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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

2024 , Vol. 43 >Issue 3: 458 - 473

DOI: https://doi.org/10.18306/dlkxjz.2024.03.004

“乡村空心化治理与乡村振兴”专栏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

  • 葛语思 , 1 ,
  • 杨忍 , 1, 2, 3, * ,
  • 战歌 1 ,
  • 林元城 1
展开
  • 1.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006
  • 2.中山大学乡村振兴联合研究院，广州 510275
  • 3.中山大学土地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 杨忍(1984— )，男，贵州毕节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10129M)，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

葛语思(1999— )，女，广东韶关人，硕士生，从事乡村发展与规划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6-21

  修回日期: 2023-12-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3-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93)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拔尖科研人才培育项目(22lgqb13)

收起

Capital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urban fringe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The case of Gangtou Village in Guangzhou City

  • GE Yusi , 1 ,
  • YANG Ren , 1, 2, 3, * ,
  • ZHAN Ge 1 ,
  • LIN Yuanche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 2. United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3. Land Research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6-21

  Revised date: 2023-12-29

  Online published: 2024-03-20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2171193)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22lgqb13)

Fold

摘要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② 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③ 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然潜存。

关键词： 乡村空间转型; 资本下乡; 城乡融合发展; 资本三循环; 都市边缘区

本文引用格式

葛语思 , 杨忍 , 战歌 , 林元城 .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 43(3) : 458 -473 . DOI: 10.18306/dlkxjz.2024.03.004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in China, capita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reorganizing urban-rural elements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in urban fringe areas.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its intervention mechanism to complemen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rural spatial reconstruction.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pital circulation and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and took Gangtou, a typical village in the urban fringe area of Gu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to deeply analyze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capital intervention mechanis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fringe area.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Gangtou Village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since the 1980s: initial hollowing out under the urban-rural market circul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capital with intergenerational altern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ep hollowing out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nd limited urban-rural market circulation of surplus value, and initial fleshing out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le rural space by state-owned capital without land acquisition. 2) Capital promotes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full penetration of the primary to tertiary industries by investing in coordinating the network of rural equity relations to directly transform the space and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ther hand, can induce continuous capital injection by enhancing accessibility and accelera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natural and historical cultural resources. 3) Capital intervention realizes urban-rural capital transfer and promotes urban-rural interaction by revitalizing idle space and stimulating rural land and other surplus values. However, the existing capital interventions have strong policy welfare attributes and do not fully characterize shift in the rural-urban flow of surplus value, and the risks of weakening the main status of rural residents, low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subjects, and the "de-realization of capital" still exist.

