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10: 2079 - 2089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10.013

研究综述

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与民族志的知识生产

  • 邬崇钰 ,
  • 刘爱利 , *
展开
  •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北京100048
* 刘爱利(1981— )，山东莱芜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旅游声景等。E-mail:

邬崇钰(1999— )，江西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3-11-14

  修回日期: 2024-07-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23

基金资助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GLA014)

收起

The ethnographic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ourism research: A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 WU Chongyu ,
  • LIU Aili , *
Expand
  •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1-14

  Revised date: 2024-07-10

  Online published: 2024-10-23

Supported by

Key Project of Beijing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Beijing(22GLA014)

Fold

摘要

移动性是旅游活动的典型特征。在新移动性范式下，移动成为旅游的核心，对旅游现象的探究也需要借助移动性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移动性的新方法，民族志在文化知识生产上所发挥的作用使其愈加成为当下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选择。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使用了民族志的方法，缺乏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对民族志的应用和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使用原则等做出详细阐释。基于此，论文聚焦于移动性视角，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移动性和民族志进行回顾，重点探究民族志与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关系和意义。其次，继续对民族志应用于旅游研究中关注的核心议题、类别选择及使用原则展开论述。最后，研究表明：① 与定量研究方法、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以及与传统民族志这三个方面来对比，民族志为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选择；② 民族志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也使其受到一定质疑，且争论的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性问题，二是研究所涉及的隐私与伦理问题；③ 作为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新方法，纵使民族志存在争议，但就方法本身而言，民族志还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推广空间，未来应进一步扩展民族志的关注内容和应用方向，克服民族志的方法局限，将民族志应用于更广阔的旅游研究之中。

关键词： 移动性; 新移动性范式; 民族志; 旅游研究; 研究方法

本文引用格式

邬崇钰 , 刘爱利 . 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与民族志的知识生产[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10) : 2079 -2089 . DOI: 10.18306/dlkxjz.2024.10.013

Abstract

Mobility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tourism activities. Under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mobility has become the core of tourism, and therefore the study of tourism phenomena requires the use of mobility research methods. Unlike traditional static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role of ethnography as a new method of mobility study in the production of acculturating knowledge makes it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choice for conducting tourism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However,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only used ethnography, lacking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specific processes, what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the intrinsic links between ethnographic applic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at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levels. Based on this, our study focu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beginning with a review of mobility and ethnography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It then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and implications between tourism research and ethnography. Second,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issues, methodological choices, and atten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to tourism research. The study showed that: 1) Ethnography offers new methods and possibilities for tourism research from a mobility perspective compared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methods, and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2)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comings of ethnography have also led to some controversy, and the debate has concentrated on two aspects: the researchers' ability to maintain value-neutral objectivity, and the privacy or et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3) As a new method for tourism research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although ethnography is controversial, in terms of the method itself, ethnography still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expand the content of ethnography's themes and the direction of its application, overcome ethnography's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and apply ethnography to a wider range of tourism research.

Key words： mobility; 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 ethnography; tourism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移动”已成为当下最普遍且无法避免的社会实践[1]。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中，移动性水平不断提升，各种新移动模式普及并带来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影响[2]。Urry[3]首次提出“移动性”(mobility)的概念，并认为移动性是当今社会的本质特征，主张将移动性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4-5]。随着移动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现象之一，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和社会属性随之衍生，过去以计量化为导向且被认为是“理性化”的传统移动性研究，已无法满足更深入探索移动性社会文化属性和意义[1]的需要。针对传统移动性研究关注内容的缺失，不同学科的学者就移动性问题进行对话和反思[6]，随即，“新移动性范式”(the new mobility paradigm)[5]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
新移动性范式的转向，迫使对旅游移动现象中的社会和文化意义进行深入研究，并寻求新的移动性研究方法。旅游作为一个涉及多方面移动的复杂现象集合[7]，单纯的定量研究方法难以通过数字来量化旅游者复杂的内心情感体验，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也无法深入洞悉旅游移动主体的身体感官和具身体验。为此，新移动性范式下的旅游研究需要转变分析方式，需要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进行更新创造，利用移动性的新方法进行深入考察和探究。
在此背景下，民族志作为探究旅游移动中主体具身体验和情感变化以及揭示旅游移动所建构的社会文化意义等问题的方法论选择，逐渐受到旅游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一方面，民族志为学者更好地理解旅游移动现象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和具体的研究方法选择；另一方面，民族志学者也正将民族志的方法论引入到多样、流动的地方和空间研究中[8]。然而，从已有文献来看，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与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在关于方法和理论的关联探讨上却鲜有涉及[5]。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作为移动性研究方法的民族志新在何处，以及在新移动性范式转向下旅游研究与民族志的关系意义。其次，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已有研究做进一步的内容分析，概括民族志知识生产的重点主题以及民族志方法如何应用于具体的旅游研究之中。最后，归纳总结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优势特点，并就未来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与民族志可进一步关注的内容进行讨论，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1 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与民族志的结合

