城,在县城到SQ村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至今都记得,要翻三座山啊,行程6个钟(整整要走6小时)！特别是背着子女那会,真的是放弃的心都有了。”(Y婶)
2003年Y叔正式退休,其子女也将步入中年,拥有了成熟稳定的生活,Y叔一直怀揣着的那份“努力工作找到机会改变SQ村”的希冀也渐渐消散③(③ Y叔没有正面表达出对心事不成的态度,但可以看出他多年来一直怀揣的抱负一方面遇到了现实的阻碍,另一方面也不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了。)。这一改变,标志着他一直心系的“故乡”已经成为过去,而自己所在的家,所牵挂的人,所生活的重心已经成为现在的“故乡”。广州代替了SQ村,在自己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方面打上了新的地方性烙印。受“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影响,在与地方互动的过程中受到了地方性的影响,产生了个体在行为、习惯等意向方面的转变,而这种意向转变产生了“故乡”与“他乡”的地方认同转换与迭代(图4)。
Fig.4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Mr. Y's life

图4 Y叔不同生命阶段的生活活动

4 人的城镇化与地方认同迭代作用的影响因素

迁移和流动是人的城镇化的实现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地方认同是动态变化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场景是个体-家庭生活空间流动的制约性因素。个体-家庭的地方认同会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场景中发生多种变化。家庭角色的变化会引发个体地方认同的主动变化,同一个人的地方认同受到其青年、中年、老年不同阶段的家庭角色影响。因此,地方认同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具有生命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城市生活中文化适应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化实现的,文化适应的过程则通过社交和个体社会关系网的改善而逐步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原先的地方环境行为会消解,新的地方认同会建立起来。而这一切的变化都来自于个体的行为调整。因此,社会环境与社会场景、家庭角色、文化适应与个体行为调整是人的城镇化过程中地方认同迭代的重要影响因素,四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个体-家庭在不同地方的生命历程(图5)。由此可知,个体-家庭的生命历程所经历的地方和空间是解构和提升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方面,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在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关的问题。
Fig.5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place identity iteration

图5 地方认同迭代的影响因素

5 讨论与结论

本文将具有70 a时间跨度的个体-家庭作为研究对象,从生命历程这一动态演变的视角进行地方认同转换的跟踪研究。Y叔在从SQ村迁移到广州的55 a生命历程中,经历了“对故土的逃避,对城市的向往”“他乡就业,心系故乡”“从寄人篱下到反哺恩人”“拆迁”“多个家到一个家”“城市成为‘唯一’的家”的生活历程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升学(1960年)、在他乡社会网络的拓展以及不再回故乡(2004年)是其生命历程中的3个转折点,分别对应地方认同消解-迭代的过程。此外,中国社会情境中,家的不断转换和流动并没有脱离开对地方的根植性,家庭成员(祖辈、父辈)童年生活的地方成为流动环境中地方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Y叔的案例研究表明,家庭类型变化和代际差异会影响地方认同迭代发生的幅度。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样本局限于教育迁移引发的地方认同迭代,研究对象样本有待扩展到因其他原因(如下海经商、复员军人安置)引发迁移和家的流动的人群。这样可以更加完整地窥探中国社会以个人-家庭为单位的城市社会生活问题,为新时代人的城镇化提供科学解释与“人本主义”决策参考。
研究个案在城乡迁徙过程中地方认同随着时空的转移和生活经历的层累而发生转换、迭代的动态变化。主要结论如下：
(1) 地方认同不是静止不变的地方感,它会随时空的转移和生活经验的层累发生动态转换与迭代。
(2) 个体-家庭的生命历程是阐述和诠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城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维度,而家的流动是揭开地方认同迭代过程的基点,因为家的流动连接了不同的地方,流动中家庭成员的生活与个性烙印了不同的地方性,进而地方认同发生动态变化。
(3) 不同的宏观地理空间是个体-家庭地方认同迭代变化的约束性条件,个体-家庭经历的地理空间越多,其地方认同发生迭代过程的可能性越大,生命历程视角下地方认同的变化过程越复杂。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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