Key words：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 to the countrysid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three cycles of capital; urban fringe areas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得中国城市的生产与消费活动持续活跃扩张，并向乡村蔓延，不断加深城乡之间交互联系[1]。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长期呈现从乡村向城市单向聚集流动，加剧了城乡发展失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2]。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意在推动城乡生产要素的交互有序流通、公共资源城乡一体化配置，从而解决城乡发展不均问题[3]。在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仍被持续解构，乡村地区亟待优化重塑空间新形态。乡村空间转型是指在内外部多重驱动力的综合作用下，乡村地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多维空间发生重构，从单一静态功能空间转变为兼具城乡消费、生产、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多功能复合空间的过程[4]。随着人口与资本的逆城市化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多基于全球化与市场自由化下的城乡互动视角展开[5]，部分学者基于城乡互动、动态异地主义等视角对乡村新服务阶层、城市中产阶级移民、旅行者、务工者等新行动者介入下的乡村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空间形态等的转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涉及内容包括动力释义、作用机制分析以及外部性影响评判等[6⇓⇓⇓-10]。其中，城市中产阶层绅士群体以永久或半永久移居的流动节律参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并引致乡村物质景观和社会空间一系列转型重构的乡村绅士化现象受到广泛关注[11]。
在国内，近几年来，关于乡村转型重构的理论认知与研究框架也已逐步完善[12-13]，研究包括乡村转型发展内涵与城乡关系研究[14⇓-16]，乡村转型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17-18]，乡村聚落空间演变与空心化研究[19]，乡村转型过程中产业、土地、农户等要素的转型分析[20⇓-22]，以及深度解析典型村转型发展过程与模式实证[23]等。其中，对典型村的转型重构研究在近5年来不断涌现，从产业、社会、文化、生态等乡村核心要素的演变历程分析出发，探究空间演变效应及优化路径，如陈宏伟等[24]以山东大集镇淘宝村为例，探究以流空间为媒介的多元化产品生产对乡村复合转型的作用机制；方远平等[25]从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出发，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广州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张帆等[26]以广州市深井村共同缔造工作坊为例，探讨参与式社区规划影响社区社会空间的内容和机制；傅丽华等[27]以湖南茶陵县卧龙村为例，结合参与性乡村评估和生态敏感性评价等定性定量研究探索生态空间重构方法等。这些研究为探究有机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在转型重构中的联动转置逻辑提供了实证支撑，而针对乡村转型的动力机制已逐渐形成了“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重组、城乡统筹权衡土地等要素配置的复杂关联、乡村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复杂权利博弈行为干预等多种乡村转型动力释义[28⇓⇓-31]，乡村地理学领域也达成了“内在因素和外援驱动力的共同作用是推动乡村转型重构关键”的共识[32]。
新马克思政治经济理论认为在城乡互动与乡村重构过程中，资本将乡村空间商品化，并依托可观的城乡空间资源加速资本积累与转移资本过剩危机，使得消费市场不断向乡村扩散，也使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33⇓-35]。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资本成为连接城乡互动、实现乡村要素市场化与相应转型的重要动力纽带因素之一。从资本介入的视角切入深度剖析中国城乡关系转型机制，对推进城乡融合理论和实践应用具有重大意义[36]。其中，大都市边缘区乡村作为消费文化、资本下乡介入的前沿区域，已成为资本介入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重点关注区域。部分研究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从利益主体角色博弈、多维空间演化等角度出发剖析都市边缘乡村消费化、资本化转型与空间生产机制[37⇓-39]；部分研究则尝试将原本阐释城市化发展历程的资本循环、时空修复等理论用于剖析该类乡村的演化历程和影响机制[40⇓-42]。纵观国内外研究进展，目前国内基于资本逻辑的乡村重构研究尚未成型。一方面，现有的乡村重构的微观资本逻辑分析多聚焦乡村本身，而未将城乡互动、自下而上的城乡融合效应纳入解释框架；另一方面，现有的涉及城乡关系的资本逻辑释义都较宏观，未能真正厘清乡村在资本介入下的空间重构机制。
在中国城乡互动不断加强的当下，以广州为代表的珠三角大都市边缘区的快速城镇化与城乡互动趋势尤为明显[43]。鉴于此，本文在城乡融合战略背景下，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广州都市边缘区乡村——港头村作为代表性案例，结合城乡互动、资本循环视角，以城乡互动的核心参与主体变更为阶段划分依据，剖析港头村在以村民群体、工商企业、国有企业等为流通载体的货币资本作用下发生的三个趋势性转折阶段，及其最终实现城乡空间并存，消费、生产、居住、休闲娱乐等多类空间复合使用质变的作用机制，以期丰富乡村转型和空间重构的理论。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港头村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东南部，在城乡区位、资源禀赋以及示范作用三个方面均具有典型性，对研究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在城乡区位方面，港头村距离白云机场仅10 km，位于广州城市1 h生活圈内，属典型的都市边缘区乡村(图1)。在资源禀赋方面，村庄下辖4个经济社，以蔬果种植和旅游业为核心产业。总用地面积约290 hm2，用地类型以耕地、林地、园地以及居住用地为主，其中耕地约66.7 hm2、宅基地约14.22 hm2；核心聚落位于港头村东部，可分为南部旧村和北部新村。村庄发展历史悠久，自曾氏祖先曾文孙迁徙此地已有600余年历史，旧村内有传统民居约100间(保存完好的约60间)，每间在100 m2以内；邵文堂、文孙曾公祠等祠堂、书院、厅堂建筑6座，均为明清年间建设，以山墙灰塑脊和三间两廊式形制为主，每座占地在200~600 m2不等，主要分布在风水塘沿岸；拱日楼门楼等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构筑物若干，故有“露天的明清建筑博物馆”之称。此外，村内还保留有人民公社化时期特色建筑，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青砖平房形制的人民食堂、由10个单间民国时期骑楼打通而成的集体住房。尽管相关功能随村庄发展有所改变，但房屋架构保存良好。截至2021年村内有520户左右居民，约2100人，以曾姓家族为主；其中60岁以上老人300余人，青壮年主要在广州城区务工，部分在村庄周边就业。在示范效应方面，2017年起，港头村作为广东省内国有集团以基金模式带动社会资本投建美丽乡村的标杆项目之一，由公司Z2投资约7.0亿元，以5年为周期参与港头村振兴建设，项目至今已邀近10位国内外知名建筑大师进行集群设计，规划打造原乡轻奢度假酒店、岭南特色餐饮、复合文创零售及观光农业等业态；2021年起，又以“拆旧建新”形式进一步盘活村内宅基地空间，打造“5天城市家+2天乡村家”的城乡旅居新模式；截至2022年底，港头村旧村总房屋119间已租赁92间，其中90间交由公司改造，盘活比率超90%。综合来看，港头村作为都市边缘村、空港村、省级传统保护村落以及国有集团带动投建的示范项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图1 花都港头村区位及主要研究区域