1.1 民族志：作为移动性的新方法

作为应对移动性范式的新方法，传统民族志在不断批判反思的过程中转型发展，形成不断克服传统民族志局限的，具有反思性的、多声音的、多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新型民族志类型[9]。民族志方法的知识生产，实现了从对他者“异文化”到对自我“本文化”关注的转变[10-11]、从固定的单一研究地点向移动的多地点与空间的转变[12]、从对静态话语文本的知识描述到对动态具身体验的深层知识发掘的转变[13]，以及对从现实研究田野转向对网络虚拟研究田野关注的转变[14]等。回溯民族志的百年发展历程，尽管自1922年“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准则确立以来，产生了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移动民族志(mobile ethnography)、感官民族志(sensory ethnography)、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虚拟民族志(virtual ethnography)等多种类别，但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一直是其核心内容。朱璇[15]在总结国内外地理移动性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感官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和移动民族志是民族志方法的代表，而探究移动主体的身体实践和具身体验是核心内容。有学者据此认为，民族志一直是一种移动的方法，因为它不断地强化民族志学者进行某种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移动，即便不是物理上的，至少也是隐喻性的位移(displacement)[16]。随着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通过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渗入田野调查的实践，基于民族志方法的研究也不断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9]，而学者对民族志的反思进一步促进了新型民族志实验的可能，即以一种探索性的方式来对民族志进行发展和创新[12]。

1.2 新移动性范式转向下的旅游研究

新移动性范式强调关注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实践、差异性和多重社会关系，以及赋予移动现象更加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17]。在旅游活动中，移动不只是游客到达目的地的一种途径，更是旅游意义不断被生产和创造出来的过程，是旅游者产生丰富情感体验并在与他者的互动中表征自我存在和形成身份认同的过程[17]。
与此相对应，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重点突出对旅游体验，尤其是移动性体验的关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转变。旅游体验的阐释视角从“客观真实性”逐步转变到“存在真实性”[18]，由此，旅游研究更加关注作为实践主体的旅游者，主张从社会文化视角将旅游体验视为一个社会人在社会情境下的人生经历，对旅游者的身体实践、心理感受进行更深入的描述分析[19]。二是研究内容及重点的转变。在新移动性范式的影响下，旅游移动性研究更加关注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因身体移动带来的多感官的具身体验和情绪感受，更加关注旅游者在与景观和空间不断变化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以及对地方意义的塑造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这就对新移动性范式下旅游研究的方法选择提出新的要求——研究者在对处于持续变化中的旅游者的身体实践和具身体验进行研究时，需要在方法选择上基于一个更广阔的时空维度来跟踪分析旅游体验的具身性、情景性和移动性。然而，传统质性研究方法的动态表征形式相对缺乏，且其在理解具有默会性和难以言表的个人情感体验时难以准确呈现。为此，要充分把握旅游主体的移动实践及其产生的复杂情感体验，以及旅游移动现象背后隐含的深层社会文化意义，就需要超越以往传统研究中以文本、图片等为主的静态表征形式，深入了解多方面的关系，扎根于具体现象和情境之中，通过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创新，用动态的、具身的、主客体互动的方法来捕捉、模拟、跟踪移动性及其实践[20]，探索性地揭示旅游移动中塑造的主体体验和移动现象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

1.3 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民族志选择

面对上述问题，民族志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个较好的选择。作为知识生产的移动性创新方法，民族志在具体的方法类型上为研究者提供了新视角和新选择，尤其以移动民族志、多点民族志、感官民族志、自我民族志为代表的民族志类别，凭借各自具备的移动跟随性[8,16]、多地点的动态流转性[21]、感官实践的具身性和具地性[13]以及研究对象的自我转向性[10-11,22]等优势，不仅为理解旅游移动体验在时空维度中那些移动的、短暂的、多重的以及通常是身体和感官等不易把握的研究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移动性方法支持，更为研究者以一种具身实践的方式探索性地揭示旅游移动体验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可能。
各类型民族志在应用于旅游移动性体验研究时，其在知识的创造和表征上具有共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同时空存在性。研究者既是旅游现象的观察者和描述者，也是旅游体验的实际参与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存于同一移动性的时空中。第二，具身体验与感受的共情性。研究者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以同样的感觉和物质实践来理解被研究对象的真实感受和情感变化，从而与被研究对象共同呈现文化知识的创造。Mura等[23]利用民族志对马来西亚朋克音乐爱好者移动性的研究是最好的例证。一方面，实地的在场和参与使研究者能通过同感和一手经验来深入了解朋克亚文化；另一方面，与现场其他成员建立的融洽关系和信任使知识能在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共同创造。总之，民族志以一种动态的方式使研究者具身于旅游移动变换的情境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来扩展对研究对象体验的深入理解，并在不断对自我和他者的反思中实现知识的创造和表征，是移动性转向下对旅游体验研究进行探索的新方法选择。

2 文献检索与收集

中文文献主要通过中国知网(CNKI)获取，以“移动性”“流动性”“民族志”“旅游”“民族志研究”等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限定“CSSCI”和“北大核心”为文献来源类别；英文文献则通过Web of Science (WoS)核心合集数据库收集，以“ethnography/mobility/tourism”“ethnography/mobile/tourism”“ethnography/movement/tourism”等为主题词分别进行高级检索。中英文文献均剔除了检索中的重复文献、会议论文、书评等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论文，收集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12月31日。其次，通过阅读论文摘要、关键词、研究方法与结论，筛选出涉及具体旅游移动主体或对象且运用了民族志方法的文献。再次，继续对上一步骤确定的文献中的参考文献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取相关文献。最后，获取了11篇中文文献和78篇英文文献。从民族志的方法选择来看，移动民族志、多点民族志、感官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是应用频次较多的民族志类别；从发文期刊来看，中英文文献均以旅游类和地理类刊物为主，其中英文期刊以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Mobilities、Tourism Geographies和Tourism Management为主，中文期刊则以《旅游学刊》《旅游科学》《地理研究》为主。

