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既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更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文旅产业的新质生产力是破解传统文旅发展困境和增强文旅产业韧性的重要着力点。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构建数字文旅研究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内涵辨析—研究进展—热点议题”为逻辑主线，从概念辨析、发展脉络、研究热点、研究评述和展望等方面系统归纳和总结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梳理结果表明：① 学者们从数字技术视角、文旅消费视角和文旅产业化视角界定了数字文旅基本概念，数字文旅对文旅高质量发展和文旅消费体验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② 数字文旅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即萌芽探索阶段、初步发展阶段、爆发增长阶段，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保持了紧密联系；③ 新一代数字技术深刻影响了数字文旅研究内容，基于“主体—客体—媒介”归纳了数字文旅研究成果；④ 数字文旅研究呈现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发展趋势，数理统计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案例研究法是数字文旅研究的主要方法；⑤ 研究区域聚焦于中观和微观尺度，既涉及具体的区域，也涉及具体的文化遗产地或旅游景点。最后从强化理论研究、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区域和创新研究方法几个方面对未来数字文旅研究进行了展望。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文旅研究理论体系，促进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和贯彻数字中国战略。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转型是文旅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文旅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政府补贴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下对其数字化转型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文旅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能够扩大已转型与未转型文旅企业间的经济收益差距。此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文旅企业越倾向于数字化转型。但是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导致数字化转型速度减缓。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针对性的补贴政策提供了参考，也为文旅企业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数字经济已成为文旅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论文基于2011—2021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江苏和浙江两省内部，大城市之间及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长三角核心区之间及核心区和非核心区之间，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而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之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并无显著关联。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提升市场潜力等渠道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都市圈数字经济发展缩小了各城市文旅产业的发展差距，而非都市圈城市“数字鸿沟”的存在加剧了文旅产业的不平衡态势。研究结论对各类主体将数字经济培育成为文旅产业发展新动能，进而优化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是助推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为了剖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机理，论文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数据暂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面板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探究。研究发现：①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 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是数字经济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渠道，其中，消费需求和技术创新具有中介效应，制度变革则具有遮掩效应；③ 一定空间权重条件下，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空间溢出作用，数字经济对信息化邻近地区旅游产业发展具有虹吸效应，对地理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研究可为进一步深化数字经济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助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论文以浙江省五四村为案例地，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探究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的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① 五四村的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包括初步探索、快速发展和深度融合三个阶段。村委会等本土力量持续发挥关键作用，文旅企业等社会力量的作用逐渐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逐渐加深。②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是由以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为融合基础，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融合支撑，以多元主体相互作用形成的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本土力量为融合主体，以乡村文旅资源、产品、业态、要素、市场和价值深度融合为融合内容构成的动态循环机制驱动形成。③ 数字赋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系统的高水平循环发展，是融合支撑对融合主体、融合主体对融合内容的作用和反作用机制均释放较强效应的结果。研究结果为乡村数字文旅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升级和全面振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数字经济作为引导资源快速优化配置再生、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本地—邻地”空间效应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旅游创新效率的影响，对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旅游创新效率的理论架构，在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创新效率测度基础上，探究了二者的动态响应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对旅游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 时间序列上，长三角地区旅游创新效率均值呈先降后升的“U”型格局，效率值整体水平较低，随着时间推移高值区域不断增加。省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上海市和浙江省旅游创新效率高于长三角地区均值，江苏省旅游创新效率与地区均值差距不断缩小，并在2018年超过地区均值，而安徽省则始终低于地区均值。② 空间上，旅游创新效率总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变化趋势；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或旅游资源丰度较高地带，具有明显经济和资源指向性特征；旅游创新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明显，“高—高”和“低—低”型占据主导集聚模式。③ 数字经济是旅游创新效率的格兰杰原因，旅游创新效率受到数字经济的冲击响应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和时滞性特征；数字经济对本地旅游创新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本地数字经济发展对邻近城市旅游创新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当前在数字要素资源涓滴效应下对邻近城市旅游创新产生正向效应。
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技术为旅游产业绿色发展与动能优化提供了契机。论文采用中国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聚焦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空间溢出及非线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综合水平及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异质性突出，“数字鸿沟”表征显著。②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空间溢出特征明显，验证了“索洛悖论”在旅游产业并无明显表征且数字经济的外部扩散性特征充分彰显。③ 数字经济对旅游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非线性影响效应。数字经济、技术创新具有单门槛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具有双门槛效应，呈现“跃迁”式变化轨迹。④ 异质性结果证实，数字经济对“东部—中部”及“东部—西部”旅游产业绿色效率的正向影响较为突出，东部地区“领头雁”优势明显；对国家数字经济综合试验区省域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大于非试验区省域，证实政策驱动有助于放大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可为缩小“数字鸿沟”、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促进旅游发展要素向高效化进阶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智慧化转型，成为中国旅游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新着力点。