注：本图基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监制的审图号为粤AS(2023)006号的标准地图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1 Location and the main research area of Gangtou Village, Huadu Town, Guangzhou City

1.2 研究方法及调研情况

本文主要运用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通过实地调研记录、相关文本转译、访谈内容解读等进行社会经济资料数据收集整理。研究组于2023年1—4月期间，前往港头村进行了三轮实地调研。在访谈对象上，对不同身份人员设计相应的访谈问题，重点涵盖三类主体：城乡互动主体(游客租客、投资公司、合作商家、务工者等)、乡村治理主体(乡村自治组织相关负责人、乡贤精英等)、村民主体(在住村民、返乡经营工农)，每个访谈的持续时间是10~77 min。最终共完成有效访谈16份、共涉及受访者37人，受访者年龄在12~100岁间(表1)。访谈问题重点涵盖当地发展历程、投资消费动态动机、生产运营情况、公共空间建设、未来发展建议等。
表1 深度访谈人员属性

Tab.1 In-depth 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attributes

编号 性别 身份/职业 时长
G01 男 自种果园农户，本地村民 16 min 35 s
G02~G03 男、女 种植园经营者，本地村民 42 min 15 s
G04~G05 男、女 种植园来客，邻村村民 29 min 37 s
G06 女 草莓种植园代耕农，广西籍租户 12 min 49 s
G07~G16 男 本地老年村民 32 min 54 s
G17 男 村委会干部 76 min 28 s
G18 男 农家乐老板、本地乡贤 69 min 8 s
G19 女 甜品店店长，投资公司合作商家 19 min 12 s
G20~G21 女 村民广场摆摊的本地创业村民 22 min 3 s
G22~G25 女 本地中年村民 20 min 25 s
G26~G27 男 本地青年村民 10 min 52 s
G28~G29 男、女 本地少年村民 14 min 1 s
G30~G35 男、女 投资公司员工 36 min 25 s
G36 女 来自广州天河的游客 15 min 22 s
G37 女 来自广州白云的游客 9 min 57 s
本文主要基于遥感影像，采用人工目视解译与实地校验相结合方法获取港头村土地利用数据，并对30余户村民进行访谈与调研，关注港头村核心区具体空间重构年代与变化范围，依据主要土地功能类型以及变化情况，将空间分为居住、公共服务、文教、商业、道路、水域、公共广场、农业用地等类型，并在后续变化中标注其空废或资本化经营情况。此外，我们在规划团队协助下获取了港头村2019年9—10月、2021年9—10月、2023年2—3月实地勘测绘制的用地数据以及相关规划文件，用于推演资本介入后港头村的城乡土地整体转型情况。

2 理论框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资本循环理论以解释周而复始的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理论认为资本运动由多个资本循环组成，资本通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一系列转化阶段实现不同形式的再生产[44]。而这一过程中平均剩余价值率不断下降、资本积累扩大的两个必然趋势导致了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进而产生下一轮资本循环的动力。在此基础上，Harvey[34]结合Lefebvre[33]的“空间生产理论”提出了“时空修复理论”，指出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拓张和时间延迟来缓解资本过度积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危机转嫁路径，以资本的三循环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机理。从空间维度来看，循环行为主体包括国家政府等治理主体、市场企业金融等资本主体、消费者劳动力等生产消费主体；而以空间为主的生产价值与投入剩余价值的物质空间资料在固定资本、消费基金和社会支出三种形式中转换。从时间维度上看，城市化的过程划分为资本投入固定生产资料的初次循环阶段、利用过剩资本投入乡村环境建设而为新一轮融资创造活动空间的第二次循环阶段、资本不得不转向社会空间投资以稳定社会环境的第三次循环阶段。该理论框架在阐述资本与空间作用关系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动态变化机制：随着二次循环中资本向乡村的空间转移，部分居民与企业从城市中心向乡村转移；而随着三次循环推进，基础设施实现均等化、城乡人口要素循环流动常态化，城乡逐步走向融合。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设，通过资本循环占领物质、空间，转移城市危机的“资本逻辑”逐渐适用于中国的城乡发展语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化经济竞争的裹挟下，中国开始了制度、资源向城市倾斜的城镇资本初步积累；二是在城镇工业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大量农村耕地被征用于城市工业化生产与资本增值；三是这一过程导致的乡村空心化、基础设施落后、人口贫困等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带来大量社会矛盾，已成为阻碍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首要难题。但相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运作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政府强干预下表现出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多重主体博弈特征。
基于中国城乡关系与发展环境，在Harvey[34]的资本三循环理论框架基础上建构本文的分析理论框架(图2)。① 在空间维度，本文拆分出Harvey理论中行为主体及物质资料中的城乡间可流通部分构建城乡之间的流通界面。该界面主要包括城乡互动主体(游客租户、农民工、乡村投资中介、专业人才等)与城乡间可流通的物质资料市场(产品、劳动力、资金等要素)。其中，前者具有城乡两栖和持续流动的特征，并在循环往复中以投资、生产、消费、体验等方式脱离与再嵌入城乡之间，进而建构城乡联系；后者包含制度改革下逐步向市场开放流通的土地财产权利。同时，对框架进行适用于乡村主体结构与空间功能的调整补充：在主体结构方面，根据乡贤精英、乡村自治组织、村民等乡村地方主体的生产、消费与治理属性，修改为治理主体、村民主体和资本主体三类，并受到地方政府的管理；在空间功能层面，以城乡物质空间为主，因此将Harvey理论中生产与投入价值的三种物质空间形式简化为消费空间、生产空间以及公共福利空间三类；② 在时间维度，本文基于中国特色的城乡剩余价值流通与投入形式变化，进一步划分城乡空间发展阶段。在以资本初级循环为主的第一阶段，剩余价值投入固定资产与消费项目以完成资本的初步积累，乡村剩余价值在城乡价值差驱动下通过城乡循环界面初步投入城市生产从而推动城镇化[45]。在以资本二级循环为主的城乡发展第二阶段，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垄断了资本循环进程向乡村空间的扩散[36]，其结果一方面表现为都市边缘区农用地被大量征收为城市工商用地，土地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进入增量扩张阶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乡村宅基地等其他剩余空间的资本化与再生产进程受阻，城乡间的空间供需错位使得乡村空心化程度加剧。而在以资本三级循环为主的城乡发展第三阶段，除加速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建设外，随着中国城乡统一消费市场的逐步完善，城市资本驱动乡村空间再生产的方式与路径日益丰富，在城市资金、技术等支撑下，乡村资源空废化、空心化等情况必将发生转变，从而对中国的城乡关系转型产生深刻影响。
图2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研究框架