3 核心议题与主要研究内容

3.1 旅游者的具身实践和具身体验

通过民族志，研究者以具身参与的方式探究旅游者的具身实践和具身体验，以及随之产生的情感和情绪。旅游移动总是涉及身体的运动和身体感官知觉的变化[24]，因此旅游体验的具身研究涉及徒步旅游[25⇓⇓-28]、道路旅游[29-30]、火车旅游[31-32]、露营车旅游[33]、自行车旅游[34]、自助行旅游[35-36]、背包客旅游[37-38]、运河水上旅游[39]、家庭志愿旅游[40]、探险旅游[41]、多物种旅游[42-43]等多个层面。徒步旅游的移动民族志研究[25]表明，徒步是一种肉体苦痛和精神愉悦相互冲突的、极限身体体验的旅游实践活动；道路旅游的自我民族志和移动民族志研究表明，道路旅游是融合了审美、朝圣与苦行的具身性移动实践[29]；火车旅游的移动民族志发现，火车移动的轨迹和速度为游客创造了一种介于凝视和扫视之间的视觉移动体验[31]；而运河水上旅游的移动民族志研究表明，度假划船者会通过身体的展演，以具身的方式来不断协商和适应身体与窄船有限空间之间的关系[39]。
感官民族志作为探究旅游者具身体验感官维度的重要方法，可对移动中旅游者非表征的身体进行更微观的意义解读[13]。研究者通过对自身在旅游过程中经视觉、听觉、触觉等形成的多感官特征进行捕捉和记录[28]，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来达到对被研究对象心流体验生成过程的理解和反思，从而揭示旅游者心流体验生成的隐含信息。Farkic等[44]对森林浴漫步者的感官民族志研究表明，研究者以更具身的方式进入被研究对象的世界，与他们长时间共享社交时空，可以更好地在物质、感知和情感维度上，对森林浴漫步者的实践、表演、身体动作和感官体验进行深入研究。
简而言之，以移动民族志、自我民族志、感官民族志等为代表的适应新移动性范式的研究方法，契合了旅游者具身实践与具身体验的研究需要，使得研究者可与研究对象以共同或相似的具身实践，达到对旅游者具身体验的准确理解，进而揭示旅游体验中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那些多感官的、隐含的和非表征的细微方面。

3.2 性别、身份、权力(利)、媒介技术影响下的移动性

性别影响下的旅游移动性研究，主要关注了不同移动场景下的女性旅游体验。如探究户外探险旅游中女性登山者的身体情感体验[41]，分析构成搭便车旅行中女性旅游者的体验和搭车实践的构成机制[45]。女性虚拟旅游场景下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女性身份也会对其旅游移动行为产生限制作用，因此虚拟目的地的旅行体验往往被看作是对日常生活规则的逃避和打破[46]。
职业身份也会影响移动性下的主体具身体验。Chen等[47]对导游日常生活体验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导游眼中的旅游出行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享乐体验，而是一种工作保障性的表征——移动性带给导游们安全感和希望，而静止则会使导游产生焦虑和担忧的生活体验。
权力(利)对旅游移动性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国家意志和行政权力对移动性的干预和限制，另一方面表现在网络虚拟空间中新的话语权利关系的建立[48]。在这两种情境中，由于旅游移动现象所涉及的话题较为敏感和特殊，而虚拟民族志则具有理解这些话题背后所指涉的权力(利)关系的独特优势。具体来说，虚拟民族志以在线参与、互动和观察的方式，以较低的侵入性，从而引出研究对象对一些敏感、特殊的现象较为自然和真实的详细描述[49]。例如，Roth-Cohen等[50]在COVID-19时期对邮轮旅游在线社群开展的网络民族志研究、Cai等[51]对中国驴友群体在背包客旅游中所映射的话语权利关系的讨论都是最佳例证。
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帮助游客实现更好的身体移动，更通过各种移动设备，使其在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中来回切换；基于此，移动虚拟民族志(mobile virtual ethnography)可以使研究者沉浸在移动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之中，并与研究对象在线上、面对面、在路上等多个实体和虚拟地点以“跟随”(following)和“同行”(travelling with)方式进行研究[52-53]，使其成为应对不断发展中的移动化、网络化、媒体化的旅游世界的最佳方法选择之一。

3.3 旅游移动现象的社会文化意义

民族志是对一种文化或社会群体的描述和解释，目的是通过关注日常实践行为来理解社会现实，并提供对文化的深入研究[54]。因此，民族志在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在本质上并未脱离对移动性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揭示。旅游移动性的社会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旅游者在移动体验中身份、认同、社会关系以及空间的意义建构等。

3.3.1 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意义建构

在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的意义建构中，一方面，主体通过旅游建立生活情境中与他者的关系来表征自我存在和身份认同[17]；另一方面，对他者身份和文化的认同也促进了主体的移动并获得更深层次的旅游体验，其中以背包客群体、旅居群体(如藏漂)、其他特定移动群体等为代表。Muzaini[55]结合自身作为背包客前往东南亚旅行的民族志研究发现，背包客会采取系列措施来塑造或建构一种本地化的身份，从而与大众游客甚至是无经验的背包客形成区分，以促进背包客与目的地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文化交流。Zhang等[56]对“藏漂”这一介于游客和生活方式移民的特殊移动群体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藏漂”在旅居期间形成的身份是一个由外部身份和内部认同构成的流动的多维结构体系，且在不同时间建构了不同的身份及身份认同。唐雨桐等[57]对虚拟与现实移动交织下的“追火箭”旅游进行了民族志研究，认为旅游者经长途跋涉后在火箭发射基地的实地观测体验，不仅唤起了旅游者对国家的情感认同，还强化了其自我的身份认同；旅游者在网络空间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并未因观看火箭发射而结束，而是继续以虚拟移动的方式不断被建构。

