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 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乡村面临整合有限资源实现产业转型发展的现实难题。论文从乡村地域系统“要素—结构—功能”转变的视角出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概念内涵与驱动力进行阐释，并以广西为例，根据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对乡村产业重构的典型模式进行划分，基于此构建乡村产业重构的保障机制。结论如下：① 乡村产业重构可理解为基于当地发展条件与外部市场环境，整合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基本生产要素，通过产业培育、调整、升级与转型，优化空间布局，延伸产业链条，完善产业体系，以实现乡村产业内部良性均衡发展与对外产生输出价值的过程，具有主体多元化与业态多样化的特征。② 在产业重构的具体实践中，乡村地域系统的外源驱动力与内生发展力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产业发展相关的各要素耦合协调。③ 乡村产业重构包括农业种养专业化模式、传统文化产业化模式、乡村旅游驱动型模式、工业制造业集聚型模式与商贸物流服务型模式等5种典型模式。④ 政策方面应重点破除体制机制壁垒，引导关键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中；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综合施策，以期为乡村产业重构实践提供机制保障，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城郊地域是乡村多功能发展典型区域，文章选取典型的城郊乡村地域——徐州市铜山区的319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揭示2009—2019年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生态保育和生活保障等4类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功能间交互变化，总结功能演化类型，探究城郊乡村发展路径，以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从村域层面看，城郊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数量结构分异性与空间格局的集聚性并存；② 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性与交互性演化过程，功能间交互演化的总体关系与局部关系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可将其归纳为5种功能演化类型；③ 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的路径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可划分为功能融合发展、主导功能引领发展、双功能协调推进发展和多功能综合发展等4种路径。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② 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③ 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然潜存。
生态禀赋优越型城郊村往往可以凭借景观资源和大城市外溢效应实现乡村发展，却由于快速城镇化及“虹吸效应”造成劳动力流失、产业凋敝等空心村问题。论文以嵩山风景区传统村落杨家门村为研究案例，基于行动者网络，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乡村转型过程和机制进行分析，并探讨内生动力如何推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案例村转型过程经历了乡村资源向乡贤集中、产业多样化发展反哺村民、政府主导—企业引领—村民参与多元化发展3个阶段，动力机制从内生动力主导向内生动力与外援动力相结合转变，历经乡贤主导—政府主导—社会网络多元化治理的演化路径，最终促进乡村人口—土地—产业—社会的转型发展，实现人才、产业、组织、文化、生态的振兴。研究可为生态资源禀赋优越的城郊型空心村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大规模流失引发乡村人地关系失衡，加剧了村庄空心化问题。科学测度乡村空心化、提出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空心村整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黑龙江省拜泉县为例，基于人口转移率测度了乡村空心化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法评价了村庄发展潜力水平，将二者结合识别了村庄发展类型，提出差异化的空心村整治策略。研究结果显示：① 拜泉县乡村空心化水平均值为0.6529，空心化程度明显。乡镇层面的空心化处于中度和高度水平，村庄以高度和重度空心化为主。农村人口流失主要归因于城乡建设不均衡、农村就业机会少、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② 村庄发展潜力均值为0.2279，整体水平偏低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县城周边、沿主要交通干线以及主要河流的村庄发展潜力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的村庄。产业兴旺(0.5026)水平显著高于乡风文明(0.2703)、生态宜居(0.1472)，治理有效(0.0317)、生活富裕(0.0482)水平较低，成为村庄发展潜力的短板。③ 拜泉县村庄类型划分为Ⅰ类——高潜力低空心化、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Ⅲ类——低潜力低空心化、Ⅳ类——低潜力高空心化4类，整体以Ⅱ类——高潜力高空心化为主，且县域南部村庄发展状态好于北部地区。未来村庄发展应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重心向Ⅰ类、Ⅱ类以及南部村镇转移，并完善宅基地、生态用地、耕地等相关制度体系，促进村庄内部结构调整；培育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探索特色产业规划与升级道路；构建“中心镇—中心村—农民社区—村庄”的新型村镇体系，加强城乡互动，促进要素聚集、资源共享；同时加大环境整治，增强社会保障，吸引人才回归，实现空心化治理与县域乡村振兴。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① 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② 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③ 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当前，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呈空心化态势，而三生融合作为地域空间系统发展的优良状态，其融合过程也是空心化问题治理的过程。探索典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达到“三生”融合的驱动因素和驱动过程，可为传统村落空心化治理提供借鉴思路。基于此，论文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概念进行定义，以湖南德夯苗寨为例，依托扎根理论对影响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相关变量进行解构，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动力机制，得到以下结论：① 生态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本底基础，包括人化生态实践和原始生态实践两条回路；② 生产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物质动力，囊括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和旅游生产阻力三条回路；③ 生活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关键保障，由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和制度生活建设互动三条回路组成；④ 生态保护限制了生产和生活的无序扩张，生态产品打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实践又反促旅游生产创新和生态保护，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功能叠加。总结其地域系统在多重因果键和因果回路循环下达到“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式，可为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借鉴。