Fig.2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capital intervention mechanism in urban fringe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3 结果分析

3.1 港头村城乡资本循环介入的三个阶段

1980年前后，港头村开始出现城乡资本互动下的空间变迁与重构：从显性的城乡土地功能转型看，逐步从乡村聚落拓张向优势空间的成片城市化转型发展；从具体的空间使用情况看，则逐步从前期剩余价值持续外流下的“空心化”转向后期多元资本投资介入下的空间复合使用的“实心化”；从资本的转换与流通形式看，逐步由劳动收入、产品价值等简单流通形式，转换为由政府、工商企业、村民、专业人才、游客等作为流通载体的，包含直接资金、劳动收入、体验价值、产品价值、知识技术等在内的复杂流通形式。鉴于核心介入主体与剩余价值的投入形式变化，可大致将港头村资本介入下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图3)。
图3 1980—2023年港头村空间格局转型情况

Fig.3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in Gangtou Village during 1980-2023

3.1.1 第一阶段(1980—1999年)：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

港头旧村聚落空间背山面水，为典型广府梳式布局。新中国成立初期，花都经济发展滞后，港头村民人均年分配收入长期徘徊在100~200元之间，主要来源于蔬果统购统销和四大家鱼养殖。至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内生的资本危机随剩余价值过度积累出现。人口激增下，村民自发沿道路、水系建房，同时村自治组织对旧村南、北部闲地进行新一轮宅基地和农地分配来规范资本增值并保障集体用地物权，助推了新生代村民建房需求，乡村聚落空间持续扩张。在改革开放浪潮下，花都开启“二三一”型产业结构改革，镇区先后建立多个工业园区，推动以建材、纺织、机械制造等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产生较多的就业岗位需求。在持续低收入困境驱动下，少量年轻村民作为剩余人力资本前往周边城区工作，开启了离土不离乡的生计非农化进程，其工资性收入回流入村助推建房。自此，代际交替的、以村民资金收入为核心流通载体的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作为资本介入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手段之一贯穿港头村的发展历程，并于1999年前后达到顶峰。
这一阶段涉及的核心空间改造主体除以村委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外，还包括可按生命历程划分的4类村民群体：① 0~19岁留居学习村民群体。这一群体大部分在村就近就学，依靠父代资本转化的教育投资提升自身人力资本存量，但大部分成员囿于资金限制而提前进入劳动力市场。② 20~49岁到城务工村民群体，也是推动城市产品及剩余价值经劳动力市场回流乡村的主力。这类群体主要在城区第二或第三产业的行业部门就业，并将所得工资性收入与闲余时间投入乡村的新房建设。“我们自己都是打工打到退休。以前也不以务农为生，在城市中从事建筑行业维持生计”(G01，自种果园农户)。③ 50~64岁返乡从业村民群体。对于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的村民而言，其专业能力与身体素质逐渐与原职业需求脱节，而已积累资本又不足以支撑“进城落户”的跃升，这类群体重返乡村。“村里面还在种地主要都是50岁以上老人，城里工地已经很难找到工作，城里的房也买不起”(G02，种植园经营者)。其中部分村民依靠在城务工积累的认知能力与资金人脉支撑返乡后的规模经营，与部分外来租客一起为盘活农地、实现有效生产做出较大贡献。④ 65~100岁的在村养老村民群体，随着体力、精力的衰退，老年村民开始依靠子女赡养、少量养老金和土地租金留村养老。而他们一生积累的资本也以资金、住房、土地等形式投入多种再生产过程。“我们年龄都有七八十(岁)了，有的90多(岁)了，早就种不动地了，(地)全部租出去了，包括那边老房子，光靠养老金400元也不够用，还得靠子女补贴，他们在广州城区务工”(G07~G16，本地老年村民)。
在都市边缘区位优势与城乡发展巨大差距的双重影响下，城乡资本随4个年龄段村民的城乡往返活动实现流通转换，村民作为乡村剩余人力资源投入城市生产并回流资金收入，从而带动“早富村民”的新房建设、个体化农地承包以及少量“居住+零售经营”复合业态的产生。村民自治组织也会更加关注在住群体的实际需求，从而推动老旧的养老、文化生态服务空间的修缮，以此维系代际循环的持续运转。与此同时，村民在城市从业过程中获取的技能、知识等不断分化，使得空间扩张下的乡村人口持续流失，加之宗族祖产思维和土地内部流转的有限性，部分因“建新不拆旧”产生的空废空间将难以进入再生产，最终导致初步的空心化(图4)。
图4 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对港头村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