3.3.2 空间的意义建构

移动和停泊(mooring)是描述移动性的两种时空状态[58]。旅游者在停泊状态下与停泊空间的互动以及在移动状态下与景观空间的互动，使得空间的意义不断被建构。停泊点指的是衔接移动的基础设施或设备，包括机场、车站、酒店、港口等[59]。在旅游研究中，停泊的意义不仅表现在调整旅游移动的方向与节奏、调节个体的情绪与情感、构建社会关系，还表现在再造地方与空间[48,60]。
在方法上，研究者借助民族志的移动跟随性质，观察并记录旅游移动和停泊状态下人、物、信息与信念如何在空间中移动，以一种运动的物质状态来揭示停泊与移动的关系意义。对川藏公路旅行中背包客涂鸦的研究表明，公路沿途饭店和旅舍中的涂鸦及“跟帖”涂鸦的形式，促成了旅行者之间的跨时空对话，为一个不断流动的群体提供了发生社会交往和情感共鸣的场所；游客在道路旅行空间中的涂鸦行为则建构了旅游通道和停泊点的意义[61]。Wang等[62]发现停泊点使公路成为一个“褶皱”的移动空间，并调节着游客在移动和静止之间的节奏切换；旅行者在停泊点的静止状态塑造了他们与道路的情感联系，与停泊点之间有意义的互动则使停泊点成为了有意义的地方。道路和停泊点形塑了一种具有多重功能和意义的道路旅行文化。
移动状态下旅游者与景观空间的互动是一种空间景观化的过程，并构建了空间的地方意义。旅游者在徒步空间的移动是一种基于空间变化的过程性体验，这种体验作为一种具身性实践赋予了空间以情感意义，并将“空间”转化为充满意义的“地方”，建构起地方的独特性[25]。Cutler等[26]的研究也表明，旅游者在印加古道上的徒步体验不仅仅是到达目的地的一种方式，而是徒步者在与徒步道路空间相遇的过程中赋予道路空间以地方意义的体验过程。道路旅行移动作为一种涉及驾驶、骑行、行走等多种流动方式的综合性技能实践，不仅使旅行者的身体穿越空间实现位移，而且塑造了流动的节奏以及特定的地方[63]。此外，在移动性背景下，“家”空间的意义不断被重塑并建构。对旅游者在露营车[64]、船[65]等具备休闲空间的移动工具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表明，旅游者赋予了这些移动空间家的仪式、家的感觉和家庭记忆，使其成为了具有价值和情感意义的地方。
综上，移动情境下空间意义的建构离不开作为移动主体的人，而旅游研究中旅游者则是赋予这些停泊和在途空间以地方意义的关键主体。民族志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移动实践方式来揭示旅游者在移动、停泊状态下对地方空间的意义建构。

4 旅游研究中民族志的方法选择及使用原则

4.1 民族志类别的使用选择

灵活选取合适的民族志类别对有效开展旅游语境下的移动性研究至关重要。然而，民族志并不总是像传统人类学研究那样以长期参与他人的生活为特征[66]，并与一组给定的信息者进行长时间的社会互动和观察[37]，尤其对涉及接触不同的旅游者以及对多个地点进行移动调查的旅游研究而言，传统民族志方法存在局限。
民族志在方法的使用选择上具有以下4个特点：① 移动民族志、多点民族志与旅游语境下的移动性研究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并被较多地应用于探究徒步旅游、道路旅游、火车旅游等在途的移动性体验研究之中；② 感官民族志、自我民族志适用于探究移动主体身体产生的情感、情绪及多感官体验，研究者在情景化和具身化的过程中以自我体验来获得被研究对象的体验感受，并在不断理解、反思的过程中揭示旅游者非表征的身体的知识创造；③ 虚拟民族志克服了传统民族志在数据收集上的时空限制，使研究者能以虚拟在场的方式观察被研究对象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和互动模式及其真实体验在网络空间中的叙事表达，从而延伸移动性在虚拟时空中的社会文化意义挖掘；④ 移动虚拟民族志则是针对活跃于真实和虚拟地点的移动群体，并结合了现实和虚拟在场的一种更具灵活性的移动性研究方法。
总体来看，尽管民族志形态多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民族志类别在使用上是彼此排斥的。多样的民族志形态仅仅是面对新的研究对象时产生的一种“新方法”，或者说是学者们对民族志方法的一种再命名[67]。并且，研究者往往也不局限于某一种民族志类别，而是根据研究需要有选择地结合使用。例如，移动民族志与多点民族志、虚拟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等类别的结合使用。究其原因，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需要将旅游的各个环节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过程[17]，而不仅仅只是对在途(travel to site)、在场(on the site)和返程(return travel)[58,68]这三阶段体验维度的简单讨论。对民族志的结合使用既发挥了不同民族志类别优势互补的作用，更有利于从一个整体的时空框架角度来综合考虑移动视角下的旅游移动实践。