流要素不仅是乡村脆弱性时空分化和重组的重要力量，也愈发成为研究都市城郊乡村重构的重要视角。论文通过构建“敏感性—适应能力”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序排列多边形面积法、时空探索分析、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分析了1998—2018年上海市青浦区184个行政村的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人口流、资金流、商贸流的流量度和流向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521增长至0.622，脆弱性等级由中低等脆弱提升至中等脆弱；时空格局呈“先增后降波动式”和“东高西低团聚式”的动态特征。② 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相对长度由“中部区域向四周逐渐递减”，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弯曲度较小且呈现“南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脆弱性时空跃迁的流动指数为0.509，空间集聚结构存在相对较高的转移活性。③ 人口流是提升脆弱性的主导因素，其影响系数为0.022，而资金流和商贸流成为降低脆弱性的关键；流要素的流出度对脆弱性的影响总体上高于流入度，人口流出度对脆弱性增长最显著，影响系数为0.018，而资金流入度的降低脆弱性能力最显著，影响系数为-0.009；“敏感性协同—适应能力权衡”是影响青浦区脆弱性的主导模式；流要素对经济敏感性和经济适应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② 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③ 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在乡村分类的基础上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对推进精准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湖北鄂州市乡村单元为研究对象，利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和ISO(iterative self-organization)聚类法等技术方法，构建乡村田园功能与底线约束耦合表达的乡村分类体系，挖掘乡村类别与田园功能的内在联系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 田园社区功能、产业发展功能、农业生产功能、乡村旅游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优势区表现出沿路、沿江、环湖、围山等空间分布特征；② 鄂州市乡村可划分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护型、保留整治型和搬迁撤并型，且具有明显的田园功能异质性；③ 遵循分类显化功能优势、改善功能短板的思路，以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与构建田园综合体为核心明确乡村发展策略。研究结果在明晰乡村分类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差异化乡村发展策略，可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专业村作为农区经济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被认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许多专业村呈现高度集约化的发展趋势，专业大户的出现和增多导致了部分专业小户放弃从事特色产业项目。专业村中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专业户比例下降，劳动力外流现象已经显现。论文依托河南省专业村2008年和2017年两次普查数据及2022—2023年开展的典型案例区专业村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和热点分析等方法对不同类型专业村劳动力外流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地理探测器对专业村劳动力外流的主导因素进行探测识别和交互作用分析。研究发现：① 整体来看，河南省各地区的专业村劳动力外流数量均明显增多；② 从空间特征来看，农业型专业村劳动力外流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工业型专业村劳动力外流不具有空间集聚特征，服务业型及其他专业村劳动力外流具有空间集聚趋势；③ 从数量变化来看，农业型专业村劳动力外流在河南省各个地区均呈增多态势，工业型专业村劳动力外流在豫东地区最为明显，服务业型及其他专业村劳动力外流相对较为复杂；④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专业户率、区位特征、耕地资源、人力资源是影响专业村劳动力外流的主要因素；⑤ 研究认为专业村劳动力外流的机制较为复杂，村庄和产业是固定劳动力的重要物质载体，产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离心力和政策规范引导产生的向心力相互作用，造成了劳动人口流失和回流处于不断动态变化的状态。
解析耕地功能价值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在关系，诊断区域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程度，对于有效治理乡村空心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典型区域的耕地资源特征，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究辽宁省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与价值耦合协调水平及作用机制，据此提出解决乡村空心化问题的分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在研究期间：(1) 辽宁省耕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平稳上升，呈现“西北优于东南”分异格局，仍具有提升空间；(2) 辽宁省耕地价值耦合协调度处于平稳状态，形成“核心高、两翼低”排列格局，各地市之间差异较大；(3) 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与价值的耦合协调度表现出低速增长态势，二者之间的空间集聚效应缓慢增强，建立了良好的协同关系；(4) 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其价值变化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二者存在演化趋势的非同步性、时空分异的非均衡性以及动态关联的路径依赖等。研究旨在分析耕地功能价值的耦合协调，探讨乡村空心化治理路径，以期促进粮食主产区的乡村“人—地—业”协同发展，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参考。
罗纳德·约翰斯顿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人文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史家。在硕果累累的一生中，他对人文地理学科作出了特别的贡献，表现于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地理学思想史和计量方法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出版地理学经典《地理学与地理学家》《选举地理》《人文地理学辞典》等重要著作、教材40余部。此外，约翰斯顿注重培育健康的学术文化，发表了大量书评，长期担任著名学科期刊编辑。
数字技术与大数据正改变着城市社会与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成为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新的增长点。为了探讨数字数据背景下城市社会地理的最新国际热点，论文从爱尔兰梅努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地理学教授Rob Kitchin关于数字生活与数据驱动的智慧城市主义研究出发，梳理其主要贡献并借以西方视角为城市社会地理学寻求启示和中国化方向。首先，对社会地理学前沿代表人物Rob Kitchin的学术生命历程、研究内容及其与时代发展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和网络分析。其次，阐述他在数字生活与智慧城市上的学术观点、理论方法和实践应用。尤其是，解读慢速计算思想并探索智慧城市生活的前沿话题，包括数据认识论、工具算法的人本化以及城市技术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等内容。最后，总结并批判地指出数据融合、数据共享开发、数字鸿沟与包容等亟待讨论的问题，提出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发展见解以及同期研究的中国路径。