Fig.4 Mechanism of impact of village capital and urban rural market circulation i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Gangtou Village under intergenerational alternation

3.1.2 第二阶段(2000—2016年)：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

伴随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州中心城区于2000年左右推动产业转移升级，将过剩资本与传统产业迁往都市边缘空间，并加快新白云机场北迁地花都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港头村也于2009年被划入花东空港经济发展区。与此同时，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助推了乡村消费项目建设，都市边缘区的港头村旅游业在乡镇政府带动下全面纵深发展。在港头村，村民资本介入下的生产居住空间重组持续推进，大量村民完成新房建设并搬离旧村，生活空间北移进程基本完成，旧村几乎完全闲置。受限于该阶段乡村土地资源的有限市场化，地方政府主导的工商资本偏向性投资成为了这一阶段资本循环影响港头村空间发展的主要路径。
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从申请到集体土地转用出让的工商企业法定投资流程下，畜牧养殖、化学材料企业、小型建材工厂等自2000年起入驻港头村北部滨水空间，并随着花都大道硬底化而逐步向城市道路两侧延伸，土地升值驱动城市生产与公共服务空间集聚，到2017年左右，旧村以北的大片空间开始规模工商资本介入下的城市化转型进程。由于宅基地“福利保障、无偿使用、内部流转、限制经营”等制度限制，地方政府在开展土地调查工作过程中通常规避宅基地(和基本保护农田)，加之中国户籍制度、就业保障等尚未完善，港头村的人口多呈现城乡间的“摆动式”流动，工商资本始终无法介入闲置旧村，土地空间的供需错位致使部分空废宅基地长期闲置，乡村空心化也由上一阶段的以内缘因素为主转为城乡资本与二元制度复合作用的结果。
为完成省级传统保护村落的申报，2010年左右，依托政府划拨的建设资金，港头村委完成了一系列村庄提质任务，包括：“初步修缮文孙曾公祠和村民旧居；为新村修建鱼塘、风水塘；完成部分道路硬底化；修建公园等公共活动空间；构建村庄污水处理系统等。”为资本快速介入规模化盘活奠定前期基础。总体来看，这些资金难以满足港头村的改造需求，规模化改造主体暂时缺位，“由于工程量大，村委正想方设法解决资金来源”(引自《港头村志》，2012年)，使得港头村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北部城镇化和旧村深度空心化并存的格局(图5)。
图5 工商资本介入对港头村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

Fig.5 Mechanism of impact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intervention o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Gangtou Village