4.2 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原则

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选取的不同民族志类别，体现了民族志在具体研究情境上的特殊性，但这些特殊性并没有背离民族志方法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和使用，因此，本部分重点从共性角度围绕成员身份、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伦理三个方面展开对民族志方法的使用原则的具体论述。
在成员身份方面，研究者通常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研究者凭借与研究对象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文化身份及情感立场来快速融入移动群体并与其建立良好的社交联系，拉近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感并增加时空上的亲近感，从而在具体的情景中以旅游参与者的局内人身份形成基于主位(emic)的感知体验；另一方面，研究者在积极参与时不能忽视自身作为旅游移动现象的观察者和知识生产的描述者身份，通过对移动中产生的各种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持续系统地反思自我在研究中的立场及自身的价值观、认知、参与和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所研究的群体和环境[54]，从而以客位(etic)的观点来对旅游移动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现象做出客观公正、批判反思的科学分析。例如，在探究马来西亚朋克移动性的民族志研究中，两位作者均是朋克音乐的爱好者，他们与朋克社区成员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并积极参与与朋克音乐相关的各种活动，这使研究者能深入被研究群体之中并以内部人的视角来理解朋克文化[23]。同时，研究者在观察和描述朋克文化时以反思性贯穿整个民族志的研究过程，在经历多次在线的和面对面的观察、讨论、访谈后，研究者以客位的视角在不断的对比分析中阐释了朋克移动性作为一种亚文化形式的旅游商业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23]。
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田野调查(实地/虚拟田野)、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是民族志方法获取经验数据的重要方式；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主题分析、内容分析等是民族志方法分析数据时常采用的技术手段。正如上文所述，各式各样的民族志类别并非相互排斥的，而是能作为多重数据收集的有益补充和对传统方法局限的灵活应对。移动虚拟民族志正是研究者对基于现实和虚拟的双重移动性需要的方法拓展，从而应对单一民族志方法存在的局限以及实现线上、线下研究数据的互补收集。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民族志的客观性问题一直受到争议。因此，研究者通常采取三角验证和撰写反思日记等方式来最大限度降低由主观性而导致的对研究客观性和真实性产生的影响。在跨文化的志愿者旅游中，作者采用自我民族志来理解跨文化志愿者的经历，并在每次志愿者活动结束后进行反思分析和撰写反思日志，以尽量减弱作者的个人偏见对理解经验数据产生影响[69]。当然，作者的双重身份也有助于提高研究的真实性，但是，作为参与者和研究者身份之间的界限却不能模糊，研究者必须时刻保持对研究现象和问题的敏感性，在参与者和研究者身份中保持平衡，以“参与者自我”和“研究者自我”的角色反身性地参与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过程之中。此外，三角验证也是质性研究中作为检验研究分析结果是否有效可靠的重要环节。如在“追火箭”旅游研究中，研究者所获得的移动民族志观察数据、访谈文本和虚拟民族志文本形成了相互检验的三角关系，从而验证了分析结果的效度[57]。
在研究伦理方面，不同民族志类别在使用上都应遵守传统民族志所要求的非中伤原则、匿名保护、数据保密及取得知情同意等道德义务[70]。研究者应公开自己作为研究人员的身份和立场以征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并在民族志文本的处理中对研究对象进行匿名保护。例如，在“藏漂”旅居者的流动身份研究中，研究者并未掩饰自己的身份和立场，尽管直接公开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尴尬的互动甚至使研究对象受到惊吓，但大多数“藏漂”受访者还是接受了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目的，并在一起的旅行中逐渐走进“藏漂”人的内心世界[56]。然而，不同于研究者真实在场的民族志研究，对在网络空间进行的虚拟民族志而言，网络空间存在私人和公共领域标准难以界定、研究者长期潜伏在网络空间中被动观察以及参与者分享虚假信息等担忧和伦理难题，因此，研究者更应重视使用虚拟民族志时存在的研究伦理问题。在虚拟民族志研究中，若研究者仅作为“潜伏”在网络空间中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以及长期不公开自身作为研究者的身份，这既不符合民族志的伦理要求，也违背了参与式观察作为民族志方法论的初衷和原则[71]。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旅游具身体验的移动属性，以及新移动性范式对旅游研究提出的方法要求，本文从核心议题与主要研究内容、民族志方法的使用等方面对民族志与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研究发现：
第一，民族志所具备的优势特点为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选择。具体而言，民族志的优势特点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与定量研究方法相比，定性的民族志方法是新移动性范式转向下最适合探究旅游场域中具身体验和移动性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方法选择之一。由于旅游体验的主观性特点，追求“客观”的定量研究方法难以通过数字来量化旅游者内心的情感变化并揭示旅游移动性的社会文化意涵。其二，与传统的定性研究方法相比，民族志在数据收集上具有即时性和灵活性。传统定性研究的数据多源于旅游者体验的事后回忆和反馈，而民族志使研究者能即时捕捉和直接收集来自旅游者在旅游体验发生的具体情景中和体验过程的身体空间中所产生的真实感受数据。并且，民族志的知识生产不是研究者对文本数据的整理归纳，而是藉由民族志深描的特点，从细微方面分析和反思主体的旅游移动性体验变化，发掘旅游移动实践对社会文化意义的建构。灵活性则表现为多种民族志类别为研究者提供了灵活选择。其三，与传统民族志相比，新型民族志是对传统民族志局限的反思和探索性发展。新型民族志在主客体的多向关系上、田野研究的多地点开放性上以及强调主体身体感受上等多方面的转变，为研究者走进旅游者的内心世界，洞悉那些难以言表的和关系复杂的移动性体验，进而创造和表征知识，揭示旅游移动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提供了一种移动的、具身性的研究方法。
第二，尽管民族志在移动性研究中优势突出，但民族志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也使其受到一定质疑。其中争论的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性问题，二是研究所涉及的隐私与伦理问题。对前者而言，民族志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客观公正地”和“置身事外地”进行民族志田野调查和文本书写，然而，研究者作为实际参与的独立情感个体，多元的研究身份在扩展研究视角的同时也可能会模糊研究者的立场。因此，如何秉持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是保证民族志客观性的关键。面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研究者可通过撰写反思日记、开展定期意见交换和讨论等方式来避免自身的主观偏见，不断提高反思意识，进而增强研究工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对后者而言，由于民族志的核心是参与式观察，这就要求研究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来洞悉研究中的各个方面，然而，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与人相关的隐私与伦理问题。因此，民族志的使用也应遵循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在表明作为研究者身份的同时，还要充分征询被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从而避免给研究对象造成不必要的担忧困扰。
第三，作为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新方法，纵使民族志存在争议，但就方法本身而言，民族志还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推广空间。因此，研究者应进一步扩展民族志的关注内容和应用方向，克服民族志的方法局限，将民族志应用于更广阔的旅游研究中。首先，未来可继续关注的内容包括：① 利用民族志的过程性特点对旅游体验进行持续追踪，综合分析旅游者从出发前的准备到游后返程的完整移动性过程，探究除身体感官体验外，主体在抽象意识上产生的想象的、精神的移动性；② 发挥民族志在数据收集上的直接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关注旅游移动的平等性问题，如话语权力与移动性的关系、特殊和弱势群体(如边缘移动群体、极限移动群体、视障人士、残疾人士、老年人等)的移动性研究，从而平等地为各种旅游移动人群减少移动障碍，创造更好的旅游体验空间；③ 利用民族志的反思性来探讨旅游移动现象中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如移动与不移动、在家与离家、现实与虚拟、主人与客人等，从而以辩证的思维探索更具韧性和更可持续的移动性。其次，为进一步扩展民族志作为知识生产的方法框架和理论意义，还可对不同类别民族志进行融合创新。另外，还可考虑将民族志与其他定性和定量方法相结合，通过方法的多元运用来弥补民族志作为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从而应对增长的研究样本数量、变化的旅游移动场景以及解析主体复杂的移动体验的需要。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杨茜好, 朱竑.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流动性”研究进展与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47(2): 1-11.