论文在厘清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时空影响机理基础上，基于中国211个优秀旅游城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空间分布上，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发展始终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并在区域内呈“组团式”片状分布形态；旅游经济韧性在研究期内分布相对分散，东、中、西以及东北地区空间差距呈现收敛趋势；② 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旅游经济韧性提升0.2748，该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③ 在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在抵抗力维度提高旅游经济增长水平、在恢复力维度提高技术载体和在重组能力维度提高人力资本从而促进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即旅游经济增长、技术载体和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对旅游经济韧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主要路径；④ 数字经济发展赋能了本地旅游经济韧性提升，但对相邻城市的旅游经济韧性产生“虹吸效应”。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数字经济作为旅游经济韧性的前置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为数字经济赋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促进旅游消费是提振消费、培育完整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论文对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作用机制及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旅游消费。② 机制检验表明，流动性约束的缓解、支付便利性的提升以及不确定性的降低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旅游消费的重要渠道。③ 人口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60岁以下的户主越年轻、受教育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其家庭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越明显。④ 地理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家庭旅游消费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可为应用数字普惠金融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提供重要政策参考依据。
缩小区域文旅消费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数字技能逐渐成为影响其文旅消费的重要因素。研究居民数字技能如何影响区域文旅消费差距，对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论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构建了全国各区县居民的数字技能及数字技能鸿沟指数，进而探究了居民数字技能及其鸿沟对区域文旅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居民数字技能有效地缩小了区域文旅消费差距，而数字技能鸿沟则加剧了这一差距，且这些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之后依然有效。② 就影响机制而言，居民数字技能通过提升区域就业充分性和收入水平来减少文旅消费差距，而数字技能鸿沟通过降低这些因素来加剧差距。③ 就数字技能类型差异而言，互联网相关的数字技能，尤其是学习、工作和社交方面的数字技能，明显缩小了区域文旅消费差距；而所有类型的数字技能鸿沟均扩大了差距。非互联网数字技能及其鸿沟对区域文旅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类型的数字技能增长均有助于缩小数字技能鸿沟。④ 就地区差异而言，居民数字技能及其鸿沟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区域文旅消费差距的影响更加显著。结果不仅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不平等的研究，也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缩小区域文旅消费差距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依据。
城—郊生态旅游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区居民对郊区生态旅游的地理偏好、需求以及选择行为，科学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对于优化城郊地区的生态旅游资源配置、异质联动与网络化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追踪中心城区居民在郊区的生态旅游足迹，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构建京郊生态旅游流网络评价指标体系，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法探究其核心—边缘、关键节点、凝聚子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集聚联动模式。研究结果表明：① 京郊生态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明显的层级结构特征，核心节点(78个)表现出“近郊密远郊疏、西部密东部疏”的空间分异特征，与边缘节点(95个)之间形成近邻集聚、微弱扩散的“二八依存”联动模式；② 关键节点(34个)分别在点度、接近、中介中心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相互之间生态旅游流联系紧密且双向互动频繁，形成了“环—带、点—轴、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的集聚联动模式和辐射京郊的循环动力系统；③ 各凝聚子群(4个)总体上遵循地理邻近原则，形成了“多核集聚、纵向扩散”“单核集聚、圈层扩散”“双核集聚、横向扩散”“链式集聚、组团扩散”的“农田+林地+草原+水域”联动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探索核心乡镇与近邻边缘乡镇之间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路径，增强关键节点之间的合作共赢及辐射带动其他节点的溢出效应，引导相似资源禀赋寻求差异化、不同资源禀赋充分联动的网络化优良供给格局的建议。
场景理论为深化文旅融合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论文将“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总结了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阐述了文旅场景理论内涵与理论逻辑，展望了文旅场景研究方向。研究发现：① 文旅场景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将文旅产业置于同一个动态完整的系统，形成的差异化场景有利于实施非均质化的文旅融合发展策略。② 文旅场景理论内涵包括4个部分：具象的物质是文旅场景存在的重要基础，文旅场景蕴含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内涵，文化价值观是文旅场景的核心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构建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动力引擎。③ 文旅场景的理论逻辑由“地方原生性”—“符号感知性”—“价值表达性”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而形成。④ 文旅场景未来研究应关注文旅场景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文旅场景的文化价值表达方式、文旅场景的模式识别与运行机制以及文旅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研究可为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场景应用参考。
移动性是旅游活动的典型特征。在新移动性范式下，移动成为旅游的核心，对旅游现象的探究也需要借助移动性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移动性的新方法，民族志在文化知识生产上所发挥的作用使其愈加成为当下旅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选择。然而，已有研究大多仅使用了民族志的方法，缺乏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对民族志的应用和知识生产的具体过程、使用原则等做出详细阐释。基于此，论文聚焦于移动性视角，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移动性和民族志进行回顾，重点探究民族志与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关系和意义。其次，继续对民族志应用于旅游研究中关注的核心议题、类别选择及使用原则展开论述。最后，研究表明：① 与定量研究方法、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以及与传统民族志这三个方面来对比，民族志为移动性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选择；② 民族志的局限与不足之处也使其受到一定质疑，且争论的重点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能否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性问题，二是研究所涉及的隐私与伦理问题；③ 作为移动性视角下旅游研究的新方法，纵使民族志存在争议，但就方法本身而言，民族志还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推广空间，未来应进一步扩展民族志的关注内容和应用方向，克服民族志的方法局限，将民族志应用于更广阔的旅游研究之中。
行政中心迁移研究融汇了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环境等众多学科视角，探究其历史发展脉络与未来演进趋势，对于提升行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文献梳理和文献计量，系统分析了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阐明了行政中心迁移的概念属性、研究主题演进、主要研究成果及未来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行政中心迁移的研究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其研究成果与国家政策形成存在互动关系，有效促进了行政区划研究领域的深化与拓展。此外，行政中心迁移研究领域展现出的历史连续性及跨学科特质，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方法。鉴于国际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行政体制的差异，国际经验对我国而言，意味着需要依据中国特定的国情，运用辩证方法，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加强对行政中心迁移的效应评估和机理分析，注重对迁移方案的科学评估，并利用跨学科研究的优势，不断深化理论与方法论的探索，通过有效的行政区划手段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家空间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