3.1.3 第三阶段(2017—2023年)：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

近年来，广州市开展宅基地使用权分权入市和有限商品化经营试点，要求国有企业发挥社会带动作用投建乡村，使得这类投资具有一定的政策福利属性。港头村第三阶段的转型即是乡村振兴政策与规模化资本通过市场向乡村投建两大动机耦合之下的产物。2017年，正值广州外围城区扩容提质，花东镇亟待挖掘新发展动力源，空港文旅产业成为镇区发展新抓点。港头村凭借空港区位与岭南传统古村双重优势入选“全省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开始了以国有资本介入为主导的闲置空间盘活改造。
国有资本对港头村的介入首先经历较为复杂的融资过程，并以租赁“房地一体”使用权20年为核心，聚合资源推动乡村空间、产业、治理重构，因此附加了政策福利和资本盈利双重属性(图6)。具体来看，村庄投资源于国有集团X基金投资业务下设的专项融资启动资金，并由下级子公司X1(负责资金供应)和X2(广州市场化抓手)合作控股，两者共同组成合伙企业Y1。而随着投资向乡村领域的不断细化，负责专业运营与乡村产业投资的社会资本Y2与Y3得以入股，三方成立投资公司Z，并以自有资本先后建立子公司Z1、Z2、Z3介入凤和村、港头村、大岭村的精品示范项目建设。Z2作为港头村的国有资本中介，分别与专业公司、文旅示范企业、地方政府与村委等城乡主体达成协作，以资金驱动业态匹配、创意供应、空间收储三大关键板块运作：① 聘请专业公司R策划“岭南国际建筑师公社”特色IP，通过奖资宣传等形式定向邀请数位建筑大师打造兼具公共性、开放性、体验性的特色建筑，吸引城市优质技术人才进村供应空间改造创意。② 以“大师设计空间”实现消费者引流与品牌塑造，通过免除设计费、减免租金等方式达成与文旅示范企业双向合作，匹配改造后空间业态。“我们的总店由Z2合作引进，最具吸引力的就是建筑大师的空间设计，因为本店无法实现独立邀请。我选择了作品‘陋园’，空间规模、设计均合适”(G19，甜品店店长)。③ 与地方政府和村委合作，国有中介提供租地租金，并投资村委、政府帮助解决因资金限制延误的公共设施改造与发展规划任务，村委则辅助完成针对本村村民的空间收储。
图6 国有资本介入对港头村空间重构的作用机制

Fig.6 Mechanism of impact of state-owned capital intervention on the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Gangtou Village

村民和工商企业的资本介入形式也有所转变。更多村民选择在村庄周围就业，并由“背井离乡进城租房”的生活模式逐步转化为“早上进城，晚上回村”的城乡两栖模式，“拆旧建新”也逐步取代“异地造新房”，周末面向来村游客兼业摆摊更成为村民赚取额外收入的新途径，“这几年花东镇的空港经济兴起，大家现在都去那边工厂工作了，离得近，平时就回来住”(G20，村民广场摊主)。入驻花都大道以北的工商企业逐步由第二产业转为第三产业，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总体来看，在多元资本的介入下，城市资金、人才、技术等向乡村空间的投入显著增强，旧村空置空间全面转向了资本化再生产，国有中介福利与盈利的双重属性驱动多种空间复合使用模式产生，如文孙曾公祠经修缮后，由祠堂单一功能附加了文化展馆等文旅功能；人民公社时期旧食堂由废旧的老人活动场地再建为景观休憩站(图7a)；民国时期骑楼由废弃的集体住房改造为了复合咖啡馆等消费功能的岭南传统文化学堂(图7b)；八家祖屋植入了现代生活功能；废弃的昌义祖祖屋改造为了内有甜品店的游客服务中心(图7c)；旧村民居则启动修缮或拆除，计划更新功能为岭南特色民宿等(图7d)。港头村在三个阶段的城乡资本循环运作下，由产业单一的农业村初步实现了功能复合、城乡空间融合并存的质变，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造团队以服务游客群体的历史建筑商品化改造为主，基本不涉及村民主要生活空间。
图7 国有资本介入后部分构筑物功能及使用情况变化

Fig.7 Changes in the functions and use of some structure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3.2 城乡互动视角下多元资本的介入的空间重构机制与特征