[ Yang Xihao, Zhu Hong. Progress and revelation of researches on the anglophone geography of mobilities.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5, 47(2): 1-11. ]

[2]
常恩予, 张敏. 西方流动性研究与交通地理学的对话: 进展、启示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2, 41(8): 1516-1529.

DOI

[ Chang Enyu, Zhang Min. Mobility studies and transport geography in the West: Progress, implications and prospect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2, 41(8): 1516-1529. ]

DOI

[3]
Urry J.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London, UK: Routledge, 2000.

[4]
Hannam K, Sheller M, Urry J. Editorial: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J]. Mobilities, 2006, 1(1): 1-22.

[5]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 38(2): 207-226.

[6]
蔡晓梅, 萧千阅, 郭子萱. 新流动范式背景下流动基础设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3, 38(6): 8-14, 114.

[ Cai Xiaomei, Xiao Qianyue, Guo Zixuan.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s under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Research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 Human Geography, 2023, 38(6): 8-14, 114. ]

[7]
Nogués-Pedregal A M. 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tourism stud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 75: 227-237.

[8]
O'Reilly K. Key concepts in ethnography[M].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9.

[9]
高丙中. 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8(3): 58-63.

[ Gao Bingzhong. The three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 Journal of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6, 28(3): 58-63. ]

[10]
吴建兴, 吴茂英, 汪菁. 自我民族志在旅游研究中应用评析[J]. 旅游学刊, 2022, 37(2): 130-141.

[ Wu Jianxing, Wu Maoying, Wang Jing. Auto-ethnography in tourism research: A perspective paper. Tourism Tribune, 2022, 37(2): 130-141. ]

[11]
杨爽, 钟志勇. 自传式民族志: 概念、实施与特点[J]. 广西民族研究, 2014(5): 58-63.

[ Yang Shuang, Zhong Zhiyong. Auto-ethnography: Concepts, methods and characteristics.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4(5): 58-63. ]

[12]
耿亚平. 多点民族志的提出和发展[J]. 广西民族研究, 2019(1): 100-106.

[ Geng Yaping. The putting forward and development of multi-site ethnography. Guangxi Ethnic Studies, 2019(1): 100-106. ]

[13]
张连海. 感官民族志: 理论、实践与表征[J]. 民族研究, 2015(2): 55-67.

[ Zhang Hailian. Sensory ethnography: Theory,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15(2): 55-67. ]

[14]
卜玉梅. 虚拟民族志: 田野、方法与伦理[J]. 社会学研究, 2012, 27(6): 217-236.

[ Bu Yumei. Virtual ethnography: The field, approach and ethics.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2, 27(6): 217-236. ]

[15]
朱璇. 移动地理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 基于文献分析[J]. 人文地理, 2021, 36(6): 9-18.

[ Zhu Xua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eography of mobility: Based on literature analysis. Human Geography, 2021, 36(6): 9-18. ]

[16]
Novoa A. Mobile ethnography: Emergence, techniques and its importance to geography[J]. Human Geographies, 2015, 9(1): 97-107.

[17]
孙九霞, 周尚意, 王宁, 等.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J].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01-1818.

DOI

[ Sun Jiuxia, Zhou Shangyi, Wang Ning, et al. 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01-1818. ]

[18]
Uriely N. The tourist experien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5, 32(1): 199-216.