港头村已发生的三个发展阶段历程大致与Harvey[34]的资本循环理论阶段吻合，但呈现中国特色城乡关系以及珠三角大都市边缘区位下独有的空间重构机制与特征。

3.2.1 多元资本介入下的城乡互动机制

多元资本介入的主体按作用空间可分为三类：在乡村有村民租户等个体资本、示范产业等合作引入资本以及村委等自治主体；在城市则主要有工商企业、房地产等；此外，还有参与城乡互动的国有资本中介、地方政府、游客租客、农民工、专业人才等。他们的介入存在时序差异，并根据自身行为路径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不同要素，港头村的转型重构是多元资本综合介入的结果总和。其中，村民资本的城乡市场循环是推动都市边缘乡村生产空间、公共空间持续优化扩张的关键路径，自城乡资本危机出现互动转嫁伊始便出现，对乡村空间重构至关重要，但往往被人们忽视；地方土地财政城镇倾斜下的工商资本介入是推动都市边缘乡村生产空间城镇化转型的垄断路径，也是导致中国与西方资本向乡村空间自由增值的二次循环阶段表现不同的关键原因；国有资本带动下社会融资与直接投资是支持都市边缘乡村闲置空间消费化转型的创新路径，也是中国政府为缓解乡村空心化问题而强力推动的制度改革，广州市政府通过放宽乡村集体建设用地等的使用权流转范围吸引社会资本合作，从而推动城市剩余资本更早投入乡村公共服务空间建设，并因需满足社会资本赢利目标而鼓励空间复合使用。
在多元资本介入下的城乡互动机制中，参与城乡互动的主要有两个部分(图8)：其一是政府主导的都市边缘土地流转。地方政府通过向村集体提供土地补贴完成大片都市边缘土地征收，为城市发展提供廉价的土地资源。征收土地多数转换为城市的生产空间，以承接城市中心的产业转移，其他少量土地则为满足大量的新城市人口需求而转型为城市商品住房等消费空间。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或将土地财政资金投入城市公共服务建设，或将其划拨村民治理组织自主开展乡村公共福利空间建设。其二是城乡市场的循环流通界面。在村民、租户等通过城乡劳动商品市场循环参与再生产的同时，国有和社会资本及其相关中介有望以浑厚的资金实力与社会效应直接介入村庄固有社会网络，从而干预乡村闲置资源的再生产。这避免了土地财政垄断下城市对乡村的单向剥夺，不仅为村委补充更多公共空间改造资金，而且有望通过媒体宣传、奖金激励等形式吸引城市专业人才、示范产业等作为创新方或技术方流入城乡劳动市场，间接参与乡村改造。
图8 港头村现阶段多元资本介入的城乡互动机制

Fig.8 Urban-rural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diversified capital intervention in Gangtou Village at the present

总体来看，随着资本循环从城市向乡村空间的进一步扩散，城乡剩余价值从由农村向城市的主要输出逐步转换为城市向乡村的多形式反哺，资本投向的空间整体呈现出“由城市转向乡村、由一产转向二产再转向三产”的特征。城乡商品劳动市场的资本流通以及土地财政仍是城市剩余价值向乡村输入的重要手段，但其对乡村空间的作用力正不断下降，与之相比，资本中介的直接介入对港头村的影响将持续加大，将为港头村持续推进现代化转型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3.2.2 资本介入乡村空间重构的风险与影响因素