[19]
樊友猛, 谢彦君. “体验”的内涵与旅游体验属性新探[J]. 旅游学刊, 2017, 32(11): 16-25.

[ Fan Youmeng, Xie Yanjun. An exploration of experience connotations and tourist experience characteristics.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1): 16-25. ]

[20]
蔡晓梅, 卜美玲, 李军. 以流动看世界: 基于彼得·阿迪《流动性》的研究述评[J]. 热带地理, 2020, 40(3): 455-465.

DOI

[ Cai Xiaomei, Bu Meiling, Li Jun. See the world from a mobile perspective: A review on "Mobility" edited by Peter Adey. Tropical Geography, 2020, 40(3): 455-465. ]

DOI

[21]
Marcus G E.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5, 24: 95-117.

[22]
蒋逸民. 自我民族志: 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4): 11-18.

[ Jiang Yimin. Autoethnography: A new explor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1(4): 11-18. ]

[23]
Mura P, Yuen K L. "Turning rebellion into money": An ethnography on Malaysian punk mobilities and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 71: 226-233.

[24]
樊友猛, 谢彦君. 旅游体验研究的具身范式[J]. 旅游学刊, 2019, 34(11): 17-28.

[ Fan Youmeng, Xie Yanjun. Embodiment paradigm of tourist experience research.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1): 17-28. ]

[25]
朱璇, 江泓源. 移动性范式下的徒步体验研究: 以徽杭古道为例[J]. 旅游科学, 2019, 33(2): 27-41, 58.

[ Zhu Xuan, Jiang Hongyuan. A study on the hiking experience under the mobility paradigm: A case study on old Huizhou-Hangzhou ancient trail. Tourism Science, 2019, 33(2): 27-41, 58. ]

[26]
Cutler S Q, Carmichael B, Doherty S. The Inca trail experience: Does the journey matter?[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5: 152-166.

[27]
Witte A. "Chinese don't walk?" The emergence of domestic walking tourism on China's Ancient Tea Horse Road[J].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2021, 52(4): 424-445.

[28]
杨洋, 周星, 徐颖儿, 等. 身体现象学视角下徒步旅游者Flow体验的生成与意义[J]. 旅游学刊, 2022, 37(2): 120-129.

[ Yang Yang, Zhou Xing, Xu Ying'er, et al. The generation and meaning of hikers' Flow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dy phenomenology. Tourism Tribune, 2022, 37(2): 120-129. ]

[29]
王学基, 解佳, 孙九霞. 在路上: 道路旅行者的流动实践及其意义解读[J]. 旅游科学, 2019, 33(5): 1-13.

[ Wang Xueji, Xie Jia, Sun Jiuxia. On route: Road travelers' mobility practice and an interpretation of its significance. Tourism Science, 2019, 33(5): 1-13. ]

[30]
Wang X J, Xie J. Yuanfen and traveling neo‐tribes: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group relations among Chinese road travel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23(3): 332-345.

[31]
Roy S, Hannam K. Embodying the mobilities of the Darjeeling Himalayan Railway[J]. Mobilities, 2013, 8(4): 580-594.

[32]
吴寅姗, 陈家熙,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的入藏火车旅行研究: 体验、实践、意义[J]. 旅游学刊, 2017, 32(12): 17-27.

[ Wu Yinshan, Chen Jiaxi, Qian Junxi. The experiences, practices and mean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in travel to Tibet.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2): 17-27. ]

[33]
Wilson S, Hannam K. The frictions of slow tourism mobilities: Conceptualising campervan trave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7, 67: 25-36.

[34]
Matteucci X, Tiller T R. Package cycle tourists′ relationship to time and pace[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search, 2023, 23(3): 332-343.

[35]
Cai W J, Gebbels M, Wan-Zainal-Shukri W H. Performing authenticity: Independent Chinese travellers' tourism dining experiences in Europe[J]. Tourism Management, 2021, 86: 104339. doi: 10.1016/j.tourman.2021.104339.

[36]
Butler G, Hannam K. Independent tourist's automobilities in Norway[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2, 10(4): 285-300.

[37]
Sørensen A. Backpacker ethnograph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4): 847-867.

[38]
Cai W J. Donkey friends in Europe: A mobile ethnographic study in group orientation of Chinese outbound backpackers[M]// Khoo-LattimoreC, YangE C L. Asian youth travellers: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Singapore, Singapore: Springer, 2018: 79-95.

[39]
Kaaristo M, Rhoden S. Everyday life and water tourism mobilities: Mundane aspects of canal trave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7, 19(1): 78-95.

[40]
Germann Molz J. Making a difference together: Discourses of transformation in family voluntourism[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2016, 24(6): 805-823.

[41]
Hall J, Brown K M. Creating feelings of inclusion in adventure tourism: Lessons from the gendered sensory and affective politics of professional mountaineer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2, 97: 103505. doi: 10.1016/j.annals.2022.103505.

[42]
Dashper K. Holidays with my horse: Human-horse relationships and multispecies tourism experiences[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20, 34: 100678. doi: 10.1016/j.tmp.2020.100678.

[43]
Äijälä M. Mobile video ethnography for evoking animals in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89: 103203. doi: 10.1016/j.annals.2021.103203.

[44]
Farkic J, Isailovic G, Taylor S. Forest bathing as a mindful tourism practic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Empirical Insights, 2021, 2(2): 100028. doi: 10.1016/j.annale.2021.100028.