(1) 国有资本介入的作用有限性与现存风险
国有资本的介入实际仍未能彻底破除城乡二元壁垒。由于都市边缘土地的转换始终由地方政府把控，在保障区域整体发展的同时，也使得村民团体在脱离市场机制调控的利益分配中被边缘化。乡村治理组织在村庄公司化运作下发生重构，基层政府往往与资本中介形成共谋关系，以面向游客赢利为目标，导致服务于村民的空间主体功能弱化，不少村民表示，“企业的介入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容村貌外，对他们的生活、生意影响都不大，有时周末游客太多甚至还会导致道路阻塞等负面效应”(G01~G29，根据多位村民口述总结)。在回收土地的过程中，强制收地、压低租金价格，甚至侵吞资金等的治理失效现象时有发生，较长期的低价租赁与单一的分红模式也使得村民在村庄发展转型过程中逐渐失去话语权。“租金不高，有人愿意出租，也有人不愿意，但政府出面(实行)钉子户黑名单记名处分，否则也无法实现整片收储”(G02，种植园经营者)。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的介入也并未能扭转剩余价值由乡到城的转移趋势，大部分港头村民仍旧选择到城务工，人口外流趋势未改，尽管国有资本带动的企业、人才、游客下乡使村庄表现出类似西方逆城市化现象的表征，但现有可能形成城乡长期动态移动的绅士化群体多为奖励或宣传吸引，其中多数作为技术方仅与国有中介单方形成合作关系，对乡村社会的参与度极低。此外，国有资本带动的复杂社会资本融投资行为似乎并不以在乡村的实体空间中获利为目的，反而出现“脱实向虚”情况，部分参与的社会企业以获取政府优惠或增强社会影响力为实际投资意图。尽管增加地方抓手和专业伙伴有利于解决投资“鞭长莫及”与“经验缺乏”的困境，但迄今为止，港头村公司化运营收益似乎并不足以覆盖投资，而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一方面降低了货币政策服务乡村空间改造的效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金融风险。
(2) 影响资本介入意愿的可能因素
一是乡村对镇域、大都市区城镇空间的可达性。乡村自身危机转移路径会随距离城市远近而不同，2000年以前的港头村城乡互动更多由乡村内生的资本过剩危机驱动，村庄先后通过分配新宅基地农地、外出务工两种方式缓解危机。此时，城市初级资本循环对生产资料与固定消费项目的投资加剧城乡收入差距，而获取这一信息的难易程度决定了村民是否更多地选择后一方式，从而抑制乡村的地理拓张。2000年以后，城市资本危机向乡村的转嫁又因乡村对城镇空间的可达性差异而多重滞后，因为港头村既位于花东镇的边缘区、也属于广州城镇空间的边缘区，具有多重‘边缘区’属性，广州市的过剩资本将首先投入花都镇区，再由镇区向外增值，这使市区外移传统产业迁入与工商资本拍地进村存在显著时间差，且入驻企业规模与技术性不断增强。
二是乡村历史、文化、生态资源整合修缮及其财产性权利入市情况。目前，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等特色资源丰富的村庄空间被强制保留，一方面导致“建新不拆旧”的旧村空心化现象高发，另一方面却也为吸引城市资本增添筹码。以港头村旧村宅地及附属古民居资产为例，在市场机制下，其相关财产性权利有望通过土地市场交易为村委、村民带来预期的增值效益。但鉴于中国特色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起初为保障村民的基本住房权利，政府不得不限制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对象与流转范围。直至2013年起，中国着手启动重点包括“确权登记”“分权放活”“引资盘活”“复合使用”4个方面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国有中介才得以绕开“征地”直接展开试点改造，并参与乡村资源的增值效益分配。然而，尽管城市资本介入受到土地制度改革进程影响，但村委等治理主体仍可通过加强村内资源整合修缮，为资本的高效介入创造机遇， 文化资本的成片保留，加之良好的修缮保护情况使港头村在诸多都市边缘村庄中脱颖而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广州市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三个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研究发现：
(1) 资本下乡通过影响城乡要素循环市场和地方土地财政促进乡村空间重构。从时间阶段来看，随着三个阶段不断演进，资本介入呈现规模扩大化与形式多元化、影响要素不断全面与深刻、土地属性走向活跃与升值、从第一到第三产业全面渗透的特征。从影响方式来看，一是通过农地转用的法定流程推动乡村空间城镇化转型；二是通过融资、合作、引入等路径统筹一系列社会资源为乡村重构提供资金、技术、创意等支持，直接推动乡村空间改造；三是通过基础设施与工商产业投建增加土地附属价值、加速乡村向城市附属功能承载地转型，提供消费、居住、娱乐等服务以吸引其他资本投入；四是通过宣传、奖金激励等手段带动城乡商品体验和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从而激发人力与土地等多要素重组动力。
(2) 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入市等促进资本下乡。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道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在促进村民获取城市就业信息的同时降低资本投资的门槛与风险；另一方面，闲置优势资源在村委强力推动的修缮保留、整合收储下能加速入市，并在城乡统一市场调控下高效提升空间设计水平及与消费业态的匹配程度，且随着金融服务体系及合作经营环境完善逐渐形成地方品牌效应，从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加入。
(3) 资本介入拓宽剩余价值的“城—乡”转移途径从而推动城乡互动。资本介入使得乡村的闲置空间被整合并流转起来，一方面规避了土地财政垄断等政策因素导致的“建新不拆旧”“一户多宅”的弊端；另一方面，乡村土地财产权利入市激发的资本增值将随着未来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被完全释放，从而为农村主体通过贷款、融资、入股、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增收创造机遇，并吸引更多人与资本来到乡村发展，激发乡村发展动力。
(4) 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因此不能表示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现状转变。一是都市边缘土地的转换始终由地方政府把控，国有资本的租赁改造模式未能破除城乡壁垒，村民主体被边缘化；二是国有资本带动的设计师、游客等互动主体并没有真正融入乡村社会，难以形成在城乡间长期动态转移的互动关系；三是实证基底薄弱，其后期收益以及融资风险未知。

4.2 讨论

(1) 深化资本逻辑下的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理论与实证研究。现有规模化城乡资本介入形式仍以国有资本为主导，未能从实质上转变乡村剩余价值向城市外流的趋势；参与乡村空间重构的新行动主体也与西方逆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绅士化群体存在显著的表现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国有资本的能力局限性，无法补足中国现阶段城乡巨大的资源与市场差距；另一方面在于中国乡村目前的治理模式、生活环境等对城乡间的动态参与主体尚未形成足够的吸引力，乡村自治组织在缺乏资本主体引导的情况下很难独立重塑社会关系网络，城市绅士阶级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难以打破固有的乡土社会壁垒从而参与乡村资源的有效盘活。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进一步深化对资本逻辑下中国特色城乡资源要素重组与乡村空间重构的系统性研究，加强实证探索。
(2) 完善体制机制支撑资本介入下“不征地”的乡村空间重构新模式。① 完善资本下乡的金融保障体系以应对乡村投资可能面临的“脱实向虚”新问题，在发挥国家抓手作用进行规范管制的同时，积极探索保障社会资本利益、降低其参与乡村投资风险的创新策略；② 探索面向未来资本介入模式多元化、村庄公司化运作情景下的乡村治理新模式。明确资源资产化的界限、保障村民主体生活生产的基本权利；明确介入资本主体的权利界限、严防死守集体资产私有化；明确新型治理主体的构成与运行模式，形成地方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与介入资本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强化村民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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