[45]
Gao X B, Cohen S, Hanna P. Hitchhiking travel in China: Gender, agency and vulnerability[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0, 84: 103002. doi: 10.1016/j.annals.2020. 103002.

[46]
Tavakoli R, Mura P. 'Journeys in second life': Iranian Muslim women's behaviour in virtual tourist destin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398-407.

[47]
Chen J F, Chang T C. Touring as labour: Mobilities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our guiding in everyday life[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0, 22(4/5): 813-831.

[48]
熊伟, 黄媚娇, 蔡晓梅, 等. 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22, 41(3): 748-763.

DOI

[ Xiong Wei, Huang Meijiao, Cai Xiaomei, et al. Immobility under the new flow paradigm: Research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2, 41(3): 748-763. ]

[49]
Skovgaard Smith I. Transnational life and cross‐border immobility in pandemic times[J]. Global Networks, 2023, 23(1): 59-74.

[50]
Roth-Cohen O, Lahav T. Cruising to nowhere: Covid-19 crisis discourse in cruise tourism Facebook groups[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22, 25(9): 1509-1525.

[51]
Cai W J, Cohen S A, Tribe J. Harmony rules in Chinese backpacker group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 75: 120-130.

DOI

[52]
Germann Molz J, Paris C M. The social affordances of flashpacking: Exploring the mobility nexus of travel and communication[J]. Mobilities, 2015, 10(2): 173-192.

[53]
Büscher M, Urry J. Mobile methods and the empirical[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9, 12(1): 99-116.

[54]
Holloway I, Brown L, Shipway R. Meaning not measurement: Using ethnography to bring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the participant experience of festivals and ev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ent and Festival Management, 2010, 1(1): 74-85.

[55]
Muzaini H. Backpacking Southeast Asia[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33(1): 144-161.

[56]
Zhang J F, Xiao H G. Liquid identities: Han sojourners in Tibe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21, 88: 103157. doi: 10.1016/j.annals.2021.103157.

[57]
唐雨桐, 郝小斐. 追火箭的人: 流动性视角下嫦娥五号发射观测旅游者民族志[J]. 旅游学刊, 2022, 37(6): 79-93.

[ Tang Yutong, Hao Xiaofei. Rocket runners: A tourists' ethnography of the Chang'e-5 laun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Tourism Tribune, 2022, 37(6): 79-93. ]

[58]
张朝枝, 张鑫. 流动性的旅游体验模型建构: 基于骑行入藏者的研究[J]. 地理研究, 2017, 36(12): 2332-2342.

DOI

[ Zhang Chaozhi, Zhang Xin. Constructing a mobile travel experience model: Empirical study of cyclists travelling to Tibe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12): 2332-2342. ]

[59]
Urry J. Global complexity[M]. Cambridge, UK: Polity, 2003.

[60]
解佳, 孙九霞. 旅游流动中停泊的意义: 移动性视角下的青年旅舍研究[J]. 旅游科学, 2019, 33(4): 32-46.

[ Xie Jia, Sun Jiuxia. The role of moorings in tourism mobility: A study on youth host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obility paradigm. Tourism Science, 2019, 33(4): 32-46. ]

[61]
解佳, 孙九霞, 王学基. 道路旅行中的背包客涂鸦: 空间实践与新部落的形成[J]. 地理研究, 2020, 39(7): 1640-1653.

DOI

[ Xie Jia, Sun Jiuxia, Wang Xueji. Backpackers' graffiti in road travel: Spatial practi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o-trib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7): 1640-1653. ]

[62]
Wang X J, Xie J, Sun J X. Travellers' meaning-making of the Sichuan-Tibet Highway: From space of flows to place[J]. Tourism Geographies, 2023, 25(1): 23-43.

[63]
王学基, 岳丁宜, 孙九霞. 流动力与粘滞性: 川藏公路道路旅行的空间实践[J]. 地理研究, 2023, 42(8): 2211-2224.

[ Wang Xueji, Yue Dingyi, Sun Jiuxia. Motility and viscosity: Spatial practices of road travel on Sichuan-Tibet Highwa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8): 2211-2224. ]

[64]
Wilson S, Obrador P. Dwelling in campervans: Homemaking and mobile neighbouring on the move[J]. Mobilities, 2022, 17(1): 102-118.

[65]
Lepoša N. When sea becomes hom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72: 11-21.

[66]
Marcus G E. Ethnography through thick and thin[M]. Princeton,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67]
郭建斌, 张薇. “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 变与不变[J]. 南京社会科学, 2017(5): 95-102.

[ Guo Jianbin, Zhang Wei. "Ethnography" and "Online Ethnography": The changed and the unchanged. Nanji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7(5): 95-102. ]

[68]
Cutler S Q, Carmichael B A. The dimensions of the tourist experience[M]// MorganM, LugosiP, Brent RitchieJ R. The tourism and leisure experience:Consumer and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Bristol,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10: 3-26.

[69]
Qi H X, Smith K A, Yeoman I. Cross-cultural event volunteering: Challenge and intelligence[J].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9: 596-604.

[70]
江飞. 场景研究: 虚拟民族志的逻辑原点[J]. 学海, 2017(2): 130-135.

[ Jiang Fei. The scene study: The logical origin of virtual ethnography. Academia Bimestris, 2017(2): 130-135. ]

[71]
段永杰. 网络民族志: 如何探究在线社群的意义生产与文化构建[J]. 青海民族研究, 2019, 30(1): 76-86.

[ Duan Yongjie. Network ethnography: How to explore the meaning production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online communities. Qinghai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9, 30(1): 76-86. ]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